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向真与光明

——自勉于2010年记者节

文/范否

今天是记者节，天气预报上表述今天的天气是“晴冷”，一如这个节日的涵义。

“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这是《南方周末》原副总编辑钱刚的形容。

2009年6月30日，从勤业四402锁上铁门，我背上行囊来到这个憋屈的地方，以实习生的身份干了一年记者的活。

一年时光流逝，回头看看，我庆幸至少还能感到心安。写出优秀作品和推动公共利益的誓言虽然没有大圆，但冲动却从未停过。

我心所向，真与光明。

一年里，对真相的求索一刻没有被我忽视过：短命小学背后整个城市的规划短视，泰宁古城数百年首遭水漫的人为根因，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背后的蚕食链条，禁摩禁电所暗含的“汽车霸权”政策倾向，拆迁横行之下老人群体所不为人关注的脆弱，违规出让海岛牵出的政商资源交易……

我也从未忘记光明，忘记公共利益。在中国，资讯不是最正经的新闻，真相才是；跑口拿一手消息的记者不是最正经的记者，揭黑幕搞调查挖出一手消息背后真意的记者才是最正经的记者。因为在锦上添花以前，我们还有太多雪中送炭的事要做。

如今对这个职业，热爱已不是当年的天真。一家外媒中文版主编在听说中国媒体人的生存环境后，疑惑地指着我们这群年轻人问，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一个劲往里头钻？

浮躁的社会，对于理想，我们已羞于开口。但的确，就是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开太平。扯淡吧！我只是想掌握最真的真相，再用最真诚的语言告诉别人。仅此而已，但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追求。

那些我们所纪念的先贤，已不是我年少时所吹嘘的“范长江是我本家，邹韬奋是我老乡”。他们是傅国涌的《笔底波澜》中，前仆后继的斗士。几十年过去，为真相牺牲生命的报人事迹我们已很难听到见到，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而只能说明我们的媒体越来越窝囊。

但即便万马齐喑，仍有竭力嘶嚎者，比如一周前被停职的潇湘晨报刘剑和龚晓跃。

而越是有英雄倒下，我越为这个江湖感到心潮澎湃。

是为自勉。

2010-11-8晨

似乎已经过了写些不痛不痒无病呻吟的文字的年龄了，但有时候生活过着过着就会过到不痛不痒无病呻吟的状态里去。

我很少这样消极地评价自己的生活，以往这时候我会去冲个澡，把房间收拾一下，再在小本子或者手心上写几句鼓励自己的话，立刻就变得斗志昂扬了。但这次，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有整理，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吧——我终于发现，这半年来，我活得很不真实。

担当者的群里，不断地在传播着喜讯，每一条都让我打心底里高兴，却一条比一条地让我觉得没有了归属感。因为没有参与。

不知哪个孩子做的《山那边的孩子》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3NjY0ODUy.html视频，无论在构图、音乐、字体还是画面切换上，都比以往的视频要成熟很多。这原本是我该承担的工作，但半年来，我几乎把它全部落下了。当文斌和张老师从吵杂的庆功宴上给我打来电话，我感伤难抑。我总是因工作繁忙而放弃了和你们并肩作战，但回头看，与其说繁忙，不如说杂乱，从心到手。

报社的排名表上，福建站原地不动。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多，可以更努力，可以更用心，可以参与更多，推动更多。但我占着自由的便宜却没有在空闲的时间里给自己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来，精神也罢，物质也罢，都那样庸庸碌碌。我抱怨有太多应酬事和应酬稿，却没有真正去改变过什么，比如我完全可以再努力一些，把应酬稿快一些写完，那么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推动自己应该推动的公共事件。

最让朋友们称羡的，算是我的感情吧。但我显然在依靠透支你的用心来维持这份稳定和和美，扪心有深深愧。你的每一次不高兴，每一个失望的表情，我都看在眼里，但我真的很难做到像当年那样不顾一切地去制造浪漫了，我心里有太多压着的气要喘，身上有太重的担子要扛。以至于我呈现给你的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病体怏怏的样子，留给你的总是感伤和无奈。真的，委屈你了。

