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随笔形式，而且感性而美丽的句子很容易让人疏忽文句里蕴有深意，但是这本书并不是随意读读就可以放过，其中很多语句拈出后皆可沉思，丽辞美句引出的思绪也许早已飘飞到书外，非但并不与书中内容一致，甚至是毫无关联天马行空的。在《立花是因为花有花道》中有这样几句话：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为道之寓。”这是儒者的见解。居高临下，沿“形而上者”，儒者奔“道”而去，自以为是“道”的载体。

可日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形而上者”遥望几眼，以为高不可攀，难以企及，便以审美之眼，回头观“器”，于器物之中，求体之“道”。

万物皆器，器都有道，儒者的思维是，我与道同体，能以道驭物，自然也就吾心即是宇宙，万物皆备于我了，此为圣化。。。。而日本人，作为个体，却从来未有过这样的自信，也未有过如此高明，他们选择了即物求道，于一事一物中，一点一滴地求道，不敢大而化之。

。。。。。在流连雪月花的日本人眼中，花是主体，本身即道。

这段话在书中只是为了简单说明中日文化思维的差异，以此解释源自中国文化的日本的花道，茶道所形成的文化基础。但是，这段话触动了我一直存在心中的一个疑惑，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自不待言，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为什么这差异会有这样的结果？虽然上面这几句话并不能完全回答我的困惑，却在一个方面开启了梳理这困惑的可能，那就是宋儒及后来的儒家的缺憾。

且先声明几句：不管作者这些话有多少可待商榷的地方，关于儒者，特别是宋以后的儒者的确是这样的思路，在思维上的确有着这样的缺陷，这也是我们文化衰落的一个标志和方面，不能说是我们文化衰落的原因，却是结果之一，然后又成为原因，造成更大的恶果。所以，顺着作者的这个思路，且来一思。

先说句题外的话，太多的人指责我们的文化，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且不说别的，首先，我相信，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与其说是文化的，勿宁说是天道如此，也可以说这是天道给予中华民族的一个完善自我的历史契机。天予其机，如何用机却是人事人力而为。所以，我们的遭遇非因为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是我们没有做好，甚至没做好迎接的准备，在时机到来时，手忙脚乱，忘却了自己所有，一味外求，不是去完善自己，而是完全抛弃了自身，准备在人家处借得一个自己，这如何可能？所以就会现在种种的状况与尴尬。

虽然，那时的人做出自己能够的努力与实践，但是，毕竟我们整个民族已经错失了最佳时机。我们不能去责怪他们，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做得不比他们好。甚至是一错再错。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许可以更多的依靠改变体制等现实可行的方面，而不是去追寻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沉积在人们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等原因。因为一方面既意识到此，那么定是已经有所省，则应当下奋起，而不是继续坐而论道，否则你又成为古人；另一方面心理精神文化是长久生活的积聚形成的，这生活也是在一定体制下的生活，当这些早已过去，徒然在过往寻找理由，不能说是故意推委责任，不只是没有行动力，也是没有承担的表现。把自己没有行动力，没有承担的过错推委在先人头上，是不是很可笑？在过去历史生活的积聚中寻找现实落后的原因，就如同一个人怨叹自己的父母为何没有给自己遗留下一个足够美好的家园。但是，这可能么？首先，什么是他心目中足够美好的家园呢？这不仅是在虚茫处做无谓的叹息，而且是在无视自己现实所拥有的一切，是在咒骂自己的历史存在。这是不负责任的愚蠢。

同是东方文化的日本，一个曾经处处学习我们的小小的岛国，应该说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在同样面临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关头，为什么他们可以完成历史的自我转变却没有完全失守自己的文化？从感觉上，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内心始终不失自信与自我，相信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借由学习他国而强大。这样，他们自外拿来自己缺失的一部分，却仍继续着自己的文化与生活。具体地说，第一，他们并没有自觉在文化上低等落后，没有失去自信，没有失去自我，也没有自我贬低和摧毁自己的文化，他们看到了西方体制与物质发展之长，就去学习西文的体制与物质发展的长处。第二，也因此，相比较而言，他们的学习更明确也更有方向性，更具体而实际，行动切实迅速。

而中国呢？如同在梦中被人猛击而醒，睁眼见完全不同于自己的西方强势立于面前，痛而懵懂中，那些激进的人产生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只以西方为先进为文明，而甘认自己为落后。这样完全失去了自我，只恨自己不是他人。这样的心态流传到今天，因为各种因素，人们不肯看切实可改变处，而把这不看切实处的原因也归之于自己的文化。这明明是现实中人的因素呵。这是文化的不幸，更是人的不智。

这种不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能明见身，不见己误，虽能当下面省，却不得大道而行。然而这不能明见己身，的确有历史文化上的原因。不是文化之错，是承继文化之人的差误。自宋而来，我们文化中有一大弊，即儒道齐齐萎顿，不但不能开出新的天地，就是以往的遗产也没落不堪，而承继者却还在自我得意，自以为承得正统，寻得大道。

《落花一瞬》中所说的“居高临下，沿‘形而上者’，儒者奔‘道’而去”。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文化的健全是因为有儒有道，两者相辅相成，因为这两者分承了中华文明的两个方面，向来说儒道同源就是这个意思。两者之中，儒家更注重现世生活，着重的是人在现世生活的种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有。但，这并不是说儒者只知有，只知现世就可以了，儒者也还要知无，知“道”才好。也就是，儒者不仅知有，也要知“无”，这样才能体悟中国文化的有无相生，才能全面地承继的中国文化健全。可是儒者愈来愈拘束，不仅不知“道”，就是儒家本家所有的文化内涵也丢了个七零八落，只一味在狭窄的书斋和故纸堆中钻寻。坐井观天，就是衰落之后的儒家的最好写照。且不说文化的演变，有时真的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本是专注于现世生活的儒家，却不知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见自己的本地风光，与现世生活相脱离，更与天地自然相背离，且不要提让他们承继中国文化的全面，就是他们天天叫喊着天道人事又如何？这样的道怎么能称之为道？井底的蛙，虽是向往着广阔的天地，他所知所见的天，可知离真正的广大的天地相去有多远！

为什么会居高临下？因为自认为“我与道一体”，以为知晓道我一体就是生命的终极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人人可以垂拱而治了。而“道我一体”实在是生命体悟的终极，是一种生命的境界，而不是生命的最终完成。要把这当作是生命的完成，然后束手闲谈，那么，最终只能是颠三倒四的一个人，不知所言不知所为，只是一闲言闲语的书虫而已。

归根结底，于那些奔道而去的儒者而言，道与器，形而上，形而下，只是一些空洞的概念而已。他们不知道，儒家始为儒家，就是因为在形而下的器之世界生存的人，有着形而下的器的身体与生活，也是这形而下的器之世界的一部分，它想要超越，想要体悟那超越生命的形而上的道终归要自形而下的器着手。他们不知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为道之寓。”是既要知道“形而上的道”之存在，又要知道“器为道之寓”。离了具体载道的“器”，“道”终将无所寓，非但不能成就生命的超越，反而一转化为空洞的概念，成为进入生命的暗昧的坠落。

然而，同直奔道而去一样错误的是，认为器为道之寓，只要就那形而下的器来体悟就可以得道。这样的想法，是没有意识到虽然器为道之寓，但是，器之道并等同于那超越一切的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是生命的超越，是超越了形而下的世界的终极存在。所以仅仅着眼于器，亦走入一种类于机械的狭窄，甚至把即物求道变为一种程式。这就是日本花道茶道之小，也是它们的各种道呈现程式化的原因。花中有道，并不是花即是道。道在花中，并不是道即是花。这样子只执着于具体的形而下的器，是陷入了另一种暗昧。这种暗昧类似于生活中那些只执着于物质，而抛弃了精神心灵世界的人们所陷入的黑暗。

只“奔道而去”，而不“回头观‘器’，于形而下的器之中求‘道’”，终归过于迂阔而失去落点。相反，若自“万物皆器，器都有道”处着眼着手，“即物求道，于一事一物中，一点一滴地求道于一器一物”，也许起始时只能在有限的器中寻觅，但是，循着途径走下去，终将感悟到那无上的终极之道，感触到超越有限世界的存在。这也就是那么多天才的科学家，如牛顿，如莱布尼茨走向上帝走向神学的原因。

道与器同于无限与有限。道寓于器，器为道之寓。有限中寓着无限，无限寓于有限。那些科天才的科学家在有限中触感到了永恒的无限，他们越从整体上感悟自然的秩序，感悟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就将领悟到生命的无限存在，还有那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生命，…那在有限世界的人可感的无限，于有限中超越了这个有限世界，飞越到那无限广大的世界。生命于此超越，天地之道于此开启…

“那些只看到有限的，陷入黑暗中，那些只看到无限的，陷入更大的黑暗中。”也许这如同那在天地间体悟着四季轮回的人，在春天到来时，欢喜地注目春叶初绽，春花萌坼，也就是在观春了。如果他不会从一叶一花上看到春天，即便是他遍观原野大地的春色，他也不知春。若只是专注于于一枝一花，他也会错失无数春光。

如此，还会不会有人因为错失了春天就怪罪春光？还会不会因为自己错过了花期，而责怪春天来的不知机？

如此，会不会有人因为见几枝花萎，而铲除了整个花园？他会检讨自身，起身而动，去修剪浇灌，且移来千花万树，让花园更盛更美吗？

庄子说得好，中国文化中也多有“天人合一”等此类思想表达，但惜论述者多不知天地自有其生命，不知天地与生命同根同源，多以天地为生命寄身的所处，以天地为生命之外在，‘强调天人合一”更多的是我之对外在对物的态度。然而，生命与天地万物虽各有其体，各有其生命，生命却本来就是其天地万物的一分，而不是任何分离出来的第三者。所以，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依然是把天地与我，与生命相分别。当然，物我一体更不是所谓平等待物（平等待物的说法已是把自己抬高了，是云泥分别了）。

禅比庄子进了一步，它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是把天地万物皆一一与生命同生同在同源了。庄子虽说是万物与我为一，却还是说天地与我并生。虽然天地与我并生这样的说法就如天地自然与人如兄弟般共生共长，可见得人与天地可以相亲相喜，但万物生命却是皆生在天地间，生命虽是各自的，却又是同根同源，可合而为一。禅于此际格外见功夫，禅师们孜孜求悟的“山河大地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无不一一透露着物我一如，天地生命一如的悟识。

不仅如此，禅者的悟识不只是在思想上，更是实践者。禅悟者忌口头言语，重自身体悟，是以全身心去体悟生命在天地间的自在，他们以体悟自然万物生命的途径，究极生命与天地，直达生命初始天地初成之前。这就是他们对物我一体天地与我一体的亲切悟识。而且由此，悟者更多地悟识了天道，那就是易之机，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变化之道。禅者所谓当前一机等等，都是因为此等悟识呵。

不论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还是禅的山河大地皆是法身，都是不只看见天地万物的眼前物象，还看到了天地万物身后的一一真如。是的，处处法身，生命处于法身的世界，花木水石无一不是历历法身，天地万物的一一法姿无不有着天地初始万物始成时的真意。而这也是我们的先人以至简的爻的造形变化代天地人世的万事万物的缘由吧。

