所谓‘两会’的堂皇，只是慌乱者的自我安慰和掩饰。结果，忙中难免出错，错中难免出乱。而乱世出英雄在这里却从不显灵。

明星、戏子和演员的登堂入室，却丝毫不改其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色。虽然有三流演员做了一流总统，但那是在美国，政治意识和民众参政水平的差异化，导致这种结果貌似很难具中国特色。

政协委员刘翔是一个缩影。连续缺席三年的刘委员今年终于按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但是很可惜，他的提案是别人代笔。连一个提案都需要别人捉刀，何不直接请辞呢？

既便如此，刘委员的不作为还不是最糟的。

想象如下场景：丈夫必须为妻子的家务活付钱，所有私立网吧受到禁止，人的生计尚未解决，却立法解决动物的生存待遇权，所有问题都用一种称为‘科学发展观’的神奇政治公式来解决。 
　　倘若这些创意你会觉得奇怪，却如实反映了两会的真正价值。

在最不该缺乏政治意识的舞台，却凸显了政治常识的稀缺。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基层小代表，均变现出对基本政治常识的无知和藐视。假如稍微掌握一点政治常识的话，去看CCTV的报道，那简直是一种折磨。

每年春暖乍寒的时候所涌现出各式各样古灵精怪的奇思妙想，其实是对政治常识的再普及：所谓智商和政治智商，当中的差别真的是千差万别。倘若他们真的是毫无智商的话，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多多姿多彩浮想联翩的匠心独运呢？但假如他们真的有稍微一点的政治智商的话，怎么可能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抛出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构思呢？

每年的两会，已经演变成大堂会和名流俱乐部。表面富丽堂皇却于事无益。最需要代表的底层，却无人充当其民意传播通道。当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这样的两会不但是无益，反而是越发显得侮辱民众的智商了。这个意义上，它有点像今年的春晚。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连续N年要解决房价虚高的问题，现实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它撕的粉碎。

引用最近那篇‘革命文学’的开篇：中国患折腾制度之苦久矣！

‘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好报纸’。这不是愤青们的反语嘲讽，而是位市级党报总编辑在当地党报上写的新年贺词里的‘誓言’。立此存照，文人相轻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将主流民意边缘化的企图，正以占据主导地位舆论媒体的不作为以及误导而温水煮青蛙式的静悄悄上演。基于党报地位的角色定位，只能不惟实，不惟民，只惟上。于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丧失殆尽。

资本对文化和公意的侵蚀，要比资本和权力结合起来对公利的侵害来的更加猛烈。鉴于现代化触及阶段的中国特质，价值观的丧失才是动摇社会根基的要害。

前晚上视纪实频道，讲述中国公共医学第一人颜福庆晚年在文革中的遭遇，令人唏嘘不已。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在风烛残年，却有病难医。最后在病痛中掩面西去。

文革对精神和价值的毁灭性摧残可见一斑。所谓人妖颠倒，黑白不分。那个年代，过来人当恍如隔世。我等未曾亲历那段历史，理解始终不得要领。

文革之痛于历史价值，当如对某些文化价值观和责任意识的摧毁。而当今的一切，疑似走向了历史的另一个极端。唯一不变的逻辑是：威权力量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汉书》所言：‘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所以，所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个极具欺骗性的伪命题。

当传媒大亨默多克与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还在为‘数字报’是否收费掀起口水战，打的不可开交时，中国的《人民日报》电子版却已悄然开始了收费运行。在默多克的新闻王国都没能达到此目标的前提下，其摇旗呐喊的“报纸电子版读者收费的计划”已暂缓执行，《人民日报》吃螃蟹的勇气和霸气跃然网上，一览无遗。

依靠行政命令和摊派任务成全为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显然要拥有让自由王国默多克所垂涎万分的优势。即便前者内容大都言之无物，华而不实，被众多人诟病。它唯一不缺的是读者和订购群，这在全世界媒体届，都能让人叹为观止。

中国新闻媒体的定位，至今仍停留在留声机和传话筒的角色。因此，当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叮嘱‘媒体，要讲真话’的时候，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媒体的定位和角色重置，则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市场总监一针见血：不惹麻烦的报纸才是最好的厕纸。当为诤言。

鉴于最近敏思删我的blog删的多了，导致我兴味索然。加之最近公务繁忙，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微博上了。但既然敏思的编辑不厌其烦的删，我愈要不厌其烦的传.....毛主席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韩寒竞选上海市长’的甚嚣尘上，更像是个黑色幽默，为圣诞将至的上海点亮了一丝明光。这个曾经沦陷为各国租界的城市，彷佛丝毫不在乎自己那段羞于启齿的过去，而将耶稣基督的氛围渲染的富丽堂皇，无所不达。愈是高贵的地方，愈是能显现出这种喜庆气氛。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无神论，在这一刻显得极其苍白无力。毋宁说，圣诞文化的中国盛行，和所谓神论并无瓜葛。它追求的是某种时尚或者生活态度，而非虚拟不存在的耶稣上帝。

上海并不打算割裂与过去的历史，因为全球化和殖民统治之间的区别，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以单个普通人的眼光，这中间并无差别。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鸿沟，彷佛‘天堑变通途’。拿那句华而不实的官方话语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民族与世界的融合代表了一种趋势。但是，民族间的差别，或者说区域内的差别，却远非全球化那么乐观。因此，乐观主义者热炒的‘中国巨龙’概念，实质上并无精气神。因为，它内在的价值观和赖以支撑的统一的资源载体并不存在。至少在当下，这条龙身上各个器官间并不能达成一致。

区域及阶层之间的不平衡，应当已成权力层政策考虑的中心议题之一，倘若寄望依旧能维持自己统治的话。按照所谓正统政治经济学观点：生产力发展必定会产生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带来文化的冲突，只能通过深层次的产业调整来平衡。正式语言为：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草根文化的盛行，实质是主流文化价值缺失导致。当传统意识形态逐渐被经济全球化消融掉之后，新的价值观，却由于主流文化载体的一盘散沙，以及与民意的背离而迟迟不能登堂入室。

道德虚无主义的盛行，表明了现在由主流主导的价值观彻底沦丧，不名一文。中国的权力和资本暴发户们所积聚的第一次原始积累，和《资本论》里描述的资本家们的起家过程并无二致。相形之下，由于权力和资本的沆瀣一气，前者更加赤裸裸和血淋淋。将苏联解体后的暴发户发家过程立此存照，会发现两者之间的高度相似如出一辙。

政治驭术益发的行为艺术化后，宗教作为一种非主流但略显高贵的文化价值正式登堂入室。庙堂上期望能用宗教的麻痹作用，缓和日益紧张的内在关系；而新贵们，却寄望以此一步跨到资本主义，实现身份现代化的完美接轨。由此，舶来品正式成为时尚，越是非主流，越受推崇。演变到最后，到了外滩三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开口。因为人家说的全是法语。

上海外滩三号和南京涵洞两者的话语天差地别，截然不同，却能貌合神离的共存一室。这是‘韩寒竞选上海市长’黑色幽默的民意基础。在无数实践已经证明，体制内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吐故纳新机制完成自我救赎，民众只好发挥想象力，寄希望于驴唇马嘴式的拉郎配效果，进行自我心理慰藉及情绪宣泄。

网络成为民意反映的主流，绝非网络传播手段的更新使然。在常规的民意反映渠道堵塞，正常的沟通机制不能发挥效用时，网络作为新生力量异军突起，俨然白面包青天重生，成为主流民意惩治贪腐，匡扶正义的绝佳舞台。而专职机构的不作为，客观上助长了网络民意的起哄。在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压迫下，民众只能期望以法不责众的托辞，在道义上首先占据制高点。

草根与庙堂的价值差异，远非简单的网络沟通所能解决。所谓‘网络黑社会’，仅仅是正常的‘社会黑网络’遍布丛生而致。CCTV高高在上，永远是一副板起脸来训人的姿态，给网络下了一个唬人的定义。因此，‘网络黑社会’只是CCTV，也就是官方所臆想出的另一个假想敌而已。之所以会有假想敌，是因为它本身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或者说，它至今仍固守着中世纪的传统思维，却试图用它来指导整个世界跨海奔月。

倘若我们真的遵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说不定韩寒真的能当选为上海市长。这又是一个悖论。

穷其一生对威权主义穷追猛打的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人们接受某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因是人们出于对一种归家安全感的需求，处于一种权威主义下，我们可以部分摆脱死亡、人生、黑暗的恐惧，这意味着，人们以自由、平等和批判权利的代价来交换心灵上的平静和安全感。换言之，人对个体理性的追求超越了社会理性的要求，我们始终无法摆脱那些俗套的窠臼，超凡脱俗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

这或许能解释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心理根源，也是威权主义者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当社会格局的内部矛盾还触及不到利益分配弱肉强食的核心区域时。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美谈于中国，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唐福珍血肉之躯，染红了身下的国旗，却依旧未能挡住政府誓将一切障碍横扫的决心和信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被写进《宪法》，却依旧难当那一纸拆迁条例，法治与法制的博弈，在这一刻彰显无遗。

成都地方当局的反应再次说明了‘拆迁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那支高高在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翻脸犹如翻书般的变化，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常让人分不清它到底是胡萝卜还是大棒？花团锦簇的隆隆胜景转瞬间画地为牢，成了套在民众挥之不去的紧箍咒，欲想挣脱却愈加紧固，温情面纱被撕的粉碎，草民流寇沦为专政的对象也势成必然。

唐福珍案的标本意义在于，又一个殉道者以飞蛾扑火的方式表达了对理性社会涅槃的无限向往，与开胸验肺的悲怆相称，中深受煎熬的青蛙，却日益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冰凉。

‘每个人都能从唐福珍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一点睛之语道出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正日渐白热化。与此同时，对理性社会的追求，越来越湮没在物欲横流和灯红酒绿的觥筹交错中。民众即便丧尽自身权利，却依旧无法换取内心的平静。

一种制度的边际效益日渐式微，期待追求理性社会的目标，引领社会发展的力量远离理性，这种格格不入的制度格局，是困扰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深层次危机。

名盛一时的老资格革命党人周瑞金之前在《联合早报》上提醒当局要注意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危险之后，上周六又在上海延安西路的真锅咖啡馆接受了FT的采访，话题的标题老生常谈却又醒目照旧：权贵资本主义危险越来越大。

将‘中国模式’概念逐渐放大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大部分是天然的乐观主义者和根红苗正的新老布尔什维克。当然，美国人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也难卸其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外国人多于中国人，老年人要多于青年人。

中国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于政绩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消融了民主本义的需求。民主实验在中国屡遭失败的根源在于政绩合法性的支撑一而再的发生效用。

中国模式的最大困扰在于，它依旧没有解决权力的高度集中，此刻就迫不及待的提出所谓中国模式，更像是自恋癖者关起门来的意淫，而非现实主义者的真切感受。它没能将权力逐渐分解并赋予它一条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对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评价体系至今还是一片空白，权力代议者与民意联系的沟壑还是天隔一方，