还有于父母亲人，这半年原本应是我回报你们的开始，是你们松下一口气的开始，是你们收获20余年辛勤付出的开始，是应验邻里们羡慕的眼神的开始……但你们失望了，你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改变。我疑惑于为何你们能不断地找到下一个奋斗目标发挥余热，而我却打不起精神来改变眼前的现实？

我想了很久很久，从2010年1月1日想给自己的上半年做一个总结开始，带现在，我才理出一点头绪。

所有的一切的原因在于“乱”，而乱又根源于我的脆弱和不成熟——在突然活生生起来的现实面前，我乱了阵脚；在标榜理想与延续生活产生冲突时，我喘不过起来；而在急于改变现状的烦躁与轻浮情绪下，我乱抓了一气。这一抓，把一切抓得更乱了。

码下这些狼狈不堪的文字时，我真的想唾弃自己。但我依旧相信，还会有机会，尽管不多了。

这样的文章末尾，我毫无必要信誓旦旦，即使这样做了，也只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更加轻浮。那么请允许我在纸条上写下我2010的两个任务：“写字，看书”，然后盖上，离开办公室，喝完中药，冲个热澡，睡一个无关感情无关生活无关公益无关稿子无关政治的觉。

当那个勇敢的女人把汽油桶高高举起，把生命以愤怒与无奈交加的形式狠狠点燃时，我心里惦记着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从福州联信大厦21楼跳下的35岁电力合同工；一个是福州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范艳琼。

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中，有着和唐福珍极为相似的部分，而在剩下不相同的部分中，我有一个奢望和一个恐惧——我奢望那个电力女工的纵身一跃也能像唐福珍的死一样，引起人们对她所代表的群体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而范艳琼是否会步唐福珍后尘在病魔与“法魔”的折磨下最终以死来发出最沉重的呐喊，则是这一段时间来心里最深的恐惧。

唐福珍走了以后，听说《拆迁条例》要废旧立新，这自然是件好事。在NZ的四个月里，我见过太多有关拆迁的悲剧：有一个妇女，房子就在鲁迅笔下美好的百草园边上，被强拆后被逼在办公室住了13年；一个汉子，因为拆迁和某银行杆上，全家5口如今只剩他一口；一家三峡移民，在当地受到不公平对待，刚搬进去没多久的新家被拆迁，为了防止他们上访，村干部在他们临时的住所门口安了4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据NZ老员工回忆，有关拆迁的爆料信、举报信和上访者一直都位居来信来访排行榜榜首。

假如这一切都因唐福珍的死亡而有所改变，那么我们是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凉？——一个高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的一丝一毫的进步，竟需要牺牲女人的生命来推动。

我想我们真的没有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她们的死能促成事件的良性发展，那我们应该庆幸，这个国度至少还保留了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对女人的敬畏。但事实上，连这点我们也无法做到。

那个35岁的电力女工，因在“编外人员”的帽子底下无法平衡“最低的收入”和“最繁重的工作”而选择放弃生命，连同放弃她5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母亲。她的死亡绝不是因为“轻生”，而是“重生”。在无耻的“同工不同酬”制度被无良企业无限放大并让她所属的群体处于无法颠覆的弱势地位时，她寄希望于她的死亡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转机。

但她错了，仅在她的身体从21楼落至1楼的时间里，那个与她所属的群体对立的强势集团早已为她编造了天衣无缝的理由，并为她那封长长地遗书准备好了赎金。

斯人已逝，我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看守所中的范艳琼身上。我们希望改变在牺牲之前出现，希望公正在悲剧酿成之前到来。尽管这样的希望那样微弱，但我们依旧相信奇迹会发生，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推动，持续不断地输出力量与温暖，不断地提醒这个国家：如果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么再绚烂的奥运开幕式、再坚挺的经济、再重要的国际地位都无法掩盖你的羞耻、挽回你的尊严。

（声明：本文绝无歧视女性之意，相反，我极力地想把我内心对身体上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灵魂上的坚强与勇敢的钦敬之情表达出来。）