胡兰成的这句话里还包含着另一个重大的文化传统，即我们的先人很早就体悟到“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的统一”，我们的文化于时间空间向来自由自在，如作诗不局限于眼前一物一景，眼前的一景一物只是一个兴，它是万古时间凝成的造形，在此空间里给你一个兴头一个缘起，让你感发此一朝风月中有万古长空，而这万古长空又在此一朝风月中；又常常是眼前的景物只是千山万水的一角，你见此一景一物就见了那万里的大好河山，这大好河山是在历史中屹立。这并不只如见一枝花而知春，听一叶落而知秋了，却是胡兰成所说的“如唐宋诗人所见的山花涧水亦果然是永生的，有着今天的新鲜。”

是对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这样的意境虽在中国文明之中，却不是人人可有，这并非是常人情态，乃是悟者之境，禅者于此往往启悟不止，所谓“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类似语就是言说于此。

世间常人情态是什么样子呢？听林谷芳教授说：“中国人谈艺术喜欢谈境界、讲意境，总以生命层次的不同决定艺术的高下，…但虽说谈生命境界，这境界却仍难免文人之局限。” “文人富于情性，感时兴怀，所以‘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总较世人更敏锐地感知人世变化、天道之难测。也因此作品无论幽微细腻、荡气回肠、苍茫雄阔，都特别感人。”此等感人乃是因为“它所呈现的是常人的价值与情感所系，”所以，“以此为境界、为格局，乃不免仍有遗憾。”就连坡仙这样通达儒道释的大文人，所咏所歌者也是世间人情常态。即便如此，坡仙的生命境界已得提升。

这是生命境界不得最上的憾事，却也似水落石出山高月小，把悟者的生命之境来显现了。

诗者文人的遗憾缘于他们提拈的只是世情，是人之常态的价值与情感，却不知他们所见的世界并非是世界万物真切的真实，他们的天地世界也只是有限。而天之苍苍地之茫茫花之灼灼水之澹澹，无不言说着自己，无不向世界向人显现着生命的真如，若只是世情的唱叹，岂不是盲者象日，只言其形其表，不知其真？这真是生命境界的憾失。世界与万事万物原是可以以最真切的面目现于眼前，有限的现世生命原是可以提升，可以在天地无限中实现无限的肯定，可以自人世的有限扩宽至广大的无限呀。

而悟者一一超越生命的境界，在体悟天地生命真如的同时，悟者在天地至大至广的无限中体悟了生命的无限与广大，天地万物与生命一一真切现于眼前，生命的境界亦真实且无限广大，生命在“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的统一”中实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这是生命境界的真境。

其实，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中关于生命存在所悟识所涵咏的“永生在于人生”的意义吧。因为生命实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肉身即是法身，现世即是永恒，人生在现世中也就有着生命的永生了。

然而，这一切皆因生命的有限生于无限的天地之中，因为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同生。

 世界既是因果关系所构所成,那么,如果斩断其中的因,果就不会出现.所以,佛教要人斩断与现世的一切联系,而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又退而求其次,要人在意念与心理上斩除现世的一切留恋与关联.就此,现世的生命得到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希望与安慰,一个自我可实现的安宁.另一方面,现世一切既皆因缘所成,而因缘亦是人在现世的际遇,所有因缘皆可人为断除,如网断一线即皆脱乱,抽丝成空.因此,现世之因缘为虚空,一切皆可以人智破除,所以一切皆是虚幻,那么现世的苦痛是虚是幻,只要悟识到此,人世的苦痛即是可以破除的烦恼业障,生即为可忍,亦可继续存在.

  但是,一切皆虚幻,看破因缘分崩现世的同时,生命亦即归于空无.生命既为空无,生命又为何而生?为何而存?人又凭什么以存世?为解此根本大疑,所以要一切归于寂灭,生命则以寂灭为乐,涅磐为境.

  但是,世界真的是死寂一片?生命真的最终只能归于寂灭?天地皆是一一实在的存在,身体的血肉亦在此实在的天地中慢慢成长,生命呼吸于眼前这活泼泼的现实之境,一动一静,一悲一乐,一梦一境,点点滴滴皆一一成就生命的丰美,世间何人堪将生命自生命中裂除? 穷则生新,困则破茧新生.禅宗破空而出,承佛教之大疑,究天人之际,究天地生命之存在,开出一个广大的崭新天地,于天地初始,鸿蒙初现之际追寻生命的存在,悟识宇宙时空与宇宙时空中的生命融融,以至天地未有宇宙未成之时.

  禅宗的破空而出非由佛教,佛教只是一个因缘,也就是一个兴,如诗经中桃之夭夭兴起之子于归宜家宜室,禅,如其说是佛教的,勿宁说禅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起兴,一次破壳而出,一次春生华枝,其根在中国文化,其意亦是中国的.

   中国文化向来有追天地之始究生命之由,法天地自然的传统,伏羲画八卦夏之历法皆是好例证.不仅如此,中国文化还识得天地自然与人世,知道天地自然的世界不只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天地自然亦自有生命之息,所谓天地不言,所谓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对此种悟识的表述之一末.《易经》是我们先人对世界对悟识的大成。因为中国文化识得生命之在，所以中国文化不仅有与天地为伍的道，亦有立足现世的儒。禅宗承继了中国文化中对生命对宇宙的悟识，穷究宇宙之时，更多地对生命加以悟识，这个生命包括了天地自然，所以禅中多的是对天地自然的亲切与肯定，对生命处于天地间自然中的活泼与生息亦多加拓展与融和。佛教中没有天地自然，生死是以悟识，即以思想了解的问题，禅则是以生死生出思想，却并不以思想了解生死，这不只是对生命的慎重与肯定，更是以行动来书写来解决问题。即便是慈悲，佛教中讲的是对生命的悲悯同情，禅则以天地之机为天地自然的慈悲。正因为这根本的不同，禅中的生命是阔大无际，天地与人相亲相嬉，禅事多活泼热闹，禅诗多生机灵美，禅师则如花开在生命的崖际，在人世嘻笑嬉戏。

  说起来，禅实在是中国文明的一次花开，它根本是以易为本为基，兼融道儒，所以禅有禅机，知天地有时，知有无相生有无相间，。。。所以禅一边悟识天地自然宇宙究极，一边在浩大的天地宇宙中体悟着生命；一边与天地自然相知(物我皆在),一边与天地自然融而为一(物我如一)；一边在思想感觉悟识中行旅，一边极力肯定生命与现实。而这一切皆在同时同地，是禅的本地风，又是禅的自家风景。这一切又都是中国文化的本地风光，自然风景。那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只把禅作为佛教之一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边枝，而不认禅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花开，实是可惜。宋儒自是值得研究，但宋儒宁是中国文化一枝的儒之末枝在棺中凿壁偷光。而如今，想要重启中国文明，就得如禅破空而出一般，就着历史给予的时机，在中国文化的这棵参天之树上开出风光无限的文明之花。

您怎么能够买卖穹苍与土地的温馨？多奇怪的想法啊！假如我们并不拥有空气的清新与流水的光耀，您怎能买下它们呢？

   对我的人民而言， 大地的每一部份都是圣洁的。 每一枝灿烂的松针、每一处沙滨、每一片密林中的薄霭、 每一只跳跃及嗡嗡作响的虫儿， 在我人民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树中流动着的汁液， 载负着红人们的记忆。

   当白人的鬼魂在繁星之中游荡时,他们早已遗忘他们出生的家园。但我们的灵魂从不曾忘怀这片美丽的大地，因为她是红人的母亲。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份， 而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份。 芳香扑鼻的花朵是我们的姊妹，鹿儿、 马群和雄鹰都是我们的兄弟。岩峻的山峰、芳馨草原上的露水 、小马暖暖的体温、以及我们人类， 都是一家人。

    所以， 当伟大的白人领袖自华盛顿传话来，说他想要买我们的土地时，他对我们的要求实在太多了。伟大的领袖传话说，他会为我们保留一片土地， 让我们得以舒服地过日子。他将成为我们的父兄， 而我们将是他的子民。

   因此， 我们得考虑你们的要求。 但，这并不容易呀！ 因为这块土地对我们而言是非常神圣。银波荡漾的河水并不只是水，而是我们先祖们的血液。倘若我们把土地卖给你们，你们必需要记住，这是神圣的土地。而你们也必定要教导你们的子孙， 它是圣洁的，每一片清澈湖水的朦胧倒影里，都述说一个故事及我们人民生活中的点点回忆。那河水呜咽的彽回，是我们先袓的声音。

   河，是我们的兄弟， 满足了我们的干渴。河，载负着我们的独木舟，并养育我们的子孙。如果我们将土地卖给你们， 你们必定要教导你们的子孙， 它是我们的手足， 也是你们的弟兄，因此， 你们一定要善待河，一如你们善待你们的兄弟一样。

   我们知道， 白人不能体会我们的想法。 每一片大地对他们而言，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个异乡客，夜晚偷偷来袭，并从土地上拿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大地不是他的兄弟，而是他的敌人，当他征服之后，便又离去。他无视于父祖的坟地，他不在乎。他剥夺了子孙的土地，一点都不在乎祖先们的劳苦与后代生存的权力。他对待他的母亲--大地，及兄弟， 就如同绵羊与耀眼的首饰一样， 可以随意地买卖与掠夺。他的贪婪将毁灭大地，而最后留下来的， 将只是一片荒芜。

    我真的不懂。 我们之间的生活方式是如此不同。 你们城市的景象刺痛了红人们的眼睛。但也许因为红人们是野蛮人而无法理解吧！在白人的城镇里找不到宁静。 没有一个地方能听到春天枝叶迎风招展的声音，或是虫儿挀翅的欢鸣。 但也许因为我是个野蛮人而无法理解吧！ 这些喧闹声看来只会污损我们的耳朵。假如不能听到夜鹰孤寂的叫声，或是夜晚池畔青蛙的争鸣。 那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我是红人， 所以不明白。 印地安人喜欢微风拂过池面的轻柔细语， 以及被午后阵雨所洗净、或是被松翼所熏香的风的味道。

   大气对红人而言是珍贵的， 因为野兽、 森林、 人类及万物都分享着同样的气息。白人似乎不在意他们所呼吸的空气。就好像死了几天的人， 已经对恶臭毫无知觉。但是， 倘若我们将土地卖给你们， 您们一定要记住， 大气对我们而言是珍贵的，衪与衪所养育的万物共享着这份灵气。

   风，送来了我们祖先的第一口气， 也带走了他们最后一声的叹息。 假如我们将土地卖给了你们，你们务必维持祂的独特与圣洁，使祂成为一块即使是白人也可以品尝被花草所熏香的风的地方。因此， 我们得考虑你们的要求。 假如我们接受的话， 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白人必需对待大地上的野兽如自已的兄弟一般。我只是个野人，并不了解其它的想法。 我曾经目睹被路过火车上的白人所射杀的千万头野牛，它们的尸体被弃置于大草原之上任其腐败。 我只是个野人， 无法明白这冒着烟的铁马居然会比我们为了生存而杀死的野牛更为
重要。人没有了野兽会变得怎么样呢？ 倘若所有的动物都消失了， 人类将死于心灵最深处的空虚寂寞。现在发生在野兽身上的事， 很快地就会发生在人类的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连的。 

   你们必须教导你们的子孙， 在他们脚下的土地， 是我们先民的遗迹。因此，他们才会尊敬这块土地， 告诉你们的孩子们， 因为有着我们生命的存在， 才使得大地更加地丰富。让你们的孩子知道，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向来如此教育着我们的子孙。任何发生在大地上的，都会同样地降临在大地孩子身上。 假如人们唾弃了大地， 其实他们就是唾弃了自己。

