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县人民法院监察室副主任张继峰状告煤矿讨要千万分红，引发众议。一审胜诉，二审待判，最新消息是张法官已经被免职。我个人意见，依照《法官法》和《公务员法》对公职人员不能从事经营性活动的禁止性规定，考虑到张法官还是在中纪委等三令五申情况下顶风妄为，情节极其恶劣，因此只摘掉他的乌纱帽还不够，还应坚决清除出法官队伍。但是，那千万分红，还是应该归属于他。

我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意见，禁止公务员入股办企业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是否有效，应当适用《合同法》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法官法》《公务员法》并不调整民事活动，而原告只是在陈某名下的隐名合伙人。因此，原告不是煤炭企业的主管，并没有依职权直接参与办煤矿，原告没有违反《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原告民事合同主体成立。

法官或者公务员是公职人员，行使国家公权，介入营利性经营活动，容易徇私舞弊，容易仗势欺人，容易内幕交易，因此，相关立法对其经营性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是应该的。但是，如果部分公务员违反此规定，该如何办呢？我查阅了《法官法》和《公务员法》，法律的规定不外乎免职等惩戒，但对其入股本金和所得，却并无明确规定，是个空白。2005年中纪委等四部门红头文件的规定是，“对逾期没有如实登记撤出投资或者隐瞒事买真相、采取其他手段继续投资入股办矿的人员，一经查出，一律就地免职，然后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有关规定”是何规定，语焉不详。倒是湖北省的贯彻意见提出，“凡清理纠正对象登记申报后，坚持不撤资退股的，收缴其投资入股的本金和全部收益，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行政给予开除公职处分；对其中的中共党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但窃以为，湖北省的职权部门“坚持不撤资退股的，收缴其投资入股的本金和全部收益”的规定明显没有法律法规支持，粗暴武断，是土政策，违背法治精神，应予取缔。

多数人有一种想当然的逻辑，公务员入股煤矿，是因为可以充当保护伞，是典型腐败。张继峰是法官，还有一官半职，一审法院当然会“官官相卫”。但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其荒谬处就在于罔顾是非，漠视法律。一切审判均应回归法治原则，以事实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至少从目前来看，张法官不存在强迫入股，也未有充当保护伞的劣迹（估计有此作用，煤矿反倒会私了，不会如此沸沸扬扬了），更不存在与一审法院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就算有，“贪赃”与“枉法”也是两回事），因此，桥归桥路归路，不能因为张法官是法官，也不能因为其违背了公职人员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规定，就剥夺其作为自然人应当享有的民事权利。要怪，只能够怪立法有空白。

其实，此个案也凸显出中国式治理的困境，即对于同一个问题，有立法规定，但立法规定有空白，有机可乘不严谨。更荒唐的是，党纪与行政，还要也总是能够节外生枝。以中纪委等四部门2005年的红头文件论，其出发点并不是严肃执法，而是整顿煤矿安全生产和反腐败，并且，其要点在于撤资退股，相当于既往不咎，对当事人没有任何惩处，实际上是变相的保护。是法律至上，还是文件管用，这是个病入膏肓的痼疾。

针对当前物价走涨，国家发改委近日提出，要向城乡低收入群体发放临时价格补贴。这样的举措，深得民心，令人拍手称快。我点阅相关新闻，对此善政愿闻其详，结果却失望不已。临时性补贴发多久？城乡低收入群体如何界定？补贴的钱从哪里来？由谁来发放？等等细节性问题，在报道里连蛛丝马迹都没有。而经验告诉我们，这每一个细节，只要有一个出纰漏，都可能使善政成泡影，甚至使善政走向反面。

最近媒体报道广西南宁展开经适房专项检查，对经适房“洗楼”式访问，两天下来，结果是7564户检查对象只敲开了2617户或35%，还有4947户或65%无人应答。对于这打开了房门的2617户，经核查，2082户确系户主本人居住，其余535户非户主本人居住。也就是说，已检查中有两成是违规使用。此前央视也现场调查过北京的经适房小区，镜头下经适房小区里私家车不少，甚至不乏奔驰宝马。

善政不能善始善终，一般人以雁过拔毛来认识。即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到乡镇或社区，雁过拔毛，越在上的手劲儿越隐蔽，越在下的手劲儿越大，除了部门截留，还有官吏中饱私囊，一只肥雁到了老百姓手里，能剩一个雁屁股就不错了。

