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心灵深处有个灵魂的天堂

——黄土路印象记

最近的黄土路在干吗呢？当然是在编杂志。然而，我要告诉你一件超乎想象的事，他说与一位风水大师成了朋友。哈哈哈哈，这可不是个玩笑，他真是说得头头是道，说，没碰到王大师之前的几天，做什么事都不顺利，身体大感冒，写小说因为使用黑屋子软件不当，一个赶稿期的小说写了八千多字，竟然丢了。电脑也打不开了，气得他又去坐地铁。哎，他这个坐地铁可有意思了，每当心情不好时，他就去坐地铁，一气坐到头，调头又一气坐到头，要不就是换条线，又一气一气地坐。反正是，坐到地铁停运了才歇。有时，坐坐气就消了，有时坐坐火更大了。坐在地铁上，一气一气地发微博，发照片，你看他的微博那么多粉丝，靠，最多到过四万多，南宁第三呀（好像是第二，那也够牛B呀）！他说哎呀呀，反正什么事都不顺。后来就遇到了大师，他说神了，跟大师握过手后，做事情什么都顺了。我不知道他说的事情顺了是哪些事情？从方庄南路搬到交道口南大街去后，我这个被他“聘用”的北京生活顾问基本成了空头之衔，除了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大家一起吃个饭，很少聚。这次他回南宁我都不知道，是他从南宁打电话来，说丁哥，我回到南宁了。然后就是嗬啦嗬啦地笑。我就开玩笑说，好，你叫那个风水大师把全国的好风水都找一找，给我觅个好地方。他又嗬啦嗬啦地笑笑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做我的帮手，我们一起写文学史。这也是一句玩笑，黄土路老家是世界长寿之乡，据他讲，现在的巴马有八十多位百岁以上老人，按人数比例计，超过世界长寿之乡标准好多倍，是世界长寿之乡之最。所以，在酒席上，他老开玩笑说，你们都对我好一点，以后的文学史是我写的，我会活得比你们长，如果你们胆敢对我不好，那我在你们完工后（你瞧瞧，你瞧瞧，他多可气，把别人的活着说成一件工作似的），我会把你得很惨的，不是个色鬼就是个酒徒。然后在别人打断他的话语时，他不断地挥着手，嗬啦嗬啦地笑着说，反正是，或者的或者，或者的或者，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啰。

我悄悄地告诉你们，黄土路信佛，心可诚了。你打开他的新浪博客听见的是观音大士大悲咒，他跟你谈小说时，会一再强调关怀，悲悯，怀柔天下的愿望，他写的诗歌，似乎是一双泪花闪烁的眼睛，那是一个被现实激怒，伤心过度，无可奈何，神志麻木般地站立在风雨交加的街头的土路，天空或许并没有下雨，但他已经泪如雨下……好啦好啦，不提这个。我不想把这个印象记写成孟姜女式的悲剧，也不想把它写成李清照的哀怨，它应该是一个李渔式的闲情偶记。对于小说观，你听听他怎么说就行了：生活的悲剧是现实强加给我们的阴谋思想，作为一个小说家，去讲述它们的本来面目固然重要，但是，我请求大家，至少，你让我们的读者读到最后，能心甘情愿静静地擦去泪水，或者是让惊恐慌不已的心安静下来，会心地一笑，回头四处寻找被某个幸福的瞬间感动与释怀的共享冲动。而这些，是一个小说家毕生的事，根本无法说得清，那是无数读者的幸福与不幸，更说不全。是呀，说不全，生命与生活都说不全，说不透，理不清。一个有良知与担当的作家是焦虑的，那么一个心中有佛的作家呢？我也说不清。

说不清我就不说黄作家身份的黄土路，这个印象记里，我就把好玩的黄土路说给大家听听。那么说什么呢？说黄土路的印象，不能不说说他对摄影的痴迷，或者说自负吧。到《红豆》杂志社工作前，黄土路在报社工作，还跑北京采访过两会，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有一阵他用一个佳能卡片机，他说，别人的相机都很好，可是拍出来的照片也不过如此，我的相机一般，可是照片并不差呀！后来，那个相机实在是太老了，他换了个佳能450D，18-200cm适马镜头。你瞧他神气得呀，一天到晚，总是带着它。咔嚓嚓，咔嚓嚓地拍。拍了呢就贴在他的博客上，看客如云，好评如潮。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们一起去怀柔，快进怀柔县城时，天擦黑了，他在咔嚓咔嚓地拍着，拍完了给我看显示屏。哟，好家伙，光在黑暗里折变后，竟然是那样让人匪夷所思，像水彩画，同时别具油画彩釉的质地。回来时天完全黑了，他还在车上玩相机。他拍了一张给我看，哟，这下我更惊呆了。前面行驶着的车辆尾灯灯光在照片中呈现的竟然是彩虹的身影，不不不，它远比彩虹神奇，这是被黄土路控制的彩虹。车在京承高速上以一百二十码速度行驶，相机捕捉到光停留的某一个点，却被飞驰的时光拉得很长很长。黄土路在车里摇着镜头，现实世界里平实的车辆尾灯，绿色的路牌标示，黄色的反光材料，车牌号……它们似乎进入了自己灵魂的天国，流光溢彩的光天堂。黄土路问我，这组照片能代表他的最高水平吗？我不说能，这只是上帝的显影，上帝只是托他有所作为。而我却有幸能分享他的幸运。现在，适马镜头换了（给我女儿用了哈，这也是我很起劲地鼓动他换的真实原因），土路配了三组镜头：小小白70cm-200cm，红线17-40cm，50定焦……出门，他总是带着一个包，把所有的镜头带上，咔嚓嚓，咔嚓嚓，咔嚓嚓……他有段时间简直就只想用咔嚓嚓的声音来代替他嘴巴的功能。算了，算了，我不揭老底了。我在这儿想问大家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一个摄影家最无奈的是什么？现在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写这个印象记，我就只能自个儿回答了吧！为了证明这个问题的合理性，我讲讲黄土路同志在桂林七星景区的拍照趣闻吧！直接讲，那天我们到七星景区后，游览驼峰时整个行程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听导游讲解完关于克林顿在驼峰下的演讲盛况后，正准备散伙，却被五个穿着光彩夺目的民族服装的少女包围，那是五个比她们的民族服装更加动人心魄的姑娘。她们包围了我们说，大哥，照个相嘛，让我们挣点钱过日子吧！好家伙，我们的关哥绅容失色，柳营是掩口而笑，宋传恩老哥呢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徐强不失地主本色，挥挥手说，别闹别闹，不拍不拍。黄土路轻轻地对我说，丁哥，她们也不容易，你跟她们拍几张吧。我说不拍不拍。他就死活动员我一定要拍。我们在这儿嘀咕，那边关哥被姑娘说动了，谁让他是忠厚长者呢（姑娘们真是好眼力呀）。起先说好是来二个，拍着拍着就乱了，人还没站好，就贴上来一个，又贴上来一个。把大家乐的哟，就索性说全来，全来，不就十块钱一个吗！这个黄土路咔嚓嚓，咔嚓嚓的可热闹了。回北京后，照片洗出来了，效果那是相当的好。只有一二张有黄土路的，就个人形象来说，他是相当的漂亮，是最漂亮的。你看他笑得多甜，比生活中的他都甜。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摄影家最后都会知道，生活中最美的，总是他为别人创造的，而他自己只是偶尔浮光掠影地美一次。

这跟他的编辑身份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写到这儿，这个印象记已经用去2625个字，很水的一个印象必须完成了。在完成之前，像所有文章一样，我必须进入它的核心吧？每一次，当我在回味我与黄土路的交往史时，必然回到在北京咸亨酒店的那次谈话，我们都谈起了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过世很多年了，他默默地想了想母亲去世的日子后说：“我现在已经活过母亲的年岁。”他的这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撼与难过。我的母亲就在那年的7月6日去世，每个日子都弥漫着她的气息，却永远的飘忽不停了。那天，我们喝着酒，喝得很凶，在喝醉后，一直重复着那句还清醒时说的话：“我们要成为永远的兄弟！”永远，这是高于生命的时间界限，这是一个无法眺望的尽头？在每个生命落幕的瞬间才具备说服力。然而，这句话已经离生命最近，它已经是一个永远的起点，这个起点，让我与黄土路离得最近，当然也离“永远的兄弟”这个诺言最近。这个起点我必须用一组四个阿拉伯数记录它：2007！从此，任何生活内容可以无关紧要，却从此会是那么的亲切，可以毫无防备。

就像被我们一不小心发现的光天堂，平实的生活其实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个灵魂的天堂。 

说到王祥夫先生的热闹，最要紧处当然是喝酒。——“国祥，我已经在车上，方便吗？方便的话我们晚上聚聚，我们叫谁呢，叫谁呢？云雷，叫上云雷，庆帮，把他也叫上，他们俩都喜欢喝，能喝，我们就要找能喝的。”好像是近来，他不断地喝醉，为什么喝醉不知道。怎么个醉法呢？你比如，我们约好的晚上喝酒，快到点了给他打电话，他会说啊呀，国祥，我又喝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会问，谁谁谁在吗？我说全在。他说，那好，我过来，朋友呀，不喝酒那行。他总是在酒醒来后说，国祥，下次我们不喝那么醉，你看我又忘了跟谁谁谁的约了，又是我约的人家，唉，这多不好。然后，他又这样对我说，不喝恐怕不行，不喝没气氛，不好玩，少喝点吧，不喝醉。我说，我们喝酒，一喝哪能刹得住。他就说，哈哈哈，就是，那就喝吧，不喝酒就不是我们了。

我与王祥夫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07年9月。之前，我们已经约了好几次了，不时被去看他的朋友打乱。这次是他从大连开会回来，说无论如何也要过北京来见个面了。本来是约好到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接的，可是，送他的车子不知怎么的开到了北京站北面的某个地方。是个下雨天，北京的晴天视线还差呢，不要说下雨天了，时间又六点多了，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说接头地点，打得手机发烫，就是找不到。这是北京的坏处，太大，车多。还有就是我总是怕开过头，问得太细，这一下子反而让他说不到点子上去了。后来，他突然说到了边上有个肯德基，老天，这下可有谱了，那家店我刚好去吃过——就是从北京站东街向北转到长安街。果然，王祥夫先生很孤独地站在那儿，身边立着个旅行箱东张西望着。不高的个子，略胖的身材，戴付墨镜。我在心里说，不张扬，好接近。这就让我悬着的心安稳了些。我问道：王老师，不是说有很多朋友吗？他说：噢，都是去开会的人，他们都作鸟兽散了。说完，哈哈哈地笑起来。

早就约好了，在赵公口的岳阳楼，吃湖南菜。菜也点好了，“那地方挺好，有白菜苔，米汤青菜，有风干鱼，有炒腊八豆。”王祥夫先生在电话里很多次说起过。那次吃饭有云雷，土路，海佛。我都陌生，他自己也只见过土路。一坐下，他就好：“谁也别动，我来，我来，我发财了。”

送王祥夫先生回到酒店的路上，我们真正第一次单独地谈起了文学。我说王老师，其实我已经不写小说了。王祥夫先生说，我感觉得你是真正喜欢小说的，不写太可惜了。我说写是想写，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好。王祥夫先生说，我想你是会写出来的，我愿意做你小说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编辑。我们能成为好朋友的。

其实，我对自己能不能再提起写小说的热情是很怀疑的，我愿意在网上开博客，还写点文字，还看点别人的文字，其实只是一种情结了，混饭吃的念想早就丢弃了，只剩下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安慰。所以，我问道，王老师，你说的朋友是指文学上的吗？王祥夫先生说，那当然，除了文学，我们谈什么？除了文学，我们还能谈什么？

王祥夫先生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很沉，这是他对文学的态度，这是我读他的小说时没有读出来的，却是最重要、最需要读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作家用对待作品的态度来对待朋友。他回家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国祥，我真的非常希望读到你的小说。

我想我是没有退路了。就这样，隔了七八年之久，我又写起了小说。先给他发了一个《醉酒》，他打电话来说，不错不错，有味道。过几天我又写了一个《疼痛》发给他。他在电子邮件里很认真地回复了这个小说不足之处，更多的是说了这个小说的好处。我一激动打了个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说，国祥，我对你的小说心里有底了，你好好写，一定能写出好小说的。啊呀，我回来以后一直担心呀，就是怕你的小说不好，会让我很失望。我说写不好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他说，那是那是，可是，我最想与你做的朋友是小说朋友，来北京看到你之后，我就更担心了，看上去很投缘的一个人，如果因为你写不好小说而让我失望，那这种失望就更大了。我嘿嘿嘿地笑起来说，王老师，你最担心我什么？他说，我就担心你是个文学青年。

王祥夫先生说，他最好的短篇是《五张犁》，最喜欢的中篇是《明桂》，最满意的长篇是《蝴蝶》。我没有读过王祥夫先生的《蝴蝶》，只见过那本书。那天，王祥夫先生来北京跟一家影视公司谈改编《蝴蝶》，带了家里仅存的一本存书，他对我说，国祥，那个时候写小说真是用心，我觉得这个小说，随便翻开一页来读，都对得起读者，不丢人。然后，他随手翻开书，再随手翻开书，翻开了，眼睛盯一下书中的某一句话。然而把书啪地合上，哈哈地笑起来说，这么说其实已经丢人了，那有这样夸自己小说的。

《明桂》是王祥夫先生的中篇小说中我最喜爱的一个，他把一个长得近似侏儒、面目可憎的乡妇联主任的爱情写绝了。因为长相的原因，她首先要做的是抗争，她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手段：父亲的权势，女人的身体、自尊、智慧、温情。几乎是她建立起了属于她自己的王国：把长得貌似潘安的丈夫、家人都控制在了她的权力之下。然后，世事意外，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丈夫的外遇更是有恃无恐，她的王国轰然坍塌，最终彻底触发了她内心的人性之恶，用硫酸毁了丈夫的容貌。这个小说看起来似乎是王祥夫先生在批判人性之恶，然而，绝不仅仅是。小说写到最后是明桂从看守所出来，丈夫于国栋已经醒来：这下终于与明桂扯平了。。。。。。女人（与叫床叫得像在练声的相好齐新丽比）还不都一样。。。。。。其实更深刻的是他明白了明桂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这一年来，他不断地与家人一起给法院写陈述书，要求撤诉。。。。。。最终，明桂一家人在金色的向日葵地里团聚了。

小说细细密密地写了七万字，就是为了最后能让明桂得以在金色的向日葵地里相聚——为份最后的温情。是的，小说批判之后的异样温情，仍然满足我对王祥夫小说的一贯看法：他没有在小说里对人性展开严厉的批判，而是动用人性的温情对一个底层群体展开了关怀的无限想像。

说到王祥夫先生自己觉得最好的短篇《五张犁》，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曲时代的挽歌，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接近疯癫地在土地上种出的不是黄灿灿的麦子，而是鲜花。就是这鲜花也将作为违法种植而被拔掉。我无数次面对城市街道上盛开的鲜花沉默，眼前似乎晃动着无数个五张犁。

关于王祥夫先生小说的种种妙处，众多读者与评论家都比我有资格去谈论。王祥夫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尊长，我敬称他为老师，读他的小说不仅是喜欢，也是带着学习的心态去阅读，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我最喜欢的意味。我对王祥夫的文字最无法忘怀的是他的散文《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文章里王祥夫失去了最敬爱的受师吴先生，在描述吴先生最后近似枯寂的生命与生活中，先生的文字流露的情感每每使我读得眼眶发酸。这篇散文是我对王祥夫先生的文字最虔诚的阅读，因为在我的生活里也有一位突然逝去的师长蔡老师，是心灵的共同缺失让我对里面的文字茫然若失，心生戚然。在那一瞬间出现时，我的眼前中浮现起他的形象——仰首抬视，神色忧郁。那是一个完全与热闹、好玩不同的王祥夫先生。

他在沉思。沉思时的他。

08年10月，王祥夫先生去过我的老家。那是个特殊的天气，他从大同出发时天空飘着小雪，到浙江时气温高达32℃，看到我村子里房屋的窗子都露风，他不止一次地问我，国祥，这样的房子大家冬天怎么过？我当时哈哈大笑说，这没什么呀，我们的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这是一种习惯呀。他当时说，对对对，这倒也是。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不过，我感觉还是会冷的。就这个事，后来我们见面时，他不断地提起，说唉啊，我老是想起你们村的窗户。有时在电话里说着说着也会提起这事。这又让我想起他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国祥，我写完《桥》了，一写完我就哭了。《桥》只是王祥夫先生众多关怀底层的小说中的一个。曾经，我问过王祥夫先生，我说王老师，你的生活状态其实跟底层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是怎么去写这些小说的呢？王祥夫先生没有作答。他只是对我说，我只是写了我想写的东西。王祥夫先生还说过：“唯一不使我烦弃的就只有写作！”而且，他喜欢在深夜写作。在深夜写作，让他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妙。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热闹的王祥夫属于白天，属于俗世，跟朋友们喝酒，吹牛，玩笑。

而他的写作从深夜起步，他在深夜沉思，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王祥夫先生。

                             2010年5月29日凌晨  北京御景园

                    ——读杨遥《唐强的仇人》

    有仇必报吗？杨遥说，有仇无处报去，只能让伤痕在身体上结疤，然后在心灵里像一只眼睛睁着，不闭。

唐强的仇人叫王二，一个在小说里没有交待多少，却让人很明白的背景式人物——他是黑社会。唐强赶着一头猪去屠宰场，在理发店老板的白大腿的诱惑下引发了性冲动，走进了理发店，正在店里的王二说他是臭要饭的，把唐强赶了出来。唐强嘴里轻声地说了句谁是要饭的。就被王二打了，“唐强的脸上像开了一个杂货铺，怎么收拾也收拾不过来”。唐强被打时，一个人赶过来说“二哥在打人呢，我也练练。”唐强想，自己就是一只被屠宰的猪。被人像屠猪一样打自己，就成了唐强的仇恨。唐强回家后四处诉苦，希望有人帮他报仇，没有人能帮他，他的仇恨被不断放大，跑到月色似银的山上嚎叫，回家时发现家里有贼，在仇恨中举起铁锹把唐小刚打倒了。他以为把唐小刚打死了，在绝望中，胆气顿生，反正自己完了，一定要杀了王二，这个愿望一波三折，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完成。因为，唐强虽然有胆气去找王二了，可是，他天生是个胆怯的人。王二没有出现在理发店时，他盼王二出现。当王二出现时，他早被王二出现的场面吓着了。王二是被人拥戴着坐进一辆车里的。唐强只能对着绝尘而去的汽车骂一声王八蛋。王二一去不复返，好几天过去了，唐强的仇恨正在慢慢减少，而恐惧却在慢慢增加。他怕有更大的事情发生，一种不知可否、却更加恐慌的心理袭击下，他回家去了。得到的消息是唐小刚没有死，而且是，因为在找对象，怕自己做贼被打的消息流传，唐小刚是到城里养完伤才回来。

唐强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在幸福中庆幸自己没有杀了王二。是的，相比于对王二的仇恨，唐强打死唐小刚的罪责更是致命的，现在，他终于真正从自己的“绝境”解救了自己。

杨遥在小说的一开头给唐强设置了一个屠宰场，然后把唐强赶了进去。唐强这头“猪”不甘心被屠，在面里左冲后突，还把二个猪带进来一起突（饭店老板与唐小刚），他们的突都是屠宰人王二不在场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突是那么没有信心，最后的一招是悬赏，悬赏打王二，赏金特丰。他们是想把一群猪带进来。小说没有提供一群猪的结局，甚至，小说停止于三人的设想中，设想中的笑意里。可是，我，一个群我，对一个社会的整体理解，我想，他们三人的生活将迎来更大的风波——以王二的实力，难道还查不出来，这悬赏告示是谁贴的？

在小说里，杨遥手法相对隐蔽地写了一个饭店老板，他左眼皮上有一小片通红通红的疤。在小说的结尾，杨遥以这样的一句来结尾：他眼皮上的疤像多了一只没有眼珠的眼睛。我想，在心灵上，这样的疤就是一只眼睛，睁着不闭，眼珠里的表情什么都有，它们可能喷射着怒火，可能是一种怯懦，也可能是茫顾左右的求助。或者是，它们像唐强对待王二的态度一样，因心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不变的却是，他们的身体都留下了疤，这些疤在心灵的深处像眼睛一样睁着，不闭。

                                                                                    王祥夫

很长时间来我一直都是丁国祥小说的忠实读者，每读他一篇小说，他的小说都会把一番经历披挂在我的身上，沉甸甸的。我觉着，不是份量，而是一种苍苍茫茫的东西总是通过他的小说把我的心包围住，是一种缠裹。丁国祥是一只两栖动物，他的心灵一半在北京，一半在他的家乡，就像你把一只绿苹果切一半，又把一只红苹果切一半，然后再把这两半个苹果合在一起，这就是丁国祥，这红绿各半，好看而冲突！是意象，亦是他目前小说的心态。当初我读他的小说《茶香》，我不敢说这篇小说是多么精致多么深刻，我是被那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苍苍茫茫的艰辛感动，就这篇小说，是现实的，也多少有些中国式的魔幻不可知，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和马尔克斯差不多的国度，活着的人总是要与死去的人频频对话，或与他们共进晚餐。《茶香》这篇小说我至今依然认为是那个年度最好的小说之一，虽然在语言上还有些粗糙，但小说描写的那种苍苍茫茫的生活让我们原谅了小说文本某些地方的粗糙。王国维说他喜欢用血写的东西，血写的东西总要比文字写的东西感人，这篇小说就差不多是这样。写茶农茶山写乡村底层的生活，这篇《茶香》有别于其它底层文学的地方是，是酸甜苦辣全面铺开，幸福与不幸福，六农的死是不幸，是茶机子出了毛病而他又没钱去做那第二次手术。而国燕在小说中慢慢离去却是温馨的，而不是像某些底层小说那样一味地凄苦。我十分欣赏国祥对生活的把握，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没有先行一步的政治理念或思想意念，是情感在苍茫茫的生活中的一路蹒跚！当小说写到母亲国燕很想为儿女烧一顿年饭时小说已近尾声，这一段的描写让我们十分伤感，一个母亲一旦失去劳作的权力是该多么哀伤，而更哀伤的是她居然都无法再为儿女做一顿年饭。《茶香》这部小说是把一点一点的生活拼接着让我们看，比如分压岁钱的细节硬是凡尘里开出的一朵动人的花，让人爱怜感动，生活是在一点一点好起来，而却正是国燕在向生的告别的时刻。《茶香》这部小说通过财夫的一句话：“不是我放不下茶叶，我也想歇过，可是，看着满山的茶叶心里堵啊！”这就是命，普普通通劳做者的命，这也是大地生命最最美好的地方——财夫的这句话便是《茶香》这部小说的真正灵魂。到后来，国燕是喝过一口茶而永远离去了，小说结尾写道：“国燕是在财夫的哭声中飞了起来，她看见了一片连着天际的茶园。”最后她还是又落了下来。《茶香》是一篇质朴而温馨的小说，到后来，作者又质朴地让国燕变做了一枝茶园里的茶树，无奈而又圆满！《茶香》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一篇优秀的“原生态”小说。小说中有一句潜台词，我好像听到了——“茶啊、茶啊、我们的命啊！”

丁国祥的小说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小说中描写的具有两种身份的人群，他对人物的两种身份分裂——合——再分裂的描写，是从侧面记写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们正在走着的交错的阡陌之道。丁国祥笔下的这些小说都写得十分本色，因为他对这种生活再谙熟不过，多少日日与他擦肩而过的人都是从那条阡陌之道上走来的，身份不明的人。丁国祥的这些小说在向读者暗示着一种身份感。身份是什么？当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分析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中国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份不明问题。人们问自己，你是农民还是工人？你是主人还是仆人？有时候人们不禁还要问自己：你是谁？短篇小说《帮忙》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小说，漂亮在于它的复杂性。小说中的人物——“我”——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什么人？那个杨中正的身份又是个做什么的？是鸡头，而他好像还有别的身份，而小说中的我却在小说结束时说道：“我长长叹了一口气，杨中正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信口胡编说我是包工程的。”在这里，在中国当下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大故事里，在大故事的编织中，人物的身份都在给不停编织着，一个人的命运总是被人不停地编织，这便是一种社会悲剧。又如丁国祥的另一个短篇小说《身份》，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盼望着、生活着、干净而又近乎于洁癖地生活着，却忽然遇到了那个天天出来遛狗的女人，在桃花树下洗澡的描写简直是近乎于童话般的美丽，是诗意的，诗意的描写放在这里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反讽！这篇小说的重点不是主人公的我和谁发生了关系，而这种小说的成功是写出了一种混乱，章桃花——妓女——两个女的，混乱着、迭印着，让人明白生活的杂无常理可寻，身份的每一次转换或许是又一幕悲剧的开始。这篇小说像是有小小的一个寓言藏在里边。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往往是拥有了一种身份而同时又丢失了另一种身份，身份问题在当代是一个复杂而又深层的问题，几乎近于阶级的划分。

丁国祥喜欢用对比的方法，如他的短篇小说《按摩》。一边是“美丽情按摩店”，一边是“金鼎轩小吃店”小说中这一女和那一女都在底层中挣扎着，这篇小说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影在生活的暗影中，不明说，却让你对现实有更多的追问。丁国祥在写作技巧上有些天生丽质，但对技巧的锤炼还没让他达到“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境界。是生活给了他在写作上的如鱼得水，他应该感谢生活，我们每一个作家，哪一个能不感谢生活？不敬畏生活？其实，看丁国祥的小说就是要看生活，文的不自觉到自觉是作家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升华，我希望国祥从这个起点升华到文的自觉上去——从不自觉到自觉。但文学永远不能够只是一种技艺！国祥的小说在我看来是好看的，好看就好看在他的小说里生活总是要远远大于想像，这是他的小说最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中国的当下小说，让我每每想到这句诗：“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我不知道我们进入这个世纪以来都收获了些什么？但近期，起码还有丁国祥这只小小的船在一片汪洋中沉浮！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都将给人类带来伤痛，而二战，它竟然几乎把整个人类拖入灾难。幸好，人类的生命是无比坚强的，什么样的伤痛，他总能治愈。文学以及从文学衍生的文艺作品都是治愈人类战争伤痛的良药之一。从二战的发生到现在，已近一个多世纪，它直接的痛感已经淡去，二战，它已经成为一个伤疤，它们痛感已经只会在灵魂深处绞动，提醒警示人类。这种力量，我们常常称为反思。对战争的反思往往是战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反思的力量就在于，它让人类学会什么？

