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七一”大会之后，中央提出吸纳私营企业主等六各社会成员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以魏巍为代表的一大批极左派，公开指责中央。

魏巍不是理论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更不懂毛泽东党建思想。

    毛泽东党建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为严格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农民是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的（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共产党只能是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上建党”这一“伟大创举”，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吸纳以农民、其它小生产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列宁主义的党建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壮大人民力量”，毛泽东同志严厉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其它各革命阶级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党章》对我党的定位，改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同时，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各个阶级、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后，引导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及时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可见，关于我党是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提法，由来已久，这并不是什么“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而且，共产党必须和时代结合，把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担心，这样会使得共产党改变颜色，这完全是“杞人忧天”。

    吸纳“私营企业主”等六个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绝不等同于吸纳整个“资产阶级”或吸纳“资本家”。

    一个政党的性质，最为关键的，是看他的纲领、宗旨，而不是某些成员。

    毕竟我党的阶级成分，主体仍然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

 魏巍这些老同志，在二十一世纪，仍然用老眼光来看待全球化的WTO时代，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悲哀，也表明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

魏巍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革命导师列宁那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忘记的一干二净了。从他们上述言论看来，可能连中共党史都没有认真看过、思考过。

    魏巍和华国锋同志相比，个人素质和境界，就相差许多了。这其中除了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之外，个人阅历、视野以及狭隘的经验主义都是魏巍晚年难以“与时俱进”的障碍。

    魏巍晚年的这个人生悲剧，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这就是，任何人都要“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涉足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毕竟那种“貌似人人都掌握真理，人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疯狂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要是继续这样做，留下的决不是理论研究成果，而只能是-----涉足浅浅的，就必然“贻笑大方”；涉足深深的，那肯定是个人人生的悲剧。

    一、我对中医崇信已久

    我对于中医、中药、中成药的崇信历年已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受长期在县医药公司主管中成药、“只信中医”的母亲影响；二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不仅“信而好古”，且深羡“落魄书生三条路，行医、算卦和教书”其事。由此，从中学时代就很感兴趣，上大学之后经常去邻近的中医学院听课，并购买了相当的中医古籍和专著，对中医的基本原理有一定基础，有些实践经验总结如李时珍《频湖脉学》到现在还能正背如流。因为“热衷”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对中医从来没有怀疑过，并在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比较文化”教学过程中，一直认为中医重“系统”、重“综合”，与中国哲学相通，博大精深；甚至认为中医和中医理论足可以堪当中国古代技术和科学的最高水平，一切毁谤之谣言因中医而不攻自破。

    二、我对中医开始怀疑

    我对中医开始产生怀疑，缘于好友李立的一个电话。他当时留学美国，可能有些感触，于是询问我对中医的看法。我这才开始关注网络上有关中医的争论，在阅读了大量的材料特别是方舟子先生等对中医的质疑文章之后，深感震惊，这才了解中医的另外一面。

    两年后，陪同父亲到本市最好的医院看病，主治医师询问父亲的病情，父亲说他患“萎缩性胃炎”二十余年，曾经在省委党校同学Y某协助下，请中医学院李恩复教授诊断。李教授是治疗此病权威，曾给同患此病的原总书记Z某夫人看病，据说效果甚佳（Y某之父系本省顾委主任，与Z某友善，亦患此病）。此后，父亲根据李教授所开药方，一共煎服700副，并服用李教授主研“摩罗丹”数百盒。后病情趋于稳定，近几年有所反复。主治医师于教授听完父亲诉说之后，笑着说：吃了700副都没好，你还信它？”我当时听了这话，真如临头棒喝。后来于大夫给父亲开了一些西药，果然凑效，直到现在没有反复。

    仅仅是这样一个经验的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我决定，以平素所坚持的“方法--观点--立场”这一考虑问题的基点为基础，系统思考中医和中医理论。

    三、中医的定位

    什么是中医？就其名称而言，就是中国医学、祖国医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外望闻问切、灵枢素问、针灸药石等等。但是，就中医的定位而言中医，只能是“中国古代医学”或者叫“中国传统医学”；严谨的概念，应该是“中国古代医学”，因为中国古代史结束是1840年鸦片战争，此后中医并无多大改变。

    从历史来看，所谓“中医”“西医”有别，正是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产物。但这两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极其不严谨，以至于给人们以严重的误导（就如同封建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在中国混沌地滥觞一样）：单从字面上看，好像“中医”“西医”不过是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科学传统而已，因此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中西结合。

    这其实是大错而特错。  

    从历史定位来看，所谓“中医”，其实是中国古代经验医学的总汇；所谓“西医”，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微生物学、解剖学等等）基础之上的“近代医学”（或者叫“近现代医学”、“现代医学”），这一“中”一“西”两个字，不知道贻误多少仁人志士！

   首先，这个“中”字，掩盖了所谓“中医”的“古代经验医学”的本质；其次，这个“西”字，又使人误把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实际上是具有普遍规律意义的“现代科学医学”，错认为这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开个玩笑，前者是关公，后者是秦琼：历史都错位了，还有什么可以互补、结合的？或曰，毛主席说过中西医结合。毛主席固然伟大，但他老人家懂医学吗？恐怕连皮毛都不懂多少！这样一位医学外行说的话，竟然“指导”中国医学事业多年，恐怕世所罕见。

    四、中医的基础理论竟然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

    中医的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源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内经》。据说现代医学是靠仪器、靠化验、靠解剖来治疗，中医则是靠内观、靠体悟、靠直觉来“内求”，这其实是很荒谬的。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认为，心与小肠相络属，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开窍于舌；肺与大肠相络属，其华在毛，其充在皮，开窍于鼻-----这其中毫无科学道理可言。

    不仅如此，中医对各脏器的认识也停留在主观认识方面，如认为“心之官主思”等等，中医所谓“心肝脾胃肾”和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肝脾胃肾”大不相同。难道中国人体器官竟然也有其“特殊性”或者叫“中国特色”？

    试想，两千多年前的理论，竟然指导现代的临床医疗，“科学发展”和“与时俱进”体现在何处？如果不靠仪器、化验、解剖，仅仅靠过去经验的“望闻问切”，能应对日益复杂变异的各种病毒性、基因性疾病？

    事实上，到现在中医病理、药理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恐怕谁也不清楚。

    五、中药材有很多玄虚

    长期以来，人们误以为中药的毒副作用小，自从“龙胆泻肝片”中的“关木通”可导致肾脏不可逆性衰竭被曝光之后，人们对中药饮片才开始用“现代”眼光审视起来。

    必须承认，中药材、药房对传统疾病的治疗，体现了前人经验的积累，但是从化学角度来说，作为治疗的中药材中，必然应当含有治疗这种疾病的化学元素：“中药”和“西药”如同甘蔗、甜菜和白砂糖，前者不过“知其然”，后这才真正“知其所以然”。实际上，很多中药都缺乏现代科学依据，比如治疗风湿的据说特效中药“虎骨”，专家用现代化学的方法把狗骨、猪骨和虎骨分别提炼化验，结果，并未能发现虎骨和狗骨、猪骨有何差异，更无从虎骨中发现任何治疗风湿病的化学成分。如果认真查阅《本草纲目》对虎骨治病的原理记述（《本草纲目》中类似玄虚太多了），非把人笑掉大牙不可！

    六、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

    平心而论，中医既然是中国古人医疗经验的总结，中医的“四诊法”，中医药、针灸、火罐、推拿、正骨等等肯定对传统疾病有一定经验意义上的诊断和疗效，但明显缺乏“普遍性”（中医药治病更强调个体差异），既然缺乏普遍性，实际上就难以普及，特别是中医对于现代病毒性、基因性疾病，对于临床手术、器官移植等等，基本上无所作为。

    有人说，我生病之后，吃了点中药，很快就好了----无可否认，中药中肯定会包含治疗这种疾病的“化学成分”，否则难以想象。

    更有人会说，现在是个浮躁的时代，真正的老中医越来越少，所以，中医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那么，请问，那拉氏及其以前的时代，孙中山和鲁迅的时代，“真正的老中医”应该多得很吧？可是那拉氏以太后之尊，给她治病的都是全国著名的中医，竟然死于现代西医看来在寻常不过的痢疾！那拉氏之前的历朝封建帝王，应该是中医中药资源最好的掌握者，可是中国历代帝王即便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平均寿命又有几何？孙中山和鲁迅这两位伟人，都是学医出身，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发人深省！

    所以，凡是得了大病的病人，中医的治愈率有多少？小病不治，不吃药，依靠自身免疫力也能痊愈，但大病中医基本治不了，这一点凡是家中有过经历的人都十分清楚。

    不过，中医在预防医学上，即所谓“卫生之道”“调理之道”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七、中医的前途在何处？

    中医毕竟是“中国传统医学”或者“中国古代医学”，从历史定位来看，它的式微并渐趋消亡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这种消亡，决不等同于彻底灭亡，而是在临床实践中，历经现代科学（包括基础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微生物学、数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细胞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组织胚胎学、免疫学、、寄生虫学、药理学、医用拉丁文、局部解剖学等诸多学科）的检验。和现代科学能够相适应的，会被现代医学（所谓“西医”）所吸纳；和现代医学不相适应的，一定会被遗弃。

    当然这个消亡过程并非迅速的，而是在照顾到民族感情和实际国情的基础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

    这实际上也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普遍规律到底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承认有普遍规律，既然有，那么，医学就只能是按照普遍规律----现代科学规律来实现，如果古代玄学也算“普遍规律”的话，那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

附录：

    下午和好友、才子王贤弟神聊中医。他说：“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国人是不是不用活了？照你这么说，古人要死大半”！

    我反诘：“照你这么说，要是没有‘医学’，物种就全完了？那大象、犀牛这些物种存活了5000万年以上，它们靠什么治疗？”

    王贤弟回答：“有些动物懂得用药材治疗自己。”

    我进一步反诘：“懂得用药材治疗自己，就是‘医学’？难道除了中医，还有什么大象医学、野驴医学吗？

    结论：动物自身的免疫力是很强大的，人更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觉的高级动物，更是如此。我们经常听说，农村某某老人，一辈子没去过医院，活了八九十岁，这是人的正常生命历程。在古代，只要不是战乱、瘟疫、难产和其他意外伤害，人靠自身免疫力完全可以按照自然规律繁衍壮大自己这个物种，完全可以寿享期颐，但实际上前者的实现虽无大问题，但后者却因为古代经验医疗技术（包括所谓“中医”、藏医以及古代印度医学、埃及医学、马雅医学等等）的局限而大打折扣，所以古代甚至近代早期经常出现因为瘟疫流行，古代医学束手无策而人类“死亡大半”的情况。

    现代医学（即所谓“西医”）的出现和发展，使后一个问题彻底改观，它使得我们人类能够最大限度地减损瘟疫、难产、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带来的生命损失，所以旧中国短暂的平均寿命才会在今天不断提升，婴儿死亡率也极大下降，生儿育女再也不是“中医”时代的“鬼门关”：因为“中医”根本就无法对付“难产”，我从来不否认很多“中医”医案记载的很多特例，但这点微弱的百分比，在巨大的母婴死亡数据面前，绝没有任何普遍意义。

    法家果真能救中国，而儒学果真是一门帝王权术学吗？

    我相信只要稍微读过儒家、法家著作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帝王权谋之术、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恰恰是这个祸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家”，而中国历史上同样背负恶名两千多年的儒家，仅仅是一种士大夫的理想和民族心里文化素质，它的政治主张从来都没有任何“政治家”真正实行或者愿意实行过！

    那么，什么是法家？法家和西方法制思想理念是一回事吗？

    答案是绝对否定的。

    尽管从中文字面上，都带有“法”字，但实际上，前者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和核心政治思想（这一点，毛泽东看的很清楚，晚年所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要害），它的集大成者韩非，以道家自然主义的“性恶论”为基础，融商鞅的“法”（即法律与规章制度）、申不害的“术”（即政治权谋之术）和慎到的“势”（即权力与威势）三位于一体（“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为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创制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操作依据。这和建立在基督教“原罪学说”基础之上，以维护天赋的人权的近现代契约法制理论是毫无可比性的两码事！

    有人会说，韩非的思想源于荀子。不错，作为韩非的老师，荀子第一个提出“性恶论”，但这也仅仅是字面上的不同，因为在荀子看来，人的动物性肯定是“恶”的，但人的本性却是可以“化性起伪”，通过后天学习，变为“善”，也就是说，荀子仍然肯定人的本性是善良的，韩非则认为人的动物性和人的本性一切都是“恶”的，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一切行为都是一己私利的驱使，没有任何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必须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事情，用“法、术、势”来驾驭臣子，统治百姓。

    审查《韩非子》五十五章，洋洋洒洒十万余言，篇篇都是维护君主专制和驾驭臣子之论，法律在韩非子那里只是帝王的权柄，是镇压人民、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并不存在任何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因此《韩非子》一书，毫无民主性精华可以鉴戒、继承，更找不到任何可以和现代法制思想相结合的“闪光点”，如此思想，何以“救中国”？难道还嫌中国专制主义传统传承的不够？发扬的不彻底？

    法家这样明目张胆地宣传君主专制，所以，任何热衷乾纲独断的独裁者，都酷爱“法家”著作，当年秦始皇就是在看到韩非子的书后非常赞赏，说：“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不恨矣！”

    这样彻头彻尾为帝王服务的独裁专制理论，从秦朝开始，统治中国整整两千二百多年。只不过鉴于秦朝露骨地推行法家政治而导致二世而亡，从汉朝开始，统治者开始为法家装饰外衣，以遮掩这套理论的肮脏和腐败。先是汉初，为法家装扮上“道家”的外衣，使之成为行“黄老之术”的“道法家”，其经典《黄帝四经》之《经法》篇开宗明义就说“道生法”。后来，随着社会发展，“道法家”难以适应宗法社会的要求，于是，董仲舒又审时度势，赋予法家以儒家的招牌，创造了“阳儒阴法”“外儒内法”的“儒法家”，并把本属于法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本出自法家，参见《韩非子》）和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也就是“以法家为躯体，以儒家为外衣，以阴阳五行家为脂粉”，硬生生懵住了世人两千二百来年！试问，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政治家，有几个帝王将相实行过“儒家”思想？除了人云亦云“儒家误国”之外，稍有头脑者，谁人看不清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巨大毒副作用？