文/范否

 调查动机

责任：一人一半

邱仰左与张源一家的矛盾开始于12月23日，这一天以前，张源的母亲陈爱钦为邱仰左一家租了房子，垫付了所有医药费；这一天以后，张家要求他们在房屋3个月租期到了后就要搬出，自己解决住宿问题，医药费也多次出现欠费，在多次协调下才交到了邱静出院，共20余万元。张家的态度转变源于交警做出了交通责任认定：双方各付50%责任。

    调查动机

　　福建上杭血铅超标事件至今尚未定性，各方———地方政府、企业、村民，都在期待国家环保部派下来的督察组给出一个权威的结论。
　　为发展经济引进高污染企业，从而危及环境、健康，再引起受害人与企业的冲突，似乎已成一个“怪圈”。血铅超标事件表面看是一个环保问题，但它凸显出了社会存在的其他深层难题：上项目与抓环保孰轻孰重？经济发展为何总是以牺牲环境、健康为代价？听证程序、环评程序为何常流于形式？

　　特别调查

　文/范否

　　这几天，发生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蛟洋乡的血铅超标事件似乎已经平静下来，学生基本都回到了学校，商店和小摊贩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省、市、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称，正集中力量处理后续事宜，国家环保部即将派人下来督办。
　　然而，近些天，十余份血铅检测报告单陆续寄到了记者手中，检测对象有6个月的婴儿，也有36岁的妇女；负责检测的医院南至广东省梅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至江西省华星医学检验中心；检测结果几乎全部超标：216微克，192.8微克，225微克，300微克……
　　影响没有消除，从儿童波及到成年人，村民纷纷将自己身体的不适归结于“血铅中毒”。
　　能够解除恐慌的，只有环保部门的环评报告和地方政府更大力度的补救措施。但龙岩市环保局宣教办副主任谢斌告诉记者，一切都还要等国家环保部派人下来督察后才能定性。他同时否定了此前有媒体关于省环保局已初步认定华强电池有限公司与当地血铅超标有关联的报道。
　　“既然尚未定性，环保部门处理的怎么会是‘后续事宜’？应该是‘核心’问题才对。”村民们说，他们相信国家环保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他们要求确认华强电池厂是否为污染源，如果是，要搬迁走；要求确认华强电池厂在进入蛟洋工业区时是否按规定进行环评，若没有，要追究责任；要求确认这一事件的影响范围，若不止600米，则要为更远的村民提供检测……

　　迟到的检测报告缩水的血铅含量

　　这一次结果显示只有90微克/升，比前一次检测少了56微克/升。这样的数据让村民们怀疑：“是不是检测结果被动了手脚？”
　　邱海燕是上杭县蛟洋乡卫生院的护士，因为这个职业，她总是能够轻松地应对自己4岁孩子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但这次，孩子发呆、流鼻涕的症状却让她没了主意。今年8月份，她已经带孩子看了两家医院了，但症状似乎越来越严重。
　　邱海燕有些疑惑，此前看的两家医院都诊断为鼻窦炎，但鼻窦炎为何会让孩子变得傻呆呆的呢？8月下旬，她把孩子带到了福州市儿童医院。医院的诊断结果让她大吃一惊：高铅血症，孩子血铅含量高达146微克/升。
　　按照国内标准，小于100微克/升为相对安全，100-199微克/升为高铅血症，200微克/升以上就是铅中毒。铅超标或中毒后，会出现躁动、多动症、呕吐、头晕、神经系统发病等症状。
　　邱海燕回到蛟洋村，孩子血铅超标的消息迅速在村里传播开来。有7个村民第二天便带着孩子到龙岩市第二医院检查，结果除两个孩子在90-100微克/升之间，其余5个均超过了100微克/升。
　　全村立刻紧张起来。9月1日，71位村民要求乡村医生傅贵春带着孩子们到龙岩市第二医院检测。直到9月8日村民们才拿到检测报告，这比报告上标明的检测日期整整晚了5天。村民们相互比对后发现，检测结果中超过100微克/升的只有4人，超过60微克/升的65人，还有2人在60微克/升以下。
　　邱海燕的孩子也在这71名孩子之列，这一次结果显示只有90微克/升，比前一次检测少了56微克/升。这样的数据让村民们怀疑：“是不是检测结果被动过手脚？”
　　此后几天，更多的村民将孩子送去检测，但都舍近求远，避开了龙岩市第二医院，到福州、厦门甚至广东、江西的医院去。而带回来的结果又进一步坚定了村民们的猜疑。大多数孩子检测的结果都高于100微克/升，多名曾经在龙岩市第二医院检查过的孩子在其他医院复查后，都比先前的结果要高出40-60微克/升。
　　在9月18日召开的血铅超标事件新闻通气会上，龙岩市第二医院院长黄庆山做了解释：“由于每升血液中铅含量很低，所以在标本检测过程中容易出现误差。国家临检中心允许的误差标准为正负40微克或者正负15%。我们和其他医院检测出的结果之间的误差在国家临检中心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他同时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任地保证二院的血铅检测标准是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检测工作是对检测标准负责的，二院也从未受到外界干扰。