《朗读者》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反思方向。一个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守卫汉娜隐姓埋名当起了公交车售票员。在一个寒冬里，救助了一个黄疸病发作的中学生米夏·伯格。用人性中的善首先表达了主人公人格二面性的正面力量。后来二人发生了一段身体恋，又是汉娜主动从这场“荒唐”的欲望中退出。若干年后，汉娜最终仍然没有逃脱自己曾经有过的罪的审判，接受着人类秩序应有的惩罚。而真正定罪的证据是她自己放弃了举证。因为她羞愧。也是这种羞愧，当她最终有机会走出监狱时，她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影片没有正面讲叙二战，然而，二战的残暴与血腥仍然成为了影片最重要的参照，那三百多个在教堂里被大火烧死的生命，那因为遵守战争秩序而紧锁的大门，汉娜愤怒地拍打着桌子向法院申辩的表情，都证明战争秩序的残暴性，恐怖性。而影片正是在此时，开始了真正从另一个角度开始表达对战争中个体力量与命运的反思。汉娜是一个文盲，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对战争本身的理解是肤浅的，战争于她更重要是在顺从中得以谋生，逃避中掩饰自己文盲这个短处。坐在被告席有六个人。据汉娜举证，那份虚假的报告是她们六个人集体商议的结果，可是，最终却成了她提议与起草。在被五个人指证（实际上是诬赖）是她写的时候，汉娜也极力否认，法院就要求她书写字迹以便取证，在一支笔与一页纸的面前，汉娜失去了证明自己最直接力量。而唯一知道她是个文盲的米夏·伯格，因为对战犯本身的仇恨，对他与汉娜荒唐的爱的本能掩饰，也选择了逃避。也因为逃避，米夏·伯格的内心深深的内疚着，后来，他不断地给监狱里的汉娜寄磁带，寄书。然而，这些，最终是让汉娜更深刻地认识到了那份在内心深处的羞愧，当身体可以自由时，心灵却真正坐进了监狱，那个憧憬着“据说岸上出现了一位新人，一个带着小狗的女人”的汉娜，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

二战可以结束，人性中的怯懦、卑劣却无法从生活中结束，当法官判汉娜有罪终身监禁时，我这样想。同样，人性中的内疚、爱，责任、赎罪，也不断地会在生活中出现。当米夏·伯格不断地录音磁带寄给汉娜，当他遵照汉娜的遗愿把7000块钱送给那个受害者，当他把女儿带向自己与汉娜最后相会的那间河边小屋，向她讲叙他与汉娜的往事时，我这样想。

如果说，《朗读者》讲叙的二战虽然我们熟悉，而实际上没有多少感性的认识的话， 那么，《太极旗飘扬》不论从年代、地域、事件，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记忆犹新。我父亲就差点被征入伍，我们老支书就是因为他是从朝鲜战争下来的（其实他并没有真正在前线打过仗，前一天晚上还在作战斗动员，第二天就板门店谈判了），而在我们村理所当然地当了几十年的书记，直到他自己不想当了。不同的是，《太极旗飘扬》从韩国人的角度，向我展示了他们眼中的共军，自己对战争灾难的感受，及他们理解出来的战争中的一种亲情。因为文化相承的关系，《太极旗飘扬》里的场景太中国化了，然而，因为受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影片里，除了家庭文化内容，绝大多数东西都独立于中国式思维了。说实在的，看完后，我觉得影片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东西。故事也相对简单，甚至于为了某些预定的东西，故事的发展也不太合理。

李振泰一家过着拮据、和睦的生活，他与弟弟振锡情谊深厚，因为自己上学不好，为了父亲的遗愿，也为了家庭理想，当然，还有自己内心的梦想无法完成的因素，振泰决心要把弟弟培养成一个大学生。然而，朝鲜战争发生了，兄弟双双被强征伍。在战争中，振泰不顾生死安危去建立战功，以请求上级放弟弟回家。在美军的帮助下，开始的战局有利于南军，振泰战功显赫，求得了上级的同意，可以让他弟弟回家了。就在这时，中国出兵朝鲜了，战局急转直下，南军只能全线退却，快到上级还没有把可以让他弟弟回家的命令下达下去。退却时，他们路过自己的家乡，振锡在之前已经从同乡的口中得知自己的母亲过得很不好。就不顾一切地回家去看望。这一看不要紧，就在他看到振泰未过门的未婚妻恩善时，一帮人来到了他家里，说恩善涉赚通共，要被带走。为此，与刚刚赶到的振泰一起反击来者，最终恩善在争斗中被枪杀，振锡被抓走关押起来。此时，共军也刚好追来，南军指挥官在振泰的枪口威迫下仍然下令烧死振锡这样的叛国者。大火过后，振泰在灰烬里找到他送给弟弟的钢笔。然而他看见那个指挥官被共军押着走过他的身旁，他捡起一块砖块，把指挥官的脑袋打得稀巴烂。战事仍在进行，在一场名为东铭洞的战役里，振锡被告知振泰这个南军的战斗英雄成了共军的指挥官，要他说明问题，不然他将接受最严厉的审查。振锡要求重新上战场，去劝说哥哥。理由是，哥哥反水是因为以为自己被烧死了。对他的爱现在成了对国家的恨。东铭洞打响前，振锡独住离开部队去劝降哥哥。这场战斗南军胜了，在快要拿下指挥所时，英勇的共军冲出指挥所拼死战斗着，杀红了眼的振泰没有认出弟弟，几次搏杀都差点杀死弟弟。当他终于清醒地确定眼前的人就是他的亲弟弟时，兄弟二人在敌方的阵地相遇了，抡起阵地上的一挺重机枪扫向了共军，以保弟弟脱险。

与《朗读者》的冷静反思二战不同，《太极旗飘扬》的出发点显然还停留在对战争的不冷静呈现上，尽管它也在影片里呈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比如，恩善的身上看到了汉娜去当守卫的缘由，比如容石被迫参加共军，比如，看到村民被大量屠杀，振泰下令枪杀战俘时振锡极力阻止时说的话。等等一些。可是，它是停留在了谴责（甚至是指责）上，同是极力地想像出虚假的人性来衬托亲情这个主题，最终，影片对战争的反思力量被消耗得所剩无几。如果把对战争的反思定义为一种替人类带来新生、新的相处方式的要求与责任的话，那么，《朗者读》是产生了这样的意味的，而《太极旗飘扬》则就象影片的开头一样，它是只是刚刚在掘战场遗址，有些东西连身份也搞不清楚。

巧合的是，二部影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有一个文盲：汉娜与李振泰。而这二个人都有着得到文化的渴望。汉娜喜欢听别人朗读，这不是跟米夏·伯格在床上做爱时开始，她在当守卫时也要求押犯给她朗读。振泰则把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这二种份方式是不是很独到地分别了东西文化的差异呢？汉娜虽然通过别人的朗读来获得知识，却最终仍然是自己醒悟；而振泰到死仍然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醒悟。虽然二人最终都以死亡证明了自己的，而且都是自愿。毕竟，一个是死在内疚与羞愧中，她像战争一样让人类认识到，罪是要赎的，那是一种内疚中让人心酸、深思的爱与责，还有勇气；而振泰的死是不是告诉人类，为了爱，人类仍然必须战斗？爱，必须要用恨来战斗？

当然，这只是二部影片，人类文化的定义还远远要复杂与多变。我在这里只是谈谈自己从这二部影片里得到的感受罢了。然而，不得不承认，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那种因内疚而萌生的爱，自由，责任，律法，是我们东方文化现在所缺乏的。在亚洲，日本文化与制度本来是应该最早能承担这种责任的，然而，日本的民族性格很类似于欧洲日尔曼民族的高傲，决定了它无法走得更远。韩国则仍然像个受气胞一样怨天尤其人，尽管制度层面他们已经具备这样的方式，这在影片里就能看出来，就算在日本，也可能并不允许在战争片里描写一个士兵对抗国家的征兵，而一个日本士兵的投诚简直是一种国耻。中国呢，或许中国人在内心有这样的梦想，有朝一日带领世界人民。可是现在，至少不行，现在，国家电影局连这二部影片都不允许、或者说不愿让他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观看。

最后，我在再一次回味这二部片子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二个画面：米夏·伯格在对他女儿的讲叙中而淡出；李振泰倒下，慢慢地他的身体用蒙太奇方式变成一付尸骨。

                            2009．7．11   北京华芳嘉园

                    ■丁谷

又是春节，又是春运，又是回家，不顾一切地回家。这一切是为了一份存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乡情，亲情，可以说，这份种乡情与亲情，是最具人性情感的中国魂。可是，现在，这份中国魂，在火车站被活生生地挤压着。

     铁道部在强调，运力紧张。我们听着，他妈的都听了几十年了。几十年？一个国家级部委，你办一件事几十年都办不成，除了不想办，就是办不了。不想办似乎不太可能，因为，铁道部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是为人民办好铁道。“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里程增长了3倍，民用航空线的里程增长了14．7倍，而铁路里程仅从5．17万公里增加到7．8万公里，仅增长了0．5倍，铁路营运里程年均增长1．4％”。这是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从数据看，铁道部存在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你们都在干嘛？你们干的事，连一个房地产商都比你们干得多。在经济以二位数增长了三十年的中国，一个铁道部居然只让铁路年均增长了1.4%？你喊什么喊？一个办不了事的政府部门绝没有资格叫屈！ 

     今年春运一开始就来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一段视频掴了铁部运输的一个响亮耳光！有好心人提醒吃耳光的人，你搞个购票实名制，以后就不会吃这样的耳光了。让我们看看吃了耳光的人怎么讲？“实行实名制以后，丝毫不能增加运能，只能增加中间环节的工作量。”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认为。注意这是他们通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我要请问，实行实名制，真的就会增加中间环节吗？我看不会，你说调研过了，我以一个多年火车乘客的身份给你说二句话：实名制，只在票面上打上购票人的姓名与家庭地址。进站，只要抽查，而不是通查，也可以未进站前在候车室抽查。请问，这会增加多少工作量，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人流堆积？这样那样的抽查，在我们的火车站还少吗？最关键的是，你们还在火车上查票呢！查出来的后果，没有一个坐火车的人愿意承担！实行实名制，我看不仅不会产生张先生所说的情形，我反而建议：取消火车部进站时的票检！还有，在现阶段，除了实名制，你还有什么手段有效防止黄牛党？

“从2008年12月15日到今年1月16日，北京铁路公安局共抓获“票贩子”492名，其中，刑事拘留21名，治安拘留60名，收缴价值达57﹒6万多元的火车票3518张，缴获赃款30多万元。”铁道部公安局政委张庆和说，票贩子囤积车票的主要方法是：雇人或自己在车站售票窗口反复排队购买，这占绝大部分；还有从分布在市区、郊区各处的代售点多次购买；向退票人收购；通过电话重复订票等。张政委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毛听听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他的意思是，你看，倒票的黄牛党手段忒多，我们防不胜防。这些话听上去怎么像在是辩解说：我们铁道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干过与黄牛党倒票有关的事。好笑，抓票贩子是正事，正事办完了，这些话都不用说了。实名制，有好心人给你们提了这个好方法，你们说做不得。我看，上面张政委说的些，实名制一实行，全能解决。你们找到比实名制更好的防患方式了吗？再问一句是，这些票贩子真的没有一个人与铁道部上下每一个人没有丁点关系？你们谁敢向全国人民保证一下，以便等若干年后真相大白时，让我塞塞你的嘴。要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耳光常常在历史中响亮。

铁道部，我认为实行实名制不仅可以杜绝黄牛党，还可以你们铁道部省去不少管理压力，当然地，我认为张局长的辩解是错误的，张政委的辩解是多余的。你同意吗？如果同意，那么你凭什么不实行实名制？不同意，请你再次说明理由！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级部委机关，人民的质疑就是对你们的极度不信任；而多年的质疑证明了这种不信任是绝对的不信任。而这个质疑是如此地巨大：一个本应服务于民的部委，却利用它谋利，盘剥人民。一个不被人民信任的政府是没有合法性的，就不可能存在多久，人民会把它掀翻；一个不被人民信任的部委，应该用司法的力量把他们的领导者，或者是直接责任者扔进监狱！

狮 子 仰 天 笑

■丁国祥

一

请莫先生来看风水后，王国军很冲动，很冲动，心中一个巨大无比的秘密，顶得他的脑袋几乎要崩裂了。好几次他想对自己的女人说出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应该也属于自己的女人，可是，每当这个秘密要从王国军的喉咙里冲出来，脱口而出时，被王国军生生地摁了回去。这样呢，王国军这几天的样子很奇怪，他总是冲着自己的女人要张嘴说什么，一激灵又把嘴巴闭上了，像做了亏心事的人，一副贼样。这把王国军的女人弄得很不高兴，说一定是王国军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想说又不敢说。最后是王国军的女人认定王国军外面有女人，气得店里的生意也不做，躺在床上不起来了，就哭。王国军怎么劝也不行，就差跪下了，真不行，死活不行，他女人非得要王国军把那个骚狐狸是谁说出来。王国军真是哭笑不得，就想把这个秘密吐出来，以清洗自己。可是，王国军最后仍然不敢把这个秘密说出来，王国军担心自己的女人心思浅，这个秘密一让她知道，那全村都知道了，全村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很危险了。当然，王国军不想对自己的女人说出这个秘密的原因还有，他觉得这个秘密还不成熟，有关这个秘密的事能不能做成还不一定。

女人嘛，哄哄总能笑起来的，这个秘密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一但出气了，将会不可收拾。

对这个所谓的秘密，王国军心里真的很没底，就因为求老师。他一想到求老师，就觉得这个秘密所兆示的事很遥远。一想到求老师又想到了求润，一想到求润，王国军觉得这个秘密更遥远了。求润，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前途无量。莫先生说的中央干部，离求润更近，近到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可是呢，王国军又深信，既然莫先生都这样说了，这个秘密就是天意，一定能成。问题是，如果正能成的话，那对王国军简直是一种挑战。他要为这个秘密保密多久？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是多少时日呢？王国军心里盘来盘去，最坏的可能是，这个时间可能会要守到他死去，死去后，这个秘密如果还不能成的话，那么，莫先生的话就是放屁了。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唉，如果真的要等到自己死去，这个秘密才会实现的话，那么，对王国军来说，也太残酷了。想到自己可能要为这个秘密保守一辈子，看着这个秘密一点一点地长大，一点一点地变化，而只能一个人偷偷地乐，偷偷地等待，王国军觉得这简直是一种痛苦。

二

前些日子乡里让王国军去开会，王国军不想去，乡里最有什么大事，与王国军的村也没有什么相干。王国军的村子叫靠石山，只有五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号人口，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守的都是些老弱病残。除了清明，过年，村子里最热闹的是鸡呀狗呀的声音，甚至，山上鸟的声音也比人的声音大。前几年乡里替村里安装自来水要帮工，人都没地儿找去。再说了，像装自来水这样的好事，王国军当村长十来年了，就碰到过一回。往前数，王国军长那么大，也好像只有乡里从扶贫款里拨了几千块钱装了一部电话。一句话，山高皇帝远，乡里去靠石山村的人除了村协管员，极少有人去的。乡派所连接到抓赌的电话也不去。前任乡长张威龙就对王国军开过玩笑，王国军，你不当村长的话，我们去你村里连饭也吃不上了。这话当然说得有些夸张了，村里倒不至于真穷得这么叮当响，乡长这话的意思按我的推理是，乡亲们对乡长之类的人还是很敬重的，可是乡长又怎么啦，乡长能给自己钱吗？乡长不可能给自己一个人钱，要给大家给，要有大家有，这样的话，一个乡长又算个什么鸟呢，这样，反而变成了一种冷漠，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要不就是乡亲们觉得乡长太高了，太高了的东西又与自己无关了。

王国军娄这个村长也是被迫无奈，他自己早就不想当了。乡长说了，王国军，你不当村长，你的批发部还想不想开，我天天找市里的工商去查你的假冒伪劣。

当然，乡长是开开玩笑，这王国军知道，就像王国军也会跟乡长开开玩笑一样。

王国军给乡长打电话说，乡长，什么会呀？你能不能在电话里传达一下就行了，我忙呀！

乡长说，你王国军是大老板了。忙。你最忙也是村长，会得来开。

王国军说，乡长，我老婆刚生完孩子了，走不开。

乡长说，老婆生孩子了，我怎么不知道。是小老婆吧！

王国军嘿嘿地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乡长，听说你的小老婆也生了。

乡长在电话里严肃起来。说王国军，你他妈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乡长的严肃也是笑的，说完他自己也笑了。乡长笑着说，你给我听着，这次开会你必须来，好事，让你来领钱呢！

王国军就去开会了。乡长话说到这份上了，王国军又体味出这些年乡长对他的情意了，王国军的批发部开在县城的北门车站，原来，北门车站是在县城内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后来，跟全国的县城一样，石城市也摊起了大饼，越摊越大，北门车站搬迁到离县城足足有十几里地的割草镇了，生意一落千丈，没有乡长的照顾，早就关门了。

乡里传达的指示就是修公墓。

王国军问，乡长，修公墓？给多少钱呀，村里可是一分钱的集体资金也没有。

乡长说，钱市里拨，多少乡里也还不知道，有一定有的，你先去村里召集村二委开个通气会吧，选好墓址先上报。

王国军就请了市里最有名的风水先生莫先生来看风水。本来他让村支书王国权一起陪着看风水。王国权说实在是走不开，说医院里医死了一个人，这几天家属天天来闹事。王国权干的是保安，遇上这样的事当然走不开，王国军很体谅他，就一个人陪着莫先生去看风水。莫先生走到村小学时停了下来，指着学校背后的狮子岩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有关狮子的传说？

王国军说，是有一个。

莫先生说，你给我讲讲。

王国军笑起来说，莫先生，一个传说有什么好讲的，我们村每一座山都有传说的，喏，前面的山叫石牛头，喏，这只山叫狗尾巴，这只山又叫长蛇山，还有老鹰岩，龙头山，鸡屎尖，多得多了，它们都有传说的。

莫先生说，你就给我讲讲狮子岩的传说。

王国军说，好，我给你讲讲。老辈人说靠石山村有三只狮子，一只雌，一只雄，还有一只小狮子。有一年大旱，旱得连第二年的秧谷子也没有了。这三只狮子知道村里人种不下田，快要饿死了，便出去偷秧谷子。方圆百里都大旱，它们到天台才偷到秧谷子。二只狮子可聪明了，为了不让别人发现，雄狮背谷子，雌狮倒退着走路埋脚印。可是它们仍然被天台人发现了，那袋秧谷子也是那个村里人的命根子。他们知道斗不过狮子的，请了一个法师作法让天把狮子打死了。你看，狮子岩整只山全是连成整体的，中间拦腰出了一排柴草，大家说那就是天刀劈在狮子身上的断疤。王国军说完，指着远处一个山岙说，那里有一丘田叫谷子甏，狮子把秧谷子偷来就放在那里的。

莫先生含笑着点了点头说，这就对了。

王国军问，莫先生，你问这些做什么？

莫先生说，村长，你想不想自己得一孔好风水？

王国军说，有好风水又有什么用，市里实行殡葬改革了，谁还不是一只骨灰盒。

莫先生哈哈大笑说，那就算了。

莫先生的笑让王国军好奇起来，他问道，莫先生，这不会就是一孔好风水吧？

莫先生说，何止是好风水，是大风水，我走遍市里的山山水水了，活到快见阎王爷去了，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好风水。

王国军说，真的，是什么风水呀？

莫先生说，狮子仰天笑。

王国军急切地问，狮子仰天笑，名字倒是好听的。你说大，大到什么？

莫先生说，必将出大官。

王国军说，大官？什么样的大官？

莫先生说，小则省级，大则中央。

王国军愣住了。

莫先生说，走吧走吧，这样的风水好是好，可是也说不定是个祸害。

王国军又愣住了。

莫先生说，风水是要受得起的，受不起硬受的话，小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则山河破碎，亡国失疆。我们看风水一般合合人家的时运，受得起点明，受不起就放入肚里，不说。

王国军说，这不是只死狮子吗？

莫先生说，是只死狮子，可是，你刚才说了狮子有三只，死的一只是雌狮，它为了保护雄狮与小狮，硬是堵在洞口被打死了，雄狮与那只小狮还在洞里。村长，你这么好奇我索性给你讲一讲吧。这穴风水分阴风水与活风水。阴风水应该已出，活风水却没有出。风水既生在这儿，村里总有一天会有人受得起的。

王国军又愣住了，会是谁呢？省级干部已经不小了，如果出个中央干部，那靠石山村不就要写进中国历史了。

莫先生问，村长，你今年几岁？我想替你合合时辰八字。

王国军说，算了算了，我太公的坟上不会冒青烟的。

靠石山村里有种说法，太公坟上冒青烟是要遇上天大的好事了，或者说如果你遇上了天大的好事，那就是太公坟上一定冒过青烟了。

莫先生坚持让王国军报一报，要给他合一合，莫先生想，既然这眼风水让他看到了，又是王国军带他来的，说不定机缘巧合了，他王国军就是这风水的主人。这样一想，连莫先生这样见过大世界的人也忽然激动起来。王国军报了自己的时辰八字，看着莫先生在那儿掐手指，嘴里还念念有词。太阳很好，深秋的太阳不凉，也不热，照在莫先生煞白净嫩的手指头上。莫先生先是用一只手在算，后来二只手一起掐起来。先是慢慢地掐着的，后来越掐越快了。王国军看着莫先生的手指头，突然害怕起来，害怕什么一时又说不上来，他眼睛只盯着莫先生的手指头，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觉得害怕。

莫先生的手指终于停了下来。他问王国军，家里有一个七十七岁的老母亲。王国军说是。莫先生问，刚刚生了一个儿子，过明年三月要闹周。王国军说是。莫先生说，闹周果做得多些，村里每户人家都要分到。说完莫先生哈哈哈地笑起来说，村长，恭喜恭喜呀！

王国军说，莫先生，你是说这孔风水我受得起。

莫先生说，不是你受得起，是你儿子受得起。

王国军问，你是指我娘葬进去。

莫先生说，村长，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也直言了。你娘八十离世，还有三年活头。王国军仍然不相信，说莫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莫先生突然像受了奇耻大辱，一口气把王国军家儿子的生日时辰报出来，说，不信，你来砸我招牌。

王国军高兴地说，莫先生哪里哪里的话呀，你莫先生的招牌烂了也是金子。来，抽支烟。

话是这样对莫先生说的，可是，王国军还是不相信。他不相信她娘只能活三年，他娘今年是七十七了，可是身体实健着呢。就算他娘三年后真的死了，可他真能相信他儿子会做个省级干部？更不要说中央的了。最关键的是，他王国军虽然是村长，可他的权力不可能做到把这学校说推到了就推了，这可是求老师的命根子。求老师是村里最受尊敬的人，得罪谁都可以，王国军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去得罪求老师，那是让王国军从心底尊敬的人，他可是求老师的学生呢！王国军做梦都想让儿子也去做求老师的学生，做求老师的学生可不容易，他现在是市中最有名望的老师，进他的班就等于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求润就是求老师自己教的，人家多牛，现在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这样一想王国军又乐了，儿子恐怕是赶不上求老师的班了，求老师与王国军相差十多岁，等儿子可以上高中，他应该是退休了。不过呢，就算是求老师退休了，自己也得去求老师。王国军知道，要让自己的儿子上个好小学，好初中，就凭王国军自己的那点路子是不太可能的，还得求求老师。如果他把这所小学废了，不等于把自己儿子的上学路废了吗！儿子不能让好学校能当上中央干部？这样一想，王国军竟生起气起来，他妈的想多拿点看风水钱，净讲瞎话。刚在心底里骂完莫先生，王国军又有些后悔，骂先生总是不好的，他在心底也很敬畏莫先生，莫先生可是市里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市里哪个大老板没有请过他看风水，不管是工厂开工，还是造屋，动迁。。。。。。这样一想，王国军又在心里盘了盘莫先生的话，莫先生的话竟然是生根了一样，种在心里了。想来想去，这是很矛盾的呀，儿子上好学才能当省级干部，当中央领导。可是，没有求老师，还就是不行。

三

村小学其实是早就废弃了的。

王国军是这所小学的学生，我也是，村里三十岁以上的男男女女，只要是上过学的，都是这所小学的学生，只要仔细回想一下，谁都能回忆起在这儿所发生过的一些故事。像我这样怀旧的人，甚至能仿佛听到自己朗朗的读书声。无数次我回家乡去，只要路过这所学校，我常常会在它的面前站立，倾听，我总能听见读书的朗朗之声，一声，一声，响起来，一声一声地远去。一声一声地响起来，一声一声地又远去。站得时间长些，再长些，再长些。我便能听见朗朗的声音充满整个身心，像听夏日里满天星光下的蛙声，一阵阵，一阵阵飞舞起来。

我在这儿读了六年小学，不知道有多少这样朗朗的读书声飘着，哈哈，一个调皮大王，一个调皮大王回忆着朗朗的读书声，自己想想很是可笑。我更精彩的光荣历史是一部厚重的调皮捣蛋史。

比如，讲讲士忠家的那块白蓍地。士忠家的白蓍地在学校的西北角。学校的厕所也在学校的西北角，我二个箭步基本能从它们之间来回。我的尿应该是撒到厕所里去的吧，应该的。可是，我的尿有多少撒到了厕所里呢？我不知道。到现在村里还在传扬的是，我曾经把士忠家那块地里的白蓍叶浇得一枚不剩。那多少有些夸张了，有好些东西时间长了，就变得夸张了。我的记忆是，小半块地的白蓍叶确实一枚不剩的。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岳土，槐辉，冠森，汉产，汉贤。。。。。。学校里的男子汉们都撒出了清流一般的童子尿。就连士忠自己也撒过。士忠本来是想爱护他家的这块白蓍的。可是，士忠是个胆小的人，他不敢直接来阻止我们，他向他爹去告状，他爹来向老师发火。老师就向我们发火。查来查去，我是带头大哥，罚我站黑板。

我站黑板的艺术也值得一写的。我站黑板时，一般来说是低着头的，低着头并不代表我胆怯了。我低着头只是表示我很懂得老师需要什么，我低着头站黑板，是为了让老师早点让我下去。或者是老师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的时候。如果老师面向同学们讲课，他讲课常常说得忘乎所以，我就会让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的动作很现实主义，比如，《少林寺》里李连杰的白鹤亮翅，一做，同学们保证齐声大笑。甚至于我还会扮作计春华扮演的秃鹰，来个恶鹰舞爪，那绝对的是高难度动作，有时很可能不得不把腿伸进我们老师身子的影子里去。

这里要说说我们学校的阳光，我们学校的阳光很好，我们的学校有很多窗子，阳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能射进来，老师身子的影子一天会三百六十度地转移，就像老师说不定把我放在哪儿罚站一样不确定。站黑板时，我就能把我的腿伸进老师的影子里去。

