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 version="1.0" encoding="gb2312"?><?xml-stylesheet type="text/xsl" title="XSL Formatting" href="http://blog.stnn.cc/skin/rss_list.xsl" media="all"?><rss version="2.0"><channel><title>敏思博客_司敬雪</title><link>http://blog.stnn.cc/sijingxue</link><description>白勺黑犬</description><item><title><![CDATA[狗是歌德]]></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647440</link><description><![CDATA[&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b>狗是歌德</b><br><br>&nbsp;&nbsp;&nbsp;&nbsp;小的时候，我养过一条猎狗，浑身又黑又亮，一根杂毛都没有，跑起来一阵风，见影不见狗，电光般就在你跟前闪而过去了。村里的人都叫她杨贵妃，甚至说，她比杨玉环还可爱。这纯粹是扯蛋。村里人夸人是瞎夸，夸狗就更不着谱，环肥燕瘦，怎么能用肥娘们杨玉环夸奖精干的猎狗呢？再说，杨玉环体重一百五六十斤，走路都带喘，能跑得动吗？能见影不见环吗？七！不过村里人直觉还是有的，他们说我的猎狗可爱，是一点都没说错。<br>&nbsp;&nbsp;&nbsp;虽然猎狗的性别是雌，但我还是给她起了个十分雄性的名字——歌德。不为别的，只是由于当时我正单恋一个女孩，正一遍又一遍的捧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女孩让我心碎，《少年维特之烦恼》则让我着迷。尽管歌德是为一个半老徐娘而浪费笔墨，我是在为一个新鲜的水果而神伤，但我当时鬼迷心窍，完全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因此，我十分喜爱歌德。这种喜爱，除了那个总是挂着鼻涕瀑布的梦中女孩，只有我的爱犬可以相提并论，没办法，合二为一吧，我就毅然为猎狗举行了一个加冕仪式，正式命名为歌德了。二弟起初不同意，我一个脖溜削下去，他立码举双手赞同了。七！<br>&nbsp;&nbsp;&nbsp;&nbsp;那个夏天，我每天领着歌德徜徉在昆虫飞舞的油菜地里。看着一对对昆虫携手飞翔在油菜花的上空，我既悲伤又快乐。那是多么浪漫的时光呵。小小的我，却懂得了浪漫，没办法的事呵，活该我浪漫呵。只怪鼻涕水果还太小，不懂得哥哥的心呵。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一点呢？有人说孔子生下来就会读书，可有没有人知道，我可是生下来就懂得浪漫哪！浪漫的人大概都会遭遇对手懵懂不灵的情况吧！我一天到晚琢磨着这些没人知晓的心事，心底真有一种无法告人的喜悦呢！<br>&nbsp;&nbsp;&nbsp;&nbsp;谁知道，没出一个月，浪漫转瞬而逝了。他娘的，人若撞上霉运，喝口凉水都塞牙呵。我的爱犬歌德，她在马路上小便的时候，被迎面飞来的一辆重型货车给碾碎了。<br>&nbsp;&nbsp;&nbsp;&nbsp;那时我正坐在课堂里，用张无忌的乾坤大挪移，将鼻涕水果抱在怀中演绎最浪漫的事呢。水果的鼻涕搞得我满脸湿渍渍的。忽然，我觉得心口被针刺了一下。大挪移结束，我回头看了下鼻涕水果的座位，才发现那是空的。原来她那天压根没来学校。当时，正站在歌德不远的地方吃芝麻糖呢。歌德看见大卡车向自己冲来，浑身一激灵，腾身向路边跳过去，她的尿液在晚霞的彩光里划出一条夺目的长虹，也飞向路边。可是，没想到呵没想到，车上的司机被歌德灵敏的飞行表演搞晕了，他也鬼使神差驾着大卡车向路边冲去。歌德气得破口大骂，他妈个丫的，你找抽哇。他就想再腾身跳到更路边的柳树上，让这个倒霉的司机带着他的嫁妆和柳树娘娘来个刑场上的婚礼。正一闪念，她看到了逃学的鼻涕水果，红色的蝴蝶结在她的头上一闪一忽呢。糟了，那是主人的所爱呀。她要是被撞死了，我非被主人红烧或清蒸了。唉，傻瓜歌德，我怎么舍得杀你呢？歌德哪里知道我的想法呢？为了救鼻涕水果，她一个旱地拔葱，又向路中央跳了回去。司机也正想向回打方向盘，两下里思绪一会合，货车就又从路边回来了。<br>&nbsp;&nbsp;&nbsp;&nbsp;鼻涕水果背对着马路，还在一心一意地吃她姥姥给的芝麻糖，浑然不知身后发生的一切。歌德一看女孩已经安然无恙，使劲吐了一口粗气，“我的妈耶”，心中荡起英雄般的骄傲，却忘了自己仍在危险中这码事。只听嘭——扑，歌德觉得整个地球都爆炸了。当然地球还好好的，是她自己被撞烂了。<br>&nbsp;&nbsp;&nbsp;我知道这场灾祸是放学后，是鼻涕水果第一个告诉的，这也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话。我当时有没有受庞若惊的感觉，现在想不起来了，也许是想起来不想告诉你，不过，确实没有什么激动万分的表示，相反，我一伸手打了她一脖溜。当然我没有用力，重起轻放，最后差不多变成了一场抚摸。鼻涕水果骂我流氓，我做得也真有失水准，往心窝里说，有点缺德，倒不是说该不该抚摸鼻涕水果，主要是我的爱犬歌德失骨未收，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我三十年来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惟一一件事。我回家拿来铲子，用铲子一点一点把歌德的皮和肉从马路上铲起来，装到一只玻璃瓶里。然后，带着玻璃瓶来到开满油菜花的田野把它埋掉了。歌德的死结束了我的初恋。红颜祸水，是我得到的痛心结论。如果我不单恋鼻涕水果，歌德也不至于拼死保护她。即使拼死保护她，也不会在大祸临头的时候，还在那想什么向我邀功，也就有时间逃生了呀。歌德的死治好了我的相思病，从此我再也没有为哪个女人神颠魂倒。我并不避让躲也躲不掉的艳福，但逢场作戏，难得的是糊涂。那一段时间我天天去歌德的墓前，给他讲刘胡兰的故事。我是在表扬它呢。我也是在向它忏悔，要不是我的初恋，也不会害它失去生命呵。我总觉得歌德的死和我有关。我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呵。<br>&nbsp;&nbsp;&nbsp;&nbsp;这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本来我早就把它忘干净了。再大的事，三十年也会忘光的，不然，人早就得死光了。谁经受得了三十年往事的重压呵。可是，昨天，歌德又回来了。<br>（未完待续）<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5-10-10 11:39:25</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酒·药·女·佛]]></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647056</link><description><![CDATA[&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font face=黑体>酒&#183;药&#183;女&#183;佛</font><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鲁迅小说简论<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br>[内容提要]<br>&nbsp;&nbsp;&nbsp;&nbsp;鲁迅的小说研究，似乎已经被人穷尽了，以至于有人会说，鲁迅被人们研究死了，但是，我以为过去人们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鲁迅小说加以历史化哲学化，即把鲁迅小说与某种历史理论、哲学理论联系起来，以鲁迅小说为该种理论的形象化，而对鲁迅个人生活经历与鲁迅小说的关系则比较忽视。以至于鲁迅的形象给人们的感觉怪怪的。似乎他是一个整天无忧无虑、全神贯注思考他人、思考社会的“智能人”。这并不符合事实。为了消除人们对鲁迅的这一误解，我写了这篇论文。<br>&nbsp;&nbsp;&nbsp;&nbsp;本文以为，鲁迅的小说&nbsp;，首先是为自己而创作的，鲁迅是一个饱尝人世间各种苦味的人，又是一个对人世间苦味特别敏感的人，所以，鲁迅内心淤满了苦痛，而小说的创作，对于鲁迅而言，首先是宣泄苦闷、寻求解脱的方便法门。从这一理解出发，结合鲁迅个人经历，本文对鲁迅小说儿了一番重新梳理。<br>&nbsp;&nbsp;&nbsp;&nbsp;&nbsp;本文共分四个部分。正文之前是一节引言，简略介绍“酒&#183;药&#183;女&#183;佛”一题的出处，以及鲁迅对魏晋人关于“酒”“药”“女”“佛”的理解的评论。正文第一部分，“酒”，旨在通过研究文本，具体论证鲁迅面对贫穷与死亡而产生的恐惧以及为摆脱恐惧而本能地产生的对酒的理解与亲近。这一部分主要围绕《孔乙己》《在酒楼上》展开。第二部分，“药”。鲁迅一生遭遇众多不幸，倍受他人迫压，鲁迅本能地捡起“憎恶”作护心法宝。本文通过《狂人日记》《孤独者》《铸剑》的分析，论证鲁迅吸纳“憎恶”又极力排拒而终于排拒不开的心理路程。第三部分，“女”。鲁迅象每一个男子一样也在面对女人。但是鲁迅似乎格外不幸。女人没有成为鲁迅心曲的倾听者，而似乎成了鲁迅生活的枷锁。面对女人，鲁迅感到太多的无奈和尴尬。本部分围绕《明天》《祝福》《伤逝》《离婚》加以分析，论证鲁迅为摆脱面对女人尴尬而作的自我阉割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第四部分，“佛”。通过《社戏》《女吊》等的分析，论证鲁迅所接受的佛学影响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反映。<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5-10-10 8:52:2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中国奶业危机如何应对]]></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89350</link><description><![CDATA[<DIV class=articleContent id=articleBody>
<P style="TEXT-INDENT: 2em">昨天，国防大学危机管理中心原主任丁邦泉教授到鲁院讲课。丁教授的话风如刚出土洗净的水萝卜，干练、直爽。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解放军。丁教授讲了危机管理知识，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身边就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奶业危机。从三鹿起火，整个奶业都烧起来了。消费者一片骂声，有的说今后只喝进口奶，呼吁国家发放喝进口奶补贴，还有的说今后应该大力发展人奶企业，每天一杯人奶，幸福中国人（怎么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四川那个刘文采）……语近夸张极限，但可见这场危机十分严峻。</P>
<P style="TEXT-INDENT: 2em">应该说危机一直存在，只是今天才暴露出来。</P>
<P style="TEXT-INDENT: 2em">是疖子早晚要流脓。早出问题比晚出好。</P>
<P style="TEXT-INDENT: 2em">但愿，我们能真正有一个好的危机管理知识体系，真正有一个好的危机管理职能体系。早发现早预报早处理。</P>
<P style="TEXT-INDENT: 2em">中国人喜欢捂，放个屁都要捂在被窝里，宁可自己受大罪，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过去，凑合着能捂住一下，现在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了。</P>
<P style="TEXT-INDENT: 2em">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别捂别盖。如果确实有无法避免的事故，就让它尽快暴露出来，抢时间尽快解决，损失会小一些。</P>
<P style="TEXT-INDENT: 2em">关键是不要抱任何幻想，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作为企业，好好以质量诚信求生存；作为政府，好好以管理诚信求生存。谁幻想，谁失败；越幻想，越失败。没商量。</P>
<P style="TEXT-INDENT: 2em">我们还有多少臭屁捂在自己被窝里，掂量一下吧。</P>
<P style="TEXT-INDENT: 2em">&nbsp;<WBR></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tyle="FONT-SIZE: 16px;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color=#286446 size=5>附牛根生博文及网友评论：</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tyle="FONT-SIZE: 16px; 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color=#286446 size=5>在责任面前，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FONT></P>
<P><FONT face=楷体_GB2312 color=#286446 size=3>【按】牛总开博以来，不少热心网友时常惠顾。无奈牛总事多，常常无暇顾及，有时一个月才发一篇博文。最近乳业惊现三聚氰胺事故，网友对蒙牛极为关注，希望牛总出来表个态。为了尽早解答网友的疑问，现将他今天在蒙牛全员大会上的发言概要粘贴在这里，供参考。在本次讲话中，他首先陈述了早晨召开的董事会对经营班子目前几项举措的肯定：在保障消费者权益上方向正确，在制订善后方案上思路清晰，在确保奶源安全上应对及时……其后，他把话题聚焦到——责任。</FONT></P>
<P>（工作人员注）</P>
<P>&nbsp;<WBR><WBR></P>
<P><STRONG><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尊敬的各位员工：</FONT></STRONG></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因为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死路，一条是活路。</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昨天，是乳制品行业最为可耻的日子，根据新闻联播的报告，国家从22家乳制品企业的婴幼儿奶粉中检出了三聚氰胺。</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也就是说，全国一些婴儿的胃里，包括在场少数员工的孩子的胃里，或许就曾吞下过这种有可能让肾脏长出石头的怪物。</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责任在谁？我们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干系。有人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事。是的，在此之前，除了那些故意添加三聚氰胺的害群之马，以及他们的帮凶，其他人有谁知道暗藏在宝宝肾脏里的这颗“定时炸弹”？然而，“不知道”这三个字绝对不能成为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无知本身就是一种犯罪！</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尽管奶粉在蒙牛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其中不合格婴幼儿奶粉所占的比重更是小而又小，但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尽管我们在全中国创建了第一批万头奶牛规模牧场，主要奶源掌控在自己的安全视线之内，但毕竟，哪怕1%的疏忽也可以给顾客造成100%的伤害！——由于全球检验传统的惯性，由于行业检测手段的局限，或者干脆说，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无知，我们没能完全把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阻挡在厂门之外，没有替孩子的妈妈当好安全卫士，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职。</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要追究犯法者，严惩责任人，把制造灾难的那个“黑洞”完全堵上。</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我们面前站着忠诚的消费者，背后站着投资的股民，四周还有广大合法经营的奶农……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在责任面前，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要为消费者负起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对于那3个批次的问题奶粉，我们要干净迅速地全部召回。对因食用问题奶粉而造成身体疾患的消费者，我们将按照国家标准双倍赔偿；今后五年内查出由此造成的疾患，我们负责到底。</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还郑重承诺，为了做到对消费者坚决的、彻底的、全面的负责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委托国家及地方相关检测机构，对蒙牛所有产品进行全面检测。奶粉要检测，液态奶要检测，冰淇淋也要检测。检测结果将于几天后予以公告。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市场上只存在安全产品，让全国消费者放心！因为我们不能判定坏蛋只做三鹿，不做其他企业；只做奶粉产品，不做其他品种；只做河北，不做其他省份。</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要为奶农负起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凡经检验合格的原奶，我们要一斤不少地按照合约继续收购。</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要为股民负起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企业当初是股东拿钱创办起来的，无论对于老股东还是新股东，我们都要为他们的投资收益和风险承担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要为经销商负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近百万经销商、物流大军在前线兢兢业业，我们要对得起他们的汗水。</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一定要与国务院、省市政府保持一致。</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要懂大局，识大体，对各项政策坚决贯彻，认真落实。</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还要为自己负起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在这场中国乳业责任事故中，我们三万员工是无辜的，你们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本以为种下的每一粒种子都是“龙种”，却想不到一些时候收获的竟然是“跳蚤”。但大家是企业的中流砥柱，考验面前，千斤重担我们一起挑。</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还想告诉大家，昨天我们管理层开会一直开到凌晨四点半，会议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建议，但最后做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大品牌要负大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无论是与非，无论长与短，我们都要坚决地、彻底地、全面地负责任。</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为了承担责任，我们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即使公司完蛋，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履行承诺，把细节做到位，哪怕牺牲自我也要营造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乳制品市场，坚持我们一贯的“始终将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立场。</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我们宁可轰轰烈烈地死掉，也不能猥猥琐琐地活着。如果因为负大责任而死掉，死而无憾！至少，负责任死了比不负责任死了光荣得多。这就是我们的“终极思考”。</FONT></P>
<P><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最后，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如果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好，我这个董事长将引咎辞职。</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nbsp;<WBR>网友评论，内容太多，复制几次均告失败，特录其网址如下：</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A href="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5dac20100amsi.html"><U><FONT color=#4d74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55dac20100amsi.html</FONT></U></A></P></DIV>]]></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9-18 19:53:0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我对我国当下文学评论总状况的一点看法]]></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89349</link><description><![CDATA[<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left><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鲁迅文学院第九届高研班调查问卷已经发下来好多天，一直没往上填。如今，再不填就没有时间了，试着填了一道题，抄录于此吧：</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nbsp;<WBR></P>
<P style="TEXT-INDENT: 2em"><STRONG><FONT style="FONT-FAMILY: 黑体" size=4>*你对我国当下文学评论总状况的看法？</FONT></STRONG></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ize=4>我觉得，纵向说今天的文学评论不如1980年代，不如五四，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况且，也不一定属实。应该说今天，文学评论家还是在积极认真地工作，也取得了很扎实的成果。尽管，由于文化消费多向分层，文学成为受众可以选择的众多模式之一，文学评论消费所占分额自然又小了许多，但是，文学评论还是有自己的受众，还是在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ize=4>当然问题也是明显存在的。首先，我以为是文学评论家的视野还有必要进一步放宽。1980年代，为了祛除极左规制对文学的不良影响，一批文学拓荒者策略性地大力倡导文学内转理论，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推动了文学的破冰和茁壮生长。这是文学内转理论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但是，随着文学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文学内转理论的局限性也很快暴露无遗。受其影响的文学，视野日益逼仄，作家的气宇日益狭小，作品的格局日益琐细。1990年代中期，一批文学评论家，痛感文学严重失语的症候，倡导人文精神，倡导文学冲破自缚的蚕茧，接通内外，恢复文学生产的精神元气。后来，他们又由文学而文化，借鉴利用现代、后现代文化理论，以前瞻性的理论话语试图创新性地解释文学，从而为文学走出困境寻找突破口。不过，从总体来看，文学评论家的视野还显现狭窄之态，过时的、无效的言词还时现耳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ize=4>另一严重问题，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存在巨大弊端，严重影响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自1978年中国开始建立技术职称评聘制度后，知识和专业技术受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重视，这曾经刺激中国学术的生长发展。文学评论也逐渐摆脱了感悟式点评，而纷纷注意利用各种文学理论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但是，随着职称评聘制度大面积铺开，它愈演愈烈的官僚化使其建立之初的积极意义被消耗殆尽。还有当下愈演愈炽的学术评估、硕博点申请，日益演变成劳民伤财的学术腐败。体制中人为应付硬性任务而反复复制，抛开质量只求数量的论文写作使当今的学术研究成为最大的文化垃圾场。1990年代后期，文学评论重心逐渐从文联作协系统转向高校。高校教育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便也严重波及文学评论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清理整治的时候了，否则，中国教育发展难以为继，中国的文学评论的发展也面临巨大障碍。</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em"><FONT size=4><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第三，对</SPAN><SPAN lang=EN-US XML:LANG="EN-US"><FONT face="Times New Roman">80</FONT></SPAN><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后文学的构成及价值缺乏科学、有效的梳理及评价。尽管断代的称谓十分幼稚，但舍此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说法，姑且用之。这些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出生成长起来的族群，有着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思维，他们的优势在那里，存在什么劣势，对此进行科学评估是个陌生而重要的课题。此前，我们习惯性地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式来框套他们的行为话语，得出的可能都是很浮浅的甚至是存在很大误会的印象式结论。对于他们创作的文学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也没有能够进行一种科学理性的分析。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不恰当。尽管有人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仍存在巨大空白。文学评论要向前发展，必须能找到一套有效的话语，来充分、合理的解释新一代人的文学。愤激之语，道德批判，笼统断定，都没有多少意义。</SPAN></FONT></P>]]></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9-18 19:51:08</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柳青有一副伟大的胸襟]]></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75584</link><description><![CDATA[<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center><IMG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height=232 src="http://blog.stnn.cc/UpLoadFile/2008/08/1000729420.jpg" width=345 onload=javascript:resizepic(this) border=0></P>
<P style="TEXT-INDENT: 2em" align=center>常言说，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全得扔。拿柳青一比，浩然，真是不算什么了。</P>
<P style="TEXT-INDENT: 2em">柳青的胸襟，堪称伟大二字。这是我读《创业史》过程中的深刻感受。在他的心胸中，不仅装得贫下中农，也装得中农，富农。甚至，地主也装在里面。这样的胸襟，怎么是浩然可比的呢？《创业史》里，有个高增福，梁生宝说他小鸡肚肠，浩然其实和这个增福差不太多。我还是要说，浩然是有才气的，也是有情趣的，但是胸襟不够。有人把他的《艳阳天》排在百年百强中，而没有柳青的《创业史》，我以为是个误会。《艳阳天》是浩然小说中的好作品，但和《创业史》比还是逊色许多。</P>
<P style="TEXT-INDENT: 2em">梁生宝有段话，说：“你们要是说白占魁是个危险分子，还不如说我梁生宝是个危险分子。只要我梁生宝不和白占魁往一条板凳上坐，拍肩膀拉手，称兄道弟，把他拉到灯塔社管理委员会里来，把咱的高增福同志排挤出去，那白占魁再过二十年还是个普通社员。蝎子的尾巴，有点毒水，也不多！增福和有万，睁一眼闭一眼睡觉哩！”这短短数十字，差不多可以抵上浩然所有作品喽。</P>
<P style="TEXT-INDENT: 2em">我在想，柳青的胸襟来自哪里？</P>
<P style="TEXT-INDENT: 2em">我以为，来自关中丰厚的文化积淀。关中文化，掩埋着中国的英雄气和王霸气。央视竞选主持人，陕西选手说，他老家是个埋皇上的地方，一镐下去，就可能挖出个皇上。皇帝有惨暴的一面，但也有英雄气的一面，特别是开国者，更是胸怀天下。这些东西渗透在那里的泥土中，被柳青吸纳进来，形成了他的作品中逼人的豪气。这是浩然所没有的。浩然成于山之东，这里曾经被燕王扫北过，暴戾的血腥把这块地弄得面目全非，这里既容易出暴徒，也容易出顺民，唯独不容易出英雄。即使偶尔出来个把英雄，也多带着凶残的胎痕。这样的文化，无疑影响了浩然，浩然的小说，有人说有英雄气，其实是表面，深层是顺民底子。</P>
<P style="TEXT-INDENT: 2em">柳青的成功，也来自新文化体系的熏陶。柳青比较系统地接受了现代教育。人的意识，人道观念深入骨髓。这使他的作品超越就事写事的宣传报道类型，真正具有了文学的品相。这也是浩然所不具备的。浩然，更象一个成功的记者，他积极为政策作宣传。流畅的笔调，也是比较吸引人的。但是内涵不足。</P>
<P style="TEXT-INDENT: 2em">这也是没办法的事。</P>]]></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8-29 16:50:41</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圣火传递】 奥运和豆腐]]></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35790</link><description><![CDATA[<FONT face=黑体>
<P><FONT face=宋体 size=3>奥运终于申请到手后，北京乃至中国都在积极准备。这个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大家的心嘣嘣跳，很多人紧握拳头，有的甚至说到拼命。好象严重得不得了，要引起战争似的。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不要如临大敌似的。</FONT></P>
<P><FONT face=宋体 size=3>&nbsp;&nbsp;&nbsp; 我想，人与人之间，不是人与妖，谁也无法理解谁，谁也无法容忍谁；也不是手与足，一个动一个也动，一个疼一个也不舒服。别人不理解你，别人甚至非常不理解你，那是一件正常的事。不能人家一说点什么，你就跳到云端里去，你一跳，恰恰证明你还有点嫩哪。</FONT></P>
<P><FONT face=宋体 size=3>&nbsp;&nbsp;&nbsp; 我想起上个世纪初的一件事。当年河北保定高阳出了个人物，叫李石曾，祖上以磨豆腐为业。李石曾去欧洲的时候，便把豆腐带到欧洲，而且很受欢迎，一发不可收。你与人的交往就是这样，先走到一起，有个事做，在做的过程中，你做得漂亮，让人家吃得香，人家就说你好了。所以，关键是做事，你爱国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你雄心大愿发得比天高，人家也是没得什么好处的，也是不领情的。所以，奥运，关键还是我们得好好动动脑筋，办出花样来，让人家获得享受，大家都乐了，其他什么都不用说了，剩下都是别人的事了，他们自然会翘起大拇哥。</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1pt"><FONT face=宋体 size=3>我们能从奥运获得什么？还说豆腐的故事。当年李石曾的豆腐做大了，需要补充人手。他的朋友齐如山便从家乡招募一帮人，带着做火车去欧洲。家乡人从没出过门，第一次做火车，第一次吃面包，第一次见外国人。在火车上，他们仍然像在家里一样，面包吃了一个又一个，总吃不饱，把周围的外国人都看傻了；喝汤呢，也仍然像在家里一样，忒儿喽忒儿喽，震天响，把外国人的耳朵都震坏了；最要命的是上厕所，他们把整个厕所都拉满了，让外国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到今天，我们早已不会像那些高阳老乡那么朴实，早已能够适应现代工具现代生活了。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早已超过了外国人。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还有许多露怯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怕人家瞪大眼珠子，也不要怕人家指手画脚。毛主席说得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不要人家一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我们就怀疑人家的动机，就要骂人家。像斯皮尔伯格，要辞掉奥运开幕式导演，一些人就说他是搞破坏，是故意丢我们的脸。这样说，不能让斯皮尔伯格怎么样，只能让我们显得小家子气。辞职是很正常的事，说两句不好听的话，也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动不动就动肝火，就骂人。世界上爱骂人的有两个，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病者。小孩子小，遇事就受不了，总想骂人；病者，被疾病折磨得失去理智，也容易一点小事就骂人。我们不要这样。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不要太当真，尽量以善意来揣度别人，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豆腐做好了，别会翘大拇哥，奥运办好了，也一样。别的，都是小事。</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1pt"><FONT face=宋体 size=3>如果我们想赢得别人的尊敬，就少喊口号，多做事，把事做漂亮，什么都有了。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不能亲自参加奥运准备工作，那就想法提高我们的修养、能力，以我们的高素养、高能力，翘动别人的大拇哥。像留法学生李洹，没有一句骂人的话，甚至非常温和，充满善意，可是却很有力量，让法国人知道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知道中国人很有知识，很有胸怀。他们没有因为李洹的善意而小瞧他，相反却竖起了大拇哥。这很聪明，很了不起。</FONT></P>
<P></FONT>&nbsp;</P>]]></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6-30 15:01:38</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告诉自己的孩子：别相信老师]]></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32558</link><description><![CDATA[<P align=center><IMG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height=239 src="http://blog.stnn.cc/UpLoadFile/2008/06/1000713243.jpg" width=345 onload=javascript:resizepic(this) border=0></P>
<P>有些事出来后，大家不要光生气，更重要的是想想今后怎么办。</P>
<P>范跑跑说，我不是一个有牺牲精神的人，这种情况下，即使我的母亲我也不救。我想，如果我们不像范跑跑一样神经质，而是冷静一点，大概可以明白他的话是说，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不要希望别人来救自己，自己也不会不顾自己性命去救别人。我想，他的话很冷血，但未必不是人性的一个原始事实。对于多数人来说，在地震这样突发性灾难面前，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命。</P>
<P>这种反应，应该两方面看。先说它的坏处。主要是如果身边有需要他救助的人，比如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学生，他就会失职。但它也有好处，那就是，在自救方面，他比较容易成功。范跑跑第一个跑出教室，跑到球场，就说明他的自救意识发挥了作用。</P>
<P>所以，我们为了孩子，为了母亲，痛骂范跑跑，希望他留下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母亲等亲人。现在看，这种骂没有在范跑跑身上发挥作用。他说，他不后悔，以后他还会这样选择。更严重的是，范跑跑的跑是法律允许的范围里的事。而且道德可以让人做善举，但不能要人命。道德搞绝对了也不是绝对的好事，天理杀人的事过去太多了。所以，有个学生妈妈说得好，过去我总对孩子说，在学校里老师就是妈妈，有困难就去找老师。现在我得对孩子说，老师靠不住，以后有事得自己想办法。</P>
<P>我想，我们习惯于圣人思维，圣人教育。其实，这是有问题的。世界上不能说没有圣人，但是不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小人。大难来临，我们期望有圣人救我们的孩子，但不要忘了，最根本的还是得靠他们自己。我们今天讲法律，我们家里都有结婚证，房产证，其它的证，有的还有离婚证，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今天的社会尊重人的自私的一面，而且让人学会在这个基础上安排生活。夫妻本是同林鸟，不是什么好事，但人家这样选择了你也得认，你骂他两句可以，你要真把他杀了法院就会判你罪。</P>
<P>所以，有的人过去教育孩子把老师当妈妈，是错的。老师就是老师，他是别人，不是妈妈。况且，即使妈妈也不能整天守在孩子身边，随时为孩子献身。要能这样的话，地震时孩子们也不会死这么多。</P>
<P>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教育、自己的计划建立在空头希望上。那是沙上之塔。我们更应该考虑一些更有效的办法。如今，我们家家都装了防盗门，装了猫眼，就是以人穷了会做贼的理念为基础设计出来的。在学校，我们要教育孩子，哪道题不会了，可以请教老师；要是逃命，就别光指望老师了，老师跑了，自己也抓紧跑吧。跑出来是命大，跑不出来算倒霉。保住命再臭骂那个先逃的老师不迟；保不住命，又能靠什么来骂呢？</P>
<P>所以，学生的妈妈们，送孩子去学校之前，先给孩子上一课，别相信老师。马克思说了，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放还得靠我们自己。</P>
<P>而且，在骂范跑跑的时候，学校应该普遍开展灾害自救教育，让学生没事的时候多练练，事发时就不会那么惊慌了。范老师跑了，班长有可能的话组织一下，大家也会跑得快点，跑得多点。对吧？再有，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地查查学校还有多少渣子楼，这可能更重要，楼没事，范跑跑跑再远也没事。对吧？</P>]]></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6-26 15:32:50</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香烟]]></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049187</link><description><![CDATA[<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 align=center><SPAN lang=EN-US><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nbsp;<IMG onmousewheel="return bbimg(this)" height=500 src="http://www.dolive.cn/upload/2007-8-15/200781511155158065.jpg" width=500 onload=javascript:resizepic(this) border=0><?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FONT></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FONT></SPAN>&nbsp;</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忠实的女人</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温柔抚摸</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肠胃每一处褶皱</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lang=EN-US><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nbsp;<o:p></o:p></FONT></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无数次分手</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重复上演</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新婚自愧弗如的小别</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lang=EN-US><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nbsp;<o:p></o:p></FONT></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天若有情天亦老呵</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斜倚沙发</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style="FONT-FAMILY: 新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云雾缭绕觅逍遥</FONT></SPAN></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SPAN lang=EN-US><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nbsp;</FONT></FONT></SPAN></P>]]></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3-10 9:13:5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春日的阳光]]></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046286</link><description><![CDATA[<P>春日的阳光，</P>
<P>是新娘滑润的乳，</P>
<P>是美，</P>
<P>是爱，</P>
<P>是温暖，</P>
<P>是一切。</P>
<P>&nbsp;</P>
<P>春日的阳光，</P>
<P>让干枯的野草返为青，</P>
<P>让昏者醒，</P>
<P>让断者续，</P>
<P>让死者复活，</P>
<P>让希望再生。</P>
<P>&nbsp;</P>
<P>春日的阳光，</P>
<P>是欢喜，</P>
<P>是自由，</P>
<P>是主的主，</P>
<P>是神的神，</P>