   我们知道， 大地不属于人类， 而人类属于大地。 我们知道， 每一件事物都是有关连的，就好像血缘紧紧结合着一家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有着关连的。 现在发生在大地的事，必将应验到人类来。 人类并不是编织生命之网的主宰， 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丝线而已。他对大地做了什么， 都会回应到自己身上。虽然白人的上与他并肩齐步，和他交谈一如他的朋友，但白人也无法豁免于相同的命运。毕竟，我们都是兄弟。 我们知道一件事：终有一天我们会看到， 白人必将发现我们的上帝是同一位！

   你们现在也许认为， 因为你们拥有神， 所以也可以占有我们的土地，但是不能这样。祂是众人的神， 祂的慈悲平等地分享给红人与白人。 大地对祂而言是珍贵的，对大地的伤害， 是对造物主的轻蔑。 白人也终将灭绝， 甚至有可能比其它种族还快。如果你弄脏了自己的环境，总有一天会窒息在你所丢弃的垃圾之中。

   但即使您们死了， 上帝也会给你们荣耀， 因为祂带领你们到这片土地来，又不知为何给了你们统治红人与土地的权力。

   这样的命运对我们来说真是难解。 尤其当野牛被屠杀， 野马被训服， 当森林中最隐密的角落也充满了人味，原始的山陵景象被电话线所破坏时， 我们真是不明白啊！

  丛林哪儿去了？ 消失了！ 

  老鹰哪儿去了？ 不见了！

  美好的生活已经结束， 残喘求生的日子开始！

    此书是季老先生多年来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一个结集。但这本书并不适合这个标题。有关禅的文章并不多，只有《关于神韵》，《作诗与参禅》两篇而已。以此名书，可能是想要赶着社会上有关禅书的流行吧。这个书名会让人误会此书是谈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我很佩服季老先生的勇气，把多年前明显带着阶级关系的出发点来分析学术问题的文章都收进来了。作为读者，我并不想要读一个人这样全面的文章，看来厚厚的一本，可读的却少。

     老先生对佛与禅是一种考据的态度，对义理方面好像并没什么研究。老先生在关于佛教历史与传播交流方面的考证很见学问，毕竟是梵文大家，对印度文化与历史也熟悉。我也是因这类文章才买这本书的。然而，在有关禅义与义理方面的问题的论述上，老先生就力有不逮了。

     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也没有什么系统性，所以我不能确定季老先生是否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某些文章中，季老先生以己为先行呢）。但我知道，梁漱冥老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类似的观点要早很多，而且都有系统的论证，观点与论述也要成熟得多。梁先生此类文章大约早在他青年时代就有发表。

　　　　　　　　二， 道家取媚于佛家？

     老先生很多文章有些论证都存在很大问题，很多结论是一厢情愿地得出的。这样的论证常常让人直想拍案而起去执笔驳斥。从复杂现象中找出事物的真正的客观存在的缘由，总是特别困难，尤其是历史文化方面。但是，作为研究者，眼光须锐，须全面。而且“不许今人瞒过，亦不许古人瞒过。”在论作时，必须给一个必要的交待，不仅让读者明白你是在论述大的重要的方面还是细枝旁证。否则，会对读者形成误导。季老先生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这种误导现象的存在。往往在起始提出问题时，从大的全局的角度提出问题，多议论经证过后，再在最后的总结中，顺带提到自己是从语言或别的角度来论证的。为何不在文章起始说明自己只是从语言方面进行考证，提出一个角度的论证呢？这真的容易让人误解。且不多说，在此只就老先生说的“道家取媚于佛家”的这个问题。

    比如在《佛教的倒流》一篇中，老先生谈到历史上的佛道之争，认为是中国道教攀附佛教：“关于道家向佛家靠拢，甚至取媚于佛家的说法很多，都是道家片面地一厢情愿地捏造出来的。”这在佛教兴盛的时期，那些末流的道士出于偏狭的心理捏造种种说法，这不能说是一种攀附或取媚，反倒更象是一种宗教人士的自高的手段，只是这样的手段实在低劣。而他们这样做实在也是出于为自我存在的争取。这绝不能说是取媚。如果说取媚，那他们也不是取媚于佛家，而是取媚于世人。一个研究者，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所在，只看到些表面，实在是太让人失望。

     “东方圣人西方圣人同此一心”，宗教在最初的源起上都有所同，源起上作用上义理上等各方面也都有相似相通之处。甚至这些方面其实都是人性上的一种相通。在长期的共存中，两种宗教的相互交融亦在所难免，而且会难以厘清谁借通对方更多些，因为这交融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显性的可能是表面的，只是表面现象，虽然可能更容易为人所看到。那些隐性的取借就需要学者从义理上根本性辩析了。而且，不能说谁取媚于谁，因为文化只是交流，没有高贵低下之分。

一种外来文化必得在本土文化中找寻到可融通的种子与发展土壤才能为大家所接受，才能落地生根。更何况佛教浩繁的经义译文必借本土相似相通之义，在中国就是道家了。

      佛教初到中国，借老庄之道来释己义，以在中国立脚。这是佛家取借于道家的开始，这已然是混融两者的发端，已然有意在文化心理与基础上把二者相似相通之处开始混融。甚至可以这样说，身为本土文化的道家是不自觉地，非有意识的与佛教教义相交流融通，而佛家是有意识地向道家靠拢。

     另外，两者的混融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思想与文化很大部分上由士大夫所掌持，可以说普通百姓民众在文化思想上没有发言权，甚至只有接受的权利，他们所接受的是最基础的文化教化，而不是精深的义理。佛教的兴起是老庄义理在士大夫阶层大流行之时，它先在精深的义理方面借老庄之道来阐自家之理，争取了文化阶层。而佛教以面向普通大众为生存之道，它的受众与传播对象是大众。当它在大众中传播开来，它的基础教义在大众中传播扎根。而大众以草根存在的文化形式水滴石穿地令本土的思想与外来的佛家思想相交融。如此，佛教在精深的义理方面，在大众的基础接受方面都与本土的道家相融相通。在后来长期的共存中，在大众以草根的存在，以非主流的文化渗透演化着主流文化，把很多似是却非的道家与佛家义理也就混同为一。这必然令两家的交融更加难以厘清。

     从根本性的义理与性质上讲，中国道家思想与佛家不同，更不可能向佛家攀附，也不用说去取媚于佛家了。道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流，它是关于天地自然宇宙大化，关于人之自由存在的。它的出世思想是一种高远的指向，对人更多的是在现实的纷乱中给予心灵的指引与开廓，而不是一种实际的出路与安慰。它是对人世的平和浩远的阔展，而非消极的避让。而佛家，是针对人的现世出路，是对现世的一种避让，它走的是现实的可行的出路，是一种实际可行的躲避。两者相去如此之远，如何可能攀附？   

     所以，从各方面讲，季老先生对少数末流道士耍的低下手段大加宣染，一再强调宗教的排它性，强调两家的争斗，而不提佛道两家的相交融，这实是不公。而且有些论据与推理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在《佛教的倒流》一文中，季老先生就新旧唐书所记载翻《道德经》为梵文一事时玄奘法师与道士的对话加以说明两教之争，并作结论说：“总而言之，玄奘顶住了道士们的献媚，坚持佛道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在中国宗教史上也算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对话很多，过程很长，不便引述。在我看来，那些对话是翻译过程中最平常不过的讨论。毕竟，这是朝廷指派的一件文化交流的大事。况且，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中坚的道家的《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它的文义又是如此精微宏大，需要细加揣摩，需要译者在义理与文化背景方面做大量精细的讨论，尽量做到译文的精确。玄奘法师到过印度，通梵文，通晓佛教义理，道士们与他讨论如何更好地译为梵文，肯定涉及道家义理在梵文中的对等，而法师以自己对梵文与佛理的理解，作出判别与解释，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并无什么特别。如果说暗地里有较量，也有可能。可也并不能由此得出道士们的请教就是“献媚”，而玄奘法师坚持二者不同就是“顶住了道士们的献媚”。

                  三， 神韵是语言的暗示？

     在《关于神韵》中，季老先生介绍了印度的“韵”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大体轮廓大体如下。词汇有三重功能，表达三重意义：一是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二是指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三是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这种暗示就是他们所谓的韵。”季老先生还认为中国的神韵说即印度的韵，而且认为中国难以说明是因为中国文艺理论家不擅长分析，说不出个明确的道理：“中国难以理解的神韵就等于印度的韵；中国的神韵论就等于印度的韵论。只因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不大擅长分析，说不出个明确的道理，只能反反复复地用一些形象的说法来勉强表自己的看法，结果就成了迷离模糊的一团。一经采用印度的分析方法，则豁然开朗，真相大白了。”（季老先生最后的说法实在有些哈印，这种“哈印”在整本书时有所见。且不去说。）

     老先生引进的印度“韵论”，的确从语言的词义方面对语言的表达做了明确的分析，对从语言结构方面解读中国的神韵说很有帮助，但是却也有些画地为牢，太拘于语言的功能分析，过于求实了。就象一个人面对神奇美丽的景色，却只顾着去分析其中单个景物实体的结构，而不去体悟这美，更不能感悟这神奇美妙中所蕴之奥。

    诗（要注意一点：老先生讨论的是古诗中的山水诗，我说的也是古诗中的山水诗）之神韵本就如人之风采气质一样，很难去用什么以定量分析，这恰如花之羞月之色，有着无法描摹，难以言说的美，这美属于生命的存在，属于灵魂与宇宙大化天地自然的感通机悟。若仅仅把神韵成是词语的暗示就失去了当初人们采用神韵一词来表达的那些难以言说的蕴涵。

      不错，诗文的神韵在文字上的确来自词语的暗示，但它不仅仅是词语的暗示，也不仅仅是词语组成的语境，。它还包括很多，有很多综合，除了包括词语的本义与暗示，词语本义与暗示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语境，还包括这一切所激发起的人们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中一切，这所有的一切让人感悟到的一种境界（这属于意境吧）。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意境指向生命与天地自然宇宙大化的相通，是生命对己身在天地间的存在与归属的悟感。（在这一点上，很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感受不到一首诗的美妙，或者只觉得语言美而已，而有的人却可以为同一诗而狂喜泪流，思绪绵绵不绝。这是因为有的人可以感受到境界，可以由这境界而抵达生命宇宙的触悟，而有的人却无此感受，无此触悟。这也就是个人的境界不同。）

     虽然季老先生在大段关于神韵即是暗示的论证中插了一句“神韵不在言而在意”，但却认为“那一些被神韵家推崇的诗句，比如‘兴阑啼鸟尽，坐久花落多’等等，这些诗句当然表达一种情景，但妙处不在这情景本身，而在这情景所暗示的东西，比如绝对的幽静，人与花鸟，物与我一体等等。”但是，先生还是只看到了语言的暗示作用，只是由单一词语的暗示扩展到了语言的整体暗示。他所认为是意境的“绝对的幽静”，“人与花鸟”，“物我一体”，都还只是语言构成所表达的语境，而不真的是诗之意境。（其中“人与花鸟”在这里有些不伦不类，它是诗中的实物，而不是情景所暗示的东西。人与花鸟的存在所共成的那种境界才是它们所构成的语言暗示出的语境）。那“绝对的幽静”，“物我一体”所表达的生命存在的美与静才是诗的意境。这意境又开启了人对生命在天地间存在的触感，指向生命与天地自然宇宙大化相通的生命触悟。这才是诗之神韵所在。老先生之所以认为“绝对的幽静”“物我一体”就是诗之意境与神韵，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诗之意境何以存在，更没有看到诗之意境也还是一条路，一个箭径，它所指向的才是诗之神韵所成所在。