不管怎么罚站，或者说反正罚站了，士忠家白蓍地上的白蓍叶一枚一枚地越来越少了。这里面便有士忠的童子尿，因为，保护他家白著的乐趣那有让白著叶一枚一枚地落下去有趣呢！让村里人真正记住这块白著地传奇般的过去的，并不是我们的童子尿，而是白蓍本身。秋天，士忠家在掘白蓍时，这半块地白蓍整整挑了三箩担，最大的一个白蓍有多重，打死你也猜不着，六十九斤，赶上一头猪仔的重量了。士忠爹是个没良心的人，说这样的白蓍太脏了，说人不能吃的。是人不能吃，可是，他就不想想，那年他们家的那头猪至少不知道这些白蓍是我们的童子尿浇大的，它不是吃得很香吗？再说了，村里人吃那个猪的肉时，难道还能闻出来有我们的尿味吗？

我们这所简陋的小学没有专门的操场，我们的体育课必须到村子里的晒谷场上去，除了老师给我们示范过一套广播体操外，从来我们也没有上过正规的体育课。我说不正规，并不是说没有像样的体育用品，我们也有体育用品。我们的体育用品跟城里的孩子一样齐全。像羽毛球，乒乓球，跳绳等。不过，一样只有一件，老师分派时很公平，可是，公平必须在老师的眼光下。老师一走开，岳土老大就会把公平放到他的口袋里，再取出来，像取出他自己家里带来的一支自制木头手枪一样。我们的这些体育用品是来得多么不易，那都是金师自己掏钱买来的。教我们的金老师，一个女的，她父亲被划为右派，她只能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山村小学校来教书了。

她是那么的漂亮。

岳土老大说，我长大了就娶金老师这样的女人。这话后来被同学告密了，可是，金老师一点也不生气，她找岳土老大谈话后，岳土老大很高兴。金老师说，你们只要读好书，就能娶我这样漂亮的城里女子。这是岳土老大去美国后在一个越洋电话里说的，他问我金老师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我说金老师过世了。他说，瞎说，你胡说什么？我说是真的，是肺癌。岳土老大就在电话里沉寂很长时间，然后对我说了这个秘密。

金老师走时，是我们小学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金老师说我要带你们毕业。可是，金老师没有带我们毕业，金老师那能自己作得了主呢，大金老师死了，被错划为右派的大金老师死了，金老师可以回去顶职了。金老师回去顶职是很不容易的，听说是一个与大金老师至交的乡校校长力保才让金老师回去顶职的。反正，那个时候乱七八糟的事很多，我们幼小的心灵都知道那个年代里大人们过得都不太好，可是，让我记住的那段时光里，人与人之间仍然还是有这样一些美好的东西。

金老师走后，我们在半年里断断续续地竟然换了四个老师，来了走，走了来，最后，求老师来了，求老师是我们本村人，按辈份我只要叫他哥，可是，我爹一定要让我叫他老师，许多同学也只要叫哥，他们的家长也一定要让叫老师。我对我爹说，我为什么不能叫哥。我爹说，你叫哥，他能有威信呀，他没有威信能教好你们书吗。村长的理由比我爹充分，村长说，叫老师就是为了立他的威信，我们再也不要外村人来教书，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有自己的老师，可以教一百年也不走。

求老师教了几年，也走了，他考上了公办教师了。

我是非常怀念求老师在的这几年的。我从秦岩中学放学回来，路过学校门口时，常常听见求老师豪迈地唱着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或者是《宝莲灯》里沉香劈山救母的唱段。就是金老师也没有怎么教过我们唱歌，她虽然长得漂亮，可是她的嗓子不行，声气太小。她是很内疚的，她有时就把她的妹妹叫来教我们。她妹妹不是老师，还在上高中呢，教我们唱歌时常常唱错歌词，一唱错就脸红。就这样的，我们仍然学会了《沂蒙山小调》，这也是我心里记忆最遥远的歌。求老师是那么的爱唱歌，他教学生唱，也自己一个人唱，他一边拉着京胡，一边唱。我因为是他班里毕业生中语文唯一得60分的学生，每次路过要是被他看见，他总要把我拉进我曾经罚站过的小屋，我们二人一起唱，唱得震天动地。

真的，震天动地。

关于对小学的记忆之门是不能打开的，要是打开了，它就活生生地把我埋在里边出不来。你比如，如果我要讲讲我回到这里来代课的生活的话，那又可以写另一个小说，因为，一不小心，我居然差点爱上跟我一起代课的刘美美。你比如，我的学生中出了一个黑道老大，现在你随便站在我们市里的某条街道上喊一声“老伯兴”，城市都会为之一动。可是他现在碰到我还叫我王老师。

我离开村子很多年了，我已经不记得我的学生中还有一个人叫王伯兴了，可是，我走得最远，我的亲人们还在靠石山村，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总会拉着我回到这里，然后，碰到熟悉，或者已经不熟悉的一些事情。那年我的小嫂死了，在我小嫂的葬礼上我碰到了他，他叫我王老师。我不认识他。他说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了，我叫伯兴。伯兴？他一说名字我当然就想起来了，有关他的记忆是他与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打架的事。小孩子打架还不是家常便饭。可是他打的不是一般人，他打的是村长的小女儿，宝贝小女儿。而老伯兴的家长是村里最懦弱的人。老伯兴打了村长的女儿，村长当然不干了，气势汹汹地赶来要打伯兴。作为老师，我当然最严肃地劝架说，小孩子打架是小人的事，大人掺和在一起就不好了。村长就罢了手，说你王老师出面劝，我给你面子，不过，王老师，我臭话说在这里，如果他再打我女儿，我就拉他去粪缸里吃屎去，你王老师的面子也不认了的。我当时很不在乎他的话，我心说放屁。我血气方刚，我格老子怕过谁，你不给我面子，老子还不给你面子呢。不过，后事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村长给我面子的真正目的是因为我爹。村长那时候正在造屋，没我爹帮忙，他的屋一会没有石脚，二会没有屋顶。

伯兴说，王老师，我永远记着你。

我说你别说这话，我没有什么给过你。

与我弟出门上厕所时，我弟已经告诉我伯兴的名气。我想，教出这样一个学生谈不上荣誉的。所以，对他说这话我很不以为然。然而，老伯兴仍然说这话，说了二次，他说第二次时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就很深沉地又讲起上面这个故事。

他说，王老师，说实话我现在做的事让你很没面子，可是，我永远记着你，我做事从不做绝，从不做不道义的事。

我一愣问，为什么？

他说，王老师，我是一个被人欺辱大的人，是你王老师让我第一次感到社会还有正义，我永远记着你的话。

我突然感动于自己曾经的正义感，就是那股血气方刚劲头。

每当我站在学校面前回忆这些的时候，我常常会激动起来，我一激动身体就会有反应，那就是周身发毛，汗毛酥酥地竖起来，耳根发麻，心房酥软。

学校废弃有些年头了，可是，学校的房子还是很结实，就跟王国军的娘一样，七老八十的人了，身子骨却实健呢。是学校建造得很结实吗？不是，这所建于农业学大寨年代的学校，屋子处处还显示着那些历史痕迹，墙体斑驳，墙上的字斑痕累累。比如“农业学大寨”的字，比如，“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比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比如，“反对一切封建帝国主义”，它真的是老态龙钟了。它坚强地伫立着，是因为求老师每年会回来看看它。求老师有一年回来看它时，它屋顶的一根顶梁柱发霉了，然后，在那年的一场大雪里断了下来。那年的冬天里，求老师的爹去求老师家过年，他爹说学校要彻底倒塌了。求老师就在正月里回来了，他站在学校的门口看看，走进学校的里面看看，里面堆满了乡亲们的柴火。那个正月前半月里，雪一直没停地下着，那些柴火上积满了白皑皑的积雪，那些柴火看上去像求老师教过的一个个学生挤在一起，发抖，取暖。求老师浑身打起了一个一个冷颤。求老师就去找老村长。

求老师对老村长说，求老师去市里教书后，说话很文皱皱了，他文皱皱地叫了一声财兴叔，财兴叔，学校的顶梁掉下来了，不修的话将会全部倒塌的，你请几个人修一修吧。

老村长说，老村长仍然保留着对求老师的称呼说，求老师，学校还叫学校吗，没有学生了，没有用了。修它做什么呢，修好了还不是让村里人堆堆柴火。倒了好，倒了干净。省得大家抢着堆，吵架。

求老师说，财兴叔，我想把它修起来，我出钱，你帮我叫叫人好不好？

老村长叹了口气说，求老师，你会出冤枉钱，我叫几个人还是会给你叫的。

王国军当村长后，求老师就找王国军了，王国军当然痛快地答应求老师，每年给学校筑漏，挖墙沟里的积土，还按求老师的要求连门都补得好好的。就在不久前，求老师回来看学校时发现，当作办公室的小屋子的墙裂开了一个大缝。那是二栋墙的接缝处裂开了，它们向二个方向倒去，不修的话一场不大不小的斜风雨就会吹倒它的。求老师要求修好它，还是他出钱让王国军找人。

王国军找人把一幢墙几乎都推倒了，重新筑了筑。

从心底里说，让王国军把这所小学一下子推到，他也不愿意。不过，竟先生的话真的似乎永远无法从他心底里抹去了，这些天批发部的生意忙，他女人帮他一起打理批发部都忙不过来，让他把他老娘叫到城里来抱儿子，他娘就来了。王国军看着他娘就想起莫先生的话，她八十岁就会死去，日子一天一天可以倒记时了。甚至于想，娘八十死去也算是大喜丧了，死也死吧，如果真能让她孙子成为一个省级干部，不，是中央干部。王国军这样想的时候，思绪会走得很远，他想着想着就只想儿子是中央干部了，中央干部就住在中南海里，那他妈的多荣耀呀，他也可以去中南海里了。想着想着又骂自己真是鬼魔头了，儿子当中央干部八字是有了，可是，非得要让娘死了葬进狮子仰天笑里，开眼睛看着自己的娘死去，然而高兴地想着自己儿子当高官，这又是多么的别扭呀！

四

村二委会并不是在村里开，而是在王国军的批发部里。王国军给村二委的人员打了电话，说晚上来开个村二委会，晚饭到家里来吃，大家就知道了。王国军当了十来年村长，开村二委会，很多次饭是在他家吃的，有时算点钱，有时不算钱，这个王国军并不计较。

村支书王国权在市医院做保安，是保安队长。王国权这个名字很不好，也不知道他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居然取一个杀人犯的名字，虽说按族谱排来，一个国字一定要用，可是，取一个跟杀人犯一样的名字，多少有些别扭吧。我说的杀人犯是我邻村绞车岭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桩事体了。那是个正月里吧，绞车岭出了一起血案，杀人犯王国权与同伙一气杀了七口人，同伙当夜就投案自首，王国权在逃三个月后归案。关于他的归案有很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说他是一个好人，知道同伙已经归案，他不想让同伙一个人受罪，他也归来投案了。关于王国权投案的设想可能是乡亲们基于对这桩婚姻中他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或许也可能真的王国权就是一个好人。好人要杀人总有难言之隐，能博得大家的同情。关于案件的本身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王国权的未婚妻与她的母亲不同意这门拉扯了七年之久的婚事了，原因是她们相中了一个即有钱又有势的人家，要赖婚了。里面的种种传闻都不耻于女方，民愤之大是，我听说当时村里人都联名保救他，没有被政府采纳，村里所有的年轻力壮者起誓言，要劫法场。要劫法场的想法是村里的一个老人说，如果劫了法场，王国权就不要杀头了。有人也说了，你那是看戏里演的，现在是新社会，这套不灵了。可是，老人的话仍然让村里的年轻人兴奋，说就是不成，这样一劫，政府基于民愤肯定要重审。

可是，王国权最后被枪葬掉了。那个时候的我虽然还小，可是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天开完公判大会后，枪毙王国权的法场换了，没有走预先设定的、埋伏着村里人的路线。

我要说清楚王国权的名字的原因是，我要彻底分开这个王国权与那个王国权的身份。因为我要说的王国权是村支书呢，不好乱写。王国权是村二委里最年轻的，部队当兵回村后，没找着工作，就去当了保安，当着当着就当保安队长了。保安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看家狗，可是，王国权在乡亲们的心目中不是，不仅不是，还是好人，能人。村里人去市医院瞧病，谁没有麻烦过他，他从没有说过一句气话。就凭这，还有凭他部队里带来的党员身份，王国军向乡里提议让他当村支书，乡里理所当然同意了。要说他缺点吧，也有，那就是脾气燥，他有一身武功，见谁都不怕，这么着，他在市里竟然混出个权哥的名谓来，很有些江湖老大的味道了。我调查过，他的权哥称谓与我学生伯兴没有瓜葛，他奉行的是江湖人一言九鼎的道义，路见不平，总能拔刀相助，或者是说哪儿需要正义的力量，他就会出现在哪里，很有外国电影里那个什么佐罗的味道。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王国权真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受乡亲们爱戴。

村委还有王国民，现在在市高科技工业园区当小工头，带领村里的几个人挖石脚。村二委开会一般就是他们三人。今天的二委会，王国军还把村会计王国苗、出纳王国财都叫来了。

王国权先到，他的摩托车在门外“唔唔唔”响了几声，王国军就知道他到了，王国权的摩托车声是他的招牌动作，在大街上骑车，他从不按喇叭，切开离合器，“唔唔唔”几声油门一轰，算是打过招呼了，“呼”地一下就过去了。车技还特别好，从没撞过人。王国权一边停摩托车，一边大声地唱着歌儿“抱一抱啊抱一抱呀，抱着那个妹妹上花轿”。高兴着呢。

王国民也是骑着摩托车来的，在门口“皮皮皮”地响着，他这摩托车声音一响，连王国军的老娘都知道是王国民来了。王国民的摩托车老掉牙了，是老式70摩托，黑漆都掉得差不多了，变成铁灰色了。到王国军家门口有一段上坡，车子动力太小，就得死拉油门，“皮皮皮”地响着，还得用脚踮在地面，用力蹬着助它上去。

王国财与王国苗都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来得慢些，二人都在王国民的工地上干活呢，也没换衣服，泥泞着身子就来了。

酒没喝几口，王国权这大炮筒便轰开了，他说，国军叔，风水有没有看好？

王国军说，定在凤凰山脚的北角头，前面有三重山，前面临水库，来龙大，朝向暖，是块风水宝地。

村支委王国民在这方面算是村里的专家了，一是他看《麻衣相书》，二是他常常在工业园里挖石脚，常常听市里最有名的风水专家莫先生的高论。他说，莫先生看的风水不会错。如果我的太公大侬的风水是莫先生看的话，我女儿一定会考上中央艺术学院的。谁看见我太公的坟基不是说好呢，可惜风水眼找不着。

王国权笑了笑说，让莫先生再给你看看，你自己死掉葬归去，下代就会出艺术家的。

王国民也不生气，笑着说，娘打弄，哪个风水先生眼睛毒，找得着凤凰山的风水眼，我就葬进去。

王国军说，现在好了，这块地方修公墓，总有户人家会葬着的了，村里出个艺术家是迟早的事了。

王国权又问，乡里到底能给多少钱呀？

王国军说，谁知道呢，乡长说是有钱，说是有钱，有几个钱？最多的钱到我们村里也是阿弥陀佛几个小钱了。

出纳王国财说，没有钱，没有钱就不修。

会计王国苗说，不修是不可能的，你是白讲白话。

王国军说，所以说怎么办？乡长可是催着呢！

王国权沉默了一会说，办法是有。

大家问，什么办法？

王国权说，上民政局去讨。

王国苗说，你也是白讲白话。

王国权急了，怎么会是白讲白话呢，我晓得有好些村都在讨钱，上次碰到一个村的村长，他对我说，他们村修水渠，去水利局讨，一讨五万，修修只要二万。村里修马路，去向交通局讨，一讨十几万，村里种杨梅树，说是要建万亩杨梅基地，去农业局讨，一讨几十万。

王国军的老婆大概是听得呆掉了，说这样讨讨也发大财了。

王国军的娘也插了句说，讨饭佬发财，真有件事了。

王国财说了，别人会讨得来，我们讨不来的。

王国权说，我们不能再有这样思想了，想想反正是讨不来的，就不去讨了。

王国财说，国权，你去讨？

王国权一听就火了说，为什么一定要我去讨？

要是这话是五个人里的其他人说，王国权绝不会发火。王国财一说他就火了。本来王国权就看不起王国财，什么东西，猪狗不如的东西配跟我说话。王国权说王国财猪狗不如，是因为王国财贪财，不孝。王国财什么不孝了呢？还那得说说王国财的大伯多年前从台湾来探亲的事。王国财的大伯不是来看王国财的，他是归来看他姐姐的。他年纪大了，他姐姐也年纪大了，算是见最后一次面了。其实他姐姐的身体比他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王国财的阳台上晒谷子，一脚踩在一堆稀泥的鸭屎上，滑一下，摔成了半身不遂，躺在医院里了。他问王国财他姐哪儿去了，王国财说去走亲戚了。他问去哪个亲戚家了。王国财说不知道。问几天能回来。王国财说不好说，有时一去半个月也不回来。王国财的大伯只能在大陆待三天，等不及了，就回去了。把本来要送给他姐姐养老的几件金货让王国财转交一下。当然，王国财也有份。后来王国财除了付了医院的医学费外，没有把几件金货交给她。村里人说王国财恶，王国财不承认，说他大伯没有放下什么金货。事情的败露还是多年后的事，王国财二个读大学的儿子毕业后，把她接到了城里去住，说是要报答她。这么说来，王国财确实是用了这笔钱的，可是，王国财还是有良心的，不仅他自己有良心，而且让他们的儿子也记住了有恩必报的道理。而且也可以想象，王国财用这笔钱时，良心是受到了多大的打击的。

可是，王国权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他忍不了这个，他认为王国财就是小人心态，最难也不能动用一个老人的钱，最可恶的是，王国财为了这个所谓的计谋，让一个从台湾赶来见亲姐姐最后一面的老人含泪而归。

王国财不知道王国权生气了，还说，你不去讨，国军去讨。你二个一个村长，一个书记，你们不去，还有谁去。你去讨比国军去讨总要好些，你是武林高手，全市人民都知道你的。

王国权仰头一口酒灌落肚，把酒碗在桌子上一蹬。说我去讨还要你来教。

王国财一看王国权真生气了，也不说话了。王国财现在基本不在村里住了，在儿子家住，正因为他在儿子家住，他突然在村里变得又有威信了。村里人也记着他做过的那档子事，可是，也正是这档子事，让村里人不得不向他低头了。想不到王国权会这样说自己，一下子，他没有习惯过来。

吵管吵，村二委会还得开，王国军说，我倒有个办法，去市里讨钱，实际上就是靠关系。我想过，求老师现在算是市中学的名教师了，他的好几个学生在市里的几个局当局长，让他出面试试看。

王国军一说，几个人都好像清醒过来，一想对呀，让求老师出面去讨呀，怎么这么多年把求老师给忘了呢，求老师连村小学那几间破房子都舍不得让它倒塌，像修公墓这样的大事，他一定会帮忙的。

王国财的脑子转得最快，说求老师去讨一定会讨来。

王国苗问，你怎么有把握求老师一定会讨得来。

王国财说，我敢肯定，求老师修学校的钱一定是讨来的。

王国财的话一语点破，大家如梦初醒般地都直了直身子，对呀，几间破屋，修了这么多年，少说也要上万块了，如果是他自己掏，那真是个木卵了。

大家虽然对求老师能讨得来钱这点是深信不疑了，现在要做的怎么让求老师出面去讨钱。虽然大家都认为求老师对村里的感情很深，可是，求老师到底能不能出面去讨钱呢？这大家又没有底了。求老师毕竟是老师，让他直接出面去为村里讨钱，他会同意吗？几个人说来说去，酒越喝越多，还是没有把握。

然而，求老师能讨来钱这样的预测结果，仍然让他们兴奋不已。王国权说，直接跟求老师说可能不会答应的，我们去跟他爹说，等村里修好公墓，他要那座，让他自捡自挑。

那还用说，大家一致地说。这是一份决议了。

靠石山村的这次村二委会议到此就结束了，会议的结果很不赖，一是一致同意公墓墓址选在凤凰山北麓，二是修公墓缺口的资金由求老师出面去向市里讨。

“唔唔唔”王国权发动车子后习惯性地拉几下油门，扬长而去。王国民为了省油，不打火，他与他的老式70摩托车无声无息地溜了。说是无声无息其实不对，他那刹车却是死胡咧啦地尖叫起来。

五

风水说到底准不准呢？这个其实很难说。就象鬼神到底有没有呢？这个也说不准！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有人说了，信则在，不信也在。说来有点有趣。我还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王国军争论过这个命题。争吵为什么而起的，当然没有一点记忆了，可是那天我驳倒他的证据是记忆犹新。他说世界上的东西眼睛没有看到的，就不可能存在。我说错，有些东西不管你有没有看到，它必然存在。他让我举例。我说你看到过毛主席吗？你到过天安门吗？我小时候口臭，我最后是说，你看见过你太公吗？你能说他们都不存在吗？按你说的眼睛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不可能存在，那么，你没有看见过你太公，难道说你爸你爷爷是从屎缸里掏出来的吗！至今我仍然认为，人类的思维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还在去年的夏天，我在朋友的阳台上喝酒，又讨论起世界的无限性，我摸着一吊梅枝说：我的手就那么轻轻地一抚，或许它就跨越了某些生命能力极限的无数个宇宙。

从内心来说，对风水说我倾向于有，就象我倾向于这个世界有神灵一样虔诚。这与迷信无关，这其实就是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我们必须尊重未知的一切存在可能性。

王国军这些天也一直在思索这个命题。王国军的思索跟我是有一些不同的，他的思考是有参照的，那就是求老师家的风水传说。我小时候也听说过求老师家的事，说是求老师家的风水是在他爷爷的坟。也就是说求老师能从一个山村野夫到民办教师，再到公办教师，再成为一个市中最具名望的高级教师，特别是他儿子能考上清华大学，这都靠他爷爷这点风水。我只能大概齐地给大家变讲求老师家的事，我是听我爹说求老师家的事的，我爹说求老师的奶奶是一个上海人，逃战事逃到石城市，快饿死的时候被求老师的爷爷救了，二个人就结婚了，一气生了三个儿子。后来战事平息了，她想回上海，她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纺织女工，家里来信说政府让她回上海去，可以上班了。求老师奶奶是铁了心要走的，计划安排得严丝合缝，求老师爷爷一点也不知道。那天，她要走了，她什么也没带，没有人知道她要走了，回上海去。她三个儿子也不知道。她三个儿子在操场上玩，她想去看他们最后一眼，她不打算回来了，她怕这一走可能最也见不到他们了。她去看他们，她一边看，一边流泪。流久了，流干了，她想走了，她走得急急的。听我爹讲述求老师奶奶走路的样子，好像在跑，或者说是在逃。可是她的耳朵是没有脚的，她的耳朵好像生了根一样站在操场上，它突然听到她的小儿子撕心裂肺地哭起来。她停止了脚步，她听见小儿子一声高过一声地哭着喊妈妈。妈妈就是她。她听得揪心呀，对自己说回去看看吧。她回到操场上一看，大儿子与二儿子疯狂地撕打着，她眼看着大儿子一拳打在二儿子的鼻子上，血流了下来，二儿子一擦，满脸红。大儿子一看他满脸是血，大概是慌了，转身就跑。二儿子捡起一块大石头就追。求老师的奶奶大喝一声，飞奔过去。

我并不因为认同风水说，就认定风水说能改变一切，这可能也是我不是一个彻底的有神论者的原因，我尊敬神灵，却仍然认为神灵离我的现实很远，我只是想在现实中做得好些，神灵有知，当在来世会保佑我。现实中对求老师身份的改变还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求老师智商变异就是因为他奶奶是上海人，可是，王国军不是这样客观地分析问题，他就一直认为求老师的发迹是因为他爷爷葬了一孔好风水。求老师爷爷的坟据传闻是蛇吞群鼠。我去看过求老师爷爷的坟，一条山脉逶迤而来，好像一扭头的造型，这条山脉结束在一堆乱石滩前。我去看的时候，我已经在读高二了，从我的地理知识解释是，那堆乱石滩就是冰渍湖的出水口遗址。可是，风水先生说这就是蛇吞群鼠。我对风水先生的佩服是，他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这孔风水要出一个教师匠。这点是我爹讲述时说的，就是他不让我叫求老师叫哥，而要叫求老师为老师时说的，他说，求老师肯定不是一般的老师。

王国军就是想到了这一点，他路过求老师爷爷坟前时站了很久很久，想着莫先生的话，想着求老师，想着求老师上清华大学的儿子。想着想着，他有些后悔，他后悔在村二委会上答应来送礼，他在心底里问自己，难道真的就放弃狮子仰天笑吗？

其实王国军想与不想都一样，他已经来到靠石山村了，手里拎着一袋东西，从靠石山村的东头几乎是穿越整个村子来到求老师家里，里面装着去看求老师他爹的礼品。送什么礼品给求老师爹好，这让王国军也想了很长时间，最后，从他的批发部里拿了几瓶罐头鲜荔枝。说实话，罐头荔枝是他批发部里最便宜的东西了，二三块钱一瓶，送十瓶也就二三十块钱。

王国权提议说，东西送得好点，村委可以开支一下。

王国军考虑问题要比王国权周全些，他想，送个大礼面子当然大了，可是，要是求老师他爹不收，那求老师可能不会往心里去，就等于礼没送。他要让求老师他爹不在意这点东西，还高兴地吃了。然后，把这件事当一件小事让求老师去办，如果让求老爹觉得吃了东西后，他儿子不得不去办的话，这老头子就不一定收礼品呢。王国军能保证求老爹吃这罐头荔枝吃得高兴，他知道求老爹可爱吃罐头荔枝了，其实，这罐头荔枝不光求老爹爱吃，就是王国军他娘也爱吃，王国军也爱吃，我也爱吃，我爹也爱吃。话说得大一点，深一点，那就是我知道的农家人都爱吃这罐头荔枝。你看，哪桌红白喜事桌上会剩下罐头荔枝？不会，一点也不会，一点糖水也不会，我小时候还舔过碗呢，要把上面的所有甜味都舔走。罐头荔枝是从没有甜味的苦岁月里流来的一条河，只要在这块苦难岁月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都需要它的滋味，它的滋润，生命干涸，生活干涸，它才干涸。

求老爹对王国军的到来很是意外，求老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辈子受不起别人的恩惠。他要把村长王国军让进屋去坐。王国军说，叔，就在外面坐吧，你看太阳多好呀！