<P>是一切的一切！</P>]]></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8-3-6 16:32:5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怎么来看中山狼的故事？]]></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999594</link><description><![CDATA[&nbsp;&nbsp;&nbsp;&nbsp;&nbsp;小的时候学语文，老师讲过许多故事，有不少其实就发生在河北。可是老师没明说，自己也没问，所以很长时间里根本不知道那些幸运儿或倒霉蛋曾经住的地方离自己并不远。这真可说是一大遗憾。不过也怪不上老师。圣人讲，学而不思则罔，老师讲了自己却不好好想一想查漏补缺问一问，责任岂不都在自己？说不定那些年老师一直都在等着自己问这些问题，却一直没听见问，也很遗憾呢？<br>&nbsp;&nbsp;&nbsp;&nbsp;&nbsp;闲话休提，却说这鼎鼎有名的中山狼，原本也是河北一类方物。他们曾经活跃在河北保定一带，象冀中游击队一样令对手闻风丧胆。据民间史料记载，这群中山狼“狡猾赛过千年老狐，凶残胜过虎豹。它认人记仇，遇上落单的路人，绝不会一下子扑上去将人咬死，而是跟着你周旋挑逗，直到这个人筋疲力尽心胆俱裂，才守在你身边慢慢撕咬消受；若有人打杀了狼崽，中山狼便会跟踪而至，日复一日的咬死你家的猪羊牛鸡，再咬死你家的小孩女人，最后才凶残的吞噬主人；更有甚者，中山狼能立聚成群！寻常时日，你无论如何看不见狼群。但若有孤狼遇敌，这孤狼伏地长嗥，片刻之间便会聚来成百上千只中山狼，连虎豹一类的猛兽也吓得逃之夭夭。”这让我想起师弟陈宁宁所说，他的哥哥曾经用镰刀杀死一条毒蛇，当天晚上陈宁宁哥俩睡在一张床上，毒蛇的亲属找来，狠狠咬了哥哥一口，却没有伤及弟弟。我想，毒蛇不甘受欺，连夜清算欠账，也可说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英勇之师。与中山狼的历史传说不同的是，这条蛇并没有烂杀无辜，而是冤有头债有主，该收拾谁收拾谁。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到有两种可能：一是“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师弟是江西人，那里的毒蛇虽毒却很讲道理，而中山狼虽然也属毒物，可是早已过了长江老远，所以就坏了江南规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历史传说的讲述者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演绎。也就是说，中山狼并没有大开杀戒烂杀无辜，而是饿了就吃，饱了就玩，只不过他的食物是肉，猪羊短缺的时候难免会打人的主意。人可以吃羊，从来没觉得不好意思，狼要吃人，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怎么办？从舆论上先搞臭他。什么最臭？就是忘恩负义，那就把狼说成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吧，这样中山狼就被讲述成了一个没什么本事但心肠很坏，专门杀熟杀恩人的坏蛋。接下来再从肉体上消灭就容易了。还有没有别的可能？也可能还有。<br>暂且不管是不是还有第三第四种可能。我要说的是，这些讲述中忘恩负义中山狼的人，内心到底怀藏的是一种什么情绪？是善意的提醒？忘恩负义的人确实有，对于不太懂这套潜规则的人讲讲也是应该的。是疾恶如仇？从人的角度来说，一种动物要拿人当食物，把他称为恶，也有自己的道理，进而合伙搞掉他，也不能说不对。不过，我觉得，这种极力妖魔化对手的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种冷汗飕飕的恐惧。中山狼的故事中，狼费尽心机，到头来被人轻松搞定，讲述者表面的得意之下，其实是害怕。在狼面前，人没有太多的自信，所以我们才会说坏狼，白眼狼。我们怎么从来不说忘恩负义的猪，坏猪，白眼猪？猪，完完全全被人掌控着，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哪里会费脑筋编造猪缺德的故事呢？<br>&nbsp;&nbsp;&nbsp;&nbsp;&nbsp;我想，恐惧是人人会有的。也算不得什么太丢人的事。问题是，我们讲了这么多年中山狼的故事，我们把一切的坏事都归到狼身上去了，差不多完全忘记了我们内心恐惧的事了。我们一讲中山狼就精神激昂，就不亦乐乎，就成了英雄。这就过分了。狼的问题是狼的问题，代替不了人自身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内心恐惧，我们应该研究我们恐惧的根源。我们在狼面前没有取胜的把握，或者根本无法对付狼，这是我们恐惧的根源。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克服这种恐惧，光讲中山狼的故事无济无事。我们只有想法强大我们自己，强大到狼不再是狼，而成了猪，我们才会好过一点，才不再做恶梦。<br>&nbsp;&nbsp;&nbsp;&nbsp;&nbsp;中山狼产生在河北，把这个故事讲得家喻户晓的马中锡也是河北人。表面上看河北人非常疾恶如仇，非常富有正义感，从深层看，河北人也有很深的恐惧意识，说好听点叫忧患意识。我们不能只讲好听的，只讲表面，我们应该往痛处说，往背后看。我们不要把中山狼的故事当成事实，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软肋。最好，我们把狼当成一个对手，想法把他打倒，而不是用嘴把他讲死。<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7-11-7 8:56:17</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李银河为什么要为“坏人”辨护？]]></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997899</link><description><![CDATA[<tabl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6'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valign=top><a href="http://s1.album.sina.com.cn/pic_3/58b0d4e00200139c" target="_blank"><IMG SRC="http://s1.album.sina.com.cn/pic_3/58b0d4e00200139c"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onload="javascript:var image=new Image();image.src=this.src;if(image.width>(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onerror="javascript:this.alt=''" ></a></td></tr></table>&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nbsp;看到李银河写的一篇博客，内容如下：&nbsp;<br>&nbsp;&nbsp;&nbsp;&nbsp;最近，很多朋友在留言中安慰鼓励我，使我非常感动。特别是郭于华，我在此特致谢意。你的正直和爽朗从来都是我最喜欢的。你做学问也是我佩服的。<br>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的言论会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我想到了这样一点：在许多人看来，我是在为“坏人”辩护。比如我曾经提到的一位百千万工程学习班的同学，他听我讲了对中国当代性法律的批判（其中对淫秽品法、卖淫法和聚众淫乱法提出批评）之后，说了一句我猛一听不明其意的话：照你的说法，贪官污吏岂不都可以随心所欲了吗？他以为我是在为各种各样的坏人辩护呢。<br>　　我想说的是：<br>　　第一，我为之辩护的人全都不是坏人，无论是同性恋者，虐恋者，甚至换偶者，他们都不是坏人，都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不过有点特殊的爱好而已。<br>　　第二，即使是一个坏人，比如贪官污吏，他的一些基本人权还是应当保证的，比如吃饭的权利和性交的权利。这第二点是在我们这个习惯于专制的野蛮国度中浸淫太久的人们最不容易接受的观点。记得文化革命中，对于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坏人”，不但要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甚至要“食其肉，寝其皮”，在广西不是有好多的“坏人”被实实在在地煮了吃下去吗？中国社会要想文明，中国人要想提高素质，先要硬着头皮接受“坏人也是人也有人权”这个陌生的观念，然后才能谈到别的。<br>希望今天没有犯忌——今天谈的不是性，是人权。<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中国人讲究好坏之分，喜欢好的，嫉恨坏的。所以，中国有男女之大妨，也有好坏之大妨，孟母老太太踮着小脚搬一次家又搬一次家，就是要从她所谓的坏人堆里搬到好人堆里。之所以如此不辞辛苦，就是相信，混到坏人堆里，麻烦大大的。文革中时兴站队，每人都巴望能站到好人队里，可以做人好人。那时候的困难是谁也说不准哪个队好哪个队坏，所以站队便成了撞大运，运气好就成了好人，运气差就成了坏人。这种游戏太累，成天提心吊胆，有刺激性但不会长久，注定会很快被淘汰。所以，现在阶级斗争早熄灭了，好人坏人也不大讲了。&nbsp;<br>&nbsp;&nbsp;&nbsp;&nbsp;&nbsp;不过，作为运动，好人坏人之分是不大讲了，但是，中国人判断身边的人，内心首先还是要分一分好坏的。这好象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永远都改变不了的。这又让我想起儿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像后来的段子。说是有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在一个小村子里生活。有一天，来了一个青年秀才，眉清目秀。女人很喜欢，认定他是个好人，就让他住在自己家里。第一晚，让大女儿和秀才睡在一起。为什么呢？当时讲故事者大概是说，秀才是个好人，女儿和好人睡在一起是安全的。结果可想而知，秀才正当年少，虽起初想学柳下惠坐怀而不乱，最终却没有把持。大女儿很难过，但也不好意思跟母亲说，不过，第二晚说什么也不再到秀才的房里了。女人觉得大女儿挺奇怪，但也没有使强，便让二女儿到秀才房里去睡，结果同上。第三晚上，二女儿也死活不去了，女人只好让三女儿去。三女儿性格生性泼辣，当天晚上没有拗过秀才，但第二天却合盘说给了母亲。见三妹如此勇敢说出实情，大姐二姐也都哭着说了自己的遭遇。没想到女人把三个女儿搂在怀里，说，孩子，你看这秀才眉清目秀，绝对是个好人，就算他把那个东西放进你们的身体，他也仍然是个好人。你们都别难过了。<br>&nbsp;&nbsp;&nbsp;&nbsp;&nbsp;儿时根本听不懂什么叫放进身体去，但是，从讲故事人的口气里判定不是什么好事，又好像是男人都想做的事，讲故事的是个成年人，一边讲一边笑，眼睛里都是光。话有点扯远了。说到好人坏人，这个故事便有点后现代的味道，它似乎轻易就把好坏叙事模式给反讽了，搞垮了，整烂了。好坏之辨太绝对了，大先入为主了，有点像血统论，也有点像户籍制，还有点像官职终身制，不管做了什么，只要是高贵血统、只要是非农业、只要是官僚，便都是好的，即使实在不能说好了，也得优先获免。这个叙事模式太武断、太霸道。是需要改一改了。金庸的小说，有很多可说的方面，单就好坏之论这方面来讲，就很值得思考。金庸的小说很多都讲到正邪，也就是好坏之辨。在金庸的小说里，好坏作为一个标准，常常误事。比如《笑傲江湖》里，正派武侠中常有作恶之徒，邪派武侠中常有行善之人。作为一个名称，作为一个标准，正邪其实与实际情况常常有很大出入，甚至相背。面对这个情况，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坚持好坏之分，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通过事实来验证谁好谁坏。另一个思路，则是搁置好坏之分，一切以法律为基准，犯法就处罚，守法就保护。我想，现代社会的思路，采取的主要就是后一种思路。就像前面那个故事，不要再说什么好人、坏人，秀才侵犯了女孩，那就把他抓起来，该怎么判就怎么判。<br>&nbsp;&nbsp;&nbsp;&nbsp;&nbsp;如果是这样来看待问题，李银河的话就好理解了。李银河不是不道德，她是不讲道德，她讲法律。既然和自己的老婆性交不犯法，那就应该允许服刑人员有合法的性生活。服刑人员接受刑罚，那他就已经为他的犯罪付出了代价。代价是有形的，有限的，并不能因此剥夺犯人的合法权益。比如，没被判死刑，那他就有生存的权利，他就有权要求吃饭，喝水，撒尿等。当犯罪嫌疑人被刑拘，他实际就失去了犯罪的能力，就对社会构不成威胁，这时候，完全可以坐下来，看看他到底都犯了什么罪，对别人对社会造成了什么伤害，他应该承担什么罪责。一条一条判断，该剥夺什么就剥夺什么，一分不必少，一分也不能多。剥夺少了，对不起受害方，剥夺多了呢，岂不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了新的犯罪？<br>&nbsp;&nbsp;&nbsp;&nbsp;&nbsp;中国人爱起哄，在惩恶时也一样。西湖边上有个秦桧夫妇跪像。上面总是吐得一塌糊涂。这反映了中国人在惩处犯罪时缺乏法律意识的民族症侯。秦桧是个国家叛徒，他应该为他的罪过承担应有的惩罚。但是，罚多少，怎么罚，历来就是一笔糊涂帐。中国人大都心许这笔糊涂帐。这里就有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人常常是斤斤计较的，难得糊涂的，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这么轻而易举就一塌糊涂了呢？表面上，是中国人有好恶之心，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礼仪之邦君子之国，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说秦桧坏的，不一定都比秦桧好，甚至比秦桧更坏的反而会更大声说秦桧坏。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掩饰自己的坏，可以让别人都觉得自己好，可以更方便自己作恶。我想中国古代的哲人在设计这种道德游戏的时候未必不清楚其中的诡谲，但是，他只想利用这种瞎起哄的民族心理，来达到稳定政治局势的目的。也叫牺牲一小撮拯救一大批。这个阴谋在古代也不能说没有奇效，它可以迅速把一个乱糟糟的局面稳定住。<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但是，时至今日，这个游戏不好玩了。它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一是它不适合今天的生活，它带给社会和公民更多的不是利益而是伤害；二是，人们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解决社会中的丑恶，保持社会安定，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法律的制度。法律的制度，让好人更好过，让坏人也少受罪。有些人，老觉得让坏人少受罪有点让坏人占便宜，甚至担心都不愿做好人了，都要学坏。其实，坏人也是人，坏人只是犯了罪的人，他付出了代价，就可能从中汲取教训，做一个好人，起码做一个不坏的人。如果有可能，作为好人的人，就应该有雅量让坏人拥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如果这点雅量都没有，那他的好人的称谓是应该打折扣的。还有一个道理，中国古人讲网开一面，只有给坏人留下生的希望，他才不会垂死挣扎，才不会鱼死网破。赶尽杀绝，斩草除根，都是懦夫的做派，暴露的是胆怯，不自信，结果是一代一代的仇杀。如果有一部好的法律，好人从中获得补偿，坏人从中学得教训，那不是消灭丑恶，消灭仇恨，建立和谐、美好生活的好途径吗？惩罚不是目的，生活更美好，才是我们应该拥有的追求。<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所以，让坏人也少一点痛苦，让好人更好生活，二者并不矛盾。<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李银河为“坏人”辨护。]]></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7-11-5 9:54:5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雨过凤凰]]></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837460</link><description><![CDATA[<center><tabl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6'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valign=top><a href="../UpLoadField/2007/05/1000594529.JPG" target="_blank"><IMG SRC="../UpLoadField/2007/05/1000594529.JPG"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onload="javascript:var image=new Image();image.src=this.src;if(image.width>(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onerror="javascript:this.alt=''" ></a></td></tr></table></center>&nbsp;&nbsp;&nbsp;<br>&nbsp;&nbsp;&nbsp;上周，去了趟湖南凤凰镇。那是个好地方，堪比周庄，胜似周庄。周庄以沈万三得名，多了些铜钿气。不若凤凰，以沈从文、黄永玉传世，更有书卷气，更飘逸些。凤凰人自己的感觉如何呢？不知道，反正去游玩的人是找到了一丝惬意的。<br>&nbsp;&nbsp;&nbsp;&nbsp;&nbsp;凤凰镇并不大，抬脚落脚也就从东门转出西门了。可是人们还是愿意把它想象得足够大，愿意驻足在它的某一角落，感受它的轻盈、浪漫。最可一看的，应该说是虹桥。黄永玉老先生似乎说早先就有虹桥，但如今见到的自然是新修的。油漆还没有刷完，刺鼻的漆味让人无法忍受。但是虹桥上的茶馆似乎早就晾干了，所以进入其中便远离了油漆味折磨。这里的建筑款式一概仿古，用色也十分古旧。推开临河窗扇，映入眼目的两岸建筑也都是仿古的。打量着流水古肆，很容易自己就沉回到古代里去，仿佛方帽垂带，又仿佛歌女在侍，一段才子佳人的老套故事也萦绕心间了。游伴催促离去，好梦也星散而终。可是，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好地方。在到处人流如织的今天，能够躲闪一旁寻个幻梦的机会并不多呵。<br>&nbsp;&nbsp;&nbsp;&nbsp;&nbsp;凤凰的人物自然得数沈从文、黄永玉。黄永玉这个老先生着实可爱。他和两只沙皮狗一块堤上堤下横陈玉体，完全超然物外，神仙一般。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得着的。人人羡慕神仙，人人想当神仙，几千年了，能象黄永玉这样找到点感觉的并不多见。他的照片拍自北京，但我想，他能够进入仙境绝对靠的是凤凰地气。北京可以出皇帝，却难出神仙。沈从文，期期艾艾了一辈子，本来小说搞出了名堂，改号更制不让他写了，让他扫马路。那心里得多憋屈呢？可是照样不声不响扫个没完。说你搞个服饰研究吧。服饰研究是什么捞什子，沈从文以前怕没听说过，让搞也便搞。沈从文真像一个软不拉唧的软柿子。可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文名一路飙升，都要超过鲁迅了。沈从文软盔甲里面还是有硬家伙的。“尔曹身与名俱灰，不废江河万古流”。沈从文深得沱江之水的性情，看似绵软却通身是力。<br>&nbsp;&nbsp;&nbsp;&nbsp;&nbsp;我们来自北方，凤凰似乎有意要让我们沐浴春雨。一早起来要开始漫游了，它便开始滴雨。说大不大，但十分密实，眨眼便可把人浇透。好在我们有准备，或雨伞或雨披，听着雨声走在凤凰古镇上，很是不错。如果没有这场雨，凤凰之行便少了一半兴味。正是一场春雨，把这次游玩装点得有声有色。<br>&nbsp;&nbsp;&nbsp;&nbsp;&nbsp;如果凤凰镇长遇到我，问我有什么不满意。我会说凤凰“能看”，但是，你们搞的那个凤凰雕塑最好搬一边去。我来回看了它几遍，怎么看也不像凤凰，倒像一只要过墙上树的野鸡。凤凰乃是神仙世界的祥禽，哪能如此随意地放在凡人脚下呢？如果执意要搞个什么念想，不如整棵梧桐树什么的，倒不至于太丢份。<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7-5-15 12:33:09</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梅娘：曾经怒放过的蔷薇]]></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837452</link><description><![CDATA[<tabl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6'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valign=top><a href="http://album.sina.com.cn/pic/58b0d4e002000hvg" target="_blank"><IMG SRC="http://album.sina.com.cn/pic/58b0d4e002000hvg"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onload="javascript:var image=new Image();image.src=this.src;if(image.width>(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onerror="javascript:this.alt=''" ></a></td></tr></table><br>&nbsp;梅娘（1920-&nbsp;&nbsp;）是一位风格独具的现代女作家。早在1940年代，她在文坛上就享有“南张（爱玲）北梅（娘）”的盛誉。<br>&nbsp;&nbsp;&nbsp;&nbsp;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长春人，是长春富商孙志远的私生女。生母系孙志远任海参崴领事时的情人，曾在生下梅娘后与女儿一起住进孙家大院。但处境艰难，后被孙妻逼走，据说含冤自尽。梅娘从此失去母爱，在养母的的冷眼之下生活，内心淤满忧郁。1944年在给《妇女杂志》写的一篇以《我没有看见过娘的脸》为题的自传散文，她清楚地传达了对幼年不幸的感触。<br>&nbsp;&nbsp;&nbsp;&nbsp;梅娘身上透露出一股善良细腻的情韵，这大概传自她的生母。而身上另有一种聪慧机敏的天赋，大概又得之于她的父亲。父亲幼年随长辈一起从山东招远出来闯关东。生存的意义从小就深深烙在他的心灵上。同时求生存的意志也最大限度调动和发展了他潜在的聪明才智。他12岁起开始到英商洋行作小使，也曾供职于沙俄和日本人开设的银行，懂得英、俄、日三门外语。后来受民国政府驻长春的镇守使赏识，被招为女婿。此后孙志远更是如虎添翼，事业蒸蒸日上，最终成为长春市举足轻重的实业家。孙志远的成功，显示了他过人的才智和毅力。这两点无疑在梅娘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br>&nbsp;&nbsp;&nbsp;&nbsp;梅娘生活中第三位重要人物是她的丈夫柳龙光。1936年，梅娘东渡日本留学，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柳龙光相识，坠入爱河。但遭孙氏家族的坚决反对，被迫辍学回国。柳龙光从东京追到长春，二人结为伉俪。梅娘也因此同家庭断绝了关系。1948年，柳龙光为了完成中共地下党布置的特殊使命乘船由上海去台北，不幸于途中遇难。当时在台湾的梅娘，满腹悲痛，携带两个女儿返回大陆，此时梅娘腹中尚有一未出生的男孩。<br>&nbsp;&nbsp;&nbsp;&nbsp;建国初期，梅娘定居北京，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肃反运动开始，梅娘厄运临头，被列为“日本特务嫌疑”；反右运动中，又被列为“右派”；此后，她一直被审查、批判、劳教、管制。期间，二女儿13岁病死在救济院；儿子则因肝炎而亡。后半生的厄运，使梅娘感到一种造化的恶谑，但让人惊奇而敬佩的是梅娘如今仍有力量说：“我完全没有伤逝的情怀。”她要让“最后的一点芳香流向人间”。<br>&nbsp;&nbsp;&nbsp;&nbsp;梅娘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惊人的文学才华，16岁高中刚毕业就出版了处女作《小姐集》（益智书店，1936）。1940年又出版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写作水平较前有明显提高。1942年定居北京，这是梅娘创作的高潮期，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和《蟹》，成就了她在1940年代文坛上的盛名。此外，还有未刊完的长篇《夜合花开》、《小妇人》等。<br>&nbsp;&nbsp;&nbsp;&nbsp;梅娘的创作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女性主题。“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熏陶以及世界文学的影响使梅娘对女性解放的主题有着强烈的兴趣。继二、三十年代的庐隐、丁玲、萧红之后，梅娘在1940年代又一次对女性主题作了可贵的开拓。梅娘以发自内心深处的自信张扬着女性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欲望的体验。在梅娘的小说中，女性的欲望十分坦然而自足，它并不需要诗意的支撑。诗意一方面是一种浪漫，另一方面在梅娘的表达面前显得荏弱，小家子气。与对女性自身的抒情相对，梅娘的小说还表达了对男性的失望和揶揄。<br>&nbsp;&nbsp;&nbsp;&nbsp;二是母性主题。梅娘的生母过早去世，使梅娘太多地理解了养女的身份。所以她才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梅娘，意思是“没有亲娘的孩子“。她强烈地感到母爱缺失的痛苦。这种缺失一方面使她敏锐地感到养母的冷漠和嫉恨，另一方面使她更渴望用笔触支感受母爱的温暖。梅娘作品中有不少养母的形象，她们总是贪婪、丑恶。也有一些生母形象，则和善但没有保护女儿的力量。这些无疑是梅娘独特的亲身体验的再现。但因梅娘的心灵中仍有一股热力，所以能够写出《侏儒》这样充满母性温馨的篇什，这大概是梅娘当时还年轻的缘故吧。<br>&nbsp;&nbsp;&nbsp;&nbsp;梅娘曾说：“我的蔷薇只开了一天便凋谢了”。我以为这是她就自己的创作而发的感慨。她的小说创作只有八年时间，这确实太短了。但这毕竟是“曾经怒放过的蔷薇”，四十多年过去了，重读这些作品，你一定仍旧会为之感动。尤为可贵的是，本集中收录了梅娘解放后从未面世的两篇作品：《花柳病患者》、《在雨的冲激中》，使本集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读本。<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一九九八年三月于华东师大&nbsp;<br><br>（《梅娘小说——黄昏之献》系冰心任名誉主编，柯灵任主编《虹影丛书》之一，1999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序言。)]]></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7-5-15 12:20:5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潘知常: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下）]]></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02537</link><description><![CDATA[鲁迅曾经慨然宣言可以“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去光明的所在，然而鲁迅毕竟不是古罗马的两面门神雅努斯（Janus），可以观照过去与未来，掌管光明与黑暗。鲁迅是“爱夜”者，他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但他终没能洞悉救赎之光明，也没能预见文化之未来。这位肩起黑暗闸门的文化力士，最终却选择了一条“窃息壤，堙洪水”的失败英雄鲧之路。<br><br>&nbsp;&nbsp;&nbsp;&nbsp;维特根斯坦说：“先行者终将被超越，他们的成就也将化为灰烬，但灰烬之上，精神永存！”<br><br>&nbsp;&nbsp;&nbsp;&nbsp;第四个例子，铁屋子。铁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比喻。鲁迅有过十年沉默，后来他一个好朋友找他，劝他说，你也要参加新文化运动啊，你不要再沉默了。鲁迅说，我起来有什么用呢，我已经知道了中国文化是一个铁屋子，是一个无缘无尽的苦难。奋斗也是死，不奋斗也是死，我不奋斗呢，大家麻木而死，没有痛苦。我一奋斗，我一告诉别人说，这个铁屋子是个黑暗的铁屋子，大家就被我弄醒了，弄醒了以后又砸不碎，那我不是叫大家跟我受苦吗？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年来永远过不了的一个坎儿，从屈原到王国维到鲁迅都过不了这个坎儿。类似的比方鲁迅还打过一个，说中国人的人生就像醉虾，虽然还活着，在餐桌上活蹦乱跳，实际上已经是昏昏沉沉了，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近。50鲁迅说，醉虾的状态比清醒或许还好一点，因为他醉了，如果把他唤醒呢，可能他面临的局面会更糟糕。铁屋子的比喻也如此，结果他的朋友就用一个不讲道理的理由说服了鲁迅，他的朋友说，那万一要能砸碎呢？就是这个“万一”使得鲁迅开始去砸。但事实上，鲁迅始终认为是“万一”。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美学大师都从来不认为这个铁屋子存在。鲁迅对于铁屋子的理解和真正的美学大师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他提供的是一个东方文化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思想家的理解，鲁迅关心的问题是，我醒了以后怎么出去。然而这个思维方法本身就不对头，是没有“华丽的转身”的必然结果。其实，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怎么出去”，而应该是：“我们是怎么进去的”？这个心灵的黑暗是怎么造成的？是我们心灵自己把它造成的啊。不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与爱同在，才有了黑暗的铁屋子吗？如果你与爱同在，那“铁屋子”又在哪里呢？所以你自己不去造，不就走出来了吗？鲁迅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角度。因为他从来就站在铁屋子之外，他没有想到：我也是造铁屋子的人。所以我先拯救我，所有的人都先拯救自己那个我，所有的人都有了爱心，那铁屋子还有吗？自然就没有啦。所以要问的正确的问题是“怎么进去”的，而不是“怎么出来”。但是中国从鲁迅开始，问的都是“怎么出来”，包括后来的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还是一个“怎么出来”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方向，我觉得到了新百年，新千年之交，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方向。否则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br><br>&nbsp;&nbsp;&nbsp;&nbsp;第二个方面，对于光明的曲解。所谓光明，就是说当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之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个方面，鲁迅无疑要给我们的民族一个交代，我们往什么方向去走才有光明？我们怎么去做，才有光明？鲁迅没有给我们这个交代甚至还有失误，鲁迅把光明当成了现实社会的拯救，他以为现实社会的黑暗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他就把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进入新的社会制度，看做进入了光明。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能等同于美学和文学的“光明”，它们不是一个概念。鲁迅把光明等同于某一种社会制度，某一个政党，某一个主义，而这种“等同”，就使得他的文学的尖锐程度和文学的魅力大大的缩减了。<br><br>&nbsp;&nbsp;&nbsp;&nbsp;例如，鲁迅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就基本上是现实关怀而不是终极关怀。雨果写《九三年》，写法国大革命，他就强调在法国大革命之上还有一个人道主义的尊严，在革命的审判之上还有爱的审判。但是鲁迅在所有的作品里都无法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尊严，我们也看不到爱的审判。这是鲁迅的最大的失败。就是这个失败，我觉得导致了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人重蹈鲁迅的覆辙。其实，鲁迅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例如，为此鲁迅曾经几次感叹，他说，我的灵魂被风沙打得粗暴了。类似的话他说过最少三次。但是我就不理解了，作为一个美学家、一个思想家，他的灵魂怎么会被风沙打得粗暴呢？像安徒生，他的灵魂就总是很娇嫩的啊，风沙再怎么打他的灵魂也很娇嫩。房龙评价说，安徒生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他是离上帝最近的人。鲁迅就不行，鲁迅的灵魂总是要被现实所干扰，而且到最后他甚至会很高兴地说，我的灵魂愿意因此而变得很粗砺很粗暴。这是全世界的大师们都永远不会说的话。你可以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说这种话吗？但是鲁迅的灵魂怎么就偏偏被风沙打得粗暴了呢？他也没有被假枪毙过，也没有被流放过。但丁被流放过，但灵魂还是娇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假枪毙过，灵魂还是娇嫩的；就是鲁迅，当着教育部的官员，拿着工资，其实也没有吃过任何的苦，他却说他的灵魂被风沙打得粗暴。我就实在无法去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关注中国人灵魂的脆弱，包括鲁迅灵魂的脆弱！中国人的灵魂是不堪一击的。为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精神资源的支撑。鲁迅就经常会说，我听从“来自前面的声音”。过客的这句话是全世界的大作家都永远不会讲的，全世界的大作家都只会说，我听从“来自上面的声音”51。我怎么会听从“来自前面的声音”呢？那个“前面”，是永远也无法说清楚的啊。所以，鲁迅到最后也永远搞不清楚，是苏维埃意义重大，是革命意义重大，还是美学意义重大、爱的意义重大？他永远搞不清楚。最终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的判断：他认为苏维埃意义重大，是革命意义重大。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正确判断，但是这不是一个美学判断。不是一个人性的判断。从美学和人性的角度，并不关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具体的社会的规则。比如我过去跟大家讲的前苏联的著名小说《日瓦戈医生》，它就强调，它是对前苏联四十五周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爱的审判，而不是革命的审判。但是在鲁迅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爱的审判。我觉得这是鲁迅的最大失败。再比如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写《欧也尼&#183;葛郎台》，被恩格斯总结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书记官”，等于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司马迁，等于是给西方写《史记》，其实恩格斯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讲的，实际上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不是鲁迅，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就很清楚地讲过，他说，我为什么要写《人间喜剧》啊？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要看一看人性在什么地方离理想最近，在什么地方离理想最远。这些话鲁迅说过吗？他说过我要听从于爱的声音吗？他说过我要听从来自于上面的声音吗？没有啊。<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没有找到光明的第二个例子是没有发现文学家应该发现的东西。所以鲁迅有时候甚至是有些糊涂。他44岁的时候到了广州，做了中山大学的系主任，学生请他作演讲，他竟然说：我觉得大炮的声音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永远不会说的话。大炮的声音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只有文学的声音才能解决人类灵魂的问题。比如说，任何一个作品都没有拯救过世界，对不对？任何一个作品都没有阻挡过战争，对不对？任何一首诗都没有阻挡过屠刀，对不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说，“美，能拯救世界。”我觉得那就是大师了。鲁迅就缺这一口气。因此他就不可能是世界级的大师。我甚至有个感觉，我觉得鲁迅到死也是个医生，他知道这个社会有病，但他总不自觉地要去操手术刀。他总是要动刀，毛泽东是动枪，他是动刀，两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其实这个社会也需要动刀动枪的人，我不是说武装斗争就一点也不需要，医生一点也不重要，但是作为文学家，他永远应该是灵魂的啄木鸟，他应该关注的是灵魂的成败得失。但是鲁迅忘记了这个更根本的任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鲁迅还只是个医生。&nbsp;<br><br>&nbsp;&nbsp;&nbsp;&nbsp;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什么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永远充满感恩的心情离开这个地球，而不愿在另一个星球上死而复生。<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陀思妥耶夫斯基&nbsp;<br><br>&nbsp;&nbsp;&nbsp;&nbsp;第二个例子，我觉得鲁迅的作品里面存在着对于阶级性的误解。我们现在研究鲁迅，特别喜欢讲他有一个阶级性的觉醒，就是从人性发展到了阶级性。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鲁迅的失败。人类更根本的东西是人性，人性它永远应该大于阶级性。尤其是对于作家来说，他所关注的就是人性。对于政治家来说，他当然要用阶级区分，用阶层区分，然后去团结谁，利用谁，打击谁，等等，你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为什么在中国成功？因为毛泽东一开始就讨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毛泽东选集》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放在第一篇，绝非偶然啊。但是一个作家可以这样吗？不行的啊。但是鲁迅这样做了。鲁迅最典型的失败就是他太强调阶级性了，所以他对美的判断整个儿就是扭曲的。我前面讲过，鲁迅在判断丑恶就是丑恶，罪恶就是罪恶的时候，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但是鲁迅在判断美好就是美好的时候，却基本上没有判断正确过。比如，鲁迅说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52，这显然不对。不管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有钱没钱，有饭吃没饭吃，美女嘛，肯定都是爱的。怎么可能不爱呢？何况，其实焦大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比如说，堵他一嘴马粪的时候，他骂什么呢？“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是吧？就是骂他们贾府的性伦理的混乱。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肯定是他心里最关心的事。他想而不得。所以他才会骂，对不对？人骂人时候是最能把他想说的话骂出来的。所以焦大肯定是每天最关心这个事，可他得不到，所以才用骂的方式来解决。因此鲁迅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我是不信的。我说，焦大肯定会爱上林妹妹。当然，这是从共性的角度，从可能性的角度。从具体的角度来说，困难确实存在，例如交流就有困难。因此他们俩个可能走不到一起，但是焦大爱上林妹妹是有可能的。否则，很多超阶级的，超国别的爱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啊，对不对？还有，鲁迅说捡煤渣的老太太不会喜欢赏花观月，我觉得也不对。这是对美的一个曲解。我去年到丽江就深受教育。摩梭族，就是那个走婚的民族，家家都养花儿，他们生活非常贫困。只有一个空空的房子，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是，却会种很多的鲜花。因此，鲁迅说阶级性会大于人性，美的东西必然会和阶级性有关，这显然是曲解。<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例子，鲁迅没有做到以美好为美好。这确实不是鲁迅的本领，而是西方但丁的本领，雨果的本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领和卡夫卡的本领。鲁迅不具备以美好为美好的本领，他只具备把丑还原为丑的本领，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林黛玉，鲁迅看《红楼梦》，我觉得有一点不同，他说《红楼梦》充满了悲凉之气，这是看得是很准确的，但是他说，呼吸沉寂于其中，谁最能够领会呢？惟宝玉而已。53我觉得就错了。其实《红楼梦》里真正能够领悟悲剧的是林黛玉。我觉得鲁迅在看《红楼梦》时候的审美感觉是不敏锐的。其次，鲁迅对赛金花的批评54，我觉得很不像一个大文学家，赛金花，就算她跟八国联军的总司令睡过觉，作为作家，你也不能这样写，对吧？你关心的是她人性的尺度。鲁迅这样从社会角度去评价一个女性，不但带有对于女性的歧视，而且从美学上说，也是很不公正的。还有鲁迅与朱光潜之间的那段美学公案。朱光潜以“静穆”概括古希腊艺术的美学境界竟遭到鲁迅的反驳。鲁迅说：“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55明明“毫无知识”却仍旧大发议论，竟然断言古希腊艺术的美学境界是“热烈”而非“静穆”，胆子也实在是大了一点啊。其实古希腊艺术的美学境界就是“静穆”，可见他尽管在还原丑恶时轻车熟路，但是在歌颂美好时却实在是若明若暗，甚至是指鹿为马啊。<br><br>&nbsp;&nbsp;&nbsp;&nbsp;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的作品里面，我越读他的作品，就越是发现，他没有能够发现生活中真正的美好的东西。鲁迅从来就没有用美的东西来教育我们的国人。包括遇到祥林嫂这样的事，他也是羞惭而去。祥林嫂问他：天国有没有啊？实际上祥林嫂问的问题就是一个鲁迅一生都回答不了的问题。这就是说，当一个民族灵魂虚无的时候，当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动力的时候，一个作家应该给它提供什么样的动力？其实鲁迅在他的《祝福》里所写的最为深刻的东西在这儿。那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可惜鲁迅只揭露了虚伪的“祝福”，但是鲁迅却没有给我们这个民族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个民族美好的祝福应该来自于什么地方呢？这还始终是一个问题。是的，我们必须为我们这个民族送上一份美好的祝福，但是这个美好的祝福却不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始终没有发现美好的祝福究竟何在。这恰恰是他的遗憾与失败！<br><br>&nbsp;&nbsp;&nbsp;&nbsp;而且，我一直还有一个感觉，鲁迅的美感其实是比较差的，一个人，他如果对美好的东西有感觉的话，他的美感一定是非常强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生命力，老了没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对美的东西还有没有敏锐的感觉。如果有，他就没有老，如果没有，他就老了。我觉得鲁迅就老了。他年轻的时候，对美的风景还有点儿兴趣，我觉得他最好的表现就是两次：一次是《社戏》，大家都知道吧？（写坐着绍兴特有的乌蓬船去邻庄看戏，月夜下在松柏林间行船，小伙伴煮罗汉豆吃等等）还有一次就是写闰土月光下捉小动物的表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鲁迅对美的东西有什么兴趣了。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介绍说，他在日本待了很多年，但是只去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还是因为到书店路过，顺便去扫了一眼。他在仙台学医，附近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只去玩过一次。后来回了国，西湖那样美丽的地方，他只去过一次，还是朋友请客，朋友看得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我觉得他这个朋友还是美学学得比较好的，还能知道“平湖秋月”、“三潭映月”不错，他呢，却淡淡地说：不过平平，这有什么好看的？还是回家吧。你看他后来写《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时候，像“雷峰夕照”，那是西湖名胜啊，鲁迅却说它是“破破烂烂”，“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也就是说很不怎么样，结果文章里甚至把雷峰塔和保俶塔混为一谈，直到后来朋友告诉他说雷峰塔和保俶塔不是一回事，鲁迅这才知道搞错了56。可见他对这些美丽的风景是根本不关心的。鲁迅1924年到西安讲学，朋友安排他去参观风景名胜，他却只对古董铺感兴趣，去买出土文物和古碑拓片。有一个细节很好玩：鲁迅一到西安，就问负责接待的人员说：西安哪里有卖“弩机”，结果负责接待的人没听懂（鲁迅讲话带点浙江方音嘛），以为鲁迅问的是哪里有卖吃的“卤鸡”，就很奇怪说：西安的特色食品也不是卤鸡呀，鲁迅为什么一下火车就想着要吃卤鸡呢？后来一问他身边的朋友才知道，鲁迅讲的是一种古代的机械武器，叫“弩机”，有点像弓箭，有又有点像枪，可以托举在手上发射，结果，鲁迅在西安前前后后买了五具“弩机”，他对武器很感兴趣，对风景却不感兴趣。甚至他自己也说：他对于自然美缺乏敏感，对于美景也缺乏感动。你去看鲁迅西安之行的日记57，他去西安一趟，看得最多，买得最多的就是两样：出土文物和古碑拓片。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的兴趣爱好都不是鲜活可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nbsp;，一个人他对美的东西是不是敏感是很能看出这个人的人性的。鲁迅玩儿得最开心的一次是为了许广平。鲁迅带着许广平跑到广州，他们和一些朋友去逛公园儿，那次鲁迅很开心，四十六岁的人，还像个小孩儿一样，见了个土堆竟然说要跳下去，结果跳得摔在地上，把脚给扭伤了58，那是鲁迅最壮烈的一次审美实践，但以失败告终。从这些例子，我们是否可以说，鲁迅对美的东西，对充满爱的东西，可能没有真正的生命感动。而对恨的东西，鲁迅却过于敏感？为此，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讲他的恨。鲁迅出生在绍兴，大家知道，那是越王勾践待的地方，我痛斥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出在这里。鲁迅自己也说，他的家乡是“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但是鲁迅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浸染了“报仇雪耻”的情结。比如鲁迅在写阿Q的时候，当革命到来，阿Q首先作的是翻身梦，翻身以后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啊？杀人。第一件事就是杀人，杀谁呢？第一件当然要杀反革命恶霸，但是第二件杀谁呢？杀小D，这个第二件杀得就太没道理了。可是我们看一看中国的二十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杀了多少个小D，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关心，阿Q这样一个人又不识字，他怎么就知道有权就要杀人？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中国文化里最残酷的东西。可惜的是，鲁迅尽管意识到了阿Q的这一缺憾，但是他身上还是沾满了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鲁迅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黑暗。结果，鲁迅最后就认定说，面对黑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黑暗铲除，就是拿手术刀，而不是拿起那个贮集人类灵魂的笔。这就是鲁迅最大的失误，<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的遗嘱，这是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其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一个都不宽恕。”