    这里郑重声明，我绝非为儒家做任何辩护，否则有人又会责我“儒家没有错，错的是错误的儒家”云云。儒家作为民族心理文化素质，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你怎么反对，只要是中国人，绝对不可能跳出这个心理文化圈子，于丹在央视讲《论语》，与其说于丹讲得吸引人（尽管漏洞百出），不如说是激活了人们心中的心理文化积淀。胡适老先生一辈子全盘西化，但他一辈子也没能够跳出儒家的圈子？看看今天的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不仅作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心里文化素质存在，其蕴含的民主性精髓，甚至已经和西方近现代政治文化理念有机结合，从而开创了有东方特色的现代民主制度。两相比较，荒谬的法家救国论，完全可以休矣，那些对儒家著作不甚了了、误以为儒家是帝王权术学的的朋友，我想在读此博文之后，肯定也会有所深思。

    关于二爷二奶奶，我总见过两三面。第一次见到二爷二奶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二老回老家时，路过我家。因为当时年龄小，忙着上学，印象不是很深。二爷二奶奶走后，爸爸妈妈说，你二爷说了，让我们对你严加管教，要严打，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样才能成材。第二次是二爷要回济南，住在县招待所，因来找爸爸办事，恰好我也在家，记得当时二爷给爸爸买了一点礼物，爸爸非常过意不去，直到送二爷出门还一直歉疚地说“大大，你还给我买东西”，二爷说“你挣钱不如我多，又是我侄子，给你买应该”，当时我觉得二爷非常和蔼可亲，心想，怎么这么和蔼可亲的老人，却说要让爸爸对我严加管教，不打不成材？第三次见到二爷二奶奶，是大学毕业之后的1994年11月，我们组织学生去泰山旅游，回返时路过济南，我抽空去看望二老，当时二爷已经因心脑血管病常驻医院的高干病房，二奶奶一人在家。这是我第一次正式面对二奶奶。以前只听老家的爷爷奶奶说二奶奶长的非常漂亮，果然是名不虚传，老太太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仍然气质非凡。老人见到我十分高兴，拉起家常，至今她对说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用浓重的宣化口音说，孙儿，你别看二奶奶是个女人，但是你二奶奶拿得起、放得下，一辈子最不喜欢拖泥带水！二奶奶办事果然极其爽快麻利，因当时二爷常住医院，我和二奶奶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起身准备去医院，于是和二奶奶告辞。二奶奶站起身，把我给老人买的一点水果，拿起，让我拿着去看二爷，二奶奶说，你们年轻，挣钱不容易，要好好工作，勤俭节约，这水果你拿去看你二爷，省的你再花钱买。听完这话，我心头一热，二奶奶果然是女中豪杰，办事周到麻利，处处为他人着想，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我从老人身上学到了做人做事的很多道理！我告别二奶奶之后，去医院看望二爷，当时老人已经是血栓后遗症，但他知道我，说我说了名字之后，二爷很激动，坐在椅子上，拉着我的手，反复呼唤着我的名字，说“你来看我！你来看我！我完了！我完了！”我当时正在着手把我们的家族历史记录下来，想问二爷一些老家的故事，老人因为脑血栓后遗症，很多事情已经记忆不清楚，有的“语焉不详”，只好作罢。这次路过济南，和二爷二奶奶照了合影，我后来让芳妹看过，所以她一眼就根据我和二奶奶的合影，认出了这位援朝叔叔。

    《咱爸咱妈六十年》剧中的“高刘氏”是二爷当年的封建包办婚姻的妻子，本姓张，名叫张玉爱，是大伯曾祖父给二爷的哥哥德福大爷定下的妻子。只可惜，1933年冬腊月十五那天，这位德福大爷到山上去砍柴，不幸严重摔伤，用太师椅抬回家中。当时我们老家有个说法，凡是在山上摔伤摔坏的，来报信搭救时，依其摔伤程度分三种情况，分别叫“抬椅子”，说明摔的不是很重还能坐；其次叫“抬门板”，说明摔得已经站不起来了；其三叫“抬笸箩”，那说明已经摔得骨肉分离，只能用笸箩来装了！据爷爷说，当时他八岁，大爷二十四岁，他看到大爷被家里人用太师椅从山上抬回来，双脚下垂，已是弥留之际。大爷不幸遇难之后，已经定下的亲事，按照旧俗不能更改，况且当时我家已经给女方送去聘礼。于是，这位本来应该是大奶奶的可怜女人，就嫁给当时尚未参加革命的二爷，成为“二奶奶”。《咱爸咱妈六十年》剧中，把德福大爷的死，改编成在迎亲途中，因日寇敌机轰炸不幸遇难，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我总觉得这样处理多少是个遗憾。

     我依稀中对这位本来应该是大奶奶的前二奶奶，还有一点印象，因为当年都住一个院里，小时候回老家见到过她老人家。这个院子的正房是西屋，分成南北两部分，西屋北半边以及北房住的是我曾祖母和爷爷、奶奶，西屋南侧、以及南配房原来住的是这位二奶奶和三爷三奶奶一家。这个四合院中的东配房，本来还有二伯曾祖父一家，后来他们另择宅基盖了新房子搬出。这所老宅子年代十分久远，是我爷爷和二爷他们的曾祖父白手起家在咸丰年间修建的。这位老太爷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爷爷和二爷、三爷他们的爷爷。到了我曾祖父这一辈，有些发旺，有了老哥三个，剧中的高老爹，即二爷的父亲、援朝叔叔的祖父，是老哥三中的老大，也即我的大伯曾祖父。他读过私塾，参加过县试，取得童生资格，但因家境贫寒，没有再进学。因我曾祖父是老三，也是他们这一辈的老小（上面还有两位姑太太），大伯曾祖父对我家多有照顾，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就是大伯曾祖父亲自带领迎亲队伍迎接奶奶。只可惜，大伯曾祖父病逝之际（1941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正好赶上日本扫荡，据爷爷说，甚至都没能很好地发送（出殡）。剧中的“高家根”是二爷和这位张氏二奶奶的儿子，我称之为全忠大大，这次三奶奶去世，他们一家都在，全忠大大家的大弟文胜，一直送我们到村口上车。

    三奶奶出殡之前，和二伯曾祖父家大爷家的二妈聊天，她说，你三奶奶走了，你爷爷他们这一辈的，只剩下济南你二奶奶、你奶奶还有山西大同老姑奶奶了。小时候回老家，爷爷他们这一辈的老哥八个中的哥四个还都在，今天这一辈的老家一个都没有了。爸爸和各位大大叔叔共计八人，在饭桌上还排了一下长幼之序，结果，二爷和前二奶奶的长子全忠大大年龄最大，虚岁七十。今天看了电视剧的介绍，爸爸说，加上济南你二爷家的两位叔叔，总共我们一共哥十三个，现在已经有两位去世，只剩下十一个了。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真令人感慨不已。

    一、中国吊唁金正日如同例行公事。金正日逝世之后，从表面上看，中国领导人第一时间发出唁电，表示支持金正恩的领导，中国领导人分三个批次，九大常委都前往朝鲜驻华大使馆吊唁，但只要认真对照当年金日成逝世之后，中国领导人的吊唁形式和规格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基本是照抄照搬，了无新意，就连唁电电文的内容几乎都基本一致，对金正日这样一位极有个性的领导人的评价并无任何特别溢美之处，这必将给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朝鲜政治神经以相当的刺激。

    二、中朝关系中固有的潜流。朝鲜前叛逃领导人黄长烨在回忆录中指出，“朝鲜更讨厌中国”，特别是中韩两国建交之后，朝鲜私下指斥中国党为“修正主义”，两国高层交流一度中断，中朝边境局势一直紧张。1994年7月8日金日成逝世，举行葬礼当天，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邓小平甚至罕见地专门致电哀悼。但1997年2月19日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逝世后，朝鲜却并没有为邓小平降半旗，内中原因，不言而喻。

    三、金正日逝世中国虽为密友但并未降半旗。因为邓小平逝世，朝鲜没有为之降半旗，所以，金正日逝世，尽管联合国根据《旗典》例行公事为他降半旗表示哀悼，但中国政府援邓小平逝世朝鲜未降半旗之成例，也没有给金正日降半旗，这和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政府宣布为金正日哀悼三天、降半旗三天，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中国政府一直在庇护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据媒体报道，金正日逝世后，金正男曾回到平壤参加金正日葬礼，但此前，金正男一直对朝鲜内政包括三代世袭颇有微辞，并曾公开表示反对，金正男和金正恩虽为亲兄弟，但金正男表示，他们却从未见过面，这说明他们关系不是一般的不密切，简直就是形同陌路，甚至不排除因各自母亲的缘故有某些敌对情绪。中国对金正男的态度，特别是近期之表现，金正恩肯定会心存不满。

    五、中韩关系对金正恩政权的负面影响。金正日逝世后，韩国李明博政反应极为拙劣。本来，按照儒家传统，死者为大，韩国李明博政府本可以安排隆重吊唁，以缓和南北关系，但他却反其道而为，严重伤害了金正恩以及朝鲜人民的感情，引发整个北朝鲜的强烈抗议，这对于朝鲜南北关系不啻雪上加霜。而金正日逝世之后不久，2012年1月9日，中国政府却邀请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又加之今年是中韩建交二十周年。朝鲜方面、金正恩领导集体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综合上述细节，此次金正恩发表感谢各国吊唁金正日的信函不包括中国在内，或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朝鲜政府历来行事惯于超越常规，不排除事后单独向中国表示，也未可知。即便如此，金正恩也还是达到了目的，那就是，第一时间不感谢，给你个下马威，或者说让你好好想想，然后再和你修好，变简单为复杂，从而在外交中掌握主动权，以达到朝鲜一贯的反对的所谓“事大主义”的原则立场，更显示金正恩外交的“独立自主性”。

    但有一点，与其说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倒不如说，香港人相对于内地人，可能确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我觉得这倒是可以理解的。研究传统文化，都会注意到内地和港台文化传承的巨大反差。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这不是偶然的，说明我们的文化建设因为根基被严重破坏而确实相当滞后，这恰恰是孔庆东所吹捧的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极左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本来，我们内地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也还应该剩下丰富的民主性精华的东西。况且，文化并不仅仅表现为职称、学历和知识，它作为人文素养、民族心理，潜移默化地广泛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迎来送往之中。

    试举一例。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过当时七八十岁的老人参加婚礼吃酒席，大家在八仙桌旁，正襟危坐，盘碟酒盅，整整齐齐，菜一道一道地按规矩送上，这些老人们，按照辈分和长幼之序，规规矩矩地喝酒吃菜。有几个细节印象很深，一是老人们拿起筷子，夹一口菜吃下之后，必须放下筷子；二是吃菜吃饭的时候，如果不说话交流，那一定是闭着嘴咀嚼，绝无张嘴咂嘴之声；其三，老人们用筷子夹菜，规规矩矩地只夹盘中离自己最近的菜，而决不让盘中菜乱了方寸！这是怎样的文化和文明！这些可敬的老人们，历经极左风雨涤洗，还一直恪守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改革开放之后，有人接触欧美朋友，看到他们吃饭都是闭着嘴，以为文明的不得了，岂不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本来也是这样的，所谓西餐礼仪也不过如此！

    非常可惜，“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运动，把内地这些良好的传统习惯一扫殆尽，虽然老人们历经“群众运动”还能够保持，但“文革”前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小没有收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基本不知道这些礼节，即便知道也是当作“四旧”一类，蔑而视之。于是乎，公共场合大呼小叫、高谈阔论、随便吃东西、乱扔垃圾、满口脏话、酗酒猜拳、随处小便如此种种不合乎“礼”的行为随处可见，不仅在香港，即便在内地也令人所不齿。我记得有一年国家旅游局特别昭告赴欧洲旅游的国内游客，禁止在公众场合高声叫喊，这说明我们的文明礼貌确实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一点，没有经历过“文革”，文化没有断层的香港和台湾，情况要好的多，香港同胞由此产生相应的“文化优越性”，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平心而论，能够到欧美和香港去旅游，肯定是内地高收入的阶层，而这样的阶层，居然相应的人文素养、教养、修养都跟不上，我们难道不就此深刻反思，“见贤思齐”，展开一场全民文明礼貌大讨论，难道能反过来责骂比我们修养高的香港同胞吗？当然，这得看是谁。佛印说的好，佛眼中只有佛。孔庆东眼里，只有“三妈的”一类“粗口”，因为他是靠喝“文革”极左之奶长大的，孔庆东张口就骂人、不尊重人、乱扣帽子，这正是文革造反派流氓习气的典型表现，把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暴露无遗！

    孔庆东虽然人格分裂，但这分裂却又是统一于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

    且看，他一方面大肆为文革招魂，赢得极左派和对社会不满却又看不到希望的社会底层人士的不断喝彩；一方面他自诩孔子多少多少代，频频做客电视台，大讲孔子儒学之博大，既抬高了自己，又为“中国特色文化”找到了理论源头，且赚取不少“复兴儒学”学者的某种青睐，并激活了大众潜意识中的文化积淀，再次赢得某些喝彩；他还不断危言耸听，利用社会矛盾以及愤青们躁动的心理，发出诸如大降房价，或打倒美帝、消灭日本自卫队之类根本就办不到的极左空炮，为自己再赢得一部分“革命群众”。这一切看似矛盾，其实都是为了他自身的私利而已。

    不过，孔庆东再聪明，“双手互搏”、“空明拳”效颦的再好，他毕竟不是周伯通，倒特像裘千丈，打着北大教授的幌子，大吹牛皮，反正也不用上税，关键时刻则溜之大吉。上次“三妈的”，无非就是记者戳到孔庆东心中“柔嫩异常，一碰即死”的“练门”：尊孔以抬高自己，捧文革以哗极左之宠，但文革是极端批孔的，如果真的再来一次文革，再来一次“打到孔老二”，孔庆东这个自诩的孔子后代，将如之奈何？这个练门，这个逻辑悖论，我想，孔庆东的利己主义小算盘无论如何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南方报系记者一问，孔庆东便气急败坏，因为他的“练门”已经暴露，如果孔庆东接招，势必像当年黑风双煞中的铜尸陈玄风一样，在月黑风高的荒山上，被记者如同小郭靖般，轻而易举地用利刃刺入“练门”，一命呜呼。不过，历经造反派和高自联双重磨练的孔庆东毕竟是老江湖，一看势头不对，极端无奈之下，迅疾效仿裘千丈，来个金蝉脱壳，溜之乎也。只可惜“练门”暴露，惹得他怒火难遏，文革流氓“积习”之惯性亦难以瞬间改掉，临了末了，一如柳宗元《黔之驴》，来了个“不胜怒，蹄之”，留下“三妈的”之话柄，以为大众佐餐之笑料。细想起来，呵呵，堂堂“北大”“教授”不过“技止此尔”！