求老爹呵呵笑着说，我老了要晒太阳，你们年轻人火气大，太阳倒是被你们烤焦了。

王国军也笑了，叔，那二个太阳要把你烤得变灰了。

求老爹又呵呵笑着说，那倒不会，我老皮老骨头的，难烤的。

王国军说，叔，我归来看我妈的，我给我妈带来了几瓶罐头荔枝，我妈说你喜欢吃的，让我给你拿几瓶来。

求老爹说，要你妈惦记着我。害你花钞票了啦。

王国军说，叔，什么年代了呀，罐头荔枝二三块钱一瓶，你日日吃，年年吃，我的批发部也少不去几个钱的。

王国军一边说，一边进屋去，从灶台找来一把菜刀，用菜刀在瓶口上一撬，罐头瓶口处“屁”地响了一下，放出些气来。王国军一拧，罐头瓶盖就打开了。王国军拧罐头盖时想着怎么跟求老爹提话头，想深了，拧的时候力道过猛，糖水浇了一手。求老爹看见了，巍颤颤地要站起来去拿毛巾给王国军擦手。王国军忙说叔，你坐着我自己去拿。顺便地他从箸笼里拿了一只搪瓷瓢梗，他把瓢梗放到罐头瓶里滗了一勺糖水，问求老爹说，叔，我喂给你吃还是你自己吃呀？

求老爹说，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听话。

王国军呵呵笑笑。

求老爹问，你有没有归家里去看你妈了？

王国军说，去看过了，她也在吃罐头荔枝。

求老爹说，你娘把你们养大是不容易的，你要待她好点。

王国军说，晓得。

求老爹说，她身体倒健膀啦，还上山做活。我对她说，你国军是大老板了，还做，你做点东西他们不入眼的。你妈说，不入眼不入眼，不入眼也是我这样不入眼的钞票给他养大的。我讲，你做，你会做，心会动，手脚是不活络的了啦，不小心倒在山上的话，你国军还要背个不孝之孙的名头啦。

求老爹说着自顾自笑起来。

王国军没想到求老爹对自己讲起生死来，他今天来的目的是让他对求老师讲一声修公墓的事，求老爹这样一讲，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对一个老人讲墓地总归是有太合适的。幸亏求老爹直爽，他问王国军说，国军，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王国军说，也没什么事，村里想做一件事，钱不够，王国权说别的村能到市里讨些钱来，想叫求老师出面去讨讨看。

求老爹问，村里要做什么事？

王国军说，乡里要求村里修公墓，这是市里的意思，听乡长说是全省都要这样做的。

求老爹说，村里人都在说了，我还不相信呢。地方看好了？

王国军说，看好了，定在凤凰山。

求老爹说，地方是好地方，哪个风水先生看的啦？

王国军说，莫先生。

求老爹说，是莫先生。莫先生的名头全市的老人都知道，他们都希望自己的风水是他来看，莫先生定的地方不会差的，是个好风水先生，本事好，人也好。

话题打开了，王国军也不急了，他看着求老爹瘪嘴瘪嘴地吃着罐头荔枝，雪白晶莹的荔枝一个一个地被求老爹塞进嘴里去，王国军在心里直乐，他就像看见一粒粒珍珠陷进污泥地里去了。那荔枝好像不甘心被一下子陷进去，阳光的照耀下，在他的嘴门口使劲地发着白光。

求老爹说，老辈人骂人总说，死了把你烧灰，这种年头真的来了。

王国军接话说，叔，这种是老辈思想，我妈都想得通，你比我妈一直还要想得通。

求老爹说，政府定的事，想得通想不通都一样。人人平等了。

王国军说，叔，求老师有没有在家啦，在家的话你跟他说一声。

求老爹说，我会说的，为村里人办点事是应该的呀。这几天他又去北京了，等他归来我跟他讲。

王国军问，求老师北京不是刚刚去过呢，又去北京了。

求老爹说，他说是学校里让他去的，我也跟他说，你北京今年去好几趟了，还有什么好玩的。他说，白玩乐得玩，不去名额反正要作废掉的。

王国军在心里又羡慕起求老师来。他又想起了莫先生的话，现在是，只要一跟求老师比，他就想起莫先生的话来，他想撇也撇不开。如果自己儿子以后也能上北京，他也可以常常去北京了。王国军想，就是他娘葬不进“狮子仰天笑”里，儿子也不一定没有出息，自己的老婆也高中毕业的，自己也是高中毕业的，这样的组合不比求老师的爷爷奶奶强？上海佬又怎么啦？过去的上海佬也不一定能赶上我们现在的石城石城人了。我上北京花我自己挣的钱，比求老师做得坦荡。

乡长对修公墓之事的关心远远超过王国军的想象，村二委开完没几天，他就来催问王国军修公墓的事的进展。王国军的汇报很让乡长满意，说那个地方好。

王国军对乡长说，乡长，好就你也来挑一孔去。

王国军是因为听了乡长的话高兴了，高兴了说话就没轻没重了。你看，乡长一听就生气了，乡长说，我挑一孔？你村里让我挑一孔，别的村也让我挑一孔，我有几个爹。

王国军的巧嘴很会说话，说乡长，我是想让你对我们村的事重视一点，钱多拨点。

乡长说，我就知道你王国军会狮子大开口。狮子大开口？

王国军就听成狮子仰天笑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乡长，我的狮子口再大也没你的大呀，你只要轻轻说一句话，就能多拨点钱给我们村了。

乡长说，我知道你们村穷，乡里会充分考虑你村的实际情况的。还有，其他村都在想办法通过各自的渠道向市里要钱，你们也要点。你看看，口岸村都跟市长挂上勾了。

王国军说，乡长，口岸村是什么村，我们是什么村，我们那有这样的人才呀！

乡长说，没有，我看求老师就是个人才。

王国军听乡长这么说，也高兴地说，乡长，我们在村二委会上还真的就这个问题商量了一下，让求老师出面去讨点钱。

乡长一听电话里的声音也大了起来，王国军，你这事能办成，我记你一功。

乡长最后在电话里交待的是，修公墓的事一定要在明年三月份前办好，这也是市里的指示，说春气发动，是死亡率高发的时候，市里把这一时间作为殡葬改革出成果的攻坚仗来打。王国军听出点名堂来了，明年还是市乡一级人事调动的年份，乡长是不是把修公墓的完成率当成政绩来抓了？他早就听说过乡长是市技监局局长的人选，修公墓的事要是办得漂亮，那不就是实拿九稳的了。要是办得不好，那就难说了，说不定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而像王国军这样的村子，往往就是要拖后腿的，所以，乡长的关心在王国军听起来就有些意味深长了，好像是，乡长就把王国军当成个地雷了，一个一个电话催着，就好比是把引信牵在他手里，死也不能让它炸了，这样的引信在乡长手里，可不是一根二根的。王国军突然为乡长难过起来，那是像穷朋友对富朋友的嘲讥，说，喏，还说本事大呀，风光无限呀，我看是做人还没有我做得快活。

然后是同情。

所以呢，王国军一次又一次地去打听求老师回来了没有？求老师一直在北京没有回去。这让王国军他妈的非常愤怒，他妈的花国家的钱也不能这样花呀！王国军最愤怒，他仍然一趟又一趟地去找求老师，然后呢，日子就深深地伸进了冬季里，天开始下起雪来。

六

求老师给我打电话时，北京也个深秋，那天我开车经过文津街，匆匆地瞅了一眼北海公园里的白塔，匆匆地又瞅了一眼北海的水，嗨，那白塔尖上还有一丝白云呢！文津街二边的国槐树落叶了，街二边铺满了金黄的树叶儿，北海公园的红围墙，以及枝头没有落尽的树叶儿，蓝天，透彻的阳光照射，车驶过，就似驶入富丽堂皇的自然宫殿。在北京很多年，我没有办法在北京人眼里看到亲切，或许是我自己生生地认定了北京不可能给一个外乡人亲切，是我的错，可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在北京感受到亲切。而自然界则不同，它总给人以无限包容，亲切。北京的深秋里，我可以以一个公民的名义无限地享受自然的恩惠，种在街二旁的树，是无法可以被用任何名义占有的，除非被人砍了它，那就是无法控制的悲伤了。就像就求老师的悲伤，他无法控制。求老师的悲伤是，上天要砍走他种下的树——他的儿子求润。

接到求老师的电话我很高兴，太亲切了。我不知道求老师现在悲伤着，也不知道求老师老到北京来了，不知道求老师从今年的春天开始，来了很多趟北京了。求老师来北京从来没有通知过我。

求老师说是国伟吗？我说是呀，你是哪位呀！

要知道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求老师过了，尽管我年年回家过年，可是求老师就在市里过年，把他老爹也接到市里过年去。而我的父母仍旧住在靠石山村，我每年都基本在那里过年。我不可能听出那是求老师的声音，求老师唱绍剧的声音如山风呼啸，而电话里的声音很细。求老师说，国伟，我是求老师，你没想到吧。求老师？我吃惊得有些发愣了，十几年没见的求老师，在心中尊敬无限，也可是说想念无限的求老师？我是想念的，想念求老师，尽管这种想念看起来有些虚伪。想念会十几年不去看求老师？。我是没有去看望过求老师，可是我真的很想念的，这种让大家看起来虚伪的想念在心里，真实得没人认同，可是，真的是想念着的。

我说求老师，你在哪儿住呀，我去看你，晚上请你吃饭。求老师在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说，国伟，我打电话给你是有事找你。我没听完就打断了求老师的电话说，求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告诉我你在哪儿住吧，我现在就去看你。

按求老师的吩咐，我在清华大学的西门等求老师，暖暖的阳光下身子很舒服，心情却突然忐忑不安起来，求老师会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呢？说实话，我能帮他什么忙呢，外人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充其量是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混在北京。可是，离我一千六百多公里的乡亲们可不怎么看，他们连王国权当个保安队长都很羡慕，我一个混北京的人当然更让他们炫目。这个呀！都是“小常宝盼着深山出太阳”盼的，我还是个小常宝，可是乡亲们就硬生生的把我当成太阳了。

求老师来了，骑着一辆自行车，是个旧车，估计是附近哪个派出所买的。我丢过好几辆自行车，可是从没有找回来过。当然，并不是派出所没有本事，你看，派出所自行车多着呢，还不是他们给找回来的吗。自从我丢自行车后，我去派出所办事，就对派出所里堆放着的自行车很感兴趣，总会往堆放自行车的大雨棚瞅一眼。以求老师的智慧当然不难找到这样的自行车，其实，这也谈不让智慧，说是一种国情更合适些。人们生活提高了，丢个自行车可能会心疼，骂几句娘，可是为了不耽误事，就匆匆地去买一个了。有人买新的，有人买旧的，这个倒是要点社会经验，我丢自行车，就买个这样的自行车。当然，我现在不骑自行车了，单位有工作车，可是我心里仍然印着骑自行车的事儿，忘不了。不骑自行车了，开车了，乡亲们呢就更认为我有本事了，或许求老师也这么想的。操，如果求老师真有什么事儿，那不担耽误了他的事吗！不管他，或许可能是些小事，或许求老师就是来旅游的，想跟我见过面。可是，求老师明明说有事的呀！乱七八糟的，不想了，见了面再说。

求老师的相貌让我很吃惊，居然，居然十几年没见面，求老师没怎么老去，就是一头白发花灰黄白地不太好看，我的头发也花灰黄白的，也不好看，二个人一站在一起，居然把这十来岁的年纪抹平了。求老师跳下车没停好就来握我的手，求老师的手掌肉软绵绵的，如果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求老师手掌上的手纹应该是细细的，很清晰，这我们上学的时候都羡慕过的。求老师说，国伟，到我住的地方去坐坐吧。我说远吗？远就开车去。求老师说，不远，骑自行车去吧。求老师就骑上了车，我就腾上了车后座。我说，求老师，这是求润的自行车，怎么不给他买个好的。求老师头也不回地说，是我自己买的。

离开清华大学的西门口，求老师带着我直往北骑，说是不远，其实不近，看得到厢白旗桥了。要过马路了，求老师停下了车，好像他对我说了句什么，大街上声音太吵了，没听清，可能就是让我小心点。这就是求老师，在他的潜意识里一定还当我是个小学生。甚至于他认为北京的街道太大，所以，他总要像带我们出去春游一样，在车来车往的时候慌乱地拦着我们，让我们小心点。可能在这样的大街上，他又忘了我是在北京混了十几年了。

我们七拐八弯地钻了几条小胡同，求老师说到了。一个不算大的小区，名字倒叫得很江南气，叫浅水弯。我们来到一个高楼的地下室，在下地下室的时候我问求老师，求老师，这是求润租的？求老师说，不是，我是租的。我愣住了。求老师租的？为什么？

求老师说，国伟，求润完了。

坐在那张钢丝床上说了这句话，求老师神情似乎一下子也萎缩了。我听得真真切切的，求老师说求润完了。求润完了，什么完了？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完了？这是什么概念，我的脑子里转不出来。

我问道，求润怎么啦？

求老师说，他得了一种怪病，查了很多医院没查出来。神知有时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什么都好，一糊涂，就连学校也找不回去。学校通知我来把人带回去的。

我说，有多少时间了？

求老师说，发病快一年了。

我说，求润呢？他现在在哪儿？

求老师说，他现在去上学去了。今天很清醒的。

我说，他能清醒得去上学，应该情况不太严重吧？

求老师说，也因为这样，学校才也一拖再拖，他们说也不想放弃求润。可是，这段时间糊涂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学校说实在不行就只能退学了。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求老师说，北京能找的几家医院我都去找了，没用。我打电话给你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办法！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我装腔作势地想着。我有什么办法，我什么办法也没有，北京的医院都查遍了，去国外吗？岳土老大倒在国外，可是，也没听说过他有这方面的本事呀！居然，居然让我能做的只是安慰安慰求老师，可是，这种安慰他一定越听越会绝望的呀。不行，我得说些有用的安慰话，有用的安慰话？是些什么安慰话呢？那就一定要是求老师没有听说过的，能调动起他信心的话。是什么话呢？

我给求老师讲网络，我说可以在网络上求求助，也可以求助到国外的专家库。我给他讲一些网络上的奇闻怪谈，讲着讲着，我自己都恨起自己来，太离谱吧，求老师现在最想看到的应该是恨不得眼前就有一位医生，对求老师说你儿子的病没问题。我最后说，求老师，岳土在美国，我们问问他吧。求老师说好，他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岳土老大在美国，我们没法立刻给他打电话，我对求老师说，我回去立刻给他发个电子邮件。要是他回信慢，我们就给他打国际长途。求老师说，只能这样了。

求老师神情并没有因为谈论到岳土老大而好起来，反而，反而好像是越来越萎靡了。我想这样的心情中对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让他静一静吧，不知在这半年里，他这样一个人坐着，沉默着，焦虑着，是多么的难过。现在，我坐在他面前，可能是一无是处，就像一段多余的木头。

都是我害的呀！是我害的求润。求老师突然对我说。

求老师，你怎么会害求润呢，你把他教育得多好，多让你自傲，让我们也自傲，全村人，全市人都自傲的。他现在有这病了，可能就是天意。我说。我说到天意二个字时，心里骂起自己来，天意，你说天意，求老师会怎么想，天意，是天意，这病就是天让他得的，还有治吗？

天意？不是，不是天意。是我害的。求老师看了我一眼说，摇着头说，你知道，他是多么想读中文系呀，他从小都喜欢看书，《杨家将》，《三国演义》，《西游记》，他小学六年级时就看完了。

怎么说呢，跟求老师的这段对话，我只能用白描的方式对大家讲讲。求老师说，求润从小对文科喜欢得不得了，可是，求老师对他的要求从来是学理，逼着他一个一个去去拿数学大奖，乡里的，市里的，省里的，全国的，世界的。求润什么没拿过，他全拿过。求润拿奖的时候也很高兴，甚至于在上初一的时候，求润自己也疯狂地爱上了数学。求老师有一个作家朋友，他很看好求润在文学上的发展，还是在求润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无意间看到求润的一篇作文，他以为是求老师的高中学生写的，表扬说这个孩子将来绝对可造。求老师说，这是他儿子的作文。那个朋友说，不可能吧，你儿子不是还上小学嘛，他知道伊拉克人民需要春天的阳光？求老师说就是自己儿子写的。那个作家朋友就对求老师说，老求，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中国作家梦想中的诺贝尔奖应该在你儿子手里高高举起。求老师哈哈大笑说，你有所不知，我儿子的数学天赋更高，在他手里高高举起一切与数学有关的诺贝尔奖杯我都相信，你说的这个没有可能。作家朋友问为什么？求老师说，因为那也是我的梦想。高三那年，求润拿着他得来的全国作文新概念大奖认真地对求老师说，爸爸，我想让清华的中文系。求老师看着儿子，眼神凶巴巴地想吃他，求老师问求润，这是你的吗？求润看见求老师的样子蔫蔫地、小声地说，是。求老师一下子火了，求老师说，是个屁，我让你参加了吗？你凭什么去参加？你说。求老师是觉得求润否定了他对儿子所有的追求，所有的苦心，求润太伤他的心了。

可是现在，求润不仅伤了他的心，连让求老师死的心都有了，求老师说，国伟，如果求润的病治不好怎么办？怎么办？他妈的哲学真是个害人不浅的东西。

求老师说的哲学真是个害人东西，这话让我也很纳闷，哲学害人吗？哲学是害人了的，哲学害了求润。求润是个好孩子呀，一个天才一样的好孩子。求润有天一样高的心思，他要完成二个梦想，一个是自己的，那就是哲学博士，一个是求老师的，数学博士。就这样，求润被压垮了。

我在求老师的自责里回忆起求润，求润念博应该是第二个年头了吧，在念博前我们还见过面的，他跟我说，叔，我要让我爸吃惊。我说，你让你爸吃惊什么？他说，叔，我要念成二个博士，数学的，哲学的我全要拿下。我说，这得念得多少时间。求润说，你看你，叔，你跟我爸一样瞧不起人。你侄子可是个天才，就当一个博士的时间念，不能超，只能缩短。我呵呵笑了起来。是呀，求润可是个天才呀，难不住他的。求润说，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天才，我为什么不能是。中国需要自己的马克思，中国的马克思不是要闹革命，革命太血腥了，真正需要革命的永远是内心，这是只有哲学家才能完成的任务。

求润对我说这些时，就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里，他可不管我这个当叔的只是一个鸡巴单位里的职员。或许，这样的小职员确实需要听一听这样的高论，听这样的高论至少让我感觉到，世界确实很大，大到绝大多数人类的内心多么的卑微。

可是，拥有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的天才连回家也回不了了。

门外响了脚步声，一下子，门开了进来。是求润。求润回来了。

求润看见我就高兴地嚷起来，哟，国伟叔呀，你可是贵客呀，你请客，你请客，罚你。你说，你说，你多少时间没来看我了，有一年多了吧。

我说是有一年多了。

求润说，我爸不来，等我毕业你也不会想起来看我吧。

我说，不会不会，那能呢！

求润说，来来来，握个手。

我站起来跟他握手，他一把抱住我，说叔，我真的很想你的，想去看看你，可是又怕你忙。

求润说着居然，居然地，他在我脸上轻轻地咬了一口。有点疼，吓我一跳，糟，要是留下口印，那可在老婆子面前死也说不清的呀。我用手擦了一下，又摸摸，又摸摸。求润嘿嘿地笑了起来说，叔，怕婶查岗呀，没事，我替你解埋伏。

这大概是清醒的求润吧！他是那么认真而执着地让他爸、我一起去找家饭馆聚聚。我们就在旁边找了一家新派北京菜馆。说是新派，其实是个叫法而已，里面的老北京菜做得很地道。我想请他们父子，我问求润吃什么？

求润说，叔，你习惯了吃老北京菜吗？

我说还可以。他说什么叫还可以！我说马马虎虎。

求润说，什么叫马马虎虎！

我说，反正什么都能吃点。

求润说，好，那就吃点老北京菜。

求润就点菜了，他点了三份炒肝。这个我爱吃。这个呀就是我们南方的羹汤，在正月十四小年夜，就叫亮眼汤。做法不同罢了。求润点了三个豆汁。这个我也爱喝。这个我本来不爱喝，可是，后来爱喝了。因为，我最后在它的滋味里咂巴出来的是老家腌酸了的九心菜的酸味，从此，一喝我就好像回到了母亲烧出的各种咸菜味道里。求润点时说了句“要烫嘴儿了，不烫不要”，我就又笑了。这是新派的北京人了。求润也点了麻豆腐，这个我新爱上吃的北京平民菜，还要了个羊油烧的。看它端上来时中间打不打窝，不打，那就是新派京菜，如果打了，那就是老北京菜做法。我把在麻豆腐中间不打不窝看成是做麻豆腐的标致性手法，不知是从那本书里看来的忘了，说这麻豆腐呀从明代就开始有了，在介绍做法时，它特意说中间要打个窝，泼辣椒用的。

哈哈，这怎么好像是我在点菜呀！或许，求润现在点菜的心情是跟我一样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从北京菜里去寻找亲切，比如上面求润点的三种，还比如驴打滚，它就跟我老家的清明麻糍是一样做的。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嘛，久了，这些或许也会深深地印进我们心里。

求老师描述求润糊涂的情形是这顿饭快要结束时出现的，求润说爸我去一趟厕所，你劝国伟叔多喝点，然后，求润很长时间没回来。一个服务员急慌慌地来到我们的桌子问，先生，那个客人是你们一起的吗？求老师的脸“唰”地一下子白了。

求润被几个保安抓着不放，求润好像是要冲向什么，他使劲地挣扎着喊道，什么东西，狗屎，有你这样教孩子的吗？数学是个什么东西，狗屎，是狗屎，数学能产生民族英雄吗？数学能让孩子对你尊重吗？数学只会生产铜臭，杀人，放火，抢劫。狗屎，是狗屎。中国需要的是哲学，中华民族需要的是哲学的救赎。

七

岳土老大很快就回信了，他是打越洋电话回来的。其实，他这个电话等于没打，他一是说因为一时无法了解求润的病情，瞎子摸象，无从下手。二是说他就要回来了。他说回来再说吧，他还说，让求老师别担心，他回来有的是钱，如果世界上还有人能治求润的病的话，他就不相信他不能治好他。他信心十足地说，不要担心，一切等他回来会好起来的。我不知道求老师听到岳土老大的话，心里有没有好受些。或许，他会好受些的，因为，岳土老大在电话里是那么的动情与诚恳地劝求老师放心些，他跟我一样说，求老师，如果真是天意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把我的儿子给你当儿了，把国伟的也给你。

求老师落泪了，他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谢谢。

然后，日子慢慢地伸进了冬天里，居然地，居然地，这个冬天一直没有下雪，似乎就不想下了。

我呢，总要隔三差五地去看看求老师与求润。让人心慰的是，求润从那次发作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发作，大概他也知道了自己的病情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称他为天才一点也不过分。他仍然说要研究他的哲学，他说，叔，人生在世，不求为自己留下什么，而是要为别人能留下点什么？当然，这也不是要强求的，能留则留点，不能留就当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刮了一点风。他说的风，我听上去就好像是说疯，一个天才的风字或许是与我这样的凡人理解的疯字是一样的。只是，岳土老大迟迟没有归来，总说快了快了，却没有归来。归是一定要归来的了，这我也知道。岳土老大说，国伟，现在出国的人我真想不透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想是一定疯了，国内到处是机会，就好比如我出来时候的国外。这世界真他妈的会倒腾。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回来的。可是，不回来，求润的病没处下手呀！可是，我与求老师只能等，让日子慢慢地伸进冬天里，或许还要让它伸进春天里。

突然地，我就接到了王国军的电话。王国军有多少年没打我电话了，虽说是同村人，可是，我跟王国军的关系好像是天敌一般的。也不说天敌，只是话说不到一块儿去，也不是说不到一块儿去，反正是一说就抬扛，我总能轻而易举地击败他，可是他是死矫情，不认账。好像是从那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一切是不存在的”的论点被我驳倒后，王国军在我心里就不屑一顾了。

王国军打电话是问我在北京碰到求老师了吗？我说碰到了。他问我求老师怎么啦，怎么长时间待在北京，不会是有事了吧。我似乎是在电话里听出了他声音的变化，似乎是他突然在电话里轻轻地说，是不是求润出事了。这样的体味让我很生气，也让我突然惊觉到应该为求老师保守秘密。我说，有什么事，要说有什么事也有，求老师不打算回去了，求润为他找了个工作，准备在北京教书了。我的话王国军是当真了的，他在电话里好像是失望了地说，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呀。他又说道，求老师真有本事的呀，能到北京教书了。我说求老师当然有本事，他要去的学校比市中学好几倍，他要到北京最有名的人大附中教数学了。王国军说，是这样，是这样，啊哟，国伟，同村人不说二家话，我打听求老师是有事要跟他说的。我说什么事？王国军说，国伟，乡里安排村里修公墓，钱不够要自己凑，你也知道，我们村那么穷，那能凑什么钱呀，我是想让求老师跟他的在市里当头头的学生说说，能弄点钱来。我一听，这也算个正事，确实也需要关心关心，可是，求老师现在那有心思去办这个呢！我说求老师这段时间肯定是没心思忙这个事，他要通过人大附中的考查才能进去，你也知道求老师是个很认真的人。王国军说，那是那是。哟，可是乡里催得可紧了，乡长说非得明年三月底把公墓修好。我一听就来气了说，一个乡长算个什么鸟，他说修好就修好！王国军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国伟，你是北京大地方待惯了，讲话口气大来兮，一个乡长还不把我的这个村长给压死呀！我想起来了，王国军还是村长呢。一个村长能为村里事着急，那也算是个好村长，心里的气竟也消了消。我说，国军，等我碰到求老师，跟他好好说说吧，我们先挂了吧。王国军说，好，以后再联系吧。我客气地说，国军，来北京的话找我。一边说一边想把电话挂了，却听见王国军还在电话里说，国伟，你也归来看看你爹妈呀！我的心突然被温暖了一下，真没想到他居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脱口而出说，国军，你别急，市里我也有几个说得过去的朋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王国军就在电话里谢了又谢，还说他会去村里跟我的父母说，国伟也愿意帮村里的大忙。

原来王国军是被乡长逼急了。

乡长已经给王国军回话了，市里给乡里的钱太少，乡里最多只能给靠石山村二千块钱。二千？王国军听到乡长的话时，笑了起来。是觉得可笑，二千修公墓？村里最穷，死一个人修一穴坟也花个二千呢！王国军说，乡长，你不会是开玩笑吧？乡长说，乱弹琴，我像是给你开玩笑吗！王国军说，那，那乡长，这钱也太少了吧，你这不是让我在手掌里煎条鱼一样难吗！乡长说，王村长，难，谁不难呀，最难你也要给我把公墓修起来，动脑筋呀，动脑筋呀，懂不懂？