倘若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想创造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模式，不解决民意对政治的分解要求显然不切实际。

当物的分配逐渐排定座次后，物权的分配逐渐就被提上日程。倘若不能以改良手段有效化解利益集团的蚕食和霸权，社会将陷入又一轮腥风血雨推倒重来的历史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崭新名词，在理论意义上即有许多悖论，在实际效果中也是步履蹒跚。盖因其内在的逻辑悖论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当政治集权主义阴魂不散，经济领域的分散注定将是高度权力主导下的资源分配过程。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无法兼容，相互之间的博弈，在特定的环境下，更有可能的前景是陷入画虎类猫的不论境地。

中国的情况一直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或者民权。但其一直都不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权力的分解和释放。它极可能成为帝国历史宿命的重新演绎，也可能成为创造另一种崭新文明的契机。而这，需首先以限制利益集团的为前提。

在这个意义，孱弱的中国模式实在不堪一击。

外交杂志（《Foreign Policy》）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thinker)，称他们的思想塑造了2009年的世界。排在前10位的12人中有8名美国人，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力压美国总统奥巴马名列榜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名列第9位。

看起来，《外交》杂志比周小川还要不靠谱。

城管与小贩的对峙，既不是执法手段文明与粗暴的问题，也不是执法程序合法与非法的问题，实质是阶层与阶层的对立，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属性改变带来的生产关系日益不协调的问题，如果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正确的话。权力阶层层出不穷的雷人雷语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这一理论添枝加叶，清晰的阐述了官方老生常谈的中国国情语境下的含义。一语道破天机的实话局长逯军给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这是毫无置疑的敌我矛盾，而非老生常谈的人民内部矛盾。

将解决对峙问题的手段局限于执法手段的文明化以及程序化，显然是偏离了主题，隔靴挠痒，于事无补。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是对统治合法性概念显而易见的理解误区：将合法性等同于合法律性。而真正的合法性意义在于，除非这种法律是契合社会之善的基本要求，并能不断推演它的正义逻辑。否则，法律的伪善和恶俗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合法性的阐述经过政治学家们的研究已经大致有了确切的内容界定，而中国语境下，仍然停留在合法性理解浅尝辄止的初级阶段。这种肤浅契合了民主的中国化困境，让‘威权即合法’的阴影，或者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隐晦而真实发生效用的版本，始终成为某种挥之不去的幽灵。

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矛盾扩大化，而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规则的改写显然不能寄望于现有体制的良心发现或者酒足饭饱后的慈善心态，而必须借助某种外部力量，去搅动打破这种政治生态平衡。因此，奥巴马访华，各种势力完全不同的期望寄托，成了其在华期间各种活动的不同解读版本。从中可以窥见非主流意见对其溢于言表的失望之情，这当然不是奥巴马疏忽大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本来就寄错了希望主体。

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是，寻找搅动社会平衡的外部力量，是一件棘手的事。改良派对激进派的批评，立意于后者对社会现实的置若罔闻，唯恐天下大乱而产生某种副作用。他们期望能用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的稳步推进，同时尽可能的降低现代性产生的副作用。中国当下的现实却让即便最温和的改良派也对渐进政策的效用产生了怀疑。因为，渐进政策一个基本的前提，却是传统中国政治一直以来都缺少的：理性与妥协。相反，短视与冷漠却是中国政治一以贯之的传统。

于是，社会规则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两种语言系统，在各自的阐释平台上自说自话，互不相交。两种力量的对立就此形成。

当现有体制的禁锢无法容忍外部力量的介入，其内部有无法内生出新的新鲜势力，封闭的组织内部循环必然会陷入一潭死水万劫不复的深渊。倘若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做变更，马太效应日渐扩大，城管与小贩所代表的两种力量的暴力压制与反抗，如若不是强势力量的绥靖结局收场，便是暴力反抗愈发愈烈，局面最终不可收拾。

历史教科书上，这样的结局通常叫法国人民武力攻占巴士底狱。

凯恩斯说：“我们时代许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弊病，都是起因于冒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是由于某些居于优越地位、能力较强的个人，能够利用这种不确定性和无知来牟利。”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判断和当下中国局势的发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唯一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形势发展早已超越了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领域的严重弊病只是众多社会积弊的集中反映而已。倒置列宁的一句话是：经济是政治的集中反映。这其中，发改委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发改委的极度拧巴实质是强权主导的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在利益已经排定座次的前提下，一切拙劣的行为都被冠冕堂皇化了。天然气短缺的背后，隐藏着垄断国企披着市场原则的皮，坐收高额垄断利润之利。如果之前国资委主任的‘长子’比喻恰当，现实情况是，这个不孝子正利用父亲给予的特权反过来要挟更多的利益。国企横跨政府与市场，脚踏两只船，左右逢源。当需要市场原则时，满口的亚当·斯密奉为圭臬。而当民营企业威胁到自身利益时，则又搬出来凯恩斯救驾。背后的逻辑则是，不惜一切手段谋取超额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名词，至今仍旧只停留在理论意义上，实践中，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不伦境地。

将政府行为视为利益集团和利益攸关方共同主导的结果，有时候可能会陷入一网打尽而误逮小鱼的窠臼。鉴于民众的辨别能力有限，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基于政府行为的暗箱操作化、不透明及利益导向，当然无法祈求民众能做出更公平的判断和理解。

于是，‘不明真相’作为‘民众’的固定定语而成为各种事故的旁白词。‘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式统治权术显然已经过时，至少在民众眼里是这样，却依旧成为官员手中挥舞的不二法门呈堂证供。广州城市垃圾焚烧站的反复说明，当关系切身利益时，民众显然无法顾及到冠冕堂皇的说辞。威权与民主的矛盾在这一刻迸发出来。在‘大家’说辞与小家切身利益的博弈中，民意的日益坚挺反映了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即便民众依旧能接受威权主义，但反抗行动日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种权术是以私有制的思维逻辑，去推进公有制的发展演绎，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若是不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显然无法制止民怨沸腾。

撇开那些根深蒂固的老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思维，即便是稍微开明点的老资格左派现在也被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惊秫的一脸茫然。左派老生常谈的习惯逻辑是中国更适合维权主义模式，其信手拈来的论据是三十年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深刻变革。当强势政府带来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成就时，他们也想当然的期望能带来社会进一步的深刻变革及古老文明的再度复兴。

这个完美设想唯一的隐忧在于政治代际传宗接代过程中的基因变异以及政治智商的沉沦，类似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般的不幸被中国历史周而复始的证明，中国五千年政治文明已经清晰的显示了王朝更替的一般原则，即：即便是穷尽天下美女，将优秀生理基因与养尊处优的培养合二为一，却难以改变对政权掌控的力度和精度日渐式微的落魄。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朝代兴亡更替的讨论，只是在字面上跳出了这一周期率，在实践中，至少在当代，它依旧在发生铁一般的效用。基于私有制下更能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向心倾向，却依然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封闭政治传统的弊端可见一斑。

封闭是中国政治传统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只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传播的高速化已经逐渐消融了这个主旨的内在精粹。当崭新一轮利益分配格局盖棺论定后，民众是否依然能接受威权主义，这是一个问题。吴晓波在微博上留言：【最近参加几场论坛，人人所谈几乎都是楼市股市，投机气氛之浓，历年罕见。财富向流通，向上游，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越来越快，竟有末世之象。】

这是所见之最忧心而客观的评价之一，也是我预判新浪微博不久后即将‘被’关闭的证据之一。但愿我对微博的担忧只是杞人忧天。

公司里四十多岁的清洁工阿姨，在上海还不算偏僻的闸北马戏城这带有2套房，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福利房，后转入商品房，均套80平米。一套自住，一套是公公婆婆去世后留下来的。按照现在这个地段市场均价三万来测算，阿姨身家当在四百万以上。

于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每天替我们端茶倒水、擦桌子拖地，拿着相当于上海市低保线工资，做最不起眼工作的清洁工阿姨，原来是我们这里身价最高的人。而我们这帮看起来人摸狗样光鲜靓丽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暗地里却被极高生活成本折磨的焦头烂额举手无措的城市新奴，整天居然被一个几百万富翁伺候着。

这是我那天被感冒折磨的头晕眼花，坐在办公桌前望着穿梭而忙的保洁阿姨突然悟出来的事实。这个中国经济价格和价值严重扭曲的滑稽和反讽意味十足的典型反映一下子震撼了我那原本脆弱不堪的心灵，原来我可以如此这般的对一个百万富翁级别的人颐指气使却一直浑然不觉。

外地人可能会argue：如此百万级别的人，何故会去别处担惊受气？

阿姨丈夫下岗，阿姨本身也属内退性质，正在读大学的儿子明年毕业。其经济来源除了阿姨每个月那点能和低保相当的工资外，还有原单位给予的下岗工资。除此之外，无它来源。因此，即便身价几百万，其现在的经济能力亦是捉襟见肘。

阿姨之所以守着一套房不卖，是因为要留着给儿子攒结婚买房子的钱。按照上海人的观念，作为一个土著上海人，若是结婚，男方家里不买房，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阿姨唯一的念想是，将来卖掉一套，然后再去郊区买个新房以备儿子结婚之用，且卖房的钱也仅够去郊区买套新房而已。除此之外，还不涉及将来的养老。原来，那个身价好几百万的阿姨和我们这群新上海人同样深受高房价之苦。

清洁工阿姨的经历将某些经济学家宣扬的房价高代表资产增值的说法撕的粉碎。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小学毕业的清洁工阿姨的政治智商要比某些身居庙堂之高的韬略者更胜一筹，因为，骗子的拙劣伎俩能欺的了上，却瞒不了下。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的逻辑很滑稽：现在房价是合理的，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一种商品能够变成货币，是最惊险的跳跃，楼市上的房子完成了这个跳跃，这说明它的价格是合理的。

卖的出去，就能说明价格合理？这个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不需要太深究就能驳的倒，看起来，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一定要拉郎配的和谐起来。

自打我在一次会议上给公司的那帮小年轻们揭示了这个‘秘密’后，之后，每当阿姨再去给他们擦桌子扫地时，他们的眼睛里分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规矩与客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演变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官员智商之间的矛盾。盖因当下官员的言行，是需要将正常智商减去六十以后方才能理解的东西。

中原大省河南的网络名声最近一片狼藉，彷佛是延续前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河南人到底得罪谁了的争论。只不过，之前的言论集中在民间，而这次却是官方主导。

河南风景独秀，当然不是水土方面的原因，更非‘地缘政治‘和民风因素。河南官员反映出来的问题，只是整个权力阶层愚蠢思维所呈现的冰山一角。当下这个社会，却是很难按照传统的政治思维可以理解的东西。一部献媚式的《建国大业》，似乎是有意以无间道的方式去引导上层建筑有勇气和能力去直面正视六十年前所主张的民生为本理念，却被官方当成主旋律宣传品而大加褒扬。看的认真者哑然失笑，这其中的吊诡乌龙深刻显现了无知者的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