　　村民的健康电池厂的生产

　　林芬在会上发出了被村民们认为最响亮的呼声：“你们引进这些排污冒烟的工厂，要不要对它负责？你们要还我们的青山绿水，还我们健康的环境！”
　　林芬(化名)是蛟洋乡上的一位退休医生，家住与蛟洋村相邻的崇头村，在这次事件中，她的孙子也被检测出血铅超标。“第一时间我就敢肯定污染源是华强电池厂。”此前，她曾多次向相关职能部门反映过，要求解决该电池厂的污染问题。
　　华强电池厂是2005年在上杭县实施“项目带动发展”的规划中被引进蛟洋工业区的，主要生产铅酸蓄电池及铅钙极板。华强电池厂在其网站上称：“2009年可实现年产超6万吨电池极板和年产10万只各类商品铅酸蓄电池产品，产值超10亿元。”
　　这些数据自然不是村民们所关心的问题。“除了每亩1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外，村民们实际没有获得其他任何利益，华强电池厂最初在村里招工的承诺也没有兑现。”林芬满脸失望，“相反的，它却毁掉了我们的健康。”
　　林芬回想起了和华强电池厂的第一次交手。2008年3月的一天，蛟洋河下游崇头村的几位妇女早上起来洗衣服时发现，华强电池厂通到蛟洋河的排污口正往外涌着泛白泡的污水。她们立刻将消息告诉了同村村民，村民们很自然地把这一事件与村里的一些怪现象联想到一起：早晨散步时，总是有股又酸又辣的臭味；有一家人养了两头母猪，但无论如何却配不上种，而村民养的鹅下的蛋也孵不出小鹅；村里的桂花最近几年都不开花了。
　　村民们取了水样，拍摄了排污现场，然后一起到华强电池厂讨要说法，结果酿成一起不小的冲突。事后，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场群众座谈会，林芬在会上发出了被村民们认为最响亮的质问和呼声：“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引进这些排污冒烟的工厂，要不要对它负责？你们要还我们的青山绿水，还我们健康的生存环境！”
　　那起事件以华强电池厂被罚款7.5万元了结。为表治污决心，华强电池厂还修了一个污染沉淀池。但村民们参观后大失所望，“一个大概二十多平方米、深不足一米的水泥池子，能对减少铅污染起什么作用？”
　　华强电池厂还是平静地度过了一年多时间，直到这一次，才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在这一年多时间内，该厂是否诚心“悔过”，在污染治理方面舍得投入？该厂一名员工的话提供了相反的佐证。
　　邱莲(化名)是华强电池厂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从今年1月份应聘入厂到9月12日停工被要求出厂，她一直工作在最肮脏的磨片工序上。出厂后她到福州检测血铅，已经高达350微克/升了。
　　“医生一直催我去住院，但是我找过厂里，厂里说要达到400微克/升才给我除铅。我哥问我到400会怎么样，我说就会躺在地上走不动路，肚子很痛。他吓坏了。”邱莲说，在她工作的8个多月里，她已经亲眼见到同一车间的3个同事被送去除铅了。
　　邱莲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早晨去上班的时候，眼睛都是睁不开的，睁开就有一种刺痛感。“听同事说，这是化尘工序在排放含硫酸和铅粉的废气，而含铅的污水，一般都在晚上偷偷地排。”