王国军刚放下我的电话，他的手机便响起来。电话是村里打来的，说学校起火了，烧光了。王国军问怎么烧了呀，大雪天怎么烧得起来吗。电话里的人说，村长，打雷了，打雷了，村长，你一定没见过这样的雷，吓死人了。王国军说，放屁，冬天会打雷，你娘会生小猪嘛！电话里的人说，村长，村长，你不相信的，你不相信算了，学校是烧光了，你快回来看看吧！

王国军气乎乎地放下电话，口里自言自语说，打雷，冬天打雷，我活四十五岁还没有听说过呢！王国军的妻子说，是打雷了，我就听见了。王国军说，你听见了，你真听见了。你哪只耳朵听见的。王国军老婆说，我二只耳朵都听见了，一只也不聋。

王国军怔住了。

王国军走到门口看了看天，雪是鹅毛般地飘着，地上足足有尺半厚了。这是一场邪乎的雪，大得邪乎，大得活了四十五年的王国军从来没有看见过。王国军走到雪地里，任凭雪飘在他的身上，他的思想在纷纷的雪花里狂妄着，狂妄的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他一声不吭地进屋找出全筒雨靴穿上，穿雨靴时他老婆问他做什么去。他不说话。老婆说你做什么去。他还是不说话。穿完，他把换下的皮鞋一踢，起身便走。

王国军要回靠石山村去。现在没车，没人敢在这样的暴雪天开车，他要走回去，大约用二个小时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学校燃烧的一切都已经冷却，新碳上盖满了积雪。新碳光泽鲜艳地黑着，在雪中透出光来，黑色的光。这黑晃得打眼，王国军多盯一下，就必须眨一下眼睛。村里很多人围在他身边，哄隆哄隆地谈论着烧毁学校的球雷。

是球雷。

球雷，大家听说过吗？

有人说球雷是从靠石山村最高的鸡屎尖上飘下来的，有人说是从狮子岩上升起来的，有人说球雷是从鸡屎尖下飘来，落在了狮子岩上，弹了一下，又飘起来的。飘与升二个字都表明，球雷是缓慢慢地移动的。球雷从狮子岩上弹起来后，就慢慢地，慢慢地飘到了学校的上空，慢慢地，慢慢地落下来。满天红光，满山红光，满村红光，满学校的红光，那是火光了。

或许没有火，只有雷，球雷，要不然，那墙也倒塌了呢，墙土是焦黑焦黑的，那墙一定是红过，红得像火，红得像火红，或许，那时刻里，学校的一切就是雷，红红的，带着电力，一下子烧毁了它们。只是球雷停留的时间很短，很短，才会留下一些黑色的新碳，一些焦黑焦黑的墙土。如果，这球雷停留得长一些，那么，说不定它会在学校的校址上烧出一个大洞，这个洞或许就能像一个山岙那么大，如果天还是不停地下雪，下满了它，等春天化开了，那就是一个天然水库，水清得发绿，却可以照出每一个人的身影。如果真有神灵的话，这水里会有些人蛙，会发出朗朗的读书声，一声，一声，响起来，一声一声远去，一声，一声，响起来，一声一声地又远去。

以上是我的想法，我听到学校烧起来时，就这样想了。

学校烧了，王国军也有想法，他的想法是，学校烧了，这就是狮子仰天笑了。莫先生的话在他的心里烧起来。现在，他可以从心底里名正言顺地计划与展望儿子的未来了。是呀，还有要顾忌什么呢？学校烧了，这块地就是一片废墟了，求老师总不至于还要在废墟上修一座新学校吧？就算求老师要修，他王国军也不同意了，没有理由同意。这场雷烧得好，王国军多少次想过学校要是能烧起一场火就好了，甚至是在心底里谋划过用火烧了学校，可是，毕竟没有做过。现在这场火在王国军看来是老天对他的报答，报答他没有亲自动去去烧掉学校这种善。现在王国军能心安理得得到这块风水宝地，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善有善报了。王国军这样想着，居然把问题想得很远，最后他想到，相对于有些人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地位，金钱，相对于这些人的鄙卑与无耻，自己仅仅是违背了对求老师的情感，他对这样的诱惑经住了良心的考验，他的得到是纯洁的。

八

靠石山村二委会又在王国军的批发部里召开了。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三人：王国军，王国权，王国民。在乡长给王国军说乡里只能拨给村里二千块钱修公墓时，靠石山村二委会其实已经又开过一次，那次会议是五个人参加，修公墓的钱据匡算至少要三万，乡里只给二千，王国权得出个结论是，就是木卵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国军说，乡长说让我们动脑筋，动脑筋呀！王国权说，妈勒个比，他妈给他生个王八脑头，我娘只给我生了个人脑头。王国民嘿嘿嘿地笑了，王国苗笑了，王国财也笑了。王国军也嘿嘿嘿地笑着递给他们一人一根烟。那次会议没有决议，有只动议，那就是再找求老师，所以，王国军给我打来电话了。现在是，王国军已经不需要求老师了，更不需要我了。

这次会议是王国军主动召集的。王国军说乡长下死命令了，年前公墓必须动工，那怕是做做样子，并让王国军去乡里领钱。王国军说，大家说说怎么办？怎么办？没法办，真是没法办，没钱办什么办。这或许是靠石山村村委有史以来最大的难题。如果是以前，这个难题没有人能解决，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可是，现在，现在这个难题王国军成竹在胸，他这样说只是想让他们二人知道这是个难题，而且是靠石山村村委面临的最大难题。他们二人都说管他娘的，不修了。然后，王国军显得颇为为难地说，不修二个字说说轻松，做做难呀。王国权说，难，什么难，村里很多老人都反对修公墓，我爷爷就反对，那天他用拐杖打我呢，说，你这个不孝子孙，你修吧，你修吧，你修我就先死，我不能对不起祖宗，我去见太公大人时要有交待的。王国权的爷爷是说，他死了也要为他的家族的繁荣出份力，就是找个好风水葬下去，荫庇子孙后代。

王国权说的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听我爹说，他还听说过真有人这样死的呢，为的就是能不烧灰而葬进坟里去。也因为这样，市里后来大力控制建坟墓，这哪里禁得住呢？殡仪馆还没造好呢！幸好这样坚决的地死去的老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勇敢。我把这件事称为勇敢，是因为觉得这种死法里包含了太多的悲壮，不是吗？为了后代而死，曾经是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信念，而这种悲壮是那么的渺小，无奈，却仍然勇敢。似乎是，市里好像是谁提议了，说是适当地要考虑人道主义，所以，市里最后决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选址建造寿坟，死后呢烧灰，烧灰后可以葬进去。五十岁以下的人员则一律要葬进公墓里。

所以呢，修公墓这件事市里是很坚决的。

王国军说，王国军叹了一口气说，国权，你们可以甩手，一甩了之，我不能。

王国权说，你为什么不能。

王国军说，我能吗？我的批发部还指望乡长呢！算了，说这些干什么呢，乡长是抓牵我的七寸了，他知道我不可能不办这件事。今天让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乡长说，鉴于我村的实际情况，原来的计划可以缩一缩。

王国民说话了，缩一缩？你说是凤凰山的风水地不用了？

王国军说，我们现在还用得起吗？

王国权说，那定到哪里去呢？

王国军似乎是想了想说，我提一个地方，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二人同声问道，哪里？

王国军说，是不是能定在刚刚烧掉的学校校基上。

王国民说，国军，定这里，有人愿意入葬吗？再说了学校变坟地，想想是不大妥当的呀。

王国军说，哪里还想得这么多，修个样子出来通过乡长关再说。

王国权说，学校变坟坛，葬进去的人会听见读书声吗？

王国军说，国权，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就是修在这里，我算了算，钱也至少得万把块。

王国民想想还是不妥，他寻思着这地方有没有风水且不说，真修的话，能修几穴，他在心里毛毛地算了算，顶多有十几穴。现在村里就有七八个老人八十多岁了，还有七十多岁的几个，就是这几个人死了也葬不下。所以王国民说，国军，地方也太小了吧，修这个有用吗？王国军说，我也觉得是，我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王国民想了想说，我也没有。

王国权说，地方小好，我爷爷死了可以不葬在这儿。

王国军笑了说，你还别说，国权的话听起来是句笑话，细想还是句真话，修好了有几个人愿意葬还不知道呢。就当修个玩吧。

王国民说，修个玩？那万把块钱打水漂？

王国军说，玩倒也不至于，村里不是有好几个五保户吗？

王国军这样一说，二人深以为然。而且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了，很有必要。可是，还是钱的问题没法解决呀。所以，二人又提到了钱。

这时候，王国军要抛出他的杀手锏了，他觉得时机是成熟了的。王国军说，国权，国民，给你们俩说实话吧，修公墓缺口的钱我想先填上，就当送给乡长一份人情吧！不过呢，我想说的是，这钱我来出，可是名义上是要村里借我的。

王国权与王国民听王国军这样一说，觉得自己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还要怎么样，他们觉得自己的村长很可怜了，为一个鸡巴乡长的前途着想，当然也是为村里的五保户着想，其实这更是满足了村里更多人的要求，怎么说呢，是仁至义尽，或者说是二肋插刀，村长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村长是靠石山村有史以来最值得敬佩的村长之一。当然，王国军深思过，说白了，他花几千块钱在一个倒塌了地校址上修座祖坟，村里也没有人会反对的，很可以名正言顺地修。只是王国军是不想让村里人知道，这是一座好风水，好到可以出个中央干部。不是吗？王国权就说了，他爷爷死了不葬在这儿，就是也想寻穴好风水。王国民呢，说不定他心里就在想着凤凰山的风水眼呢。村里人那个不想，就是那几个五保户也想着呢，只是，他们连想的资本也没有了。如果现在说出这是狮子仰天笑，那就保证会有很多会来抢的。

所以，王国军一定要装可怜。

九

信不信由你，事情就是这么巧，球雷把学校烧掉的那天，求润的病彻底爆发了。我接到求老师的电话说，国伟，我要回去了，跟你说一声，这段时间没少麻烦你，谢谢了。我一听不对呀，求老师的声音怎么突然嘶哑了呢，再说了，岳土老大不是要回来了吗，不等了。我说，求老师，你回去干什么呢？岳土就要回来了的呀。求老师说，国伟，求润的病严重得不行了，学校的意见是让他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再说。

我得去看看求老师他们。

求润看上去仍然是一个天才，他仍然滔滔不绝地满口哲学理论，像是在背诵，又像是在创造。我一个小职员只能听个一知半解。我知道他真是的病入膏肓是，他有一点是极不正常的，那就是他要跟我讨论前些天报纸说的几起死亡事件，就是几所高校里几个自杀的人，有跳楼的，有死是浴缸里的，有割腕的，那些都是高材生呀，太可惜了。求润说，是谁害死了他们？是我，是我，叔，你知道不知道，是我害死他们。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除了我谁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我抱住求润说，求润，求润，你别说了，你是哲学家，不是阴谋家，你是你爹的好儿子，是我们村的骄傲，是我们市的骄傲，也是叔的骄傲。

求老师说，国伟，别说了，他不知道的。他说我都是狗屎。

求润也不理我，他自个儿在背诵着哲学条文，或者说是在创造着哲学思想。

我问求老师，求老师，你要回去，你回去有什么打算。

求老师说，有什么打算呢？没有，没有。我能有什么打算了。求老师摇了摇头说，或许也有，就是挣钱，挣钱为求润治病，我一定要治好求润。

我说，钱你就不用担心了，岳土不是说他愿意出钱吗？

求老师说，国伟，不到万不得已时，我永远想在你们的面前保住一个老师的尊严。

我一时语塞。

求老师一回家就听说学校被球雷烧了，也听说学校修成了村公墓，他要回去看看，这个他精心维护过的学校倒了，让他想起了求润，他精心培养的求润傻了，也等于是烧了。学校烧了可以修成公墓，求润傻了不知还能有什么用呢？这样的想法求老师回家后不知道想了多少遍，每想一遍，他的泪水就禁不住流淌。

公墓的规模确实很小，求老师从东往西数了数是十九穴。他又从西往东数，也是十九穴。求老师也从中间往二边数。中间是一穴大墓，求老师知道这是王国军家的。求老师也知道了，修村公墓乡里只给了二千块钱，是王国军垫上的，才修成了这样完整的公墓。求老师当然也知道了，王国军一直在找他，让他去市里讨点钱来修公墓，求老师想了想，其实只要他在家的话，他还真能给村里去讨点钱来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公墓就应该是在凤凰山北麓的。

可是，这一切过去了。现在公墓就在他的眼前。

求老师从王国军家的大坟往二边数，往东是九穴，往西也是九穴。第一次数出这个数时，求老师里一惊，看起来这是一道数字题答案，可是，这九九归一可是一个哲学命题。求老师当然想不到，这是莫先生给王国军的答案。这样呢，求老师数来数去地数着，着了魔似的，不停地数。村里有人路过，叫一声求老师。求老师就答应着。然后就让路过的人也数一数。村里不断地有人路过，求老师要让每一个人都数一数。村里人都知道求润傻了，很同情求老师，求老师在村里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同情崇高的求老师，那可是村里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现在求老师让他们数一数有多少穴坟墓，他们把这看作是安慰求老师的唯一方式。

求老师累了，找了一块石头坐下，这样的石头很多，修公墓留下的。怎么留下这么多石头呢，打这样的石头可不容易的，这石头很硬，很费时的。石头红红的，每一块石头是红红的，方方正正地砌着，砌公墓的砖块也是红红的，还没来得及摸水泥，一摸上水泥的话，公墓的主色就会变成灰色。然后呢，天会下雪，下雨，刮风，晒太阳，水泥会慢慢变黑。现在的公墓一片火红，似乎球雷还在燃烧似的。

求老师坐在小学校前的一块石头上，用手指抠着石头上亮晶晶的小沙粒，小沙粒，亮晶晶，似乎很软，一抠就能抠下来，可是，求老师抠了半天也没有抠动它。求老师也不换一个小沙粒抠抠，他就抠着同一颗沙粒（靠石山村满山都是这样的石头，它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花岗岩。花岗岩可是个好东西，这是村里人后来才知道的，等他们知道后，村里人就富了，因为王国军办了一个花岗岩厂，发了大财，村里人也跟着他发家致富了，这是后话了）。抠着抠着，求老师突然唱起了绍剧，还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今天唱的是猪八戒巡山的一段，猪八戒巡山返回合计好了如何骗唐僧，很开心，求老师唱到“想想是真开心，忖忖是笑煞人”时，泪水又淌了起来。

王国军知道求老师回到村里去看公墓了，他觉得应该去看看求老师，看看求润。不知道怎么的，虽然王国军觉得把公墓修在被球雷烧毁的废墟上是心安理得的，可是，听说求老师来看公墓时，王国军觉得心里仍然很过意不去。他是这样想的，是不是他占了这穴风水后，求润才彻底傻了的。这样的想法很让他不安，虽然莫先生说过，这穴风水就是应归他王国军儿子受。莫先生说的狮子仰天笑的阴阳风水论也让很他害怕，因为他小时候就听说过，风水是会轮流转的，他甚至还听说过，风水还会因为一个人做事的好坏而改变。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甚至，王国军还想到求润傻了，是不是求老师做了恶事。可是，这样的想法一起，就被王国军自己否定了，求老师能做什么恶事，求老师从教他们起，他就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活到现在，他除了教学生外，还能做什么！总不至于他教学生也成了一件恶事吧？王国军也不满现在的教育，可是，这跟求老师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求老师是一个好老师，现在的教育最不好，求老师还是一个好老师，值得他去看望。

王国军想去看看求老师的念头的一起，便去看望求老师了。王国军去看求老师时，求老师不在家，听求老师的妻子讲是去市五金材建城的一个亲戚家了。王国军问求师母求老师去做什么的。求师母说求老师去打听一下他的那个亲戚，有什么生意可以做。求师母还说求老师回家后就变了个人，到处打听与生意有关的事。求师母说她也知道求老师心里的想法，想挣点钱为求润治病，可是，求老师是做生意的人吗？求师母这样问王国军。王国军问求师母，求老师现在应该还在五金建材城吗。求师母说去了不到一个小时，应该还在的。王国军就骑着摩托车赶到了五金建材城。求老师的那个亲戚王国军也是认识的，所以，他一找就找到了求老师。那个亲戚不在家，求老师等着他呢！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那个亲戚还没有回来，给他打电话说是要吃过中饭才能回去了。王国军便要请求老师吃中饭，求老师也没多让，说你王国军现在是大老板了，吃你的饭我也高兴的。不过，王国军要去建材城大酒店请求老师吃饭时，求老师死活也不肯去，一定要随便点。王国军没有拗过求老师，二人就在一家看上去还挺干净的志刚饭吃饭。王国军问求老师喝点什么酒。求老师说不喝。王国军知道求老师是喝酒的，又说，求老师喝点酒吧。求老师还说不喝。王国军说不喝不行的，你喝塔牌还是会稽山。求老师就说那喝会稽山吧！王国军对服务员说，来二瓶简装一年陈会稽山。会稽山简装五块钱一瓶，是黄酒里最便宜的洒，王国军说的塔牌酒就是贵得多，五年陈要二三十呢。不是王国军舍不得钱，现在王国军请求老师吃饭什么都舍得，不过，王国军最大方，求老师也会拦着的。还有，求老师既然说会稽山酒了，王国军也不想装面子非得来个几年陈的，因为，简装一年陈会稽山是这个品牌中最好喝的，也是平时求老师最喜欢喝的。

学校被球雷烧掉后，王国军是第一次跟求老师碰在一起。所以，二人酒话一开，自然不外乎说说学校，说说球雷，说说公墓。王国军心里有愧疚，对求老师说了好几次对不起。王国军说对不起是真诚的，就像我说对求老师的想念是真诚的一样。有些时候，人是无法去圆说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你比如，我是因为远走他乡，虽然回到过老家，是可以去看望求老师的，可是，去看望求老师毕竟不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所以，总是会被别的事情挤开去。具体到王国军，为了狮子仰天笑，他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更天经地义。是，王国军想到过求老师对学校的感情，可是，学校烧了，王国军还有义务为求老师的这份感情付出什么吗？那是要付出对儿子一生的期望，甚至于就是王国军家族经后的荣耀。王国军的虚伪是，他现在要在求老师面前装成是无愧，而说着有愧的话，而求老师反过来却要劝王国军，求老师说，说什么对不起，一切都是天意。王国军说那怕是天意，当时自己考虑还是不周的，是可以选个其他地方的。求老师说你选哪儿都一样，学校反正不存在了。我总不可能再去把它建起来吧！王国军说，不管怎么说，在上面修公墓是会伤你的心的。

求老师看着王国军说，国军，我最伤心有求润傻了伤心吗？

十

正如莫先生所说，王国军他娘八十而终，面带微笑而去。现在就安息在狮子仰天笑里。她有没有在坟墓里面笑呢？我不知道。这是另一种生命的秘密，这样的秘密或许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王国军的儿子现在已经上幼儿园大班了，确实聪慧过人，比求润还要聪慧，似乎当上中央干部并不是没有可能。

唉，提求润做什么呢？求润已经死了，也安息在这里。现在我在写这个小说时，又过去了好几年，不光是求润，就是连求老师也死了，安息在这里。他们父子紧紧地挨在一起住着，不知在天堂里，他们也是不是能住得这么近，近得能听到各自的心跳，闻得到相互的气息。我祝愿意他们能。

现在，村公墓早就不是原来的十几孔了，前前后后的都有几十孔了，这里早已不是只给村里的五保户准备的坟墓了，村里人每个人死后都准备葬在这儿，谁让它是狮子仰天笑呢！这个原来对王国军来说是个快乐并痛苦着的秘密，早就成了全县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王国军要保守它的痛苦没有了，只有快乐了。

这个快乐是求润给他的，因为求润死了。

求润的病越来越重，我想在他还有一点正常时回去看看他，这不是我真正对哲学的崇敬，而是对他的同情，对求老师的同情，求老师为了治求润的病，竟然辞职下海了，走南创北地想挣钱为求润治病。看完求润，我回家去看望我的父母，就看见了修在村小学地基上的公墓。这把我气得实在是不行。这不是让求老师的心再死一次吗？就算是我的心也好像是死了一次。不行，我要让学校校基干干净净地空着。不就是村里修公墓没钱吗？不就是三万块钱吗？我去讨。我就算是为自己，也为求老师，我相信，村里只要是上过学的人都不希望村公墓修在学校的上面，王国军当然除外。

我去跟王国军说，王国军，我向市里讨三万块钱，你把村里的公墓修得真正像个公墓。

我哪里知道这是王国军心里天大的秘密，蕴含了他对儿子天大的期望。

王国军当然不同意。王国军对我说，国伟，公墓就是做做样子的。没必要。再说这事市里会同意吗？

他这样一说，我想想有道理。我就去市跟几个朋友说，能不能帮个忙。

市里的几个朋友对我说，国伟，你是哪根经搭牢了。

是，我是有根经搭牢了，我动了这个念头后，后来想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原来只是给求老师一点安慰，给自己一点安慰的想法。当我真正决定要把这公墓重修的想法坚定后，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在纠正一种什么。沉浸于对求润的叹息里日思夜想，最后竟然对自己说，国伟，你这是一种使命。

来看望求润的朋友很多，我一个一个给他们说这事，说你们来看求润，来安慰求老师，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能给求老师真正安慰的什么吗？

最后，对求老师同样有深切感情的张国昌说，国伟，我帮你。他说，国伟，这事的难题是在石坚康。

石坚康就是那个高升的局长。

我说，怎么办？

他说别急，我来操作。实际上，这事跟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吧，我给他通个气，然后让管这方面的朋友找个理由，就说是你们村的公墓修得不合格，要重修，这样大家也不会伤了和气。

事情正如我的朋友说的一样，那个局长并没有表示什么，市公墓修建办很快做出了限期整改我村公墓的文件，也不知道怎么的，村里人就知道了这是我出的主意。出乎意料的是，靠石山村所有村民都不同意这个文件，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没有人在乎我的好意，就是我的父母也骂我说，我们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风水尾巴。王国权还放出话来说，靠石山村已经除了我的名，他王国伟从此不再是靠石山村人，如果我回到村里去，让我直着进去，横着出来，还说，不出去也没关系，坟洞是现成的。

如果说乡亲们的反对让我有过放弃重修村公墓的念头的话，那么，王国权的话是把我彻底地激怒了的。我虽然是一个北京城里的“小常宝”，可是，在我们的市里，我也还是可以当当“坐山雕”，尤其是我的学生就是真正的坐山雕。我决定要当一回坐山雕。而且是，我想了想，虽然王国权放话要对我怎么样，可是，这一定是王国军这狗东西在后面撑的腰。我给老伯兴打电话，我也没说什么，就跟他说王国权要让我回去时站着进去，横着出来。老伯兴问道，王老师，你要我怎么做？我说，这件事是王国军引起的，我本来是想为乡亲们办件好事的，为村里修真正的公墓，村里人都反对，那就算了。现在是，我要为自己出口气了。老兴伯说，王老师，你只要说一句，你让我怎么做？

我说，把公墓给我砸了，重修。

老伯兴说，好。

老伯兴要去砸村公墓的事全村人知道了。而且是，村里人说是市公墓修建办委托老伯兴去砸的，也就是说，老伯兴要去砸的并不是王国军一家的墓，而是靠石山村的整个公墓。也就是说呢，他是代表市公墓修建办去做事的，好比是，市公墓修建办派给老伯兴一个活，跟包一个工程是一样的。这样，老伯兴就好比如代表市公墓修建办的，是师出有名的。村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好像绝望了一般地要保护他们的公墓，一方面组织了护墓敢死队，本来村里其实没几个人了，可是，为了这个敢死队，村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又回去了，王国权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敢死队的队长。一方面呢，村里也作了软性的方案，就是让老伯兴的父母出面去劝劝老伯兴，这对老夫妻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劝得听老伯兴，说老伯兴从小不听他们的话的。其实是当父母的不了解老伯兴，老伯兴就对我讲过，如果有谁现在欺辱他父母，他一定让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老伯兴并没有听他父母的话，大张声势地说他的人马将准时出动，让他父母告诉村里人，解散敢死队，不要跟政府作对。也让他父母告诉王国权，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武林高手的话，那么，让他第一个冲在前面，他会是第一个被葬进坟洞的靠石山村公墓墓民。

我的父母骂完我后，也在王国军的劝说下来当说客，让我放弃对老伯兴的挑唆。我没想到老伯兴真的在内心里认我这样一个老师，就只为我曾为他打过一回抱不平。在得到老伯坚定的答复后，我也更坚定了要把公墓砸烂的决心，我打电话里对我父亲说，爹，没你们的事，村里如果有谁敢动你们一根汗毛，我让他全家都葬进去。

好像是，风暴的力量集结完毕。

风暴的力量集结完毕时，求老师给我打电话来了。

求老师说，国伟吗。

我说，是。

求老师说，国伟，我是求老师。

求老师说，国伟，求润死了，你也来送送他吧。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响，好像是碎了。碎了的脑袋当然没有听见求老师后面的哭声，