当然，地方官员的低能政治智商绝非情商所致，而是利益驱使。即便是体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机制的巧妙运作和利益争夺的弱肉强食，偶尔也会引发体制内部的擦枪走火。

新华社和五矿之争，反映了即使是铁板一块的中国主流媒体，也可以‘N权分立’。虽然在潜意识里，仍然当成是自家人。五矿办公室主任的一句话道出‘真理’：这是新华社的报纸，他们怎么能这么做？我们是国有企业！

这句话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在五矿看来，新华社明显是大水来冲龙王庙。如此不认家门的做法，深刻揭示了一点：公到极点就是私。民众的利益竟然被当成自家私事而草草了事。

关键的问题是，温水中的青蛙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在互联网新技术浪潮的推动下，民意集中和反映的渠道、方式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让弄权者的无能和愚蠢一次次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被《商业周刊》称为是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财经》原主编胡舒立终于离职了，这是个不出各方所料的结果。新闻独立和资本控制的博弈在这一刻倒向了后者，当下中国，独立作为一种个性，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从业价值，都难以深耕立足。

深陷其中日益惶恐不安的是媒体从业者。当他们在压制和个性独立两种相互扭曲的双重性格折磨下，会发现自己日益江郎才尽。窘迫的不是他们的才气，而是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人格’分裂。他们必须是主流声音的宣导者，去倡导‘主旋律’，但又不得不同情民生多艰，社会的‘分工’让这种身份的双重性质日渐不能合一。当人格分裂后，会导致精神错乱。当社会的格调分裂后，会引发社会尖锐的矛盾频发和严重的阶层对立。

这是一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集体困境，而非胡舒立一人。当资本和权力联起手强强联合，个人力量总归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互联网民意的聚集欢呼鼓舞，毕竟，他们赋予了民意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展开对自身权利争取和保护的另类途径。

警察神兵天降破门而入，义正词严厉声呵斥，将嫌疑人按倒在床边。彷佛是受重庆打黑感染，一出黄毒严打大戏正在中原郑州上演，郑州市举300警力，全城扫黄。却意料之外，换来一阵质疑。

我上次在关于重庆扫黑的Blog中说：中国特色的法律执行体系中，公安应该只是执行层面的司法力量，却在各式案件中不幸被推至前台。这应该是至今没有形成依法治国体制的最典型证据！话音未落，河南警方又添新佐证。

这出大剧的滑稽之处首先在于，真正的黄毒从来都不是隐藏在那些已处于半公开状态的洗头房和娱乐场所，幽暗昏黄的灯光下顶多是肾上腺激素猛增的男女苟且。即便会以交易的形式发生，却仍旧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周瑜黄盖你情我愿之事，你能奈何？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真正的黄毒滋生蔓延于各式豪华别墅和官员的私密之地。当‘嫖处案’频发，权力者将自己的职业和个人道德标准一再降低至新的底线时，却期望能用一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骚扰式打击去杜绝黄毒侵袭，倘若不是自欺欺人，欺上瞒下，便是毫无创意跟风作秀。

因此，当警察冷不丁的来一次所谓扫黄，怎么看都摆脱不了政绩困扰和引蛇出洞的阳谋论调。300警察一夜之间只逮到9名小姐，我当年在郑州火车站转车时，广场上转悠了2个小时都不下9个提供特殊服务异乎寻常的热情征询。难道事隔这么多年，郑州的不良职业从业者们都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成？

当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恍惚间成为世道主流时，纵然小姐小偷，也非‘宁有种乎’。试图用严打方式去消灭黄毒，无异于竹篮打水的臆想。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就说过：贫穷是犯罪和革命之母。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倘若衣食无忧，且毫无市场，女人不会去走上曲线救国这条路。在丧失尊严和生命苟延的博弈之间，不是每个人都会合乎理性逻辑的去选择所谓阳光大道。

其次，擅自将不良职业从业者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行为堪称恶劣之极。警方的神兵天降犹如报告文学中描述的英勇善战，且抓奸抓双，铁证堂堂，容不得你狡辩。和两年前深圳警方将这些女人当街示众的方式相仿，郑州直接将战利品公布在网上以飨读者。不良职业从业者的屈辱和不堪就这样被摆放在众目睽睽下，成为地方官员政绩祭旗贡品而展示胜利果实。

小姐的权利和尊严被强大的公权力一脚践踏于床边，失颜掩面，羞愧难当。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氛围下，这个最不为人所齿行业的从业者又不幸充当了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灰暗的标本。

权力者的傲慢和无知不但会时不时的通过一阵风式的展示会宣告自身的存在，偶尔也会擦枪走火不慎将体制内部的内讧公告天下。继绿坝事件之后，中国互联网又遭当堂戏弄。

新闻出版署和文化部的<魔兽>审批之争，将政府职责的混沌和争名夺利行为昭然若揭。同一件事情，文化部已经审批完成，却被新闻出版署拒绝。那句著名的‘喊你回家吃饭’貌似已经未卜先知的发泄某种不满。

互联网和网游行业的高额利润俨然已成权力者眼中垂涎欲滴的肥肉，且是一块旭日初上的朝阳肥肉。两部委的审批权限之争也就不难理解。当领导热衷于上小学生课写致歉信的时候，是否也应该静下心来去关心下本该属于自己料理的那一亩三分地，避免无知者和弄权者的愚蠢再次嘲弄人间。

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就这样在‘黑’车司机、小姐以及若干弱势群体丧失尊严的代价中亦步亦趋步步为营。上海执法队钓鱼，郑州警方抓鸡，出版署和文化部‘魔兽’审批之争，权力异化行为殊途同归而已，本质并无不同。在权利和经济利益挂钩的原则指导下，若不将自身硕果仅存的权力证明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去支撑那些酒囊饭袋的挺直腰板？

为了检验政府的网络服务意识及水平，我借题发挥找了个事在网上给上海市长信箱写了封投诉信。

信是在9月29日发出的。于是，有了下面一系列回应：

9月29日，收到系统自动回复的消息：

XXX：

      您写给韩正市长的信访事项，信访件流水号为：200909291508135270，本中心计算系统已成功接受。本中心工作人员将尽快处理并给予您回复。有关情况将通过本网站的"办理查询"栏目及时告知予您。

看的出来，上海市政府的信息化建设还是卓有成效的，至少系统的运转状况良好，不像大多数中国政府的信息化建设，纯属摆设，信息滞后，反应迟钝。

9月30日，收到系统内部转发答复：

XXX：

   2009-9-29 15:12:41，我中心收到您写给上海市“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的信访事项，信访件编号为：200909291508135270，本中心正在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该信访事项办理，我们将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的规定在５个工作日内转请有权处理的机关办理，有关情况将继续通过“办理查询”栏目及时告知予您。

10月9日，收到系统内部转发答复：

XXX：

 2009年9月29日，我中心收到您写给韩正市长的信访事项，信访件流水号为：200909291508135270，来信编号为：网2009040588。本中心已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转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有关情况将继续通过“办理查询”栏目及时告知予您。

10月12日，继续受到系统内部转发的答复：

XXX：

 2009年9月29日，我中心收到您写给韩正市长的信访事项，信访件流水号为：200909291508135270，来信编号为：网2009040588。本中心已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转请市教育委员会办理，有关情况将继续通过“办理查询”栏目及时告知予您。

看起来上海市政府信访办貌似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划分不是太清楚，否则何故一件屁大点的事，转了三次都还没转对部门。10月15日，再次被转发，收到回复：

xxx:

      2009年9月29日，您写给韩正市长的信访事项，信访件编号为：网2009040588，已由上海市“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委托我单位转交“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该单位将根据规定，在15天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答复，有关受理或不受理的情况您可以通过上海市“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网站进行查询。

看起来这件事终于被转到了事发单位，不过我心头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投诉的就是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却东转西绕的最后竟然回到了这里。真不知道信访流程是如何确定的？

10月19日，收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网上信访中心’的答复：

张恒军:

      2009年10月19日，收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交我们办理关于您来信的信访事项，编号为：200909291508135270。经研究，我单位决定受理。我单位将及时给你处理答复意见，您可以在上海市“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网站上查询处理答复意见。

10月30日，接到一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人的电话，得到并不圆满的答复。这个结果当然不出我所料。

总结此次上访，以下启示：

a，           上海市市长网络信箱是活着且运转良好的；总体来讲，转的速度相当快；相对于各地政府网站形同虚设，纯属摆设的尴尬，上海市政府信息化建设还是卓有成效的；

b，           信访办的办事者貌似对相关政府职责一头雾水，一个简单的投诉，竟然前后转了3个部门才找到对应的机构；不过这个过程符合政府一贯的办事逻辑；

c，           最难理解的是最后转对的部门。我投诉的就是这个部门乱收费，结果竟然转到这个部门给我答复。如此大水去冲龙王庙的举动，实在难以理解；

d，           有了C步的难以理解，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得到一个并不圆满的结果；

最近各地流行查办涉黑案，看来依法治国已经蔚然成风。我等法盲也假模倒样的附庸风雅随波逐回流，恶补下法律常识。结果，不补不知道，一补吓一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曰：

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qing/2001-12/03/content_171467.htm） 

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04/29/content_376894.htm）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注释1：

【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成立】2月13日，南汇区城市交通运输管理署、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成立大会举行。副区长朱明福，区建交委主任程振德、党委书记张铁基，市城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总队长张立伟共同为两个单位揭牌。该执法大队为全额拨款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行政上隶属于区建交委，核定人员编制55人，设大队长1人、政委1 人、副大队长2 人。内设办公室、财务保障科、勤务科、法规科、案件审理科5 个职能科室和货运检查中队、汽修稽查中队、客运稽查一中队、客运稽查二中队、客运稽查三中队5 个执法中队。 （傅金龙）（链接 ：http://www.nhsz.gov.cn/nhnj/ArticleShow.asp?ArticleID=144）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注释2：

去年（2007年），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按照“打黑到底、监管到位”的目标任务，坚持疏、堵结合，开展了全天候、全方位的联合整治，依法执行行政稽查1127次，共查获涉嫌非法营运车辆4483辆（次），有力地打击和遏制了“黑车”非法营运的嚣张气焰。
　　目前，在惠南镇、周浦镇主城区及东门汽车站、区中心医院等客流集中点，非法营运小“黑车”明显减少。除了“堵”，南汇还加大了“疏”的力度，政府出台了相关鼓励政策，使不少正规出租车重返“根据地”。另外，投资新增的环城公交线路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了方便。（链接：http://www.nanhui.gov.cn/NHZF/HTMLDynamic/ZXDTX_3050/200801/info58869.html；）

注释3：

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链接：http://news.sohu.com/20091018/n267458525.shtml）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注释4：

【上海两区政府同时为钓鱼执法事件认错】新华网乌鲁木齐１０月２７日电；今天，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和闵行区政府分别为发生在本区内的“钓鱼执法”事件认错，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于同日召开常务会议，承诺将对相关责任人问责。