       那些写出了绝妙诗句的诗人，在那一刻似乎感悟到了，生命在物我一体的那一刻似乎回到了生命本体的存在，生命在那一刻与天地自然相通了。那一刻是生命触悟的一刻，他无法描述那种触悟，无法条理明晰地表达出那触悟之际他所感到的一切，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以自己的天才语言描绘了那一刻的物与我的存在。这就是诗之意境所成。恰如天眼偶开，这意境实际上是生命于天地自然宇宙大化的存在的一刻存在，而这意境还有指向：即人之生命所感悟到生命与宇宙大化天地自然之存在，以及这存在的本质相通。诗之意境指向生命存在，指向天地自然宇宙大化的永恒存在，那永恒的无限的大美大静与生机流转。意境人人可感，意境的指向未必人人可感，它需要以明净澄澈的心神去感悟生命与天地自然。这也是生命境界的不同，它不是语言可以言说，可以到达。

     同样，禅意之不可言说亦在于此。而禅悟之诗的产生根本原由也在于此。禅悟之境是人之与宇宙大化天地自然相合之境悟，之一发灵触。诗以语言捕捉住的那一刻之意境无限地接近了宇宙自然天地的存在。禅者通过诗之境来表达自己感悟到生命在天地自然宇宙大化中的生命存的喜悦，来表达那与天地宇宙机息相通的生命之悟。因此，禅与诗相亲相近。但是，季老先生却在《作诗与参禅》中认为皆是因为中国文字的模糊性。

　　　　　　　　四，禅在中国和发是因为中国语言的模糊性？

                    诗与禅悟的是无我，是空？

    在《作诗与参禅》中，季老先生同样以此实证态度来求证论述禅与诗之相通。老先生从语言结构与特点，分析了诗之神韵与禅之相同（他说的不是相通，是相同），这有助于从多方面理解诗与禅。但是，季老先生在文中的很多说法很有问题。

    在《中国语言文字的作用》这一部分的起始，老先生说：“最后，我认为必须谈一谈中国汉语言文字在作诗和参禅中所起的作用。我也想由此来解释，为什么禅宗独独在中国产生而又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两句话并不象是在申明自己是从语言这一方面来谈禅诗独在中国产生并发展的原因，相反，“我也想由此来解释，为什么禅宗独独在中国产生而又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他是由此引申来阐释禅之在中国发生的原因。老先生这样做最后的结论：“写到这里，我可以回答我在上面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了：为什么禅宗独独在中国产生而又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作诗与参禅才产生了这样密切的关系？我的回答是，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汉字的模糊性。”这样的说法真让人摸不着头脑。明明提出了明确的问题，并明确说自己要解答问题，甚至没有一个从哪个方面来解答的限定，摆明了是要全面回答问题，却在最后回答问题时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

    更有意思的是，在整篇文章中，老先生只是从汉语的模糊性方面说明了汉语言在作诗和参禅中的作用，没有那个“由此来解释”，没有从语言的模糊性来解释禅宗为何独独在中国产生，更没有“禅宗为何独独在中国产生而又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的解释。是老先生自己忘了进一步阐释？还是老先生是没有意识到语言在禅诗中的作用与说明禅诗产生的原因是两回事？更不要说，禅宗在中国的产生与禅诗的产生是两件事。是老先生认为禅宗就是禅诗？还是老先生根本就找不到中国语言的模糊性与禅宗为何独独在中国产生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做关于参禅的结论时，季老先生象通常那样在大篇的论述之中插一句话来声明他只是就语言方面来论述，“对斗禅机来说，汉语的模糊性有作诗不完全一样。它不表现在语法形态上，而表现在内容含义上。然而其为模糊性则一也。”。

   老先生认为认为“参禅斗机锋，本来就是迷离模糊的。再使用中国朦胧模糊的语言，可谓相得益彰了”。这实是误解。而且这不能说明禅诗的产生，更是绝对不能说明禅宗之为何独独在中国生发。

     在《佛教的倒流》中，季老先生说到：“佛教有宏大的思想宝库，又允许信徒们在这一座宝库内探讨义理。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才能谈到发展。有了发展，才会有‘倒流”现象。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这不能让人明白佛教为何会有倒流。而且，老先生这是认为佛教思想的宏大与佛教有探讨义理的自由是佛教之在发展并倒流的原因，这是只看到了小枝，而没看到根本，这发展的根本在于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在于中国文化中有对生命对宇宙万事万物的探究的文化基础。其实，老先在此文中也触到根本原因：“大乘唯理的倾向更加明显。它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挖掘得之深之广，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这才是佛教与中国文化根本上相合之处，这才是佛教中国发展的原因，也是禅宗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可惜，他没有在这根本原因方面深究，反倒孜孜于细枝末节了。

     禅之在中国生发兴盛，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对生命存在的无限追寻，对生命存身其中的宇宙大化天地自然相通的探究的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中国式的生命追寻与宇宙探究与努力。这种追寻与探究，在佛教的名因下萌发而出，就是禅。禅实是中国文化在佛教内部生发的对佛教的一种反动，一种发展。

     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机息之观是人追寻生命本质，想要与天地大化宇宙自然生息相通的自我观照与努力。佛家的静观与涅PAN归宿与此相类，而且实现手段里都含有一种必由人之清静无为而到达的境界。但是，二者毕竟不同，禅的生发还是出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禅宗最主悟，而悟并不是空或寂灭的涅PAN。悟是人之生命与宇宙天地自然机息的相通和触悟，是生命与宇宙大化天地自然的融合，是一种更广大的生命存在感悟。佛教的最高境界的涅PAN是寂灭，它只是一种静，若把佛教与中国文化比作水，佛都是静极不动的死水，中国文化却是活的流动的，它倡导的静是一种静水流深，是宇宙自然充满生机的无限大静，它是活的，机息无限的。佛教的寂灭却没有活泼的生的机息流转，它是生命脱避现实之后的无知无觉，不是生命与天地自然宇宙大化的机息相通流转。

    老先生在论证诗与禅的关系时，认为诗与禅悟的内容的共同之处在于悟，而且引经据典地论证出两者都是悟出了“无我（低层次的悟）”与“空（高层次的悟）”。

    这真是令人发笑。这就象是不了解人家夫妻为何相亲相爱，而硬去寻找相貌门第等各种表象理由。其实人家夫妻的相亲必有其心意相通，何必强说相貌门第呢？老先生以为诗与禅共同之处是悟，这倒是看到了一些两者相亲之因，但是，若强以佛家的义理来解读诗之神韵所成，以为诗人悟到了无我，悟到了空，这就不仅仅是拘于典籍的泥滞的论证了，而是歪解。

     如前所述，禅与诗之相亲首先在于它们都体悟到生命在天地宇宙中的存在，体悟到了生命与自然宇宙天地那流转不息的机息相通。那悟的内容不是无我，也不是空。无我与空只是一个通道，是禅者通向悟，是禅者与人之来处的宇宙天地的触悟相通的途径与方法，而不是其悟的内容与目的。诗亦如此。诗人以最敏锐的心眼灵智以语言捕捉到了那一刻之境，那一刻之境的意象给人以触悟，这触悟无限接近地指向宇宙大化天地自然的存在。这不是诗人悟到了无我与空。无我与空是诗人那一刻的状态，而非他悟到的内容，更非诗之表达与内容。也可以说，禅与诗都是因为人的那点空灵与澄静无限地接近了宇宙自然那生生流转的机息。那空，那静，那明净，那澄澈，。。。，都是因为非如此不可以感受到那生命之存在，感受到生命之存在于此的天地宇宙的机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正可以说明禅为何独在中国生发。禅是中国文化最深妙处之一点承传，而非由佛而来。

　　　　　　  　五，禅宗公案也是暗示？

    在《关于神韵》一篇中，季老先生说：“在中国禅宗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师在说法和行动中，都不直接把想要说的意思表达出来，而是用一声断喝，或者当头一棒，。。。。”“在这里，关键在于听者或受者。老师说出来的或者做出来的，只是表面现象。没有说出来的或做出来的才是核心。才是精神，这样的核心和精神需要学生自己去顿悟。”这说得很对。只是也有些似是而非。老师说出来的或做出来的，的确只是表象，但那些没有说出来的或做出来的并不是核心。因为老师说出来的或做出来，连同那些没有做出来的与说出来的，甚至再加上平日所研习的经书义理，所有的这些做成一种思想与思维的围杀，待到把那寻悟者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迫使他于绝境中全力遁出，杀出一条路，由此精神与思维上的遁出而获那一点触悟。所以中国禅宗史上那些公案，想要真正参明都要还原当时的人与境。至少也要回源到当时的境势：仔细地设想当时的情势如何，禅师是何样性情，有什么样的经历，对话者又是何等资质与性情。。。。。

　　　　　　六，阿里.玛扎海的《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

      季老先生在《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读〈丝绸之路〉的观感》中，介绍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阿里.玛扎海著的《丝绸之路》。译者是耿昇。这一篇的字里行间皆是老先生发现别有天地的喜悦：以全球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来考较，而不仅仅从中国历史来自我评价，反而更见得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之大，更见得中国造福世界之大。从老先生介绍的内容来看，完全可以更切实地评价中国文化与中国过去在世界的影响，而不只是老生常谈的那些泛泛而谈。

         仅就技术与物产而言，中国不仅仅有四大发明，它在各方面都造福了这个世界。季老先生引《丝绸之路》的译文：“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剪刀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简单地说也就是‘裁剪术’在传入西方伊斯兰世界之前曾是一种中国技术．”“最早到达中亚的穆斯林非常惊奇地在那里发现了风磨。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和西班模仿了这种风磨，又从那里传到了弗兰德和其它拉丁地区。这种风磨也应该追溯到一种中国发明。”“它（郁金香）实际上是一种国花，波斯植物学家们称之为‘中国罂粟’．．．” 等等。

        文化上：“事实上，尽管在中国法和阿拉伯法之间存在着宗教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差异，但这两种均起源于‘天’的法则更应该是相似的，仅与我们那完全是经验性的近代法律是对立的。”＂随同谷子和高粱一起外传的还有中国人的‘封建文化’和村社制度。”“其中佛教的中国的和东伊朗的医学丰富了地中海人的医学。”

让我惊奇的是：不只是法律与医学与社会制度，还有天文，“中国的天文学的贡献实际上曾有过大高潮。”甚至世界近代文化的发展与转折，都有中国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一书中，玛扎海这样写道：“中国和伊朗――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关系要比大家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得多。这种关系与‘丝绸之路’一样古老，它们缓慢地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同时也造就了其形式，即波斯文学，阿拉伯文学，而且还有新拉丁文学，拉丁教会文学，特别是行吟诗人文学。．．．．．．中国文化从东向西缓慢地取代了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基础，我们那由文艺复兴造成的新希腊文化仅仅是晚期的一层美丽外表。”“．．．．．．在伊利汗统治下的波斯于１３世纪中期，在贴必力思的医学院中，中国医生们传授并亲手进行了解剖人体的活动。他们甚至还从事活体解剖，以便讲授血液的流通以及其它许多内容。蒙古人的许多犹太族医生也被准许与他们的汉族同事一道工作，所以在他们返回意大利之后便可以向正在酝酿中的文艺复兴运动传授医学的最新发展成果。”

        近代西方人以欧洲中心论看世界，以文艺复兴为现代文化的启转，但是他们剔除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启蒙。可是，为什么是由一个外国人找到了实际的证据来论证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的学者为什么没有如此视角？是没有自信吗？还是缺少真正的研究？