附录：

《咏北大某教授四绝》

http://blog.stnn.cc/yiquanxuan/Efp_Bl_1004869479.aspx

《孔庆东，你改悔吧！》

http://blog.stnn.cc/yiquanxuan/Efp_Bl_1004863427.aspx

   浩歌韩寒争论之我见

    2008年6月27日

   要点：1、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其次是个人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2、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3、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4、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毁灭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

    近日风闻韩寒和陈丹青对话，月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四位已经“盖棺论定”的作家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因我素不喜欢凑热闹，在随意浏览之后，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老同学、好友浩歌约我对他批驳韩寒观点的论战文章略作评论，这里谈我对“浩寒论战”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我对韩寒关于“文笔”的观点的看法：基本赞同。

    韩寒和陈丹青认为：“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 “这些人最差的就是文笔，自己一点都不能读下去，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其实我们背诵都是描写得特别差的东西，然后在那里背诵，所以写文章一开始写成这样，如果当时放一些钱钟书的东西，中国的学生作文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毋庸讳言，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其次是个人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比如我读茅盾，感觉总不如老舍流畅，为什么呢？茅盾是浙江人，语言和行文方式肯定和北方人有所不同。巴金、冰心分别是四川、福建人，童年的语言环境，对其一生影响甚大，所以，茅盾、巴金、冰心作为“南方人”，如果以北方北京方言为坐标，他们的语言的文字表述即文笔，读起来肯定从潜意识的第一感觉会是略有生涩，就像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一样。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京味京腔，但老舍出身于下层，完全没有茅盾、巴金、冰心童年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文化底蕴，从“根”的角度说，又不及上述三位，所以，茅盾、巴金、冰心的地域造成了他们文笔的第一障碍，老舍的贫苦的童年，又造就了他先天的底蕴不足。这是四位文学巨匠文笔稍逊的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读《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总感觉言不尽意，不如《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含蓄与自然；读《家》《春》《秋》，同样写大家族，但远没有《红楼梦》叙事的丰满与明畅；在《寄小读者》系列中，你可能会被冰心那圣母般的挚爱所感动不已，但绝对无法体会到同时期的风流才女石评梅的才华横溢；老舍写人物、写感情、写老北京很不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读起来京味十足，后者诙谐幽默，更像是说场的评书，但却明显缺乏文学优美而深刻的笔触。一句话，读完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尽管这是翻译的作品，读罢再反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然后再去体会韩寒、陈丹青的看法，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看了。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语言表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名物称呼，和过去大相径庭，当代的年轻人去读五四那一代人的作品，肯定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想这也是现代人读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感觉“文笔”不尽人意的原因之一吧。所以，就“文笔”而言，我认为韩寒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二、但文笔和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两码事，文笔充其量不过是形式，为了传播人文，一流的作品完全可能文笔二流。

    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这其实只不过是三个方面，即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第一句话，说得就是思想深度、人文境界，第二句话，说得是“叙事”，即对故事来龙去脉的建构，这第三句话，实际上说得就是“文笔”，即表述形式，也就是清代桐城派所力倡之“义理、考据、辞章”。此三者，文笔是最为浅显的，处于作品的表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尽管苛求起来，文笔也可以算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却代表不了文学作品本身。比如诗歌，词藻再华丽，语句再流畅，如果内容低俗，描景状物不能传神，恐怕也难以称之为好诗。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期，是一个“为了文学而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精神、风格的开创者三曹之一的曹操，所写的诗篇，和汉代的骈文以及诗歌比起来，文笔简直逊色极了，但曹操的诗篇，气度恢宏，精神饱满，道尽沧桑，极少雕饰，居然成为“建安风骨”，开一代风气而名垂千古。

    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如此，戏剧比如京剧亦如此。程砚秋、周信芳两位先生，唱工虽有特色，但嗓音都有极大的缺憾，但这无损于他们两位在京剧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除了文笔，作家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人生阅历，对世事沧桑的体会，特别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作家或艺术家的“生活”，一经升华，就成为作品的内容。判断一部作品的人文价值，就是基于这些有机成分所构成的“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诸如“文笔”“嗓音”之类的表层的东西。程砚秋、周信芳先生的嗓子，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一个倒仓，导致绝无办法达到梅兰芳先生的甜润，一个则声音变得永久沙哑。但是，程砚秋和周信芳先生，硬是凭着自己的深刻“内涵”，在唱法上另辟蹊径,最终在京剧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程派”“麒派”长演不衰，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再举一例。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我最近因收拾书房，找出了散落已久的第二集《探索集》，尽管巴老的文笔---李健吾先生曾专门为此和巴金论战----确乎一般，但是我每每翻阅《随想录》，就会引发自己长久的思考。浩歌给我发小纸条的时候，我恰恰正在读《探索集》）一个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新中国，文革前、文革后的毛头小子去看《随想录》，肯定会认为这那里是文学？不仅文笔一般，内容看起来简直就是啰里啰唆，絮絮叨叨，这算是什么文学呢？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和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相关的两个小故事。

    一是不久前辞世的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评论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张恒寿先生的诗集《韵泉室旧体诗存》的一段话：恒寿先生的诗，假如让一个浮躁的、不懂诗也不懂人生的小伙子去读的话，会认为不过是胡乱写出的一堆顺口溜。但在经历了沧桑的人读起来，就知道这里边有‘味’。（《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48页）张先生是思想史家，写诗肯定非所擅长，因为恒寿先生自己在序言中就承认，闻一多先生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思想的深度，肯定会约束语言的表述形式。但张先生绝非不会写工整流畅的旧体诗，从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可以写出对仗极工的五律：“闲步街园草，仰看楼际光”，但为了抒发自己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深刻体验，张先生采取了近乎于陶渊明的文学手法。众所周知，陶渊明文笔虽不及陆机、左思，然历经千百年，陆机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岂能和陶渊明相比？

    二是李泽厚先生论及《彭德怀自述》中开卷所讲的彭总小时候，除夕之日举家讨饭度日的伤心往事，指出“这不是文学。这是《彭德怀自述》的第一页。它是彭大将军幼年生活的纪实，是二三十年代文学里并没有很好展现过的真实的苦难和苦难的真实。但多么令人感动，文学的确有愧于此。”（《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238页）彭德怀虽然是共和国战功赫赫的元帅，但他可决对不是文学家，但他虽然不是文学家，因为他的一生“阅尽人家沧桑”，所以，当他用朴素的文笔写下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的时候，连著名美学家，文笔宏壮优美，大气磅礴的李泽厚先生，都不禁惊诧于彭总的描述，从而发出“这不是文学，文学的确有愧于此”的感慨。

     以上两个故事，从侧面论证了文学重在内容而非徒具形式。事实上，唯美的形式并不一定有助于文学精神的传播，而恰恰可能成为某种障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就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撰写的《爱弥儿》的优美文笔，而妨碍了他领略本书的精神内涵，以至于他恪守的散步时间都被打乱了好几天。再如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文章，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写的很不好读而颇有微词，但又有哪一位不承认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上的“宙斯式”的贡献呢？

    为了完成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形式已经居于次要地位，至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这样，为了唤起民族觉悟，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民族灵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首要的还有鲁迅，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撞击，“救亡压倒启蒙”的双重变奏的时代中，各自从不同角度，用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平易近人的文笔去完成时代所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虽然在韩寒看来，以脑筋急转弯式的语言艺术，或以纯粹艺术的抽象标准去要求这四位前辈巨匠，各自文笔似有不足，但四位前辈巨匠作品的宏旨深意，以韩寒之流生活在和平时代、养尊处优的人生肤浅阅历，基于浮躁偏簸的文化学养底蕴，更兼哗众取宠、目空一切的自大性格，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理解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当年的苦心孤诣，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人格，从而更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作品的历史意义。

    三、文笔可能真的需要天赋，但韩寒并非不可及，而茅巴老冰韩寒此生肯定不可及！

    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比如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家学，他本人的素养和底蕴，比如韩寒的文笔，确实很不错，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纵横驰奔，嬉笑怒骂，信手拈来，但是他的作品呢？尽管韩寒的文化底蕴和学养也远在一般人之上，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

    单纯就韩寒的“文笔”而言，个人感觉，文笔可能确实需要天赋，这确乎不是一般地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获得的，当然不能否认后天学习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写作文笔。比如我所教过的中文系的一位学生，白某，长相肯定在韩寒之上，是一位十足的帅哥，他的清新明快、洒落不羁的文笔，也绝对不在韩寒之下（如韩寒以及韩寒的粉丝、铁丝不服气，我马上可以提供这位学生的联系方式，以作证实）。一次，我把白某所写的文章拿给一位铁杆的韩寒的粉丝看，我说，这文章怎么样，这位极其自负的韩丝马上告诉我，老师，这绝对是韩寒写的，他的书我都看过，甚至都能背诵！我听罢很是吃惊，一方面暗自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颇为得意，另外一方面也不禁叹息，韩寒实际上也不过如此！

    所以，韩寒文笔尽管可能有天赋，但是同样有天赋的人，肯定会超过韩寒，至少可以达到韩寒的水平，使韩寒的铁丝一口咬定这就是韩寒的作品。不过，韩寒所批评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不知道韩寒能够超越吗？我个人感觉，就如同香港和台湾那贫瘠的后殖民地文化土壤中，不可能出什么逸响绝伦的大作家一样，上海滩上这位连大学这样的基本社会化过程都没有经历的小伙子，依靠天赋的文笔和妙语，尽管有王朔般入木三分的犀利，但是仅靠这些能够成为一流的“文学家”吗？凭借多年研读历史的理性，我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四、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

    我和浩歌是小学、中学同学，大学虽不在一个学校，但都读的历史系，因此互相的理解可能会更深一些。我相信历史理性对浩歌的深刻影响，它使得我们从来都是冷静地看待世间发生的一切，即便是“热点”，也能够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立足现在，从过去、未来双向加以把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注定要悄然寂静的，即便在特定的环境下一时风光无比，最终还是注定要黯然失色，这也就是所谓“当时则荣，没则已焉”------一切都必然要经历史的检验：凡是对于历史进步有所付出的，历史也必然会公平地有所回报。这是历史的基本规律。浩歌对文学以及文学史的研究和解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非如此。

    韩寒凭借自己在今天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获得的盛誉，肆意妄言，不惜满口脏话，这正体现了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养。韩寒虽然文笔很好，但是他可能到现在都不懂什么叫“文”，什么是“文学”，至于什么叫“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传统”等等，就更不用提及了。韩寒的满口大话，貌似自信无比，傲视一切，但实际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恰恰显示出他的严重的先天不足，也就是因“文化底蕴”的偏簸和缺失。韩寒成长于上海，耳闻目染，“海派”文化虽有熏陶，但因韩寒未能真正上大学而难以把握其精髓，却吸取了不少“海派”的糟粕。韩寒虽未经历“文革”，但又因上海是“文革”发源地和重镇，从他的言谈中不难发现，他身上“文革”的影子随处可见。韩寒很幸运，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大上海使他视野开阔，从而能够顺利吸收舶来的西方文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个“文学韦小宝”，或者“王朔的帅哥版”的诞生，是不言而喻的了。

       所以我认为，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践踏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两者相差太远，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浩歌平素谦谦君子，即便痛而反击，那也一定是忍无可忍。纵观浩歌和韩寒之争，确实如浩歌所说，“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是我们这个民族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其地位是历史的决定、人民的选择，经过了文学史的检验和评价，颠覆大师贬低大家可笑而且徒劳。”“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当然这些对于“文学韦小宝”和“帅哥版王朔”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韩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可恶的，其实，最可恨的却是拉完了屎还要占着等坑。 ”不知韩寒对后者有无深刻体会？

     到了九十年代，忽然有人开始报刊上撰文，对河南人加以指责，而后，更有人居然写书《河南人惹谁了》，这在当时虽然是在为河南人辩驳，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很多人因此对河南人的看法更加抽象化模式化。我就经常听人说，河南人如何如何不好，河南的东西如何如何靠不住，尽管如此，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再加上多年关注“地域文化”，虽然相信人的性格会有某种“地域特征”，但绝不相信一个省的人主流品性都会变坏，所以尽管不接受对河南人的那些偏见，但听的多了，也免不了多少受一些负面影响，有时候见了河南人，心里也免不了产生某种提防情绪，但等到和河南籍的送水工、三轮师傅、木匠、铝合金门窗个体老板、小吃摊主打交道，却发现这些河南的大哥大嫂，绝大多数都热情、讲信义，所以一时的疑惑稍解。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找机会到河南，在河南人中真正体会一下，这样认识才会更深刻。

今年暑假，我和同事们一起去河南参观考察，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入河南人当中，短短几天，我也真正体会到了河南人的地域性格---热情、爽快和朴实，特别是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些多年的谣言不攻自破。回来之后，我们真想说一声，河南人，真不赖！

我们考察第一天，乘坐夜间火车赴郑州，黎明时分，正点到达，然后转乘郑州到洛阳的长途汽车。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到河南，免不了都小心翼翼，特别是同行的女同事。当我们来到长途汽车南站，买票之后，检票进站，但却不知道从那个站口上车。于是我去问检票的大姐，她很爽快地让我在左侧一个门口等待，当时是7点30.，她说7点50检票，但我左等右等，等到快50了，也没见检票，心中很不快，我再次去询问，这位大姐又告诉我从右侧的门口赶紧进去，我们急忙检票进站，但又费了一会功夫才从最左边找到奔洛阳的大客，这是第一次在河南和河南人接触，感觉除了“爽直”，也就一般般。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快过去，我们顺利到了洛阳。下车后第一站，就是参观龙门石窟，当时正下着小雨，我们打着伞，找公交车。因去之前，我事先查阅百度地图，记下了去龙门石窟的直达公交，所以下长途之后如果能够乘坐81路，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当时下着雨，尽管打着伞，但大包小包地背着，也极其不方便。我看到车站外边停着几辆出租车，便想打车去算了，于是向前问司机师傅，到龙门石窟多少钱。司机师傅说，40元。40元！这并不算贵，但我们九个人，挤挤两辆车正好80元，尽管考察经费也没问题，但我一贯主张勤俭节约，牢记梁宝生买稻种的故事，能省则省、能俭则俭，乘坐81路公交，每人1.5元，总共才13.5元，可以省下66.5元！但是，凭我以往的经验，出租车司机人家停在长途汽车站为什么？况且又是雨天，砍价都不容易！我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对不起，师傅，太贵。我以为，他一看我们不坐他的车，要么会降点价拉我们，要么会不高兴地嘟囔几句，最坏的还有可能骂骂咧咧。万万没想到，那位出租车师傅没有丝毫要降价拉我们的意思，也没有丝毫的不高兴，他爽快地告诉我，嫌贵，那边有公交，81路，每人1块五，直达。啊？司机师傅这番话可是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么从容，那么随意，那么爽快，完全是出自平常心！我对他表示谢意之后，赶紧带领大家上了81路。