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再做一个讨论。因为他是大师啊，我们不能够放过，我首先要问，鲁迅的怨敌是谁？我们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鲁迅一生经历过三个统治时期，就是满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那么这三个时期，无疑是鲁迅眼中的黑暗时代。而且，鲁迅30岁的时候清政府就倒台了，鲁迅并没有和清政府做过对。对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呢，鲁迅也没有和他们正面为敌过。而且，鲁迅一辈子都当教育部的官员，很多文人就不理解，说你挣的稿费又不少，你还赖着一个教育部的小科长职位领那份工资，什么意思啊？鲁迅就到处解释说，我是为了活命，他说我这是“壕堑战”。我一方面拿敌人的钱，一方面骂他。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鲁迅跟他的那些文化界的怨敌却没有做过壕堑战，都是赤膊上阵，这是我们最值得注意的。他说的我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我猜测就不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那些军阀，而完全指的是那些文人。那些文人是谁呢？胡适，施蛰存，梁实秋，顾颉刚，还有高长虹，鲁迅在攻击这些人的时候，称得上嬉笑怒骂，妙笔生花，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鲁迅的耻辱，起码不能够说成是鲁迅的光荣。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这些人怎么能成为他的怨敌呢？一个大师能够这样思考和这样做事吗？何况，哪个是敌人呢？胡适是鲁迅的敌人吗？二十世纪盖棺定论的时候，我们只能说，鲁迅跟胡适平分二十世纪。今天我们经常说胡适是饭，鲁迅是酒，可鲁迅竟然认胡适为敌人，但是胡适到死都没有认鲁迅为敌人啊。可是鲁迅说，我就不宽恕你。你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人间恩怨和人世沧桑？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还有顾颉刚，就是写《古史辨》的那个历史学家，因为跟鲁迅讨论学术问题，鲁迅就与他结仇。顾颉刚是个酒糟鼻子红鼻头儿，结果鲁迅写小说，就写有一个红鼻头的小丑如何如何。他跟梁实秋本来也没什么仇，因为文学性的争论就闹得不可开交。施蛰存，大家知道，华东师大的教授，前几年刚逝世，怎么也不能说他是个敌人吧？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哪个是鲁迅的敌人呢？我们只能说，没有一个啊。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挖苦，对于资产阶级乏走狗的嘲讽，以及对于他人的批评的反击，其实都是一种人身攻击。鲁迅这样做，是有失公正的。我们必须要说，他是有失公正的。否则，我们就有失公正了。<br><br>&nbsp;&nbsp;&nbsp;&nbsp;对于苏维埃的革命，鲁迅也专门写文章说过，他说我们就是要杀人，就是要把坏人、反动派杀掉，要对他们进行绝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他说这是最为正当的、最为正确的战法。他说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了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这个时候鲁迅的口气就很像毛泽东了。他已经不是文学大师了，他是政治大师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的鲁迅是不值得我们效法的。<br><br>&nbsp;&nbsp;&nbsp;&nbsp;下面我们来看落水狗。我个人认为，鲁迅讲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存在着中国常有的思维的错误，什么思维的错误呢，就是把恶绝对化。他做一个类推，凡是狗，就是要咬人的，落了水以后就更要咬人，这种逻辑是不成立的，那些宠物狗，你叫它咬它都不咬你一口，对不对？怎么可能咬你呢？所以鲁迅做这种痛打落水狗的追问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鲁迅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推论时候，都是把仇恨和怨恨放大。鲁迅在厦门大学当教授，他到了厦门以后，勤杂人员跟他说，对面住了一位新聘请的教授，他带了小孩儿，要写作业，你能不能把你的椅子让两张给他？鲁迅就勃然大怒，说这是你们学校排挤我，我要离开厦门大学（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了很长时间。我就想不明白，这怎么就是排挤他？还有，有一个过去的学生去拜访他，他下课回来了，挺累啊，那个学生就说下次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鲁迅就火儿了，说坐着上课，那我下次我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好？北师大有一个学生叫杨树达，神经有问题，有一天他跑到鲁迅家去胡闹，鲁迅第一个判断就是，这是保守派派来袭击他的。他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结果，第二天就发现他是个精神病人。你鲁迅的仇恨的触角、防范的触角，有多么的强烈！<br><br>&nbsp;&nbsp;&nbsp;&nbsp;顺便说一句，鲁迅写杂文为什么写得好啊？我猜，就是因为他防人意识太强了。所以，我们都看不出来门道儿来的地方，他就都看出来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长恨歌》，杨贵妃跟唐玄宗两个人的关系，只有鲁迅看得是最阴险的。别人都说唐玄宗特别喜欢杨贵妃，后来被杀了以后他也恋恋不舍。鲁迅说哪里啊，以玄宗之明，他怎么会不知道这里的小绕绕？他早就知道杨贵妃跟安禄山好，他只是不想说破，所以到下属要把她绞死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巴不得把她绞死，只是绞死以后又后悔，到老就怀念杨贵妃。59这种解释，真是够毒辣的。由此可见鲁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分析任何问题都先把别人想成是坏蛋，然后想想怎么坏，结果左看一个坏，右看一个坏。最后，朋友只有三四个。剩下的全是他的怨敌，我觉得，这种仇恨只是因为缺爱。再比如说，鲁迅特别恨猫，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他养过隐鼠，后来找不到了，他的保姆哄他，说你不要找了，被猫吃了。结果鲁迅一辈子就恨猫。你恨猫恨那一只猫啊，你怎么恨一群猫呢？你怎么恨所有的猫呢？<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临死时候写了两类文章，一个是《朝花夕拾》，我觉得《朝花夕拾》是鲁迅对爱的求索，但是求索而不得。你看他的爱在什么里面有呢？你可以仔细去观察。只在童年生活里有。所以他用朝花夕拾的办法，用怀念童年的办法来怀念爱，这恰恰说明鲁迅进入了成年生活以后没有爱，也没有找到爱。所以他到老了，到怀念爱的时候，他只能去回忆。回忆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现在没有，对吧？所以鲁迅自己也把这叫做：“思乡的蛊惑”，而且说，“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还有，就是他临死时候写的另一类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就是怀念他家乡的《女吊》的。写完后他还给所有的人看，说我这个文章写得多好啊，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的基本的思想脉络。所以，如果给鲁迅出一道农夫与蛇的题目的话，鲁迅的回答肯定是和全中国人民是一样的。问题是：假如你把一条蛇捂暖以后，它把你咬死了，第二个人还要不要去做呢？鲁迅的意见是连第一个人都不要做，把它打死算了。但是你要是到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他们就会说，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一百个人，第一千个人都要前赴后继地去捂，直到把这条蛇捂得不再咬人。我觉得，这种差别其实就隐含了对爱的力量的是坚信还是怀疑。鲁迅输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如果对人的信心不再存在的话，或者说，对他人身上肯定会存在着的和我所共同的那种对美好的东西的追求这种信念不再存在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鲁迅。因为，当我们对别人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采取诅咒的方式和恨的方式，而这种诅咒的方式和恨的方式就使得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公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用恨来面对这个世界。而由恨面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所在之处都是敌人。海明威写《丧钟为谁而鸣》的时候，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乔丹面对即将飘然而至的死亡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为我自己的信念战斗了一生了，如果我能在这里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如此美好，真值得为它而战，我真不想离开。&nbsp;为什么鲁迅和这个世界共存了那么长时间却会认为这个世界如此的丑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在雨果、但丁、卡夫卡的眼中，这个世界都不丑恶，在海明威的眼中也不丑恶。这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鲁迅对于社会的批判的结果是把自己化成了两个，一个失败的鲁迅对另外鲁迅的失败的批判。而且，实际上这都是一个东西，这就是：发现了心灵的黑暗，但是自己的心灵仍旧黑暗。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悲剧。<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方面，对于爱的误解。<br><br>&nbsp;&nbsp;&nbsp;&nbsp;尽管我也不愿将鲁迅的美学就直接称之为“仇恨”的美学，但是，鲁迅的美学却无论如何也绝对称不上“爱”的美学。现在有人称鲁迅是“仇恨大师”，我觉得这有些过分。但是，鲁迅的为绝望而绝望的美学也确实不是爱的美学，而更接近于仇恨美学。绝望之为绝望，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因为太爱人了，或者是因为太不爱人了。有信仰的绝望当然是属于前者，那么，无信仰的绝望呢？我看就只能属于后者。再回顾一下鲁迅的思想历程，在刚刚起步的时候，鲁迅打出的最为旗帜鲜明的口号就是：“吃人”，可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开始于“吃人”，那么，应该结束于什么呢？必然的归宿显然就只能是“爱人”。可是“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60的鲁迅并没有走上“爱”的道路，而是走上了“恨”的道路。在鲁迅那里，爱并非超乎恨的绝对存在，而是恨先于爱而存在，成为了生存的前提，爱被作为原因，作为对于恨的被动反应。就是这样一种爱与恨对等的错误，导致了一种鲁迅的“无援的美学”。在这一美学中，实现了对于神圣者的反叛并且窃取了终极者的宝座的，仍旧是人。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途之人可以为禹”（荀子），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这些东西占了上风。于是，人只为良心的自由而斗争。可是由于没有了神圣者，人却又会死在自己的内心，成为一个瘫痪的哈姆雷特。结果，爱与恨的对等败坏了鲁迅的判断力，也败坏了鲁迅的审美趣味，这使得他始终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国民性的真正病症，也没有能够开出疗治的药方。举几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他的或者轻信于人，或者多疑于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把中国的民众一会儿看作“中国的脊梁”，一会儿又看作麻木不仁的“黄脸看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阿Q也是如此。因为让自己和阿Q站在同一高度，因此没有把这个形象当做“丧钟为自己而鸣”来塑造，没有注意到自己与阿Q之间的共同命运，以致不惜从后者身上挑剔出了太多的过错、太多的可憎、太多的可恨，以致在我们心灵深处唤起的不是“哀”和“怜”，而是“怨”和“恨”61，我认为，这是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深刻总结的美学教训。<br><br>&nbsp;&nbsp;&nbsp;&nbsp;这样，尽管鲁迅也很强调爱，例如他和许寿裳都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是诚与爱”62，例如他也宣称：“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63，例如他甚至疾呼觉醒的人要“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64、疾呼“革命的爱在大众”65，疾呼“创作总根于爱”66，但是,由于他所理解的爱仍旧是无信仰的爱，而不是有信仰的爱。因此，这种爱一旦没有了爱的对象，例如发现了大众的愚昧以后，就认为不值得去爱，例如认定对方为敌人以后，就认为不必去爱，结果，实际上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了恨。换一句话说，鲁迅并不是不想爱，也不是不知道爱的重要性，否则，他就不足以成为20世纪的美学大师，但是鲁迅却毕竟缺乏爱的动机与爱的能力。我后面就要讲到，爱的动机起码包含两个前提：无条件的爱与不对等的爱，而鲁迅要求的是对等的爱与有条件的爱，这就使得真正的爱的动机在鲁迅那里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这里暂且不提。在这里，我只简单地说，缺乏爱的动机与爱的能力，使得鲁迅的“创作总根于”爱转而实际成为“创作总根于”恨，这就是鲁迅的所谓“能憎才能爱”。<br><br>&nbsp;&nbsp;&nbsp;&nbsp;而且，由于仇恨，所谓爱也不过是朝对手打去的一张牌，而不是一种终极关怀。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一看鲁迅的作品，不难发现，作为心灵黑暗的在场者，鲁迅所传达的更多的竟然是仇恨的声音。鲁迅的遗嘱大家都很熟悉，他宣布的“一个也不宽恕”确实让习惯于“其人将死，其言也哀”的国人大吃一惊。他还说，自己的“怨敌可谓多矣”，但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许广平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鲁迅去世前做过一个恶梦，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发现四处埋伏了敌人，并且正准备向他发动进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拔出匕首，刺向敌人的身躯。这就是鲁迅——一个含恨离开人世的鲁迅！他对于敌人的敏感已经到了敌人无处不在的地步啊。这很有点像晚年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心态，他不是连亲密战友刘少奇都认定是敌人了吗？难怪毛泽东会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其实，鲁迅的思考在这个方面确实是肤浅的。不但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爱必须以无条件与不对等为前提，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仇恨就是仇恨，仇恨永远与爱无缘，仇恨永远不会成为爱。而且，仇恨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武器，当然可以用它来伤人，但是最终却肯定会更大地伤己。因为仇恨如果不是以爱为基础、为前提，那就必然会把我们带向野蛮与残忍，把我们变成比敌人还要可耻的暴徒，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没有学会把有罪的生命也当成生命，没有学会真正成为一个人。结果我们在惩罚敌人的同时就使自己犯下了凌辱和蔑视生命这一更大的罪。<br><br>&nbsp;&nbsp;&nbsp;&nbsp;还有一个问题要稍微讲解几句，这就是鲁迅的“以毒攻毒”式的反抗。文革中每个红卫兵都像个小鲁迅，当然不是鲁迅的责任，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与鲁迅无关。其实，鲁迅的“以毒攻毒”式的反抗也难辞其咎啊。在这方面，鲁迅确实令人吃惊。甚至连尼采都要“向复仇感和怨恨感宣战”，可是鲁迅却认为“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爱之深切，故亦恨之深切”，因此不妨执着于现世的一重世界，而且在现世就把一切帐统统结清，“拳来拳去、刀来刀挡”，甚至不惜“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一个都不饶恕”。他偏偏忽视了的是：这“以毒攻毒”的“毒”并非他独创的的法宝，而正是他的反抗对象——中国传统文化所先行“点化”他的，因此，“以毒攻毒”本身反倒证明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认同，证明了他不但根本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控制，并且反而为他所最憎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控制。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拼死搏斗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毒素”也在再塑着他自己。而且，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破坏的对象之时，他自己却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67他生就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硬骨头”，同时又禀赋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毒”。于是，他“睚眦必报”，宁可“错杀”、也不“错过”。没有上帝来裁判，便干脆由自己裁判，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甚至，鲁迅总是在不停地搜索着“敌人”的影子。而天堂乃至与天堂密切相关的所谓信仰维度自然根本就不入鲁迅的“法眼”。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是讨厌天国的”68。《墓碣文》中的“自啮其身”更说明由于仅仅凭借于“中间物”而拒绝信仰维度，鲁迅甚至无法知道自己的“本味”69。在他看来，爱和善良是无能的，惟有恶才是唯一的绝对力量，因此不惜以恶来担当恶，不惜“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不惜“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不惜以“巨毒”自况（而称许广平只有“小毒”），不惜推重“活无常”与“女吊”的复仇，不惜宣称至死“一个也不宽恕”。这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恰成对照，一个是绝望的反抗，一个是无尽的悲悯。在这方面，鲁迅笔下的儿童远不如陀氏笔下的儿童更为可爱，例如，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拿着芦柴棒对着愿为他牺牲一切的启蒙者喊&quot;杀&quot;的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在陀氏笔下就从未出现，就显然是一个典范的例证。而有人说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后，觉得与这些人物同为人类是值得自豪的，但是在读了鲁迅的书后我们却无法产生同样的感觉，这应该也是一个典范的例证。对比一下，鲁迅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甚至比拉斯科尔尼科夫更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他连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的下跪都不屑去做，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为之揪心的倘若没有上帝那世界的恶该如何承受之类的问题鲁迅更根本就从来没有问过。他昭示人们绝对不要相信爱心、神性、眼泪等一切神圣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唯一的功能就是帮助历史扼杀生命。作为中国的尼采，鲁迅实在没有浪得虚名。结果，他竟然不再是去治病救人，而是去消灭病人。当然，消灭病人要比治疗病人容易得多，但是那已经不是一个医生的职责。早年学医的鲁迅竟然出此下策，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神圣职责的回避，不能不说是已经距离爱的圣坛越来越远。<br><br>&nbsp;&nbsp;&nbsp;&nbsp;就是这样，鲁迅与“信仰启蒙”这样一个20世纪的思想的制高点失之交臂。<br><br>&nbsp;&nbsp;&nbsp;&nbsp;我要说，这个“失之交臂”损失十分惨重。而且，它让我们太沉重！&nbsp;<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四&nbsp;<br><br>&nbsp;&nbsp;&nbsp;&nbsp;那么，鲁迅的失败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呢？我过去跟大家讲过，一个人的学术的进步，是“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就是在一百斤上加一斤很容易，但是没有任何意思。你一定要在千上加两，那才是真正的贡献。假如所有的思想大师在这个地方都已经无计可施，而你却能加上一个字，那你就是成功的。在与鲁迅对话的时候，这也应该成为们我的基本态度。什么地方是鲁迅的一千斤呢？我觉得他的一千斤就表现在他发现了中国的“如迷”、“如梦”、“如仆者”、“如病者”，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使之“醒”、使之“觉”、使之“苏”、使之“起”，但是，他使之“醒”、使之“觉”、使之“苏”、使之“起”的方法却毕竟并非最彻底的和最进步的。因为他是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面对这个世界的。鲁迅自己就讲过，敌人的棍子打来，你就用更大的棍子去打，去跟他对打。这种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永远讲不出来的。相比之下，鲁迅永远像李逵，永远像武松，但他为什么永远就不能像一个踌躇的、延宕的、为人类稍微迟疑一下的哈姆雷特呢？这里存在着鲁迅的悲剧。鲁迅的思想里充满了毒素，而他的深刻也恰恰就在于他的毒。他就是因为太有毒了，所以才最深刻。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去过多地看鲁迅，鲁迅不是中国的年轻人所能看的，鲁迅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毒，这个人是巨毒产品。如果你能够知道他的这一特点，你就能够跟他学到东西，你如果不知道他的特点，你跟他就什么也学不到，鲁迅也有他的伟大。他的伟大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找到了一个思想高度。这就是写就了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的共工篇章，他引发了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的思想洪水和文学洪水，而这种洪水可能造就鲧，也可能造就禹。究竟为“鲧”还是为“禹”，就是我们作为后鲁迅时代学者的选择。我们怎么样超越鲁迅？让失败的鲁迅成为我们的骄傲，让鲁迅的失败成为我们的教训。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最重大的课题了。<br><br>&nbsp;&nbsp;&nbsp;&nbsp;我总觉得，似乎全属偶然，数百年来，中国只出了一个鲁迅，；偏偏又是必然，数百年来，鲁迅只出在中国。鲁迅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高海拔。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再次回眸鲁迅，我们仍然能够强烈感受到鲁迅的魅力。然而，更多的却是深深的遗憾。既石破天惊，又功亏一篑。失败的鲁迅所拼尽全力抵达的终点，竟然只是西方大师慨然上路的起点。思之令人感慨唏嘘。<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的失败在于信仰维度的缺席。环顾整个世界，信仰的维度犹如巨大的精神杠杆撬动了人类社会。但是，也许是因为这个精神杠杆的支点实在太远，没有特定的人文背景，根本无从把握。鲁迅无疑也缺乏这一特定的人文背景。更何况，中国人实在太古老了，他们一出生，就有五千年。每个中国人都无异一个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在他们的身上不断散发出腐朽文化的臭味。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千年一律的格局，中国人必须学习西方，必须盗来普罗米修斯之火。然而似乎是一种宿命，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不能不说，皓首穷经的中国人尽管始终把与世界接轨作为自己奋斗终身的目标。但是目标却遥遥无期。不但遥遥无期，阴魂不散的封建幽灵甚至还在以有形无形的方式悄悄修复着原有的版图。借助外来文化注入的一点新鲜血液，很快就被传统文化的“白血球”所包围，很快就一切依然故我。在创新中守旧，在前进中倒退，这一切已经是让我们见惯不惊的伎俩。鲁迅自然也不能例外，古老的传统文化，同样遮蔽了他的双眼。<br><br>&nbsp;&nbsp;&nbsp;&nbsp;具体来说，鲁迅的失败固然也有客观原因，例如面对国家兴亡、制度更替。因而很可能在发现生命本身的绝望问题，同时也发现了民族的绝望问题。这无疑有可能导致错过对人生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契机，以致即便是探讨形而上的本体问题，也必须承诺它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国家命运的呼唤，民族苦难的呼唤，学生鲜血的呼唤，做人良知的呼唤，使得鲁迅自愿把书斋改成了堡垒，只顾趴在壕堑里向无处不在的敌人猛烈开火，并且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找到了摆脱内心矛盾的途径。但是，我们不能不问的是，同样面对国家兴亡、制度更替，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就没有错过对人生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契机？为什么就没有把书斋改成堡垒，而且趴在壕堑里向无处不在的敌人猛烈开火？<br><br>&nbsp;&nbsp;&nbsp;&nbsp;事实上，从更为根本的角度说，鲁迅的失败还有其主观的原因。这主观的原因，就是个体的不尽成熟。<br><br>&nbsp;&nbsp;&nbsp;&nbsp;我们已经说过，王国维、鲁迅对于审美与个体的对应的意识是一大贡献。遗憾的是，这个“个体”却并不成熟。西方的个体是与终极关怀遥遥相对的，但是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信仰缺席的文化中时却解体了。个体之为个体，被中国传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者”所取代；终极关怀之为终极关怀，也被传统的“安邦定国”的“救世”所取代。不难想象，当鲁迅呼喊“尊个性而张精神”时，心中想到的无非是一种嵇康式的“师心使气”，一种“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快感。也因此，当“铁屋子”一般的黑暗社会禁锢得他几近窒息，才激起了他的拼死反抗。这样，我们看到，鲁迅的绝望与个体有关，但是却不像西方那样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根本矛盾，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沉重压迫，所谓“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以启蒙为例，尽管对于启蒙他始终心存疑虑，但是却从未深刻反省。他疑虑的只是事实证明民众根本无法被启蒙，疑虑的只是民众，而不是启蒙本身。一大群不是敌人的敌人——华老栓夫妇、红眼睛阿义、驼背五少爷，就是这样被鲁迅炮制而出。再以启蒙者为例，鲁迅对于“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启蒙者形象念念不忘。鲁迅以为这就是所谓“真的人”，即没有受到传统毒素“污染”的人，而实际上，无疑是把“原罪”偷换为历史罪，所以他最后的呼吁才是&quot;救救孩子&quot;。其实，即便是他的德国老师尼采，对于个体的原罪也毫不隐讳。就以那个“疯子”为例：“他大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这“身上的血迹”不就是他的“原罪”？可惜的是，这样的“原罪”感在鲁迅是绝对没有的。当然，在1925年的《墓碣文》中，鲁迅也曾意识到应该“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nbsp;但是，最终却仍旧是“疾走，不敢反顾”，在内心世界的根本矛盾面前因为实在无法承受而逃开了。依旧回到了一种中国传统式的“吾日三省吾身”、“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似乎只要成功抵御了外部世界的毒素，回归“赤子之心”，就一切大功告成，自满自足、自得自乐，而与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毫无关系。&nbsp;<br><br>&nbsp;&nbsp;&nbsp;&nbsp;在中国提到尼采，谈得最多的是：尼采杀了上帝！其实当我们兴奋地谈论尼采杀了上帝、跟基督教闹革命如何勇猛时，往往根本没弄清楚尼采造反的对象。尼采反对的是一个道德宗教的上帝，是一个把生命信仰和木雕偶像“捆绑销售”的教会。而尼采的“超人”（Overman）学说，恰恰强调了“必须不断的自我超越的生命”；强调了向着“审美”和“神性”不断寻求生命意义和欢快的信仰心。生命充满痛苦吗？我要与痛苦分庭抗礼，一争高下；人生难免悲剧吗？我要演绎最悲壮感人的英雄史诗。在不断的生命超越中，尼采有理由说：“笑一切悲剧。”<br><br>&nbsp;&nbsp;&nbsp;&nbsp;进而言之，信仰缺席使得鲁迅在思考个体与终极关怀问题时欠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超越精神。欠缺了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超越精神，也就欠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关于人性的想象。我在《王国维：独上高楼》一书中剖析王国维的根本缺憾之时，曾经指出他在精神上站得太低、缺乏某种“获得世界的方式”，而且是以谈论经验的方式来谈论信仰，这无疑也适用于鲁迅。在这种超越精神看来，个体的原罪是永恒的，原罪就是人之为人本身。但是鲁迅就不然了。在《破恶声论》(与《文化偏至论》同年发表)中，鲁迅把托尔斯泰与奥古斯丁、卢梭并列，并且因为他们都有《忏悔录》问世而赞曰“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并说凡要学他们“善国善天下”的人，“则吾愿先闻其白心。使其羞白心于人前，则不若伏藏其论议，荡涤秽恶，俾众清明”，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安邦定国”，首先就要把自己的真心(“白心”)坦露在众人面前，但托翁等人的忏悔只是对于人性的批判，只是表明自己知罪，并且只是因此而使自己禀赋“获救”的资格，但是却绝不意味着要从此就可以洗净自己的灵魂，更不意味着从此就有权对国家、社会进行“改造”与逼迫他人&quot;改悔&quot;，从此就具有了“安邦定国”的资格，甚至从此就有权力代上帝去“荡涤秽恶，俾众清明”。鲁迅的理解，无疑导致自己走上错误的道路。显然，鲁迅的失败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阐释。<br><br>&nbsp;&nbsp;&nbsp;&nbsp;同时，鲁迅的失败也与他没有将爱坚持到底有关。为此，我们必须要问三个问题。<br><br>&nbsp;&nbsp;&nbsp;&nbsp;我经常想，是什么造就了鲁迅的仇恨？是什么使得鲁迅没有没有将爱坚持到底？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就是因为鲁迅只意识到了无缘无故的恨、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没有意识到无缘无故的爱。鲁迅的爱是有缘有故的。所谓有缘有故就是有条件的，而一切有条件的爱都是恨的根源，这是全人类早就证明了的事实，西方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爱是超越一切的，当西方文化意识到了爱的力量的时候，西方这个民族就不可战胜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精神上有这样一个最伟大的发现。而我们这个民族固然有很多伟大的发现，但是在这一点上却不够伟大。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恨只能用恨来解决。只有爱才能被回报以爱。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超出鲁迅，因为我们都不具备那样一种非常博大的精神。尽管每当我说中国无爱的时候，很多学生总要跟我讨论，说中国有自古就有爱，但是，如果要很准确地说，那么就只能说，中国只有有缘有故的爱，但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比如说，中国有家族的爱，有国家的爱，有朝廷的爱，但是有世界的爱吗？有人类的爱吗？有对“人”的爱吗？我们有对等级的爱，爱领导爱下属，是吧，但是有人对人的公平的爱吗？有对自由平等的爱吗？我还要问，有对爱的爱吗？从来就没有过。而且，我们的书里充满了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道德的说教。但是却从来没有讲过要保护过爱。从来就只教我们忠、教我们孝、教我们阶级斗争，但是却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要爱一切人，就是连鲁迅也没有教过我们。<br><br>&nbsp;&nbsp;&nbsp;&nbsp;其中的原因在于，在中国，最关键的是讲条件，而爱是永远不能讲条件的。这就是爱的悖论。中国人永远也想不清楚这个问题。比如《孟子》说“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意思就是说，“爱”最原始的定义就是自私、小气。所以我们中国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父母，因为父母养了你；爱子女，因为子女要给你养老；要爱配偶，因为你们是结了婚的，要白头偕老。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别人当人爱过，而是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而以条件决定爱的时候，当条件转变，爱也就转变了。这就是中国人永远过不了的一关，也是鲁迅永远过不了的一关。在这里，实际上爱是一个根本不重要的东西了，什么比爱更重要呢？条件！他值得你爱，他爱你了，然后你才想着要爱他。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那种成熟的西方文化里的观念，那就是：爱是我的选择，我要爱，我不管对方是不是回报我。爱不是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而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的人性的舒展的需要。这种东西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可惜，这种条件的转变偏偏会导致爱的消亡和恨的诞生，因为条件转变以后，爱也就转变了。<br><br>&nbsp;&nbsp;&nbsp;&nbsp;那么，爱是需要理由的吗？<br><br>&nbsp;&nbsp;&nbsp;&nbsp;这是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人的灵魂太懦弱了，他没有办法承受没有理由的爱，他承受不了，为什么呢？没有理由的爱的最大可能就是失败。最大的可能是你一生搭进去，却什么也没有。对于这个结局，连鲁迅都不敢想象，连鲁迅都不敢承受。这就是鲁迅的失败和我们的失败。希腊一个哲人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只要能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胜过成为波斯人的王。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没有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洗礼，所以，那个时候希腊人像中国人一样的灵魂懦弱。爱也如此，因为爱的付出是沉重代价，你甚至要付出一生。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然后你才付出，然而，这就已经大错特错了。爱是不需要理由的。你看成不了波斯王人的王不要紧，找不到因果性的解释就很要紧。因为这个关系到什么呢？关系到世界的秩序。所以这其实就意味着只要你给我一个爱或不爱的理由，你爱不爱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更看重的是理由。理由先于爱，条件先于爱。有缘有故先于爱，所以毛泽东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吧？所以，爱是需要理由的。但是我觉得鲁迅有一个问题没有想清楚。那就是，如果鲁迅说，爱是不需要条件的，我觉得鲁迅就会完成那个华丽的转身。而鲁迅只要没有走出这个思维这样的一个悖论，他就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我们世纪转身在鲁迅那儿没有完成，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很微小的思想障碍。爱，已经不是对象了，而成了理由。我们不是爱对方，也不是因为要爱，而是爱理由。这就是我们的最大悲剧。但实际上，如果爱需要理由，那就意味着爱要看理由的眼色行事，爱因此就不具有了自足性，而要取决于外在的条件，受制于跟爱无关的其他因素。可是，被理由决定的爱，还能是爱吗？有条件的爱，还能是爱吗？如果爱一个人需要理由，那么理由就为因，而爱为果。为爱寻找理由，就意味着向因果屈服，就意味着向现实屈服。这样一来，爱本身就被编进了因果之链，而在这个因果之链里最微不足道的就是爱本身，而不是理由。理由反而就成了最重要的事实。<br><br>&nbsp;&nbsp;&nbsp;&nbsp;我们在鲁迅身上看到的就是鲁迅一定要找到理由他才去爱，他在黑暗的中国文化里找不到理由，这样一来，是华丽地转身去爱它，还是面对它并消灭它。这个时候，鲁迅的精神品质就不够了，这个时候鲁迅的灵魂强度就不够了，这个时候鲁迅的人性韧度就不够了，鲁迅就开始怀疑了，他不敢做那么多的付出，结果鲁迅就因为理由的缺乏而拒绝了爱。拒绝了爱向他伸出的人性之手。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悲剧。因为在因果链上是没有爱的，因为，如果你可以找到爱的理由，你就将来迟早有一天可以找到不爱的理由。对不对？<br><br>&nbsp;&nbsp;&nbsp;&nbsp;现在，我要再问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理由就这么重要呢？而且，为什么对西方人来说理由不重要，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理由这么重要呢？鲁迅之所以恨别人，鲁迅之所以那么吝啬自己的爱，无非是因为鲁迅认为看来看去都没有一个人值得他爱，付出的结果既然是什么都得不到，鲁迅也就不敢去付出了。因为鲁迅害怕啊。害怕什么呢？害怕爱错了，害怕他盲目地投进了所有的心力，最终却不能开花结果。这就意味着他对爱的战无不胜的没有信心。他绞尽脑汁要为爱找一个最完美的注脚和理由。但事实上，爱是没有注解和理由的。所以这就是鲁迅的失败。《圣经》中不是说过吗？“爱里没有惧怕”，反过来，我不得不说，在鲁迅的“惧怕”里又怎么会有爱？！<br><br>&nbsp;&nbsp;&nbsp;&nbsp;爱没有因果，爱没有规则，爱没有对错，爱是不讲逻辑的。这就是爱的逻辑。爱不过是爱，爱就是爱。这一关鲁迅就没有过去。当爱被鲁迅条件化的时候，他就杀死了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爱说来说去，还是属于小爱。尽管我不否认鲁迅有爱。比如说有些同学会跟我讨论，鲁迅不也经常强调爱吗？但我们讨论的是，他是不是把爱作为一种绝对的信仰尺度，他是不是绝对相信爱必胜，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绝对相信爱必胜，当他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诅咒黑暗。他就会用爱去软化黑暗。他就会去感动人性灵魂当中最柔软的部分。鲁迅之所以去动手术刀，就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真正的爱是超越条件，超越理由的，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呢？因为他懦弱。所以其实我觉得鲁迅骂遍天下无敌手，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的灵魂不够强大。他的灵魂如果足够强大的话，他就永远会“示爱”，而不会“示恨”。所以我说“没有爱和无所爱的悲哀”，其实也是鲁迅自己的悲哀。其实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对方无法战胜的时候，你也要相信人性的力量。因此，人类就从不会飞变成了会飞，人类从什么都没有到了现在无所不有。这就是因为坚信人性的力量，坚信爱的力量，而在鲁迅那呢，他不能够战胜这个灵魂的懦弱。不可能一开始就坚信爱的力量无往而不胜。当然，爱可以在某一件事情上失败，但是人类在爱的信仰上是不会失败的。而鲁迅就没有完成这个思想转换，他没有认识到，爱是人类的未来，他可能失败，但人类会失败吗？正是爱，推动着人类奋勇向前！<br><br>&nbsp;&nbsp;&nbsp;&nbsp;最后，我要说，我们当然无须过于苛求鲁迅。在这片缺乏精神资源的黄土地之上，鲁迅能够彻底走出传统的误区，去直面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已经可以说是达到到了一个绝对的精神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毕生努力，向后人呈现了在以中国美学作为精神资源背景的情况下的对人性加以现代重构的全部过程以及最终极限——包括他最终的完全绝望。在此意义上，鲁迅不仅是一个开拓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quot;中间物&quot;，一个过渡者，一个失败者。因此，尽管他希望他的思想&quot;速朽&quot;，但是我们却希望他的思想永存。这样说，当然不是为了停留在他的失败的思想上，而是为了不断借此去进行反省，从而最终走出鲁迅——鲁迅的失败！不过，无论如何，在他之后，我们最为万幸的都是，我们已经无须再重涉他的探索之途，就可以把美学“接着讲”下去，因为，我们的精神处境已经如此明显，用鲁迅自己的话说，除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出路！<br><br>&nbsp;&nbsp;&nbsp;&nbsp;注释：<br>&nbsp;&nbsp;&nbsp;&nbsp;[1]&nbsp;博尔赫斯：《谈艺录》，24页，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br>&nbsp;&nbsp;&nbsp;&nbsp;[2]&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5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185—1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1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7]&nbsp;谢灵运：《登池上楼》<br>&nbsp;&nbsp;&nbsp;&nbsp;[8]&nbsp;尼&#183;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br>&nbsp;&nbsp;&nbsp;&nbsp;[9]&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1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0]&nbsp;徐复观：《徐复观集》，58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br>&nbsp;&nbsp;&nbsp;&nbsp;[11]&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2]&nbsp;契诃夫：《苦恼》<br>&nbsp;&nbsp;&nbsp;&nbsp;[13]&nbsp;朱安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br>&nbsp;&nbsp;&nbsp;&nbsp;[14]&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1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3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6]&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3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7]&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5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8]&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19]&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0]&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1]&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159—1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2]&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0—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3]&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4]&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6]&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27]&nbsp;倘若这个“不可救药”投影出来，无疑就会到处是“敌人”<br>&nbsp;&nbsp;&nbsp;&nbsp;（所以毛泽东才会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倘若竟然出于自己的仇恨而去向突然投掷匕首与标枪，那么倒下的就不仅仅<br>&nbsp;&nbsp;&nbsp;&nbsp;是“敌人”，而且还是投掷者自己。