我一向速食小说，若有所思也必在读后，或偶有感想或读后总结，但我无论如何无法速食这本书。就如一个在无限惊奇中漫步上帝的花园的人，每一处山，每一湾水，每一株树，每一朵花，都含有无穷的无穷，引领观者每一步都步入一方奇妙的世界，而且，就在这无限惊奇的奇妙中，你的思想在令人停驻的美景中飞驰，忘记了眼前的一切，你的心灵在思想的飞驰中感受着无上怡悦。

最近读过的书，令我无法速食的小说还有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读》。原本这两者没有什么联系与可比性，只是因为这两者都无法令我速食，所以放在一起比较。其无法速食的原因显然不同。《生死朗读》写作手法与情节都较为传统而简单，是作者一路的反思与人物情节的揭示引起的读者的反思。而《我的名字是红》首先在情节的结构上就是一种纠结，它是以人物的独白述说整个故事，每个人的独白几乎都自然地带着人心的纠结与掩饰。而故事的每一处，每一步，每一节，几乎都在诗意的语言和精巧的情节中纠缠着哲思。这哲思又包括了几种：书中每个人物自身纠结不清的哲思，书中所叙事件蕴含着的哲思，书中的哲思引起的读者的思索与共鸣，这一切又都纠结在一起，令人一读一思，一思一悠远，不能自止。真是奇妙美好的书。

书中的主题丰富与蕴含亦奇妙地纠结。时间与永恒，人生的短暂与对生命永恒的渴望，宗教信仰的神性与人的世俗性，宗教的所要求的单一性与世俗的多样性，爱的渴望与爱人的自私和自我保护，人们自身文化的保护与外来吸收……所有的这一切都纠结在一起，组成了一对对不可分解的悖论。书中，细密画家所认为的细密画所代表的永恒与完美性与尘世具体事物的短暂性与不完美性，在剔除了与之相纠缠的细密画中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因素后，其实应当是事物的一般性与特特殊性的关系，我相信中世纪欧洲哲学史上的的名实之论，中国前秦时代的名实之争，本质上是一回事，至少是一类事。曾看到有人专门就此悖论做了论析，但是文章没有说明这一实质，甚至没有说明宗教在此问题上的的纠结与限制，只就作者设置的悖论作了阐述，即细密画的画家的上帝视角与画家的尘世性（亦即画家的个体性具体性）之悖论。

其实读完全书，将书中的一切纠结放在一起梳理，一切关于细密画的种种问题的纠结，原本可以不如此恼人地纠结，更不会有什么危险性，但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的渗入，一切都变得复杂与危险起来。所以，我想，宗教的单一性与封闭性应该是书中的一个主题，若不是最大的主题，也是隐含的主题之一。毕竟这个问题实在不方便讨论，特别在作者的故乡地区，所以作者并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书中人物皆在虔诚的信仰之中。而书中所描述的由此因起的危险与人不自然对信仰的背离，是否是作者在暗示宗教的极端性，以及极端带来的狭隘与其不必要呢？书中另一大显明的主题即文化的保护与吸收问题，亦因有此纠结而变得更加复杂。宗教原是是人类心灵的归属，如今却成为纷争的最大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宗教的悲剧，还是思想的悲剧？抑或只是人类狭隘的后果？相信作者早已说明，读者亦有所感。

另，这本书的语言真美，美得象一首诗。简单，又美好,如同古老的游吟诗人之语。我不认为是说书人的语言,两者大不同。

  院子里的花齐齐地放了，一株丁香虽穗少却叶新，疏朗的枝干，亭直的株形，青春可爱。三树海棠满缀粉锦，树下可以听到蜜蜂成群的嗡嗡声。真爱那些木兰花，在竹的青映下，初苞如小荷尖尖在木枝，欲绽之花宛若佛前的清莲濯濯着人世一梦，只让人恍惚前生今世即此一瞬花明风静。这木兰是把这天上人间都作了她的水清空明，那枝亦不似真实的存在了，只如莲的水清空明的波漾。

     今天樱花开了第一朵，在清冷的风里低垂着。今天我36岁，是否也在生命之树中年之枝上低垂如这朵开得不合时宜的樱？今年的生日不能去海边看樱雪如千山梨落，不能在江南温润的雨里看新绿明衬的油菜花，不能在漓江上悟那日落黄昏的静宛，还有那一夜的星子闪亮。不是不开心，只是不能去亲近自然，心有不乐。我不甚在意这一天。一直以来都不甚在意。只是小刘欢喜我过生，因为有阿姨送来的水果蛋糕。相宜也高兴，很有兴致地向望：我们每个月都有人过生日，每个月都有蛋糕吃了。呵，和孩子在一起天天都有最简单最真淳的快乐幸福，不只是生日这一天，不只是春天的明媚中。

  还是觉得对不起儿子，他当我是伙伴，我却不称职，并不是个好伙伴，总是吼他，也不能全溶到他的生活。若我能再宽厚些，我的情绪会更好些，那些杂乱的关于自我的事情与心理就会处理得好许多。一直提醒自己，心中所求的是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不要因为任何现世的或功利的东西破坏了这生命的美好。东说我对孩子是欣喜的接纳，是深沉的感激。是有这样的欣喜与感激，因为生命的传承，亦因为生命之初的美好。

    不在意生日，却在意自己的生命过程。回头想想，自己曾经年轻的生命荒凉不堪。这荒凉一大部分是由于自己不能被身边的生活，身边的人，亦即这现实社会，接纳而苦。每每认为一切的不和与不开心都是因自己不够美好而引起，其实这只是因为不能认识自我，所以不能拥有自我，以别人的眼光与要求为标准来要求自己，来苛责自己。太想改变自己了，太想求好于这世了。现在已明白：有很多错误或缺陷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承担的，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的。就象人性中的缺陷要由全人类来承担，若有一天人性趋于完美，那必是人类一起进步一起完善。这就象人类曾经为了集体的生存而要遵守和宣扬康德所说的＂必然命令＂．这必然命令，是终极道德吧，就象人类的法律调节社会秩序，人类的道德调节人性，以防恶的泛滥无度．所以，我现在已不只是接受天性的自己，而是认识了自己，知道自己已然拥有了善良与纯真，一个天然的自己就是美好的人了，反倒是改变中的天性压抑与委屈让自己的情绪不安。只可惜这样的心理积淀已成，情绪阴影已成了。此时此识，对于生命，可太晚了些？我想我已到了勿悔的年纪了。

     很多事情都已想通，也许是因为四十不惑。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惑。我想是我太乏智慧，过于愚笨，很多别人一早就明白的事情，我要到这把年纪才感觉到，又总要弄明白一些不可能明白的事，辟如人性的善与恶，辟如那些美好的人为何在现实中遭遇荒凉，还有为何坚秉美好的人每每在现实中败北于那些以恶测人测世的人．．．．．．就算这些都真切地明了，那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归宿也是无解呵。

     弟弟已做了编辑，做着他喜欢的工作．真喜欢他那些纯净的诗．有段时间弟弟的心情很不好，而我不能去看他．弟弟安慰我说：说不定哪天在大街上，我会遇见你，然后说：是你么？姐。然后，你微笑：是我。那个时候，花开得疯了．这真美呵．如那古时的春：那一日，花开遍地，陌上相逢，缓缓归。缓缓归，是那美好如斯，即时沉醉．

     陌上相逢，生命在春天，在这一日．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极权主义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并与其他政党共同获得必要的坚定支持者，巧言取悦公众。公众在此时此刻尚未与其他一切资讯来源隔绝。

    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和恐怖相辅构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指出，而且经常被如此认定。然而这只是部分事实。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是恐吓民众（只有在初期阶段，当政治反对派仍然存在时，才这样做），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在相反的事实面前，极权主义不会满足于宣称不存在失业现象；它会废除失业者的福利，作为它的一部分宣传。同样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失业--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古老的社会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另举一例，当斯大林决定重写俄国革命历史时，他的新版本的宣传中包含了将旧版本的书、文件连同作者和读者一起加以毁灭：1938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产党历史是一个信号，意味着那场屠杀苏联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超级大整肃结束了。同样地，纳粹在东方占领区起初主要利用反犹主义宣传来赢得对居民的牢固控制。他们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来支持这种宣传。当他们清除波兰的大部分知识分之时，并非因为知识分子们的反对，而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波兰没有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计划绑架蓝眼睛金头发的儿童时，意图并非在于恐吓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统"。

    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存在于一个本身是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被迫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但是这种宣传总是诉求于"外部范围"--无论是国内居民中的非极权主义阶层，还是国外的非极权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宣传诉求的这个外部范围可能变化很大；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极权主义宣传可能会针对自己国家里的几部分人，因为在经过足够的灌输之后，他们仍未采取协调一致的态度。在这一方面，希特勒在战时对他的将军们的演讲是典型的宣传，其特点主要是撒弥天大谎，这位领袖借此来娱乐他的客人，以图博取人心。外部范围也可以指一些运动的同情者，他们还未准备接受运动的真正目的；最后，甚至纳粹党员也常常被领袖手下的内部圈子（innercircle）或精英集团成员看作属于这类外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需要接受宣传，因为他们还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为了不至于低估谎言宣传的重要性，人们应该记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运动的真正目的时，他是完全真诚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众还未准备好接受这种贯彻的说法，所以未被承认。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极权主义统治之努力限制其宣传手法，仅仅在于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国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合适的材料。每当国内的极权主义思想灌输与在国外的宣传路线相冲突时（战时在俄国发生过此类情形，这不是在斯大林结束他与希特勒联盟之时，而发生在对希特勒作战使之站到民主阵营一方时），在国内就将宣传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只要有可能，对于被吸纳到运动内的人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已不再需要宣传）与对外部世界的真正宣传之间的区别，在运动取得权力之前就已存在。宣传与灌输之间的关系通常一方面取决于运动的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压力。运动规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扩展纯粹的宣传；外部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压力越大--即使在铁幕后面，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压力--极权主义独裁者就越会积极地从事宣传。根本的要点是，宣传的必须性总是由外部世界控制着，而运动本身实际上并不宣传，而是灌输。相反，灌输不可避免地与恐怖相伴，增强了运动的力量或极权主义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传确实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都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当极权主义政府达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后，还会继续利用恐怖手段：它的真正恐怖在于它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纳粹德国，宣传也被明白禁止。换言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统治形式的本质。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他主观因素，就像法律在一个立宪国家内的存在不依靠违法者的人数一样。

    恐怖作为宣传的对应，在纳粹主义中比在布尔什维主义中作用更大。纳粹并不打击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国掀起犯罪浪潮时那样（杀害拉德诺和厄兹伯格（MatthiasErzberger）；相反，他们杀害社会主义的小活动家们,或反对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试图向民众证明只有参加那些组织的人才有危险。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还在相对较小范围内进行时，并逐渐扩大着范围，因为警察和法庭都不会认真地对攻击所谓右翼的政治犯法者执法。一个纳粹宣传家所说的"权力宣传"（powerpropaganda）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清楚地向民众表明，纯粹的权力比当局更大，参加纳粹组织比做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更安全。纳粹在制造政治罪行时具体地利用了这一点，极大地强化了上述印象。他们对此总是供认不讳，从来不为"下级的过分行为"而道歉--只有纳粹的同情者们才作这类道歉--并且使民众印象深刻，看到他们与其他政党的"高谈阔论者"大不相同。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间的相似性已很明显．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只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