　　积极作为难获信任

　　“2008年，我们已经相信过华强一回了，但是事与愿违。况且，它在进入蛟洋时就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正如谢斌对记者所说，这一次上杭县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行动已经是很迅速的了，信息也非常公开。
　　在血铅超标的消息传出后不久，9月12日，由副县长林旭带队，上杭县政府组织了龙岩市第二医院、市县疾控中心、县医院等的专家来到蛟洋，与几十个村民座谈，向大家进行科普宣传，试图消除恐慌情绪。
　　9月16日，县领导组织了一场村民与县政府、华强电池公司的三方谈判。县政府宣布了4点意见：由政府对血铅超标需要治疗的群众治病；对电池厂周边600米的儿童进行血铅普检；电池厂立即无限期停产；推选群众代表对以上措施监督执行。当天下午6点，华强电池厂的电源被强行切断，电池厂停产。而村民们则坚持要把华强电池厂搬走。
　　9月18日，上杭县蛟洋乡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新闻通气会举行。副县长林旭通报了蛟洋乡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并对网上的一些不实流言进行了澄清。龙岩市环保局局长林联锦在会上对血铅超标的治疗做了解释。
　　9月20日，上杭县政府发出通告，声明龙岩市和上杭县已成立应急处置协调小组，除了要求华强电池厂停产外，还将采取5项措施：对血铅超正常值儿童进行医治和营养干预；开展血铅水平超正常值主要原因调查；加强对华强电池厂及周边的环境整治；组织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科普宣传，为群众释疑解惑；及时解决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
　　同一天，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赶到蛟洋乡，抽检了249名14岁以下少儿。9月26日，检测结果公布，249人中有140人在99微克/升以下，108人在100微克/升至199微克/升之间，还有1人为218.6微克/升。
　　县政府当天即组织干部将检测结果和血铅常识材料逐户送到家长(监护人)手中。为血铅水平在100微克/升以上的少儿送上营养品；对一例超过200微克/升的少儿，还安排专门医生指导进行营养药物补充。
　　当地政府的工作似乎已经无可指责，但村民好像并不完全领情。记者问及一位姓傅的村民，为何一定要华强搬走而不能容许它整改，他回答：“2008年，我们已经相信过华强一回了，但是事与愿违。况且，它在进入蛟洋时就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重量级的污染最低级的环评

　　邱建进入会场后发现，与会的几乎都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这样的听证会，怎么能代表群众的声音？”
　　傅清(化名)已经离开家乡蛟洋多年了，家乡的事情他只能通过乡亲们的转述了解一二。听说血铅超标事件后，他有种自己的预言不幸变成了现实的感觉。
　　2005年，傅清听说上杭县要将华强电池厂列入引进项目名单的消息后，预感到这将给家乡带来灾难。这个预感得到了他所在城市蛟洋老乡会的认可，从事卫生、化工行业的老乡说明了电池厂的危害后更是让傅清寝食难安。
　　几次碰头后，傅清决定带头拟定一份给上杭县政府的意见书，号召同城的老乡们一起签字，然后寄回去。“签字的老乡非常多，大家的意见只有一点，那就是要招商引富，而不要引污。”傅清回忆说。
　　但他们没有得到回复，项目依旧顺利地上马了。时至今日，傅清只有感叹：“我们关心，但却无奈。”
　　邱建(化名)和傅清一样，也曾因阻止华强电池厂进入蛟洋未果而唏嘘不已。
　　2008年8月12日，邱建从厦门赶回蛟洋，只为参加第二天县政府在蛟洋举行的华强电池厂二期工程上马听证会。但当天很晚他才得到消息，听证会改到了上杭县里开。这让众多原本报名参加听证会的村民们措手不及。村民们经过讨论，推选他作代表赶到县里参加。
　　8月13日上午9点，邱建进入会场后发现，与会的几乎都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这样的听证会，怎么能代表群众的声音？”会上，邱建问及华强电池厂是否经过环评，县环保局一位副局长称，只需县里的环评即可。
　　记者近日采访了福建工程学院教授吴晓航，这位曾多次参加环评的专家告诉记者，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重污染化工项目必须报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就此问题，上杭县常务副县长林旭曾对媒体表示，这个项目的环评都是按程序走的。龙岩市环保局宣教办主任谢斌则称，要等国家环保部督察组下来方能定性。
　　记者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中看到，若下级环境保护部门超越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条件作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将根据情节予以处分。
　　华强电池厂的选址是否在安全防护距离之外，也是村民们质疑的焦点之一。谢斌透露，根据县里的环评报告，华强电池厂的安全防护距离为300米。
　　按照我国铅蓄电池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300米已经是最小的一个标准了，要适用这个标准，电池厂所在地的风速要大于4米/秒，而据了解，该地空气流动并不大。
　　“就算真的只需300米的距离，我家离华强电池厂直线距离还不到200米。”另一位傅姓村民不满地说。