在为求润去挑选墓址时，我与求老师一起去的，我们也是去找的莫先生，求老师不想讲话了，他把写有求润生辰八字的纸条递给我，让我对莫先生说。

莫先生一边看求润的生辰八字一边问，你们是哪个村的？

我说，靠石山村。

莫先生一听嘴里“咦”了一声。

我问道，莫先生怎么啦？

莫先生说，命呀，都是命里注定的。挑来挑呢不要挑了，人还是葬到公墓里去吧！

我说，莫先生，你给他挑一个好地方吧，他太可惜了。

莫先生迟疑了一下说，唉，还有什么比狮子仰天笑还要好呢！本来，这事不能跟你说说穿的，可是，这人命中注定要回葬狮子仰天笑里，不说不行呀！

我说，莫先生，那不是要让求润与王国军狗日的娘葬在一起了吗？

莫先生说，年轻人，你就不要节外生枝了，他只是占了一孔好风水，这样的愿望有错吗？是人总会想办法让自己活得好起来的，我知道你们村长的为人，这也是天意。

莫先生最后说，天意总是善良的，它就是给人一份安慰与期望。

                                      2008年4月7日于北京华芳嘉园

                                      2008年6月27日修改

叙说：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2008年5月12日3点12分

我轻轻地打开车载收音机

一个时间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

已经死亡

一个以8.0级命名的幽灵

掀翻了龙门山上的汶川

千万颗心脏瞬间停止起伏

3点12分之后

我想起了唐山

想起了洛杉矶

想起了东京

想起了缅甸

好像也想起了一场叫卡特里娜的飓风

想起了二组词：——人——类——

——灾——难——

我没有想到最惨烈的瞬间正是书声朗朗

我没有想到最惨烈的瞬间高楼如此软弱

我没有想到最惨烈的瞬间岩石如此坚硬

我只听见有人说

地震分浅源、中源、深源

我就在心里祈求

我希望它最深最深最深

深入到地球的最深处去

把黑暗深深地收起来 藏起来

天堂

天堂在哪里

我要给你们寻找的天堂

黄金铺地

香气四溢

四季如春

忧伤的柴火燃烧起来

快乐的米饭

我却没有找到

我怎么送你们去天堂

你们能住到我的心里来吗

虽然狭隘却有你们熟悉的体温

地狱

我的地狱现在开放

一个叫心脏的地方

上苍

对不起啦

我已经在我的地狱里贴上你的凶暴

还有

我已经出发

有些人我必须把他们关进来

我不愿意有一个人走进来

里面如果只关我一个人

那其他人就都能生活在天堂

上苍

上苍

我知道你要指点人类的方向

可是

我永远也不希望你这样残忍

是

我们是要走到你的铜镜前

照一照失落的良知

腾升的狂妄

猖狂的卑鄙

可是 成都以及以四川命名的四川人

他们早已臣服于你

他们安逸而善良

上苍 你

你竟然把他们压成血水

清洗铜镜

我不服

一个老人

一个老人叫温家宝

这个老人的职务是国务院总理

这个老人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

可是 这些都与我的诗歌

与我给他尊敬

与我现在柔肠寸断的心情无关

这个老人

在风雨中呐喊了多久

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他也看见了

他只是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站着呐喊

从他起

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3亿人民

排列成风雨同舟呐喊

拯救伟大的人性

他只是一个老人

他的心与我通 与你 与他一样肝肠寸断

我们每个人都肝肠寸断

就是这碎裂

我们终于重铸了另一种生命

生命的问题是时间

来天堂的召唤太遥远

我们没有听见

来自地狱的脚步我们可能听见了

却不愿相信

所以

有人跟我说起唐山大地震

他说这么大的地震为什么没有人准确预报

是人祸

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人权 民主 自由

我对他说

无法准确预报的东西人类实在太多

比如人权

比如民主

比如自由

比如制度论

我们渴求的一切普世价值的伟大光环

你的话并不是不对

只是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的追求

是 唐山大地震曾被正确预报

是 唐山的二十四万生命本可存活

可是 这些已经遥远

它必然能成为历史书上的谴责

现在

我们没有时间嘲笑

现在我们只需要拯救

收起来吧 朋友们

收起所有的“好勇疾贫”

现在我们只需要拯救的力量

听从一位先哲的话：生命的问题是时间

泪水蒙住了眼睛

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

又似2007年的7月6日

母亲的离去

泪水你蒙住了多少母亲的眼睛

泪水你蒙住了多少父亲的眼睛

泪水你蒙住了多少孩子的眼睛

泪水你蒙住了所有哭泣的眼睛

蒙住就蒙住吧

母亲的心已经碎裂

父亲的心已经碎裂

孩子的心已经碎裂

哭泣的心已经碎裂

泪水

蒙上他们的双眼

蒙上 蒙上 蒙上吧

蒙上

                                         2008年5月18日深夜

今天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系安全带。这没什么，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脚的，去年一年除了被抓了一次酒后，还没有被抓过呢！

抓住了，哈哈，抓住了，倒霉居然不是我，是那个警察。

警察对我说：请你出示驾驶证。

我乖巧地把驾驶证给了他。他看也没看就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向停在马路边的警务摩托车走去。我对边上坐着的女同事说，完了，一百没了。她说，不见得，我跟你一起去。

警察说，你没有系安全带，罚款一百。

我说，我是系了的，看见你拦我停下来时才解开的。

警察说，你不要狡赖。

我说，真是这样。

女同事说话了，我看见了，他确实是停下来后才解开的。

警察看了看我们说，我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要不去队里处理。

女同事说，你还别拿大话吓我，能在北京混我还真不是被人吓唬大的，一百元钱你罚就罚，可是你这样的人我很瞧不起。

警察说，你凭什么这样说话。

女同事说，我就这样说，你肯定是个笨警察，平时罚不来钱，就罚罚他这样的违障，不系个安全带算什么，你也罚，大街上那么多严重违障你不去罚。

警察说，是违障我就罚。我笨还不用你教。

女同事说，那你就是个懒警察，快到月底了，你罚款额凑不齐了，见什么罚什么。这是什么世道，警察罚款都像抢钱了。

这个警察大概是没有见过我们这位大姐一样的嘴功，或许是他的自尊心确实受到了打击，他好像要证明什么似的，当然，更可能是看见我们一点也没有把钱交出来的意思，更多的意思是话还没有说够呢，狠话，气话，恶话还有一大堆的样子，他把驾驶证递给了我说，走吧走吧，下回注意点。

友情提醒：以后遇警察查驾照，只要拿出来在警察面前晃晃就够了，不给他拿着。如果他非得要拿，你就告诉他，你要洁癖，怕他的手不卫生。哈，这一招也挺管用的。

我被人骂了一句傻逼，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傻逼。

应该说，开车我还是一个有人道主义的人，你比如，在人行道上，我绝少抢行，有行人总是等待他们通过，不按喇叭；如果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是老人，我还不时地想起自己的父母亲，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当然，由于本人的车技还可以，所以，在行车过程中，超、并、挤时，对同是开车的朋友们有时是不太客气的。这样的话，我被他们骂一声傻逼是不太会生气的。可是，今天，我被一个女人骂了一声傻逼，我是生气的，生大气的。

这个女人在斑马线上骑自行车，在红灯亮了很长时间还在斑马线上骑自行车，我看到她骑过来时还在马路的那一侧，以为她会在马路中间的安全岛里歇一歇，因为，她骑的速度不快的，可以用很慢来形容。可是，我的估计是错误的，当我的车走到斑马线时，她仍然不管不顾地骑了过来，我就打了一声喇叭提醒她，可是，她一点反应也没有，而且是连看我也没看我一眼，我只能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车头刚好与她的自行车并行。我把头伸出车窗说：“你看着点呀！”然后，想走了。这时，她就在后面骂了我一声“傻逼”。

听到这一声“傻逼”，我真的很生气，因为，我说“你看着点呀”这话的意思是提醒她这多危险，她应该能从我口气里能听出来的。可是，她居然骂了我一声“傻逼”。我不能做这个“傻逼”。于是我下了车，我走向她，我看见她还是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女人，年纪也不大，也就是二十八九吧。我对她说，你为什么骂我“傻逼”？她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又对她说，我说你看着点呀，这话没有一点其他意思，并没怪你什么，而是觉得你这样骑车过人行横道是很危险的，要是我把你撞了，我顶多赔你点医药费，可你呢，你就可能不知会在床上躺多少天了，说得不好听点，可能连命也没有了。她还是没有说话。我就走车了，我起动时，却又听见她骂了我一句“傻逼”。

操，我跟她都说这么清楚了，她还骂我傻逼。我跟她说这些做什么呀，我真是个傻逼。

我这个傻逼就在车上生气，我这个傻逼近来在内心深处有狂野的暴力倾向，我总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在内心深处疯狂地想象，想象把让我受委的人做死的所有办法。

昨天，我就这样想象过。昨天，一个商场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进行了货柜调整，调整后，我们的贷柜占地面积几乎少了三分之一。货柜的面积是商场对我们签订销售任务的首要条款。合同在三月份就签了，至少到九月分才能调整，现在调整，等于是我们只能用这样的占地做原来的任务了。我赶到时，货柜已基本调整完毕。我知道再说也没用了，如果要让商场再做调整，请客吃饭送礼是少不了的了。可是，我仍然要说，我说了我的意思。那个新来的经理说，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我说是谁谁谁。我知道，他可能生气了，他是四月份刚上任，我们老板去找了他二次他都不在，一直也没见过面，可能是他认为老板没把他放在眼里了。得到的答复是，我不管你是谁，这里面我说了算。

这样，我狂野的癔想症又犯上了，我在心里恨恨地想各种方法，比如，我请他去洗个澡，给他找个小姐，给他拍个照。比如，我找上他的家里去，用跟踪的方式，在他的家里我对他说，你完了，我要把你弄死为至。比如，我现在就上去给他一个巴掌，然后对他说，你找死，你赶紧给我调过来，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还对他说，商场你说了算，可是你的事我说了算，你做我的孙子。这些，这些，还有这些，很多很多。我在里面把自己想象成“佐罗”，武功高强，所向无敌。可是，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想象完这些后，我的牙更恨得痒痒。幸亏，这些并不真的要让我去做，过几天，老板会去摆平一切，我除了自尊心受了点伤害，做一番必要的调整又会高高兴高，一切也并不会发生。

对这个女人也是，我真恨不下车去抽她一巴掌，或者是操了她。他妈的，你不是骂我是傻逼吗，我就操了你，让你做一个傻逼的女人。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这不，我就坐在电脑前写这个东西。

然而，我是做了一回傻逼的，因为，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不管我下车去对她说了什么话，我的内心真正的想法如何，反正是，在这样的人行道上，看似强行通过的、或者是确是强行通过的车辆，或许都会背后被人骂一句傻逼。怨谁呢？还不是这样的真傻逼太多的缘故。我就只能做一回傻逼了，不过，我还是会尽量不让自己做这样的傻逼，尤其是今天这样的傻逼。

今天去朝阳交通队拿回了驾照，我的天，这三个月里可把我憋气得紧呀，三个月里，只要是目光所及内有一点与警察有关的东西，都会让我心跳不已。我的奶奶，抓住了可不得了呀，要拘的。这是北京，动真格的。

每想起那次被抓，就觉得冤。我操，才23也。23呀，20就没事了的。就差3。都怪自没经验，傻子一样，他说让我使劲吹，我就使劲吹了，还问够不够大。看着测酒仪上显示的数字越来越小，警察说够了够了，行了行了，就这样了，足够了。我知道上面的数字决定着我的驾照命运，但是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底线是多少。在接受处理时，我一个劲地问那个警察，说要不要紧。他说没事的。我不放心，过一会儿又问，要罚多少，要扣证吗？那个警察说，没事的，你一点事都没有，最轻的了。来来来，你先签字，签完了我再给你说处罚结果会是怎样。我犹豫着，我再问，要不要紧，不要拘留吧。那警察笑了，我看见他笑了，他说，没事的，不是告诉你吗，不可能拘你的，你先签上，你签上我给你找条例。我签了，他胡乱地给我翻着一本册子，翻完，一甩本说，走吧，没事了。一边说一边把车钥匙递给我又说，三天内到京广桥下去接受处理。我问，我的本呢。他说本扣了。

现在想来，那警察是怕我太清醒了。那些条例要是让我看了，我一定不签。老天呀，五百元呀，还要扣证三个月呀。以我的江湖经验，最起码会去打个电话，问问朋友们酒后驾车的底数定的是多少呀！要是能知道20就不算酒后了，我一定要求重测。不知是他真怕我太我太清醒了，还是什么忘了，那个警察居然没有让在那张代表我酒精度的条子上签字。

这是我第三天在呼家楼交通队接受正式处理是知道的。呼家楼交通队我去三次，也就是三天。第一天去了，是个下午，被告知必须第二天早上八点来排队取号。第二天去了，到八点半了，被告知号取完了。操，这酒后驾车比上银行存钱的人多吗？当然不是，原因是，每办理一个人要一个小时左右。一天顶多办八个呀！那八个倒霉蛋都争先恐后呀！你看看，那个山东来的，手续没带齐，求高抬贵手呢，叹苦经，说来一趟不容易。办事的说不行。喊下一个号码了。山东人火了，说道，交了罚款不就行了吗，那有那么多事，你知道我来了几趟了吗？办事的人说，我管得你来了几趟了吗，法律让你不喝酒，它都没有管住你。折腾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山东人说，你办不办？办事的说我不办，我办不了，我给你办了，法律把我给办了。我这口饭吃得好好的，我还不想走人。山东人说不办我就不走。

窗口就堵住了。

真生气了，二人都生气了，那个办事人员气呼呼地喝茶去了。来了个女的。下一个是我，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时候吵了，事成定局，还吵，多生闷气，不值，不值呀。这个女的挺和气，询问，提示，指点，入电脑，然后，她让我在那张测酒仪打出来的纸条上签字。我说哟，没签字呀，那怎么能证明我喝多少酒了。她笑了笑说，你在其他地方不都签了呀，没用了。签完了她说，确实可惜了，你等等就没事了。

我现在是合法的驾驶员了，你们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找个警察去逗逗！对合法的公民，或者是合法的驾驶员，北京的警察一般是不会胡来的。那我却可以找到无数个如是而非的方法让警察认为我是有违法的嫌疑的。

当然，我要给大家忠告，开车千万别喝酒了，我就是教训。二是，不幸被抓了就多个心眼，吹气不要使劲，做做样子就行。当然，前提是你真的不太醉，不然，你听不进我的话的，完全可能把测酒仪一口咬没了。

五百元，可请朋友撮一顿呀，给他们，不值，不值呀！

                          2008．3．16

屈指一算，我在北京竟然生活了近十七年，可是，没有一个年我是在北京过的，我每年都回家。十七年的北京没有给我一点点的亲切，我不可救药地仍然只爱我的家乡，一个叫下依山的江南小山村。我想，就算我生活上一百年，北京对我来说仍然将是陌生的，无法融入。无数次我起心要回家，回到我熟悉的江南去，回到亲人们中间去，回到朋友们的中间去，可是，我仍然待在北京。生活有时就是一个圈套，进去了，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一开始，我便认识到了这是一个圈套，因为，第一个春节我是那么迫不及待里等待着回家。于是，我在这块叫中国的大地上，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地流浪。对，我就称这种生活为流浪。我在繁华与贫困间流浪，我在冰冷与温暖间流浪。

我就在这繁华的北京讲叙这种流浪。

我在《疼痛》里寻找一种医治贫穷的止痛药，不幸，主人公却被这种疼痛威吓而死。我在《茶香》里赞美土壤，茶香四逸，茶却质苦，至味淡而逝。我在《刀味》里，我在《刀味》里让一个少年成长为流氓，狐假虎威，纵然，繁华的城市无法抹杀乡村的胆怯与向往，他逃离。他是逃离？还是回归？我不知道。我还在《帮忙》里抗争，不惜让人性高尚的光芒熄灭在现实里，为的就是抗诉，我要抗诉为什么城市不是所有人的，它就应该也属于我们，属于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于是，我就在《一件事情有无限种可能》里假设，假设生活的终极未知处，有我们最向往的温情与友谊，为自己，为与我一样的人编一个美丽的花环。《寒夜》又却不期而遇，雪，雪在阳光里融化，又就像铁炉里的铁水一样，被严寒打造成一把刀子，杀死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代表着一种生活，那就是我常常面对的生活，它像冰雪一样覆盖着，一不小心，就会把覆盖的生命夺走。

我为这样的讲叙伤感，落泪，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对这种讲叙的真诚。可是，我现在很讨厌自己写这样的小说，写这样的小说必然要对这样的生活伤感地梳理，我讨厌这种梳理，这样的生活我已经面对得太多了，太多了，多得伤心，甚至于恐惧。我要让我的小说温暖起来，即便我面对的生活是冰冷的。

我要让赞美从冰冷中走出。

我为今年这场繁华的冰雪哀叹，我同时也感谢这场繁华的冰雪。它突然让我写了《繁华的冰雪》这样一个小说，我终于找到了让小说温暖起来的激情。写这个小说的起因是修电，冰雪太大了，村里的电已经停了十多天后，终于被抢救通了。可是，村里的一个人为了磨豆腐，擅自去变压器房弄电，把电又弄没了。可是村里很少有人像平时一样骂他，原因很简单，要过年，和和气气过个年比什么都重要。村里的电最后是村里的原来的村管电工修好的，他早不在村里待了，自己与朋友在城里开了个公司，也搞水电。可是，他接到村里人的电话后，仍然赶回老家来。原因还是很简单，过年了。过年是不一样的。过年了，过年本身不就是一个高高兴兴和和美美的期望吗。

为了这个和和美美的期望，人们自我地约束了自己。

我庆幸自己的心还是温暖的，我要为温暖而写小说。把小说写得温暖，让大家读着温暖，就是我的自律。不知能不能做到。

中午从蓝岛大厦回家，路过芳草地时看了一场对决，笔录如下：

在东大桥路往西拐进日坛路的右拐弯道上停着一辆车，外国使馆牌照，不知是那一国的，他应该是直行，走错了车道。后面是一辆出租车，黑色，红旗牌，司机鸣了几声喇叭。车上下来一个老外，金发，红色运动服，穿着一条大裤衩，脚上的毛毛很浓。他隔着车窗跟出租车司机嚷了几句，伸着典型的外国电影手势：双手伸开，摇着头。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跟他说话，不知怎么的，说着说着，老外伸出了食指，做老二状。我们亲爱的、中国北京、出租车司机大哥可能出于民族自尊，也伸出了食指。然后他关上车门，掰了方向想超车而走。老外挺狠，不让走。出租车司机硬走，把老外气得失礼了：他对着出租车吐了一口痰，可能是二人话说得太多了，这口痰巨小，是飞了一点点路，落了了反光镜上。哈哈，一口痰。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往大街上吐一口痰，红袖章就会过来罚你钱的。再说了，不是说外国人比中国文明吗？怎么还吐痰，这么小孩子气。

让我高兴的是，我们亲爱的出租车大哥的民族自尊心绝对气旺，只见他掰过车头，把车在外国佬的车子前一停，下来往车子上也吐了一口痰。当然，痰也很小，也只飞了一点点路。可是，这口痰是有准备啐的，它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老外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老外在手车伸出了大拇指夸呢，一边夸，一夸打开雨刷器，轻轻地刮着这口民族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具备的中国痰。

因为我也是开着车在等红灯，所以，观看的时间很短，在其间我大声地喝了一声老外外，基本没有作过激的行为了。等车开出后，我才想起来，如果记下二个车子的号牌，那么，这场国际对决痰更具备了历史证据。

   气喘吁吁地歇下担子，敞开羽绒服，让热气逸出，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我低着头高喊一声“我们胜利了”，然后，发疯一样地朝高头村口南边一个山头跑去。我舍不得抬头，眼睛盯着脚下厚实的积雪跑着。我知道，我已经站在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已经是能足够让我对繁华的冰雪放歌赞美的高度，我对眼前的一切了如指掌，这是我家乡的山山岭岭，我曾经无数次看过这些山山岭岭上白雪皑皑，无数次激动于这样的白雪皑皑，但是，今天我要站在另一个高度眺望，赞美。

今天，我要再一次激动。

妻子在后面嘻嘻地笑着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神经病又犯了；女儿在身后大声喊着“爸爸，妈妈说你是神经病啦！”我这个神经病，我这个神经病是诗人，是小说家，是上帝派来写赞美诗的不二人选，繁华的冰雪已经为我盛装出迎，我必定要寻找我心目中的制高点狂呼，赞美。

或许，这场繁华的冰雪在许多人的眼中是一场灾难。二十五个小时前，我也这样认为。二十五小时前，我仍旧待在繁华的北京街头，开着车子听主持人叨叨不断的同情，叹气，劝告，鼓励，用上帝的口气开导那些要回家的凡夫俗子，放弃回家，放弃亲情与温暖。北京的街头阳光灿烂，那场预计要下三天的暴雪没有来临，而那些没有办法预计的暴风雪在长江以南的土地上肆意地坠落。京珠高速上的车流停滞不前，从附近送来的一杯开水要八块了，一碗方便面要四十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刚刚给我手机发来的短讯。电视里说，一辆车已经在京珠高速上熄灭了九天，九天乘以二十四，那是二百一十六个小时。那是一辆大客车，车上载满了人，可能还是超载。网络上一张图片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辆汽车，从车顶到车窗，再到轮胎，再到地面，都结了冰，没有一点地方露出来，像极了一个模具，对，这场冰雪的微缩模具，世界都结了冰，内核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制造。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以万数到十万数到百万数地增长，郴州的电力已经死亡，如一场瘟疫，从郴州开始，电力不断地死亡，寒夜，不颤而栗的寒夜在农历的春联里四处漫延。

然而，我已经回来了。跟丁杰开着奥迪车，从北京出发，沿京沪高速，用了十七个小时回来了。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是2008年2月2日下午3.点35分，在方庄家乐福超市门口开启左转向灯，过了时尚阳光门口的红绿灯，开一段弧形的芳星路，在方庄路的红绿灯右转，又在方庄桥底下等红绿灯左转，上了南三环，再在分钟寺桥直接上了京津塘高速。

阳光的北京并没有让我们放心，在夕阳里，我们一直在谈论江阴大桥，谈论苏州绕城高速，那儿才是我们这次回家顺不顺利的真正考验。

丁杰说，吉人自有天相，兄弟放心吧。

丁杰是在宽我的心，在安慰我的心里曾有过的退堂鼓。我是已经买好2008年2月5日的T31次车票的，是一张卧铺，一张睡起来会很温暖而平稳的软卧票。

丁杰说，兄弟，我们还是开车回去吧。

我就认为开车回去也好，为了兄弟的一份情谊。于是，我把那张软卧票给了一位老乡，这位老乡我不认识，这样我不认识的老乡听说在北京有几千人，我只在北京同乡会的QQ群里发了一个信息，便有很多人要这张票，这张已经在北京站不可能买得到的软卧票。一个叫俞乐明的老乡是第一个要的人，我就给了他。他从北京一个叫上地的地方过来取票，送给我很多感谢的话，那些话说得我都觉得这张票的票钱不能收了，收下都有些过意不去了，可是我仍然收了他的票钱。因为，这是理所当然要收的钱，他理所当然地给。

选择2月2日开路，我们是反复听了气象预报后做出的决定：1号2号江苏、安徽、浙江都是大雪，3号4号天气晴好，5号6号三地又有大雪。我们长胆的地方就在3号4号二天天晴。京沪高速不同于京珠高速：气候不同；车流一直没有中断。在京珠高速上，天气太冷，雨雪成冰，开出最多的人民子弟兵，除冰还是个大难题；在京沪高速上，人民子弟兵的汗水不会白流。

我们在山东郯城宿了一夜，早上七点起来，窗外透进来金黄色的阳光。

丁杰又说，怎么样兄弟，我早说过，吉人自有天相，这样的天气，就是部队不出 ，雪也自动烊光了。

我心中当然高兴，高兴阳光出来了，高兴自己真可能是吉人天相。早餐是在宾馆吃的，免费，这是一顿精致的早餐。老板说，在郯城，这是早好的早餐。我与丁杰都认为这确实是一顿精美的早餐，但是不是郯城最好，我们不知而知。我跟老板说，你至少做了郯城早餐最好的广告。老板乐了，我们也乐了。我们就这样乐着上路了。

不一会儿就进了江苏境内，两边的田野里几乎见不到雪的影子，阳光仍然很暖和，我不禁怀疑起电视台里播报的一切是不是假的。

丁杰又在说，兄弟，我早说过，吉人自有天相，堵谁也不能堵我们呀。

我嘿嘿地笑着说，温家宝是不是吉人，他怎么还要在冰雪天里像个圣诞老人一样去给人们安慰。

说话间，我们就来到了江阴大桥，两边田野里的冰雪骤然盖满了这片叫江苏的大地，总算也让我们知道了——人民子弟兵的力量；高速公路上能通行的路面都是挤出来的，或者说是扒出来的。高速公路二边堆满了被清理过的积雪，有的地方都埋没了护栏。阳光不断温柔地照射着，雪漫漫在融化，雪水流到路面，路面湿滑，不敢有一点大意。从江阴到苏州，一路的路面都泥泞不堪，开车得十分小心。我们的车子确实不错，平稳，制动性能优良，好几次惊险的追尾被避开了，我的车技在丁杰的评介里提升到了新昌人民的光辉形象代表的高度。我们出苏州后在一个叫白马的服务中心用中饭，那是个设施好得不能最好的服务中心，因为我们饿了，因为，二十块钱就让我们吃到了狮子头，红烧大肉块，炒白菜，麻辣豆腐，榨菜丝炒香干，白花花的大米饭。

我想起京珠高速上的开水，想起京珠高速上的方便面。对丁杰说，我们是吉人，吉人自有天相。

丁杰说，苏文茂说朱元璋饿了，吃一顿烂菜叶记成是“珍珠白玉汤”，我们说什么呢？哪个哪个什么呢？丁杰不是口吃，丁杰是没有想出来，怎么才能真正地描述我们吃的东西的味道，心情，甚至是感激。确实，连我也觉得它们好到怎么描述都不为过分的地步了，我们已经进入原来预期的灾难中心，却居然可以如此悠闲地用餐。所以，我也没有想出来怎么样描述它们。

我难道不应该为这繁华的冰雪写赞美诗，为我们平安的人写一写赞美诗？

写赞美诗只是上帝给我的一个任务，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回家。我每年都要回家，我在北京漂了十七年了，算了算，我只有一年在北京过的年，那正是真正的过年，我在正月初一就回家了，因为，我只能买到正月初一的行程票。我的家人都在江南一个叫新昌的小城，我的妻子，女儿，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我所有的亲人们，他们都在这个叫新昌的小城地域上生活。尽管我一年中其实也回家四五次，过年这一次却永远是最重要的。我就这样每每从繁华的北京穿越时空般地，以过春节的名义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叫下依山的小山村，见我的亲人，我的父老乡亲；见熟悉而亲切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天空的星星，月亮，太阳，云彩；以及这繁华的冰雪。今年，我更要回来，因为我妈妈，我的妈妈以另一种方式让我回来，我妈妈过上了天堂的生活。我要去她的天堂之门叩问：妈妈，天堂好吗？

我爬下山坡，我现在只是在停留，我还没有到家呢，我们还得赶路。我爬下山坡时，我的姐夫已经到了。姐夫是来帮我们挑东西的。就是我刚刚气喘喘地歇在地上的那担年货。在马路没有修通前，我们每年都这样肩担手提地把年货送回家。马路修通后，我们常常习惯于打电话给高头村一个叫雪超的男人，他有一辆货的车，把我们从城里送回家，有时他收二十五块，有时他收三十块，过年了，他会收五十块。村里人很习惯于他这样收钱。这场繁华的冰雪对雪超来说也是灾难，他的货的车只能开车到八里坑口的钱青岭脚，就只能收三十块了，而不是五十块。比如这次，他很努力地踩着油门，可是，他的货的车“唔唔”地嚎着，白烟“呼呼”地吹着，就是不动。上车的时候雪超说好，车可能可以开到后湾，也可能开不上去。我们说，没关系的，本来就打算从八里坑口走归去的。这不，你看看我们脚上穿的，我，丁国祥，穿着多少年没穿的全筒套鞋，丁依幸与吴秋霞，她们的半筒套鞋多年不穿，居然找不到了，刚买了新的。邮电绿，鞋口还有二圈嵌色线，一条白色，一条红色。小侄子天天，也买了双新的。嘿嘿，他的脚还太小，没有合适的，胡乱给他挑了双最小的，还是太大。嗨，看他穿着还挺美呢！外甥高生，大姐，都穿上了。只有二弟这傻瓜没穿，他说没关系的。我说，是没关系，武警呀，轻功多了得，来个青蜓点水，这三里地也不用点几点就上去了。