········

调查报告确认，原南汇执法大队在１０月１４日执法过程当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而“乘客”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

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所谓的乘客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乘客”，而是媒体所称的“钩子”。 （链接：http://bt.xinhuanet.com/2009-10/27/content_18058580.htm）

注释5：

昨天，在联合调查组公布孙中界事件调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坦诚地表示，孙中界事件的出现，不只是一个（个案）·······（链接：http://news.online.sh.cn/news/gb/content/2009-10/27/content_3173039_3.htm）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注释6：

“它（孙中界事件）的本来面目是有所谓的乘客，所谓的乘客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乘客，媒体称为‘钩子’，我们调查发现不止一次；其次，有社会的人员参与了组织‘钩住’他们；再次，我们的执法队把执法时间告诉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取证是不正当的。 ”姜樑表示，对于这个事情，区政府应该承认错误，应该向媒体和公众表示道歉。（链接：http://news.online.sh.cn/news/gb/content/2009-10/27/content_3173039_3.htm）

以上内容版权分属全国人大、原南汇政府、搜狐、新华网、上海浦东区政府区长，本人只是‘不可随处小便’和‘小处不可随便’的技巧运用而已。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若有人对号入座，请法院酌情判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若2年非法收入超过五千万的，请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泄民愤！

BTW：南汇区于今年刚并入浦东区。

拨开云日，又见一丝晴天。舆论对权力的较量，又胜了一个回合。上海市府一锤定音：浦东区执法大队做法无理，向当事人道歉赔偿。

网络民意的胜利实在不值得欢呼雀跃。非对称策略又一次显示了效力。类似于开胸验肺，无助者又以自虐断指行为向权力者表达了清白诉求的渴望和无可奈何。

在网络民意的推波助澜下，妄为者的节节败退，助长了民意的聚集式应诉，而非通过程序体制的机制去寻求问题解决。某种程度上，网络暴民的隐患绝非杞人忧天。闫德利案显然是后一种方式的负面效应。

新华社官派作风十足依旧，报道标题颇具回味：‘上海市政府认定钓鱼式执法取证不正当。’钓鱼式执法肯定是不正当的，难道还需要上海市政府认定？要害不在于钓鱼式执法的正当性，而在于是否有勇气承认政府确实使用了钓鱼式执法。相比一周前矢口否认的斩钉截铁，不知道浦东的父母官们今日有何面目在众目睽睽下做深刻道歉？

这当然难为不了翻云覆雨手法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的官员们。倘若不是碰上一个爱较真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管理人员’将已经横行几年之久的钓鱼执法大白于天下，不知道市级先进单位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能继续创收几载？坐享名誉与经济利益的双丰收呢？

无礼者的骄横显然是体制纵容娇惯的结果。真的政府，需敢于直面扯淡的官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责成浦东新区政府向社会公开道歉。浦东新区是否也会给新华社写个致歉信，毛笔写成，古题书法，特别注明：政责自负。同时，操纵笔杆子，写个所谓内幕软文：此前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出此下策，实在是逼不得已云云……..

政府裁量权与公民自由权的对峙，在中国是个源远流长的积弊。两者之间的博弈，远非立法机制的到位和体制内修修补补所能协调。当个人只能通过自虐或暴力反抗方能获得体制的重视和问题解决，社会冲突必然不可避免。要么是社会残疾的症状不断加重，造成政府信用的日益流失和道德价值的孱弱不堪；要么是暴民政治的治乱循环，整个社会不得安生。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于戚戚然的地方官员，显然是个扯淡的虎皮。倘若不出所料，道歉变成作秀，损失由国库支出。2年5000万的非法收入，最后竟然是市级政府的朗朗青天，和几个官员隔靴挠痒无关痛痒的道歉草草了事，相形之下，面对央视镜头侃侃而谈嬉皮笑脸令人生厌的嘴脸，体现出权力者对真相刻意蒙蔽的卓然自信和稳坐钓鱼台，而这，才是隐藏在钓鱼事件背后更深层次需要去追问的问题。

倘若体制内部不做改进，能见到的也仅是一丝晴天而已。

而中国的法制与法治问题，也远非几句依法治国就能解决。

2009年10月22日星期四

鲁迅老先生《一件小事》的影响颇深，以致于每个中国人在小学阶段几乎人手一篇类似‘一滴水能折射太阳光辉’式的作文。中国人是特别善于‘三岁看到老’，以小识大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礼教浸淫人心成型，挥之不去，发展到现代管理学改头换面为：细节决定成败。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的这一理论发挥到极致，就变成了矫揉造作，矫情的负面后果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当然，普通人家是没什么能力和事情能定义为‘舆薪’的。

于是，隔壁家卖猪肉的二狗哥以自己弹得一手曲高和寡的媚调为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那双本来应该杀猪的手和琴弦上微澜拨动的芊芊细指就这样貌合神离的合二为一。

于是，靠吃猪肉为生的肥头大耳们也会附庸风雅随声附和的赞叹一番，一件小事就此出炉。

杀猪的去弹琴，还不是最要紧的。要命的是管人命的也去弹琴，却荒芜了本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赞成将鲁迅的作品从课本中撤出。生活中原本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小事’可供赞颂，唯一的结局只是培养了众多奴性十足的文人和不明事理的庸人。

当办大事人的头版头条都被‘小事’占据后，大事也会办的支离破碎，毫无生机。因为，这两者原本师出同门，同宗同源。

先来说个段子：

权贵很狂妄：给我一千万，在北京没有你办不成的事；

煤老板很谦虚：那俺给你一亿，你把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换成俺爹的行不？

煤老板的‘民进国退’贻笑大方小方老方少方，而现实中却正遭受国进民退之苦。山西正在如火如荼的整顿煤矿，舆论对于山西此次的煤矿国进民退颇有微词，但山西官方强调，兼并重组是为了合理开发煤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少煤矿事故、减少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行为。

理论上已不需要再引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去论证‘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因为，由于权力导致的腐败和偷税漏税，以及财富的恶意分配早已司空见惯。因此，期望能以国进民退的方式展开对腐败行为的剿灭完全是指鹿为马，不知所云。

意识形态逐渐让位于物质主义至上，中国社会已经悄然走过了六十个年头。六十年一甲子轮回，中国的经验在历经山穷水尽峰回路转之后，重又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

自由主义者都是坚定的市场主义支持者，因为市场行为能最大限度将人的本性释放的淋漓尽致，不留死角。并能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对市场主义的置若罔闻，在本质上是对人的权力的剥夺和忽略。只有勇于承认市场机制对人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并善于创造有利于它进一步发展的创新机制辅助之，才能在资源分配上摧毁以完全所有制导致的社会平庸状态。

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而不是充当市场的主体。纵然市场会导致贫富差距，带来盲目性。市场的自发性冲动即是它的优点，同时也是缺点。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政府通过资源再分配予以调节。凯恩斯和李嘉图的对立在国外从来都不是问题，但是，到了中国，就成了各方势力你挣我斗的说辞。

将此次围剿行为归结为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和仕途考虑，在逻辑上能说得通。不过，对于它的标本意义，负面影响显然要大于正面意义。这是官员的一件小事，却是煤老板们的一件大事。而且，它的意义显然要超越于煤老板的范畴，虽然后者恶名远传，毫无可怜的必要。

权力和资本的博弈仍在继续，资本在被权力耍阳谋摆了一刀以后，也会装作楚楚可怜状，去争取利益最大化。这当然无可厚非。

唯一被晾在一边的是公有资产的主人—全体公民。

原则上，我会反对年轻人无休止看肥皂剧，无聊且贫瘠。不过，最近有兴趣在看张国立等铁三角演的《铁齿铜牙纪晓岚四》。当然，我将它视为一个情景喜剧观摩。生活是需要一点喜剧的。

王刚将那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演绎到极致的奴才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充斥全场的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将横穿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奴才文化展露无遗。

纵观中国历史，主流话语权的几乎全由花翎顶戴们占据。而这些文化精英由于被统治者豢养，自然变成了被阉割的精神太监。基于养家以及声誉地位的晋升考虑，其被迫或者自愿阉割自己灵魂，为五斗米折腰。他们的理论，既不是事实的真相，也不是自己真心愿意说的，而是主人喜欢听的或者对主子有用的。中国文化变成了一个由谎言构成的巨大迷宫，这个迷宫充满了虚情假意却道貌岸然的谎言，到处是道德至上的虚伪言论，以光明磊落的表面去掩饰底下肮脏龌龊的勾当。

在‘古代中国，所有的臣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黑格尔语）的语境下，【中国文化从此走上了一个人思考，其余人颂扬解释的时代，所以中国文人最大的特长不是创造，而是解释、理解，为主人的观点找到更多更好的证据和理论支持。主人的一次讲话，甚至一次发昏的胡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精英文人、以成千上万方式，找到成千上万个理由，来证明主人绝对正确和英明伟大。】

太监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至今不绝。于是，主子的一次无意的疏漏，竟然也能被吹捧到政治和道德的高度。这既造就了奴言卑骨低三下四个人价值观的湮灭，也成就了主子的个人道德虚无主义的盛行。两股力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作秀与拍马齐飞，欺下与蒙上一色，真相的掩盖与主子内心的诚惶相辅相成，却能由于奴才们的掩饰而蒙混过关，一幅绝妙的图景催生出中国奴才文化生生不息的主流传统。于是，八股文占据了主要版面，并培养了一些以此津津乐道的观众。它混淆了善恶良莠判断标准，污浊了清新风气，独立的个人价值观在众口铄金的氛围下得不到伸张。

【与生理阉割相比，精神和文化的阉割则更加阴暗邪恶，为了得到太监而进行的阉割毕竟是少数人，而精神阉割却使整个民族丧失了独立精神、思想创造性和增长能力，并且制造了无数的精神太监，本来是社会精英的文人，变成了丧失了人格尊严的‘精神太监’。】

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当满目还是封建奴才的马屁文章盛行于文化传播的高地时，我们无法看到独立个人价值观奉为圭臬的公民时代的来临。

彷佛是为了挽回将和平奖授予奥巴马这项令全世界都不知所云决定的恶劣影响，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而将其他热门人选排除在外。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课题都是经济治理：经济交易的结构如何取决于权力及合作制度。《金融时报》（FT）发表社论说：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显示，经济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观察现实，并对其形成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奖项当然应该颁发。相对于将华尔街带上绝路并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利益偏向经济学家，关注现实并解决其中的问题，理所当然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简单来讲：他们获奖的理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应该能洞察事实而非相反。联系中国经济学家坊间人人喊打的微贱地位，高下立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中国斯文扫地，一地鸡毛的窘状，契合了文人相轻的东方传统，并在市场化环境将其放大至极致。