　　“300米”被忽视环保局很无奈

　　“在县里的环评报告出来之后，环保部门曾要求地方政府将300米以内的居民迁走，但至今没有落实。”
　　“4年前，反对华强电池厂的人并不多，一者很多村民可以拿到每亩1万元的征地补偿款，二者华强电池厂承诺建成后在每户人家中招一个劳动力。”林芬十分客观地说，“这次事件，给村民上了一堂环保课，真正意识到了经济利益和污染的冲突。”
　　邱建从事了几十年的乡村建设研究工作，从这次事件中，他嗅到了一股“污染西移”的味道。
　　据了解，华强电池厂此前曾落户位于福建沿海的泉州市南安县，由于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才考虑到内地山区选址。恰逢上杭县蛟洋工业区招商引资，双方一拍即合。
　　2006年10月，总投资1.2亿元的华强电池厂竣工投产，年产值3亿元，每年将给上杭县带来4500万元税收。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诱惑之下，环保问题被忽略了。龙岩市环保局局长林联锦曾公开对媒体称，蛟洋周边的企业，涉铅的是华强电池厂，铅是华强电池厂的主要原料。在它的生产过程中，肯定有含铅的烟尘和废水产生。从这个角度讲，华强电池厂是其周边的水环境、土壤环境中含铅的来源之一，也历来是环保部门的重点监测对象。
　　据知情人透露，在这些监测过程中，上杭县环保局也曾发现了超标问题，但是通知华强电池厂整改后，华强电池厂并没有行动。
　　“在县里的环评报告出来之后，环保部门曾要求地方政府将300米以内的居民迁走，但至今没有落实。”谢斌的言语里流露出许多无奈，“省里的专家组说，我们环保部门该做的已经做到了。”
　　华强电池厂最终的去留是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此次当地政府要求这家企业达标后才能开工。“说实话，这家企业很难达标，只能重新选址。”谢斌说。
　　据悉，华强电池厂在江西省上犹县尚有另一厂址，这个比上杭县更加“偏西”的山区，或许将接纳这位“遇难”的兄弟。（本文发表于2009-10-21 法制日报）

文/范否

漫画／高岳

　　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我国有611万名高校毕业生，比2008年增加了52万人。与高校毕业生人数同时增加的，除了就业人数外，还有每年参加实习的大学生人数。

　　随着教育观念的改变，实习在大学教育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几乎已成为每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必修课程。实习中，大学生具有学生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然而，目前强有力的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使这一群体权益受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长时间顶岗工作 无报酬

　　广州市某职业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到一家电子工厂顶岗实习。该厂将学生按普通工人管理。开始实习后，这批学生每天要从晚上7时工作到次日7时，遇到活多，还要接着加班，但仅能得到微薄的补贴。该校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样的工作有利于学生成才，他们不希望学生缺乏竞争力。

　　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5%左右的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这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实习需求。由于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长期存在，企业在招收实习生时就拥有了主动权。大学生实习心切，往往会疏忽了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实习的目的是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而记者走访了福建省的一些高校后却发现，很多大学生并不是在自己对口的专业岗位上实习，且在实习过程中，多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

　　福建农林大学东方学院的林同学由亲戚介绍到一家小企业实习，他向记者诉苦：“其实我们干的活和普通员工没什么差别，只是我们没有工资而已。虽然有锻炼，但对我的专业知识并没有多大帮助。”