我二弟说，雪超，你车的轮胎太旧了。

雪超说，轮胎是新换的，主要还是地面太软了，陷落去太深了。

我们都下了车，一下车，马路便活泛起来，我们像支部队了，参差不齐的，很好看。女儿带着侄子天天，嘻嘻哈哈你追我赶地向前跑去；外甥高生还一如的腼腆，过来抢着要挑年货。

二弟说，高生，这是你大娘舅的活，你走开。

我哈哈哈地大笑说，高生，这是你二娘舅的活，你走开；你二娘舅可不是一般人，人民公安武装警察出身，用古老话是行武出身，能者多劳，他不想辱没自己的名声的。

二弟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妻子嚷嚷说，正的要走回去，啊，要累死了。

大姐说，累什么累，走了多少年了，也没有把你累死呀！

一行人开路了，开始想全走小路，小路从八里坑口直拔高头村口，约三里地，步步上坡；路上分设二个泗洲堂，称上泗洲堂，下泗洲堂。泗洲堂是专门用来歇脚与避雨的，在我们新昌地域，山川地形地貌为主，村落多分布于崇山峻岭中，这样的泗洲堂设立众多。二弟挑着担子走了二步，就差点滑到。于是，我们只能沿着马路走。沿马路走，路是只有四公里，却有大小七十二个弯，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

走到下泗洲堂屋后的弯，我们改走小路了。虽说是最为陡峭的路段，不过可能走大马路确实太远了，到这儿，似乎走的人还不少，积雪被踏得结实多了，踩在上面也不太滑。

到上泗洲堂，歇了一歇。朝北的墙上有一尊菩萨，我拜了拜。过年了，什么都讲究，什么都要图个吉祥，吉利，拜菩萨也这样，多拜拜，过年会更吉祥，吉利。

女儿问我，爸爸，你许愿意了吗？

我说许什么愿意呀，我这是想让菩萨过年也过得高兴点。

小侄子一听，也拜了起来，拜完还对二弟说，爸爸，大伯伯说，过年了要让菩萨也高兴高兴的，你也拜拜嘛。

大家哈哈大笑，笑什么呀？是笑他六岁孩童口善，还是笑我这创意确实不错。我的创意向来不错，那就是笑他口善。

怕汗收得快着凉，没几分钟，我就催着大家快走，女儿与侄子直说我是阎罗王，没人性。阎罗王催小鬼也算是等级分明。没人性可不好玩，我吹了个口哨，他们就跑了。人精了，连吹个口哨也跑，没办法，我的创意他们全明白了。

姐夫递给我一支烟，我说不抽。

姐夫说，抽吧，抽一支。姐夫的口气像阿庆嫂给胡汉三递烟。我接过姐夫的烟，他给我点上。

点烟时我说，利群呢，好烟，抽得高级呢！

姐夫说，你姐夫抽得起这烟，是吃喜酒吃来的。

我说，过年了，抽得好点。

姐夫说，做农民，抽得最好也好不过你们工人阶级。说完他叼着烟呵呵地笑起来，过年了，你来打麻将，等抽你的高级烟了。

这就是年味了，过年打麻将，我抽烟可凶了。我自己拔一支烟抽，也会打一圈烟。麻将赢时，说麻将赢了，来来来，抽，现在是抽着你们自己的烟了。麻将输时，说麻将输了，烟还是抽得起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输输赢赢要高兴，也赢得了个好名声。

我说，姐夫，晚上打麻将，搭子你找。

姐夫说，搭子有的是，晚上麻将是打不成的，电还没有来呢！

我说，啊，我们村里也没有电。

姐夫说，十天了，十九断起，一直没有修好。今天是二十九，刚好整十天。

穿过高头村，我站在腚岭头眺望，这正是个眺望的好地方。雾霾最深，群山仍然以雪的名义波澜壮阔。我眼前是一片毛竹林，它们都以一户人家的户主名义，归属，存在。比如，我家的那片毛竹林有二个户主，一个叫丁林灿，一个叫丁国祥。一枝又一枝的毛竹在崩裂的响声中倒下，却仍然以向上弹起的欲望为造型，一枝一枝地，一枝一枝地，它们像一支以诗歌为幡号的部队，溃败，训练有素的溃败，整齐地阵列。

小侄子不知想起了什么，他对我说，大伯伯，雪是很锋利的呢！

锋利？刀才够得上资格叫锋利。这么说他是想起了刀。刀？刀是人类之具，虽说也被人类描述过“鬼斧神工”，然而，刀，只能是一刀一刀地砍。这片毛竹林，这场繁华的冰雪下的所有毛竹林，必定都这样训练有素的溃败。它们或许在听从另一个命令，集体自残。就为这繁华的冰雪，就为这繁华的冰雪摆弄最伟大而壮观的姿态。

我为这个叫丁楷的小男孩自豪。他说出的这个词就是一首诗歌，以冰雪的名义概括人类战争的历史：锋利。在锋利中流血，死亡，重生。我找了一场平整而开阔的土地，我用脚写下二个字：丁楷。他在边上跟我一起写，用手。用手？我哈哈大笑。我说，丁楷，用手怎么能写出你伟大的诗歌呢。他一脸的茫茫然。是呀，他读过诗歌了，却哪能理解他大伯伯说的真正的诗歌呢：即使流血，也是为了重生，必然的重生。

我是个神经病，在这场繁华的冰雪里，不知还有谁在这样解读它，就是说，还有多少个神经病？写完“丁楷”二个字，我作了我自己写的诗歌。我重新找了一场平整而开阔的土地，小心翼翼寻找一个进口，然后，以它为起点走一个大大的圆圈。圆圈的终点就是我开始的起点，在即是起点又是终点的接合部，我闭上眼睛，“轰”然让自己倒下。我穿着羽绒服的，我倒下时，一点也不疼，没有一点震荡，没有感受到倒下时压身体的力量。所以，我倒下后用力以屁股，脚，后背，头为各个支点，呈一个“大”字对我身子底下的雪发出力量，直到自己满意了，想象自己的身子在雪地压出颇为像样的形状，然后，睁开了眼睛，向天空看去。天空仍然雾霾沉沉，不时地还飘下些雪花，看它像黑色的影子一样冲向我的眼睛，变白，变大，落下，落在我的身上。我起来，我起来看看，我的身子到底在雪地里压出了个什么样的形状。说实话，很让大家失望，除了屁股与双脚的位置凌乱而深深以外，背部很浅。整个造型像一只王八，王八你知道呢，就是骂人的那个王八蛋的王八。我的造型二者兼有，王八，王八蛋。

我真很失望，这样一个伟大的创意，居然出来个王八，蛋造型。

但是，在心底里，我是非常高兴的。这二件事是在从高头村到下依山短短二里地的雪里地发生的，我们做完这些，非常的高兴。心怀美好的我与心怀善良的丁楷，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围观我们时的喝彩，都乐不可支，因为我们是在回家过年。我们回家过年的唯一理由就是高兴，做到自己高兴，也让别人高兴。

等待最久的是父亲，父亲早早地接到了我们的电话，知道我们要回家了。他等待我们回家的仪式或许从我们正月里离开时就开始了。没有电的屋子里，光线暗淡，父亲衣服靠色，靠近这暗淡的光线，他应该是很多次从这暗淡的光线里走出来，走到繁华的冰雪里眺望，然后，一次次地走回屋子里坐下，坐在那条吱吱地发出声响的小竹椅上等待。

我走进屋子时，下意识地开了开灯，居然灯亮了，来电了。

父亲坐着的屋子里，有一个灶台，一张八仙桌。灶台上有一盏白炽灯，八仙桌上有一盏日光灯。我把二盏都一齐拉亮了。正好看见父亲从竹椅上站起来的身影，动作有些慌乱地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我喊了一声“爹”，父亲没有回答我，自顾自地对我们大声地说道：你们到啦，路上不好走吧，雪太大了。

父亲的耳朵看来是越来越聋了。

我再喊了一声“爹”，二弟也喊了一声，女儿叫了声“爷爷”，侄子也叫了声“爷爷”，外甥叫着“外公”，乱糟糟的。父亲再是耳背也听见了，他笑呵呵地答应着，眼神看这个看那个，也乱糟糟的，笑也是乱糟糟，整个屋子乱糟糟的。这就是年味了，乱七八糟，却都笑逐颜开。

做夜饭时，电突然没有了，是村里的老四弄没的。老四不是存心弄没的，他发现村里的变压器上面一相电的“捣谷勾”掉下来了，他想把他弄上去，他要做豆腐，他家的小光光磨要三相电才能转起来。不想，他弄时，另外二相电的“捣谷勾”也掉了下来，整个村子的电就没了。这些是寇忠大王说的。寇忠大王说老四这个勾当时，很气愤，说他是存心的，骂骂咧咧的。他来姐夫家说这事，说让姐夫去训他一顿。

姐夫说，训他干什么呢？大过年的，谁会存心呢，老四不可能是存心的。

寇忠说，不是存心是什么，好不容易电来了，现在又没得亮了。过年摸黑过了。

姐夫说，老四去弄电做什么呀？

寇忠说，他家不是有台小光磨吗？是三相电的，他说要磨豆腐。

姐夫说，断种老四。姐夫是笑着说的。姐夫笑着还说，豆腐也要磨的，过年没豆腐吃也不算过年了。

寇忠骂骂咧咧走了。

我说，我去看看。

姐夫说，是要去看看，实在不行叫一声屁股佬，让他来弄弄。屁股佬是宣国的绰号。不知来历。

变压器房在村东口的田里，从我家去有一小段路。在社屋门口时，我碰到了尧夫。尧夫也算是村里懂电的人，除了屁股佬宣国，可能他最懂了。

我说，尧夫，电没了，摸黑总不好的，我们一起去看看，你懂，把它弄弄好。

尧夫说，不去，没得亮也就没得亮，你去弄了没得亮，就是你的责任了。闲话有得听了。

我说，谁会说这样的闲话。

尧夫说，老四就被寇忠大王骂了。

我说，你是懂行的，再说了，你能跟老四比吗？我的意思是说，老四在村里是什么地位，你是什么地位。

尧夫是听出来了，他在接过我的利群烟时高兴说，也是，你不弄我不弄的话，真的要摸黑过年了。

我说，到哪里去弄根竹篙呢？

尧夫说，竹篙老四肯定有，他不是刚刚去搭过呢！

站在千侬大伯的屋门口，尧夫对着老四的家喊道：老四，老四。

老四从屋里出来了。

老四问，做什么啦？

尧夫说，你的竹篙呢？

老四说，我去搭过了，捣谷勾坏掉了，搭不上去。

尧夫说，你把竹篙扛来给我就得。

老四把竹篙从家里扛出来，竹篙是新竹，上面留一个竹桠杈，好像是老四为了磨豆腐专门做的。

尧夫说，怎么是新竹，危险的。

老四说，我新用过，没关系的。

尧夫说，你扛着。

三个人来到变压器房，尧夫把竹篙高高举起，对准了捣谷勾，慢慢地对着口位。对准了，尧夫“唰”地用力往上一送，“啪啪啪”，火花闪起来。尧夫一松手，捣谷勾便掉了下来。

尧夫说，啊，搭不牵，不可能呀，是捣谷勾烧掉了？

老四说，肯定是烧掉了，不然不会冒火花的。

我说，再试一次。

尧夫再试了一次。火花“唰唰唰”地冒起来。尧夫赶紧撒下毛竹篙。

尧夫说，要电力公司来过人了。

老四说，电力公司屁给你来人，他们能在钱青岭给我们修好已经是够好了。

老四说的是实情，电力公司不太可能来人，全县共有近七百个乡村的电力在这场繁华的冰雪里歇工了，他们没日没夜地修着，我村的电与高头村，石子坪村是一路，就坏在钱青岭脚，在那儿修好了，就等于恢复通电了。要让他们单独来一次，不太可能。

我说，宣国呢，通知一下宣国。

尧夫说，屁股佬来不来是要看他高兴的。

我说，宣国不是村里的管电员吗？他会不来？

尧夫说，老早，他老早不在电力公司干了。

啊，这我就不知道。

我说，那宣国现在在做什么呢？

尧夫说，还在是当电工呀，他从电公司出来后，跟别人一起来了家公司。

我说，叫他一声应该会来的。

尧夫说，下依山村里的事情难做的，好些事好不要管是不要管，没人去管的。

尧夫说的我知道，以前他管村里的抽水机，没少被人骂过。宣国也是，以前做村里的村管电工，也没少被人骂过。还被诬陷偷电，去乡里告状。

尧夫说，你打个电话给他，你面子大，说不定他会来。

我打电话给宣国，我问道，宣国，我是丁国祥。

我大概是村里唯一不叫宣国屁股佬的人，不是说我如何尊重他，在村里，叫一个人的绰号没什么，是一种习惯，叫长了还是一种亲切。回想起来，我好像基本上不叫村里人的绰号，除了叫丁兴富的“短子”外。丁兴富“短子”的绰号是我取的，别人叫他“短将军”，也有人叫他“短猢狲”，我就叫他“短子”。我也有绰号，叫“牛鬼蛇人”，是村里的宛青给取的，这是村社屋外墙上的一句标语里的用词，有一天我跟她吵架，就得了这个绰号，曾在村里的小伙伴们口里流行过一阵，后来我外出了，再也没有叫了。现在可能连她自己都忘了。

宣国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说，国祥傻子，你回来了。

我说，是呀，回来了。

宣国说，回来了好，等我归来，麻将钞票要把你杀点出来。

我说，麻将钞票输点给你没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宣国在电话里哈哈哈地大笑。

我说，你别笑了，想打麻将还等你来干活呢。

宣国说，你们志祥傻子打电话来过了。志祥就是我二弟。

我说，什么时候能来修啊？

宣国说，还不晓得呢，在高头吃丧事饭，走不开。

我说，操，你不会等天黑再归来吧。

宣国说，我看看呢，尽量早点来。不把你口袋里的钱赢点来，你不舒服的。

宣国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天快黑了，我在心里说，妈的，这小子难道真的不来了。心想，哎，这年头呀，人心不怙呀。闲着也没事，心里也没有放弃他来的希望，就向尧仁家走去。尧仁家在村口的黄泥岭，宣国要来的话，必定要路过他家的。算是等着他吧。走进尧仁家，却看见了宣国。

我说，哟，不声不响来了。

宣国说，像你这种领导出门才有人敲锣打鼓，我这种小八癞子那有响动的。

我说，你可不是小八癞子，你是大头菩萨。

宣国说，香烟呢，北京归来钱挣得多，香烟发过来。

我说，没有。

宣国说，没有，没有把钱掏出来去村小店买去。一边说，一边伸手到我的口袋里来。我摆出个武术动作。他哈哈笑起来，说拿笔杆子你行，这个你小儿科了。说着抬起一脚飞过来。好哇球，这家伙我那受得了啊，他可是真的跟他爹学过武术的，县里有名的武术高手。

尧仁说，屁股佬，不用六谷钻行不行？

宣国说，最好是六谷钻，铁丝太软，勾不住的。

尧仁对他老婆说，你去找个六谷钻来。

尧仁老婆说，家里就二个六谷钻，弄坏了一个，明年怎么剥六谷。

宣国说，扯什么扯，老公叫你去拿就去拿，那来那么多话，不守妇道。

尧仁说，去找一个来，六谷钻好做过的。过年了，电要紧。

尧仁老婆说，屁股佬 ，死屁股佬 。

原来他们在做搭电的工具了。

我说，宣国，老四家有毛竹篙呢！

宣国说，毛竹篙不管用了，那个捣谷勾都烧坏掉了，要取下来修过了。

我说，有人担心你不来呢。

宣国说，要是在平时，我真不会来，过年了，不一样的。

我说，你做老板了？

宣国说，瞎板。混口饭吃。

尧仁的女儿说，混口饭吃，可怜人呀，喏，饭拌好了，你来吃。尧仁的女儿在拌骡食，他家有二只骡子，拌了二车胎骡食。怎么是二车胎呢，当然是二车胎。这是因为尧仁用他聪明的脑袋做了二只喂骡子的槽子，用的是二只汽车内胎。骡食是谷糠与罗卜丝，尧仁的女儿把谷糠与罗卜丝拌均匀了，给骡子送去。她的手满是谷糠。她的手举着一根罗卜丝对宣国说的。

宣国，尧仁，我，还有很多看修电的村里人都哈哈大笑。

尧仁说，屁股佬，洞钻好了，六谷钻怎么用？

宣国说，把六谷钻上的木柄去掉，塞进洞里去，折直角弯，固定住。

尧仁说，铁太厚，难折弯的。

我问道：做什么用场呀，还要折弯？

宣国说，做一个勾勾，要把捣谷勾从上面取下，修好再送上去。

我说，那连柄也不要拿掉，这么大的木柄，把六谷钻塞过去，再绑住，比折弯它还牵呢。

宣国过来一塞，还真是呢。说到底是聪明脑袋。

去变压器房时，雪地里站满了人，有几十个人吧。过年了，谁不等灯亮呢，都黑了十天了，这是怎么样的十天呢？尧仁说，去城里充电就充了好几次。他的手机可是重要的，虽然是过年了，可是，还有活的话，他仍想再去赶几趟骡子，他仍然想去背几趟活。村里的有线电视刚刚装完，清晰的电视刚看了二天，就没了，这比原来没有看过还难受呢。听说个别村子还出现了极端的做法，为了电灯能亮起来，把修电的工人堵在电线杆上，不修好电不让下来。新昌在这场繁华的冰雪中是电力受损重灾区，其他兄弟县市还好些，所以，市电力局几乎抽调了全部骨干来新昌抢修。那几个被堵在电线杆上的抢修工人就是外地的。把新昌人的脸面也丢尽了。

老四也在，寇忠也在。

老四说，寇忠大王，你在骂我呀，说我是存心的。

寇忠说，谁说我骂你了。

老四说，有本事不要赖。

寇忠说，我要赖？我怕你老四？

旁边有人说，你们二个东西，吵吵吵，好听好听。现在最好不要吵，等三十夜夜里十二点再吵，就当给全村人放鞭炮了。雪里地的人一片哄笑。

老四说，算了，不跟你吵，过年了，跟你吵没意思。

寇忠说，你这样讲的话，那算是我错了。过年了，吵起来确实没有意思。

二人不说话了。雪地“唰”地一下静了下来。

天有点黑乎乎的了，宣国在取捣谷勾时，塞了几下都没有塞进去。雪地里的人也沉静下来。雪片又飘了起来，还很大。

宣国说，妈的，雪花飘进了我的眼里。他举着竹竿停住不动，停了一下又找着眼位。想是雪花在他的眼睛里融化了。毕竟是老电管，这架变压器几乎陪同了他二十多年，就像一个瞎子，仍然能熟练地把丝线穿进针眼里去，宣国最后还是把二个烧坏了捣谷勾取了下了。他把竹竿递给我，说国祥傻子，把竹竿藏好，要不让雪落在上面。我就把竹篙放到了旁边的一个猪圈里。

宣国把二只烧坏了的捣谷勾都放了上去，他合上了一只，他又合上了一只。他合上一只，我高喊一声“欧”，雪地里的人群也喊一声“欧”，他合上一只，我再喊一声“YES”，人群接着也接着发出一声“YES”。变压器“呜呜呜”地低沉地鸣叫起来。不，宣国说那是空气开关的鸣叫声，那是吃力的鸣叫声。“啪”的一声，这鸣叫声没几秒就停了。宣国说，是他关掉的。在他关掉的时候，电线杆上的电线剧烈地震荡起来，这震荡通过电线传向另一杆线杆，再传向另一枝线杆，线杆上的线都晃动起来。

宣国说，哪儿有严重的短路，得查线路。晚上是没得亮了。

因为天黑了。

天是黑了，如果没有雪地里的亮光，可能就伸手不见五指了。雪地里的人群唉声叹气地散完了。我与宣国，尧仁，老四，寇忠打着手电筒去了加工厂。因为寇忠说，加工厂的兴桥可能乱搭过。我们去看了看，宣国说，没有问题的。我们又去村西的遮沿岗查看。寇忠说，只有哪儿可能还有问题，因为石子坪单放线路时就在那儿接口的。我们去了，宣国看了看，没有任何问题。

宣国说，没办法了，只能等明天了。兄弟，你几张麻将钞票还可以熬到明天了。

我说，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夜了。

夜饭是在姐夫家吃的。父亲要做夜饭，大姐不让父亲做，说这么多人，还是她来做吧。吃夜饭时，我们点起了好几支蜡烛。蜡烛很紧俏，现在去城里都不好买了，可是人太多了，人影晃来晃去，看不清，吃饭前，差点把小侄子踩了。

饭桌上姐夫说，这没有电真是个问题，过年没有一点年味了。

二弟说，我还想晚上打麻将呢。

姐夫说，麻将是打不成了。

我说，打，四只桌角点四支蜡烛。

姐夫呵呵笑起来说，你们要打，我就陪你们打。

正这样说着，电突然亮了起来。一桌人的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相信地对视着，然后哈哈哈的笑起来。

二弟说，屁股佬太有才了。

姐夫说，下依山有这样一个人才，正是全村人的福气。

二弟说，我还担心屁股佬摆俏呢。

姐夫说，是呀，村里的事情越来越难做的呢。你们长年在外不知道，我待在村里知道的。村里现在是要做成件事情难，做个好人难，做好事难，做坏人倒是容易。

我说，不会吧？

姐夫说，有什么不会呢？比方说，上次村里的自来水堵塞了，村里又没有资金，这种活只能出义务工，可是就是有人不出工。不出工自来水也只能修呀。修好了，喝上自来水了，这种人不感激不说，还要讲强话的，说你们不修乡里自然会来修的。

二弟说，屁，等乡里来修，等乡里来修，自来水管也烂断了。

姐夫说，是呀。所以，像今天这件事，屁股佬实际上就是村里的大恩人，可是，现在是修好了，如果修不好，村里一定人有会骂他，甚至可能还会说是他弄坏的。

吃完饭，麻将进行时，宣国来了。姐夫，我，二弟，兴富，都不约而同地给他递烟。他说，哟，今天怎么都这么客气。

姐夫说，不是客气，你是大恩人。递支烟报答你。

宣国说，过年自家里也要亮的呀，黑咕隆咚的难过勿难过呢。我是怕修不好。真的修不好的话，明天求也要求电力公司来修好的。

二弟说，我还担心你要摆俏呢。

宣国说，什么时候了呀，还摆俏。过年了，过年总是不一样的，大家高高兴兴的才有年味。做人过年都不高兴，还有什么时候能高兴呀！

我说，你没来前，我们都说你是个人才。你是怎么修好的？

宣国说，我其实也不知道短路在哪里，妈的，二十几年的老电工了，想想不服气。试着把变压器房的空气开关拆开看看，运气好啦，试的时候空气开关便起火花，心想这肯定有问题了。再一试，原来是电回归时候在空气开着里短路了，修好，合上，便正常了。

正月初四，我们又都回到了县城，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站在腚岭头眺望，这场繁华的冰雪统治的世界美极了，山山岭岭里的村落炊烟四起，这个叫下依山的小村庄，平静，安详，纯洁。当我的想念得到满足，当我的怀念得到安慰，我也就要离开这样的平静，安详，纯洁，起程。回到小山村只是我享受生命的一部分，回到城里去，回到北京去，那是我生活的绝大部份。我路过那个王八，蛋的造型时，它完好无损；我用脚写出的“丁楷”二个完好无损。远远地眺望，这场繁华的冰雪更是极其的完美。

2008年2月21日晚上10点55分，正月十五，这是传统的元宵节，我从万年历里挑选这个日子出行，是因为它说，这天适宜出行。其实，我本不想在这天出行，正月十七是女儿开学的日子，我很想送她去学校，然而，她与她妈妈都说，去吧，是好日子就去吧，挑个好日去，我们也安心。

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场繁华的冰雪没有下在北京，繁华的机场在这样的夜里仍然繁忙，飞机在远离二号航站楼的地方停下，二辆巴士快速地开过来，它将把我们摆渡到二号航站楼的出口处。飞机上，一个腿有残疾的老太太迟迟没有下来，我们一车人等着。北京夜里的风有些冷，我就在车门口看着老太太一步一步地被人抚着走下沿梯。然后，我收到了一个叫郭海燕的湖北朋友发来的短讯：

与春同归，京城得意。

而丁杰呢，这个跟我一起开着奥迪车从北京回到新昌的丁杰呢，或许他在某个茶楼会友，或许他已经睡了，是睡下了，没有睡过去，那么，这小子一定抱着他的老婆睡觉。丁杰的老婆很年轻，很有女人味儿，一个京漂的男人，一个京漂的男人回家当然是痛痛快快地做爱，一场，二场，三场，甚至于无数场，只要身体能行的话，欲望得到满足，心情总是舒畅的。只是，我想大声地喊醒他，小子，去吧，到繁华的、冰雪覆盖的山顶做爱吧，那才真正是吉人自有天相。

             2008年2月23日13：00—2月24日11：24草于华芳嘉园

关于《寒夜》要说的几句话

说实话，写这个小说一点准备都没有，本来春节是准备写《风水宝地》、《煎豆腐》、《来电》这三个小说的，不想，倒是写了这么一个小说。我现在很讨厌自己写这样的小说，写这样的小说必然要对这样的生活伤感地梳理，我讨厌这种梳理，这样的生活我已经面对得太多了，太多了，多得伤心，甚至于恐惧。我要让我的小说温暖起来，即便我面对的生活是冰冷的。可是，写《寒夜》时，我仍然没有做到。

    母亲于去年7月仙逝，今年来拜年的亲戚会很多，早早地我从腊月二十九就回到老家，到正月初四才回到城里，也就是在初三，高头村的表哥来拜年，在晒太阳的时候说起，他三弟死了。三表哥死了我是知道的，只是没有去。这门亲戚是远亲，除了四表哥，其他表兄弟间并不走动，我说的不走动指的是出人情，比如，他死了，我们也不要去。表哥只有五十二，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四表哥说，他是冻死的（小说里对那间冰屋的描写，对求洪与表嫂、村长等的描述，都与表哥的真实死亡有关），这句话当时就深深地刺痛了我，痛得我卑鄙追问，所有的追问都在想我要写这个小说。