如果说我们遇到的出租车司机的表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话，接下来的场景，使我们不断加深对河南人的认识。

上车之后，我向司机师傅询问到龙门石窟多少站，在哪里下车最方便。司机师傅一一简单作了解答。旁边正好有一位乘客大哥，他见我是第一次来，于是和我攀谈起来，耐心给我做了讲解，包括来到洛阳最应该看的景点，什么时间来洛阳最合适，洛阳的老城和新城改造，以及龙门石窟必须看的具体景点等等，如数家珍。沿途，他把公交经历的每一站都详细地介绍给我，还告诉我参观龙门石窟之后，可以去关林庙看看以及需要乘坐的车次。直到我们乘车到终点，这位大哥才结束了介绍，因他就住在终点附近，于是我们向他表示感谢之后，道别。

在洛阳的第二天上午，参观天子驾六博物馆之后，我们准备去登封少林游览。询问正在周王城广场晨练的老大爷，他热情地告诉我们乘坐5公交车可到汽车站。我们在广场北侧上车之后，司机大姐非常热情，一路交谈，详细地告诉我们洛阳长途汽车站在哪里下车最近，下车之后如何走过去。我们和大姐道别之后，来到洛阳火车站，准备走到东面的洛阳长途汽车站，没想到火车站西侧紧邻还有个“洛阳锦远汽车站”，我们正在犹豫，从哪个站坐车，忽然有两位中年人大呼小叫地，要我们上车，说马上发车到嵩山。我打量了一下这两位老兄，感觉不大对劲，他们看到我犹豫，更大声地让我们上车，我说我们要去长途汽车站，他说，一样的，我们这里马上发车，而且，票也是“机器打印”的，将信将疑，我让同事们往“锦远”汽车站这边走过去，同时派老李大哥去买票，那两位拉客的伙计说要代买，我坚决反对，于是老李大哥跟随其中的一个到站内买了“机器打印”的票，然后检票，上车，等我们刚做稳，车上还没满员，就发车了，这么顺利，可真没想到。

在车上，有位小伙子，大概是导游，途中给车上的乘客讲了好多，关于少林寺和嵩山的故事和旅游事宜，然后说，跟随他可以如何如何游览的更好，我认定他是托，于是提醒大家注意。快到嵩山，他说如果跟随他，就要收取190元费用，其中含门票、索道票、少林寺武术表演票等等，有位女同事动了心，被我使眼色制止。当时我有点着急，于是跟老李大哥说，万一他要向我们索取费用，我们一定要抵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等开到山上之后，小伙子开始逐个收费，我说明来意，我们要自己上山考察，这个小伙子多少有点失望，但仍然十分客气地提醒我们，那好，你们下山的之后，去前面买票，游览结束后，可以乘坐8路到登封县城，票价1.5元。

游览少林寺和嵩山之后，我们按照小伙子的提醒，远程返回找到8路，一询问票价，2.5元，我马上和司机以及买票的司机老婆谈判，司机和他老婆一口咬定，就是2.5元，而且说话的声音很大，我的态度也很强硬，我不在乎这么一块钱，但是你们随便涨价就不行！看着架势，似乎一场冲突不可避免，那位司机依然高声说，就是这个价，一直就是！他老婆也高声说，你不想想我们上到这里来容易吗？他们说话声音很高，也很冲，但却没有触怒我这个平时脾气奇急的人------要是在平时，这么对我说话，只要带有挑衅的意思，我这200来斤的大块头，立即就会暴跳如雷，予以反击---打架我可不怕！！但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嗓门虽大，并且也丝毫没有降价的意思，可也绝对没有跟我们制气或生气，更没有赶我们下车，比如说坐不起就去坐别的，或者怎么怎么样，没有，丝毫也没有挑衅的意思。这其中当然有他们不想失去我们这9位乘客，但从他们夫妻合作经营来看，应该是个体承包的公交，现在油价上涨，他们也不容易，于是我们上了车，等教了钱，我说要公交车票，并且狠狠地指责了他们，这两位还是高声，但也还是没有任何生气、挑衅的意思，而是继续用大嗓门向我解释，从来就没有票，如果硬说生气，其中司机倒是似乎对政府有点牢骚，说要票去找政府，从一开始政府就没给俺票！在乘车的路上，他老婆的终于小声说，现在他们很不容易，这一趟车其实路程很长，我说完全理解。

到了登封长途汽车站之后，正好赶上末班去许昌的长途，因我们晚上的目的地是临颍南街村，尽管在许昌住一晚上也未尝不可，但如果能到南街村，考察会更方便些，比如南街村早晨播放红歌，如果上午去肯定就听不到。上车之后，我坐在最末一排，旁边是一位大哥，他正好也到许昌，于是我问他什么时间能到，他说至少得8点半，他经常往返于这条路，不会有错。我问他，到了许昌还有无到临颍的夜车，比如从郑州或许昌驶向漯河的过路车，他说可能会有，然后告诉我，等下了车他再告诉我，去哪儿等车。在颠簸两个半小时之后，终于到达许昌汽车站，下车之前，我问了许昌到临颍的汽车票价，忽然想，打车去也行，价格稍微贵点，大致应该差不多。下车后，我们赶紧询问出租车司机，同行的那位大哥也帮着我们问，几位在车站等车的司机说70元，经过讨价还价，降到60元，但我们的几位女同事感觉不安全，一则是夜里行车，二则是小车，第三还是男司机！

这时候，这位同车的大哥主动提出，他给我们找车，找两辆出租，司机都是他的熟人，说价格还可以商量。于是我们就等待，不一会儿，这位大哥找来的司机开车过来了，哦，两位女司机！不仅如此，其中的一位司机还是许昌市的标兵司机！这下，我们的女同事都放心了，高兴地坐上了出租车，我急忙对这位同车大哥表示感谢，问他贵姓，他说姓胡，多谢胡大哥，您想的真周全！！不客气！一路顺风！在胡大哥介绍的女司机特别是女标兵司机的安全护送下，我们在夜里九点半多平安到达临颍南街村，我毫不犹豫地把120元钱交给标兵女司机，这样的热情待人，我们还能讨价还价？

结束在南街村的考察，我们乘坐临颍县2路公交，然后转乘临颍许昌的“城际公交”。车上有一位学生摸样的男孩，几次给老人和妇女让座，看他身上背的电脑包，我断定这是一位大学生，果不其然，他是河南工学院的一位大三学生，在确定了他的身份之后，向他询问，到了许昌，怎么方便乘坐从许昌到郑州的汽车，这位姓聂的同学说，大哥，下车后跟我走，我们继续乘坐从许昌到郑州的“城际公交”，每人16元，如果乘坐长途汽车站的空调客车，那可就贵多了，每人45元！我经常坐这个城际，放心吧。到了许昌汽车站，毫不费力，我们跟随聂同学顺利登上许昌到郑州的城际公交，平安直达郑州，稍事休息，晚饭后，乘坐火车返回。

这次河南之行，除了参观游览龙门石窟、关林庙、白马寺、天子驾六博物馆和少林寺、嵩山等名胜古迹，考察“红色亿元村”----南街村之外，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切体会到河南人接人待物的豪爽、热情、朴实。这次出行，多次转乘汽车，但次次衔接有序，没有一次让人焦灼等待，这除了外出之前计划周密之外，主要是河南人的实实在在，对人热情好客所致。在火车上，我们各位同事都对此发出感慨，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河南人真好！哪里都有好人，也都会有极少数品行不端的人，河南是个人口大省，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绝对不能以偏概全，更绝对不能按地域来划分人性的好坏，那种对河南人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总而言之，这次河南之行，我们深切体会到了河南人的热情和淳朴，这里借网络一角之地，再一次郑重道一声，河南人，真不赖！下次我们会再来！

    所以，图们江出海口，明明白白是从法理上拿回来了，但目前受制于人，还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努力，来使得这一主权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中俄边界协定，如果一定要说，丢失了国土，也确实有两块：其一是江东六十四屯。根据不平等的《中俄爱辉条约》，中国人有权在这里永久居住，但这一规定随着1900年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发生而丧失，但这块土地面积很小，并且在黑龙江江俄方一侧，归还中国的可能性不大；其二是唐努乌梁海。此地本是外蒙古西北的图瓦蒙古人游牧地，1914年被俄国军事占领，1944年苏联在此地成立“图瓦自治共和国”，因为中间相隔的蒙古国早已独立，唐努乌梁海这块面积17万平方公里的“飞地”，肯定是毫无收回的可能性了。此外还有中俄平分的黑瞎子岛和阿巴盖图洲渚，这两块领土本来就在苏联和后来的俄国控制之下，人家寸土不给，你也没辙，如果说不给就对抗，我想，只要是经历过中苏当年对抗的人都明白，当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严重干扰了中国国内建设，甚至成为引发文革的一条重要依据。今天如果重演那段历史，中俄继续对抗，不但会引发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危机，甚至会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格局！正是基于此，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双赢”，平分两地，从俄国手里拿回来数百平方公里国土，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明智选择！

    以上几点，主要是为了点破颜昌海先生毫无根据和道理的谎言而写。我觉得，选举治理网，应该是理性、客观、民主、自由的网站，应该不同于极左垃圾网站“乌有之乡”，这里聚集的不应该是无端煽动“爱国主义”的粪青或粪中、粪老，颜昌海此文，路子完全是乌有之乡的，主干内容是某“民间宗教组织”的，其着眼点就是所谓的“爱国”，这样的文章，是最缺乏理性，实际上也是最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更何况文章中充满了谬误。希望大家引以为鉴！
   

     和“文革”摧残中华民族道德伦常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到孔家店”，虽有偏激之处和惊骇世俗之语，但当时前后的人物，除了极个别出身小农、自私狭隘或家教很差者之外，绝大多数也还是终身恪守传统德操，如李大钊、胡适，即便是所谓反动人物，如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在自身道德修养上，也都有值得称道的闪光之点，前者虽一贯倒行逆施，但在“三一八”事件之后，却长跪不起、终身茹素-----其实段祺瑞并不是直接凶手；后者虽叛变革命，但却终身坚持写日记，对自身所作所为慎独、内省，迁台后尚能做出坚持一个中国、发展经济等顺乎历史潮流的举措，从而避免了更大失误；至于吴佩孚，晚年毅然不合日伪合作，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从政治上谴责他们的独裁反动，但评论其为人，无论从公德还是私德，这些民国时期的军阀和独裁者都有某些可取之处，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纲常的巨大教化作用的结果。

     中国这套纲常名教，虽在大陆因丑恶的“文革”动乱，已经失去了基本道德的基础作用，但却随儒家学说的传播，在国外反而结出了奇花异果。如青出于蓝而远远胜于蓝的韩国，其前总统卢武铉因贪腐而自杀，廉耻感，就是其源动力之一。尽管我们绝不赞成自杀自弃，但一个视廉耻甚于生命的民族，远比一个没有礼义廉耻，没有基本的做人私德、从政官德、没有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盛产阿Q、到处充斥精神胜利法的民族要伟大得多得多！

     鉴于此，写点文字，纪念尚有廉耻感的袁世凯逝世95周年，希望我们民族永远告别“文革”，从涓埃点滴做起，早日重建民族道德。

    如果是文革时期，这上万名外来打工者能到南街村打工吗？

    南街村在“文革”时的集体制度下，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别说南街村，全中国有没有像今天南街村这样的村呢？最好的也就是大寨了吧？

    街村的发展靠的是农业吗？肯定不是，绝对不是！

    有人说，南街村发展靠的是汗血工厂和资本主义的高额利润。我倒不这么认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南街村绝对是靠剥削外来打工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才能够有今天的“原住民”的富裕。

    毫不客气地说，南街村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就是转型时期的村落。

    但不管南街村怎么发展，它也还就是一个村，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要实现的后工业化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差十万八千里。

    不管南街村背诵多少条毛主席语录、唱多少首红歌，都无法改变“剥削致富”这一基本事实，否则，全国的农村早都富裕了！

    乌有之乡的一些人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吹捧南街村，无非就是希望中国农民出现大分化、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原地不动”搞所谓“集体”，然后剥削外来打工者，无偿占有他们的剩余价值，请问，这是社会主义吗？

    不错，邓小平也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邓同时又指出，必须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理论这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步骤、一个里程碑而已，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

    乌有之乡肆意美化南街村，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否则，这些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去南街村定居、当外来打工者，这样每天可以沐浴毛泽东思想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多少也创造点剩余价值，让南街村村民剥削剥削！

    乌有之乡这些人根本不去南街村定居，更没有把乌有之乡搬到南街村的意思，孔张两位教授在大学依旧拿着高薪，苏铁山老先生们工资更是相当不低，呵呵，这就是基本事实。至于过去广大农民做出了多少贡献，他们今天有没有退休金，孔张苏们是不会理睬的，这正如同他们赞美南街村一样，只要“原住民”“集体”富裕了，哪管外来打工者即其他村的村民是否同样富裕？同样的道理，只要毛泽东时代的各级干部富裕了、工人阶级同时也沾点光，广大农民两三代人（闹革命，以农民兄弟为主；搞建设，以农民兄弟牺牲最大。但农民在毛泽东时代，一没有工资，普遍贫穷，自己辛辛苦苦种地，却无法获得温饱；二没有医疗保障，当时所谓农村合作医疗，治疗小病尚可，大病基本等死；三没有退休金，直到七老八十，还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每一个有良知的，不怕遭报应的中国人谁敢否认这三点？？）做出牺牲又算什么？文革之后，翻天了，一定要找理由变回去。

    我想，这大约就是乌有之乡的全部立论基础罢。

    联系这一段时间以来，极左辫子军营“乌有之乡”的起诉茅于轼的闹剧，以及重庆唱红打黑的主谋提出“精神变物质”，不禁沉思。

    通观“乌有之乡”那些起诉茅于轼先生之人，不过老干部、下岗工人以及极少数脑子里有贵恙的所谓教师（要是文复辟，这些教师一个个全他妈臭老九，真不知道这些教师脑子到底灌了什么水！），真正的农民很少。这其中的原因，我想大家都知道，毛晚年从苏联照搬来的所谓社会主义，把全国城乡、工农对立起来，搞成“二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干部工人都是相对的既得利益者，而广大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强制收归集体实际上是国有，他们辛辛苦苦地种了粮食，被低价收购，卖给国家，所谓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同样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为什么干部工人享有全额医疗保障、有退休金、孩子可以接班，但广大农民却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孩子出了当兵转干之外（少数村干部的孩子可以保送上大学普及班即工农兵学员），只能世袭当农民？？