但雁过拔毛论是粗放的，真正值得追究的是，各路神仙的手为何能够得逞？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其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以前国家有什么补贴，有什么新政策，老百姓往往不知道，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把上面的文件藏起来，自己搞个地方的红头文件塞私货。现在有了便捷通讯尤其是发达网络，老百姓之间可以通气儿，也能够见着上面的“精神”了，要好一些，但多数时候还是不够。尤其是在上级授权下级就细节进行完善的时候，老百姓不能很好的参与，没有发言权，更别提决策权，结果只能逆来顺受。

其二，是政策细节含混，留有余地，这些余地就是部门和个人上下其手的空间。许多红头文件“精神”十足，语句口号化，没有操作性。比如这最关键的低收入人群的身份识别，原来与低保、社保补贴、经适房廉租房等挂钩，现在还与价格补贴挂钩，但这个人群的锁定一直不清不楚。多低算低？收入是按个人还是按家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标准该怎么调整？退出机制如何？谁来监管？对冒领如何处罚？如果不能有效锁定人群，建立一个长效的动态数据库，再好的善政都是空谈，甚至导致浪费和腐败——该享受的人靠边站，不该享受的大快朵颐。现在尤其缺乏科学的界定机制，也缺乏退出机制，更谈不上处罚，谁不愿意弄虚作假去享受这天上掉下的馅儿饼呢？

信息不对称，政策细节很含混，因此造成别有用心的部门和个人浑水摸鱼，这是善政不能善终的痼疾。当局者必须正视这两大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善。最近有报道称未来国家对农民的补贴，将直发到农民的账户，这是一个伟大的细节改进，值得普及。

5月22日 经济观察报以《中国内地富人纷纷移民海外，精英与财富流失》为题报道，揭示自2003年前后第一轮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富人移民又暗潮涌动。2003年是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等针对富人的恶性案件引发，这一轮则是黄光裕案的重判导致富人对财富原罪追溯的担忧。

报道指出，富人移民主因有三：子女教育、安全感和新的生活方式。移民目的地除美国外，主要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近年新加坡因取消遗产税及不要求每年居留一定时间而成为新宠。财经评论人士吴晓波认为，富人移民潮与民企生存环境关联极大，尽管人数尚不多，但有扩大化趋势，政府应当反思，“要留钱，先留人；要留人，先留心”。

在一个全球化的的时代，虽然国家的疆界仍在，但对于富人而言，来去的自由度有极大的提升。人往高处走，只要手里钞票这个硬通货足够，天下任我选，富人移民不足为奇。其实非但民企富人如此，国企高管，政府高官，体娱界明星，一直都在设法使自己、配偶和子女“半路出家”，放弃中国籍，成为牛逼的外国人。

估计官方应有管制措施，除了高官，其他人要管人是管不住的，能够管的就是钱，不轻易的过境外放。但一来外资、合资和对外投资等有操作空间，二来地下钱庄之类的洗钱业也能耐不小。人都走了，要留钱也肯定是徒劳的。报道指出2009年仅投资移民美国的就有1000人，较上年翻一番。考虑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推算全国一年至少有四五千人移民海外，再考虑到国外米贵生存不易，中国人求稳妥，按平均每人两三千万身家计算，那财富流失当应该不下于1000亿。

富人移居海外，与我们大张旗鼓吸引外资是一个鲜明对比。好在目前多数富人虽然已经摇身变为外国人，但还在国内孜孜不倦的赚钱，财富流失尚未剧烈显现。不过这些人既然已经是“外人”，风吹草动那就比兔子还跑得快。

国内最近放开民企准入，高调重弹鼓励民企发展，或不是空头支票。而所谓分配改革喊了几年，今年再度提上议事日程，估计雨点不会太大。小平同志所设想的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和落后地区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蓝图已经实现了一半，但剩下的一半，似乎遥遥无期。

先富的原罪，该当何罪？这不仅涉及民企富人，也涉及国企富人，甚至涉及官员富人。这一道题，很难解。富人在国内庙宇不明朗的情况下，鞋底抹油去找西方的上帝，倒也顺理成章。

2010年5月24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