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与其说是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经济与政治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度日渐趋高。组织创新，尤其是经济组织创新的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发展，组织内在的架构如何匹配社会现实，从而实现组织价值边际效益的最大化，并防止自身利益的拓展妨碍到其他组织的利益实现，都是单纯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a,组织的边界；在管理公共资源、公共领域内，组织的边界，中国语境下积弊甚多的公权力的监督和行使问题，制度内生的边界如何保证不会侵害到社会自由？当组织和组织管理的资源不相匹配时，如何调整组织结构、权限关系并适应社会发展，这应是今年的经济学诺奖的中国命题。

b,制度自我更新；诚如奥斯特罗姆研究所言：公共资源的管理并一定需要借助私人化或者政府管制。某种特殊情况下，特定的规则和体制也可以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避免灾难性后果。这些特殊条件包括：理性人理性选择；相互妥协；适度分权下基层自治、善治等。

治理的中国之路从一开始就不平坦，利益分配机制的博弈力量严重不均，中央权威和地方自治无法在资源分配上达成一致，奥斯特罗姆所设想的‘第三条道路’显然在中国意义上是镜花水月。

c，政府的职责；当社会从松散走向契约状态，从绝对民主走向选举代议并产生相应的管理机构后，政府在‘公地悲剧’中的角色应该是使产权清晰的规划者和监督者，而非跑马圈地的急先锋。当公权力放弃自身的应有职责急哄哄的跑去死乞白赖与民争利时，‘公地悲剧’将不可避免，最终的灾难仍然是由社会底层来承担。

这是当下中国最有可能面临的制度困境。

影视作品中，正义往往需要借助侥幸，或者偶然因素方能占据上风。若非剑走偏锋，采用非对称策略，恐怕其获胜几率要大打折扣，尤其是在面对善走极端的公权力时。

戏剧往往是现实社会的浓缩版。南京江宁‘周至尊’一审被判11年的案例活灵活现的呈现了民意与权力博弈的非对称策略的展开过程，堪称经典。这是民意的胜利，也是民意的悲哀。当公意需要借助网络等其他媒介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时，体制内部监管的机制缺失一览无遗。

借助国情特殊的个性差异，在各个领域内实现无孔不入的监管，由国家和公权力主导一切。同时又主导了改革，实行市场化运作，貌似左右逢源，无所不能。乐观而又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弹冠相庆：整体经济形势的盘活和国力的上升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成果。

但显然，它的另一面却不断的被人掩盖，欺世盗名。即：公权力诱导各式第三方力量通过公共权力和市场权力寻租，从而构成目前体制内腐败的制度根源。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治安采用钓鱼手法专横扣罚无辜车主的案例清晰的勾勒出了权力转化为财富的法门路径。

闵行钓车案只是这一战略的微观反映而已，或者说，是微观层面的权力变现的绝佳案例，虽然还会有人不断试图掩盖，视而不见。

这种倾向已经散布至社会肌理表里，发酵生养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癌症。

权力借助第三方力量实现价值变现，既减轻了权力寻租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民众暴力反抗的压力，也合乎市场逻辑的为每一桩权力租金明码标价，并能美其名曰为市场机制行为。当然，必要的公共利益名义也是必不可少的。就好像闵行区城管执法部门需要打击黑车以维护地区出租车行业秩序一样。

类似的卑劣勾当已经司空见惯，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至此，公权力变成了利益攫取的摇钱树，而非秩序维护的保护神。这是当下中国黑红合一的独特风景。唯一的区别在于暴力执法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前者是纯粹暴力价值变现，后者是假借公意。

缺乏监管的权力运行到最后，无一不变成与民夺利的棒槌。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演化过程屡试不爽的深刻教训，从古自今，概莫能外。

貌似很不幸，这个国家注定要多难兴邦。民意却不肯反思对个人权利保护的丧失以及价值观的追问。当这个社会物欲横流全民皆财，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精神大儒以及社会和谐。

Twitter的兴起带起了微博的泛滥，如同众多互联网行业的新生事物一样，在进入中国之后，都不可避免遭遇遇到了‘中国难题’。

A，叽歪、饭否和嘀咕网等类似网站歇业被招安的窘境表明了即时信息发布网站最大的瓶颈。倘若对信息严加审核看管，不可避免导致信息发布的延时，这对于强调信息‘即时’性的twitter们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相对于ireport的创办宣言‘未编辑，未过滤，纯新闻’宗旨，类似twitter在中国的本地化始终面临着多重约束，且这个关口不是单纯技术因素即可突破的关隘。（个人认为，Twitter更像是社交版的iReport。）

B，倘若现有的门户网站和老牌社交网站后起发力，新兴者能有多少竞争力值得怀疑。毕竟，相对于中国的几千万网民，我更关心身边朋友的一举一动而非风马牛不相及二狗哥之类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此，我一直奇怪，为何像chinaren校友录一直没推出类似微博之类的举措。相对于庞大的用户资源，稍加利用即可成型。且由于相互间熟悉的特点，信息的发布一般不会违反‘和谐社会’的主调，顶多是插科打诨的段子之类。例如：139的说客显然是利用了中国移动5000万的用户资源，且明确规定：你只能加你熟悉的人。由此可以有效的防止垃圾短信，并屏蔽某些不入流的信息。

C，信息的去伪存真程序如何保证？相对于twitter在国外日渐的正统身份，类似网站在中国一直以旁门左道示人，让人对上面的信息不敢抱太大期望。Ireport发布的‘乔布斯心脏病发作’导致苹果股价大跌的前车之鉴还是引人警觉的。

相对于老外的新鲜，中国人对类似即时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的迷恋显然要减少许多。我们实在无法判断奥巴马和麦当娜是如何迷上微博之类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入流的信息传播方式的？

最后是它的盈利模式。技术的浪潮滔天，但盈利模式历久弥新，创业者冷暖自知。Twitter从2007年至今，仍处在大规模融资阶段，且赢利点仍模糊不可见。长久以往，不可避免要被传统IT巨头收归招安。

9月4日，Sina微博秘密内测开始，我尝试注册了3天，都无功而返，每天200名的内测名额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第四天终于如愿。登陆上去，显然和标准版的twitter差别太大。要害仍在于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上。基于国庆将至，sina的决策层估计也不敢冒大不讳，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即时微博。因此，基于上面的理由，让人对sina的微博更多的是担心而非欢呼，拭目待之！而QQ推出的‘滔滔’，现已沦落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境地：今天，我登录上去看，上海版块只有一条8月22日的留言，还是个广告。这让‘滔滔’的中国twitter梦破碎的彻底的一塌糊涂。

任何新生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基于一个前提：理性。倘若无法理性面对新技术的滔天浪潮，web2.0的双刃剑效应就不可避免的更多呈现其负面的一面。

光怪陆离的中国社会，裸奔的不仅有做作芙蓉之类，也有平时雍容华贵的权力。

即便权力赤裸裸的满大街狂奔，却能被更大的权力者包装成无辜的受害者而求的宽恕，或者以法不责众的形式，‘虽程序不合法，但干部总体是好’的一言搪塞之。

民间清当局迷的‘教育局长免职当夜调动上百农村教师进城’的消息，武安成立了由市纪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围绕教师调整调动过程中是否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和是否存在权钱交易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9月22日公布了初步调查情况，结果认定：未发现权钱交易。

最后，这场几乎瞎子都可以看出的内幕交易，官方的结论是：程序疏漏，但无违纪。

闹剧以‘红’色幽默收场，更加增添了喜庆的大庆气氛。形势喜人，应该说是形势逼人的是中国暴风骤雨般的经济回暖。

民工大省四川省都出现了民工荒，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看起来比上海的房价还要坚挺百倍。在欺世盗名遍布魑魅魍魉横行的中国新闻界，其言之凿凿旁征博引的态势让你不信都难。

冷静的独立经济学家当然不会相信类似不着调的论调，就好像没人相信中石化的亏损是因为市场机制的反应一样。

在体制外看来，‘中石化是否挣取垄断利润’属于典型的滑稽伪问题，却依旧能登堂入室的居于庙堂之高高谈阔论争辩一番。

在监督的依赖路径缺失的前提下，任何荒唐都不会受到公意的谴责。即便如此明显的体制内垄断机制，事实如和尚头上的虱子，却一如既往的掩耳盗铃试图装扮成孑然傲然的龙种。中石化高管对备受质疑的‘高额垄断利润’的反驳说明，要想让垄断行业低头认罪，利益全民均享，难过登天。

中石化高管列出的四条理由即便是经济学门外汉都不屑与之一辩，其低劣程度恰如其分对应其身份。‘长子文化’是中国传统家长制的延伸扩散，一脉相承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官家一贯宣扬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继承的原则指导下，不经意间在复古风劲吹的今天被风马牛不相及的央企发挥到极致。

中石化等企业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一是依赖对国内石油资源的垄断，二是每年从国家获取巨额补贴，三是从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中获得巨大利润。同时具有这三个优势，想不富都难。

烂泥虽扶不上墙，却依旧能巧‘手’如簧的将其砌成贞节牌坊，纨绔子弟极尽辩护的同时，还不忘扭扭捏捏的故作楚楚可怜状：中国石化虽然利润绝对额较大，但相对于庞大的资产和经营规模，则盈利水平并不高。国际同类大公司平均资产利润率和平均销售利润率都远远高于中国石化的水平。

当120万的吊灯灼灼生辉流光溢彩高悬于庙堂之上时，谁能想到还要追求它的效益呢！类似中石化企业低下的管理水平和缺失自我约束机制，想要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无异痴人说梦。如此自打嘴巴的愚蠢招式，也只有体制内养尊处优肥头大耳的‘脑袋大脖子粗’才能想的出来！

垄断利益追求的丧心病狂又添一新注脚：上海昨天召开控烟立法听证会，烟草商代表慷慨陈词：二手烟基本无害。

只要能保持住垄断利益，纵然是弥天大谎，照样能翻云覆雨，化腐朽为神奇。

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

终身致力于民权普及的林肯说：“我赞同动物均有其权利，如同人类均有人权一样。这才是扩充仁心之道。”

中国立法精英显然已仁心扩充至先动物之忧而忧，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奔走于动物权的保护。对中国人权保护的虚弱状况持强烈批评意见的‘右资们’在看到这部法律时估计要跌破几幅眼镜，因为体制内立法者现已着眼于动物权的保护，遑论人权！

《动物保护法》首席起草者是毕生致力于动物保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主任。据说，其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动物福利立法，其间过程‘一波三折’。

让人惊叹的是所谓《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的内容，坦白说，若是执行到位，连我等灵长类高级动物都要自叹弗如。比如：

------县（区）、市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城镇和乡村内的所有犬、猫等宠物动物和牛、马、驴、骡、羊、猪、鸡、鸭、鹅等经济动物，按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颁发免疫证书。

实施强制免疫计划给动物免疫时，应当防止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伤害。

------动物患病、受伤或者生命垂危时，应当得到毫不延迟的必要医疗救助。

------应当以符合动物品种、发育程度、适应度和驯化度需要的方式，给予动物以适合其基本生理和心理需求的饲养场所、食物、水和照料；该饲养场所能够抵挡恶劣的天气、天敌和其他健康风险；

------对需要伴侣或喜欢群居生活的经济动物，居住环境应当满足其生活习性，不得强制将其与伴侣或其它群居生活的经济动物相隔离。

------所有人或者饲养人、照管人每天至少一次检查经济动物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态。当动物出现生病或者被伤害的症状时，应当立即采取适当的照顾措施。

------不得以造成不必要痛苦或者伤害的方式驾驭和驱赶工作畜。

………..