    乌有之乡这些虚伪的极左辫子军们想过这些吗？

    更为可憎的是，乌有之乡这些极左辫子军们，你们口口声声说，现在腐败丛生，但，你们除了对于几位耋耄之年的老人如茅于轼、李锐敢于怒骂之外，你们敢惹哪怕一位你们眼中的贪官污吏吗？你们惹过吗？张宏良、孔庆东吹牛不上税，他俩做过一件具体的反腐的事情吗？

    所以，大家都明白乌有之乡、或者重庆是怎么回事，不过捞取政治资本而已。今天重庆剖腹自医农妇去世，就说明了一切。

    乌有之乡动不动指责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那请问：

    1、既然毛泽东晚年搞得集体所有制那么好，为什么小岗村却那么穷？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小岗村放着集体劳动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定要走承包制的羊肠小道，难道小岗村和乌有之乡的辫子们一样脑残？

    2、乌有之乡整天鼓吹华西村、南街村，再请问，这俩村子在毛泽东晚年的极左时代，谁人听说过？为什么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火起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却成了富裕村？

    3、再问，华西村、南街村的富裕，完全是建立在剥削大量外来劳动者务工者，或者邻村的务工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富裕起来的，这明摆着是“集体资本剥削”才形成的特例，乌有之乡的辫子军们还嚷嚷什么？没有剥削，华西村和南街村能凭借本村村民自己的劳动创造这样的富裕生活吗？

    乌有之乡的极左辫子军们，你们能回答我上述问题吗？你们敢说华西村、南街村没有严重的剥削？？你们敢说吗？？各位遗老遗少们，你们真的代表不了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广大农民，他们在极左年代损失最大，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是土地，他们好不容易从1978年底开始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温饱和创造财富，让他们倒行逆施，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心明眼亮，是绝对不会上你们的当的，他们尽管对现实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他们最讲究实际，他们都很清楚，他们一天不劳动，就没有生活保障，他们不像乌有之乡的老干部、老工人，拿着大把的退休金，享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然后在网上谩骂现实，妄图复辟。奉劝乌有之乡这些极左辫子军们，没有广大农民支持，谁也别想在中国变天，自古以来，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附录：“文革”真是伟大之极！

    一、出家做（当然是武功高强，义高云天的）道士。这是初中时代（大约1984年）看83年港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第一部《铁血丹心》之后，幻想的人生目标。这在一部连续剧中，武功最为高强而又最侠肝义胆，诗文高妙而兼医道高明，性格豪爽而稍嫌冲动的侠客，就是全真教“七子”之一的长春子丘处机，香港影星夏雨塑造的这个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的形象相当成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14岁以前“文弱书生”的性格：看了《射雕》之后，开始学会了喝酒，大碗喝酒；开始学会了打架，甚至是打群架；也更爱管闲事，只要“路见不平”，肯定“拔刀相助”；当然也学会了写格律诗，而且写得还有点带劲；开始关注中医中药，到现在还有点基础等等。现在虽然早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但是对老庄道家思想情有独钟的关注，却从那时起成了我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做叱咤风云的领袖。这是1986年上高中时，读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写得《毛泽东传》之后的深切感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认真读毛泽东的传记，而且又是外国人写得，虽然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删节，但还是获得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和观点。我为青年毛泽东求知若渴和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精神所震撼而感动，于是开始处处模仿青年毛泽东，包括读毛泽东读过的书、做社会调查、读历史、写诗词、“日光浴”、游泳、吃辣椒乃至吸烟等等；开始大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传记、史料。直到今天，我收集毛泽东的著作、传记以及相关材料还是比较多的，这为我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很大帮助。正是为了学习毛泽东，我从高中到大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罗沙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卢卡奇、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主要著作，阅读了有关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苏联和东欧兴亡史、共产党和社会党演变发展史的大量书籍，为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的条件，也为今天我在政治理论课上讲出“使理论和现实高度统一”的“积极的诠释”的个人观点，积累了丰厚的底蕴。

    三、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者。1989年5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作为完县中学学生会主席到保定团地委联系社会实践事宜。办完事情之后，来到新华书店，购买了美国学者艾恺所著、郑大华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困境》这本对我人生有另外一种启发的人物传记。对于梁漱溟，我并不陌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早在初中时就读过，只知道梁漱溟很反动，毛泽东批判了他，好像是在什么会上，毛主席的语气很严厉。1988年6月梁先生去世后，《人民日报》第一版下方，给他发了讣告，之后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还有《梁漱溟先生生平》，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方发布，评价极高，说梁先生“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坎坷，宁折不弯”。我这才知道，这是一位近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立独行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可以说，正是新华社发布的《梁漱溟先生生平》中所披露的，梁漱溟先生1946年赴昆明调查“闻李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傲然正气以及“文革”中反对批判孔子等敢于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精神，使我对梁先生的看法大为改观并肃然起敬！正因为肃然起敬，便产生了系统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愿望，没想到，偶然到保定办事，便遇到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传记，而且还是侧重梁漱溟先生思想发展的传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近现代学者的心路历程，觉得做学问很神圣，但或许更有意义。（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即用一个月的工资150元购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全集》8册并全部精读，此时对梁先生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更深层次，也使得梁漱溟先生特立独行、独立思考的治学为人精神深入我的灵魂之中）。

    上大学之后，在本系老师们的教导下，视野日渐开阔，思考的问题也愈加深入。因为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年生，所以我经常把他们二者的人生或具体、或抽象地加以比较，有时也把自己早年当道士，做侠客的想法回忆起来一同比较。比如道士和侠客，随着读书的深入，知道这本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道家的旨要说简单点就是“道法自然”，道教更是力主精心摄护“久视长生”，而侠客的思想如果找源头的话，先秦的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倒是有几分意思，但一个主张出世，一个主张积极入世，两者就个人修养和人生理想而言，决难统一，虽然后来墨家的很多思想被道教吸纳。所以像金庸笔下的王重阳、丘处机，既是道教领军人物，又是武艺高强的任侠客，就只能出现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之中了。况且，从现代社会来看，道士的生活虽也与时俱进，但基本是脱节的，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基础所局限的，所以，做道士的路，无非是初中生的幻想，是无论如何无法走得通的。

    再看作领袖与做学者。稍微了解中国历史与当代中国现实，都会知道前一条路也非寻常人所能走得通的。只有这做学者之路，由梁漱溟先生生平所启发，到了河北师院历史系，又深受张恒寿、胡如雷特别是黄宏荃先生，以及秦进才、邢铁、任恒俊老师的影响，毕业之后自己也在高校教书，所以这条路自觉很现实也很实际。做学者“大家”虽不敢企及，但是可以做“小家”，虽然自己身在三类高校，但庙小菩萨不一定小，即便是所谓小菩萨，将来也未必就不能成佛，君不见汪洋恣肆如长江者，其源头亦不过涓涓细流，以其虚怀若谷，容纳百川，汇集万条溪水而终成巨浸，这也算是我读书治学的一点动力吧！

    1、我一贯主张，无论评论谁，即便是领袖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能造谣、传谣。如茅于轼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关于文革起源、文革的危害（如打到一批忠心耿耿的老战友、晚年重用亲属江青、毛远新、李讷），以及毛泽东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短视”，这些论述，不仅精辟，而且完全正确，符合中央精神，和党中央《历史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以及《中共党史》第二卷再次重申彻底否定文革，是高度一致的，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茅于轼老先生这位经济学家，隔山隔行地来评论历史，但自己对历史并不了解，于是弄出无耻小人李志绥杜撰的那些超级黄色神话，以及关于接班人的街头巷尾的小说家言，这就难免让人抓住把柄，特别是关于毛生活作风的传闻，连晚年对毛充满怨恨的吴法宪都著书辟谣了，茅于轼还信以为真，实在荒唐！！

    2、研究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必须把他置身于产生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以“了解之同情”来加以冷静、理性地分析，而决不能意气用事，感情用事。茅于轼的文章中，“生怕彭德怀夺了他的权”“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推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在所不惜”“这些人自杀毛泽东完全知道，但是他丝毫没有同情心一点也没有感到痛心其冷血性无与伦比”“其心理的阴暗实在叫人吃惊”“他的冷酷无情，没有起码的人性”，这些完全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的非理性的论述，根本不是信史。茅于轼老先生不妨想一想，毛泽东晚年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剔除别有用心的极左文革余孽之外，广大人民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被他整过的黄克诚大将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源自于何处？即便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的李锐老先生，晚年仍坚持毛泽东独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其实依旧是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真正的钦佩和崇敬，这一切，茅于轼老先生是否理性地思考过？

    3、茅于轼老先生，因为意气用事，一切从个人感情出发，所以，对毛泽东的评价，即便抓住了正确的东西，论述起来，也就完全走了样。如文中说“他无非是一个人”----毛泽东确实首先是一个人，但是他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没有他真正统一中国，今天茅于轼老先生去哪里讲“市场经济”？说“在他的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推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毛泽东从早年参加革命，直到晚年发动文革，虽然凡有严重错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确实是真心实意地为了让民族迅速摆脱苦难，让国家尽快富裕，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尽管他自身的小农意识以及诗人的浪漫气质带来很多严重的副作用，但“好心办坏事”确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在湖南长沙好好和大学教授的女儿杨开慧过小康的日子，当个小学校长，慢慢跻身湖南上层，学一学人家茅于轼，做个过着小资生活的精英，好好培养三个儿子，干嘛吃饱了挣得去搞革命，也省的身后落这么多埋怨！说“最后他信赖的人，只剩下后来被判刑的四人帮”----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一声痛恨官僚和官僚主义，但是他的小农意识和视野，又无法使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找出解决“无产阶级执政后如何防止兑变”的方案，于是他发动了文革，并欣赏张春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但毛泽东很清楚，四人帮不堪大任，所以他后来选中华国锋并托孤给叶剑英元帅，这怎么能说他只信赖四人帮呢？

     4、关于辛子陵。他的《毛泽东全传》《红太阳的陨落》我断续地看过，第一本书漏洞百出，绝不是严肃的历史著作，第二本书也是小说家言。读他的书，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善于断章取义，例如找了恩格斯九十几个字，就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次善于制造谎言，如他竟然制造出所谓“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当时×指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云云，这段广为传送（甚至李锐老先生也四处传播这条虚假材料）的弥天大谎，历经核实，始作俑者就是辛子陵。几年来，我为核实这一“重要会议”，已经翻阅了所有能见到的党史书籍，证明这绝对是造假，如邓小平和陈云，从198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二老会晤的任何记录（八十年代他们就“谈不拢”），而且，杨尚昆之子回忆，从1992年十四大之后，邓和杨尚昆再也没有会过面，但辛子陵却造出一个所谓“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有人要求重评毛泽东，邓要放一放。而且会议扩大到已经彻底退休的邓、陈、彭、薄四老，这纯粹是不懂政治的欺世鬼话！

    结论，我尽管不赞成乌有之乡起诉茅于轼和辛子陵，但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还是提醒各位，茅于轼的文章，尽管批评文革的论述基本正确，但否定毛泽东是绝对错误的；辛子陵的文章，掺假太多，尽量少看，如果实在需要看，一定要和其他党史著作参校，免得成为谣言传播者，以有损于自身形象特别是理论信誉。

附录：

袁腾飞妄评毛泽东有点太过！

http://blog.stnn.cc/yiquanxuan/Efp_Bl_1004466013.aspx

    其实，新中国拼爹是从拼老公开始的。

    1969年中共九大，江青、叶群双双进入政治局，成为第一批党的副总理级女领导人，她们凭借的绝对不是什么真本事，因为比她们在党内资格老、贡献大、威望高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当时都没有能够进入政治局，而江青、叶群，不过是因为她们俩是一号二号的老婆，在当时互相利用、暗箱分赃的结果而已。

    有了当时的拼老公，“拼爹”必然产生。

    江青的女儿李讷，文革夺取了解放军报的权，27岁即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党的十大之后，又担任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委书记相当于今天的副书记）；

    有了拼爹，也就有了“拼叔叔”。

    由江青抚养长大的毛泽民和地下党员朱丹华之子毛远新，27岁即（68年）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后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掌控东三省军务大权的人物，当时他也不过才28岁。1975年，他又担任政治局和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又被内定为政治局常委；

    于是，也就有了拼姨表叔、拼姨表爷爷如此种种。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有权利可以提拔你的老婆孩子，我有权利我也可以提拔我的老婆孩子，谁也别说谁，大家都一样。

    上面说的是新中国这一消极现象。其实在旧中国，拼爹这样的消极现象，再寻常不过了，反动的四大家族、各军阀哪一个不是家族统治，拼爹拼老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加上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彻底扫除国民党的独裁反动统治，其中当然包括拼爹拼老公等一切腐败现象。

    可是，为什么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到了文革，却出现了国民党当时盛行的腐败现象、以至于今天阴魂不散？难道这些革命烈士的鲜血，仅仅是为了改朝换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是这样，对得起当年那些革命先烈吗？

    所以，为了捍卫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今天当务之急，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的让人民监督政府（毛泽东延安对黄炎培语）的“人民民主”政体，我想，大约这才是消灭一切拼老公拼爹现象的根本法宝吧。

     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从秦代，特别是汉代到明末，成年男子本来是不理发的，不仅不理发，甚至连自然脱落的头发以及剪下的指甲等等，都要小心翼翼保存好，等百年之后，一起带入棺材。这是严格遵循儒家“十三经”中字数最少、内容最为鄙陋的《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之古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孝之始也”的结果。当时男子的基本发型，是把头发束在后脑顶端，绾成发髻，这一延续了两千年的传统习惯，到了1644年明清嬗变之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清军入关之后，摄政王多尔衮即在嫂子、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科尔沁蒙古族孝庄太后的影响下，颁布剃发令，因受到汉族士大夫的抵制暂缓。第二年即1645年，清军南下，在攻下江南苏杭之地后，以为大局已定，于是为了加强统治，从心理上摧垮坚守“夷夏之防”的汉族士大夫的精神信仰，避免元朝蒙、汉“一国两制”最终导致元朝灭亡的覆辙，多尔衮接受汉奸孙之獬的奏疏，再次颁布“剃发令”，规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严令清军占领区汉族男性必须依照满族的发式剃发，如果拒绝剃发，即视为谋反予以斩首。这道命令发布后，遭到江南士绅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于是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血腥的种族大屠杀，其中据载，当年八十万人口的扬州城被杀的只剩下四百八十多个老弱病残！