<br>&nbsp;&nbsp;&nbsp;&nbsp;[28]&nbsp;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10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br>&nbsp;&nbsp;&nbsp;&nbsp;[29]&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17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0]&nbsp;詹姆士&#183;里德：《基督的人生观》，13—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br>&nbsp;&nbsp;&nbsp;&nbsp;[31]&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5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2]&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4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3]&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4]&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4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6]&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3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7]&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4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8]&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39]&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4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0]&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385—3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1]&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1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2]&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3]&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4]&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6]&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7]&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48]&nbsp;此后的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乃至“走资派”的出现，同样可以看做“罪责”的“替罪羊”。结果，在中国“一个人脱胎换骨的故事”就至今也没有诞生。<br>&nbsp;&nbsp;&nbsp;&nbsp;[49]&nbsp;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50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br>&nbsp;&nbsp;&nbsp;&nbsp;[50]&nbsp;“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糟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4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1]&nbsp;《圣经》中说：“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约伯记&nbsp;35：5）<br>&nbsp;&nbsp;&nbsp;&nbsp;[52]&nbsp;“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见《鲁迅全集》第四卷，20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3]&nbsp;“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见《鲁迅全集》第九卷，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4]&nbsp;“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见《鲁迅全集》第六卷，6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4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6]&nbsp;“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1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杜慎卿见到两个挑粪的工人在工作闲暇，还不忘“吃一壶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由此感慨即使是贩夫走卒也皆有“六朝烟水气”。<br>&nbsp;&nbsp;&nbsp;&nbsp;[57]&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505—5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8]&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6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59]&nbsp;郁达夫曾回忆鲁迅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br>&nbsp;&nbsp;&nbsp;&nbsp;[60]&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1]&nbsp;鲁迅对于“庸众”的心灵无法相通也是如此。一味地认定人性的麻木、丑陋，因此时时以自我心灵的自高其上来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嘲笑而非悲悯，是鲁迅的失败之所在。比较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双重灵魂、多面人格、复杂人性，就不难看出鲁迅的单一与简单。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还有一个“破抹布”的象征。它“又烂又脏”，但是“有自尊心”，“有灵性和感情”，这也是为鲁迅所不能及的。至于妓女索妮娅这类的形象，在鲁迅，更是绝对塑造不出来的。<br>&nbsp;&nbsp;&nbsp;&nbsp;[62]&nbsp;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3]&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1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4]&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1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5]&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6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6]&nbsp;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5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7]&nbsp;事实上，鲁迅自己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现在虽然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8]&nbsp;《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6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nbsp;&nbsp;&nbsp;&nbsp;[69]&nbsp;《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11-7 10:48:14</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潘知常: 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上）]]></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02529</link><description><![CDATA[在中国美学史上，或者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两种表述来概括，一个叫：“失败的鲁迅”，一个叫：“鲁迅的失败”。我觉得用这样的两种表述，就完全可以把鲁迅的成功和失败讲得十分清楚了。&nbsp;<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br>&nbsp;&nbsp;一&nbsp;<br><br>&nbsp;&nbsp;&nbsp;&nbsp;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鲁迅是谁？<br>&nbsp;&nbsp;&nbsp;&nbsp;那么，鲁迅是谁呢？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精神导师的时候，弄清楚他是谁，尤其是弄清楚为什么历史偏偏选择了他而没有选择别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当我们面对鲁迅时，尤其要如此。大家知道，按照一般的看法，其实历史是完全可以不选择鲁迅的。因为鲁迅根本就不是学文学的，也不是学哲学的，更不是学美学的。他是学医的。而且，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来说，鲁迅的影响也不是最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所比喻的那把“时间的镰刀”，已经把每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刻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与耻辱柱上，结果，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时间为我们留下了鲁迅。哪个人不想不朽呢？哪个人不想青史留名呢？十分残酷的是，在中国，只有鲁迅战胜了时间。而很多很多人都没有战胜时间。鲁迅很光荣地留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上。博尔赫斯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中注定要不朽的作品，”就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啊，“可以穿过书写的错误，近似文本、漠不关心的阅读、不理解的火墙，不朽作品的灵魂经得起烈焰的考验。”1大家不难马上想到，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作家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在中国，应该说首屈一指的就是鲁迅。不过，鲁迅的作品也像那些伟大的作品一样，不如哈巴狗、小花猫那样乖巧、那样讨人欢心，它有一种傲慢的冰冷的气质，绝不讨好，但是却期待发现。而且，当我们面对鲁迅，无论他的目光多么慈祥，我们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当然，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要关注鲁迅的理由吧！<br><br>&nbsp;&nbsp;&nbsp;&nbsp;那么，鲁迅为什么就能够战胜时间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代表着我们民族20世纪这整整一百年的精神觉醒。浙江有一个大儒叫马一浮，说过四句我认为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呢？要“如迷忽觉”，像一个谜，突然被解开了；要“如梦忽觉”，就像做梦，忽然醒了；要“如仆者之起”，摔倒了，突然站起来了，要“如病者之苏”，像有病，最后被医治好了。凡是能够“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的，就是最好的作品。我常说，这是关于诗歌乃至关于文学的最为形象也最为精彩的表述。那么，哪个作家在中国最当得起这四句话呢，肯定就是鲁迅。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啊。<br>&nbsp;&nbsp;&nbsp;&nbsp;因此，鲁迅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父亲，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现在有很多青年人讲不要看经典，就只要看那些畅销书。我说，那除非我们设想：我们都是孙悟空，我们都是试管婴儿，也除非我们设想，所有的庄稼和鲜花已经都不再开放在大地上，如果这两种设想成立，那么，鲁迅就可以不存在。如果我们还需要父亲。如果我们还需要土地，那我们就还需要鲁迅。<br><br>&nbsp;&nbsp;&nbsp;&nbsp;不过，在我们的眼睛里，鲁迅的形象也有不同。他首先是句号，因为他实际上结束了一个时代。其次他是个感叹号，因为鲁迅的倒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丰碑。第三，他也是个省略号。因为在他身上、在他的著作里，都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也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可能弄清楚的，或者是无法弄清楚的。例如，鲁迅和他弟弟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第四，鲁迅有时候也是双引号，尤其在文革的时候，他是双引号。所有的人写文章都引鲁迅，除了引毛泽东，就是引鲁迅。那时候我的中学同学吵架时也不忘引鲁迅的话，什么“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2，等等。林语堂说中国有几个可以令人会心一笑的人物，例如庄子、苏轼。在我看来，还要加上鲁迅，他们是代表着国人心灵的人物，然而也因此就最容易被心理投射所扭曲，并且因此而成为两个庄子、两个苏轼，在鲁迅被看做双引号的时候，那也很可能是被我们的心理投射所扭曲的鲁迅。第五，鲁迅还是个逗号。为什么呢？因为思想的长河、美学的长河、文学的长河都不会有终止的时间，鲁迅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的真理，所以，我们还要接着鲁迅讲；最后，最重要的是，鲁迅实际上是个问号。鲁迅未竟的事业是什么？鲁迅没能解决的难题是什么？鲁迅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或者说得干脆一点，鲁迅的失败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关注的问题。<br><br>&nbsp;&nbsp;&nbsp;&nbsp;我在讲鲁迅时所关注的就是作为问号的鲁迅。<br><br>&nbsp;&nbsp;&nbsp;&nbsp;还回到前面的讲座，我已经讲了《红楼梦》。那么，《红楼梦》之后的中国美学是什么情况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容易也不容易，说不容易，是因为太错综复杂了，说容易，是因为我们只要讲三个人就可以了，这就是三个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第一个“宝玉”，我上次讲过了，就是顾城。那是一个很不像样的“宝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那是一个最真实的“宝玉”。当从那么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出走后，最有可能的就是经受不住现实的残酷的打击，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而且对社会充满了仇视的人的选择，也就是顾城的选择。那么，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的第二种选择会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关注王国维。王国维是从大观园出走的第二个宝玉。我经常强调，研究中国人的思想历程，有两个人的自杀是必须关注的。一个是屈原的自杀，我在第二讲《失爱者的哭泣》中跟大家讲过，屈原的自杀代表着中国在一个群体社会里因为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而产生的苦恼，还有一个就是王国维的自杀。作为一个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王国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体的存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人”的发现者。我已经讲过，屈原的自杀是因为意识到社会的强大的力量的结果，是从自然的“无缘无故”到社会的“无缘无故”，在他之后，曹雪芹第一个发现了由于对于自然的“无缘无故”与社会的“无缘无故”的“瞒”和“骗”，所有人的人性因此都是不真实的，也因此，他进而呼唤真实的人性。而王国维发现的，则是个体的“无缘无故”，也就是个体在世界上的毫无保护的孤独的“被抛”状态。这个“个人”是肯定要死的，是一生下来就被判了缓期执行的死刑的，更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改判。而这个知道自己必死的“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诞生过。我们用“骗”的办法，用“瞒”的办法，用“躲”的办法两千年来拒不面对这个问题，也拒不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全部的美学问题、全部的文化问题都必须来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王国维因此而开始了中国的真正的美学。而且，由于这种孤独的“被抛”状态在王国维那个地方表现为那种被他总经常挂在嘴边的“痛苦”。王国维的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充满了个体悲剧意识的生命美学。他是中国的生命美学的最早的领军人物。王国维最早发现了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的对应，就是说，发现了个体。20世纪国内有实践美学，也有生存美学、生命美学，学术界一般说我算是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实，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是王国维，当然，后来还有鲁迅。但是，王国维的路也走不长。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吓坏了。像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一样，他从来没有就见过这样的“个人”。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得很有安全感的。我们有一个组织系统来评价我们，死了有什么可怕，“重于泰山”就行，死有什么可怕，“留取丹心”被“汗青”“照”一下就行啊，是吧？我们一直误以为“组织”的评价、重于泰山、“照汗青”都比死更值得我们关注。但是王国维第一次发现：个体的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你的一生能活八十岁吧，那相当于你有八块钱。他问的问题就跟这八块钱有关，在古代我们从来自己没花过这属于自己的八块钱，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帮我花、父母帮我们花。现在突然把这八块钱给我了，我怎么花啊？而且，这可是一次性的啊，花一块就少一块啊。王国维拿到了这八块钱以后被吓坏了。换句话说，人既然是肯定要死的。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王国维的失败也就在这个地方，尽管他是打开魔盒并放出个体生命这个美学魔鬼的中国现代的美学潘多拉。所以王国维才感叹：可爱的东西不可信，可信的东西不可爱，而他正是想找到一个又可爱又可信的东西，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于是，他觉得，那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就是王国维的最大的困惑，正是这个困惑，导致了王国维的自杀。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老实的人，这个问题既然解决不了，那么他就投河自尽。所以他说他是为痛苦而生，也为痛苦而死。可惜，这样做也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令人痛心地整个儿地让出了生命的尊严。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去多讲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的《王国维：独上高楼》（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那里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nbsp;<br>&nbsp;&nbsp;&nbsp;&nbsp;思想者无言的坟茔，是后来人无限的讲坛。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黯然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人总得有条出路啊！”王国维的自杀无疑是一代以文化为命的学术赤子走投无路的形而上“死”。他的自沉令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灵隐隐作痛，他的形而上“死”则不断地提醒和引导后学上下求索：人之“出路”安在？文化之“出路”安在？<br>&nbsp;&nbsp;&nbsp;&nbsp;“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nbsp;<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走出大观园的“宝玉”，就是鲁迅。鲁迅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鲁迅的成功也是从发现了个体的尊严开始。但是又不仅仅发现了个体，而且发现了个体的悲剧。因此，王国维从发现个体到发现了人生就是痛苦，鲁迅的发现则再进一步，不但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而且认为痛苦就是人生。王国维发现人生就是痛苦，于是就想办法去解除痛苦。这意味着王国维并没有发现痛苦是“无缘无故”的，因此也是根本无法解除的。鲁迅就不同了。在他看来，痛苦就是人生。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是无缘无故的，你不要想解除它，它根本就没有原因，也无法解除。痛苦就是人生本身。每一个人的生存只能是与痛苦同在。这种对于痛苦的发现，应该说就是鲁迅的最大贡献。<br><br>&nbsp;&nbsp;&nbsp;&nbsp;相比之下，鲁迅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人格最强大的。顾城的路他当然不走，王国维的路，在他看来也是懦弱之途。是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必然要死，我们会过得很快乐。如果知道自己要死，我们会过得很不快乐。因为所有的东西会失去意义。你死了以后意义还有什么意义呢？王国维就被这个东西给吓坏了。鲁迅的回答却很简单，他说：人活着就是因为他没有意义，那我就跟没有意义共死共生。跟没有意义共死共生就是我的意义。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坟”的哲学。鲁迅说，没有必要寻找目标，作为生命的个人，也没有目标可寻找。国家历史有目标，可以实现什么什么主义，实现什么什么理想，个人有什么目标呢？个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坟”。所以要寻找寻个人生存的意义，那肯定不能在目的的角度去寻找。那么王国维错在什么地方呢？他总要去找一个有意义的目的，但是所有的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坟”而已。只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只有往“坟”走的那个过程是有意义的。打一个比方，西西弗斯的神话说的什么意思呢？西西弗斯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把石头推到山上，然后再掉下来，再推到山上，再掉下来。每个人的一生无非就是这样重复，你以为过得有意义，其实没有意义。我们只有实实在在地承认：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没有任何意义你还得过这一生。那怎么过呢？西西弗斯的启迪就在这里。他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挥汗如雨地推石头上山，而在于他把石头推上山以后，石头轰然一下滚落山底之后，他仍旧从容地走下山，再开始推石上山的无谓人生。而且，在走下山的过程当中，他还发现并欣赏着路边的野花。这，就是鲁迅所发现的东西。我觉得到这个地步，应该说鲁迅把中国文化整个儿地就颠倒过来了。红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红的。为什么呢？它已经完全地个人化了，《红楼梦》的时候还没有个人化，只是人性化，而到了鲁迅，完全地被个人化了。历史的意义被消解了，道德的意义被消解了，二十四史的存在被消解了，一切都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绝望的个人（而实际“绝望”恰恰就是对于“痛苦”的觉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土匪”？陶渊明一样地躲到乡下去“玩玩”？通过“钞古碑”把自己诱惑到别样的世界？想到自杀乃至杀人3，还想到“以谎言”作盾牌来抵挡黑暗与空虚,想到总之曾像王国维那样“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最终还是没有因此就畏缩不前。儒道佛耶都不足以支撑自己，那他就转而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与黑暗势不两立的人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面对无数“歧路”（不知走哪一条）、“穷途”（找不着路），鲁迅不但毅然堵塞了人们为逃避绝望的人生所准备的一切退路，而且绝不问路地毅然向前走下去。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置于不施麻醉的绝望之中而且去——反抗绝望。反抗绝望，这，就是鲁迅的选择！&nbsp;<br>&nbsp;&nbsp;&nbsp;&nbsp;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照片。<br>&nbsp;&nbsp;&nbsp;&nbsp;这张摄于厦门南普陀的照片，鲁迅自题：“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鲁迅认定：“坟”是终点，社会是“铁屋”，生命只能“彷徨于无地”。于是鲁迅安坐于此，睥睨一切。然而，“坟”究竟从何而来？“铁屋”又何以筑就？厦门是一座极富情调的美丽城市，偌大的南普陀景区鲁迅却只取坟间一坐，这“坟”，难道……也是他自己“做”出来的？&nbsp;<br>&nbsp;&nbsp;&nbsp;&nbsp;具体来说，就鲁迅而言，“无缘无故”的痛苦的发现、痛苦就是人生的发现，人生就是绝望的发现，使得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因为发现了无缘无故的生命痛苦，结果就发现了中国文化和这个无缘无故的生命痛苦距离得有多远，中国人始终是处在一种心灵黑暗的状态。二十四史、帝王将相、李杜苏辛、《三国》《水浒》，加起来等于一个“心灵的黑暗”。但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这么明确的判断，所有的人都在隐瞒这个事实和曲解这个事实。只有曹雪芹才开始接近这个判断，而鲁迅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一千古秘密。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再进一步，鲁迅又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他而且还勇敢地发出了“最后的吼声”。鲁迅的作品因此也就成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也就是说，“迷”的状态、“梦”的状态、“仆”的状态、“病”的状态，只有鲁迅才使之“觉”、使之“醒”、使之“起”、使之“苏”。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看到了“如迷者忽觉，如梦者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br><br>&nbsp;&nbsp;&nbsp;&nbsp;我想，大家如果记住了上面这两句话，鲁迅的贡献就不难弄清楚了。我一开始就问过：鲁迅为什么最终会被20世纪所留下？鲁迅为什么最终竟然战胜了时间？要知道，在五四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声其实都是在鲁迅之上的。比如说陈独秀和蔡元培。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贡献其实远远在鲁迅之上，当时的名声比鲁迅也大多了，还有胡适，胡适介绍西学，整理国故。他的成绩其实在当时也在鲁迅之上。胡适是当时中国文化人的领袖，是当时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心，是真正的大人物。当时中国人有句话你们知道怎么说吗？“胡适之先生是我的朋友”。还有钱玄同、吴虞，从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角度说，他们的影响其实也在鲁迅之上，《新青年》时候，他们写小说骂封建文化，名声远比比鲁迅大。那么，鲁迅为什么能够成为二十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先行者呢？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只有鲁迅才发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这个事实。这就是历史的选择。<br><br>&nbsp;&nbsp;&nbsp;&nbsp;二十世纪的中国，一般人讲存在两大主题，就是启蒙、救亡，但是我觉得存在三大主题，就是启蒙、救亡和翻身。它同时意味着中国的三大意识的觉醒。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启蒙意味着人的意识的觉醒，救亡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翻身意味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三大意识里，最重要的是启蒙，那么启蒙的目标是谁呢？无疑是“人”。相应的，救亡的目标是“国家”，翻身的目标是“江山”。启蒙的目标主要是由三个人来完成的，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救亡的目标主要是孙中山来完成的。翻身的目标主要是毛泽东来完成的。中国的二十世纪无非就是这样三大意识，而在这三大意识里，到现在在历史上最站得住的是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我们知道，从梁启超开始，他强调西方文化中人的素质的先进。西方文化，我们开始以为它的自然科学很先进，后来以为它的政治制度很先进，只有梁启超说，西方文化的先进在于人的素质。所以他说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素质：“民德、民智、民力”，而严复则强调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到了鲁迅，就明确提出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首在“立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落后的秘密就是在梁启超、严复、鲁迅的手上才被揭露的。当然，还可以讲得更清楚，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可以试着再去努力。但是在二十世纪讲得更清楚的，到二十世纪结束为止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落后的秘密被讲得最清楚的，也就是梁启超、严复、鲁迅，尤其是鲁迅。而且，在他们三者之间也有不同。梁启超和严复只注意到了群体的觉醒，所以他们说：“社会要改革要进步，靠什么呢？靠民族的觉醒”。从鲁迅开始，群体觉醒进而变成个人觉醒。他说这个社会要改革要进步，靠什么呢？靠个人的觉醒。这正是鲁迅最伟大的地方。这个个人的觉醒使得鲁迅区别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人（因此李大钊讲“主义”，胡适谈“问题”，而鲁迅却讲“灵魂”）。<br><br>&nbsp;&nbsp;&nbsp;&nbsp;不过，前面所讲的鲁迅实际上始终只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的鲁迅研究史上大家公认的鲁迅，到此为止，我没有讲我自己的发现、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我要接着告诉大家，现在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们注意到了鲁迅最重大的贡献在于重视个人，但是，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个人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去重视的这个个人呢？这却是现在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们都没有看到的。或者说都没有重点加以研究的。在我看来，鲁迅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人的觉醒与信仰维度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只有鲁迅才明确地意识到了中国的个人的始终未能觉醒，是因为中国信仰维度的匮乏；而个人的觉醒，则必须有赖于信仰维度的建立。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发现。由此，我要强调，鲁迅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强调“立人”，他呵护人的尊严，他批判传统中国是“无爱的人间”，其中的出发点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针对封建毒素，什么这一切阻碍了现代化，不是的，他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信仰维度，结果导致了个体的夭折；那么，个体要诞生，靠什么呢？就靠信仰维度的建设。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结果鲁迅就发现并见证了在中国由于信仰匮乏所造成的人性颓败与历史颓败这样的两大病症。而鲁迅所写的所有的著作所针对的也就是这两大病症。由此入手，我们就不难看到，为什么鲁迅最开始强调启蒙的时候，只是启蒙的一分子，也并不是非常突出的，更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界最为领先的旗手，但是在经过了十年的沉默以后，到了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一下子就震撼了中国，而且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者和探索者。为什么呢？就在于他冥思苦想十年，终于想清楚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都是在信仰维度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人的国民性存在根本的缺憾，而自己也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一个“吃人者”。过去，鲁迅只发现自己是旧文化的对立面，是旧文化的批判者，但是从《狂人日记》开始，角度却不同了，他发现自己也是旧文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所以不但要批判旧文化，而且要批判自己，这样，鲁迅就从过去的充盈了自我的崇高感的鲁迅转向充盈了自我的罪感的鲁迅。我要说，这个时候的鲁迅才是鲁迅。五四时期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4，到了写作《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终于发现自己的血液究竟也并不干净，而且，甚至还有罪。我在讲《红楼梦》时专门讲过，中国的从曹雪芹开始的一种自我罪感非常值得注意，&nbsp;“共同犯罪”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说，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犯了无罪之罪，而鲁迅则标志着这一自我罪感的完全成熟。其具体特征，就是发现了人性自身所蕴涵的那种“无缘无故”的罪恶。鲁迅的作品，显然是接着曹雪芹去讲的。而鲁迅说，有吃人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在吃人，谈的也是“共同犯罪”。<br><br>&nbsp;&nbsp;&nbsp;&nbsp;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对于生命是一个中间状态的强调。鲁迅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5在个体诞生之前，人们供奉的是“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6，这无疑是在用“棺材钉”钉死自己，使自己萎缩为失却生命力的“末人”（传统文化所谓“圣贤”、“善人”、“君子”其实都是“末人”）,&nbsp;而“中间物”强调的却是“现在”、“当下”、“有限”、“缺陷”、“偏至”、“环子”、“桥梁中的一术一石”、“速朽”，等等。这意味着：重要的不在于成为什么，而在于成为的自由。就个体而言，一切都无一例外地是中间物，一切都是有限,一切都是“由此到彼”,一切都是中断与无可奈何地逝去。与其躲进“普遍、永久、完全”三件宝贝中，毋宁“化为泼皮”、“寻野兽与恶鬼”、做“速朽”之“野草”。因此，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能够勇敢地说出“无出路”，就在于在无路之路中夺路而走，在歧路中夺路而走。而究竟是天堂在前还是地狱在前，却根本不予考虑。“走”已经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成了目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蕴涵于这漫无目的的“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这意味着，既然生命是一个中间状态，因此生命不可能是为“什么”、“什么”而献身，不可能是为“什么”、“什么”而奋斗，生命不可能用任何外在的意义来界定，诸如用“立德、立功、立言”来界定，生命就是一个过程，生命的过程要靠生命的过程本身来界定。显然，这种对于生命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倒退！因为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大，而鲁迅却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是个过客、是个中间物。这实在是一大“倒退”，但是，正是借助这一“倒退”，鲁迅才真正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站稳了脚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自我神话终于破产，生命的绝望这一千古以来始终被遮蔽着的残酷事实也终于水落石出。大家去看鲁迅的《野草》，这部浸透着鲁迅的全部人性分泌物、全部审美眼光、全部价值判断的杰作之所以被称之为鲁迅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恰恰就因为，它是鲁迅所完成的这次中国文化史上的最伟大的“倒退”的见证。<br><br>&nbsp;&nbsp;&nbsp;&nbsp;再进一步，鲁迅为什么最终会被20世纪所留下？鲁迅为什么最终竟然战胜了时间？还有其思想背景方面的原因。这同样也是我们在追问“为什么偏偏是鲁迅”时所必须回答的。而且，我想，这对于每一个后来者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一个原因，就是全盘普世价值化。我这样一种直截了当的讲法，可能跟你们所接受的政治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可能你们会有抵触情绪。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去超越历史的，我们只能看谁被历史留下了。谁战胜了时间，换言之，谁是历史的领跑者，然后我们就紧跟其后。而鲁迅就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领跑者，而他之所以能够领跑历史，就是因为坚持了彻底的全盘普世价值化。他甚至说，不看中国书，因为看中国书就会使人消沉。很多人解释不了这个现象，觉得一个民族要现代化，就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东西。中国人最喜欢讲的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尽管被少数民族侵略过几次，最后不都战胜了吗？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讲“文化中国”。走出这个文化迷途的第一人就是鲁迅。鲁迅指出，，那是因为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碰到过强大的对手。过去战胜我们的那些民族都是弱者，都是在文化上落后于农业民族的游牧民族，他们虽然在马上很厉害，但是在文化上是不行的。我们五四时候碰到的就不同了，那是最强大的民族，他不但有现代的科学技术，而且背后还有最现代的文明。面对这种文明，我们当然要保护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文明有它的普世价值，它有全世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对于这个普遍真理，我们不能拒绝。所以鲁迅的成功，第一点就是心悦诚服地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坚决彻底地全盘普世价值化。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一定要坚持，我们中国特别喜欢讲“中国特色”。其实在很多场合我都讲，这四个字是二十世纪中国始终不能很快进步的拦路虎。我们总强调“中国特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遇到什么问题，回避搪塞的办法都是，“哎，中国特色，西方可以这样搞，但我们不能这样搞。”结果我们就走了一条全世界都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有什么必要这样走呢？全世界都成功了，我学它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还要走一条全世界没走过的道路呢？西方的现代化花了四百年时间，我们有什么理由再花四百年去摸索呢？所以我经常说，最高明的人都知道：只有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失败却未必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喜欢讲，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可是，那要付出多大代价呢？那要淹死多少人啊，那要战死多少人啊？我们干吗要这样做呢？难道我们已经奢侈到了可以不计学费的地步吗？而鲁迅就从不强调“中国特色”，鲁迅开辟的这条道路，我认为才是最正确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br><br>&nbsp;&nbsp;&nbsp;&nbsp;第二个原因，就是鲁迅的文化谱系。一个人要成功，与他所选择的文化谱系密切相关。鲁迅的成功，也因为他正确地选择了自己作为精神伴侣与导师的文化谱系。我经常跟同学们说，我们学美学包括学文化，都有着某种成功的必备条件，这就是：你以谁为师，与谁为友。过去，中国学人的精神谱系无非就是三大传统。第一大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这个传统里面现代的因素极少。第二大传统，是西方古典主义传统。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那一套，也是局限极大。第三个传统，是苏联的革命文化传统，这根本就与现代文化背道而驰。在我看来，就是这三大传统影响了我们中国过去的一百年。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不进反退，它们难辞其咎。而鲁迅却从来不跟这三大传统对话。他所接受的就是西方以宗教精神为背景的现代文化传统。正是这个传统造就了鲁迅。所以，文化谱系的选择非常重要。