　　据记者了解，实习生长时间顶岗工作却无报酬或仅有微薄补贴的现象广泛存在。对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李迎春表示，教育部、财政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中对实习生的权利义务有明确规定：“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实习单位应向实习学生支付合理的实习报酬。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扣发或拖欠学生的实习报酬”。但这一规定只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且没有列出具体的罚则。

　　李迎春指出，在法律层面上，实习生的身份是在校学生而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劳动合同法对其并不适用。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可见在保障实习生权益这一块，法律上还存在空白。

　　实习时意外受伤 无赔偿

　　两个月前，在福建某高校学习化学专业的小陈经学校推荐到一家化工设备公司实习。一天，他在生产线上独自操作时发生意外，被大面积烫伤，经司法鉴定为六级伤残。为了协商赔偿事宜，他的家人多次奔走于学校和企业之间。但学校称小陈在生产线上受伤，应由企业负责；而企业又称小陈是在校学生，他们不对小陈负有管理责任，应由学校负责。无奈之下，小陈只得把学校和企业告上了法庭。

　　实习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在所难免，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在车间操作中，存在很大的风险。记者从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口中得知，由于实习生与用人单位双方存在责权不明晰、工伤保险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用人单位一般不愿承担接收实习生的风险。

　　据李迎春介绍，由于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为实习生与实习单位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往往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原劳动部1996年10月1日试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61条曾规定，“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发给一次性待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向有关学校和企业收取保险费用”。但现在该办法已经被废止，《工伤保险条例》中没有相关规定。

　　最高法院、江苏高院行政庭的法官、江苏省劳动保障厅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多名法学专家，前不久在江苏召开研讨会。会上有专家指出，实习生实习期间，因工作发生事故是否应认定为工伤，不应局限于实习生的身份，而应该从实习生和用人单位的关系来判断。如果实习生提供的劳动与其他在职人员没有本质的区别，已成为用人单位用工的组成部分，就应当认定为工伤。他们呼吁，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在修改《工伤保险条例》时，恢复原先《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办法》中关于实习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

　　以实习名义招工 无合同

　　江山(化名)是福州大学阳光学院的一名学生，虽然学的是金融专业，但他的实习却是在一家工艺品加工厂里完成的。江山的工作是把零散的塑料花瓣组装成完整的花束。工厂没有和他签任何合同，惟一的约定是，工资按他完成的产品量计算。他告诉记者，如果每天工作12个小时的话，一个月能拿到800元左右。

　　据福州劳动部门相关人士介绍，按照劳动合同法，用工一个月就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很难做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实习生”这一身份的相关权益并无明确规定，部分企业乐意打着招募实习生的名义招暑期工，以规避签订劳动合同。

　　江山告诉记者，在他实习的那个工厂周边，有很多类似的工厂，一到暑假就大规模地到高校去招“暑期实习工”，他的许多同学都在这样的工厂中工作。而据记者了解，今年7月初，福州曾发生了7所高校170名大学生暑期找工作时被骗的事件。

　　福州市劳动监察部门建议，高校应尽量出面与定向实习单位联系。记者在对一些高校的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高校都能积极进行实习指导工作，介绍实习岗位，设置实习教师，但很少会有学校与学生签订协议，阐明相关责任关系。

　　而在学校与实习单位方面，学校与企业签订实习协议，多数情况下并没有重视各自的权利义务划分。在企业与学生的关系上，学生缺少签订实习协议的意识，而大多数企业也不会主动与学生签订协议。

　　“实习生权利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缺乏，导致实习生权利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因此实习生签订一份与企业、学校之间的实习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可作为纠纷处理的重要依据。”李迎春建议，大学生应签订实习协议，至少要对实习期内实习时间、实习报酬、实习过程中发生伤亡的处理、发生纠纷的处理方式等作出约定。（本文于 2009-08-22 发表于《法制日报》）

（一）

街边的乞丐，是靠着人的恻隐生存的。老弱病残，携儿带女，卖身葬父……人们往往从他们身上看出些世相百态来。他们的所有行止和故事，往往都勾起我心里的恻隐而让我有极强的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放进他们的碗里。