      汉族士绅民众为什么对剃发令反应这么强烈呢？这和清初汉族和满族的发式的巨大差异有直接的关系。满族属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东胡”系统，和鲜卑、室韦、契丹等民族远远密切，这些东胡系统的少数民族，都“剃发垂辫”，满族亦然。

我们今天看电影电视，清朝男子的发式，都是前面一半剃成光头，后面的一半在脑后下方编成长辫子，这其实是清朝后期的做法，清初不是这样，而是把整个头顶差不多剃光，只在头顶或后脑下方，留下铜钱般大小的头发，编成细长的辫子，俗称“金钱鼠尾”，直到清朝中期嘉庆年间，才逐渐扩大为“蛇尾”，清朝后期才演变成今天影视中所展示的“牛尾”辫。所以，以国家强制力要求一个从来连一丝头发都不剃的民族，迅即剃成准光头，无怪乎汉族民众坚决抵制！

     汉族臣民的强烈反抗，也使得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严厉执行“剃发令”，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缓和矛盾，于是有了“十从十不从”的说法，即头发服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僧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以及政治制度、民俗、语言方面“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等等，这算是在强权之下的一点点折中。不仅如此，为了尽可能的多留一些头发，广大汉族民众还利用春节期间百业休整之际，以正月不剃头来寄托对明朝、以及象征自己文化传统的“束发”这一民族旧俗的思念，这就是正月里不剃头“思旧”---思念旧国的由来。为了避免麻烦，汉族士绅还实施障眼法，把“思旧”故意解读成“死舅”，而广大人民群众代代口耳相传，慢慢地在习惯于剃发之后，逐渐忘却其本意，但却把因误读而产生的延伸义“死舅”当成本意，甚至在此基础上，又重新拾起《孝经》中那句圣训，更进一步延伸为“妨父母”，对此，我有亲身体会。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并无亲舅舅，又因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身体力行，抵制一切封建迷信，每年正月，破五之后，即去理发，但奶奶知道之后，仍然很不高兴，说正月里不剃头，剃头死舅舅，没有舅舅妨父母，坚决要我改正。虽然明知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讨得老人欢心，同时因为父母年岁也越来越大，身体也不是很好，于是直到现在，正月里再也没有理过一次发，这也许就是所谓“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吧。

中塔本无边界问题，因塔吉克斯坦在清朝时差不多全部都是中国的国土，只不过因清末《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签订），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这一条约规定乌兹别里山口以南，俄国边界转向西南，中国边界向南，中间三角区域归属待定，1900年沙俄强行霸占中间待定的三角区，继而又声称所谓的中国边界向南是沿萨彦阔岭向南，并非正南，派兵强行霸占乌孜别里山口正南方向与萨雷阔勒岭（今地图上中塔未定界）之间半月形的帕米尔高原2万多中国国土。至此，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差不多全部国土都脱离中国，并入沙皇俄国，形成现当代地图上的中塔边界未定界（就是实际控制线）。因沙俄霸占这一地区的中国国土毫无国际法依据，中国历届政府均未予承认。

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特别是割据台湾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图开疆”，在地图上不仅收复了“外蒙古”，而且“收复”了面积超过当年俄国强占的三角形待定区和整个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土地，相当于收复了现在的整个塔吉克斯坦巴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和阿富汗瓦罕走廊，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但由于国民党从来没有控制过南疆，更不要说边境地区，所以谈不上实际控制线有任何推进，当然除了地图开疆外，也没有签任何边界条约。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苏联时期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提出三角形待定区苏联占了就算了，乌孜别里山口竖直向正南与萨雷阔岭间2万8千平方公里的半月形土地则必须要归还，但苏联当时处于强势，寸土不让，不仅如此，还在边界地区制造事端，如大家熟知的铁列克提事件（中哈两国间铁列克提争议地区在划界时划已经归中国）。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继承了这一段边界，但是，由于塔国自身面积狭小，面积仅14.31万平方公里，中方如果坚持全部收回所有2.8万平方公里争议地区，无异于要塔国亡国，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在双方谈判中，双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中国在中塔边界南段取得了萨彦阔岭以西1000余平方公里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并不再主张剩余争议区的主权。对于塔国来讲，1000平方公里并不是小面积，故此举在塔国引起不小的动荡。

此外，在中塔边界北段，02版地图上有一个向塔国方向的突起，而边界条约后05年版地图则无此突起，实际上，02年版地图仅仅是中国主张的边界，而实际控制线比较靠后，两线间为塔国实际控制（继承苏俄的实际控制）的争议地区(约150平方公里)，两国达成边界协议后，塔国将争议地区东部的约占争议地区70%的土地实际控制权交给中国，中国则放弃对西部30%争议土地的主张。从实际控制领土的角度讲中国此处新增土地100余平方公里（随后中国即勘探发现了此地的金矿），应该讲边界谈判是有成果的。                                                              

 1999年双方签署《中塔边界条约》，主要是处理北段这两个突起处的争议区的，并不包括帕米尔中塔未定界地区争议；2002年《中塔边界补充条约》签订，解决了帕米尔未定界的争议；2008年10月勘界结束，2010年4月，双方签订勘界议定书，中塔北段两个突起争议区，中吉，中哈边界都在03年左右完成了勘界，故而02到05年的地图上边界线由主张线变成了条约线，有所后退，中塔边界南段帕米尔未定界08年才正式勘界完毕，故02年与05年地图均是仍旧依照旧时将此处化成无点虚线（未定界），尚未体现出中塔勘界后虚线变实线（边界已定）和实际控制边界前推。

 如果有哪位只会唱高调的“爱国者”，继续指责说地图上最终的勘界线线比我国政府主张线后退了，因而是卖国，那就劳驾多费点纸张彩墨，把地图印大点，学一学国民党和蒋公的“地图开疆”，继续精神胜利吧。

   “主体思想，就是人民领袖的哲学。”

    “对领袖的忠诚，要实现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生活化。” 

    “思想决定一切。” 

    “思想一发动则万事顺利，思想一沉睡则前功尽弃。” 

    “就像汽车发动后才可以疾驶一样，发动人的思想才能达到目的。” 

    “支配世界的力量，不是金钱或者原子弹而是伟大的思想。” 

    “革命不是靠家庭出身，而是靠伟大的思想。” 

    “为伟大的思想所领导的党才是伟大的党。” 

    “思想是劳动阶级唯一的武器，也是最有威力的武器。” 

    “为伟大思想所领导的人民，才能成为创造伟大历史的高度自豪的人民。” 

     “革命在领袖的领导下前进，在领袖的怀抱里人民才能过真正的生活。” 

     “只要领袖伟大，小小的国家也会成为伟大时代思想的祖国、思想的强国和政治大国，四射光芒。” 

     “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党创造伟大的人民。” 

    “一个民族的伟大性取决于其国家领袖的伟大，人民的未来取决于其领袖的英明。” 

     “人生观的基本核心在于对领袖的忠诚，人生的真正价值和幸福的标准也在于此。” 

    “如果没有英明的领袖领导， 群众就等于没有大脑的肉体。” 

    “如果没有卓越的领袖，人民就等于没有父母的孤儿。” 

    “有领袖的福气，必然会有人民的福气。” 

    “革命的领袖观是革命的世界观的核心，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领袖是扶持万民的伟大的慈父，是万民景仰的恩惠的太阳。” 

    “忠诚，是把领袖作为团结的中心、思想和领导的中心来拥戴，遵照领袖领导的革命战士的政治思想品质。” 

    “忠孝是革命家的最高品质。” 

    “不存在离开孝心的名人，也不存在离开忠诚的伟人。” 

    “信守忠诚的信念和情义就是忠臣，放弃则是奸臣。” 

    “革命家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人生观、革命观、组织观、道德观是以领袖观为前提，而领袖观的基本核心归根到底是对领袖的忠诚和孝心。”

    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是所谓人民网强国论：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385088&view=1&pageNo=1&boardId=2

    题目叫做：《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政权的敌人》，这位章怡和就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鼎鼎大名的右派，实际上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亲密诤友，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反蒋斗士章伯钧的女儿。孔庆东这篇文章，是在北航一书吧漫谈金庸之后，回答一位女生提问时的谈话记录。这位女孩子很喜欢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请孔庆东评价一下。没想到，从未听说对共和国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党史有任何研究的北大所谓教授孔庆东，随即大放厥词，看完之后，不仅很气愤，更深为北大有这样哗众取宠的小人、不学无术的骗子感到愤慨！

     关于反右派运动，只要有良知，只要懂点历史，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那是一场由某一个“疯了”（陆定一语）的人拿民族精英搞的一场美其名曰“阳谋”的，导致五十多万人最终被打入另册，甚至家破人亡的闹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对耻辱。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这五大右派都是中国真正的栋梁、脊梁、中华民族的精英！），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就这一点，孔庆东难道都不知道吗！

     关于章伯钧其人，只要有良知，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观点，认真看看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章伯钧先生的发言，就会知道当年的反蒋斗士，是那么热爱、真诚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章伯钧先生当年给共产党所提的意见，到现在还是十分深刻、入木三分！他比今天那些有事没事混入民主党派的政治投机分子要光明磊落不知道多少倍”！比混入党内贩卖极左思想的假党员不知伟大多少倍！

     常言说，隔行如隔山。反右派运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主席早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说得好：你对某一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就停止你的发言权，这岂不太残酷了吗？一点也不残酷！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张恒寿先生生前说过：要先看书再下结论，这是作为学者的起码的良知，否则，你怎么能够“独留真知启后人”呢？北大教师，所谓醉侠孔庆东，好好搞你的飘渺无虚的金庸吧，这个没人管你。但是你要是跨专业，对共和国史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在没有做过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指手画脚，哗“左”众以邀宠，你的人格就太令人感到恶心无耻了！

    你改悔吧！

                                                                             2007年4月28日

    高阳（1926—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曾任台湾《中华日报》总主笔、《中央日报》主笔等。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约105册。

    上高中时，偶然在地摊上看到一本《大将曹彬》，随手翻阅，即放下。我对历史小说，历来不感兴趣，特别是对以文学写历史的作家，尤其反感，因为总觉得这一类所谓作家，不过是在历史现成的时间空间的框架里，仅仅凭借作家个人的主观想象，添枝加叶，甚至为了让故事情节蜿蜒曲折、起伏跌宕，不惜篡改历史事实，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这类作家远远不能和真正深入社会，体验人生的纯粹“原创”作家相比。历史毕竟是历史，它和文学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根本差异在于，文学可以凭借作家头脑的想象，去做“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创造，历史则除了可以在阐述历史过程是添加个人情感色彩之外，其原因、条件、背景、事件、过程、人物、时间、结果、影响等等，这些客观存在，是绝对不可以凭借想象而创造的，否则，便不是历史，而是胡说八道，张嘴闭嘴大言不惭，误人子弟！

    因此，我对高阳一直存有偏见，以为他和河南那位写清朝几个皇帝的三流作家同属一类，尽管上大学之后经常从书店、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红顶商人》、《瀛台落日》等著作，但都是匆匆瞥过，甚至都没有抽出来哪怕浏览一下。

    我对高阳的真正认识，是在北大进修的时候，听刘桂生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史》课上讲述袁世凯《戊戌日记》，论及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引发，并谈到台湾作家高阳是较早考证出这一讹误的“非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老先生从近代史的角度对高阳给予极高的评价，说高阳的考证功底十分精湛，我才开始关注他和他的作品。1997年“五一”之际，我在易县给“三沟通”讲授中共党史课之后，在参观雍正帝泰陵的时候，在陵寝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里发现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的高阳的《慈禧全传》，定价44元，而保定同样的新版书，已经涨到112元，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但也没有来得及细读。

    真正让我对高阳如醉如痴，是2001年暑假前。那是一个星期五，我上午给中文本科一班上课，下午给二班上课。因“五一”之后作息时间调整，我也没有午休的习惯，中饭后到下午上课之间的两个半小时，如何打发成了问题。幸亏学校离火车站地下图书城很近，于是便不时约上几个喜欢读书的弟子，去那里淘书。

    这火车站地下图书城，原本是文革时期的战备防空洞，好多城市的火车站都有这样的防空洞。文革结束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些防空洞一般都改造为地下超市，我们这里改造成“地下图书城”。这个图书城有几十家书店，既卖正版书，也卖克隆书；既卖名著，也卖杂志，更经营各种教材，生意很兴隆。我们到这里来，主要是淘一些正版旧书，或是过期的杂志（如《中国国家地理》），而每每会有意外的收获。

    那一天，带着几个弟子去地下图书城的“古越书店”淘书，当时这家书店正处理大批的三联书店的旧版书，因我和老板素日友善，他特许我和我的学生来这里买书，一律2折，于是我的弟子们也都大包小包的买了一大批三联版的图书。学生们兴致勃勃地翻阅、挑选三联版图书。我则顺便浏览其他出版社的书籍。突然，发现西北角有一架中国友谊出版社版的高阳的名著《红楼梦断》四部：《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我看了看定价，如按2折不过区区20几块钱，这四本书是以文学形式描述曹雪芹及其家族的故事、以曹家和曹雪芹舅爷李煦两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乃至籍没归京的荣辱兴衰过程的历史小说，体现了高阳对红楼梦作者的理解。我随手拿起《秣陵春》，这是《红楼梦断》的第一部，在这部书中，高阳根据他自己多年揣摩、研究曹雪芹创作原意，以《红楼梦》中秦可卿和贾珍通奸“淫丧天香楼”的故事原型为线索，从李煦把儿媳鼎大奶奶强奸之后、鼎大奶奶自尽起笔，述说了苏州织造李煦家族的中落和衰败。

    翻开第一页，读了几行，立即被高阳流畅的文笔和引人入胜、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吸引住了----这么畅快、这么引人入胜的文笔，这么多年，印象中只有梁启超，虽然高阳是小说家，梁启超是学问家。梁启超和鲁迅、陈寅恪不同，鲁迅、陈寅恪的文笔是菜根谭，越咀嚼越有味道，越思考越深刻，因为鲁迅往往不恤用曲笔，在字里行间融入微言大义；陈寅恪本是史学家，春秋笔法更是手到擒来，但这样往往就使得文章艰涩难读，胡适先生就说陈先生的文章写的很不好。梁启超的文笔则不同，大气磅礴，一气呵成，真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尽管梁启超写的是学术著作，但因其文笔半文半白，流畅顺通，读起来毫不枯燥，这在学人著作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他的文章著作，我只要开卷就难以放下。