    今天二弟又从老家下来，说起三表哥的死时，他又说了一些。三表哥的瘫痪是二次事故造成的：十几年前，他在城里一个工业区砌石脚时，摔了一跤，摔断了一条腿，老板还不错，让他去县医院治疗，说医药费他全出。三表哥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就出来了，说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跟死了一样难受。因为脚还没有完全好利落，老板说让他在家里养一段时间。这一养，表哥就再也没有把脚养好，落了个残疾。三年前，他为他的一个亲戚去打栗子，我们那边很多栗树没有进行过嫁接，很高大，他从树上摔了下来，这次是彻底摔成了瘫痪，躺要了床上。

    表哥的坟在村口的公墓里，那原是一个学校的旧址，学校倒塌了，村里修了公墓（小说《风水宝地》就是因为这儿想写的），听说修公墓有段时间是一种任务，乡里县里有钱下拨，可是钱又不太多，如果去修一座真正的公墓，这钱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村里相中了这块地方。这那像公墓呀，不说规模小，它只有八孔坟；一孔还不知什么原因，修得很大，我看了一下朝向，这孔坟应该是最好的。不过，还多亏了它，表哥才不至于在这场五十年一遇的大雪中，没有地方入土。二弟说，表哥出殡时，骨灰盒是他儿子捧出去的。这在我们乡村的丧葬习俗中是无法想像的，是简陋到了极点，我听着二弟的话，思绪远远地回到了从三表哥家到公墓的那段路上，仿佛看见零落的丧葬队护，以及他儿子捧着骨灰走路的神情，或许他有泪，或许他没有泪，他只是一个上小学的男孩。

我离开这个小山村的日子，阳光是多么的明媚。或许不能用明媚来形容这天的阳光，因为，它晃得我的眼睛生生地疼痛，多看几眼村子，多看几眼村子外面的山，雪就把我的眼睛刺得晃晃动动的。我并不想多看几眼村子，或是多看几眼村子外面的山，是我的弟弟跑来跑去，我怕他在雪地里滑倒。弟弟跑东跑西的，我也跟着他追东追西，村子与村子外面的山川就在我眼里晃晃动动起来。我的眼睛就生生地疼痛着。

这场临近春节的雪下得太大了，听电视里说是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村里人说着今年的雪时，都很夸张地说起夜里雪压树的声音，还有雪压竹的声音。先是“夸”的一响，过些时间，才听见“哗”的声音，似乎树枝不甘于自己轻易地倒下，即使是已经折断了。雪一场接一场地下着，越积越厚，这样的声音越响越频繁，此起彼伏地响着，后来就听不清到底是“夸”先响起，还是“哗”的声音晚倒下。村里人说，明年的板栗是没有收成了，压得最多的是板栗树，板栗树的树丫枝太松了。村里人说，明年的柴是烧不完了，有人说，山上的雪压树多得拾都拾不完了，有人就说了，你放心，保证你抢也抢不着。村里人说，瑞雪兆丰年，明年的收成一定会不错。村里人仍然习惯于把门神纸送到柏荣家去让他写，很多人说，柏荣，多写几张雪字。

雪倒是让山村多了些年味，喜庆。

货的车停在一个叫后湾的地方，开不上来，后湾离村子还有半里地。村口到后湾那段马路根本就没无通行，一是这段路背阴，二是这段路边是一片毛竹林，崩裂的竹子倒在地上，硬邦邦地结成了冰，像一堵长长的冰墙。我与弟弟，还有我的男友、四叔，绕开这堵冰墙小心地走着，我牵着我弟弟的手，我男友与四叔抬着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是新的，是县里刚刚给我爹送来的。村里刚刚装好了有线电视，装好了有线电视又怎么样呢？像我爹这样的低保户，哪有钱去买台电视机来看看。这样一台电视机要一千多块，我爹没有钱。不要说一千多块钱，就是连每年一百十一元的视维费也交不起。县里送来了电视机，也让我爹免交视维费，我爹才高高兴兴地看上了电视。我没有看见我爹看电视的高兴样子，我想我爹是应该高兴的，他应该是看着电视整天笑呵呵的。我爹并不是为得到了一台电视机而笑，我爹享受低保有三年了，自从他在前年摔了一跤，他就再也没有能用脚站起来过，他就享受了低保户的待遇。我爹笑，是因为他的低保待遇里，这个电视机最像人，像我，像我的妈妈，像我的奶奶，像我爹希望看到的一切。

属于我能带走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土地，比如房子。可是，这些并不是想带走就能带走的，我只好放弃了。我四叔说，英珍，你走了，你把你弟也带走了，你爹的田地怎么办呢？我说，谁愿意在每年的清明到我爹的坟上上几柱香，我就把这些送给谁。我妈说我愿意。我冷眼看了看她与她坐在一起的求洪，没有理她。我四叔没有说话。我等我四叔说话，我希望把田地留给四叔，留给四叔就等于留给了我奶奶，我奶奶在前不久也摔了一跤，摔得跟我爹一样重，重得再也不能用脚站起来，是我四叔一直照顾着的。

四叔一直没有说话。

我说，四叔，田地留给你。

四叔说，英珍，还是把你与你弟的田地给你妈吧。

我说，不行，我不留给他们。我说的他们就是我妈与求洪。

四叔说，英珍，四叔受不起你这份情的，你爹坟前的那柱香，你不把田地留给我，我也会去上的。

我说，四叔，我不是把它留给你，是留给奶奶的。

四叔说，有四叔在，奶奶不会饿死的。

四叔没有接受我与我弟的田地。

我爹死了，我并不悲伤，尽管流了很多泪，我更像一个志愿者一样替我爹办完丧事。我有很多爹，你一听就会觉得这是个笑话。不，这不是笑话，我确实有很多爹，这个叫求鑫正的人是五个爹里的一个，我也只是在心底里愿意叫他爹。他死了，我还有四个爹。

我有这么多爹，是因为我妈。

我妈好像是十九岁的时候从贵州老家被人贩子卖到河南一个叫驻马店的地方，跟一个男人成了亲，这应该是我第一个爹。我妈跟他一结婚，他便带着我妈来到了浙江，在一个叫桐油山的地方修水库。他从来没有修过这样的水库，这个水库修在山顶上，修得像一口锅，里面还补上了厚厚的沥青。水是从山脚下的一条溪里往山顶上抽，水再从山顶上的水库里往下放，山脚下的发电机便能发电了。修山顶的水库前，得把路从山脚修到山顶去，那个盘山路呀，一圈一圈地盘着，上马路与下马路有的有几十米，有的只有几米，有的地方就是路叠着路，这不是想美观就能美观的。他砌完一块石头后，翻来的第二块石头大小形状总能合适放下，这样一块一块地砌着，等他把石脚砌完，四四方方的的石脚内外一样平整，缝隙像裁缝打的针线一样细密。不过呢，在桐油山，他的石匠手艺并不能体现出来，一堵挡墙几十个人在同时砌着，一块石头放下，一簸箕水泥浆就灌下去了，只要牵固，不要美观。他不想在桐油山干下去，不是因为他的手艺显现不出来，而是太危险。桐油山工程工期紧，全线一齐开工，上面喊一声“放炮了”，不管下面人有没有全部听见，“轰”地一声炮便响了。那天，他正砌得高兴，上面又有人喊“放炮了”，别人都躲得远远的了，他还在高兴。突然听得“轰”的一声，上面的炮响了，他条件发射地反应过来，往上面一看，泥石在硝烟中滚滚而下，他惊惶地跳下挡墙，人在墙上一贴，闭上眼睛，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并没有死，他满头泥土从挡墙上惊醒过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工棚。

他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县城时没有找到我妈。他与我妈来桐油山后，给我妈在县城的一个羊毛衫厂里找了一份活，他去这家厂子找我妈，厂子里的人说，我妈只上了十几天班就没有来过。他从来没想到过我妈会跑，他听我妈亲口说过，她对他是满意的，跟很多被人贩子卖过的女人比，他很年轻，个子虽然矮小些，可是长相还过得去。他记得清清的，结婚的夜里她偎依在他的怀里很幸福地笑着，说要给他生个儿子。那天夜里，他们很认真地做着，我妈只要喊一声痛，他便会停下来，喊一声痛便会停下来。他们这样做了好几个夜上，他说，我们这样用心做，一定会生个儿子的了。我妈说，生个儿子也是我的功劳。

他有没有找过我妈不知道，反正我妈再也没有碰过他。所以，我也没有见过过我的这个爹，甚至于我不知道我的亲爹到底是谁？

我问过我妈，我亲爹到底是谁。我妈说就是修水库的。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我问时，我妈连我这个爹的名字都忘了。我说，你怎么肯定我就是他的。我妈说，你是我生养的第一个女儿。

这是个多么荒谬的推断，这也就成了一个很荒谬的回答。从这个回答我断定，我妈与我修水库的爹的那次分手是有预谋的。我妈是跟着一个县城的年轻小伙子跑到了广东去了。他们在一起过了没几个月的日子，我妈怀孕了，那个男人的就把她抛弃了。我妈说，我怀着你的孩子啊。那个男人说，他妈的谁知道你怀的是谁的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妈怀着我回到了老家。尽管我妈说得很肯定，其实，她并不能证明我就是修水库的人的女儿，从时间推断，这二个男人都能在我妈的子宫里留下我，永远无没分清我到底是谁的种，所以，这二个我从没有见过的男人我都得叫爹。

我的第三个爹我叫了十多年。我妈怀着我回家过春节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又被一个人贩子给盯上了，把她卖到了江西一个叫上琅的小山村，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我出生后就一直叫他爹。我不知道我以前有二个爹，我叫这个爹是叫得格外的亲切的，可是，我的亲切并没有得到我这个爹的亲热，在我十四岁出外打工前，我一直生活在对他的恐惧里。直到他收了三千块钱，把我妈又卖给了这个叫求鑫正的男人。

我正羞于描述我妈的遭遇，我的第三个爹把我妈卖给求鑫正之前，我妈还被卖过二次。这个可恶的老男人认为自己用我妈是一种浪费了，他张罗着要把我妈卖出去。他曾经用六千块钱把我妈卖给村里的一个老光棍，这个老光棍睡了我妈几天后就把我妈送了回来，说我妈的味道太差。他扣了老光棍二百块钱，还要他去县城请了一顿饭。后来我的第三个爹又把我妈卖给了邻县的一个老光棍，我妈仍然被送了回来，理由是我妈不会生养，这个老光棍家七代单传。他把我妈送回来时，还同时来了村里几十个人，说我的第三个爹骗他们，不仅要把钱全部退还，还是赔偿青春损失费。

几个男人中，我爹是最幸运的。他来江西做马路，住在我第三个爹的家里。没过多少天，我第三个爹便知道我爹没有老婆，他就请了我爹一顿饭，说要把自己的女人卖给他。我爹似乎很聪明，他说，你女人不会生养的。我第三个爹说，是不会生养，三千，一口价你要不要？我爹说，三千我要。我爹马上带着我妈回家来了，我妈又回到了浙江的一个小山村。我爹带着我妈去办了结婚登记证，还办了酒席。我本来不想见我爹的，我对我妈像牲口一样被贩卖的生活经历欲哭无泪，我怎么会愿意去见另一个老光棍呢！可是我爹一定要见我，说我就是他的女儿。我妈还真带着他从浙江来了深圳，我见到我爹的一瞬间居然哭了，我对我妈说，妈，你总算遇到了一个好男人。我爹说，英珍，你不要在深圳做活了。我说，我不在深圳做活，你让我去哪？我爹说，英珍，爹自己没有本事，可是你有个哥很有本事，我让他把你的工作安排到杭州去。我没有答应，我甚至没有说谢谢，我低着头不说话，我自己知道，我不可能进入他的生活安排，自从我十四岁离开我娘，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人能安排。不过，我对他的好感是明显的，在我妈与他结婚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到这个叫高依村的小山村去看看了。

我爹与我妈在村口接我，我见到我妈时心里咯顿了一下，我妈怎么会怀孕了？那个七代单传的老光棍要是看见我妈这个样子，一定会气得吐血！想到老光棍，我的心里又咯顿了一下，我妈肚子里的孩子，照时间推算，还是不能保证这就是我爹的儿子呀。

我爹的尸体放在村西口的祠堂里，那是一个徽式的古建筑，高高的马头墙，黑色的瓦片，斑驳陆离的石灰墙，几棵高大的枫树，树枝上满是积雪。听四叔说，村里死去的人都会放在这里。祠堂很大，天井，戏台，厢房，都很大，中午的太阳走到天井顶时，似乎能把整个祠堂照个透亮。我是在下午赶到祠堂的，我四叔在村口接上我，直接把我带到了祠堂，我刚一走进祠堂，还没有从祠堂外刺目的阳光中缓过劲来，便听见哭声喊起来。这是一种迎接的哭声，这也是一种告知的哭声，我在这种哭声里请香，祭拜，我没有下跪，我后来才知道，作为女儿是要下跪的，至少三跪九拜，也要放声嚎啕。可是我没有，我说过，我爹的的死，我并不悲伤，虽然在请香时，我被哭声感染过，然而，那只是一种感染，说明我的心还会被死亡击伤。可是，我并没有被我爹的死击伤。

我刚祭拜完，我四叔就过来对我说，英珍，四叔有事情要与你商量。我说，四叔你说。四叔说，英珍，四叔我没有想到你还会回来，有些事情对你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可是，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你不相信也不得不说了。四叔点上一支烟，四叔的烟是五一，四叔抽五一烟只有春节或是有红白喜事时才能抽得上。所以，我看见四叔从他破旧的深灰色西服口袋里掏出烟时，那盒红色的烟盒觉得是那么鲜眼，就像我满眼看见门神纸的红色一样喜庆。四叔点好烟，深抽了几口，直到那灰烬断下掉在他破旧的深灰色西服上，也不掸。

你没有看见你妈吧？四叔问。

我妈呢？我问。是呀，我妈不在我爹的灵堂前，她应该是在我爹的灵堂前呀！

你妈已经不是你爹的老婆了！四叔说。四叔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四叔。四叔说，你妈去年就嫁给求洪了。什么？我妈嫁给村里的求洪了，这个叫求洪的男人我要叫他爹了，那么，这个躺在板上叫求鑫正的男人我现在应该叫什么呢？我可是因为他的死才千里迢迢、踏雪而归的。

你妈现在就在求洪家，他不肯让你妈来送你爹。四叔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怎么啦？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带你去见村长。四叔说。我木然地跟着四叔往村长家走去，四叔的话让我的脑子突然失去了反应能力。

村长，这是鑫正的女儿。四叔说。村长打着麻将，麻将桌边上围看者有十几个人，他们一齐都看着我。

是鑫正的女儿呀。村长说着，就停下了手中的麻将，对身边的一个人说，来，你帮我打，我有事情了。

村长，我要说的话我都说过了，求洪不葬鑫正，道理讲到天边也不通的。求洪不葬鑫正。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四叔说。

老四，你还是这样说的话，这件事情我还真的不管了。村长说。村长说话时看了看我。

你不管做不到。四叔说。四叔的眼睛都红了，红得要把村长吃了。

我就不管了，你种屁东西还能把我怎么样！村长说。

我种屁东西？我是屁东西。你不要看不起我种屁东西，如果求洪不葬鑫正，我就让你们把牢底坐穿。四叔说。四叔说话时嘴里叼着香烟，灰炉在他的口风里飞起来，在他灰蒙蒙的头发与破旧的西服间飞舞。

让我坐牢？你是法官？你讲让我坐牢我就去坐牢。村长说。

鑫正就是你们逼死的，你不坐牢，天也要把你打死。四叔说。

我们逼死鑫正？你讲逼死就我们逼死了？你是兄弟，你为什么不照顾！村长说。

不是你把鑫正老婆讲给求洪，我老三会冻死？四叔说。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边上人都说。有人说，老四你讲的话最有道理，村长不去向求洪讨钱你会讨来？讲软点，把老三葬出去。有人说，现在老三女儿也回来，同道去问问她妈与求洪，三对六面把话讲清爽就好了呀，人都到齐了，会讲得清爽就讲得清爽，讲不灵清就讲不灵清了的。

老四头，不是看在死去的老三份上，你话讲得铁样硬，我就是不管呢，你想怎么样？村长说。

你不管就不管，不少你管。我四叔说。我四叔的话还没落，边上人就劝起来，老四，话少讲点，话沾光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村长，你是村长，这件事情你迟早要出面的，还是和事佬做得早些好，老三躺在板头等，勿安心上路的。

我，村长，四叔来到求洪家。

    求洪，求洪。村长站在求洪的屋门口喊道。出来接村长的是我妈，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归来做什么？我没有说话，对这样的妈妈我能说什么呢？求洪家的房子比我爹的房子还要小，一个单间小屋，一张床，一个灶台，一张桌子，几条长凳。我弟弟在灶间玩火，我走过去抱起我的弟弟，帮他擦去鼻涕。求洪躺在床上，我妈走到床前对求洪说，英珍也来了。求洪从床上坐起来，喊了我一声。

求洪，老四说老三的丧葬费是要你拿出来的！村长说。

村长，你也知道我过年也过不去的。求洪说。

求洪，话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样，当初是说好的，老三老婆跟你过，你们二个是要照顾老三的。村长说。

村长，你的大恩我是记得的，钱我是真的拿不出来的。求洪说。

什么大恩。村长突然大声喝叱起来，你给我省点事好不好，我再问你，你到底拿不拿钱出来？

没有。求洪说。

没有？老四说，没有的话你就不要接管老三家的田地了。村长说。

老三的田地我不要，我老婆与儿子的田地他管不着。求洪说。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儿子，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有理由讲这种话。四叔说。

不是我老婆难道是你老婆。求洪听了我四叔的话，突然从床上跳下来，一把把我妈推到我四叔的面前，不是我老婆，你去养去，你去养去。

你不要吓我，你如果不拿出葬老三的丧葬支费，我老四如果你让你种安稳老三家的田地，我老四在村里爬十圈。我四叔说。

我吓你，我吓你，我吓你老四好不好？你有本事，你要脸，那你把老三葬出去呀，你把老三葬出去，你老四的名头在高依村一定第一，下届村长全村人选你当。求洪说。

我葬？凭什么要我葬？村长把我嫂说给你时是怎么说的？田地你管去，小孩子你带去，老三的低保费你领去，三千老婆钱也没有收你呢！你算算，你扪着良心算算看，三年低保费你领多少，三年茶山你收了多少，三年田地你种了多少？我四叔说，我四叔说话时神情过于激动，指着求洪的手与声音都发着抖。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吵是吵不出结果的。村长说，老四，让我给求洪说。

求洪，老四讲话是有点激，不过他的话还是有道理，做人做事是讲点良心，老四刚才算的账你得认吧？你刚刚还说你记得我的大恩，我不要你记我的大恩，你对我说，你能拿出多少钱来，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村长说。

我没钱，我没钱。求洪说。

没钱？没钱好办，你不是不要我三嫂了吗！我领回去。我四叔说。

你领回去？村长说。

我领回去。四叔说。

你领回去干么？村长说。

我领回去把她卖了。四叔说。

老四，你开什么玩笑。村长说。

我开什么玩笑，我就把她领回去。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不够我填。卖不出起我把她送到班房里去，给老三出口气。四叔说。

我妈突然在灶上哭了起来，我弟弟也哭了起来。这些哭声要是放在我爹的灵前多好。我多少年没有听见过我妈的哭声了，我突然听见我妈的哭声，心里难受得不得了。我似乎又看见我江西上琅村我第三个爹的拳头与巴掌，我妈妈泪水纵横，我第三个爹仍然挥拳不停，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呀，我的妈妈呀，你二十三岁的女儿已经能救你了。

你们不要说了，我爹我来葬。我说。

英珍，你说什么？四叔说。

四叔，我来葬，他是我爹，本来就应该是由我来葬。我说。

英珍，英珍，你，你，你。。。。。。我四叔突然好像不会说话了。

从我妈的屋里出来，我的泪水一直没有断过，我仍然不是为我爹的死悲伤，我悲伤是，我男朋友接到我电话时，在电话里劝我不要太伤心，说钱我马上送来。我悲伤是，我四叔把三千块钱递到我手里时说，英珍，四叔对不起你，我逼求洪的钱是心里气不过，不是跟你妈过不去，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悲伤是，我妈也送来了六百元钱，说这是求洪让送来的。我悲伤是，那个叫求洪的男人也来了的我爹的丧礼上，摆摆洒洒地坐在桌子上喝酒，吃饭，还发酒疯。

我最悲伤的是我爹的死亡。

我爹是冻死的。我四叔带我去过我爹死亡时住的屋子。我四叔说，英珍，四叔带你去看看你爹死时住的屋子。我说，四叔，我不去。我不想看。四叔说，英珍，你应该去看看，你去看了，你才会原谅你四叔的。我说，四叔，我没有一点冤你的意思。四叔说，英珍，你不去看过，四叔心里一辈子不安。我便跟着我四叔来到了我爹住的屋子。

英珍，你看见冰着的板隔了吗？四叔问。

我看见了。我说。我看见冰从床的位置往上长着，我往上看，它就往上伸，一直伸到屋顶上，栋梁上，橼子上，都结了冰。

英珍，这是你爹死时盖的被子。四叔指着床上的被子说。被子被平整地铺在床上，半床被子结了冰。

英珍，你爹从这被子里取出脚时，冰打都打不碎。你爹是冻死的呀。四叔说。

我已泪流满面。

英珍，英珍，这是你爹盖在被子上的衣服，也结冰了，英珍，你看，楼板上也结着冰呢。四叔还一直在说着，英珍，四叔去城里办年货，大雪封路呀，三天没能回得来呀，你爹是饿死的呀。

四叔又说，鑫正，你女儿来看你来了，你女儿来看你来了，你女儿是个好女儿呀，老三，你要是活着多好呀，你有个好女儿呀。老三，老三，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四叔，我们走吧。我说。

英珍，你不会怪四叔吧，你不会怪四叔吧？四叔说。

我不怪你，四叔，我不怪你的，四叔，我们走吧。我说。我哭着说。我不是为我死去的爹哭，我为我妈哭，我为我四叔哭，我为求洪哭，我更为我活着的奶奶哭。我四叔说，村长把我妈介绍给求洪后，求洪这王八蛋接手我妈，我弟弟，我爹的田地，却没有兑现他对村长与我爹的承诺，瘫痪在床的我爹一直由四叔与奶奶照料着，今年六月里，我奶奶也摔了一跤，我四叔里外里地要照顾二人，免不得心烦。前几天还与我爹吵了一架，说我爹一个活死人，死了更好。

定场饭，散场饭，吃过二顿饭，我爹的丧事算办好了。四叔说，英珍，过了年，给你爹做个头七再走吧。我说，四叔，不了，我还是走吧。四叔说，英珍，你爹看着你呢，你看着你这个好女儿呢，你头七不做就走了，他会伤心的。我就想起我爹赶到深圳来看我过，我甚至在心里自责起自己，我对我爹其实在内心并没有接纳他，所以，我很少回家。我男朋友也说，英珍，四叔的话对的，爹对你是好的，做了头七做吧。

我们便又在这个小山村里呆了二天，这二天里，村里又死了一个人，这是人是老死的，八十六岁了，村里人说起他的死时，都说他活够了的，没病没灾的走了，儿孙正是享福呀。我想起了我的奶奶，我奶奶过了年也是八十六岁了，走是迟早的事。我与我男朋友去看过我奶奶，我喊，奶奶。我奶奶说，这个姑娘这么好，是谁家的女儿啦？我说，奶奶，我是你的孙女呀，是鑫正的女儿。奶奶不信，奶奶说，鑫正那有这样一个女儿，骗人。我说，奶奶，你记性差了，我真是鑫正的女儿，奶奶，我对不起你，以前来看你太少了。奶奶听我这么一说，竟然摸着泪水哭起来。

年夜饭是在四叔吃的，我妈来叫过我，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我说，你们不是说年也过不去吗？

姐姐，你去我家吃饭吧。我弟弟拉着我的手说。我摸摸他的头，从口袋里取出一百块钱说，弟弟，姐姐不去了，给，这是姐姐给你的压岁钱。

我妈也没有再说话，拉着我弟弟走了，我看着他们走出四叔的屋子，雪光中，我弟弟高挥舞着我的压岁钱，我妈一下拿走了，我弟弟哭了起来。我妈一把抱起我弟弟一阵小跑走了。

年饭夜吃到一半，进来一个人。四叔连忙站起来，又让座让酒。来人说，老四，我相信你是硬气头人，钱说好几时还会几时还的，才没有来讨，最后，还是要我来讨。四叔说，新征师傅，实在不好意思，我家老三过辈了，那钱用在他身上了。来人说，我也知道了，我不是相信你老四是硬气头人，你给我五分利我也不会借给你，不要说一分利了，你说一声，明年什么时候还，我立马走。四叔说，新征师傅，下年三十夜前我还一千五。新征师傅说，有你老四一句话，我这碗酒喝去的。他喝了一碗酒，走了。

四叔，那三千块钱你是用来还债的？我问。

前年造屋时借的。四叔说。四叔是醉了，四叔在醉中说，你四叔是穷，但你四叔在团近乡村硬气是有名的，是我老四嘴里说出的话，没有人不相信的。四叔还欠着六千多块钱，你四叔不愁，不出三四年，我会还完的。

车子一个弯一个弯地往下走着，从后湾到新回公路是四公里路，却有大小七十二个弯。

弟弟一直重复地唱着“二只老虎，二只老虎，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的儿歌。要把弟弟带走是我临事做出的决定，就像抬走这台电视机一样。头七的晚上，求洪与我妈来四叔家，说老三走了，他们过丧葬费的，这台电视机要归他。四叔说，做梦吧，这台电视机归英珍。我说不要，四叔，这台电视机你留着吧！四叔说，英珍，四叔也不要，我看不安稳的，你不要的话，我现在就把它砸烂。我妈说，求洪，老四讲电视归英珍就归英珍吧。我弟弟说，给姐姐，给姐姐。求洪抬手就结我弟弟一巴掌。弟弟大哭起来。

   他是那么乖巧地偎依在我男朋友的怀里唱着歌，他是一个多么聪明的男孩，长大了一定会是个好男人，我甚至想像起他长大后的能娶上什么样的姑娘，他怎么样待他的妻子。我的眼睛盯在车窗外，雪仍然很厚，山川无垠。我的手捋了一下挡住眼睛的头发，不自然地又摸到脖子上，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吊了十来天的麻绳已经烧在我爹的神主前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称职的女儿应该让麻绳在脖子上吊到七七四十九天满期。突然，我想起来，那天去看奶奶，我是吊着麻绳去的，奶奶听说我是鑫正的女儿时，就突然摸着泪水哭了！

                                  2008.2.12   草于湖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