<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原因，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鲁迅为什么会成为“鲁迅”呢？不是一个学哲学的人，也不是一个学文学的人，而是他这样一个学医的人，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这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吗？其实，这倒反而让鲁迅少受那些雾烟瘴气的“思想”“文化”“文学”的影响与束缚，反而让鲁迅可以直接面对自己所面临的生命困惑。其实，在中国谁要想成功也很容易，你只要“最老实”就行。中国文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老实。屈原最老实，他直接面对自己的生命困惑，并且，倘若无法解决，那么他宁肯自杀，结果他的自杀成就了他的千秋美名。王国维也最老实，他也直接面对自己的生命困惑，同样，倘若无法解决，他也宁肯自杀，他的自杀也成就了他的这个百年业绩。鲁迅也最老实，看一看鲁迅的书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的问题都是他自己的生命困惑。他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也是在大家都没有苏醒的时候率先苏醒。而这种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和在大家都没有苏醒的地方率先苏醒，就造就了鲁迅的成功。<br><br>&nbsp;&nbsp;&nbsp;&nbsp;要追问“为什么偏偏是鲁迅”，还有两个原因不能不提。一个是他的童年经历，他的童年跟曹雪芹一样，本来很幸福，但是鲁迅很小的时候他们家就家道中落，一般而言，家道中落无疑是坏事，但是有时候家道中落也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社会的炎凉。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愤怒出诗人”，包括什么“乱世出英雄”，我都并不这样认为。其实挫折会使大部分人被压垮。它只能使少部分人被百炼成钢，更多的人是百炼成废铁，但是鲁迅和曹雪芹都是百炼成钢的。简单说，这让鲁迅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也在大家都没有苏醒的时候率先苏醒。<br><br>&nbsp;&nbsp;&nbsp;&nbsp;还有一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鲁迅的多病。鲁迅多病的身体，导致了他看人生看得比较别人要更冷峻一点儿，也要更深刻一点儿。别人总是看得很乐观，而鲁迅就看得很悲观。大家知道，疾病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可能偏偏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那句最著名的&nbsp;“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7，不就出自作者大病初愈以后再次看到美丽的江南的那一瞬间吗？在大病初愈的人眼里，世界真是无限清新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学美学什么时候最好呢？应该是在病得快不行的时候啊。很多人得了重感冒时都会躺在床上想，“啊呀，我这一生过得真不怎么样，我很多想做的事都没做，我做了很多违心的事，我很多想说的话想做的事却不敢说不敢做，”于是接着就下决心：“我病好以后一定要说，一定要做。”那个时候的人真是人啊，可惜，病一好了以后，又不行了，还是俗人一个。鲁迅笔下的那个狂人也是这样，你看他得病的时候看这个世界的吃人，杀人，放火，看得何等清楚？但是等他的病一治好，他却去高考去了。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吃人的世界。当然，鲁迅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将疾病中的眼光坚持始终了的。<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二<br><br>&nbsp;&nbsp;&nbsp;&nbsp;进而言之，鲁迅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失败的鲁迅。<br><br>&nbsp;&nbsp;&nbsp;&nbsp;说到鲁迅，我在前面讲了，他是句号是逗号是感叹号是双引号是问号，他是时间的战胜者，他是经典，他是父亲和土地。其实，还有一个比喻应该是更恰当的：鲁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工。联系我在前面几讲中讲到的曹雪芹、王国维，可以说，曹雪芹相当于补天的女娲，他的《红楼梦》实际上等于为中国文化再造了一个世界。中国文化的世界不是丑恶的吗？不是颓废的吗？他干脆又再造了一个世界。他用他的再造来告诉我们，还有更美好的追求。这就是曹雪芹。而王国维是什么呢？是逐日的夸父。他像去追逐太阳的夸父一样，拼命地追逐真理，追逐问题的真正解答，直到投湖而死。那么，鲁迅是谁呢？鲁迅是怒触不周山的共工。他是一个事先就知道自己必败的文化勇士。所以，他是一个后悲剧英雄。有学者指出，曹雪芹和王国维都是悲剧英雄，所谓悲剧英雄是指的他和悲剧同在，他在反抗命运的时候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在毁灭中造就悲剧，在悲剧中死亡，他们用死亡用生命换取了无限。而鲁迅是后悲剧英雄，所谓的后悲剧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后悲剧英雄是在悲剧中承受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无可投诉，毫无回报，但是竟然毫无怨言地承担起全部的历史重量。这就是后悲剧英雄。鲁迅就是这样的后悲剧英雄。当他诞生的时候，这个文化已经在人性上是颓败的了，在历史上是颓废的了，已经无可救药了，但是鲁迅又不可能为我们民族指出一条光明的前途，他于是就怎么做呢？就和黑暗同在。他就永远向我们揭露黑暗的存在。在这个方面，鲁迅是最老实的。这个民族的文化早就已经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经常是闭目不视，顶多是像王国维那样，发现了问题，但是却解决不了，只有自杀。而鲁迅怎么办呢？转而与黑暗同在，他永远提醒我们，说这个地方完全是黑暗。犹如置身万丈悬崖，可是中国人还是视若无睹地往前走。掉下去多少人也还是走。只有鲁迅勇敢地用他的身躯挡在这儿，并且大声疾呼说：此路不通！所以鲁迅是中国文化此路不通的第一块最最灿烂夺目的路标。这样来看，什么是鲁迅呢？在无价值之中承担无价值这一重负，无法与新世界共生，那就与旧世界共亡。我觉得，其实这就是鲁迅。因此，这是一个失败的鲁迅。他用他和这个文化的共同失败这一结果来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失败这一严峻事实。那我们怎么说鲁迅呢？我们只能说：他是个失败的鲁迅。<br><br>&nbsp;&nbsp;&nbsp;&nbsp;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有两个群体是最值得我们推崇的，一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是德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在信仰维度上所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哪个知识分子群体所可以取代的。而德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哲学维度上给我们人类提供的思想的光芒到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俄国有个大学者说，什么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呢？“当他（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8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无疑真的是不堪入目。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骄傲。这就是鲁迅。鲁迅的灵魂也“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鲁迅自己说他是“走异路，逃异地”，其实他是“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并且，他还用他的“受伤”刺痛了这个民族的每一根神经。没有谁比鲁迅的这一“刺痛”更加残酷了。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他是“民族魂”的继承者，其实并不准确，他其实是“民族魂”的掘墓人。鲁迅有一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魏连殳，大家可能还记得吧，一个穷途潦倒的知识分子。他说，“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9我觉得鲁迅写的这个人物就是他的自况。失败者的成功，这就是鲁迅的自况。所以我说，鲁迅是一个失败的鲁迅。<br><br>&nbsp;&nbsp;&nbsp;&nbsp;讲到这里，我一开始说的，鲁迅是心灵黑暗的在场者，鲁迅的作品是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就比较好理解了。<br><br>&nbsp;&nbsp;&nbsp;&nbsp;具体来看，鲁迅首先是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到五四为止，中国文化有两大发现，其一是发现了“国将不国”，结果我们有了救亡的体系，有了启蒙的体系，有了翻身的体系。其二是发现了“人已不人”。而且，在“国将不国”之前早就“人已不人”了。这个&nbsp;“人已不人”的发现者就是鲁迅。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鲁迅说，中国这个民族，无坚信，无特操。中国这个国度，是一个无爱的国度，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无爱的人间。这无疑说得非常确切。打一个比方，中国已成死水，闻一多写的《死水》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这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但是我们中国人却久浴其中，不闻其臭，不闻其烂，只有鲁迅告诉我们，它已经变臭了，它已经变烂了，它早就已经是死水了。而且，只有鲁迅才敢于去搅动这个死水，以便让沉渣浮起。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伟大。<br><br>&nbsp;&nbsp;&nbsp;&nbsp;围绕着“人已不人”，鲁迅的发现有二：<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一，中国文化“使人不成其为人”。这当然是我的概括，用鲁迅的话说，则是中国文化使人不“悟自己之为奴”。他不知道自己是奴才，他以为他自己是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雄性，他以为自己是男性；她不知道自己是雌性，她以为自己是女性；而且还洋洋得意，自以为是。鲁迅说，不以坏事为坏。不醒悟，不谢罪，而且还摆出道理来掩饰是非，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并摆出一副绝对正确的面孔。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心灵黑暗的体现。而且，从“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到“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黑屋子”，鲁迅实在堪称“爱夜的人”，并且乐于领受“夜所给予的光明”。徐复观感叹:“读完了鲁迅的作品之后……只是一片乌黑乌黑”的感觉10，实际上，这正是鲁迅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向“真的人”。而且，心灵的黑暗也并非20世纪的困境，而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常态。<br><br>&nbsp;&nbsp;&nbsp;&nbsp;例如，鲁迅经常讲“官魂”和“匪魂”。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是人为贵。中国文化最关注人。但是从鲁迅开始，他发现中国文化有雄性，有雌性，就是没有人性，有官魂，有匪魂，就是没有灵魂，还发现，中国有王国、帝国、天国、民国，但就是没有人国。从横向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肉宴席”，你吃我，我吃你；从纵向的角度来说，中国是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梁启超说得更刻薄，他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这是非常贴切的话。中国的二十四史是靠不住的，那就是二十四姓写的历史，根本靠不住。<br><br>&nbsp;&nbsp;&nbsp;&nbsp;再如，我们看一看鲁迅的作品就会发现，鲁迅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人已不人”这个事实。《狂人日记》，是写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孔乙己》是写中国社会的吃人现实。《药》是写国民被“吃”之后的灵魂愚昧，《风波》是写中华民国被“吃”之后的精神病症。《阿Ｑ正传》，更是对被“吃”之后的病态的国民灵魂的最深刻的揭发。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西方一战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中学数学教师，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他预言：西方已经开始没落了。这本书叫《西方的没落》。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个月，中国人鲁迅写了《阿Ｑ正传》，也正式宣告了中国文化的没落。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真是非常深刻的。《阿Ｑ正传》里的阿Q，其实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一大发现。因为过去人们事实上都是赞赏阿Q的。我们三十六计的走为上，就是阿Q式，我们的好死不如赖活，也是阿Q式的，我们的禅宗，还是阿Q式的。我们的庄子，也是阿Q。我们的孔夫子，虽然不是阿Q，但是孔夫子如丧家犬的时候，他还是个阿Q。所以阿Q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最隐秘的核心一角。可惜我们从来就没有发现，直到鲁迅，才在一个浙江人身上把他写出来了。这实在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在阿Q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悲剧。自以为改变了自己对于外在世界的感觉就是改变了世界。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换一句话说，“瞒”和“骗”，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鲁迅说其实中国人就是靠这个苟活的，而这种苟活，实际却使得中国人生不如死。而从深层角度看，这种“瞒”和“骗”又由于无信仰状态，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他无所适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只有自我欺骗。所以阿Q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必然。&nbsp;<br><br><br>&nbsp;&nbsp;&nbsp;&nbsp;这个愁眉深锁的德国教师就是奥斯瓦尔德&#183;斯宾格勒（Oswald&nbsp;Spengler，1880—1936）。他说文化的命运就好象四季更替，在经历了春繁夏茂的兴盛后，终难免秋凉冬寒的没落。其实斯宾格勒的预言又岂止于西方，他的忧思更为深远地触及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西方的没落》称得上一本真正的“未来之书”。<br><br><br>&nbsp;&nbsp;&nbsp;&nbsp;再看那个少年英雄闰土。这个农村孩子真是不简单，鲁迅在《故乡》里写他也写得很深刻。必须看到，鲁迅写中国人的一个角度是我们所有的翻身小说都没有的。所有的翻身小说，都是写地主老财怎么剥削农民，然后写杨白劳们怎么反抗。但实际上这种剥削和反抗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太真实的，因为中国的这种阶级剥削，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存在。因为在中国所谓“阶级”的概念是我们造出来去闹革命去发动群众用的。实际上在中国哪有那么一个很完整很独立的阶级，根本没有。中国有的就是一个人统治了全中国。就是一个独夫、一个皇帝统治了全中国。他叫你存在你就存在，他叫你不存在你就不存在。而鲁迅也确实目光如炬。他从来不写斗地主，也不写翻身。也不写地主怎么剥削农民，他写什么呢？就写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心灵黑暗怎么残酷地改变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灵魂。闰土就是这样。最早的时候，你看鲁迅写他在月亮地底下，带着他去抓小动物的时候，在鲁迅的眼睛里，他是一个多么高大的少年英雄啊。那一幕写得多么漂亮！但是后来，鲁迅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喊鲁迅“老爷”，鲁迅的母亲说“啊，你不要喊老爷，还喊过去那个名字。”他却说，过去那样喊是错误的，哪能随便喊呢。“老爷”，还是“老爷”。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改变了一个又一个的少年英雄。<br><br>&nbsp;&nbsp;&nbsp;&nbsp;孔乙己也是一样，其实孔乙己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而心地善良的人在中国只会得到孔乙己这样的下场。这就是鲁迅写孔乙己所给我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启示。而且，鲁迅是从什么角度写的呢？他是从全社会的冷漠的角度写的，这个民族因为没有信仰的高度，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爱。它只爱得势者。失势者它是不爱的。它只爱强者，弱势它是不爱的。顺便说一句，尽管我们经常讲自己有爱心，但实际上我们的爱是最自私的，它导致的也只是最大的失败。我们来看一看鲁迅的描写。他怎么写呢？所有的人都把孔乙己的遭遇当作一个漠不关己的故事来听。你看：“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你看就没有人去问：疼不疼？怎么治病？现在他怎么生活？不，问的都是“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同情，看到的只有刺激。而酒客在讲孔乙己的故事的时候，注意的也都是新闻的角度，而不是美学的角度，甚至不忘记炒作性的评价几句：“发昏”，“谁晓得？许是死”，把孔乙己“吊起来打折了腿”，你看，都是从看戏的角度来讲的。而且，我们看一看《孔乙己》小说里的“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种中国人拿人取笑的冷漠，真是深入到了骨髓啊。<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br><br>&nbsp;&nbsp;&nbsp;&nbsp;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小伙计，他平时不能乱说乱动，但是笑孔乙己却可以被特赦。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弱者，还可以笑话另外一个更弱者，无疑，中国人的冷漠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真能写，“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而且是在别人的冷漠当中，而小伙计在笑声中是怎么逐渐地培养起自己的雄性意识与丧失掉自己的人性意识的？也存在一个过程啊。一开始只是附和着笑，但后来呢？“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这就已经非常冷漠了。后来，“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就已经是一个从人性退回到雄性的国民了。鲁迅就是这样地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冷漠的心灵黑暗的现实。<br><br>&nbsp;&nbsp;&nbsp;&nbsp;再看祥林嫂，像曹雪芹所写的女性一样，鲁迅在写祥林嫂时所揭露的也是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女性像野草一样，“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11，默默生长、枯黄、萎缩这样一个严酷事实。他写的是女性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我们不拿人当人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不拿女性当人看。试看所有的女性的处境：逢年过节，妇女们都忙活得不得了，可是忙的结果是什么呢？真正拜神的时候，却只限于男人，女人不能去。我们这个民族的对女性的冷漠，可见一斑。再看女性对女性的冷漠。这是我们在看《祝福》的时候最应该去看的。这种冷漠的“祝福”才是《祝福》的最最刺痛人的地方，让你哭都哭不出来。你看，女人们怎样从不同的角度赶来，然后怎样陪着她掉泪、怎样评论，到了最后觉得不好听了，都能背诵她的话了，又怎样头疼，然后，怎样连同情也不同情了。我们会发现，鲁迅是要告诉我们，人们只想听故事，没有人同情她。所以，鲁迅说祥林嫂“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注意，“咀嚼赏鉴了许多天”，你看看中国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同情心，他是在看笑话的，是“咀嚼赏鉴”，而且，又“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那么这个时候人们的笑容呢？祥林嫂的感觉很值得我们注意：“又冷又尖”，结果，祥林嫂知道，“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在这里，女人笑女人。就是雌性笑雌性。她自己是雌性但却笑别人。最后是祥林嫂，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完全被这个社会的“又冷又尖”的“祝福”所压垮的女性，她的最大悲剧在于没有对话者。没有人跟她对话。她是一个完全被这个社会的“又冷又尖”的“祝福”所挤压出去的最弱者。因此她希望有天堂，为什么呢？她以为有了天堂，她就可以有了一个最终的情感交流者。这实在悲惨。我们看俄国小说时就可以看到，人特别孤独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跟马说话12。可是，在中国连一匹这样的可以对话的马都没有。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最大的悲哀。&nbsp;<br><br><br><br><br>&nbsp;&nbsp;&nbsp;&nbsp;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和酒店里的人们一起说笑“用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br><br>&nbsp;&nbsp;&nbsp;&nbsp;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和鲁镇的男男女女扎堆去听祥林嫂哭诉“阿毛的故事”？<br><br>&nbsp;&nbsp;&nbsp;&nbsp;我们可不可以在遇见这些不幸之不幸者时，递去的不是一瞥既哀且怒的高傲眼神，而是一巾拭泪的绢或一只搀扶的手？<br><br>&nbsp;&nbsp;&nbsp;&nbsp;这样的“说笑”并不幽默，这样的“同情”是凉透的“冷漠”。或许中国太多高高在上的启蒙领袖，而太少给卡西莫多送水的美丽女孩。<br><br>&nbsp;&nbsp;&nbsp;&nbsp;你，可不可以？<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也讲到中国的儿童。鲁迅讲过中国的女性，比如说在启蒙一开始，就专门讲过中国的女性问题，但是我觉得鲁迅讲中国文化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讲得不是很好。鲁迅对中国女性的观察确实也不是很深刻。因为鲁迅跟异性的交往，其实也不是很成功：他母亲强迫他接纳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跟了他一生，她就是朱安。有些人开玩笑说，鲁迅在两性问题上确实比较惨，但是我要说，还有人比他更惨，那就是朱安。鲁迅承载了一个封建的婚姻，但是，鲁迅自己毕竟在这个婚姻里还不是损失最惨重的。损失最惨重的是他的妻子朱安。朱安有一段话说得真是非常触目惊心。她说她跟鲁迅的这一生就好象一只蜗牛，这只蜗牛一生就是要想办法要爬到院子的墙头上，但是却始终没有爬上去。13其实，她一生的悲痛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就是鲁迅被他弟弟赶出来之后，他跟朱安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还住在我弟弟家；第二个选择是回浙江。结果朱安就没说话，她只是嚎啕大哭。于是鲁迅的母亲就跑来责怪他，说：你这样安排就等于是逼她自杀。显然鲁迅在考虑朱安的问题上也有问题，他的母亲倒是想得很周到，她说：你要是让朱安留在你弟弟家，是绝不可能的。如果回浙江，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封建社会来说，这样就等于是被休了嘛，回浙江大家不都知道是被休了嘛？鲁迅这才恍然大悟，然后才又去跟朱安谈。朱安于是就说，我一辈子就给你当保姆，我给你家当保姆，我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你能够收留我。后来朱安实际上也正是这个结果。所以鲁迅对女性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不是非常得深刻，因为他连自己的妻子的女性成其为女性的问题都没有注意到，更没有解决。但是，鲁迅谈中国文化使儿童不成其为儿童，却实在谈得很好。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对于儿童的歧视，是以成年人为主导的一种歧视。传统怎么看呢？儿童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现在怎么看呢？“时刻准备着”的接班人。其实这两种观念都不是正常繁荣培养人的观念，不管是我的儿童还是国家的儿童，都毕竟是把儿童作为“传种”的工具和“主义”的工具，都是对儿童的最不人道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就使得我们的人性在最脆弱的地方都开始脆弱了。所以是极为不人道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的最深刻的洞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黑暗的最大挖掘。鲁迅提出的五四时期的一个最著名的命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4。传统文化都说我们怎么样做子女，到了鲁迅才说，“我们怎样做父亲”。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让不人道的对待儿童的办法在我们手里结束？这是在曹雪芹以后的更为伟大的角度。弱者只有两个，女性跟儿童。所以上次我讲过，打仗的时候，女性跟儿童都有权利不上。为什么？两者本来就是弱者。曹雪芹写了女性，鲁迅则接着写了儿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社会的成熟，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儿童”的发现。“儿童”过去只是在生物意义上存在，因此，并没有所谓“儿童”的概念。在西方，卢梭第一个发现了“儿童”，大家去看看他1762年出版的《爱弥尔》，有学者说它是儿童的福音书。鲁迅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可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就应该看到，儿童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歌颂少年英雄，我就特别有意见。但也没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的少年英雄有政治童工刘胡兰，王二小，还有草原童工，草原小姐妹。还有农村童工，刘文学，戴碧荣，等等，赖宁也是吧？这里面，我们再看一看年龄：刘胡兰15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赖宁14岁，这种歌颂有什么必要呢？我不能不说，其实，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是很残忍的，这种残忍使得我们把儿童也当成了政治的祭品，我们没有把儿童当成人，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一部分，当成是传宗接代的一部分，当成是主义延续的一部分。结果儿童也成了被我们利用的工具。这是我们最最不人道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就使得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无视任何的人性底线。我们到现在为止的儿童还在忙着补锌补钙，这种教育事实上就是最大的悲哀，实际上，应该补“爱”。所以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说，最好的教材是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为什么能够无胫而走风靡全世界？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安徒生童话是最好的教材和唯一的教材。只有我们中国才不，我们用仇恨来立国立党立民。我们就是宣扬仇恨。什么《闪闪的红星》，什么《小兵张嘎》，鲁迅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br><br>&nbsp;&nbsp;&nbsp;&nbsp;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是1994年12月8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的友谊馆，这是一个我觉得中国人性史上必须面对的案例。这是少年儿童的一个集会。很多领导也去了。结果失火了。失火以后呢，老师就一声怒吼，说都不能动，要守纪律。小孩儿哪懂啊，就都不动，就看着那个红色的帷幕噼里啪啦烧着。其实老师在此时说不能动也只是要维持秩序，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小孩儿的生命更重要，后来一看火烧大了，不行了，就赶紧跑吧，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不像话的大人，发出了一声在中国文化里才能听得见的吼声：“请领导先走。”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三十几位领导竟然真的就争相夺路而逃。事后证明，没有一个领导死于非命。有一个党委副书记，他地形很熟悉，于是先跑到厕所里，然后把厕所的门锁上，里面本来可以躲三十多个人，可是他把小孩儿都锁在外面了。最后他得以逃生，而且还跟别人介绍他的这次逃生经验。后来人们看到孩子们的死尸，在身体上看到了很多大人的高跟儿鞋的与皮鞋的脚印。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在中国，领导就比我们都更平等啊。还有一个例子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是泰坦尼克号。82年以前泰坦尼克号也曾经有一次殉难。可是，泰坦尼克号的殉难让我们中国人脸红。失事的时候，船长想都没有想就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结果发现，900名船员里面有687名像船长一样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死亡人数中50%就是他们。而且，泰坦尼克号里当时集中了欧洲的精英，但是在这次事件当中，没有一个有钱人的表现不合格。有一个欧洲最富的富人，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他的妻子才18岁，他说我妻子怀孕，我能不能陪她到救生艇上去，回答说“不行”。他就马上就回到船上。还有一个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这个百货公司是很有名的，我在美国时还专门去看过。有人建议说，哦，让他先走吧，因为他很有名，但是他也不走，结果他太太也不走。两个人一起死了。中国人有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在泰坦尼克号事件当中，在船上的所有的世界巨富都没有去贿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未必每一次遇到的了危难，西方人表现得都很好，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泰坦尼克号上西方那些所谓的有钱人的最出色的表现。这些西方的有钱人，在生与死的关头，他们的表现竟然非常出色，而且他能够表现出来人的尊严，能够不去考虑他是富可敌国的美国大富翁。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教育的成功。而我却觉得，我有时候简直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啊，这是一个让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可以摧毁一切，但是不能摧毁爱和信念。<br><br>&nbsp;&nbsp;&nbsp;&nbsp;下面我们来看鲁迅的第二个发现：使美不成其为美。<br><br>&nbsp;&nbsp;&nbsp;&nbsp;在鲁迅看来，中国美学的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以美为美。美学没有发现他所应该发现的东西，也没有批判它应该批判的东西。不是以罪恶为罪恶，不以羞耻为羞耻，也不以丑恶为丑恶。而鲁迅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还原了罪恶，还原了羞耻，还原了丑恶（而鲁迅没有做到的，是还原美好，以美好为美好，详后）。鲁迅把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的审美体验破天荒地带给了中国人有史以来生存其中而且非常熟悉的美学世界。它意味着，通过一种在场的体验，毁去中国有史以来始终原以为“是”的牢笼，把中国有史以来就始终加以掩饰的荒谬存在真实地还原为荒谬存在，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因此而成为新世纪美学的象征。而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在场者的声音。<br><br>&nbsp;&nbsp;&nbsp;&nbsp;我们看看鲁迅的相关论述：<br><br>&nbsp;&nbsp;&nbsp;&nbsp;“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15<br><br>&nbsp;&nbsp;&nbsp;&nbsp;“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16<br><br>&nbsp;&nbsp;&nbsp;&nbsp;“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17<br><br>&nbsp;&nbsp;&nbsp;&nbsp;“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18<br><br>&nbsp;&nbsp;&nbsp;&nbsp;“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19<br><br>&nbsp;&nbsp;&nbsp;&nbsp;“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20<br><br>&nbsp;&nbsp;&nbsp;&nbsp;而这无疑就意味着我在前面所说的从既定的启蒙者的在场体验中的退场。启蒙者事实上与传统美学异曲同工，都是通过对于自身人格优势的强调，把自己凌驾于启蒙对象之外和之上,并对之给予启蒙。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却并非如此，它是与启蒙对象共同置身“铁屋子”,不但无法启人之蒙，而且无法自救于“铁屋子”之中。彼此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quot;惊醒&quot;与&quot;昏睡&quot;之间。而且，由于“铁屋子”“万难破毁”且“绝无窗户”,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就仍旧是共同的，,那就是“闷死”。显然，这种身在其中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不仅与传统美学存在着截然的差异，而且即使从新世纪的美学革命、文学革命来看,鲁迅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所以他才强调，对于新世纪的种种所谓启蒙,自己“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只是给热衷于此道者“助助威”，内心咀嚼着的其实是与尼采一般“苦的寂寞”即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在场体验。有什么比“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却仍旧不知所往和活着但却并不存在更为“寂寞”的呢？他一再提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加以疗治”,显然，他已经将自己排除在“疗治”者的行列之外,只是“暴露病根”和“催人留心”而已。恰似他在《狂人日记》的“识”中所说,“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此时的“余”也只是陈述“病情”,而早已不再以“医家”自居。话语立场和话语属性的转换，显现着鲁迅已经直接面对并进入了自身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体验，并且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br><br>&nbsp;&nbsp;&nbsp;&nbsp;鲁迅为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体验所做的最为精辟的比喻，是在“铁屋子”之后花费十年才找到的“野草”。在荒原与地狱之上，“野草”21是唯一的存在。这无疑是对中国有史以来的自身生存状态的一大发现。首先，“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与有着高大躯干、斑斓花叶和丰硕果实的乔木相比,野草的唯一存在显示着生命的荒芜。倘若生命只能以野草这样一种原始形式存在,并且作为唯一的存在形式存在，生命进化的悲哀与荒芜无疑也就显而易见。其次，“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则揭示了生命荒芜的真正根源。贫脊荒芜,始终没有生长出任何的希望，但是却偏偏以生命的外表来美化自己，偏偏以种种虚假的繁荣加以掩饰，“地面”的虚伪与无耻无疑也就同样显而易见。又次，“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造成生命的荒芜状态的，不仅仅是他人，而且也是我自己。以如此荒芜的生命状态面对生存,而未能为它播下乔木的种子，“这是我的罪过”。最后，“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鲁迅多次明确表示,他“是讨厌天国的”,而“只要枭蛇鬼怪”，“且去寻野兽和恶鬼”，而且偏偏要在地狱边生长野草。鲁迅之所以青睐野草,就在于它以直接的方式,向世界公开了生命的全部秘密。而且，如果它一旦毁灭，自然也就是与地面的荒芜同归于尽。这正是鲁迅所期待的,&nbsp;也正是“野草”所期待的,因为“地面”根本就不配拥有生命,哪怕仅仅只是野草。<br><br>&nbsp;&nbsp;&nbsp;&nbsp;应该说，鲁迅的发现令人镇静。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很高贵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生命是和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从来都认为我们是“栋梁之材”，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只有鲁迅才第一次发现了，两千年来的国民的生命存在，其实就是“野草”，那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担自己的自生自灭的命运，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自己的悲剧结局。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也无权改变。中国人过去特别喜欢讲“留取丹心照汗青”，然后他就觉得死亡的恐惧被消灭了。中国人现在经常讲“重于泰山”，然后他就觉得死亡并不可怕了。其实死亡仍然可怕。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最严格地来比喻，就只是“野草”。这个比喻还原了生命当中的真实。而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的真实，我觉得在鲁迅之前是没有人发现的。你看看中国有谁歌颂野草呢？大概白居易歌颂过，但是他歌颂的还是那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野草，“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而不是鲁迅的“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野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进入了我们的美学，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胜利。它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的所有的价值和权利。<br><br>&nbsp;&nbsp;&nbsp;&nbsp;而所谓心灵黑暗在场者的声音，则是对于心灵黑暗的真实呈现。就批判现实的激烈而言，在鲁迅的时代，应该说并不以他为最，但是就对于心灵的黑暗的真实呈现而言，却无疑应该以鲁迅为尊。至于转向对内的否定一切，也应该以鲁迅为极至。勇敢地向自己也向世界说“不”，在中国的20世纪，无人能出其右。正如鲁迅所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2。冠冕堂皇的论述和说辞，装神弄鬼的历史目的论，历史进化的憧憬、美好未来的希望,世纪初到处贩卖的廉价的“黄金世界”，启蒙者吹嘘的“新纪元”、“新世界”、“新方案”和“新蓝图”，都是鲁迅所不屑的“做戏的虚无党”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中国有史以来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剿灭“叛徒”和“异端”，每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则无非都是“叛徒”和“异端”的围剿者。而他自己，则是唯一的例外。他直面黑暗的姿态，至今仍旧让我们让人惊心动魄。人性的黑暗随着历史的黑暗的揭露而被揭露，“病史”、“病症”、“病源”也随之而被深刻展现。在他身上集中了整个时代的全部黑暗，但是却没有传递任何的假福音——一点也没有。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的诚实，只是由于他没有像那些所谓正人君子或者“帝王师”那样去“瞒”去“骗”，而是去做抚慰“叛徒”的“吊客”，去如实地呈现心灵的黑暗(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诚实”就是最最伟大的思想)，毅然以罪恶为罪恶，以羞耻为羞耻。<br><br>&nbsp;&nbsp;&nbsp;&nbsp;那么，鲁迅喜欢什么呢？喜欢跳蚤，不喜欢苍蝇、蚊子，23为什么呢？他说咬就咬呗，你还叫什么，还发表什么诗词歌赋，还写什么唐诗宋词？意思是说中国文化尽说假话，你咬我一口也算了，还给我讲道理，为什么咬你？意义何在？还要给你讲讲三从四德，然后再咬。他不喜欢猫，而喜欢狼，不喜欢狗，而喜欢蛇，不过鲁迅从来没有提及龙。鲁迅对长城也是批判的，说：我们什么时候不为长城再添一块新砖？而我们到现在的审美意识都没有超过鲁迅。我们到现在还拼命歌颂长城，我们到现在还是秦始皇的后裔，而从来都不是孟姜女的子孙。其实孟姜女的子孙才有美学的血脉，秦始皇的后裔只是政治的传人。鲁迅则完完全全是孟姜女的子孙，因为鲁迅他把长城叫做“壁”，也就是墙。鲁迅只改了一个字，就把长城的美学内涵改出来了，长城就是“长墙”。24上次我跟大家讲过，长城实际上是用好死不如赖活的方式来战胜时间的。而鲁迅还原的，也是长城在这个方面的丑恶。这本来就是中国美学的真实啊。<br><br>&nbsp;&nbsp;&nbsp;&nbsp;这样，鲁迅就用自己的审美强化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卡夫卡说得何其精辟: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这是地狱里的天使的歌唱，也正是鲁迅的歌唱。当然，用鲁迅的话来说，与其称之为一般的所谓歌唱，远不如说是“叫”,他就是要&quot;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quot;&nbsp;，叫出“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没有人熟悉这种“叫”法,正如没有人知道“无所有”便是他的“赠品”，没有人知道“乌黑乌黑”就是他的所有。在《我的失恋》、《秋》、《希望》中，鲁迅对猫头鹰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并且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怵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25其实，鲁迅的向自己也向世界说“不”不就正是“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怵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借助于“叫”，鲁迅不识时务地向世人报告他所洞彻的、通常是很不吉利的发现，从而把他的体验撒向人间。领受这份财富并不容易，他也因此而成为异类。鲁迅他自己也说，他就是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就是要用这种黑色美学的方法提醒全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爱，也没有所爱的对象。