    高阳的小说，直如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一样耐读。

    特别是这部《秣陵春》，不光文笔流畅，一开始即设下了动人心弦的情节：李煦捡了一根簪子，原是儿媳鼎大奶奶的，准备送还，恰值鼎大奶奶在沐浴，李煦春意萌动，欲行不轨。。。。看到这里，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心跳不免有些加快，不知道高阳要怎么写下去，我正要揣着一颗怦怦跳的心继续下去，可一看手表，已经两点四十，几位弟子已经选好书正待回返。我实在难以割舍书中动人心魄的情节，于是迅速挑选了品相较好的四册，匆匆结账，回到教师休息室洗了把脸，迅即去给学生上课。

    因为正值六月初，天气已经很热，教室因不通风之故，虽有电扇但仍挥汗如雨。我历来都是从容讲课，但是这次却大不一样，“身在课上，心在书中”，精神怎么也不能集中、进入状态，脑子一直徘徊在李煦家中的后花园，这样讲出课来，效果可想而知。学生也觉得很诧异，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语无伦次的我，老师这是怎么啦？

我看到学生惊异的目光，因心怀鬼胎于是更加紧张，额头渗出黄豆大的汗珠，很快，整个身子也跟着湿透了。

   “老师，你怎么啦？”班长看到我浑身是汗，十分关切。

   “我，我，。。。有点不舒服”。

   “老师，看您的样子，要不咱们先别上课了，回头再找时间补课，好吗？”

    班长和几个男生过来，扶住我。

    我说，“那，那，那好吧，回头再找时间补课”。

    他们几个把我扶着我来到教师休息室，帮我收拾好书包，打车送我回到家中。

    我给了学生打车费和回去的公交车费，目送学生下楼。

    看着学生走远了，我赶紧来到卫生间，痛快地冲了个凉水澡，换上新衣服，打开空调，沏了一杯茶，拿出背包中的《红楼梦断》，翻出第一册已经读到的那几页，继续阅读。呵呵，想象中的刺激描写，一丁点都没有！高阳写的非常干净，没有一丝一毫的色情笔调，但他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极其流畅的文笔，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却给读者以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牵引着读者顺着作者的伏笔不断探幽揽胜！

    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其实，历史和文学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司马迁就说过，“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好的历史著作，必定需要优美的文笔来阐述，太史公《史记》和近人张荫麟《中国史纲》之所以受到广泛好评，其文学描述功不可没。一个历史小说作家只要认真学习、研究历史，同时尊重客观，实事求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历史小说”，高阳先生即为当代历史小说家们，树立了绝好的榜样。他写作生涯始于1951年，1962年在《联合报》发表了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一鸣惊人，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写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作家杨明先生曾写道：“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致，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然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产量更是惊人。”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又擅附会历史线索编织故事，论者称其“擅长工笔白描，注重墨色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整个周六周日，终于匆匆读完了这厚厚的四本小说。从这时开始，我喜欢上了高阳的作品，直到今天。

下面谈谈我的理由。

首先，严重扰乱正常的上班、上学秩序。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际，根据国际惯例决定采取公元纪年，上班以星期为单位，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九十年代之后，又改为双休日，这比较符合实际，1999年9月，国务院改革出台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国庆节、春节和“五一”法定节日加上倒休，全国放假7天，形成三个黄金周，这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大众心理。但是，2008年开始，在几个基本不关心民生、尸位素餐的政协委员鼓噪下，国务院明令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放假，即在一年中插入三个“三天”小长假，这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其实严重不寻常。这三个小长假，把整个正常每周上五天班（课）、然后双休两天的有规律的秩序都给打乱了。以学校为例，寒假开学一个月之后，清明节放假，学校倒课；再过一个月五一，放假，再倒课；然后再过一个多月，端午节放假，学校又要倒课。倒课还是小事，每放一次假，学生就要回家，即便不回家，也要举行活动，前后从谋划到节后收心，没有一周时间下不来，耽误课不说，规律的学习生活全被打乱。课倒来倒去，弄得教学秩序很不严肃。

上班族更是如此。这三天假的活动，从准备开始，绝不是三天能完成的。比如清明节，照现行规定，从清明节当天开始放假，如果按照清明放假本意，大家去祭奠先人，那就得从清明这天之前准备香纸烛马，瓜果点心等祭品。这还没放假，心思就提前进入假期了。清明烧纸之后，还有两天假日，这两天如果休息还好，如果离故乡稍微远一些，则一定弄个人困马乏，假期过后，身体的劳累、心理的疲顿，没有几天调整不过来。中秋端午走亲访友更不待言。有人说，小长假你可以不出去呀，可以在家休息呀，如果清明放假，大家都在家休息，不去祭奠祖先，那这么倒来倒去的放假为了什么？如果是端午节、中秋节，你能在家休息吗？你要是在家休息，那人情世故还要不要？还有，周六周日本来就该休息，还经常被倒来倒去充当法定假期！所以，传统节日小长假严重扰乱正常的上班、上学秩序，得不偿失，这恐怕是那些饱食终日的政协委员所没想到的吧？

其次，劳民伤财，怨声载道。传统节日放假，初衷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抵制外来文化等等。但是，这完全没有考虑现实中国的实际。中国从来就是个重视人际关系、人情、“礼尚往来”国家，这使得传统节假日根本没法休息。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如此之快，压力如此之大，中秋、春节已经把人们折腾的够意思了，本来可以在双休日得以缓解。现在好了，又多一个端午节，也就是又增加了一个必须走亲访友、请客送礼的节日，原本中秋节送月饼，现在又来一端午节送粽子。这个据说本来纪念屈原的节日的内涵大家没记得多少，可是“端阳”这两个字，倒是给官场注入了新的请客送礼的传统理由！清明节因为特殊的内涵，请客送礼不大可能，但是，这一天要祭奠祖先，各级官员们公车私用是必然的，领导有先人，司机人家也有先人啊，但是等级森严，这就造成事实上的等级制度！祭奠祖先，很多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怎么能够移风易俗？国家都放假鼓励大家搞祭祀祭奠，坟墓能不修的体面些吗？祭祀礼品能不搞的丰富些吗？祭祀的冥币能不搞的更精美、面额更大一些吗？

实际上，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特定的“过节”的时间段，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如清明节，最关键是早晨和上午去烧纸祭奠，过午就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就是失礼；端午节最主要的是中“午”，插艾叶，吃粽子，喝雄黄酒；中秋节最主要就是晚上赏月，毕竟“自古中秋月最明”。掌握了这几个传统节日的特定的关键时间段，这样既少了应酬的借口，又体验弘扬了传统。如中秋节，上班族除了少数晚上加班的，完全可以自己以家庭为单位，或者约几位朋友、同事，一起吃顿丰盛的晚宴，之后大家携手赏月等等。纪念传统，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涵。至于团聚，现在交通很发达，已经不是问题，况且近距离的，周末也可以团聚，远距离的，即便放三天假也没法“团聚”。即便长途奔波团聚成功，返回之后，身心疲惫还影响正常工作。至于清明节，近距离可以祭奠，远距离就算了，毕竟关键在于生前孝顺，而不在于死后哀荣。所以，出于移风易俗的考虑，传统节日根本无需放假，完全可以不放假。退一步说，即便放假，也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放三天。

第三．不利于民族团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汉族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人数占绝大多数，但毕竟从民族构成角度，却只占五十六分之一，据考证，清明、端午、中秋这些古代农耕地区的节日，今天除汉族之外，还有一些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过这样的节日，而拥有自治区域的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不过这些农历节日。毕竟这些传统节日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公历不一样，和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些国际节日大不一样，同时也和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这些全国法定节日大不一样。如果以汉族的为主的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成为全国法定假日，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也要一刀切，法定他们过这些节日。那么，藏历新年、古尔邦节、“敖包”节、彝族的火把节是不是也需要全国放假？凭什么人家的节日就只能本地从实际出发作规定、而汉族等民族的节日就必须全国法定放假？

第四，不利于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清明、端午、中秋成了法定假日，那比这三个传统节日地位一点都不次的元宵节、七夕乞巧节、中元节、重阳节特别是冬至，为什么不放假？重阳节是老人节，中国不是有尊老的传统吗？这个儒家传统哪里去了？我估计全国的老人都会强烈置疑！古来“冬至大如年”，我们小的时候，冬至这一天吃饺子，可见多么重要！有的教授因此呼吁“何妨将七大传统节日都放假”，照这个思路，如果“为了让大家铭记中国的传统节日”，那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24节气，是不是也都应该放假，让大家都体验一下，铭记一下？中国还有农历呢，要不初一、十五都放假？或者干脆废除公历，就用农历纪年，这岂不是更符合传统！

鼓噪传统节日放假的那些政协委员信口开河，什么青年人热衷过洋节，这表明中国民众对本土传统没有了热情，在文化上丧失了自信，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这样经不起思考的观点决策者居然还采纳，实在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说这种话的人，那就应该脱掉西服、换上长袍马褂，家中妇女也缠上小脚；然后废除公历，因为这是以耶稣诞生为纪念开端的；废除星期，废除一夫一妻制度，纳妾合法化，这也是源自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节日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退，和一些洋节纳入民众文化生活，这太正常不过了，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心理需求多元化的趋向，更主要的是，那些传统节日产生于农耕时代，随着工业化发展，同样产生于古代，但是历经欧美近现代化洗涤之后的“洋节”，实际上已经吸纳了“工业化”的现代文化因子，成为“现代节日”，比如“情人节”，有人硬是要把七夕东施效颦式的弄成“中国的情人节”，但却不知道，七夕的本意除了鹊桥相会之外，主要的确是向织女“乞巧”的内容，即学习什么穿针引线缝补衣衫等等，设若今天一定要强制要让连毛衣都不会打的80后、90后的女孩子们去向织女“乞巧”，那些政协委员提着脑袋好好想想，这能行得通吗？

结论：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放假，纯属胡闹。为此，强烈建议取消传统节日小长假！强烈要求恢复五一黄金周！

燕舞莺歌万景台，三千俯仰一人裁。

   虎贲誓死金汤固[1]，哪管黎元遍地灾。

其二

何必举贤论茂材，金家血胤卵珠胎。

   鐍匣权且遮人眼，笑指西夷枉自猜[2]。

其三

裙钗罗带渐登台，欲演先天故事哉？

   南山窣堵终难禁，悬首白绫究可哀[3]。

其四

顺之则昌逆之衰，世界潮流浩荡开。

   独夫休做长春梦，时日终将有亡哉[4]！

注：

[1]：北韩实行“先军政治”；

[2]：金正日访华，云提拔三子为接班人纯属西方人“无端造谣”；

[3]：唐玄宗先天二年，史载：“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义、萧至忠、窦怀贞谋反，伏诛”；

[4]：《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计算清朝鼎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并不困难。

   按目前通行的中学和大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尽管这是教科书，但清末丧失国土面积确是世人所共知的一般常识），清代鼎盛时期疆域一般表述为“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西南包括拉达克，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包南海诸岛，是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清朝疆域的面积，但中学、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则明确记载了清末国土丧失面积。把这些清末被列强侵占的国土总面积之和，加上今天我们的陆地国土面积，就是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

   兹将教科书所引清末丧失国土面积列于下：

   一、1858年沙俄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海参崴在内的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几个边界条约，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侵占新疆西北部7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这累计已达151万平方公里；

   二、被沙俄和苏联策动独立的外蒙古面积156.65万平方公里；

   三、1917年沙俄吞并中国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计17万平方公里；

   四、1900年沙俄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高原2万余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五、道光末年被英属印度侵占的西藏拉达克地区，计9.8万平方公里；

   以上清末丧失国土总计：336.45万平方公里。今天我们现有国土名义上约960万平方公里（含印占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加上清末丧失的这336.45万平方公里，清代鼎盛时期疆域面积总计至少应该是1296、45万平方公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300万平方公里，与蓝勇先生、宋岩先生所谓1216万平方公里，相差80.45万平方公里，不知蓝先生、宋先生所谓清代疆域面积有何根据？

   还有，本书第151页下引宋岩《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的图表中，元代面积被估算为1372万平方公里，这与我们通常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王朝的国土面积相差甚远。根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所示，元代疆域虽然不包括新疆，但北界一直到北冰洋（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也这样表述），几乎包括整个贝加尔湖以北，勒拿河、鄂毕河、叶尼塞河流域的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从地图上即可看出，元朝疆域绝对要比清朝鼎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大好几百万平方公里，但不知宋岩先生根据何种材料，元朝面积估算为1372平方公里，仅仅比清代鼎盛时期的实际面积1296、45万平方公里大75.55万平方公里。如此，隶属元朝的贝加尔湖两岸及其以北的广大西伯利亚地区都算是谁的辖地？

   偶然一得，不揣浅陋，敬希方家指正。

   其实大可不必。关于《狼图腾》，酷爱藏书的我还真没有买这本书，因为感觉有点贵，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是畅销通俗小说，大概因为学历史的缘故吧，我一直对畅销小说不大感兴趣。后来从网络下载之后，认真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后记》写得比正文有水平，但也了无新意。

   我知道狼作为图腾，是在高中时，读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所写的关于成吉思汗一生的著名小说《苍狼》。大学时，又间接读过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02页），知“狼为突厥民族之图腾。隋末北方群雄，既受突厥之狼头纛，则突厥亦以部属视之矣。” 后来查阅史籍，得知狼作为图腾，是戎狄丁零突厥蒙古等草原民族的信仰崇拜，因为在草原上，狼是整个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级猛兽，它没有任何天敌，勇猛且审慎、狡诈而果敢，群居并有一定社会组织，捕猎时团队合作，狼的这些类似于人类的特性对处于恶劣生存环境、不得不“战天斗地”、竞争意识强烈的游牧部落和民族来说，无疑是天然的崇拜对象，因此，草原民族对狼甚至到了某种极端的程度：据井上靖先生小说中描述，成吉思汗直到生命的终结，还一直在怀疑自己血管里流淌的是不是作为蒙古人的祖先----狼的血液！