    但是，极权主义宣传比直接威胁更具体，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就是利用间接的、掩盖之下的、险恶的暗示来针对一切不愿跟从他们教导的人们，在此之后，大规模屠杀渗透到一切"有罪"和"无罪"之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地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而事实上，每一份报纸的广告栏都显示这种"科学性"（scientificity），制造商用事实和数字来证明，一个"研究"机构出马相助，例如论证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同样地，宣传者充满想象的夸张中有某种暴力成分，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但是，经常被高估的群众广告和群众宣传之间的相似性，仅止于此。商人通常并不装扮成先知，他们往往不会表明自己的预言是正确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性的特点是几乎完全强调，科学的预言与老式的追溯历史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所显示的，无非就是它们的代言人假说他们发现了隐藏的力量，可以在命运链上给他们带来好运。当然，群众极被吸引，是因为"绝对系统（absolutistsystem）陈述一切历史事件是依靠与命运链相连的第一因，这个绝对系统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压迫人的"。（托克维尔语）但是毫无疑问，纳粹领袖实际上并不只是利用宣传，他们也相信这样的理论："事实上，我们越是认识和观察自然和生活的规律......我们就越是服从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深刻认识到万能之神的意志，我们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很明显，无需改动多少字，就能表达斯大林用两句话所说的信条："我们越是精确地认识和观察历史与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越会遵从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取得伟大的成功。"无论如何，就斯大林关于"正确领导"的概念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极权主义宣传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及其用预言形式发表声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与荒谬内容的高度，因为从煽动技巧的角度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争论，只能从控制目前情形出发来发表论点、说只有未来才能显示它的优点。但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发明这种程序，也并非这种程序的惟一使用者。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中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16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群众的兴起和利用科学性之间实际上很早就有联系。群众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他们曾希望出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能消除个人行动与行为的无法预示性。昂方丹（B.P.Enfantin）常被援引作为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种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个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其结论是：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

   然而，无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有何种缺点，无论它们对19世纪常识的形成产生多大影响，极权主义宣传和科学性所诉求的群众的特点完全不是"功利主义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长"。我们从孔德的学说中知道，实证主义相信，未来最终可以科学地被预测。利益评价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并且假设可以发现权力的客观规律。罗昂的政治学理论说："国王指挥民众，利益指挥国王"，客观利益是"惟一不会失效"的规律，"正确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错误理解利益，会使政府死亡"，这些都是现代功利它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核心，但是，这些理论都不会假设有可能"改变人性"，如极权主义试图做的那样。相反，它们都或明显、或含蓄地假设，人性总是不变的，历史就是变动的客观环境以及人类对它们作出反应的故事，正确地理解历史，就能导致改变环境，但不能导致改变人类反应。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scientism）仍然假设人类福利是它的目标，这种观念是在极权主义里完全没有的。

    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主义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这在当代政治中引进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和不可预测性的因素。然而，极权主义宣传--尽管其形式上经常变换重点-指出了，即使在极权主义夺得权力之前，群众所关注的早已超越纯粹利益。因此同盟国都怀疑，希特勒在战争开始时下令屠杀精神病人，其实是想摆脱不必要的食物供应之负担，这是毫无道理的。希特勒不是因为战争而被迫抛弃道德上的考虑，而是将战争的大规模屠杀看作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可以开始一项屠杀计划，就像他的计划中的其他要点一样，是根据"千年至福"（millennia）的观点来策划的。自从全部欧洲历史几百年来实际上教会人们根据"什么人得益"来判断每一次政治行动，根据背后的具体利益来判断一切政治事件，他们突然面对一种前所未有、无法预见的因素。由于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性质--早在夺取权力之前很久就清楚地显示出，群众很少受到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驱使-群众很少认真对待这些宣传。但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成功并不十分依赖它的蛊惑人心，而是依赖群众的知识，使他们明白，利益是一种集体力量，只有当稳定的社会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提供必要的传送带时．才能感到利益所在。群众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混乱多变的现状，因此在群众之中，以纯粹利益为基础的宣传不会生效。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的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纳粹党人证明了一个人只需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来引导整个民族进人战争（这种做法是1914年的战争宣传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并不处于苦难、失业、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时代。同样的精神出现在一场明显失败的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宣传在安慰早已惊慌失措的民众，许诺说："领袖凭他的智慧早已为他的人民准备了一种简易死亡法、假如战败，就让他们进毒气室。"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并且取消它们的功利主义内容，即一个阶级或一个民族的利益。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这些概念，使形式变得比它们的内容更重要。群众领袖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再者，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掌权的群众领袖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中只关心一件事：使他们的预言变为现实。纳粹党人在战争结束时是不犹豫地集中他们尚能掌握的组织，尽可能彻底毁灭德国，以实现他们的预言：如果战败，德国人民就遭毁灭。"永远无误"的宣传效果，以各种可预言的力量的惟一解释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这些都鼓舞了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们，习惯于以预言形式来宣布他们的政治意图。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于1939年1月在国会的讲话中所宣布的："我今天再作一次预言：假如犹太金融家们......再一次成功地将民众扔进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灭绝。"用非极权主义的语言来解释，这意味着：我想制造战争，我想杀死欧洲的犹太人。同样地，斯大林于1930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准备清除党内右派和左派分裂主义分子，形容他们是"垂死阶级"代表。这一定义不仅具体地加重了论调的尖锐性，而且以极权主义的风格宣布从肉体上消灭的那些人，他们的"死亡"正是预言中的事。这两个例子都达到同一个目标：清除对手都符合历史过程的规律，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律，人的所作所受都是必然发生的。对牺牲者的迫害一旦执行了，"预言"就变成了一种回顾式的辩解：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预言的。"历史规律"是否诅咒阶级及其代表的"毁灭"、或者"自然规律是否......消灭"一切不"适宜生存"的人--民主人士、犹太人、东欧次等民族、无法医治的病人，这些都无关紧要。希特勒恰巧也说过"垂死的阶级"应该被"消灭，这不用大惊小怪"。

    这种方法就像极权主义其他宣传方法一样，在运动夺取政权以后，只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事情。那么，关于极权主义独裁者预言之真伪的一切争论都是很古怪的，好比争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的未来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样--因为杀死这个人，杀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确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有效的争论是立即拯救这个被预言判定将死的人。在群众领袖夺取权力以实现他的谎言之前，他们的宣传就是以其极端地嘲弄事实为标志，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事实完全取决于能够编造事实的人的力量。声称莫斯科地铁是地界上惟一的地铁，这个谎言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力量摧毁别国的所有地铁之前会一直存在。换言之，永远无误的预言方式和任何其他极权主义宣传手段不一样，违背了它最终统治世界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里，极权主义统治者才有可能实现他的谎言，使他的一切预言变为现实。

    预言之科学性语言符合群众的需要，他们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园，现在准备和永恒的、统治一切的力量合为一体，这些力量本身可以将在险恶风浪中游泳的人带到安全的岸上。"我们根据遗传学的证明来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们的法律"，纳粹此言，正如布尔什维克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经济力量有能力决定历史。因此他们保证会有一种胜利，不受"暂时"的失败和具体企业的失败影响。因为群众与阶级不一样，他们只要胜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们被约束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特殊的集体利益，那是他们感到作为一个群体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便面对逆境也可以坚持的利益。对他们而言，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无论是何种企图。

    极权主义宣传使群众宣传的技巧更完备，然而它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50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当时欧洲暴民进入了政治舞台。极权主义运动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领袖一样，对一切事物具有准确无误的直觉，这是普通的政党宣传或舆论不关心或不成触及的。隐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发生过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具有重大意义，而它们的内在重要性却被忽略。暴民实实在在地相信，真理就是体面的社会虚伪地忽略，或者腐败地掩盖的一切。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

    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预见的世界，而不与常识（commonsense）发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如果苏联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语相同,承认同样的动机，那么追求一致的群众就会将虚构接受为真理的最高证明；而常识告诉我们，这种一致性恰恰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而是编造出来的。说得形象些，似乎群众要求经常重复旧约圣经的奇迹（themiracle ofSeptuagint），根据古代传说，有七名翻译者各自独立地翻译出希腊文《旧约全书》，而内文完全一致。常识只能将这个故事当做一个传说或一个奇迹来接受；然而它也能说成是证明译本都绝对忠实地译出了每一个词。换言之，如果说群众受到一种逃避现实的愿望所蛊惑，因为在他们本质上无家可归的存在中，他们不再能忍受事实的偶然件和不可理解，那么同样地，他们对虚构的渴望也与人类思维的能力有关，人类思维结构的一致性高于纯粹的思维现象。群众逃避现实，这是对世界的一种判决，他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却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为偶然性变成了这个世界里的最高主宰，人类需要经常地将混乱的、偶然的条件转化为一种相对的比较一致的人为条件。群众反对"现实主义"、常识，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实"（plausibilitiesof theworld）（伯克语），原因是他们的分子化，他们失去社会地位，随之失去整个社群关系，而常识本来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才能产生意义。他们在精神上和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就无法以一定的尺度来深刻洞悉任意性与计划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常识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识。或者面对混乱的发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从于最严格的、异想天开的意识形态虚构的一致性，群众可能永远只会选择后者，随时以牺牲个人来作为代价--这并不因为他们愚蠢或邪恶，而是因为在总体的灾难中，这种逃避至少给予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自尊。

    纳粹宣传的特点是从群众渴望一致性中获得好处，而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显示出（如同在实验室一样）它对孤独的群众中人的冲击力。苏联秘密警察很愿意使受害者相信他们有罪，尽管他们从未犯过这种罪，而且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根本不可能犯这种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真正的事实因素，以使"故事"的逻辑一致性在预先准备好的忏悔书上显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为了抵制对罪状纯粹抽象的可能性屈服的诱惑，就不仅需要有抵抗经常性威胁的性格力量，而且也要求十分相信人类同伴的存在-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故事"。

    无疑地，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但是，这只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宣传手段之一部分，忏悔还不是必要的惩罚。"告白"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特产，用追溯法来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则是纳粹宣传的特产。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本身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极权主义宣传所拥有的力量-在运动有力量降下铁幕来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现实来骚扰一个完全想象的世界中凝滞的平静之前--在于它有能力将群众关闭在真实世界之外。真实的世界仍然提供给分化瓦解状态的群众惟一能理解的迹象--每一次厄运的打击都使群众受骗上当-这些迹象，可以说是真实世界中的空白，是它不想公开讨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它不敢否认的流言，因为流言尽管夸大和扭曲，却击中了某些痛处。

    极权主义宣传从这些痛处中产生了它们需要用来填平现实与虚构之间鸿沟的真理成分和实际经验。只有恐怖可以依靠纯粹的虚构，即使是极权主义政府由恐怖支撑的谎言虚构也还未完全变得随心所欲，尽管它们通常更粗鲁，更厚颜无耻，而已比运动的谎言更有创造性（俄国革命修正过的历史不是靠宣传技巧，而是靠权力来传播的，书中没有一个姓托洛茨基的人曾经当过红军总司令）。另一方面，运动的谎言更精细些。涉及群众眼睛看不到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官方当局周围布置了一种秘密气氛时，谎言最能成功。在群众的眼里，它们获得了最"实在"的名声，因为它们触及了隐秘存在的真实状况。上层社会中腐败政治家的丑闻被揭露，一切属于黄色小报的丑闻，在它们手里都变成了一种不止是耸人听闻的重要武器。