以上只是摘录自其前六十二条，而全部草案有一百八十二条之多。

贫困山区家徒四壁如‘一把锄头两头牛’的老农们显然还顾及不到‘以造成不必要痛苦或者伤害的方式驾驭和驱赶工作畜’的‘法律’规定，显然，人的生计要比畜生的生计更为紧要。而只有用30辆奔驰迎接那只400万藏獒的富婆才会考虑‘每天至少一次检查经济动物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态’…………

体制内专家‘不干正事’的流行病传播的速度比传染性极强的H1N1比之有过之无不及。工信部急于装‘绿霸’，教育部忙着改汉字，文化部争先要献礼，发改委火燎要涨价，税务局征税到月饼，统计局胡诌已成性…….上海规定禁止保姆陪睡，黑龙江立法早恋犯法，石家庄提议要改名，央企忙着在圈地，中石油忙着团购………

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马克·吐温说：‘如果你照顾一只肚子饿的狗，给它食物，让它过好日子，这只狗绝不会反咬你一口。这就是狗和人类最主要的不同。’中国的既得利益者貌似完美诠释了这一论断，建立在利益横征暴敛基础上的反哺回报来的滑稽又荒唐，政策层面，由其主导的话语要么纸上谈兵毫无执行可行性，要么语无伦次不知所措。

在跑马圈地已经成型并占据有利地形之后，既得利益者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和民生需求已经渐行渐远，不可相交。社会精英VIP化思维的背后，是两极分化导致的自说自话日渐明显。掌控话语主导权的精英们，其政治智商却没有随同阔绰的经济地位相应上升，由此，政策的出台与民众的对垒势同鸡同鸭讲也在情理之中。

胡适九十年前的痛心疾首，彷佛是对今日现实精准预测般的讽刺：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

“当悲悯之心能够不只针对人类，而能扩大涵盖一切万物生命时，才能到达最恢宏深邃的人性光辉”。‘非洲之父’艾伯特·史怀哲如是说。极具反讽意味的是，当下中国，更需悲悯之心的却是万物之灵。

恰如其分的借用单口相声《连升三级》最后一句，向所谓专家们表示最诚挚的鄙夷！

常态下，宽容是一个容易引致人心激动春意暖胸的词语，虽然大多时候，是我们力求别人宽容而蒙混过关借以躲避鬼鬼祟祟的自保心理占据上风。

中国文化讲究中庸的传统导致了文人的愚钝及相轻，儒家教育以及后来的灌输式填充，导致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内省以及独有的批判精神积存无多，造成的【不幸是，中国媒介信息的受众是很好的接受者（甚至是太好了），却不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现在应当大力培育公众的媒介素养。】

比如，类似善恶分明的不同还是能以好坏来分，却不能区分无聊者的平庸和丧志。由于中国媒体独特的监管机制，悲观者估计，广而告之的消息可信的内容能大概不过三成，但却能因媒介受众的轻信而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登堂入室。

极端者善于用相反的方向来理解官方极力灌输的内容，却不经意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分析必须是批判的前提而非相反。‘批判的继承’是官方推崇的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应对之道。只是很可惜，现代文化缺少了批判的能力和技巧。

梁启超当年痛心疾首为民智未开而不得不委身于君主立宪，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深刻认知。国民性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变成一个贬义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民众未能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是主要原因。

在主流媒体声音备受针砭成为一种时尚以后，官方媒体还是高高在上以正统自居，并想当然的以为流传渠道的正统天然代表了消息本身的正确，形式盖过了内容，程序超越了实质，这种认知上的割裂阉割了文人的棱角，磨灭了文化的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矛盾构成了事物前进的动力。现在动力却被人为的遮掩虚盖，彷佛火山下的动力能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在矛盾丛生积重难返的情形下，主导媒体依旧是“自古美人如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有人以美化权贵为毕生大业。老资格的化学家范旭东不愿做官，只愿办实业。他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中国真正的需求是在增加社会的中流砥柱，决不缺少政客的轿夫和跟班的”。

相对于制度的转型，文化的功能再造显然要困难的多，且非一朝之功即毕其役。在体制和商业规则的压制下，要取得双重意义上的获利显然是难上加难。

于是，一部撩开女人裙子春光乍现作品的解禁重版，被视为文化的新政而为文人们欢呼雀跃，其实只是体制内欲擒故纵偶而自我收敛的伎俩。而【真挚的情感，正当的想象力，对事物独到的见解。文学本应给予人类光明的那些因素，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文学一旦堕落，将非常彻底。】

形势的吊诡之处在于，堕落透顶却以繁荣昌盛的面目示人，就好像旧上海，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十里舞场，却遮不住社会沉沦人心涣散的衰败景象。宿命论者在哀叹命运不济，却不会反思对自身权利丧失的追问。所谓宿命，不是天道，而是自作自受而已。

电视里红旗招展激动人心的主旋律电影和电视剧不断的提醒人们，国庆六十大寿的日子近在眼前，想要搭乘这部时代大戏混个风头的钻营者们不失时机的推出了隆重献礼歌。

《建国大业》未映先红。172名大腕的集体亮相去争妍夺芳一部所谓‘主旋律’俨然是最大的噱头。受制于老生常谈的历史现实，剧情和内容当然早已是盖棺定论，毫无发挥的可能。于是，献礼者独辟蹊径的去开发另一套卖点：腕海战术，结合喜庆的六十大庆气氛，不想红都不可能。

据说，周星驰都打电话给韩三平，言喻“不给个角色，表明我不是一线演员”。不过，遗憾的是，周星驰还是没能登堂入室。

导演当然是有顾忌的。想一想：灰炭涂脸衣衫褴褛义正词严正气凛然的周星驰版‘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跳，看惯了其乞丐瘪三民工混混造型的观众们难保不会浮想联翩为武状元韦小宝唐伯虎至尊宝重现，不笑场才怪！如此一来，岂不亵玩了严肃而庄重的喜庆气氛！

这样的罪名谁能担当的起！

主旋律就是主旋律，主旋律也仅是主旋律，不管它是172名大腕还是721名大腕！

所谓主旋律，只与娱乐有关，而与大众无关！

中国经济众多‘奇葩’中之一——山西煤老板正在逐渐消隐于历史名词视野内，在资源利用日趋紧张，利益分配均衡态势被打破并逐渐威胁到体制利益时，对民营资本的规劝和整理不可避免的成为决策层重新划分利益格局的步骤。在所谓结构性调整的背后，深层次的表现为：国进民退正如火如荼上演着一波新高潮。

招摇过市桥段众多的山西煤老板们终究为他们的狂妄和奢侈付出了代价。

历史彷佛轮回了六十年。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改造合并完成以后，还没有那个时期能出现如此热烈的对民营企业的收编和招安形势。

首先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钢铁行业。山东钢铁与日照钢铁之间持续了近一年之久的并购案尘埃落定，前者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占67%的股权，如愿吞并后者，完成一家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并购。

问题的荒诞之处在于：从业绩上来看，2009年上半年，日照钢铁实现净利润约18亿元，而山钢旗下最主要的子公司济钢和莱钢同期共亏损12.85亿元。也就是说，巨亏的国有企业兼并了盈利的民营企业。

体制内对此依旧是一如既往的振振有辞：山钢是否应该重组日钢，并不能简单以经营业绩来判断。这是执行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的必然结果，重组目的在于加快日照精品钢基地的建设。

所谓国家钢铁产业政策，是指今年3月出台的钢铁产业振兴规划细则。该细则明确提出，以宝钢、鞍钢、武钢为并购带头企业，推进集团并购步伐，淘汰落后产能。这意味着钢铁业的并购重组刚刚开始。

民营企业式微不仅体现在钢铁行业，门槛颇高，高度国有的航空业，国进民退的趋势也是昭然若揭。

之前名声鹊起的民营航企如奥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鹰联航空等，现在普遍面临的困境是，奥凯航空停航正待重组、东星航空破产清算、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组，春秋航空正奔波于北京和上海的各个部门之间焦头烂额不得安宁。

这其中最让人揪心的是东星的遭遇，即便破产清算，依旧难逃条块监管的魔手。

8月27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民营公司信中利集团重整东星航空方案驳回，并裁定东星航空破产清算。法院做出上述裁定的理由是，信中利集团所提方案无法保证资金流入保障，方案缺乏债权人同意将其股权转化的证明，缺乏国资监督部门同意的批复意见。

‘我们都是民营企业，他们搞了个缺乏国资监督部门同意的批复意见，这让人难以理解。’东星航空管理层说。

如此黑色幽默式的驳回意见，彰显了权力监管魔咒对民营资本无处不在的控制。当然，权力对资本的干涉，偶尔也会假模倒样上升到技术层面以便更加道貌岸然。

中国新《邮政法》将于今年十月一日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了民营快递企业的法律地位，也可能令拥有全国八成业务量的民营快递企业失去大量业务。

因为新《邮政法》中规定：‘同城快递五十克以下、异地快递一百克以下由邮政专营’，并且监管严格，很多民营快递企业的日子将会更艰难。

《邮政法》起草的主导意见决定者即是中国邮政集团。如此赤裸裸的把某种业务直接划归自己门下，将局部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貌似是中国行业利益垄断者屡试不爽的独门绝技。

这部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就备受争议的法律即将生效，民营企业又徒呼奈何的充当了垄断势力的垫脚石。

在权利和资本惺惺相惜眉来眼去过完了蜜月期后，却骤然由于强势方的翻脸而势同水火，对此，煤老板们自然不会心服口服，乖乖的退出历史舞台。其深感无形中相当于‘被’耍了一次阳谋，当年被政府引导作为民间资本利用的典范，到秋收的时候，却被告知利益需要均享。

被招安的不仅仅是民营资本，而是整个‘社会资本’，它融合了物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器质，是比单纯意义上的资本更具杀伤力的收缴行为。

马克思说：“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现在看来，资本总归不分姓社姓资，也不分公有私有了！

不同地区对同一桩案件的不同考量标准，彰显了法制的尴尬和窘迫。

上周浙江省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规定‘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此举引发社会公众及法律专家的广泛争议。

今天上午，北京市延庆县法院在审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中，对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仍认定为自首。相仿，重庆法院也在前几天刚明确表示：交通肇事后报案认定为自首。这意味着，在不同省市的同一种行为，会面临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结果。

法制的南橘北枳反应了中国当下法制运用的随意性和投机性，截然相反的评判标准让民众困惑不解。这既阻碍了法律的效用，更污蔑了法制的尊严。法律约束力适用普遍性的困境在这个case上表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特征。