<br><br>&nbsp;&nbsp;&nbsp;&nbsp;例如《伤逝》，如果我们知道鲁迅揭露的中国文化的现实是最黑暗最惨痛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没有爱，无所爱的悲哀。具体来说，是既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其结果，自然就只有《伤逝》。从五四以后，很多人都写过婚姻，但是我们往往都以为，封建婚姻就是爱的绊脚石，所以所有人写婚姻都是写冲破封建枷锁，追求婚姻自由。《小二黑结婚》什么什么都是如此，但是只有鲁迅和张爱玲目光如炬，只有他们两个不可超越。其他人写的爱情故事，真是狗屁都不是。张爱玲瞩目的仍旧是男性的颓废所导致的女性的颓废，在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的时代谢幕后雌性角色的何去何从？张爱玲告诉我们说，当社会解放以后，这些颓废了的女性能不能自然地融入这个社会？这就是她所关注的问题。张爱玲重点写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昔日贵族的女儿们，当她们沦入了平民时代以后，她们会怎么样去寻找她们的爱情？你仔细去看一看张爱玲的小说，就会发现，张爱玲只要写到这个地方，她的笔就是上帝之笔、神来之笔，没有人能代替她。所有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张爱玲23岁到25岁就成了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她就是这么几年时间，是吧？那么，她为什么能成功呢？其实，就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个最根本的秘密。因此，娜拉的出走在她仅仅被看做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出走的归宿也无非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爱的意识，也没有爱的能力。没有白瑞德，也没有郝思嘉，所以一切都不可能啊。因此，我就是给你一个新时代你又能怎么样呢？充其量的本事也就是走到阁楼上，可是到吃饭时候你还得下来，你不下来，到时候一声呼唤也没有了，那你就只有被饿死。我觉得，张爱玲的揭露实在是很深刻的，那么，鲁迅的揭露呢，鲁迅对这一切的还原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所爱的对象。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以为现在要解放了，他们以为现在可以冲破所谓的封建束缚，结果他们就去冲破了。但是冲破以后怎么样呢？当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家庭，独立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爱，他们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把这个爱表现出来，我经常说有一首流行歌曲，那个歌词我是很赞赏的：心要叫你听见，爱要叫你看见。这就是意识，这就是能力，对不对？爱的意识，你要叫人家听见，爱的能力，你要叫人看见。可是我们中国文化从来就不造就这种人。上次我说过白瑞德，我说这个好男人有点坏。什么叫有点坏，就是有爱的能力啊，中国人是好男人有点儿乖，什么叫有点儿乖？没有爱的能力。于是他只好等着别人施舍。他说：你看我多老实啊，你还不爱我吗？这就是中国男人最拿手的一招。例如什么董永那样的故事，就是非常不可理解的关于中国男人的故事。你看中国那些七仙女，怎么就都会喜欢那些老实巴交的中国男人？没道理呀！可是你反过来想也就想得通了。那都是中国男人写的。如果真的让中国女人写，她肯定不会喜欢这样老实巴交，踢几脚都踢不出一个屁的男人。有什么好呢？但是让中国男人写就肯定是这样。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真正追求一个美丽的女性，他只能是装乖。对此，我个人觉得，鲁迅还是有发现的。所以鲁迅问我们的问题是：她可以走出封建婚姻，但是她走不进幸福的爱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娜拉出走以后找到爱情了吗？娜拉是否因为找不到爱情而又要想方设法回家？或者已经在路上冻饿而死。我想鲁迅最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看一看中国文人的爱情，基本上他们所说的爱情都是什么呢？婚前无爱。这是我们五四的一大成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的婚前无爱。但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到的却是：婚后失爱。就是婚后更没有爱。两个人之间成了永恒的战争。所以，涓生那句话说得是何等得勇敢：“我已经不爱你了！”确实，冲破封建礼教的时候，他们以为冲破封建礼教后得到的就是爱，所以他两个人当时何等勇敢啊，可是冲破以后呢，两个人却发现，很无聊。爱就像手指缝里的水银，每一天都在流失，结果发现手里什么也没捧到。女孩儿是死也不肯承认，但是涓生的勇敢在什么地方呢？他勇敢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我们根本就没有爱。我们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爱的对象。上次我跟大家讲贾宝玉跟林黛玉的时候，我说他们的爱情还是两个小孩儿过家家的水平。鲁迅的《伤逝》就是写他对于两个小孩儿过家家式的爱情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只写了一个外在的毁灭，所谓爱的环境的阙失；而鲁迅笔下的子君呢，她的悲剧在于内在的毁灭，是爱的能力的阙如。是根本没有爱的能力啊。这就是鲁迅的伟大。鲁迅通过子君的失败证明，中国人不但没有爱，而且在追求爱的时候，也没有爱的能力。这就使得很多人的幻想落空了。过去以为是封建社会让我没有爱，也没有爱的对象的，我只要把这个封建社会粉碎了，翻身得解放，我就会爱了。结果发现，翻身得解放以后，还是不会爱。为什么呢？一个没有爱，无所爱，也没有爱的能力的民族是永远与爱绝缘的。他永远与爱绝缘。所以，鲁迅讲的是一个中国爱的陨落的故事。结论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爱。我们记得，《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还是认为有爱的啊，所以我跟大家强调过《红楼梦》是爱的寓言。而到了鲁迅呢，我只好说，是爱的悲剧。这真令人目瞪口呆，曹雪芹的梦想，也是梦想。所以我在讲曹雪芹时候说，曹雪芹写到最后应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呢？只有两个字：觉醒。在中国，爱是一个神话。在中国根本就还没有爱。而鲁迅所写的，就是——觉醒！<br><br>&nbsp;&nbsp;&nbsp;&nbsp;在讲了鲁迅的《伤逝》之后，我忍不住要发一点议论。我现在有一个斗胆的猜测。我觉得中国如果就将来再出现真正伟大的新的《红楼梦》，那它肯定是写婚后有爱的。它肯定是要让中国人看一看，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创造了什么样的爱的奇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首先要在生活里把这个奇迹创造出来，然后再有大作家把这个奇迹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娜拉出走以后就有救了，而我们现在的娜拉出走以后是没救的。她的没救就表现在：爱就像手指缝里的水银，每一天都在流失，结果发现手里什么都没捧着。这个时候两个人就会互相埋怨，爱的悲剧就开始了。所以，婚后无爱，是鲁迅的一大发现，而婚后有爱则是中国人所期待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创造。&nbsp;<br><br>&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三<br><br>&nbsp;&nbsp;&nbsp;&nbsp;前面我讲的是鲁迅的成功。<br>&nbsp;&nbsp;&nbsp;&nbsp;我过去说过，古老的中国有史以来在人与价值的维度上就存在着灵魂的缺席。灵魂视角、信仰维度的厥如使得人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说得严重一点，人的问题在中国也还有待重新垂询。没有灵魂没有尊严没有声音没有愿望，绝不自我提问、自我怀疑、自我负责，身洁如玉，无辜如羊，就是我们在中国常常看到的场景。无非就永远是“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无非就永远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nbsp;26，至于理想的人性，在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过。鲁迅说，即使是自己，也只是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由此，人性真是黑暗到了极点，丑陋到了极点。然而人们对此却毫无察觉，这就难免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虚伪。鲁迅形象地称之为：“忘却的救主”。“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因此，如果要从历史的罪恶深渊中站立起来，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的灵魂。鲁迅的贡献恰恰在这里。正是他，率先面对灵魂视角、信仰维度的厥如，率先走进内心的荒漠并找到真实的自己，而且因自由而无所畏惧，因无所畏惧而质疑自己的生活，从而揭示生命的非存在性或者说“活着，但不存在”的真相。这样一来，中国人陶醉至今的古老文明，终于被还原为人性的罪恶与堕落，“从来如此”也转为“原来如此”，并且堵死了“从来如此”的逃路。能够令人无病而死的历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生命的黑暗被无情地还原。最终，鲁迅以自己的思考预示了中国美学的此路已经不通，预示了那个早就在中国美学的尽头等待着我们的死亡峡谷的到来。托马斯曼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而我们也可以说，鲁迅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惟有鲁迅，第一个揭示了心灵的黑暗，第一个意识到生命的荒谬存在，使我们发现了民族心灵、精神、文化的真正所在，也使我们找到了现代地平线的真正所在。<br><br>&nbsp;&nbsp;&nbsp;&nbsp;作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鲁迅的“绝望”还意味着传统文化模式、美学模式的结束。它酝酿着一种真正伟大的东西，意味着一次美学的创世纪。它用直面痛苦代替中国传统美学对痛苦的消解与回避，用个体经验代替集体的记忆，用个人对自我的回归代替传统个人渴望被体制接纳及这种接纳无法实现后的苦闷与失望；它坚决地回到个体的美学，回到由个人建构的价值、个人体验的意义、个人担当的责任、个人践履的信念、个人守护的尊严、个人坚持的自我，而且，那怕这种个体要面对存在的虚无也九死而不辞。由此，一条通向灵魂炼狱同时又重新发现未来的道路得以铺展开来，着正的灵魂深度、真正的人性深度开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br><br>&nbsp;&nbsp;&nbsp;&nbsp;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应该说，到今天为止，最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还是鲁迅，坦率说，我认为这不是鲁迅的光荣，而是我们所有的鲁迅后学的耻辱。因为并不是鲁迅走得太快，在将近一百年以后还走在我们前面，而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我们不但走得太慢，而且，我们还在退步。我们有愧于做鲁迅的后人。我们知道，在鲁迅的之后，中国的美学实际上是三种美学形态，最早是反映论的美学形态，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作为指导的美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了所谓实践美学，就是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到了90年代，有了后实践美学，而我也被看做后实践美学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实事求是说，不管是社会美学，实践美学还是后实践美学都没有超越鲁迅。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世纪羞愧，这是我们的世纪羞愧。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尽可能地接近鲁迅。当然，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我才逐渐地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鲁迅的失败。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娜拉走后怎样？》，我觉得我们要问自己的是，鲁迅走后怎样？那么，鲁迅走后怎样呢？我觉得，鲁迅走后是一个世纪的失败。<br><br>&nbsp;&nbsp;&nbsp;&nbsp;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不但存在失败的鲁迅，更存在鲁迅的失败。<br><br>&nbsp;&nbsp;&nbsp;&nbsp;当然，我这样说肯定会让不少人很不舒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鲁迅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世纪风向标，对于我们的世纪纪念碑，真正的尊重，应该是实事求是地去理解。不但要知道他的所思所愿，而且要知道他的困惑，更要知道他的失败。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因此，尽管下面我说的话可能不太恭敬，但是我仍旧是面对是一个真实的鲁迅和我所尊敬的鲁迅。<br><br>&nbsp;&nbsp;&nbsp;&nbsp;大家知道，在西方的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摩西，他带领一个弱小的无家的民族最后走出了困境，说到鲁迅，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鲁迅不是我们的摩西。我们这个民族也迫切需要一个人把我们带出心灵的黑暗。鲁迅是心灵黑暗的发现者，他用他最勇敢的行为证明了我们的黑暗。但是，他仍旧没有把我们带出黑暗。这样讲，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残酷的，但确实也是我们所必须直面的。是的，发现心灵的黑暗，发现人生就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成熟的标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发现了心灵的苦难，发现了心灵的黑暗以后，其实有四种面对办法。第一种面对办法是逃避，用同流合污的方法逃避，或者用闭目不见的方法逃避，中国的儒释道就是如此。第二种面对办法是自杀。因为我承担不了这个生命的重负，我怎么奋斗都没有希望，怎么奋斗最后都是失败。如果当你的生命碰到了这样的一种根本就没有办法逾越的墙的时候，鲁迅就把它叫做铁屋子。你会做什么选择呢？王国维做的选择是最诚实的：自杀。他用他的死来证明这个困惑的艰难。西方有很多大作家也如此，海明威吞枪自杀、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茨威格服毒自杀、伍尔芙投水自杀。这些人人生都很成功，但是为什么要自杀呢？就是因为人生的根本困惑没解决啊。第三种面对办法呢？是与黑暗同在，反抗黑暗。这是鲁迅所选择的道路。他选择了永远与苦难同在，选择了做共工，去怒触不周山，去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不就是默认了虚无的永恒吗？鲁迅以为：黑暗既然是无缘无故的，那我干脆跟它同在，我去反抗绝望。但是他却忘记了，当你用反抗的方式来面对黑暗的时候，其实你只证明了黑暗的不可战胜，你用自己悲剧般的共工心态去面对黑暗，你不跟它同流合污，永远去揭露它，永远去还原它，永远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黑暗，那个地方是黑暗，但是你的软弱，同时也就为黑暗所知。那就是说：你意识到了黑暗是不可战胜的！鲁迅的缺点就在这个地方。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了全世界也告诉了黑暗本身：黑暗是不可战胜的。面对无可救药的旧世界，鲁迅采取的仍旧是旧世界的斗争方式即诅咒的方式、仇恨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方式。这样一来，旧世界的不可救药同时也就成为鲁迅自身的不可救药27。结果，鲁迅自己就成为旧世界本身。这最终导致了鲁迅的自我分裂：超人的鲁迅批判庸众的鲁迅，启蒙的鲁迅批判被启蒙的鲁迅，总之是这一半的鲁迅对于另外一半鲁迅的批判。因此鲁迅的选择也并非正确的道路。第四种面对办法是华丽的转身。那是西方的道路。这就是安徒生的发现，为什么安徒生要写童话呢？明明黑暗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却要和黑暗去赌博，赌爱存在，赌光明在前。我在第一讲里讲过西方三个文化伟人的“赌博”，西方人就是这样，黑暗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我坚信——光明在前。所以我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表示了黑暗的可以战胜。所以，西方选择的道路，永远是转过身去，与光明同在，而绝不与黑暗同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西方看到了但丁，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雨果，看到了卡夫卡，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命运都是失败。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命运都是失败。但丁曾经是一个政治家，他失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一个政治家，他被沙皇手下弄到刑场上做假枪毙，一枪过去，几秒钟以后他才知道他没有死，结果他成了最伟大的文豪，意识到了只有用爱才能拯救这个世界。还有卡夫卡，卡夫卡宣称他是一个人类世界的最弱者。巴尔扎克说，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卡夫卡说，不，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28&nbsp;卡夫卡在他父亲的那个高大的威权面前，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但是，他所意识到的软弱，实际上是指的无缘无故的苦难的强大和不可战胜。所以他的《审判》，他的《城堡》其实都是讲的那个苦难是无缘无故的，你没有任何可能去战胜他，这就是《审判》，这就是《城堡》，你怎么可能进这个“城堡”呢，你永远也不可能进。但是你就不进吗？卡夫卡告诉了我们一个东西：爱的坚忍。一定要用爱去守侯，一定要相信爱的力量最终能够进入“城堡”，最终能够战胜“审判”。很有意思的是，鲁迅没有做到，鲁迅是中国的尼采。但是大家知道，尽管尼采在西方是杀死上帝的人，他宣称“上帝死了”，但是尼采还说过一句话，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尼采说，在上帝死后，我们将如何安慰自己？尼采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仰和爱。可惜当我们看西方的时候，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们却看不见真正的西方，我们看见的西方就是反传统，就是杀死了上帝，就是反宗教，但是我要一再反复强调，西方人可能会反宗教，但是没有一个西方人敢反宗教精神；西方人可能会有很多人反神，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反神性；西方人可能会反对信教，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信仰。我们中国人学不会这三个东西。从鲁迅开始我们就学不会，这样，我们看到，对于这三个东西的误解，就是鲁迅的最大的缺憾。鲁迅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直面苦难。也就是说鲁迅选择了反抗。他选择了永远与苦难同在，选择了做共工，去怒触不周山，去跟它共存亡，但是“同在”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不是默认了虚无的永恒吗？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里，在但丁的眼睛里，在雨果的眼睛里，在卡夫卡的眼睛里，这个苦难都不是不可战胜的，有一个东西最终可以战胜它。那就是：爱。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可战胜。但是假如说你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当你背对苦难的时候，你就面对了光明，那个时候，什么样的阳光会照耀着你呢？爱的阳光和信仰的阳光。我觉得鲁迅没有能过这一关。鲁迅曾经介绍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可是鲁迅的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小人对耶稣的暗算上29。这显然是一个纯中国式的对耶稣受难的理解。而西方人怎么看呢？耶稣怎么看呢？我们看一看耶稣怎么看，耶稣说，“当他被钉上十字架，身体遭受到极度刺痛的折磨时，他的心中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恳求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住，看不见真理的光明。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这些人的罪最后使他难过伤心。”30我们看到，耶稣本人在受难的时候，是把其中这些仇恨的成分去掉，把恶意摧残与残酷暴力变为伟大的爱与宽恕。我相信，这显然不是鲁迅所欲为，也不是鲁迅所能为。鲁迅肯定做不到，鲁迅所做出的选择，无非就是与黑暗同在，反抗黑暗。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最大缺憾。&nbsp;<br><br>&nbsp;&nbsp;&nbsp;&nbsp;卡夫卡（Franz&nbsp;Kafka&nbsp;1883～1924）造了一座可以随参观者眼界和心灵无限丰富、无限延展的“城堡”。有人看到权力和神秘，有人看到焦灼和混沌，有人看到绝望和迷茫，它真“复杂”。其实，它也“简单”：软弱的卡夫卡不仅忍受着痛苦，而且也拥有认识痛苦的理智。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而他看到的是原因；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渺小的手段，而他知道一切都被决定；我们轻声细语，而他只是沉默，始终面对真理，并忍受着这一生活，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那就是——爱的坚忍。<br><br>&nbsp;&nbsp;&nbsp;&nbsp;这样我们就看到，鲁迅选择了反抗绝望、直面苦难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真正应该做的是背对苦难，面对光明。结果鲁迅就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归路。比如，鲁迅强调，我们要回到心里的尺度。中国有一个画家叫陶元庆要办画展，鲁迅就写了篇文章说，对于作品的美丑，不能用“密达尺来量”，也不能用汉代的尺来量，不能用清朝的尺来量，他提出用什么样的尺来量呢？用存在于现在中国人心里的尺来量31。我看到以后，我觉得鲁迅确实很伟大，他意识到了传统已经不灵了，但是用心里的尺来量却恰恰就错了，真正的美学是不能这样量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尺是不同的。你用人心去量艺术的美，可能吗？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个例子，是鲁迅经常讲的，他说，“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32。而且，他跟许广平说，你只有“小毒”，而我有“巨毒”，我是巨毒之人，想把这个“毒气”除去而不能，为什么“而不能”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理解现代文明的最高的成果，也就是说，没有完成华丽的转身。鲁迅永远都没有意识到，竟然可以转身，而且因此而“华丽”。鲁迅已经很不错了，他已经意识到我一定要面对黑暗。我一定要告诉全中华民族，现在是黑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转身的办法来引导全中国人民，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失败。<br><br>&nbsp;&nbsp;&nbsp;&nbsp;那么，鲁迅为什么就无法完成华丽的转身呢？<br><br>&nbsp;&nbsp;&nbsp;&nbsp;我想提醒大家，面对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每一个后来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深刻理解鲁迅的失败的最好的角度。<br><br>&nbsp;&nbsp;&nbsp;&nbsp;首先，有信仰的绝望与无信仰的绝望。完成华丽的转身的前提，是有信仰的绝望。但是，在鲁迅这里，仅仅是一种区别于有信仰的绝望的无信仰的绝望，也就是一种区别于为信仰的绝望的为绝望而绝望。鲁迅只意识到灵魂的维度，却没有意识到信仰的高度。他没有能够为自身的生存、为直面个体生命的痛苦、直面绝望找到一个更高的理由，总之是没有能够走向信仰，因此最终也就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事实上，鲁迅也没有能够将绝望进行到底，而是成也绝望，败也绝望，他自己不就经常说吗？“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33。这确实是他的心声！他没有能够在绝望中找到真正的灵魂皈依，也没有能够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绝望中固守希望。这个“希望”是用理性分析不出来的，你只能去赌。只能去跟世界赌一把：赌爱存在，赌上帝存在，赌信仰存在，赌光明存在。而鲁迅是不去赌的。在有信仰和无信仰的不同尺度之下，我们发现了鲁迅的最大不幸。他的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只是为绝望而绝望的声音。<br><br>&nbsp;&nbsp;&nbsp;&nbsp;我总是在想，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精神、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不可能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终极关怀的尺度，应该说，是鲁迅的最大不幸！作为心灵黑暗的在场者，鲁迅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灵魂上的虚无主义者。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鲁迅的角度想一想，就会知道，既然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且一切争斗的宿命都只有失败，既然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那就干脆什么也不相信，这肯定是最后的选择。他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通过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抗，并且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34，还说：在黑暗、虚无中既“大欢喜”又“歌唱”，结果，温煦、悲悯、慈爱、温暖、抚慰、柔情都没有了，只剩下敌意、荒寒、冷漠。而鲁迅的阴、冷、黑、沉、尖、辣、烈，都堪称在20世纪中国中独一无二，道理也就在这里。<br><br>&nbsp;&nbsp;&nbsp;&nbsp;这样，我们看到，鲁迅自以为是站在圣殿中向世界宣战，但是实际上却是站在了悬崖边上，并且还有点摇摇欲坠。鲁迅很喜欢尼采，他不是说魏晋风骨，托尼文章吗？可是在杀死上帝之后，我们将如何安慰自己？这是一个连他的老师尼采自己也不得不去追问的问题，鲁迅却毅然放弃了这一追问。在《狂人日记》里面，那个“狂人”大家都很熟悉，对“狂人”大家都赞美不已，但是都没有注意到，“狂人”的出现本身就是缺乏信仰世界的中国文化、中国美学的唯一选择，既然无法以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角度来关照世界，就只能以狂人的眼光来关照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美学中潜存着一个“狂人”传统，我也曾多次建议博士、硕士去写这个题目的毕业论文。我们现在计算一下，当中国美学传统面临崩溃的时候，出现了多少个“狂人”？李贽、何心隐、徐渭，直到鲁迅、毛泽东，其实都是这一传统。可是，“狂人”的“狂”无非是对于旧世界的彻底失望而已。“世界何以如此”，就是狂人的眼光。他站在人性的根基上，意识到人性已然沉沦，但是却仍旧幻想以真正的人改造吃人的人，而且，吃人的都是坏人，只要坏人被改造，世界就可以改变。由此，出现了鲁迅式的“火与剑”，出现了鲁迅式的“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35。然而，“火与剑”倒是很快就成功了，“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倒是也一直被奉若神明，但是，那能叫“成功”、能被称之为“神明”吗？而毛泽东的“文革”也是出于与鲁迅一样的动机。其实，如果从有信仰的角度来看，倒应该是“世界就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是人在吃人，而不是坏人在吃人。只有人本身被改造，世界才可以被改变。因此，狂人的救世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迅的救世也是根本不可能的！<br><br>&nbsp;&nbsp;&nbsp;&nbsp;比《狂人日记》更重要的是《野草》。因为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维度，《野草》中的鲁迅和鲁迅的《野草》不论是人生还是创作都已经面临绝境，无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灵魂，无法在虚无中坚信意义、在怀疑中坚持寻找，也不可能作到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因为超越那自身的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并不存在。我们美好地设想一下，鲁迅如果找到了更高更神圣的绝对价值，那么在写完《野草》之后，他肯定会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美学的历史转型中的全新使命，肯定也就不会再回到爱恨对等的平台上与“敌人”纠缠，而要把世界上全部的爱与美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担当世界的苦难。可惜，这一切我们在《野草》以及后《野草》的作品中都没有看到。<br><br>&nbsp;&nbsp;&nbsp;&nbsp;今天想想，鲁迅的想法实在有些可怕。要反抗心灵黑暗的在场，自己就必须进入心灵黑暗的在场，可是，假如心灵黑暗的毒素已经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呑噬干净了，那我们要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心灵越是能够体验人性的黑暗，难道就不应该越是能够体验人性的灿烂，越是能够敏捷地感受着生命中的阳光与温暖？我们越是看清楚人类的缺陷和下流，难道就不应该越是能够去爱人类、去悲悯人类，越是永远像没有受过伤害一样欣喜、宁静地赞美着大地、生活与人类？应该说，这是一个鲁迅必须回答但是却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的问题。<br><br>&nbsp;&nbsp;&nbsp;&nbsp;第二，个人的绝望与社会的绝望。与第一个问题关系非常密切，无信仰的绝望，决定了鲁迅的为绝望而绝望的美学实际上没有可能贯彻到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例子，例如，他说他不敢以绝望示人，例如，许广平也介绍说，鲁迅自己虽然置身绝望，但是却又希望能够给青年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印象。晚年的鲁迅更为典型，国学大师王国维晚年是从“忧生”转向了“忧世”，鲁迅也是如此。他甚至进入启蒙者的阵营，或者直接与政治反抗者结成联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寻找“绝望”之外的一个替代品来消解绝望，这难免让人产生某种想象：他是因为绝望而不得不走向启蒙。最后的结果是，鲁迅本来应该走向个人，但是结果却走向了社会。我们知道，信仰维度标志着个人的真正成熟，而信仰维度的缺席则标志着个人的不成熟甚至缺席。鲁迅也是这样，他尽管深刻地把握了个体与美学之间的内在对应，也意识到了个体与美学的内在关系，但是，由于个人在鲁迅那里实际并不成熟，而且信仰维度本身仍旧是缺席，因此鲁迅尽管对于个体的心灵黑暗颇有觉察，但是最终却还是把个体的心灵黑暗归咎于社会的黑暗。这样一来，革命取代了思想，战士取代了歌者，行动取代了思考，鲁迅自己也从此自动远离文学创作，自愿把书斋改成堡垒，1926年以后他的创作力的衰竭，以及从小说向杂文的转向，都难免给人一种无法固守绝望而不得不走向启蒙的印象，其结果是，不但放弃了对于思想制高点的占领，而且失去了领跑20世纪的机遇。<br><br>&nbsp;&nbsp;&nbsp;&nbsp;而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20世纪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到死的时候，对自己的文学事业都充满了不信任。鲁迅临死写遗嘱，跟他儿子交代说：你以后别去当空头文学家；巴金到死不承认他是大作家，茅盾也是到死都不承认他是个作家，他说他是个革命战士。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们以为社会的绝望才是最根本的，而文学的力量是不足以震撼这个社会的。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只有改造了这个社会，我的贡献才最大，所以他们到死都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他觉得我要是被承认是个政治家，我就更伟大了。这就隐含了一个最根本的失误。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用他的著作宣判了这个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在此，你可以看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人的个人魅力，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就可以面对整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文学的宣判和美学的宣判同样是有力量的。而我们的鲁迅不相信这种力量，我们的巴金到死也不相信这种力量，我们的茅盾到死都幻想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曹禺在24岁的时候可以写《雷雨》，但是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写（而且竟然能够根据政治的要求把《雷雨》改写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你就会发现他们最重要的失误是什么，在我看来，就在于：他们不知道绝望是个人的。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你意识到了生命的绝望来自于个人，那你个人就可以面对他，任何一个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伟人。但是你如果认为绝望来自于社会，那你就只能借助于制度、借助于政党、借助于领袖、借助于阶级，你自己就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西方的文学大师会层出不穷。我经常举例：给法国带来革命的是拿破仑，但是拯救法国的是雨果，拿破仑代表了一个制度、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军团，而雨果只是一个人，法国人还曾经把他流放，但是最后法国人接受的是雨果的宣判；同样，拯救了俄罗斯的是谁呢？是斯大林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到现在我们看一看俄罗斯的现实，我们就知道，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对社会的认识，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生命的命脉。而不是斯大林这些人。例如，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本书叫《联共布党史》，就是苏联共产党党史。是当时苏联历史学家跟着斯大林伪造的苏共党史。当初我们中国也拼命地跟着学，但是到现在还有一个人在看吗？当时苏联以举国之力炮制了一部党史。结果，二十世纪还没结束，这个党史就没有了。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呢？他只是一个人，大家仔细看看他的那本《日瓦戈医生》，你会很有感受。这本书从表面上你可能学不到什么东西，你仔细看才会知道，他提供的正是世纪之路。革命来了，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也不反对革命，他更不去做反革命。他要维护的只是自己的精神生活。他选择——逃离。他想办法保护自己的个人生活，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家庭，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家庭，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情人，他所做的固然微不足道的。但是最后却成就了自己这样一个世纪的爱的圣徒。他用他对爱的力量的呵护，维护了一个世纪的尊严，你说，他还不够伟大吗？<br><br>&nbsp;&nbsp;&nbsp;&nbsp;由此再看鲁迅，我们就会有新的感悟：<br><br>&nbsp;&nbsp;&nbsp;&nbsp;例如，是先有不吃人的社会才有真正的人？还是先有真正的人再有真正的社会？鲁迅的选择无疑是前者。因此鲁迅并没能建立起一个审问个体的美学法庭，而只建立起了一个审问群体的美学法庭，个体心灵黑暗被社会心灵黑暗取代，个体心灵黑暗的在场者被社会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取代，个体的罪被集体的罪取代，个体忏悔也被集体忏悔取代。结果，鲁迅所讨论的，或者是“吃人”的问题，或者是“自吃”的问题，但是却就是没有“自审”的问题。这或许与近代是从国破家亡开始有关，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在于中国的鲁迅与西方的亚当夏娃吞下的东西根本不同。所以我们频频地看到鲁迅以文学为旗帜、晴雨表、以文学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频频看到鲁迅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纠缠于是非、恩怨，而鲁迅最终塑造而出的也只是民族的灵魂。<br><br>&nbsp;&nbsp;&nbsp;&nbsp;再如，绝望是一个事实还是一枚苦果？本雅明曾经提示说，理解卡夫卡的关键是他的作为失败者的绝望。但是，卡夫卡的绝望跟鲁迅的失败并不相同，在他那里，绝望完全是一个既成事实，一切的一切都无非是去证实它，但在鲁迅那里，绝望却是一颗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又不得不勉强下咽的苦果，他所渴望的却是希望。他会说：这个东西太苦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咽下去，我不得不接受它。于是，在鲁迅谈论着“绝望”、“虚无”、“黑暗”、“坟墓”的时候,又会偶尔说到“希望”，说到“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个体的绝望与社会的希望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存在于他的世界之中,个体的绝望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的代价,民族与社会改造的内在的乐观，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把鲁迅的绝望稀释掉了。例如，阿Q、狂人就是群体的灵魂。“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这个“我”指的就是我们。《狂人日记》中的罪意识也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历史意义的。鲁迅并没有从中提炼出人之原罪的理念。从意识到“传统吃人”到“我也吃人”，这当然是鲁迅的独到之处。“传统吃人”，承担罪责的是父辈，“我也吃人”，承担罪责的则是自己。不过，这只意味着历史之罪，而不是存在之罪。因此鲁迅没有重返父亲（像西方那样），而是要毅然抛弃父亲，并且唾弃父亲所代表的一切。“我也吃人”，意味着造成历史之罪的，不仅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君，而且还是臣民。所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36（鲁迅）至于“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37更意味着在鲁迅那里“好人”与“坏人”的传统对比无非是被“吃人的人”与“真的人”所取代，而且，后者与前者相比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仍旧存在。而且，还存在某些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的“真的人”，他们仿佛拥有先知先觉者的不坏金身，可以从自己发现的“吃人”或“被吃”的历史中脱身而出，可以通过“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并且自诩说：“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38结果，人性的黑暗转而为历史的黑暗。<br><br>&nbsp;&nbsp;&nbsp;&nbsp;总之，没能始终如一地致力于精神的觉醒和灵魂的挖掘，错误地把国民性的弱点等同为人性的弱点，并且甚至希图以外在的现实手段来克服人性的弱点，这恰恰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鲁迅。在这里，因为他发现了国民性与心灵黑暗，这无疑是很成功的。但是没有进而发现人性的黑暗则是他最大的失败。把国民性的缺点等同于人性的缺点，这就是鲁迅的失败。而鲁迅既然认定了国民性的缺点，那就只能靠革命、靠暴力了。这就导致了鲁迅对革命的一往情深。这样，虽然在鲁迅内心深处确乎蕴涵着对启蒙的种种怀疑，但却毕竟只能以启蒙来支撑自身，从而走出抄碑帖、读佛经的颓废人生，为此，他甚至大义凛然地提出，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别人进入光明的未来。这无疑代表了他的社会启蒙、社会革命的最高理想。然而，个体的解放如何能够靠别人肩住黑暗的闸门来实现？如果肩住黑暗的闸门并不能导致个体的解放，那么，肩住黑暗的闸门的鲁迅本人是否也会转而成为黑暗的闸门？有学者发现，这“铁屋子”、“黑暗的闸门”实际正是鲁迅担心被庸众所吞噬时产生的意象，确实令我们大受启发。而我也常说：鲁迅打的最精辟的比喻是“野草”，不太好的比喻是“铁屋子”，最不好的比喻是“黑暗的闸门”。由此，文学之为文学，在鲁迅那里，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性的根据。发现只有文学才能发现的，这是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文学的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但是根本性质却绝对不允更改。就血缘而言，作家属于民族，就个人而言，作家却属于人类。但是鲁迅却自觉地离开了文学的人性根据。一篇《纪念刘和珍君》，固然可以使鲁迅蔑视百年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因为我们再没有看到有哪个知识分子遇到了这类杀人事件敢写这类文章，因此鲁迅凭这篇文章就可以立足于中国的二十世纪。当然，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在许广平之前就跟刘和珍关系特别好，他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即便如此，也算是英雄。他起码还敢冲冠一怒，对不对？很多中国男人还都不敢冲冠一怒啊！但是“引起疗救的注意”（指出现象却不去追根溯源）、“娜拉走后怎样”（这只是第二位的问题，“娜拉为什么出走、怎样出走”才是更为重要的根本问题），“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39，厌恶“隔岸观火”的文艺、“消费者的艺术”，而喜欢“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的文艺、“生产者的艺术”，诸如此类的言论不能不令我们痛心地发现，鲁迅已经不屑于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不屑于用文学的语言来说话。鲁迅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40鲁迅所要关注的，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一圈”。离开这“这两者之间的一圈”，绝对不是鲁迅所愿意的，像西方大师那样倾尽全力地为人类饥饿的灵魂提供绝对、永恒的精神食粮，也绝对不是鲁迅所愿为的。更令人吃惊的是，鲁迅竟然到死都在想着写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我就不知道鲁迅到底是怎么想的，一天长征也没去过，躲在上海的租界里，却一定要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咳，这个不回头的浪子。从传统的泥沼里一路杀来，却仍旧没能杀出泥沼。<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三，自我审判的绝望与自我牺牲的绝望。鲁迅为绝望而绝望的美学只是“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但却不是灵魂的“伟大的犯人”。鲁迅曾经高度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灵魂的伟大审问者”，也是灵魂的“伟大的犯人”41，但是鲁迅自己的小说却并并不是如此。恶中之善以及恶之向善转化这样一种可能性，鲁迅根本就不屑一顾。基督提示过：一只迷途羔羊的失而复得所给人的欣喜要比九十九羊的平安回归还要大，鲁迅对此也根本不屑接受。所以，鲁迅才不去爱仇人，而是爱仇恨。他甚至言之凿凿地疾呼要“痛打落水狗”。进而言之，先有罪性，才有罪行，只有人们心中失去了“怕”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怕的。