    纳粹宣传中最有效的虚构是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故事、自从19世纪末以来，集中于反犹主义宣传一向是普遍的煽动手段，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尤为普遍。一切政党和舆论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讨论犹太人问题，暴民就越是相信犹太人是所谓权力的真正代表，在整个制度中犹太人问题是虚伪和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主义宣传的实际内容既非纳粹的独白，亦非特别新的创造。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谎言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就一直在流传，其基础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犹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互赖。关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的夸张说法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已变得很明显。将犹太人描绘成恶的化身，通常只认为这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记忆，但是实际上与其后来被解放以后，在欧洲社会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密切相关。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在战后，犹太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出名。

    犹太人本身在权力方面的影响和地位却与他们日益出名和引人注目的状况成反比。民族国家之稳定和力量每降低一分，对犹太人的地位都是一次直接的打击。民族部分成功地超越国家，使政府机器有可能维持它高于一切阶级和政党的地位，因此也就贬低了与居民中的犹太人结盟的价值，犹太人或许仍处于社会各阶层之外，并且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资产阶级具有帝国主义头脑，它越来越关心外交政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就坚决地拒绝让最大部分的犹太人财富进入工业企业，不让它离开传统的资本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几乎终止了犹太人作为一个群体对民族国家经济上有用的性质，以及社会隔离对他们本身的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犹太团体像法国犹太人在第三共和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一样同化和归化了。

    对于变化了的形势相关的国家在意识上达到何程度到1917年就明朗化了，当时德国政府遵循着一种长期建立的传统，试图利用它的犹太人来一试与协约国的和平谈判。它不和德国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说话，相反却与比较不具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团体对话根据旧的方式这些小团体仍然受到信任，正因为他们坚持犹太人独立于公民身份之外存在，因此可望他们依靠国际关系网、从国际观点出发来提供服务。然而德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走错了一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做了犹太银行家们从来未做过的事；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并对政府说他们只愿谈判一种不带附加条件和赔偿条件的利平。过去犹太人那种对政治问题的冷淡态度消失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不再游离于国家之上，所以不再有用，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小部分人的无用，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中欧诸国的共和政体取代专制政府，瓦解了中欧犹太人群体，正如50年前法国第三共和国所做到的那样。当新政府在缺少权力而无兴趣保护犹太人的情况下建立时，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影响。在凡尔赛和约期间，犹太人主要被利用来当做专家，甚至连反犹主义者也承认，战后时代的一帮犹太小骗子，大多数是新来者（他们与当地的一些同宗教的人明显不一样，在他们的欺骗活动背后，有一种奇特的态度，和他们早先对周围环境的标准持冷漠态度很相像），他们和假设中的犹太人国际联系网的代表没有任何联系。在一大群相互竞争的反犹主义团体中，在一种弥漫的反犹主义气氛中，纳粹的宣传发明了一种对付这一题目的方法，与众不同，而且比其他一切方法都高明。话说回来，纳粹的口号没有一条是新的-甚至连希特勒精明地描绘说犹太裔人剥削工人，而他的兄弟在工厂用煽动工人罢工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是新的。惟一的新内容是纳粹党要求它的党员拿出证据来说明自己没有犹太血统，尽管有费德尔计划，但是关于纳粹一旦掌权后针对犹太人会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方面仍然极端模糊。纳粹将犹太人问题置于宣传中心，意味着反犹主义不再是针对少数人的观点，或只与民族政治有关，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存问题；谁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不成序列的"家族系谱"中的成员，而在纳粹的层级制度中，层级越高，在家族系谱中就必须追溯得越远。纳粹宣传很直率地将反犹主义转变成一种自我定义的原则，因此消除了观点动摇不定的状况。它用蛊惑来说服群众，这只是一种预备步骤，而且从不过分估计其鼓动演讲或印刷出版物的持久影响力。这提供给由分子化的、无法定义的、不稳定的、人数众多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以一种自我定义和自我鉴别身份的方法，不仅恢复了他们先前产生于社会功能的部分自尊，而且也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稳定，使他们成为一个组织的更好的候选成员。通过这种宣传，运动可以使自身人为地成为群众聚结的扩延，并使一个分子化的社会里孤立的个人被许诺获得自尊，将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纳粹在对待其他相关问题上也明显地应用了别人制造的以及先前使用过的口号。当公众的关注同等地集中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上，认为这两者不能同等地比较，而实际上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时，"国家杜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Socialist German Worker'sParty）（纳粹）提供了一种假设，仿佛要导致民族统一，这是口头上的解决方案它的双重商标"德国"和"工人"将右派的民族主义和左派的国家主义串连起来。纳粹运动之名偷自其他各政党的政治内容，公开地借口将这一切结合起来。先前也有将对立的政治理论成功地结合的例子，例如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socialism），等等；但是纳粹以一种方式实现了他们的结合，国会里杜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全部斗争、那些首先自认工人的人和那些首先是德国人的人之间的斗争都显得好像是一种设计，用来掩盖背地里有害的动机的欺骗--纳粹运动的每一个成员不就是同时包括了这一切吗？有意思的是，纳粹即使在起家时也不屑利用民主、共和、专政、专制这一类显示一种具体的政府形式的口号。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们一向懂得自己的一切将完全是创新的。每一次关于他们的未来政府形式的讨论都沦为空谈纯粹形式--根据希特勒的说法国家只是保存种族的一种手段，根据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说法，国家只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但是，纳粹以另一种奇怪的和迂回的方式，在其宣传中回答了关于他们的未来作用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用"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作为模式，为在将来组织德国群众建立"世界帝国"而做准备。他们不限于在纳粹党徒中利用这个密谋的说法做宣传；他们还印刷了几十万册在战后德国出售，甚至公开采用来作为政治手册，这已不是新闻了。然而这种造谣的目的主要是谴责犹太人，唤起暴民注意犹太人控制世界的危险。就纯粹宣传而言，纳粹发现群众并不很害怕犹太人统治世界，而是有兴趣追究这一点如何实现，关于密谋的流传实际上是歆羡和想知道内情，而不是基于仇恨，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仔细研究他们的某些显著的公式，例如著名的口号"凡是对德国人民有好处，就是正确的"，这条口号抄袭自"草案"中的"一切有利于犹太人民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和神圣的"。"草案"在许多方面都是根奇怪而且值得注意的。除了廉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anism）方式以外，其重大政治特点是,以想入非非的方式触及时代的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们在原则上是反民族的，而且将民族国家描绘成泥足巨人。它们无视民族主权，并且如希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相信建立在一个民族基础上的世界帝国。它们并不满足于在一个特定国家里的革命，而是将目标定在征服和统治世界。它们向民众保证说，不管在人数、领土和国家权力方面优劣如何，它们只要通过组织手段就能达到对世界的征服。可以肯定，它们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产生于非常古老的迷信成分。这种"草案"是古老的，一个国际间的团体连续不间断的存在，这种概念在自从法国革命以来的小道政治文学中就有了，即使这些18世纪末的写作者未曾想过，这个"革命的团体"，这个"一切文明民族中间的奇特民族"就是犹太人。

    对群众最有吸引力的是"草案"中一场世界性阴谋的动机，因为它契合了新的权力形势（希特勒很早就允诺，纳粹运动将"超越现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界限"，战争期间，党卫军试图将"民族?lt;nation>这个词从纳粹的字汇中抹除）。只有全球列强看来仍有机会独立生存，只有全球政治才有机会产生永久结果。这种情况会使并非世界列强的小国家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草案"似乎可以指出一条出路，不依靠不可改变的客观条件，而只依靠组织的力量。

    换言之，纳粹宣传从"由于强烈的民族性而变成超民族的犹太人"中，发现德国世界主人的前驱，并向群众保证："首先看清犹太人、首先向他们作斗争的民族，将会取代他们统治世界的地位。"关于犹太人早已实行世界统治的幻觉，构成了德国在未来统治世界的幻想的基础。当希姆莱指出"我们的政府统治艺术应归功于犹太人"时，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归功于"领袖牢记在心"的锡安长老草案。因此"草案"表现出征服世界在实践上是可能的，整个事情只剩下是否受灵感启发或技巧是否精明的问题，阻碍德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显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他们无需拥有暴力工具就能统治整个世界-因此一旦他们的秘密被发现，其方法在一个更大规模中被仿效，他们就成了容易应付的对手。

    纳粹宣传将这一切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集中在一个概念上，称为"德国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这个新的社群在无产阶级的气氛下，在纳粹运动中形成，其基础是一切德国人绝对平等，这不是权力的平等，而是天性平等、以及他们与其他所有的人绝对不同。自从纳粹掌权之后，这种观念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让位给一种态度：一方面蔑视德国民众（纳粹一向持此态度，但在以前不大显露），另一方面非常热心地从其他国家的"亚利安人"中扩大他们自己的队伍，这种想法在纳粹掌权之前阶段的宣传中并不很重要。"德国民族共同体"的说法只是为"亚利安人"种族社会制造舆论，它最终会毁灭各个民族。包括日耳曼民族在内。在某种范围内，"德国"是纳粹尝试考虑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诺言。如果我们不管一切意识形态含义，那么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宣传对另一种宣传再生的魅力。两者都讲话要平衡一切社会差异和财产差异，没有阶级的社会明显地意指每一个都被平衡到工厂工人的地位，而"德国民族共同体"的含义中有一种征服世界的阴谋，也延伸出每一个德国人最终可以变为一个工厂主的合理希望。但是"德国民族共同体"的更大利益是它不必等到未来某个时刻，也不依靠客观条件：在运动的虚构世界中它可以即刻实现。

    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出于这个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只能被看做是一种不必要的障碍。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极权主义运动，令人惊骇的"新"统治方法，组织方式中的独创性，都没有鼓吹一种新的理论，也都没有发明过一种不曾流传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偶然。赢得群众的并非是成功的煽动，而是一种"有活力的组织"实实在在的力量。希特勒作为一名群众先知的辉煌大才并不在运动中使他赢得地位，而是使他的对手们误以为他是一个单纯的群众煽动者，而斯大林是能够击败俄国革命的伟大演说家。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著特征是头脑简单和目标单一，他们以此来从现存的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锡安长老们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阴谋"都是虚构的，两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犹太人在过去的非公开影响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极权主义舍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虚构的世界。它们的技巧包含着使用并超越现实因素和各种经验因素，来选择虚构，使这些因素在某些领域里普遍化，而这些领域在当时又无疑是个人经验不可能控制的。极权主义宣传靠这种普遍化建立的一个世界，适合于和现实世界竞争，后者的主要缺陷是无逻辑、无连贯性、无组织。虚构的连贯性和组织化的严格性可以使通则化的说法在具体的谎言揭穿后，最终仍能存在--认为犹太人在孤立无援地遭屠杀之后仍有力量，而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肃和托洛茨基本人被谋杀之后，仍在全世界进行有害的阴谋活动，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极权主义独裁者们面对荒诞局面，仍然顽固地坚持原先的谎言，这种态度远不止是对诡计的迷信，至少在斯大林身上，心理学无法解释说谎的原因，他的成功也许会使他自己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宣传口号一旦与"有活力的组织"结合，不破坏整个结构，就无法清除它们。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假设，被极权主义宣传从一种客观的、可争议的事情转变为纳粹的主要现实成分；重点在于纳粹起而行动，假设世界已被犹太人统治，因而需要一种反阴谋来保护自己。种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在科学上价值可疑的、有争议的理论，而是在政治组织功能阶层中的每日现实，在这种组织的框架内，如果对现实产生疑问，那就会是非常"不现实"的。同样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再需要争论阶级斗争、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福利无条件地依赖于苏联的福利；第三国际的功能组织比任何论争或纯粹意识形态都更能令人信服。