浙江法院的杯弓蛇影显然和杭州的几起交通肇事案息息相关。不过，矫枉过正的态度非但不能代表执法的严谨和细致，却无意中暴露出它的随意和漫不经心。

立法与社会的脱节是法制无厘头化的罪魁。无论是立法的主体还是过程，或者是立法的动机，无一不表现为法律利己以及短视的特征。层出不穷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的随意性，法律的严肃和正气荡然无存。

犬儒主义的盛行以及民众对此的逆来顺受显然是非正义法律能够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也在客观上助长了立法者的无知和妄为，扭曲民意的代议机制所选出的立法审批者审核法律的过程比它自身的产生过程还要蹩脚，民众如何期望能用如此机械般流水线上产生的法律来匡扶社会正义呢？

指导原则的投机性和法制利己、短视行为显然阻碍了法制立法和运用的公正和尊严。【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策略下出台的规范，往往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各色版本，迹近“变形金刚”。】鉴于这样的情况，立法机关对出台法律不得不采取如履薄冰般的态度，只要社会上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赶紧把即将审议或正在审议的法案束之高阁。或者临机应变地对法案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弄得越来越含糊，甚至连本来的立法目的都变得不甚了了。

在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选择中间，中国人更看重于前者而非后者，虽然程序正义日渐被引用。

即便是自欺欺人的程序正义，也暗藏诸多黑洞。执法的程序正义显然不能解决中国法制困局的所有问题，聪明的中国人和封闭的权力者向来善于寻找各种漏洞和政策擦边的机会。民主与法治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里尤为明显。社会公平不仅体现在执法过程的程序性，更重要的是，是立法的程序合法性。恶法的臭名昭著蛊惑人心，迷惑民众，歪曲现实，产生社会迷思，引致社会衰败。

出身于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致中国》里说：【民主和政治自由不仅具有自身的价值，而且它们致使严格审查公众的社会政策破产，从而对公共政策（包括卫生保健）产生直接的贡献。】

阿玛蒂亚·森举例说：‘【（中国）1979年改革大量取消了免费的公共医疗保险，大多数人需要自己掏腰包购买医疗保险（除非雇主愿意承担，但是这只是很少数的情况）。大举撤销价值巨大的公共服务政治上却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无庸置疑在多党民主的社会不会这么顺当。】’

相对于立法腐败的人人喊打，庸俗立法的弊病显然更具隐蔽性和伪装，而社会就在这成本极高的伪法律的管制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几代人为之努力的辛苦终于率先在北京开花结果：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统计局今天上午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60年来北京经济发展情况和数据，......在“新北京、新奥运”推动下，北京提前了两年实现现代化，2008年经济总量比2001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11.9%，预计2009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

首都人民总算给六十大庆献上一份令人垂涎的大礼。这份大礼是官方的，正式的，但愿不是‘被’现代的。

‘一个亿万富翁加九个穷光蛋等于人均GDP一千万’的神话在中国还在继续掩耳盗铃式的上演着。类似光鲜靓丽的成绩背后，是朱门酒肉和路有死骨的鲜明对照。

相对于十万群众走上街头热情排练的喜庆气氛，中国股市表现出的跌宕起伏之剧烈要惊秫过好莱坞的大片。两种格格不入的曲调就这样掺杂糅合荡漾在神州大地，即便是最蹩脚的听众也能听出其中的各自为政和貌合神离。

中国经济将以何种方式摆脱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现在看来，就连最高决策层貌似都是一团迷雾。经济的风向标—股市过山车般的颠簸不但让众多经济学家颜面尽失，任何对股市一本正经的预测到头来几乎全以自取其辱收尾，我们当然相信也不会是决策层故意而为之的试验。

摇摆不定的经济政策反映了决策层的犹豫和困惑。刚去世的亨廷顿说：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过程，注定要经历阵痛和煎熬的蹂躏。问题的关键是：那个阶层将为阵痛承受代价？

‘血铅’事件是这个阵痛的一个典型缩影。

已经揭示出来的血铅案例大概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类似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还在藏着掖着，唯恐成为政绩论者抹不去的污点而被盯在政治前途和声誉的耻辱柱上。消极的政绩论者说：这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试图追求‘又好又快’，只如纸上谈兵，镜花水月。

可以从‘血铅’的走向来管中窥豹中国产业政策和结构的调整趋势。从原先东部沿海逐步蔓延到西部地区，比如早些时候的浙江、广东贵屿等地因为重金属冶炼造地当地人血铅超标，而现在，“血铅事件”多发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在追求政绩的前提下，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成了一对互为排斥的磁极两极，环保一票否决形同虚设。

原本期望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发挥效用，却受制于有形的手的牵制而软绵无力，孱弱不堪。期待以环保权交易的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却因为市场本身的短板而备受诟病。

于是，民众开始怀念朱镕基。退休六年后，朱镕基以一本新书的出版回归公众视野，让人既期待又遗憾。

期待的是这位以反腐和铁腕手段施政的人物将以何种方式去回忆自己那段风雨交加的日子。遗憾的是，这本书是由中国出版业中的官方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想要从中发现点爆料性质的内容，恐怕要大失所望了。

民众对朱镕基的怀念是有道理的：作为一国总理，至少，他懂经济。

变革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即便‘一党独大’六十年，也可能一朝下台。日本自民党的颓废活灵活现的再次验证了这一定论，如果把之前苏联执政党的教训也算作在内的话。

《华尔街日报》说：‘日本正处在一场非自愿革命的边缘’，媒体以痛打落水狗的方式提前预报了选举的结果，让老资格的执政党颜面尽失，这是媒体代表选民们提前发出的明确的拒绝之声。

鸠山的胜出和08年奥巴马的获胜如出一辙，他不需要提出过多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大政方针，他只需要把当前烂摊子的责任全部推给自民党就可以了。

引人关注的是此次投票过程中所谓90后表现出的政治热情以及对自民党的唾弃，这才是自民党失败的关键所在。年轻一代本该具有的政治冷漠却因自民党多年的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让他们不得不放弃重新进行一次政治选择的机会。

与其说是民主党赢得了选择，不如说是自民党自己将政权拱手相让。各种各样的丑闻以及日本正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次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已经使自民党步履蹒跚。随着日本人收入的下降以及更多国民开始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怀疑，自民党与商界的密切关系、官僚政治以及日美关系都成了压在自民党身上的负担。自民党是自己掘墓人的身份名副其实，民主党内即使党首鸠山由纪夫都是从自民党分裂出去的。

自麦克阿瑟将民主引入日本以降，自民党的落寞与民主党的兴起，标志着日本正式步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政治的吐故纳新功能得到了正常的伸缩。

处在新旧变换期间的缓冲地带，让人无法对获胜的民主党寄予更多的期望。倘若能顺利度过1年左右的磨合期，稳固执政地位，方能产生政治成果。

对传统政治习俗和权威的挑战和改变将是新的执政党的当务之急，也是不容回避的雷区。选民们当然不会仅凭政治家们的甜言蜜语蒙骗太久，如何去处理积弊难返的日本传统政治陋习，将是鸠山们的头疼的难题。

唯一担心的是，政党更替是否会改变日本战后政治首脑如同走马灯换的怪现象？

对于新的执政党外交上任何突破性转变的期望将是不切实际的。斯大林说：外交官的话必须与行动毫无干系，否则，那还叫什么外交。因此，即便是中间偏左，即便是对靖国神社的溢于言表的厌恶，亚洲邻国也不要太过期望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永远的利益’才是指挥政治家们行动的唯一灯标。

改革是时代的主题。放眼中西，概莫能外。

重庆市民最近应感叹‘解放区的天，还是明朗的天’，因为【我市(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辉煌战果。昨日，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月15日，已成功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14个横行我市多年的主要黑社会团伙已受到致命打击，首犯陈明亮、岳村、陈坤志、龚刚模、黎强、樊奇杭、王天伦等19人先后落网，100余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全部缉拿归案。其中，陈明亮、岳村、黎强等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分子被警方先后执行逮捕。】

重庆，这个当年在日军侵华时代都没能沦陷的城市，却不幸在‘和谐社会’下沦为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安乐窝。

虽然办了当年日军都没能办成的事，如今的黑恶势力却采用了日军的策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政治诱降体现在，黑老大们戴上一顶光鲜亮丽的红帽子。黑红合一，黑白共治，其乐融融。若非为建国六十大寿献礼‘维稳’，还不知道重庆的黑恶势力能横行多久？

民众想明白的是：为何黑老大们头顶上都能鲜红亮丽，招摇过市？

资本和权力道貌岸然的严丝合缝，俨然已成当下中国一道独特风景线。只要能互为利用，哪管黑红颜色。

黑红势力行使逻辑的高度相像大概是他们能抱成一团的意识形态基础：即暗箱操作和不透明，将信息不对称运用至极致。

蹩脚的代议机制选拔程序是构成黑红合一的又一诱因。遥相呼应于各种场合层不出穷的雷人雷语，民众代议机制的弊病昭然若揭。

黑白之间的相互转化、互为利用是双方一拍即合沆瀣一气的基础。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某种意义上，表现为不断突破原有体制和策略的过程。原罪论更多的是体现在政策的左右摇摆以及保守顽固上。因此，对政策越轨行为的宽容和理解催化了黑恶势力的民意基础。

制度好坏维系于权力者的善恶，形成黑恶势力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是很可惜，环境会改变人。而现如今，恰恰是一个物质化的时代。

民众担心的是：那天要是王立军被腐蚀了，解放区的天，是否依旧是晴朗的天？

一个问题显然掩盖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的法律执行体系中，公安应该只是执行层面的司法力量，却在各式案件中不幸被推至前台。

这应该是至今没有形成依法治国体制的最典型证据！

河东与河西之间的无常转换，常让人唏嘘光景蹉跎，世事难料！

16年前《废都》被禁却一时间洛阳纸贵，到今天解禁后再版，却鲜人问津。回过头看，除了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阅读形式之外，借给愤青们省略若干字借以表达某种情感的宣泄方式和渠道，在深层次的思想反省和人性追问上，我们找不到任何再版的理由。

这，或许是今天它重归静悄悄的原因，可能当年炒作的理由只是那种肤浅的感官刺激，和突破禁区大胆而崭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相对于它的文学意义，更多的价值体现在：它在社会的青春期懵懵懂懂期间提供了一种较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并机智灵活的将这种形式以隐喻但不晦涩的方式明示。这是一种能感染社会心灵的创新。

我宁愿把它归为一个社会事件而非精致的文学作品。季羡林至死都不愿承认自己的大师角色，可能是难能可贵的自知他也不能免俗，比如他曾说过《废都》‘二十年后必将大放异彩’！

现实主义作品却相当的不现实，这可能是很多文学作品不能恒久远的缘由所在。《废都》的重版绝不是文学的春天姗姗来迟，而是社会接纳尺度的更新。春江水暖文学先知，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消融作用貌似在文化领域会比较明显的显现出来。