而杀人也不仅是让他人去死，而是让自己首先去死。果戈理写过一个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话：“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所以美学中的灵魂就应该是个体的灵魂，而不应该是群体的灵魂，美学的问题也应该是个人的，而不应该是群体的。它关注的不是法律责任，而是良知责任；不是认不认罪，而是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不是是非、善恶的讨论，而是心灵的展现；不是理性审判或者扬善惩恶，而是人性状态；也不是寻找替罪羊或者凶手，而是一切都与我相关的灵魂不安，从而把人性被带到良知的面前，让良知去审视，做自我审判。现实的拯救在哪里迷失了？人性在哪里迷失了？生活是否还有另外的可能？我们把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遗忘了？现实的一切是否人类最想得到的？人世充满了苦难，但是假如我们不仅仅承受苦难，更不让苦难把我们摧毁，而用我们的爱心去超越苦难，在超越苦难中来体验做人的尊严与幸福，那么无论现实有多可怕，或者如何无意义、如何虚无、如何绝望，在审美活动中都会使它洋溢着人性的空气，这无疑已经在内心中孕育了在精神上得到拯救的可能，也无疑不会自铸铁屋来禁锢自己。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佐西马长老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句话：要“用爱去获得这个世界”。这就是说：任何现实的努力都无法拯救人类，你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能够，那人类早就获救了。而鲁迅显然根本看不上佐西马长老，因为他尚未真正成为个体。可是，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只有个体；能够具有真正的罪责意识的，也只有个体，而尚未真正成为个体的人必然缺乏俄狄浦斯那种自刺双眼自我流放的认罪态度，也必然会把罪责推到他人的身上。对于他而言，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而他自己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辜者和受害者。因此，应该被流放的也永远是他人，应该被抨击的也永远是他人，至于自己，则永远是无辜的。<br><br>&nbsp;&nbsp;&nbsp;&nbsp;在这里，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个体的自由意志与信仰维度。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为恶的必然要求在逻辑上必然导致信仰维度的存在。我常说，因为生命的有限而向往精神的无限，因为肉身的局限而追求灵魂的超越，这就是信仰的维度。信仰维度的存在是个体自由意志由恶向善的根本保证。而且，“痛苦”并非追求信仰维度的理由，人先行地皈依信仰维度，才是无悔地承受“痛苦”的理由。因此只有从信仰维度出发，灵魂的受苦才是有意义的。因为真正的灵魂痛苦并非来自人性的堕落，而是来自人性对于神性的悖离。至于信仰维度的与自我审判的绝望密切相关，则是由于：倘若由于人性的堕落，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一切罪恶与痛苦，倘若由于人性对于神性的悖离，那么人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问心无愧地面对一切罪恶与痛苦。在此意义上，自我审判的绝望就是一个针对绝对责任的基本假设。通过它，每个人都意识到罪恶的彼此息息相关，意识到丧钟为每一个人而鸣。<br><br>&nbsp;&nbsp;&nbsp;&nbsp;仔细想想，鲁迅确实起码在下意识中一直就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并不存在自我审判的绝望。以启蒙为例，鲁迅的启蒙就难免有令人生疑的地方。启蒙之为启蒙，重要的是启自己之蒙，而不是启他人之蒙。面对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是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追问，而不是面对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以一个国人幡然省悟、弃旧图新的“光明的未来”来冒充某种信仰。而鲁迅的态度却始终摇摆于两者之间。至于作为绝对责任的原罪意识的觉醒，尤其是爱的意识的觉醒，在鲁迅那里也仍旧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难见真的人”的思路使得他始终没能意识到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为恶的必然要求，也没能意识到个体的自由意志对于神性的悖离所导致的灵魂痛苦以及这灵魂痛苦的息息相关，更未能意识到个体的自由意志可以为善为恶的必然要求在逻辑上已经必然导致信仰维度的存在。就是这样，中国的“天路历程”在鲁迅那里不但没有开始，而且反而被强行终止了。因此，鲁迅的绝望是自我牺牲的。也就是说，鲁迅意识到这个民族没救了，意识到这个民族的国民性非常得黑暗。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要牺牲自己来拯救这个民族。这无疑就大错特错了！其实鲁迅只能通过拯救自己来拯救民族，因为鲁迅的灵魂是这个民族最最强大的灵魂，他如果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并且把自己灵魂的史记和史诗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民族就迟早会被他拯救。<br><br>&nbsp;&nbsp;&nbsp;&nbsp;再如，他虽然也自比恶魔，但是针对的却是“从来如此，便对么？”42的历史原罪。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西方大家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他的思路相对来说十分简单：既然不能在虚无世界中逍遥，就干脆让自己成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鲁迅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43。但是，这样做的根据究竟何在？鲁迅自己也心存疑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批评的德米特里的“我把帐还清了”的心态，恰恰就为鲁迅所信守。所谓“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44。甚至，鲁迅的自我审判、自我忏悔也没有坚持到底，而是将个体的悲观建立在整体的乐观的基础上。“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45自我审判、自我忏悔就是这样地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自我牺牲，仍旧只是“人之子”，仍旧并非“神之子”。<br><br>&nbsp;&nbsp;&nbsp;&nbsp;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一再强调的“大家一起进地狱也胜过被分开”、“任何人都不是最后的法官”的自我审判、自我忏悔，在鲁迅却成为“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的自我牺牲。也正是出于这一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在“罚”，而鲁迅却重在“罪”。而且，对自己，鲁迅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但是不写《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呼吁“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46，但是却对于“中国现在，正须子范学堂”矢口不谈。对他人，鲁迅把“我与你”置换为“我与他”，对于有些人“横眉冷对”，对于有些人却“俯手甘为”，而且更关注的只是启蒙者与不觉悟的群众之间的隔膜，是“苟奴隶立其前，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47，即便是重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在鲁迅笔下诞生的也只是那种叛逆的猛士。自己永远是无辜的，负有罪责的永远是他人、是铁屋子48。结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孽中复活了，转而写出了“一个新的故事，一个人逐渐再生的故事，一个他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还没有人知道的现实的故事”49遗憾的是，鲁迅没有！对于鲁迅来说，罪责永远是他人，而鲁迅自己永远无罪。你是庸众，你是愚昧，你是华老栓，你是阿Q，你是“铁屋子”，那鲁迅自己是谁呢？鲁迅就不是庸众吗？鲁迅就不是铁屋子吗？鲁迅的灵魂就永远没有问题吗？鲁迅本来应该问的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现在鲁迅非要把它变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就问成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就是这样，他把个人的觉醒变成了民族的和国家的觉醒。这样的觉醒，反而使得鲁迅走投无路。<br><br>&nbsp;&nbsp;&nbsp;&nbsp;显然，这就是鲁迅之为鲁迅，也就是鲁迅的失败之所在。其结果是鲁迅不但放弃了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制高点的占领，而且失去了领跑20世纪中国思想的机遇。也因此，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此再漠视不顾。<br><br>&nbsp;&nbsp;&nbsp;&nbsp;不妨再从鲁迅对于黑暗光明与爱的误解入手做些更具体的剖析。<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一个方面，是对于黑暗的曲解，也就是对于苦难的曲解。尽管鲁迅开始意识到了苦难是无缘无故的，但是鲁迅对于苦难的理解是一种歪曲。因为他没有真正地意识到西方那个人与信仰的高度。他虽然意识到了没有那个高度是不行的。但是，什么算有这个高度呢？鲁迅却没有办法说清楚。<br><br>&nbsp;&nbsp;&nbsp;&nbsp;例如，鲁迅意识到了心灵的黑暗，但是对于苦难的无缘无故的意识却仍旧并不彻底。他以为人的天性是美好的。只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因为社会制度，而造成了心灵的黑暗。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像《狂人日记》，它写的是缺乏信仰维度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吃人和被吃。这显然是很正确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提示过，鲁迅讲的坏人吃好人和人吃人是不同的。鲁迅的着眼点是放在人的天性是好的，但是也有些人天性不好，所以他吃人，还有些人他天性是好的。但是他不知道，不自觉地吃了人。这两种尺度，我觉得都不是正确的尺度，因为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问题，既然吃人的是坏人，那么我们只要改变了坏人，我们就改变了世界。结果，你就会相应地推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用“火”和“剑”改造这个世界。鲁迅主张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人性的黑暗，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这就导致了一个根本的错误——我们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错误，。而实际上，社会革命是没有办法推动社会进步的。只能让社会倒退，我们二十世纪的革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与西方的看法也不同。西方人怎么看呢？只有改造了人才可能拯救黑暗。在西方，他说所有的人天生就都有可能吃人。夏娃之所以怂恿亚当去犯那个错误，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故事讲的根本含义就是只要你是人，你就有可能为善，但是你有更大的可能是为恶。所以，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是好人，但肯定是坏人（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坏人）。你如果改正错误，你当然也可能变成好人，但是在鲁迅的心目中，所有的人天生就是好人，不是社会的影响，他不会去变成坏人。所以我们改造了社会就改造了人。这就是鲁迅对于人的天性的看法。于是，他把“救人”改成“救世”。这是他的一大失误。后来为什么鲁迅那么喜欢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喜欢苏维埃，为什么那么喜欢苏联。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大家知道，事实已经证明了苏联的失败。因此也已经证明了鲁迅的失败。鲁迅当时就说，苏联是人间天堂，现在苏联已经完蛋啦，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有责任要求他，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连八十年都没有跨过去，他算什么思想家呢？你看一看罗曼&#183;罗兰，你看一看高尔基，你看一看全世界其他的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都跨过了八十年，苏联人写的《古拉格群岛》、苏联人写的《日瓦戈医生》，苏联人写的《癌病房》，说明他们在五十年前就知道苏联这样的一种集权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鲁迅在那个时候还在像个孩子一样地歌颂苏联人。所以，这恰恰就证明了鲁迅在这个方面的思想是没有领先于这个时代的。<br><br>&nbsp;&nbsp;&nbsp;&nbsp;再举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罪恶。讲到罪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鲁迅所有的作品里，对于心灵黑暗的来源的认识都是不现代的。因为严格地来说，我们应该面对的是人的原罪。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都有可能为善，但是他更有可能为恶，所以，每一个人，他都应该去主动地忏悔自己，而且每一个人对别人犯下的错误，应该有悲悯之心。这就是西方美学的一个基本的思路。而在鲁迅那里，因为他不知道人的天性就是恶，他不知道人的天性就是可能为恶。所以鲁迅就变成了人的天性必然为善，只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导致了人性的黑暗。所以鲁迅关于人的&nbsp;罪恶的问题有一个巧妙的转换，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有的，我们要在鲁迅身上得到教训。他把人的原罪变成了社会的原罪。结果他就把攻击的目标不是指向了“罚”，而是指向了“罪”。真正的美学都是指向“罚”的，而且是“心罚”，也就是自我忏悔。而鲁迅却指向了“罪”，也就是指向了对于罪恶本身的惩处。指向了对于罪恶本身的惩治。我们不妨关注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的鲁迅的一个很大的转换。在写这个《狂人日记》的时候，鲁迅的思路我觉得还是接近于正确的。在此之前，鲁迅在26岁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就曾经指出过，中国和西方比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宗教信仰。他说中国不是没有宗教，但是只有伪宗教。所以中国应该把信仰从伪信仰回复为信仰。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可以得解放的一个坦途，但是鲁迅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开始走上了社会解放的大道。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就是一个例证。一开始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他还是在探索罪恶的源泉。比如说他为什么吃人？是坏人吃好人？还是好人不自觉地也吃了坏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鲁迅更进步，也更自觉。但是到了《狂人日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鲁迅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已经开始要被我们批评了。那个时候的鲁迅造就了一个阿Q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在《狂人日记》里是没有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狂人日记》里，那个狂人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的，但是阿Q却永远是我们之外的一个平庸的大众，鲁迅把他叫做“庸众”。结果就有了一个指点江山的、可以启蒙庸众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出现。我觉得这是鲁迅的思想开始下滑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呢？因为，在全世界讲到人的原罪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获得赦免权的。但是在中国、在鲁迅的笔下，知识分子却获得了赦免权，鲁迅把他称之为中国的脊梁。他认为这些人可以去拯救大众。而之所以大众没有拯救，是因为大众的愚昧，他不接受他的拯救。《药》里的华小栓和夏瑜的对比背后隐含着什么呢？“华”与“夏”的对比，也就是两个中华之子的对比，结果呢，“华”和“夏”一同死去。而且，就在死去以后，鲁迅还要把他们用中间的歪歪斜斜的一条细路分开。所以鲁迅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认为：有些人是要被拯救的，有些人是天生就是要拯救别人的。但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启自我之蒙和民族之蒙，启蒙和被启蒙的特权是谁赦免的？是谁钦定的，是谁赦免的？鲁迅所指、所命名的那些中华脊梁究竟是不是中国的脊梁？夏瑜们的身上有没有传统的余孽？他们是不是也犯了人的原罪？鲁迅把这个最根本也是真正的的美学问题放过去了。实际上美学所针对的是夏瑜们身上的人的原罪。而不是庸众身上的原罪。因为庸众不自觉是有权利的。他没有文化，而有文化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他还认为社会有罪、别人不觉醒，别人的愚昧造就了社会的罪恶。使得自己没有办法推动文明的进步，这恰恰是更大的退步。所以，鲁迅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缺乏一种很现代的角度，虽然他对于阿Q的批判是很深刻的。同时我还一定要强调，面对阿Q，全世界任何一个大作家，他肯定是要写“哀”与“怜”，当他看到一个生活中的弱者，弱到了被社会把他欺辱到了一个靠精神胜利法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该感觉到的是生命的哀和怜，而不是鲁迅的怨与恨。看一看全世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例子，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嫌他不起来革命，不起来造反，不起来接受我的启蒙。这样一种角度本身就不是美学的角度，而是一个很政治的角度。一个美学家是用感动自己来感动世界的，也是用自己的觉醒来达到全世界的觉醒的，而鲁迅不是。<br><br>&nbsp;&nbsp;&nbsp;&nbsp;第三个例子，在鲁迅看来，苦难是可以消灭的。本来鲁迅已经意识到了苦难是无缘无故的，这是他的贡献，但是鲁迅一旦进入社会范畴以后，就发现没有办法解释所谓的“无缘无故”，于是鲁迅就下意识地认为，苦难或许是可以消灭的？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黑暗的闸门”。他说我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把孩子们放到光明的地域。但是，黑暗是有闸门的吗？如果黑暗真是无缘无故，它就没有边际，对不对？他是一个永远的永恒的东西。那你在什么地方把黑暗抗起来呢？什么地方是黑暗和光明的边界呢？成熟的文化思想和美学思想早就知道了，黑暗即光明。例如海德格尔就早就在讲这个道理，而鲁迅还是想把黑暗斩断，他认为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所以我经常想，其实鲁迅给我们的最不好的影响就是，他自己变成了一座黑暗的闸门。他因为抗起了黑暗的闸门，让自己在一定意义上也代表了黑暗。其实，如果是个体的心灵黑暗，那就只能靠自己来拯救，又怎么能靠鲁迅来拯救呢？鲁迅又有什么权利去拯救呢？我一直批评中国的一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政治家说的，文学家说没用，而且很荒诞。因为这个社会的绝望是每一个“个人的绝望”组成的，而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社会的绝望”，可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却以为自己不绝望，他甚至还跑前跑后的折腾，一会儿跑到前头说，什么地方有忧患，我替你分担；一会儿跑到后面说，你们都快乐了，我要躲在一边儿，我不要这快乐。那么，你是谁呢？你的忧患和快乐呢？你没有忧患和快乐吗？你是圣人吗？这，就是鲁迅最大的困境。]]></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11-7 10:43:51</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进取的理由]]></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80182</link><description><![CDATA[<center>司远</center><br>进取的理由，是为了生存。从古至今，整个社会一直在为生存而进取，从未停止。如果说古代的人们是为了物质上的生存而进取，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在锐意进取中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br>现在，我们已衣食无忧，一个人仅靠社会救济也能活下去，然而人类并没有失去进取的动力。对科研工作人员来说，诺贝尔奖是他们的最高荣誉。当然，他们并非是为了那一笔可观的奖金，真正的科学家对工作的执着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攻克一道难关后的喜悦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br>社会是一个整体，从政府高层到普遍百姓，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努力进取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起码的责任。医生要对病人负责，应该锐意进取，努力提高自己的医术；教师承载了学生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更应当负起自己的责任，开拓进取，在讲台上做出一番事业。<br>数千年以来，人类曾经遇到无数艰难险阻。但是，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人类没有懈怠过，。人类走出一个又一个困境，靠的就是一颗永不言败的进取之心。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停止开拓进取。<br>对于我们而言，只有拥有强烈进取心的人才能最终有所建树，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便躁动的灵魂得到安宁。我们一定要克服自己的惰性，积极行动起来，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10-25 8:50:42</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笃志博学  实现自我]]></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80180</link><description><![CDATA[<center>司远</center><br>笃志博学，笃在字典里的释义为一心一意，整句话的意思是惟有专心致志获取广博学识，方能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可是却很少有人把它贯彻到平时的生活、学习中，因为他们的目光太短，只看到努力学习的艰辛，却没有发现实现自我的重要意义。<br>苏秦曾佩六国相印，权倾一时。但是在他未受君王器重，狼狈不堪地返回家乡时，正在织布的妻子对他不予理睬，嫂子也不肯为他做饭。世态炎凉让他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从此他开始了头悬梁锥刺骨的苦读生活，饱览群书，广闻博识，最终成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的杰出辨士，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六国合纵抗秦，沉重打击了暴秦的嚣张气焰。当时，苏秦手握天下兵权，威振九州，实现了他个人追求的价值，也成就了一位堪称伟大的政治家。<br>另一位笃志博学的人物就是清朝的曾国藩了。他镇压太平天国，却又兴办洋务，历史上对他毁誉参半。然而，在我看来，曾国藩力排异见，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对于实现中国近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应该是功大于过。曾国藩自幼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然而他的仕途并不是后人所想的一帆风顺，他曾在进士考试中落榜。不过，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回乡后，四年足不出户，潜心苦读。1838年，曾国藩再次进京赶考，考中进士，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仕途生涯，并最终做出了一番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事业。<br>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心一意地刻苦学习，才能从无用的沙砾中淘到知识的真金，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实现自我的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会愈发重要。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我们一定要立定志向，认真学习，为造福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做好充分的准备。<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10-25 8:48:23</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责   任]]></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80174</link><description><![CDATA[<center>司远</center><br>几天前部分媒体报道了广东省西瓜疑似被注射红药水事件，这一报道导致了全国性西瓜价格直线下跌，给瓜农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之后，包括中央台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站出来辟谣，中央台还请有关专家做了实验，结果证明根本不存在注射红药水问题，然而瓜农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挽回，也无人对此负责。<br>媒体的责任，是向观众报道真实可靠的消息。如果那期的节目制作人员本着对社会负责的原则，在节目播出前亲自调查一下，或者询问有关方面的专家，就不会出现后面的情况了。况且，红药水的售价要高于西瓜，这是常识，农民怎么会做出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呢？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至少是大学本科学历，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想明白这么简单的事。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感，由于过分追求高收视率，这些媒体故意炒作，用瓜农的巨大损失来吸引人们的眼球。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应受到全社会的唾弃。<br>后来，这件事却不了了之。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农民的忠厚老实，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国司法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致使蒙受巨大损失的瓜农虽然气愤，却支付不起与电视台打官司的费用，只好眼看着一年的劳动成果付诸流水。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本有着督察不利的责任，然而却没有人肯站出来为此负责。这是令人痛心的结果，也很令人忧虑，因为任由这样的状况长期蔓延下去，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br>但愿，人们能够以此为警醒，唤起自己的责任意识，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对现在负责，对将来负责。惟有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我们的国家才能持续繁荣富强，我们民族的明天才会更加幸福、美好！<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10-25 8:44:40</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博客与否，不是个问题]]></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81374</link><description><![CDATA[<br><br>近日，见文羽在文艺报上写了篇文章《博客，远离与否是个问题》，说是博客让作家获取好处，更让他付出代价。一般作家都容易动感情，会被博客上来自四面八方过于直接的怪谈、稀奇古怪的情绪搞昏头，以致于耽误了伟大小说的诞生，也耽误了伟大作家的临世。所以，还是远离博客的好。<br>文羽爱惜作家、渴望中国文学发达的心情确实可嘉。但是，中国的伟大小说、伟大作家果真是被博客给耽误了吗？闭掉博客，中国果真会整出个震塌世界的大作品来吗？我看未必然。中国没有博客的年代也太久远了，中国作家怎么就一直没弄出点震麻地球的事来？博客刚临世才几个月，怎么就又碍着中国伟大文学的事业了呢？如果中国作家都这么脆弱，那他们就没有资格谈伟大不伟大了。粗俗点说，拉不出屎，何必怨茅坑呢？<br>按说，博客的开、关，是很随意的问题，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根本没必要拿出来讨论。问题可能是，一些文学名人开了又关了，好象出了什么大事。其实，是他们在某些圈子里受宠惯了，到了博客圈里，没有得到曾经的追捧，适应不了。作为作家，特别是作为想弄出什么伟大小说的准伟大作家，还是想想为什么这个圈里没了自己的位置。什么林子里都有怪鸟，没有必要因为博客林子里出几个怪鸟，就说什么博客怎么怎么不咋的。我倒以为，博客可能孕育着阅读机制的某种变革，作家不可不慎重对待。<br>关掉博客是可以的，但不可关掉眼睛；远离博客是可以的，但不可远离读者。<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30 11:29:11</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四妮没有准死证]]></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79597</link><description><![CDATA[<br>中国人历来敢于发明创造，而且善于发明创造，古有四大发明，今有准生证。昨天在街上走，不小心望一望墙，发现上面写着：有奖举报，发现没有准生证想偷生人间的，抓紧举报，奖金5000元。（大意如此）。一个民工一年也挣不到这个数，它的威力是极大的。既有手段，又落到实处，这个方法一定能解决中国人口超编问题。真是一项旷世发明。<br>&nbsp;不过，你有没有听说中国人另一项伟大发明——准死证呢？经研究，我发现，在中国死也是要领证的。无证死亡，是不得好死的。这可不是说笑，有黑四妮的事为证。<br>&nbsp;黑四妮，长得黑不姓黑，是我老家的著名村民，他可不是女的，正经大汉；也不妙龄，死时有六十左右。黑四妮，在我老家非常著名，原因有二：一是四妮多年不育，夫妻想穷了辙，流尽了汗，到五十也没搞出什么动静。绝望中只好领养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奇迹发生了，老妻要吃酸，十月后产下一男婴，浓眉大眼，完全是四妮的形象。再一年，又得一女，圆了个儿女双全的数。真是人有多大福禄，都是命里注定，不是没有，是时候没到。原因之二，黑四妮自小在外面当工人，五十多岁回家创业，把个面粉厂搞大了，全村人不算，连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吃他的面。黑四妮的眼睛本来就大，现在更大了；黑四妮的眼睛本来就亮，现在更亮了。黑四妮到底有多少钱，没人知道。但是看他那说话的气势，真所谓海水不可斗量。<br>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准死证呢？要照江苏人的法子，黑四妮死时得请四个戏班子跳脱衣舞，那得多好看哪！可是，黑四妮的死愣是弄成非法的了，吃过他面粉的人都围住他的尸首，说什么也不准他死。群众不答应，这事真不好办。孤儿寡母实在熬不住了，半夜里偷偷在家院中挖了个坑把黑四妮埋起来，远走异乡了。若果是说书人，自然可以把四妮说成奇人，奇人自有奇死。凡俗子如我，则始终觉得这死好凄惨。你看看，没办好准死证，偷偷死出人间，那可真是不得好死的。<br>据传，黑四妮死于脑溢血。死前两年面粉厂破产，欠下四邻八家无数面粉。怎么破产的，众说不一。破产后索债人络绎不绝，黑四妮实在没法在家呆了，便仓皇出逃。他的死，是客死异乡。我有时候也想，黑四妮身上有很多异象，在我们村，也可算一号英雄，他的死，也算英雄的死吧。我也真奇怪，自己怎么想着想着，就想得和说书人成一道了。<br>听说，邢台有个人欠债近千万，却没有让妻子老小受煎熬。他采取的办法是和妻子办假离婚，一切都揽到自己身上跑没影了，谁也不能把他家人怎样。这也是一个聪明的计策。中国乡村企业不兴有限责任公司，一出事，让一家人连生活都没保障了，最后连生命都弄丢了。实在很不应该。不过，按中国的特殊国情，我真想早点知道那个邢台人的计策，告诉给黑四妮，说不定他还能活下来，一家人更不会落个有家不能回的惨局。过去说，农民被逼得远走他乡，是社会一大病症。现在，让一个创业者，一个草莽英雄，死不得其安，家人生不如死，也是极其不人道的呵。<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29 10:18:40</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邱兴华、释永信：透视中国文化体制缺陷的黑色窗口]]></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68770</link><description><![CDATA[<tabl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6'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valign=top><a href="../UpLoadField/2006/08/1000462496.bmp" target="_blank"><IMG SRC="../UpLoadField/2006/08/1000462496.bmp"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onload="javascript:var image=new Image();image.src=this.src;if(image.width>(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onerror="javascript:this.alt=''" ></a></td></tr></table><br><br><br>杀人犯邱兴华已经落网，那些与他有仇的人大可以松一口气睡一睡觉了。这个事到此就算完了。大家也完全可以该干啥干啥了。可是我觉得，邱兴华一案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值得人们思考。<br>刚听说此案的时候，很注意了邱兴华的照片，那简直就是一个杀人狂魔的样子。让我想到白骨精，一天不吃人都不行。其实，我心里是有怀疑的，白骨精在小说中有，生活里是不可能有的。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一天到晚别的兴趣没有就想杀人。这是鬼话。我想，那张照片，大概在上镜时经过了技术处理，才有那样恐怖的效果。如果比对一下他落网受审时的照片，就会发现，他并没有那么凶恶，当然，他的眉宇间的杀气还是很重的，但没有到杀人魔的程度。照现在网络披露的消息，邱兴华在生活中受到了欺辱，他便以这种过激的行为报复仇家，也报复社会。邱兴华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血的代价。但引发他走入歧途的原因也值得人们警省。<br>据邱兴华供认，他之所以陡起恶念，是因为铁瓦殿道观住持熊万成非礼过自己的老婆。一个道观主持，从法律上讲，他也不过是个公民，他某日喜欢上一个女人做出偷情的事，也罪不致死。如果这个女人碰巧也喜欢他，两厢情愿，法律也不奈何他。但是，道观不是咖啡厅，它毕竟有自己的文化性特征，道人们在消费它的文化符号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对自己的文化性特征负责。否则的话，人们的思想会产生混乱，混乱会导致人的心理失衡，出事则是早晚的事。法律可以让罪犯付出相等的代价，却无法挽回死去的生命。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少林方丈释永信坦然接受奖品小轿车。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把少林寺变成一个旅游公司，他所毁坏的文化资源，决不是他收入的那些旅游费所可抵消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在犯罪。为什么没有得到惩治？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体制有很大的漏洞。文化过度商品化，以金钱作为衡量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是愚蠢之极的做法。我们的社会在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邱兴华是代价，那些因他死去的人也是代价。不知什么时候，人们才会苏醒过来，建设一个合理的、文明的文化体制，真正佑护人们避免悲剧再次发生。<br>一位网友撰文《应调查邱兴华变成杀人恶魔的深层原因》。文中说，要研究邱兴华的变态人格，“但不应到此为止。鉴于此案已在全国引起重大影响，邱兴华本人也具备相当的典型性，从一个温顺的人转变成杀人恶魔，那么研究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邱的转变，也就是邱变态人格所依赖的社会基因，对于避免更多的悲剧有重要价值。比如说，邱认为很多人得罪了他，这当中不可否认有‘妄想’扩大的成分，但确确实实邱曾与不少人、机构发生过矛盾。那么邱有没有找过相关部门解决矛盾，还是邱找过了但没有结果，抑或是邱把矛盾全藏到心里？结果反正是邱越来越沉默了。在邱的生活历程中，我们发现是完全失败的，避债、躲计划生育、辗转各地、子女被迫辍学等等。那么处理人民矛盾的部门、关心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人有没有一点责任呢？在此案中，道观据说很不干净，那宗教管理机构怎么任凭道观与民众有矛盾呢？正如公案局长所说，长时间的各种因素积累才导致邱走向不归之路。”<br>这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23 12:47:19</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王亚平的曲艺研究与创作]]></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66848</link><description><![CDATA[&nbsp;近代以来，在寻找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途径时，文化精英们逐渐将问题的症结集中在民间世界的精神蜕变上。他们认为，只有人数众多的民间世界真正认同了他们努力的宗旨，并和他们一道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改造中国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正是由精英们的这种共识而展开的。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精英们更进一步弱化自己的精英身份，以求获得民间世界的认同，进而能够带动更大范围的民间力量投入到改造中国的运动中。“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民族的危机达到顶点。迅速崛起的延安政权，更将整合、领导民间世界作为自己施政的重心。在文化方面，他们对民间的艺术志趣给予充分重视，并希望通过有组织地改造民间志趣来达到整合、领导民间世界，实现民族解放，进而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br>作为崛起于三十年代中期的左翼诗人，王亚平与民间世界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对民间世界的文化改造也有着极大的热情。王亚平的这种文化身份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比较认同，并最终加入到它所领导的文化改造工程中。1946年，“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民间文学的学徒我也参加了艺人的思想改造和艺术革新工作”。（王亚平《〈百鸟朝凤集〉序》）在对民间艺人的改造工作中，王亚平并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反，他真诚地以一个学徒的身份，尊重民间艺人和他们的艺术。“我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唱传统曲词，向他们学习。有时他们唱、口述，我作记录。日子久了，记录了许多篇，成了我学习的珍贵资料。”&nbsp;（王亚平《〈百鸟朝凤集〉序》）王亚平对民间艺人的尊重，一方面来自他幼年时期对民间曲艺的喜爱与痴迷，“远从童年时代起，每当夏锄、秋收后的农闲季节，艺人常在星月辉映的场院里说唱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我很爱听，给我很深印象，有不少历史人物、历史知识还是从艺人说唱中得到的呢”&nbsp;（王亚平《〈百鸟朝凤集〉序》）；另一方面，也来自他所从事的改造艺人的工作需要。只有尊重艺人，他们才会解除心中的顾虑，自觉自愿地接受思想改造。正是由于王亚平采取了虚心学习的态度，他在与民间艺人的接触中，才能够与民间艺人无话不谈，也才能够真正领略到民间曲艺丰富、驳杂的精神矿藏，进而对其进行科学地整理、研究。<br>在对民间曲艺的挖掘、整理的过程中，王亚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对民间曲艺的认识。他认为，曲艺是最受民间喜爱的艺术，更具有大众性。“说唱虽说同样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和一切旧艺术同样以旧政治、旧经济为依据，但它比起那些庙堂艺术、旧剧来，是有它更接近群众、更有生活感和现实感的一面。”（王亚平《改进说唱艺术的几个问题》）曲艺一般流行于民间，确实更多地表达了底层民众对生活的认识与期望，表达了他们的悲欢情绪与正义诉求。王亚平对民间文化精神的认同，有其可贵的一面。王亚平还十分赞赏民间曲艺的生动的艺术表现力。“旧剧的唱词，多是陈旧、重复、庸俗，有生命的语言比较少。说唱中的语言，表达群众生活、思想、情感的地方比较多；表达的方式生动、有变化、有形象、有新的生命”。（王亚平《改进说唱艺术的几个问题》）民间文化是一个芜杂的汇合，但它确是包含了对生命、对人性的朴素尊重。它是粗糙的，却又是鲜活的，生动的。王亚平对曲艺的首肯，某种意义也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一点。<br>王亚平提倡科学地对待民间曲艺。在谈到对待曲艺的态度时，王亚平批评了两种错误方式：完全拒绝或者完全接受。完全拒绝的态度，导致一些地方对传统曲艺采取粗暴地禁演、禁唱、禁看，而新编的曲艺又因为缺少艺术性找不到观众。“在保定一带某乡村，艺人演唱新段子，竟只卖了三张票，群众不愿意来听，不少大城市的说唱艺人，都不愿再说新活，因为新活不叫座，业务上到了不易维持的地步”。（王亚平《认真接受文学遗产，努力创作优秀作品》）这样就阻断了精英文化向民间的渗透。完全接受的态度，致使传统曲艺得不到应有的改造，同样无法完成精英文化向民间的渗透。这也是王亚平不愿看到的。他认为，必须要纠正这两种偏向。方法就是，“必须从认真地接受古典、民间文学的遗产做起。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个极繁杂而艰巨的工作，不是几个人能胜任的事情，是所有在这方面有素养、有兴趣的文艺工作者，艺人，专家应该共同努力的事。”（王亚平《认真接受文学遗产，努力创作优秀作品》）在充分掌握了传统曲艺资料后，还要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整理。王亚平认为，在研究整理的过程中，要注意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必须历史地具体分析那些材料，看看它所表现的是根据什么原著而演唱的，它所表现的是哪一朝代的人物、故事？它怎样、用什么东西丰富了那些人物、故事？什么地方夸大了，夸大的是否合理？什么地方删减了，删减的是否恰当？”&nbsp;（王亚平《认真接受文学遗产，努力创作优秀作品》）王亚平还特别强调艺术性原则。他认为，传统曲艺有着丰富的艺术积淀，“一个艺人，既然能凭他的一张嘴，说得住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的听众，的确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这里除了人物、故事能吸引群众以外，主要的是依靠艺人的声音、笑貌、语言、表情来打动听众。”&nbsp;（王亚平《认真接受文学遗产，努力创作优秀作品》）研究者一定要认真分析、总结艺人们成功的艺术经验。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继承了曲艺艺术传统，也才有可能推陈出新，创作出适合今天听众欣赏水平的优秀作品。<br>在充分重视研究、整理传统曲艺作品的同时，王亚平也十分重视新曲艺作品的创作。