    极权主义宣传比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宣传更优越，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内容，对于运动的成员们而言，不冉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才能完全实现整个生活结构的组织。在纳粹德国，当只有种族出身至关重要，而一种职业取决于人是否具有"亚利安"相貌（希姆莱一向根据相片来挑选党卫军成员），食物发放量的多寡必须追究一个人的祖辈有几个犹太人时，怀疑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有效性，就好比怀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样。

    宣传常常为虚弱和不可靠的论争"加人组织的力显"，而立即实现它所说的任何话，宣传之优势，不证而明。明白之理可以驳斥以运动许诺要改变的现实为基础的论点，驳斥以纯粹事实可以揭穿的反宣传-纯粹事实属于或者维护一个任凭摆布的群众不能也不会接受的世界-宣传只有另一种更有力或更好的现实才能否定它。

    极权主义宣传只有在失败的时刻才会显现出它的虚弱本质。若无运动的力量，其成员立即就会不相信他们昨天还准备为之献出生命的教条。当运动（亦即庇护他们的虚构世界）被摧毁时，群众就会转向他们原无作为孤立的个人的地位，或者在一个已经变化的世界里愉快地接受一种新的功能，或者沉沦于他们旧日绝望的多余者地位。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只要运动犹存，就会完全疯狂地活动，但不会模仿宗教狂的榜样作为殉道者去死（尽管他们很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去死）。相反，他们会放弃运动这种厄运。向四周寻找另一种有希望的虚构，或者等待前一种虚构重新获得足够力量来确立另一场运动。

    同盟国想在德国民众中找出一个自我忏悔或被说服的纳粹分子而徒劳无功，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时间里是纳粹的忠实同情者，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类弱点或机会主义的标志。纳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被完全"实现"过，以至于其内容不再作为一套独立的学理面存在，失去了其所谓知识的存在地位，因此，现实被破坏无遗后没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么疯狂。

古典的小说构结，舒缓的语句，一切都在沉着平静中展开，仿佛是上帝之眼扫过大地，只因人类语言表达的限制而不能在同一时间全数呈现，所以才沉静舒缓地一一道来。平静的描述既使在序曲部分那骤风急雨式的六月风暴中，依然沉稳舒缓，不带一丝惊雷。那语句仿佛在说：不用着急，就在这缓缓的描述中，人世将全数呈现----善与恶缠绕交织、美与丑眼衣饰同体，温暖与冷漠搅乱了心灵的季节，同情与残忍共用一双眼眸，……

没有华丽的句子，有的只是作者天才智慧的目光穿透世间人心的透彻，而她并没有因为这透彻而自觉己在高处，从而去评赞些什么，她只是那平静而细腻地描摹着，让人世的一切，让人性的美丑善恶，皆在她笔下纤毫毕漏地呈现。她对人世对人性的了解是如此透彻，以至让人觉得她的笔触有时带了些暗地里的尖刻，可这尖刻也是平静的，并不捎带常见的尖酸。

很多时候，我一边读一边惊疑内米洛夫斯基是否是上帝派到人世摹写人心世情的精灵，她挥舞着手中的笔，全角式地收纳一切，记录下人世间的各色人心，以及他们错综复杂地交集。这样的手眼，大气而残忍，没有道德性的批挞与赞扬，只是沉静地理解并宽容这世间的一切，带着因平静而显示的残忍。这宽容与理解的残忍，是因为对人世人性的彻底的了解，也是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的平静吧？一如细察人世却从不言说的上帝。

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个在逃难中与死神并肩而行的女子,她是如何透彻人性的？又如何在透彻人性之后依然平静地面对这一切？有太多的人在苦难面前羞愤发怒，有太多的人在经历之后仇恨人间，还有太多的人因自觉看透人性而骄傲嘲讽或冷漠不屑.然而，这个女子没有。这个即将被送往纳粹集中营的犹太女子,她的眼穿透了世间人事，却没有愤怒,没有冷漠,也没有仇恨,她有的只是平静，平等对待世间一切的平静,一如佛界大德在彻悟之后生命充满了平静.因了这平静而平等看待一切，宽容一切。这平静是因为透彻与宽容，也因为智慧心灵看到了广大的生命与人的存在，她借书中人物亮出她透彻的眼：“他周围的这些人以为命运特别不愿放过他们，不愿放过他们这可怜的一代人，但是他想的不一样，他想到的是自古以来所发生的人类大规模逃难。多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倒下，血泪交加…”“只有向前走，只有将自己重新交付到上帝的双手间。”这是将生命还归，一手搀着人世,一手捧着灵魂,坦然行走于乱世。

没法举例说明伊莱娜.纳米洛夫斯基对人性世情的透彻，因为没有哪一句话不是渗透着这样的透彻，同样，也没有哪一节不是世情人心的沉积容纳。 她对人性的透彻描写,自个人小小的心思婉转到人世间的人情复杂，无不真实到让人心惊。她不是在写小说，她是在摹画这个世界，摹一幅世间长卷以惊知者智者。她的天才让这长卷里的人人无不循着自身带有的性格、背景、经历在生活中演进，宛若人人都沿着上帝画好的无形线条。 

她在日常生活事件不动声色地勾画他们的性格，文化修养，行为方式，阶层属性，等等一切人的特征。当然，她的大气手眼与沉静透彻让她在勾画这些显性特征的同时也描绘出每个人由此聚合冲撞出的种种个人的，阶层的，社会的心理和文化倾向。这要什么样的天才，这要如何透彻人世！

她看到并思考文明与人性的脆弱，人们在劫难到来时，“害怕废黜了一切非本能的东西，它是一种动物性的颤抖。”“数个世纪的文明所沉淀的宽容仿佛无用的装饰一般离她而去，暴露出她那颗冷漠的、赤裸裸的灵魂。”真是可怕！然而“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怜悯，一种仁慈，有一种只有平民百姓之间才会有的，积极的，谨慎的同情，特别是在充满恐惧与悲苦的时刻。”“一种共同承受不幸的感觉让他们感到温暖”。呵，文明虽脆弱如斯，人性中的善与好还在，也许还带了些尘垢。

不，不要因此以为伊莱娜批判了什么赞扬了什么，她没有，她只是平静地描画这一切。如果说她有什么倾向，我想那是她相信虽然人世的善恶交织无法厘清，然而人类的生存延续必依赖于人性中广大存在的基本的善。这善是尘污世界里的一线光明，是冷漠世界里坚岩上开出的花，虽弱小却柔软美丽，无法不让人为之动心。

正因为伊莱娜如此相信善的存在，在第二部《柔板》里，描写了德国占领法国后法国人与驻法德军，他们的心态，交往，此间呈现的人性。她写法国人面对德军的复杂的心态，也写他们之间的日常纠纷和阶层矛盾。法国人作为战败者，同时作为日常生活的人，他们的人性纷纷扰扰，善与恶交织在每个人心灵，甚至他们的善与恶都是两面性的，善有着恶的一面，而恶又着善的一面。这些只有上帝才能分清，而尘世间的人们总是在这纷扰中过着日常生活，带着喜悦与悲哀，接受生活与生命所给予的一切。

她还是那样平静，甚至是带着柔软和温暖来描写那些德国占领军。那些军人，那些年轻的军人，他们是人，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是情人的爱和想念，他们也在生活，他们也有悲哀与幸福，渴望与恐惧。他们也是世间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是。难道伊莱娜不知道正是他们将要把她送进集中营，正是他们是那将要迫害她并最终杀害她的人吗？不，她知道，她清楚地知道，然而她仍以如此柔软的温暖来写他们，这是她的博大，她的光明。她看到的不只是个人，不只是法国，她看到的是生命，是这世间的苦难，这苦难不是哪个人的，不是哪个国家的，是人类的，是所有生命的。

《法兰西组曲》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阅读的快乐，它是上帝之手展开的画卷,数种风景都在，百种风情都待相知者心眼相见。

“点儿，点儿，你干啥？”

“我在这儿弹弹瑟。”

“磞”的一声来站起，“我可不与你三比。”

“比不比，各人说的各人理。”

“三月里，三月三，各人穿件蓝布衫。也有大，也有小，跳在河里洗个澡。洗洗澡，乘乘凉，回头唱个‘山坡羊’。”

 先生听了哈哈喜：“满屋子学生不如你。”

    再看这段论语.侍坐章: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是《朱自清说歌谣》中读到的。语言之妙如此！如此解读，妙！

<事物的起源>:德国利普斯著,汪宁生译.几十年前的老书重版,但作者与译者都态度平实认真,内容也都是有关远古人类的基本生活,虽有些观念上和考古实物上的落后,也并不影响读者太多.因为他们的态度平实,大的方面写得很不错,那些对远古怀有想象的人可以一读.

<会说话的巫图>:当时只读了前言什么的,觉得应该是自己喜欢的一类,没有细心翻阅,只凭想当然就买了,所以买错了,没有什么内容的书.

<文物物语>:有关中国古书中提及的各种日常用品文物小品,虽是文物小品,但从最生活化最基本的器物上了解古人的生活,很不错.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彭林著.共十讲,以出土实物解读史前与近史前先人的文化文明.详实明晰,很不错.读过后,一定会觉得那种社会进化论真是自大得可笑,先人的智慧与生活何其高也,只是我们无缘得知,只能自某些实物上一窥了.

另:这套书应该很不错,不知当时为何只买了此一本.是只见此一本,还是漏了那些?

<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到古代中国去施行>:中华书局,伊永文著.作者文笔好,将古人的生活复原得活色生香.读后只有感叹:古人的生活何其多彩.生命在作何时空都有其精彩,而他们的智慧更令人叹服.只是也令人疑:为何这么多的精彩没有流传下来?除却人们常说道的文化上的原因,难道没有别的因由?还有其它一些感想,说起来就大了也泛了,打住.

这套书还有另外一人写的两本,但当时我略翻了一下,觉得不喜欢就没有买.

<花间十六声>孟晖.这是近年的书,很多宣传,不多说.不错的书.偶买了大小本,重复了.

<中国古代的类比----先秦诸子的譬论>:社会文献出版社,黄朝阳著.思路分明,目的明确的书.以现代哲学中的类比析先秦文献中的譬论,且论证明确,令人耳目一新.

<朱自清说诗><阿英说小说><柳诒徵说文化><吕思勉说史><郑振铎说俗文学><萧涤非说乐府><顾随说禅><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很好的一套书,虽观念与取证可能落后,但各位著者的文化品位与学思足以为玉.

这几本中,茅盾说神话不太好,因为疑古太厉害,又非专业.而相类的闻一多先生的<神话研究>则论证精密,实是治学大师之作.

<中国俗文学史>:厚的两卷本.比上面的<郑振铎说俗文学>多了些图,且内容更实密些.很不错.

<朱自清说诗>很好,先生的<朱自清先生说歌谣>虽未最终完成,且只是授课稿,简洁条理详实,好.<经典常谈>也是朱自清先生所著,普及性的书籍,却也见功力.

因<朱自清先生说诗>,又读了张中行老先生的说诗词(中华书局出版),觉得张中行老先生的可雅俗共赏,态度从容可亲,更好读一些,且有老先生对人生生命的一些解读在内,更觉其好.

<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清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唐宋词十七讲>等:觉得有这几本书,叶先生的思想基本在其中,且这几本书比较紧密,比之其余重复多且浅的演讲稿好得多.叶先生论观堂先生的小词,着实与我心有戚戚,且解了我某些切身之惑.其中也有小小的不同意,只是小小的.比如可怜身是眼中人的解释.

另:一直想推荐<落花一瞬>,美丽的文字,且于美的述说的中让人清楚感到日本人的某些精神底色.惜此书一路如流水倾泻,而没有全面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