《废都》的重版彰显了当下文坛的窘迫和文人的价值萎缩，沽名钓誉下的兴旺不会掩盖缺少文学社会现实的困顿，市场主义的推波助澜当然不会催生出精神不朽的价值集，而只会揠苗助长那些虚火旺盛底气不足的伪坚强。

【文学是渺小的，写作是卑微的。】相对于鲁迅从中学课本中慢慢退出，期望文学对社会的改造就变得益发的不现实。

将鲁迅从课本中赶出去的动议不在于鲁迅作品的晦涩难懂，以及与现实的脱节，相反却是鲁迅作品与现实的严丝合缝程度日渐紧密。倘若不能及时的将这根刺拔出，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

这是对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又一隐晦的回避，虽犹抱琵琶，却半面全露，它有意以释放社会激情的方式来掩饰其内心的诚惶，也丝毫不足为怪的被人赞叹为文化的新政。

多元化价值观念的普及和普世价值的传播使得社会物质、精神需求层次的多样性日渐繁荣，但这顶多是华而不实的虚假繁荣，因为文学对社会的改造性和指导性功能从未得到任何的舒展和延伸。我们顶多是假借文学自由的名义恢复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却在枝繁叶茂的主干上找不到任何新生的勃勃生机。

‘我也得考虑国情嘛’,一句话暴露了贾平凹的矫情。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矫情，而是社会的矫情。 

2009年8月11日星期二

网络世界正日益显现出它的锐利锋芒。8月5日的官网---人民网高调澄清‘高干子女占超亿万元富豪人数91%’的言论，显示当局不得不正视近4亿网民的虚拟力量。

在封堵信息和闭塞言路的严厉管制下，网络言论俨然已成新时期的‘大字报’，多数人的‘暴政’彷佛若隐若现。真相与了解真相之间的沟壑如此之大，以致于民众只好选择‘暴力合作’的方式取得相应的信息知情权。当然，网络暴力也是暴力之一种。91%的噱头意义在于：在无法得到准确的百分比例时，民众只要用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骗取那些深藏高阁不愿明示的真相。而河南南阳青年王清则要感叹‘非暴力不合作’模式，在权力的压制和戏弄下是何等脆弱和尴尬。

王清依据去年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要求这些行政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情况。所谓‘三公’，即中国人司空见惯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和公车私用’。

用脚后跟也能想得到的结果是：王清不仅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回复，还一度被官方认为是刺探国家机密的“间谍”。

拒绝王清信息公开申请的最大理由是“保守国家机密”。根据中国《保密法》规定，各级国家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确定密级。在确定密级前，有关机关、单位要先行采取保密措施。

很自然的逻辑是，一个单位领导对王清说：“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河南人民都知道什么叫‘球’，但澳大利亚人不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只能挪揄道：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较为宽泛。

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机密需要保守，以致于纳税人都不得擅自追究税收的去向，公民不得擅自张贴权力者的贪腐无能，社会人不得干涉非自我之事，选民不得追究代议者的权力责任和行使过程，否则法理不容。

于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活灵活现的升级演化为2.0版本。

专制力量总是视异见为洪水猛兽，纵然它本身的行使逻辑已经荒诞不经至人神共愤，权力的刚愎自用和固执己见已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即使民众极端渴求信息和资源共享，民生与经济齐飞。

但权力者以对真相围剿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试图掩盖水深火热的社会现实。叔本华说：‘一个人能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河北深泽县的头头脑脑们貌似不但要做他们想做的，而且还想要其想要的，否则不至于一个月开480次会议专题讨论这项事宜，它不是反腐倡廉，不是招商引资，也不是抗险救灾，而是治理荤段子。

深泽县纪委日前发出通知，严禁利用手机编辑、留存、传播低俗信息，违者将被追究责任，其单位领导也将被追究连带责任，特别典型的还要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为彻底杜绝低俗信息的传播，从7月10日开始，深泽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了“低俗信息危害之我见”专题讨论活动，截至目前，该县已召开专题讨论会480多个，共青团、妇联等有关社会团体向全县发出自觉抵制黄色手机信息的倡议25个。同时，县纪委、监察局还将开通治理传播手机低俗信息专线举报电话……

低俗信息危害之我见，大概是传播所谓内幕人事信息，以及不上雅堂的色情内容，以及民间自创红遍江湖的所谓官场潜规则等。若不是掩耳盗铃做贼心虚，无法理解‘隔壁阿二’何故如此心急火燎的大动干戈。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深泽县监督手机的方式。大概民众不会像官员一样低能至主动汇报自己手机里的荤段子以求处罚，除非能扒开别人的手机或者直接安装手机版‘绿坝’，否则何以监督那屡见不鲜的荤段子呢？

倘若不以干涉公民自由的方式去监督，我们实在无法预见到深泽县的技术天才们会以何种方式实现荤段子的监管。若最终只是空谈一场，贻笑坊间，又何以对得起那一个月480场的专题研讨会呢？回头来看，那场轰轰烈烈的‘480场会议反荤段子’才是最大的荤段子。

‘世上的每一朵玫瑰花都是有刺，如果因为怕扎手，就此舍之，那么你永远也不能得到玫瑰芬芳。’三十年改革之后，市场力量的兴起，却烘托不出公民社会的成型。更可怜的是，市场化在中国也被改造成了利益剥夺的遮羞布，造成民众对计划经济年代的怀念和对市场经济的抵触。

“我爱这个国家，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富足，还包括社会公正和人的自由；我相信，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民主法治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渴望真实的选举，于是我开始了竞争，成功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新的开始。”

谨以此文献给这段话的原作者。

（这篇东西已是第三版，为了避人耳目，只好改头换面，删了又删。但愿这次能得以幸存！）

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大致翻印了一个相同的版本：民众原本理所当然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光天化日下利益受到侵害，举官不究，反而百般推诿、狡辩。民众找不到合理的纾缓渠道，只好化悲痛为力量，继而上街、聚集，终至事发。

舆论哗然汇聚成汹涌民意，接下来是上级的上级的上级‘高度重视’，明确批示，上级的上级行动迅速，整顿吏治，怒斥无良奸人，上级受到惩处，情绪缓解，万民高呼青天，满意而归，圆满结局，皆大欢喜。

于是有了郑州市村民‘不屑清官谢贪官’，感恩戴德副局长的荒诞场面。化腐朽为神奇般的‘变坏事为好事’遍地开花，掩盖了阳光下不可示人的卑劣和龌龊。

但偶尔也有不慎擦枪走火导致不可收拾的案例。

通钢的工人们用铁一般的拳头展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民营企业派驻的可怜的总经理就这样做了制度的牺牲品，倒在了社会不公的血泊中。工人们满腔怒火全部撒向了资方代表，彷佛是民营企业卷走了自己的全部利益。改制在他们眼里，演绎成了利益剥夺的代名词，也就丝毫不足为怪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方式来解决自己赖以生存的吃喝拉撒。

最大的不幸不是一群人围追一个人穷追猛打，而是一群人怒火相向一个阶层，一种制度。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典型，在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中，后者是显而易见的‘敌我矛盾’。

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这个宪法上规定的国家的领导阶级却堕落成暴力手段的施行者，且貌似只有暴力的反抗才会引起平等的对待和权力者的注意。因为他们现在的状况正日渐逼近其代表称谓：无产阶级。

如果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利益互赠勾当能做的稍微光明磊落一点的话，可能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在脆弱的社会纽带连接下，任何轻微的拉扯都会引发这条纽带的颤抖不止，进而断裂。于是，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案都会成为推动中国法制进程的标本而载入史册。

‘珍惜生命，远离杭州’成了杭州最新的标志性口号。不在于它的交通治安环境不好，而在于，作为长三角经济最发达城市之一，杭州的贫富差距俨然也跑在全国前列。

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必然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在暗箱操作和残缺不全的市场机制下，带来的贫富差距如何能安抚民众对均财富的呼声呢？

尤其当这种贫富安排，是由于人为机会主义的选择使然，而非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

无辜的保时捷变成了通钢的陈国军。

可惜，保时捷不相信愤怒。

即便是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发生效用时，在最需要政府调节的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却由于监管缺失，以及封闭的信息不对称，变成了马太效应的普及化。

这其中，发改委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民众惊呼：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真幸福，原来是他们那没有发改委！

舆论对强权的选择性干预终究会带来报复性反弹，因此，与其是民众过分对个案的关注，倒不如说是对自己唇亡齿寒的担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依法治国的口号喊了N年之后，民众突然发现：法律条文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法制环境，相反却成为限制自由和平等的枷锁，以及极权者随机应变套用的法则。

如同官方的统计报告指出：95%以上的贪官背后都涉及到女人，随处可见够羊头卖狗肉的洗浴中心，以及权贵们肆意寻欢作乐的同时，却期望能用一道孱弱的软件让孩子远离黄毒的侵害？

倘若不敢面对深层次的困境，总是试图以肤浅的理由来搪塞社会的真实需求，或者掩盖暗度陈仓的伎俩，社会的金字塔终究会像上海的楼脆脆一样，‘压力差’下轰然倒塌。

‘当政府不能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老百姓的反抗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FT中文专栏作家老愚说。

相同的策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收到的效果会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例如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几乎相同的政府救市行为。

按照中国人‘物极必反’的祖训，防止任何一个剑走偏锋以至极端的行为都需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因此，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阴魂不散是和美国高度发达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倾向在单纯市场主义积弊导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时期尤甚。

于是顺理成章的有了美国联邦政府托管一系列企业。

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的论调下，凯恩斯主义重新焕发的勃勃生机让国家威权主义者欢呼雀跃。政府干预市场不但成了手段，而且成了目的。

于是我们有了4万亿。

于是有了新一波国进民退。

于是有了亏损大户山东钢铁收购盈利大户日照钢铁的奇闻。无它，仅仅因为前者是‘共和国的长子’而后者‘非亲养’。

横亘绵延几千年的‘长子’文化在新时期又焕发了新春，赋予它新的生命力的是中国的央企。

中国国资委的主任总喜欢‘把央企亲切地称为“共和国长子”，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共同发展。’

翻开财富500强的中国内地榜单，赫然全是所谓央企，财大气粗可见一斑。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央企是企业吗？

李荣融拿NBA球赛来类比：“美国NBA我给它总结叫"制造精彩"，NBA赛场观众从来是满满的，因为它靠一套制度来保证每场比赛都是精彩的。国家经济和篮球比赛一样，也一定要有巨星，没有巨星的球队，拿不到总冠军。球队当然要有巨星也有明星，明星就像天上的星星不断闪烁，一会儿两分球，一会儿三分球，但巨星的区别在于能够承担责任，不使教练和队友失望。就像传奇人物乔丹，最后一个球一定要传给他，因为他一定能投中三分。所以要把我们的央企培养成为巨星，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能扛起来。”

将央企比作乔丹，不仅在侮辱乔丹，更是在侮辱NBA。更贴切的比喻应该是英国那个胸大无脑的女乔丹。

因为今天又一个‘共和国长子’栽了：中国核工业集团老总涉嫌严重违纪被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