他认为，“只有不断地产生更好的更多的通俗文艺作品，才能够使通俗文学在广大群众中扎下根去，才能反映今天丰富、伟大的现实，创造出光辉灿烂代表代表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去教育广大的读者与听众。”&nbsp;（王亚平《认真接受文学遗产，努力创作优秀作品》）王亚平的曲艺创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也曾用半通不通的鼓词一类的形式写过‘唱本’”。（王亚平《〈百鸟朝凤集〉序》）当时由于他对曲艺艺术缺乏研究，因此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配合抗战宣传的应急之作，艺术性不强。进入解放战争后，王亚平在冀鲁豫解放区从事曲艺管理工作，接触了许多优秀的曲艺艺人和作品，对曲艺艺术有了较深的了解，他的曲艺创作也取得很大进步。比如唱词《春云离婚》，被逼嫁与地主作二房的农家女春云，在地主家受尽凌辱。家乡解放后，春云登台诉苦，要求与地主离婚。“县长批准了小春云，/有权自由找对象，/找好对象再结婚。千斤石头落了地，/小春云一路回家喜在心。”整部唱词，再现了农村女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自由的幸福与欢乐，语言简洁、节奏欢快，有一定的艺术性。<br>新中国建立后，王亚平当选为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工作中，他接触了全国各地区的优秀曲艺艺人和作品，对曲艺艺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他的曲艺创作也进入一个高产期，艺术上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br>比如唱词《张羽煮海》，主人公张羽，出身贫寒却满腹诗书，龙女小琼莲与他一见钟情并私订终身。两个人的爱情却受到龙王的阻拦，他将小琼莲囚禁起来，并逼迫她答应嫁给神家子。次年中秋，张羽如期到海边践约却不见小琼莲。正当他胡思乱想、悲从中来的时候，小琼莲派来使女梅香，向他通风报信，并交给他三件宝物。凭借三件宝物，张羽终于战胜老龙王，得以救出龙女小琼莲并结为夫妻。该作故事生动，既符合底层民众的趣好，又传达了婚姻自主的时代要求，因此搬上舞台后，颇受观众喜欢。很快全国数十个剧种竟相移植演出，名闻一时。另外，唱词《孟姜女》也是一部不错的曲艺作品。该作是由王亚平与王尊三合作完成的。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王亚平付出很大心血，“事先搜集了三十余种有关孟姜女的传说材料和作品，经过了分析研究，吸取了其中优美的部分，把情节故事作了新的安排，企图编写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在运用语言和表现技巧上，想在传统曲词的基础上探求创作新的形式。”&nbsp;（王亚平《〈百鸟朝凤集〉序》）这部作品生动展示了孟姜女对于日常生活平凡而美好的期待，“这一夜晚霞落皎月初上，/两个人耳鬃厮磨论家常”，他们并没有什么宏图大愿，他们谈论的只是家常里短，他们期求的只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这样的图景是平淡的，却也是富有魅力的。孟姜女的幸福生活还没有开始，就被秦始皇的暴政毁坏了，“忽听得村头上人马叫嚷，/突然间追兵恶吏闯进闺房。”他们不由分说绑走了丈夫万喜良，“孟姜女追赶不及昏倒在地，/只觉得身无主，心花碎，/这才是狂风暴雨打落了天上的月亮。”丈夫久去不归，孟姜女既孤苦无依，又惦念亲人安危。为了与丈夫团聚，孟姜女不顾旅途劳累与危险，毅然踏上寻夫的漫漫长途。一路上，孟姜女饱受饥寒与欺凌，终于找到了丈夫劳动的工地，却发现亲人早已丧身冷硬的城墙。唱词在对孟姜女不幸遭遇的细致叙说中，充分揭示了底层民众的悲苦心绪。读之令人神伤。王亚平担心该作由于过多地叙说了孟姜女的悲苦遭遇，而显得过于低沉，“在以愤恨的激情，直接揭露秦始皇的暴政上，可能显得不那么强烈了”。（王亚平《〈百鸟朝凤集〉序》）其实，恰由于该作的这种结构方式，才避免了直露的弊病而获得了较多的艺术回味。<br>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值得一提。王亚平的曲艺作品大都有较强的政治性，比如《春云离婚》《宋江河》等现代题材的作品，政治倾向比较突出。即使对历史题材的曲艺作品的再创作，王亚平也尽可能地贯注自己的政治意识，比如《百鸟朝凤》《打黄狼》等。而《武松打虎》则是一个例外。这篇作品生动展示了狂傲的武松，乘着酒兴徒手搏虎的豪举。在这篇作品中，武松的政治身份被淡化，他面对的也不是什么暴君、恶霸，而是景阳冈上一只猛虎。在这场人虎大战中，武松表现出过人的胆量与膂力，“趁着老虎没爬起，/一个箭步跳到虎身旁，/用手卡住虎脖子，/紧咬着钢牙用力夯。/千斤拳头往下打，/还抽出脚来踢鼻梁。/……武松越打力越强，/拳头抡开似铁棒，/打了耳门打鼻梁。/一连打了百十下，/直打得老虎七窍冒血浆，/老虎渐渐不吭气，浑身瘫到地皮上。”通过对打虎英雄武松形象的生动刻划，该作传达了一种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与豪情。整部作品以武松的胜利而告终，洋溢着浓郁的喜悦之情，令人鼓舞。在艺术上，这部山东快书，运用了大量的艺术手法，使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确实称得上是一部优秀曲艺作品。<br>王亚平的曲艺实验，在取得较大成功的同时，也有一些失误。比如唱词《黑姑娘》，由于作者过于追求噱头，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文字游戏，“一场婚事说成了，/黑小择了个日子娶黑妞。/他娶亲不用抬花娇，/赶起大车套着小黑牛。/黑小戴着个小黑布帽，/赶着牛车得嗒一喔吼，/走过一段黑砂路，/又走过一条黑水沟，……走进新房用目看，/黑桌子、黑椅子、黑漆柜、黑皮箱，还有一对黑枕头。”无形中削弱了整部作品的艺术表达力。再比如，唱词《老婆子和小金鱼》。它是根据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改写的。在附记中，王亚平写道，“这篇故事在苏联人民当中很流行，中国虽说有了译本，但人民大众却没有‘福分’欣赏，因此才把它改成唱词，一来想使这伟大天才的作品，能够唱给中国人民大众去听；二来想以这伟大天才的作品，给中国民间曲艺一个好的参考。”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大众读者，使大众读者有机会欣赏到其他国家民族的文艺，是一个不错的设计。不过，在改写的过程中，王亚平过多地加入了中国大众式的想象，几乎看不到有多少原著的成份。这种过度的改写，已失去了改写的本来意义.<br><br><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22 8:57:37</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释永信的功与罪]]></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66847</link><description><![CDATA[<center><table border='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6' align=center><tr><td align=center valign=top><a href="http://album.sina.com.cn/pic/58b0d4e0020006qy" target="_blank"><IMG SRC="http://album.sina.com.cn/pic/58b0d4e0020006qy"  border=0  alt="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onload="javascript:var image=new Image();image.src=this.src;if(image.width>(screen.width-480)){this.width=screen.width-480}else{this.width=image.width}"  onerror="javascript:this.alt=''" ></a></td></tr></table></center><br>&nbsp;释永信，有人称之为少林寺首席执行官。一个引领宗教事务的人，被称为商务执行官，听起来多少有些别扭。有人说释永信得了一辆轿车作为奖励，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僧人得轿车并不值得别扭，即使得一架飞机也不必别扭。作为一个产业集团的老总，释永信是应该得轿车的，将来搞得再好了得飞机也应该。在将一处老宅变成生财不尽的鸡蛋这一点上，释永信确实是个好手。对于那些靠他吃喝的僧人们，释永信也是有功的。<br>&nbsp;&nbsp;&nbsp;可是，释永信的买卖并非一般的买卖，他经营的可是来世的买卖。他的主业并不是让游客玩得快乐，让下属吃喝不愁。他要照看的是此世香客的灵魂，让他们来世远离仓皇，皈乎平静。如若不是，他则是有亏失的，如若搞得人心神不宁，魂飞魄舞，他则罪不容恕。从这个方面说，释永信是罪人，他荒芜了主课，银子挣得再多也不能抵过。<br>&nbsp;&nbsp;&nbsp;释永信，又一个河南人！……说错了，他本安徽人，应该说，是又一个在河南折腾的人。<br>&nbsp;&nbsp;怎么说呢？<br>&nbsp;&nbsp;佛无言，大家自己想吧。]]></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22 8:55:21</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郭沫若谈“与抗战无关”]]></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61397</link><description><![CDATA[曾经看到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中说的一段话：<br>&nbsp;&nbsp;&nbsp;<i>“自然，在这种洪涛激浪的澎湃当中，总也不免有些并不微弱的逆流的声息。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艺的贫困’的呼声——叫嚣着自抗战以来只有田间式的诗歌与文明戏的话剧。这种种声息，无论出于有意或者无意识，都以说教的姿态出现，而且发出这些声</i><i>息的人又都是不屑和大众生活打成一片的人。民族已经膺受着空前的浩劫，……而一二文学教员们却要高喊“与抗战无关”，究竟是何用意，真正令人难解。”</i><br>&nbsp;&nbsp;&nbsp;&nbsp;&nbsp;“与抗战无关”，曾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听教授讲过。当时觉得很奇怪，梁实秋怎么会这样讲呢？继而很气愤，大敌当前，让人不谈抗战不写抗战，这不是破坏抗战这不是汉奸吗？现在大脑复杂一些了，资料也多了，各方面多找一点一比对，才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br>&nbsp;&nbsp;&nbsp;&nbsp;&nbsp;过去一说抗战，大脑里浮现的便只有枪炮、鲜血、死尸。其实抗战还是个时间词，那个时候，除了枪炮、鲜血、死尸，还有许多场景，比如婚礼、性爱、读书，和今天差不多。正如今天的主调是发展，但也有吃饭、睡觉。今天的文学，要写发展，也可以写吃饭、睡觉，也可以写保龄球、性、枪战。回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写上床、灶台，为什么不可以写钢琴、河流呢？萧乾说，我们就是要写音乐会、舞蹈，这表明中国人已经不是软骨头了，不是听见枪声就鬼哭狼嚎了，中国人已经镇定下来，继续从事建设与发展了。（大意如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抗战无关，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它于救亡中保持建设，是应该充分肯定的。<br>&nbsp;&nbsp;&nbsp;&nbsp;&nbsp;本来都是于民于国有利的，怎么就对立起来了，闹翻了呢？是思想的不同、认识的差异造成的。十人十性，差异是必然的。但好在各人都在按自己的路走，都为抗战为国家作了各自的贡献。在今天，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大脑单一，势不两立，非要翻烙饼将“与抗战无关”定为一尊而打压抗战文学。<br>&nbsp;&nbsp;&nbsp;&nbsp;&nbsp;人的大脑是需要复杂一点，眼界宽一点。<br><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18 10:37:26</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一个笑话]]></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42640</link><description><![CDATA[&nbsp;&nbsp;&nbsp;&nbsp;最近单位食堂重新调整，原来的池师傅又回来为大家掌勺。池师傅家的小女儿几年未见，成了十一二的大丫头，原来人来疯今天却成了默默无语的小淑女，大家讲了她许多。其中司机小刘讲了一件事，最招笑。<br>&nbsp;&nbsp;&nbsp;&nbsp;几年前，小淑女天天在单位跑来跑去。有一次，小刘在车库门口碰见她。说，丫头，我有魔咒，一叫门就开。然后念：麻利麻利哈，开。车库的门缓缓打开。其实很简单，小刘暗中摁了一下摇控器。<br>&nbsp;&nbsp;&nbsp;小淑女眼都看直了。<br>&nbsp;&nbsp;&nbsp;小刘说，你念一下魔咒也能开。<br>&nbsp;&nbsp;&nbsp;小淑女半信半疑，忍不住学念了一遍。自然非常有效。<br>&nbsp;&nbsp;&nbsp;小淑女乐翻了天。连着念起来没完。门一次次应声打开。<br>&nbsp;&nbsp;&nbsp;到了晚上，小淑女又想起此事。对她爸爸讲说一遍，并拉着她爸爸去叫门。<br>&nbsp;&nbsp;&nbsp;麻利麻利哈。——门没开。<br>&nbsp;&nbsp;&nbsp;麻利麻利哈，——门还是没开。<br>&nbsp;&nbsp;&nbsp;池师傅在一旁丈二和尚一点摸不着头脑。<br>&nbsp;&nbsp;&nbsp;小淑女哭起来。<br>&nbsp;&nbsp;&nbsp;小淑女蹲在地上泪流满面。<br>&nbsp;&nbsp;&nbsp;门依旧不肯开。<br>…………<br>&nbsp;&nbsp;&nbsp;后来，小刘对池师傅讲起那天白天的事，老池才恍然大悟。连说原来是这么回事。<br>&nbsp;&nbsp;&nbsp;我听了这个故事，觉得挺可笑。<br>&nbsp;&nbsp;&nbsp;也许，从某种高度上讲，小刘的做法是对孩子天真心灵的一种伤害。<br>&nbsp;&nbsp;&nbsp;其实，孩子的天真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转型，天真是属于孩子的，孩子长大了就应该接受大人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事都要就事论事，不能无限抽象。没有什么事经得起无限抽象。<br>&nbsp;&nbsp;&nbsp;所以，我还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来看。]]></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8 9:44:46</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嶂石岩的知了]]></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42632</link><description><![CDATA[<br>&nbsp;&nbsp;&nbsp;&nbsp;从嶂石岩回来了。<br>　　在那住了三天，有很多事，会在脑中停留不去。最想记的一件事是，今天早上，上车前站在宾馆的铁栏边。是循着知了的声音而去的。嶂石岩的知了声与石家庄不同，与老家不同，据说与很多地方不同，甚至与周边的县都不同。他的叫声，特别像嶂石岩的石头，一层青一层赤，密叠而出，尽管听起来有些憋堵，却也与周围的景色相协统，让人记在耳朵里。<br>　　不过，想赶紧把它记下来，还不是由于这些。而是因为，在我一点点接近它的时候，它没有一点紧张，甚至因为我的接近而欣喜，叫声更响亮起来。我好奇，走得更近，直到并肩站在一起。它漫步在随风轻扬的迎宾彩旗上，继续唱着。我想如果，它是一个少女，她一定会参加超女比赛，一定想唱就唱。她的唱腔也许不如李宇春，但她的放松会一把抓住观众的心，抓出宝贵的投票，甚至超过李宇春夺走金奖也说不定。<br>　　回想当时，我内心闪过被轻慢的不快，但随之就转为震惊与欢喜了。我想，我们自诩为超级生灵，凌驾万物之上。万物随我而动，在我前进的脚步中闪立两旁，表达着忠实地膜拜。我们一直为自己的高级地位而窃喜。可是，转念一想，我们其实是可悲的。我们被万物视如寇仇，生活在无边的敌意中，我们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呢？<br>　　面对嶂石岩的知了，我欣喜起来。特别是当知了于彩旗漫步中腾起薄翅，轻落在我的额头上。我的心头一震，我想这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那一瞬，万物共我的一瞬。也许这是我的镜里看花，自娱自乐，但那一瞬间的欣喜是真实的。有如天启，我顿感开朗。<br>　　回想那时，我也有不尽的遗憾与伤愧。我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这一瞬间用镜头雕刻下来。我伤憾的是我终究是自私的，为了加大自己的欣喜，我伸出了手。我破坏了我们本应保持的最低距离，知了近在手中，我们之间却远如天壤。我们成了敌人，知了在我的手中扑闪着翅膀挣扎。欺侮一个如此弱小的生灵，我应该感到羞耻，可我迷失在恶趣里没有马上醒来。我在知了的痛苦中欢喜了许久。我想我是卑鄙的，至少我心存卑鄙。我为之感到羞惭。<br>　　特别是，我还想起来，当时彩旗上还有另一只哑的知了。他们本是幸福的情人，要展开一场美好的恋爱，却被我破坏了。我无比的羞愧，为我的无知与自私。<br>　　现在，坐在书桌前，我的心智在复苏。它折磨着我。<br>　　在心里，我向那两只受我伤害的知了致歉，也为了曾经受我伤害的其它生灵。<br>　　在心里，我深鞠一躬，祝愿那对有情的知了终成眷属。<br>　　也祝愿一切有情的生灵，恩爱幸福。<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8-8 9:38:55</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转载：男人叫床]]></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386003</link><description><![CDATA[作者：木子美<br>&nbsp;&nbsp;&nbsp;&nbsp;<font face=楷体_GB2312>（按：性是干净的，是可以谈的。看了木子美的博客文章，我有如是想。故转载之）</font><br>&nbsp;&nbsp;&nbsp;&nbsp;如果把叫床比喻成声乐比赛，大多数男人认为女人会“假唱”，而他们自己则是清白，理由一是“我根本就不叫”；理由二是“男人都讲硬道理，怎么可能伪高潮”。但我的叫床启蒙老师偏偏是个喜欢叫的男人，在我性经验肤浅，表达也还含蓄的年代，听到他啊啊啊地抒情好生奇怪：“你为什么叫？”他说：“叫才有气氛。”于是我跟着叫，后来习惯了叫，后来无叫不欢，听到男人由粗重的喘息到协奏曲般发出恩啊的声音，内心就会有膨胀的成就感。<br>&nbsp;&nbsp;&nbsp;&nbsp;“是啊，你们女人到底想男人叫还是不叫呢？”有人在跟女友做爱时经常为此分心，可见男人在“假唱”问题上的困扰比女人还大。传统性关系中，男人是主动方，女人是享受方，所以女人经常不管男人叫不叫，自己叫就可以了，“叫了他才知道我舒服，才会让我更舒服啊。”女人是狡猾的，一方面有感觉而叫，另一方面为了感觉而叫，就像一个鼓励机制，鼓励男人给她更大的刺激，男人当然也乐意如此。反过来，男人接受“服务”时要感恩戴德地“告白”就未必那么爽快了。<br>&nbsp;&nbsp;&nbsp;&nbsp;按医学上的观点，性刺激是与脑的某些部位关联的，男人主要刺激大脑皮质这个掌管最高层次精神功能的地方，在近乎丧失心智的状态下，无法接受大脑皮质指示时，才会无意识地、反射性地发出声音，而女人则是在间脑的下视丘这个左右原始本能产生兴奋度的地方，比较“低等”，也比较容易情不自禁。所以一个男人坦白他的“假唱”时这么说：“女朋友用口为我做时，我虽然很受刺激，但没到失控的地步，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只好叫一叫哄她。因为她对我在做爱过程中从不呻吟感到生气。”呵，生气与女人的征服欲有关：凭什么你能让我头皮发麻，大叫大嚷，我就不能？事实上，有数据表明，男人成为享受方时，叫床比例也达到60%以上。<br>&nbsp;&nbsp;&nbsp;&nbsp;但男人除了高潮时的一声吼叫，过程中的呻吟基本是有意识的。一个做爱时犹如火车驶入山洞从头到尾呼啸的男人则说：“我就喜欢叫，大多数女人也喜欢听，不一定要高潮才叫，快感也会叫啊，只不过高潮时叫得更大声。”他记忆中自己没有假叫过，但承认叫可以制造气氛，有趣的是，问他对女人假叫床的怎么看，他说：“假到逼真也可以接受。完全不叫的会少很多兴趣。”<br>&nbsp;&nbsp;&nbsp;&nbsp;所以，在讨论叫床的真假问题时，应该有个宽容的标准，如果我们喜欢听觉刺激和互动反应，可以不遵循高潮定律，为了感觉而叫总比有感觉也不叫要好。我最怕男人冲刺到高潮都保持缄默，还得我问一句：“完了？”当然，就像男人希望女人是个叫得动听的声音玩具，女人也希望男人不要叫得像杀猪，“他的技巧很好，但是叫得比我还大声，真恶心。”一个女孩说。可见女性意识里，男人的叫床分贝最好不要越界。<br>&nbsp;&nbsp;&nbsp;&nbsp;绝对不叫，也不喜欢女人叫的男人也是存在的，比如我的前男友，会用枕头蒙住我的脑袋，理由是：叫床很吵，影响我集中精神寻找快感。<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7-6 12:31:17</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黄健翔致歉信]]></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372087</link><description><![CDATA[全国的球迷朋友、观众朋友：<br>在昨晚足球赛意大利与澳大利亚的比赛最后几分钟内，我的现场解说评论夹带了过多的个人情绪，今早一觉醒来重新看了录像带，我再次感受到了解说当中确有失当偏颇之处，给大家造成不适和伤害在此我向观众郑重道歉。<br><br>我对意大利足球相对比较熟悉，内心里比较希望看到意大利队出线使后面的比赛更加精彩，但在解说当中我不恰当地把个人对球队的热爱和自己的岗位角色相混淆了，昨天我在最后几分钟的解说不是一个体育解说评论员应该有的立场，所说的话引起了观众的不满、意见和批评我，再次向观众表示歉意。<br><br>今后在工作中我会总结经验，时刻提醒自己把握理智和感情的界限，我们总希望裁判公平、公正，但作为一个评论员我也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做好体育评论员的工作，最后祝各位球迷看球愉快。<br><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6-30 13:10:25</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田涛：留住正在逝去的乡村记忆]]></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344396</link><description><![CDATA[&nbsp;&nbsp;&nbsp;&nbsp;1942年夏，在战场上奔波了五年的田涛来到大后方重庆。本想让自己长年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憩调整，但飞涨的物价一下子又把他扔进度日艰难的困窘境地，“物价飞涨，一天一个样子，货币贬值惊人，依靠稿费生活是极困难的”。（田涛《浓雾笼罩下的大后方》，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田涛又想起远在数千里之外、处于战争的重灾区华北平原上的家乡，想起生死未卜的父母和家人，心中涌起无限的愁怅与惦念。家国之忧与自身命运之慨使他本不开朗的性格显得更加忧郁、深沉。田涛的这种心境明显地渗透到他的长篇小说《沃土》等的创作中。正如杨义所说，“他似乎在题材和情调上返回京派，但由于战时流亡生涯拓展了作家的社会视野，曾经沧海难为山间泉水，长篇在乡土人生方式的展示中，交织着天灾与战乱、饥饿与死亡，交织着贫苦农民的愁苦与焦虑、隐忍与恐惧，浓浓地蒙上了一层对自身命运无以把握的悲剧气氛。”（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br>&nbsp;&nbsp;&nbsp;《沃土》的创作始于北京公寓时期，“虽然我准备要写的长篇如《沃土》，已经动笔写了前面的一章，第二章开了头，再也写不下去了，抗日救亡的烈火在我身上燃烧”。（田涛《记北平公寓生活》[续]，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第92页）他将《沃土》等手稿装入小提箱，走向了战场。从冀南到武汉奔波了五年多，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始终不肯丢弃自己的手稿。到重庆之初，田涛捉襟见肘，只能写些中短篇维持生计。1943年秋，他应邀前往冯玉祥宅邸做客伴读，生活相对从容。不久，冯玉祥外出，田涛终于有空裕时间把他的这个长篇写完。当时的气候似乎也要成全这个优秀的长篇，“四川雾季来临，整天云雾蒙蒙，心情沉重，旧日的苦难生活中的人物飘了出来，我又开始了《沃土》的写作。我进入《沃土》境界里的人物中，如临其境，如见其面”。（田涛《浓雾笼罩下的大后方》，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第100页）随着这些人物，田涛又回到家乡，回到父母家人中间，感受到战乱中难得的安宁与抚慰。<br>&nbsp;&nbsp;&nbsp;&nbsp;小说围绕北方农民仝云庆一家卑微但也并非麻木的人生而展开，写得真实而感人。仝家的生活充满苦难的意味。仝云庆夫妇已经步入老年，而独子盛地却年幼不能撑起门户。老夫妇俩只好继续带着女儿姹仙、冬霞、春絮和寄养的侄女成湘，象牛马一样一年四季忙碌不停。丈夫仝云庆自然最辛苦，家中最劳累的伙计如车水、耕地等都非他莫属；妻子连个姓名都没有，却为整个家庭的生计从早忙到晚，表现了中国妇女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她在生独子盛地时得了严重的腰疼病，常年忍受病痛的折磨。特别是农忙时节，连日的劳累使她病症加剧，会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腰疼得像被切断了一般，她整日在土炕上辗转反侧，呻吟哭叫”。家中无钱为她延医买药，只好请邻居三朴太太画符祛病。独子盛地年龄太小，根本不懂得父母的辛苦，一心只想着玩耍。这更加剧了一家人生活的苦难意味。但是，盛地毕竟一天天在长大，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丝淡薄的生趣和一线微茫的希望。也许正是这个微茫的希望在暗中支撑着仝云庆夫妇，使他们顽强地忍受着天灾人祸的接连打击。一家老小千辛万苦熬到麦收，可是，四分之三的收成抵了财主崔大爷的租子。更有甚者，涝灾、蝗灾又先后袭击了这个村庄。虽然仰赖仝云庆夫妇一贯省吃俭用积存的一点旧粮，一家人勉强糊口不至于出外讨饭，但是，盛地的婚事计划已久却只得从缓，大女儿姹仙也被迫卖与财主家做妾。饥荒日益加剧，盛地未婚妻的娘家却反过来催着仝家迎亲。媳妇娶回来却发现只有一只眼睛。财主崔大爷又乘火打劫，以收回租地相要挟逼迫成湘做二房，成湘悲苦无告含冤上吊。其后，奉军和晋军在村子附近混战，二女儿冬霞被乱兵轮奸，跳井自尽。三女儿春絮性情刚烈，不肯顺从命运安排，偷偷和邻村汉子私奔。可是不久，汉子被当成逃兵抓走，春絮返回娘家后，又被半卖半嫁到遥远的他乡。一群天真质朴的少女死的死、嫁的嫁，仝家失去往日的热闹，陷入一片寂寞、凄凉中。小说结尾，操劳一生的老妇人吐出几口粘着棉花的血痰，凄苦地离开人世。盛地站在房上，一面用鞋子拍着烟囱，一面哭唤母亲的魂儿回来，“娘呀，穿鞋来。娘呀，穿鞋来。……”让人感受到如蚂蚁一般的生死，同时，也感受到如风沙一般的情与爱。<br>&nbsp;&nbsp;&nbsp;小说成功塑造了仝云庆、老妇人等人物形象。仝云庆是一个忠厚、本分的农民形象。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也从不与人发生纷争，只是一心扑在自己的田地上，带着自己的老伴和一群姑娘起早贪黑拚命苦干，做梦都想有个好收成，能够让自己的家富裕起来。他的发家梦受到天灾人祸的重重打击，一再破碎，但是他始终不肯认输。他勤俭持家甚至到了“暴虐”的程度，他整天催逼着年迈多病的老伴和年幼的女儿们和自己一道顶风冒雨不停劳作，即使生病也难得休息。仝云庆的暴躁，其实是他强烈的致富理想与严酷的现实打击长期作用的结果。同时，仝云庆冷硬的外表下还怀藏着一颗善良、温软的心。当老伴因为仝云庆打盛地时下手过重而悲哭不止时，他“凑过来忏悔似的说：‘你别再哭了，我以后再也不打盛地了。’说着，被太阳晒得暗红的眼皮里也滚着泪花。”他何尝不懂得疼惜自己的妻儿老小，只是生活的重累让他时常暴躁难耐。久旱之后忽降甘雨，更让这个暴躁的老汉忽然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一向郁积在他心中的烦闷，也被这场甘雨淋散了。他那被太阳晒得黑紫多皱折的脸上，经常浮着愉悦的笑容，不时也常哼唱着流行在这一带土地上的土戏和曲子。”这样的举动与他平常的作派简直判若两人，其实却正显露出他被压埋心底深处的朴素温情。而当老伴寂寞地告别人世后，“望见老妇人枯瘦的脸只剩下一层皮，仝云庆眼皮里也酸起来，对盛地说：‘快拿你娘的鞋上去叫叫魂儿吧。’”简短而平淡的一句话，其实包含了仝云庆对妻子深深的愧疚和留恋。他固然不怎么相信叫魂儿会让老伴复生，但他又多么深切地希望能够把老伴唤回身边。老妇人拥有传统女性的许多美德。她心甘情愿地伺候丈夫照管孩子。她很少想到自己，她并不在乎自己在家庭中的无名状态。即使她生病了，只要还能起来，她一定不肯赖在床上，一定要和丈夫姑娘们一道去田里劳作。实在病得严重，也只求在床上歇息两天，根本舍不得花钱看病买药。对老伴，她百依百顺，对孩子她疼在心上。盛地被仝云庆暴打后，她撕心裂肺地哭嚎。她其实在以自己的方式，要求丈夫做出不再打孩子的承诺。得知二女儿冬霞被乱兵糟蹋后，一向胆小怕事的老妇人忽然勇敢起来，不管别人怎么劝阻，坚持要去寻找自己的女儿，“我这老婆子怕什么，死也要出去看看。”这是母性的真实流露，它一扫老妇人病弱、枯瘦的惯常形象，顿时在读者面前高大庄严起来。还应该重点分析的是仝家众女儿的形象。她们像形态各异的野花，在田野上经过短暂的默默绽放后便相继枯萎甚至凋零了。如果不是她们的亲人，也许没有人注意她们的生死。但是，经过作者的精心描绘，她们永远地留在了作品中。她们性格各异，比如大女儿姹仙孝顺严刻，二女儿冬霞敏捷灵巧，三女儿春絮结实泼野，侄女成湘多愁善感，甥女小箍儿粗壮能干，盛地媳妇朴实坚韧。她们的命运却近乎一律的充满悲凉色彩。姹仙顺从命运安排，嫁给一个长满胡子、不知大她多少岁的男人做妾，了无生趣。冬霞性情随和却遭遇更惨，花季少女还不知什么是生活，就被一群兽性大发的乱兵糟蹋了，她跳井自尽，让人痛惜不已。春絮最有叛逆性，一心要自己掌握命运，却仍然无法摆脱厄运临头。她以为不求富贵，只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厮守就满足了。可是这样微薄的愿望很快也破灭了，等待她的是远嫁异乡举目无亲的酸苦人生。成湘含冤自尽，小箍儿在继母的吵骂声中挨日子，命运也都很惨。她们的存在，为单调乏味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和欢乐，也使得整个长篇避免了呆滞与沉闷。她们悲惨的结局，则使得整个小说显得更加沉重，让人绝望。<br>&nbsp;&nbsp;&nbsp;&nbsp;小说中极富地方特色的乡风民俗写得非常传神，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写得最迷人的是妇女们聚在地窨子里纺纱的情景。“地窨子里自然是黑洞洞的，只挂了一盏煤油灯，灯焰也没有个指甲大，里面挤满了纺车，全窨子的妇女们便只借着那盏不灯的光纺纱了。如今这窨子里充满了纺车子的呜呜声，和妇女们的谈笑声。”纺纱犹如妇女们的一场盛宴，她们从各自的家中走出来聚集在一起，一边纺纱，一边嬉笑。纺纱还犹如妇女们的节日，她们在这一段时日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地窨子是她们专有的场所，男人被拒之门外，她们在这里可以交流她们之间最私密的心得。另外，小说还写到其它许多独特的风俗习惯。比如，乡村巫术，“足有一刻钟光景，她才慢慢把眼睛张开，又把那伸出的手指在舌尖上沾一下，往病人腰上划一个圈，这咒词可以除病扫邪，不管内外科都可以医好。”比如小孩子和尿泥过家家，“他们把车辙下的面糊土用手推成堆，然后用胳膊肘子砚一个坑，向着坑里尿泡，等它结了泥壳子，便把泥壳子托起来当饭锅用。大家算一家人，在这泥锅里做饭。”娶亲则是全村人的节日，热闹非凡，“只见满街人山人海，土堆上站满了人，墙头上也爬满了人，抱孩子的老婆子，弯背的老头子，姑娘媳妇，成人幼童，都翘首遥望向街头那车五匹黑骡拖载的大车上，铜喇叭铜锣鼓闪金光的吹打手们，鼓红两腮，挺直胸脯，仰首踞傲的吹着喇叭，挥着锤头敲锣鼓。那前面的一群人，举着红布缠的灯笼，燃着火药顶实的铁炮，直弄得满街遍巷乌烟瘴气，铁炮鸣时，吓得胆小的女人们用手指堵起了耳朵，闪到一旁去。”每当写到这样的文字，作者的文笔便一下子轻盈起来，文采飞扬。其中正寄托了一个饱受战乱之苦的作家对故土家园浓浓的思念与怀想。而且，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上个世纪其实是乡土传统逐渐消失的时期，到如今，乡村还在，而传承了几千年的乡土文明无疑已土崩瓦解，留存的只是些许文化碎片而已。从这个角度上看，田涛的小说《沃土》无疑是中国乡土文明的一首挽歌，从文字上，它为后来者保留了一些珍贵的乡村记忆。<br>&nbsp;&nbsp;&nbsp;&nbsp;写完《沃土》之后，田涛似乎了结了自己与乡土传统的宿缘，他便调整自己的步伐，追赶时代的风云去了。田涛写于1946年的短篇小说《愤怒》类乎一个精神转换标，显示了他创作的转向。小说中的人都没有名字，一家四口人只简单地称为哥哥、大妹妹、小妹和母亲。他们的父亲和大姐都被财主逼死了，可是他们仍然得不到安宁。哥哥忍无可忍，决定带着一家人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到深山里去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翻过大山来到一片荒地，与野兽比邻而居。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也没有保持多久。&nbsp;一天，一群持枪者开车闯了进来，而且无端地打死了哥哥。失去了唯一的男人，这个家庭只有死路一条。母亲疯了，“老太太两眼闪着火光，手里的木杖端在胸前，怒目望着坡下的公路，望着这罪恶的东西，最后，她放尽力气，把很大的石块从山坡上滚下公路，把条平坦的公路弄得狼牙锯齿，布满石块。她仍旧不停的把石块滚下去，想把她心胸的愤怒泄尽，把世外袭来的文明罪恶洗清。”这时的田涛还只是把乡民的苦难笼统地称为文明的罪恶，但很明显，他再也不愿压抑自己的愤怒情绪了，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发起怒来。稍后，田涛又写了中篇小说《灾难》。凤金爷一家本是勤苦人家，生活上理应过得去。可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硬是把他们好端端一家人搞得家破人亡。先有旷日大旱，接着是夺命的虎疫症，使他们流离失所；好不容易熬过天灾，村霸刘师爷又仗势欺人犁了他家的红薯地，凤金爷到县里告状，却不由分说被押入大狱。悲愤交加，气绝身亡。叫天为灵，叫地不应，受尽欺压的底层人终于发出切齿的复仇之声，“须子含着眼泪说：‘奶奶，数珠念佛没有用，这些可恶的东西，是欺软怕硬的。你越软，他越要欺你。要报仇除非硬碰硬和他们干一场！’”在这部小说中，苦难的祸首已经比较具体，受欺压者的仇恨也蓄积太满，一场血雨腥风眼看就要呼之欲出。<br>&nbsp;&nbsp;&nbsp;&nbsp;尽管从表面上看，田涛1940年代中后期由一个爱与善的呼唤者转化为愤怒的呐喊者，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深层来看，也是必然的。田涛从登上文坛之初就表现出两种文学冲动，一种是像左翼作家那样，表现乡村生活中的两极分化现实，彰显乡村弱势群体的被剥削、被欺压的苦难状况，代替弱势群体传达内心的痛苦与愤懑。比如，他早期的小说《债》，就写得血泪斑斑；另一种是像京派作家那样，以爱与善来烛照乡村生活，表现乡村大众美好、纯朴的人性，借以洗涤人们心中的恶念，纾解人们心中的愤怒。这两种冲动其实一直在作用着田涛的创作，使他书写愤懑时没有倒向暴力的疯狂，书写人性时没有忘记人间烟火。<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6-19 8:56:12</pubDate></item><item><title><![CDATA[赵树理：从“驴打滚儿”到“牛栽葱”]]></title><link>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286259</link><description><![CDATA[电视剧《赵树理》共17集，韦廉执导，李雪健领衔主演。5月18-26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热播。有人说，李雪健不愧为一位优秀演员，他把赵树理演活了。一位网友甚至很冲动地说：“到昨晚，己经看了7集。看了第1集就想向网友们推荐，看到第7集终于忍不住了。一个字：好！”也有人意见相左，觉得赵树理被神化了，看不到他的内心。不管说好说坏，赵树理这位幽默风趣的农民作家，淡出人们视线许多年后，又一次成为人们的饭后话题。<br>赵树理说不上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一个土得掉渣的老头子，能有甚嚼头呢？不过，没嚼头却禁得起琢磨。前面提到的那个网友，说起自己喜欢《赵树理》的理由，有一条是，“7集了，还没见个床上戏呢，现在的电视剧，凭这一条，那就是百里挑一！”这不是一个好理由，有没有床上戏，显然不能决定一个电视剧好还是坏。不过，它却是一个可爱的理由，一男一女，千篇一律地在床上瞎折腾，真也没什么看头。要我说，《赵树理》最值得推举之处，就是它触到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它不会让人血脉贲张，灵魂出窍；它会让人低下头去，默默思想。<br>赵树理是谁？导演韦廉说起这个话题很动感情，他说，“赵树理是独树一帜的语言大师。当年，一位外国记者说：‘共产党地区除毛泽东、朱德以外最有名的人物，就是赵树理’。到目前为止，赵树理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是一位世界性的作家。&nbsp;”&nbsp;言词间不乏艺术家式的夸张，不过精神上大致接近于主流文学界的观点。演员李雪健对赵树理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理解的赵树理是幽默善良、机智朴实、爱憎分明的人。他与别的作家不同——他是文人，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不是下乡体验生活，而是长年住在乡下，对农村有深深的眷恋；他不是为了寻找题材而去体验生活，而是从日常生活感受中提出问题，所以他的小说质朴得可爱，他的故事风趣得可笑。”李雪健显然不怎么在意赵树理是否世界性作家，他心目中的赵树理，是作家，但首先是农民。&nbsp;剧中塑造出来的赵树理，其实混合了韦廉与李雪健略有差异的理解。<br>李雪健的说法可能更接近赵树理对自己的身份认定。赵树理曾说过，“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当年有人提“赵树理方向”，他一再表示不同意，“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象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赵树理还把自己比作一头毛驴，把自己的创作比作“驴打滚儿”，他说，“我们做工作，好比毛驴拉碾拉磨，驮炭驮水。一天半晌过来，干活累了，让毛驴喘喘气，歇歇劲儿。卸了驮子，卸了驮架，套包笼头毡都卸了，牵着驴儿在太阳地里转上几圈。转着转着，毛驴就懒洋洋地，跪下两条前腿，躺倒在干地上，美美地打个滚儿，裹上一身浮土，又滚过来、滚过去，滚得四脚朝天，好舒服啊！歇上一会儿，浑身上下一抖擞，抖掉满身浮土，蹦达起来，喷喷鼻子，翻翻嘴唇，扬起脖子，放开嗓门，鼓着肚皮‘胡呵胡呵’一叫唤，又精神了，干起活来又是一身劲了。文化娱乐就象驴打滚儿，没点文化娱乐不行。可是光打驴滚儿，不干活，就不是只好驴子了。”“驴打滚儿”这个词，只有农民才喜欢，也只有农民才能体会其中的畅快，（当然，确切地说，应该是1990年以前的农民。如今的农民有的根本就没见过毛驴，更别说喜欢了。时代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它包含了赵树理创作成功的奥秘，也隐伏着他最终的悲剧性结局。<br>毛驴，是农村的宝贝，农民的宠儿。赵树理甘愿做一头毛驴，甘愿为农民服务，农民当然喜欢他。抗战时期，赵树理在北方局党校下属的调查研究室工作。他们驻扎在农村，机关的许多同志却总与老乡保持着距离，成天不是在桌上动着水笔办公，就是躺在炕上捧着本老厚的书用功，闲着寂寞时，也不去找房东聊天，却爱溜到村外独自哼洋歌。显然，他们更多地保留了知识分子的一些习惯。赵树理却不这样，他很有一套与老乡自来熟的本事。他就像一头毛驴，与农民有天然的亲密，再陌生的地方，他也能很快与农民混到一堆儿去。这与他的农民出身有关，也与他甘当毛驴的人生追求有关。老乡的事无论巨细，凡是找到他头上的，或是他自己听说的，务必尽力而为，设法解决。老乡们都把他当亲人看待，村里的大小秘密，他不需要调查就能知根知底。<br>甘当毛驴，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1943年4月，赵树理随机关转移到左权县抗日县政府驻地。在村里住下不久，房东家忽然来了个老汉，脸上愁云密布，常常唉声叹气。赵树理主动上去搭话，两人一起盘膝坐在炕上，交换着烟袋吸了两袋烟。赵树理坦诚的做派很快消除了老汉的戒备心理，他给赵树理讲出了侄儿岳冬至被谋杀的人命案。岳冬至是他们村里的民兵小队长，曾荣获特等射手的称号。半月前的一个晚上，他被村干部叫去开会，一夜未回。第二天一早老汉发现岳冬至吊死在自家的牛棚里。死者伤痕累累，显然是被打死后又吊上去的。人命关天，赵树理对老汉进行了详细询问，然后又和县里的公安人员一起到该村深入调查研究，终于使真相大白。原来岳冬至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订了个童养媳，可是他断然不同意，还与村里的姑娘智英祥搞起了自由恋爱。智英祥容貌出众，爱唱爱笑。村长和青救会秘书都很贪馋智英祥的美色，却始终不能得手。他们认为是岳冬至挡了他们的道，便在村公所私设公堂，逼迫岳冬至承认腐化的罪名，与智英祥一刀两断。岳冬至坚称自己的恋爱是正当的、合法的，并反问他们，私自斗争干部犯法不犯？村长等恼羞成怒，拳脚相加，最后把岳冬至打死了。然后又把他偷偷送回家，伪装成自杀的样子。案情水落石出，坏人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让赵树理深感震动的是，事后他再次到那个村子走访，岳、智两家竟然一致认为岳冬至与智英祥的自由恋爱是错误的，打死固然不该，教训一下是应当的。村里其他人的舆论也是同一调门。这让赵树理痛心地发现，尽管边区政府早在一年前就颁布了《婚姻暂行条例》，规定订婚、结婚都必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可是农村的人们仍然置若罔闻，依旧恪守着封建包办婚姻的传统习惯。这件事让赵树理百感交集，最终催生了影响深远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他的其他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也都是在工作中发现题材加工创作的。不能说赵树理代表了新文学的方向，也不能让每个人都像赵树理一样甘愿当一头毛驴，但是，赵树理确实顺应了1940年代中国农村变革的需要，并且他的创作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变革。历史常常并不神秘，甚至简单得让人都不好接受，但历史依然是历史。如今还有多少人能再像赵树理那样甘愿当一头毛驴呢？还有谁能够当得成像赵树理那样一头声震九州的毛驴呢？都不太现实了。韦廉导演说，“赵树理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那么，拍电视连续剧《赵树理》是不是让大家都去学赵树理当作家，都去学‘山药蛋派’写小说呢？当然不是。”韦导演是一个懂历史的人，说的是实在话。<br>赵树理想当一辈子毛驴，到末了却变成了一头瘟牛，这又是他始料不及的。1966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赵树理，打倒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赵树理从高高的文坛一脚跌到臭哄哄的牛棚里，由文学大师变成牛鬼蛇神堆儿里的一头瘟牛。“他几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车，挂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自后扭住胳膊，抓住头发猛拉后仰——仰头示众，再猛按前躬——低头认罪。”他最喜欢的是驴打滚儿，翻过来翻过去，再“胡呵胡呵”一叫唤，乏没了，精神又起来了，接着干活。没想到，临了他却被人推着来了回牛栽葱，“省内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了他，经常在半夜三更蒙住他的眼睛，从床上拖到卡车上，拉到全省各地去批斗，几乎‘游’遍了山西的城镇乡村。有一次，他与晋城的造反派重逢了。他们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斗志更加昂扬，经验也更加丰富，竟把三张桌子摞起来搭成高台，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恭听批判。然后，一个恶魔般的打手狞笑着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吧！说吧，从他背后猛的一推……”他一个倒栽葱从几米高的台子上摔下来，昏死过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折磨，1970年9月赵树理临死前，浑身上下已经没几块好骨头了。<br>说来，赵树理晚年的灾厄也不是没一点征兆。他甘愿当一头毛驴，照理说就不该进城，更不该进都。毛驴在乡下是个宝儿，拉碾拉磨，主人自是喜欢。到城里有甚用场呢？合着只能进肉店做驴肉火烧去，没二辙。看明白这点，赵树理就不会进城了，说不定也能躲过晚年大劫。当然，说别人容易，临到自己头上谁都犯晕。郭沫若、茅盾、周扬，那是些什么人物，都说赵树理的小说好，这能不让他犯晕吗？“赵树理方向“都有人提出来了，他嘴上再谦虚眼里也找不到北了。虽然他有时还说自己是头毛驴，但显然已经不是一只等闲的毛驴了。后来，大家都进京了，赵树理没怎么考虑抬脚就跟上了。在首届全国文代会上，赵树理跻身于99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面对面地听国家主席毛泽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赵树理显然备受鼓舞，他在会上作《我的水平和宏愿》发言，谦虚了一下，就畅谈起自己的宏图大愿来了。会后，他肩上扛了一系列头衔：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文艺报》和《小说月报》的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他就是一个写农村小说的，那里有这么大能耐管这么大摊子事呢？<br>据传，赵树理有很多笑料。1949年10月，他和丁玲等访问苏联，他怕冷，知道莫斯科比北京冷，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暖气”这玩意，临行买了好几件棉衣，一路上用不着又扔不得。在苏联高级宾馆里，颤悠悠的弹簧床让他腰酸背疼，最后滚到地毯上才安然入睡。再比如，好朋友王春邀他游天坛，他迅速转了一圈，连说“没意思”，干脆蹲在地下抽起烟来。已是副省长的老同学王中青来京出差，赵树理领着他到自己天天光顾的小饭铺喝了顿老豆腐。赵树理的故事里自然可以看出他的童心不泯，仅作为一个作家也无什么大碍。但是，这样一个头脑过于单纯的人，摆点小地摊也能弄好，还有闲空来几下驴打滚儿，“胡呵胡呵”就又来了精神。要掌管全国性的大摊子，那叫悬。至今，人们说起1960-70年代那场民族动乱，总觉得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的。也不能说没有人为的因素，但从根上说，一个民族，刚刚走出传统的壁垒，摸索着建构一个现代社会，摇晃几下是免不了的。在摇晃中，赵树理被摇到历史中心，然后又摇回乡下去了。摇晃中赵树理伤筋断骨，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是灭项之灾，真够惨的，对于历史又算个什么呢？历史正道是沧桑呵。<br>赵树理，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话题。他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重复，也不必重复。今天的人，还要走今天的路。<br>]]></description><author>司敬雪</author><pubDate>2006-5-29 12:05:12</pubDate></item></channel></r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