   但是这些历史上以狼为图腾、具有狼的精神的民族今天又如之奈何？强大的突厥汗国消失了，其苗裔即今天的土耳其也不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所以至今仍在欧盟门槛前徘徊；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没有了，今天的蒙古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青海蒙古、新疆蒙古自治州，俄罗斯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图瓦三个蒙古族自治共和国，这些蒙古族地区不都相对比较落后而有待发展吗？反之，台湾香港上海深圳没有狼的精神，今天不也以其繁华荣茂而令世人刮目相看？可见，狼图腾、狼性的民族精神，不过是北亚、中亚大草原特殊自然环境造就的物种生存意志而已，这种精神也许仅仅适合中北亚大草原，一俟海洋文明的现代工业化风雨拂荡洗涤，很快也就随着草原的衰退而日渐式微。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每个民族在历史传统的长河中，都会因自然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等等熔铸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以中华民族的主题汉族为例，上古即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古即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世则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民族精神。和狼的精神相比，儒家思想中注重家庭社会集体、倡导中庸和谐，提倡积极进取，弘扬生命主体意识等等，不仅丝毫不逊色，反而比“狼性精神”不知要系统、高明多少倍！中华民族精神的背后，就是融合上古中原各部落图腾而形成的“龙图腾”。和“狼图腾”一样，“龙图腾”也必须接受现代工业化的检阅，适合的，留下，从中发掘其现实生命力，继续造福民族；不适合的，抛弃，丝毫不要迟疑舒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今时代，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无论是谁，要是无视世界潮流趋势，无视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原则和价值观念，无视本民族既有的优秀文化精神，生搬硬套、移植已成为历史的“狼图腾”，甚至看了仅仅是一本畅销小说、尚未在文坛最终定位的《狼图腾》之后，就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以为从此发现了民族振兴的灵丹妙药，或是救命稻草，然后手舞足蹈、狂呼大叫，那不叫肤浅才怪呢！

   比如新版《红楼梦》，和被普遍称之为“经典”的87年版相比，剧中人物，给人的感觉都很别扭。老祖宗贾母扮相、神态很像动画片《天书奇谭》中的老狐狸精，全无李婷当年雍容华贵之气。归亚蕾饰演的王夫人，怎么都难以摆脱《橘子红了》大妈的影子，而且随口尖音不改，让人很难联想起这是《红楼梦》中的语言。和87年版相较，袭人倒是成熟的不少，怎么也不像个伶俐的丫头，从慢条斯理的说话看，倒像是有些许87年版妙玉的劲头。至于宝玉，虽然如宝似玉，确实是个帅哥，但也太稚嫩了点吧，整个一初中早恋，忠于原著也不能找个看上去这么小的孩子来演爱情戏，直让成年人大倒胃口。新版贾政活像个地主，一点应有的迂腐的书生气都不见，相貌也丑陋许多，很难想象他和归亚蕾版的王夫人能生出宝玉这样的帅哥。宝钗我没看出什么来，黛玉呢，感觉有点做作，明显是在“强自说愁”，本来可以给大家一点想象的空间，结果旁白都给说清楚了，黛玉的戏份就更加单薄。王熙凤就更别说了，身上竟多了大几分灵气和真诚，说话都是实心实意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戏里，要不是王熙凤给完刘姥姥钱之后还有个表示讨嫌的眼神，紧跟着早退了，要不是这个，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工于心计的南省辣子味儿，但就这一点，却暴露了王熙凤这个动作和眼神，恰恰是故意为之，根本不是人物性格。周瑞家的呢，变得爽快无比，笑呵呵的，该有的一点城府和势力眼，全都没有了，全然不像是一个善于揣摩主子意图、暗地托大的管家婆子。秦钟倒是出现了，一看就让熟悉李少红的人立马想起《大明宫词》中的“合欢”，连打扮都有点像。至于深沉的画面、另类的音乐、诡异的行踪，偶然一个镜头，确实以为是在演《聊斋》。

    以上仅以新版《红楼梦》为例，其他重拍的经典影视剧，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些重拍的电视剧普遍不被看好、普遍被质疑，绝不是偶然的。这首先就存在一个什么是经典、经典为什么成其为经典的问题。就小说而言，读完任何一本经典名著，读者心中都会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等等，在自己心中、用自己的思想构织、演绎一部“自拍电视连续剧”，每一个小说中的人物都会在这样的“连续剧”中按照读者自己的潜意识、意识的组合来“演出”，这其实就是人们各自心目中的“经典”初级形态。可不要小看这个初级形态，真正的影视经典，就是源自导员个人心中的“经典”雏形，由每一位演员用自己心中对“经典”人物的理解，外化为符合大众心目中的“经典”雏形的经典人物形象，一句话，当一部影视剧的人物刻画被大众认可时，“经典”就产生了。而经典一旦产生，其影响力就辐射开来，从而深入人心达到高度契合，以至于任何后来者都绝难望其项背，绝难推翻人们心目的经典。之所以“经典”有这样的魅力，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

   首先、演员在经典影视中的所扮演的经典人物，都应该和小说中的经典人物原型高度神似。

    以《四世同堂》为例，1978年偶然听小说连续广播，开始接触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深深为书中的人物、情结所吸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198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看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其中韶华扮演的祁老太爷，郑邦玉扮演的瑞宣，李维康扮演的韵梅、以及李婉芬扮演的大赤包、周国志扮演的冠晓荷，还有李四爷、李四大妈、钱默吟先生、常二爷、天佑太太、孙七、小崔、马老寡妇、程长顺，个个有血有肉，和自己心中所拟想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的那些人物，简直高度吻合！当时我猜想，这肯定不仅仅是我个人心中的《四世同堂》，因为后来看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的《四世同堂》中丁聪先生的漫画插图，同样和我心中小说中人物高度神似，，我一直认为丁先生的插图一定是电视连续剧导演物色演员的重要参考，否则，难以想象小说---插图---电视连续剧竟然高度一致！同时，我又想到，既然丁聪先生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把握，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丁聪先生既这样想，我个人也这样想，大家也都会是这样想。如此，和大多数人心中的人物形象相吻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这样的影视剧就一定是经典。

   其次、主要演员，必须“用生命去饰演”主要角色，至少应该以此为大方向。

   郭沫若《蔡文姬》剧中，郭老借曹丕之口谈到他的艺术价值观时，说，“屈原、司马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艺术创作体会，演戏同样如此，真正的好戏，演员必须融入戏中，其最高境界就是王观堂先生所谓“无我之境”，戏我不分，一如陈凯歌《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这固然可能使得演员人生产生畸变，但非此难以写就经典绝唱。我们所谓的经典中，83年香港版《射到英雄传》中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87年版《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都是“用生命在演戏”，温美玲在《射雕》成功塑造蓉儿的美好形象之后因故自杀，陈晓旭始终没能走出林黛玉的影子，最终酿成痼疾，英年早逝。这虽然是个人人生的悲剧，但对翁美玲和陈晓旭来说又是一个成全。一个演员一生可能会演出无数场戏，但能够留下一部经典，此生足矣。翁美玲、陈晓旭以生命铸就的经典，要想超越，必须同样用生命来铸就。

   第三、演员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剧中的历史背景必须有相似之处。

   以《红楼梦》《四世同堂》拍摄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例，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市场经济商品意识尚未提上日程，人心尚未商品化，私心杂念很少，且那个年代和《四世同堂》发生的抗战八年相比，虽然相差40年，但中间有个文革，因为计划体制之下的城乡二元体制，小农自然经济广泛存在，相对而言，都是自给自足，因为都是比较闭塞的环境，历史背景很像，所以85年版《四世同堂》大家深有感触，觉得剧情场景人物就是那个年代的，八年抗战的老北京市民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反观新版《四世同堂》，虽然也不乏可取之处，但是总体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发生在抗战八年的故事，人物塑造也没有敌伪刺刀下亡国奴的沉默、抑郁、彷徨或抗争。再如小兵张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拍摄抗战片，那个年代，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民----农村的老乡们大多数还在，他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绪，无须刻意，只要稍微一激发，便可以惟妙惟肖，使得大家一看就认可，这就是抗日的年代，新版小兵张嘎的场景就孙色多了。这是成其为经典的必要前提。

   第四、如果演员和剧中的历史背景不相似，则演员必须对剧中的历史环境、人物性格、人物的文化底蕴，有深刻的理解，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

   比如87年版《红楼梦》中有很多人物是根本无法超越的。试举两例：刘晓庆电影《红楼梦》就冲一个小镜头，就证明刘晓庆饰演的王熙凤是失败的。那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王熙凤第一次看到刘姥姥，在车上，便给了一个极冷的近乎白眼的眼神，就这一个白眼，刘晓庆和邓婕扮演的王熙凤就地下天上、顷刻分明。要知道，王熙凤是什么人？刘姥姥又是什么人？刘姥姥虽然是一个贫妇，但是她是曾经和王夫人的父亲“偶然”连宗的王狗儿的岳母！也就是说，她名义上，算是王夫人娘家亲戚，王熙凤在背后可以和平而说“我说呢，要是一家子，我怎么不认识如何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工于心计的王熙凤，绝对不会、也不敢用这样的眼神看刘姥姥，毕竟王熙凤是王夫人“借”来管“西府”的事的东府的少奶奶，而刘姥姥的亲家毕竟是和王夫人娘家连了宗的王氏家族成员，尽管是败落的成员。就这么个失败的眼神，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居然也学了来，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再看新版《射雕》，如张纪中所饰演的王重阳，以张纪中的性格和文化底蕴，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崇尚“道法自然”的道家、道教，所以根本不可能理解金庸笔下创作的“道教式”的武林高手：因为如何处理好“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和“积极入世，救国救民”两者的关系，这一点不仅需要导演有相当的宗教知识素养，更需要演员自身有相当的传统文化底蕴，否则难以融入戏中。张纪中的形象神态，如果演一下塔利班版的西毒欧阳锋，或许还有点意思，只可惜他妄自托大，居然客串王重阳，实在是大煞风景。

   最后，经典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绝无“先入为主”之嫌。

   有人说，大家之所以批评“重拍”的各电视剧，是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这也是大错而特错的。以小说《三国演义》为例，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拍过《诸葛亮》，这个片子的主题曲以诸葛亮《待时歌》“风翱翔于千仞兮”为词，谱以古雅旋律，十分优美，听完留言往返，就主题曲而言，堪称经典。但是，经典是系统的美的体现，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局部美，电视连续剧《诸葛亮》成就了《待时歌》突出了诸葛亮，但却没有成就三国英雄群体的形象，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上演之后，以鲍国安饰演的曹操等强大的经典演员阵容，人们心中原有的诸葛亮的形象，很快被唐国强所演的诸葛亮取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回想起当年的电视连续剧《诸葛亮》了。

   《水浒传》情况则恰恰相反。八十年代，山东电视台曾经排演过《武松》，人们对祝延平所饰演的虎背熊腰、仪表堂堂的打虎英雄武二郎的山东大汉形象交口称赞，高度认同。等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拍完之后，尽管其中有李逵等多个经典形象，但是其中的武松武二郎，和祝延平所饰演的武松比起来，气质形象要逊色得多的多，所以，《水浒传》中的武松，始终没有能够成为经典，就连《水浒传》中的王婆，甚至也不如山东台《武松》中的王婆，给人们留下得印象深刻。

    同样的例子还有越剧电影《红楼梦》。如果说刘晓庆版电影《红楼梦》、陈少红版《红楼梦》都不是经典，但越剧《红楼梦》中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却以其特殊的魅力，留在相当多的红迷心中。如果说“先入为主”成立，那《诸葛亮》《武松》以及越剧电影《红楼梦》中这些现象又将作如何解释呢？

    2、今天的日本是亚洲的骄傲。今天的日本，已经成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国。人均GDP居全世界第二位，是亚洲第一大工业化国家；日本也是全世界森林覆盖率最大的国家，达到64%以上。日本国民素质之高，在战后，日本实行“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政策，日本国民体格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日本也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完美结合的国家，至今真正最为接近“唐装”的日本“和服”仍然是日本人民日常服装；日本人口密集，却井然有序，无论举办什麽比赛，都不会在赛后场地留下一片狼藉；日本地震频繁，却有著高效的抗震减灾措施；就连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日本甚至都毫不逊色于中国本身，以至於陈寅恪先生曾发出“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深切感慨；日本从中囯学习了茶道，但众所周知，日本的茶道品位，以及日本人民对茶道的研究，远远高出他们的老师；至於日本电子产品、日本教育水平、日本经济发展，则更是不言而喻。

    3、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学习日本，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史上，留日学习、或者前往日本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仁人志士，几乎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蒋介石、章士钊、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陈天华、毛泽东的岳父扬昌济、董必武、周恩来、郭沫若。。。。正是这些仁人志士，从日本把世界近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引入中国，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天辟地的变化。没有中国近代中日交流，就没有中国近现代史，这样说话毫不夸张。

    4、日本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外资援助囯。66%的外资，都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对华友好的成果。三十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6.9％来自日本。自1979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达27000亿日元（约合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从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中国电气化铁路、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中国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慷慨援助，正如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抗日战争历史一样，中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永志不忘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帮助。

    5、中国至少要努力学习日本30年，才能赶上、或可能超过日本。今天中国的种种不良现象，大到包括官场腐败现象，民族精神腐败和民族道德缺失，近乎全民族打麻将；中到铺张浪费、环境污染、超生、沙尘暴；小到随地吐痰、随地小便、随地扔垃圾、大吃大喝。。。如此种种，中国至少要努力学习日本30年，才有可能从国民素质、工业化等领域赶上，进而超过日本，因此，中日两国必须捐弃前嫌，超越小摩擦，维护友好大局。这正如八十年代中日青年友好的组织者和见证人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时，会见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时所强调的：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进一步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努力开传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日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95%是那位伟大领袖的发明，他老人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很偏科，国文、历史、政治、修身这些课学的都非常不错，但是“数学、外语尤糟”，这就决定了这位中国伟大领袖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相比，在知识结构、视野上，存有一定差距。

   不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通晓多门外语，马克思甚至“对数学这样一个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所以，这三位革命领袖不仅是能够大量快速掌握各国革命动态、信息和革命情况从而作出科学判断的革命家、理论家，而且还都对政治经济学有相当造诣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能写出《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的经济学巨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数学专业底蕴。

   我们这位领袖则在有着相当的优点的同时，还有在外语和数学这两个领域的明显缺憾。作为中师生，他老人家英语不好，其它外语更无从掌握，也基本没有在国外生活经验，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态势基本不了解，特别是他老人家晚年，闭关锁国，“关起门来闹革命”，“左”倾错误不断。这些“左”倾错误，恰恰是从他仅仅两次走马观花“访问”而根本没有实际考察的苏联学来的。

   这位伟大领袖数学学得也不好，所以“数感”很差，但是却爱算百分比，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说什么95%都是好的，不好的坏分子只占5%左右。我们细算一下，6亿人，95%之外，就是3000万；8亿人，95%之外，就是4000万！一个大国领袖，在没有任何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毫无根据地，仅凭想象就武断地把3000万或者4000万人划入另类并打入另册，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所以，看到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一连串精确、准确地数字脱口而出，联想起建国之后一次次左祸，感慨万千。看到现在还有“左”奴在卖弄95%的狗皮膏药，很是无耻和恶心。联系极左历史，可以断言，数学不好的领袖对人民来说不能不是个极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