丐帮之说古而有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应属一种行业协会，是同行之间为了维护整个行业（门派）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NGO。对这样的丐帮，我颇有好感。直到近些年我才知道，现实中的丐帮，并非如此。丐帮，是靠着街边的靠人恻隐生存的乞丐生存的。在很多城市，丐帮都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布下天罗地网，把所有乞讨散户强制纳入组织管理，然后将他们进行精心包装一番，让老的更老，弱的更弱，病的必绝，残的必残到让人揪心……基层乞丐乞讨所获收入则尽数上缴，组织上再发点仅够活口的工资。

那么，我们放在他们碗里的钱，是帮助弱者，还是支持无耻的剥削？

（二）

一直以来，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高频率地见诸于各种媒体，鲜有中断。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也证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南方周末在2007年对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状态做过调查，得出结论：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感——生命权高于社会风化。

妓女的生存安全，是所有国民和这个国家的尴尬。对于国民而言，是生命权和社会风化的尴尬；对于国家而言，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尴尬。国民的尴尬尚容易解决，即便心存鄙夷，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同意要保护生命权的。但国家的尴尬，因法律和制度权威性的限制，而变得无可调和。

按照我国的法律，妓女是非法的，但从国家保护国民安全的职能和义务上说，理应涵盖到任一职业。自然，出了安全事件后，警方会给妓女讨回公道。但保护公民安全需要靠的是提前的立法、规范制度、部署工作，而非仅仅被动处理。

那么，当妓女安全受到侵害越来越普遍时，国家是应该搁置工作性质的合法性而保护妓女生命权，还是该以工作性质非法为由任其自生自灭？

（备注：以上是从体制现状角度出发，试图说明尴尬之处。而本人一贯立场为性服务工作当合法化，从道德上也无可厚非，毕竟靠自己的辛苦赚钱，都是高尚的。）

（三）

2009年7月14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称，将于7月24日之前对“公盟”实施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合计142万 多元。“公盟”负责人许志永随即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一文，对政府迫害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强烈抗议。

2009年7月29日早5点左右，许志永被警方带走。8月3日，公盟决定接受社会捐款缴纳罚款。

随后的几天twitter一直有讨论，是否应该捐款缴纳罚款。网民的尴尬在于，要解救许志永解救公盟，就必须缴纳罚款，但缴纳了罚款就等于接受了这个荒唐的处理决定。

那么，是该为保护一位公民话语的代言勇士而放弃他平日所坚持公民常识，还是要坚持常识而不惜放弃一个生命？

几点尴尬，雪泥鸿爪。这个国家让我们和它自己时刻挣扎于保护生命权的基本常识与不尽人情的法律、制度、政治之间。我不得不承认，为了生存，我们常常要无奈地放弃原则和真理。

我们依旧会把钱放在乞丐的碗里，即便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支持了无耻的剥削。因为就算是被剥削剩下的那一丁点，也可能是乞丐们的救命稻草。

国家依旧在保护妓女的安全，尽管法律、制度上死撑着不为这个职业而让步，然而在自掌嘴巴自相矛盾中，警察还是被部署在了非法红灯区的周围。

公盟依旧发出了接受捐款的公告，网友们依旧把钱汇到了那个账号，即便知道罚款和罪名是何等的“莫须有”。

我只是举了生命权做例子，而在现实中，我们分秒不在矛盾中生存。我们痛恨G C D的腐败、极权和专制，但我们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依旧要为这个被它控制着的国家思考。

我身在一个党报，我常常被要求做一些正面的宣传文章，尽管也有新闻所在，却大多不痛不痒。但，这些正面文章只是保证了这个报纸的生存而已，生存以外，我一样可以做很多真正带来公共利益的文章。

在这样一个时刻需要弯着腰过活的国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往往并不通用，至少对于一个有公共抱负的记者而言，饿死了，你保住了你的气节坚持了你的真理证明了你的常识，却放弃了更多为苍生命笔的机会；而委屈了若能求全，也不失为大丈夫的一种气节，当然，底线是你的“委屈”不会有损于公共利益。

　　文/法制日报  范否

　　福建闽侯为何会出现这样一起由教务处副主任来组织学生替考的恶性事件？举报这一事件的鸿尾中学老师黄翔告诉记者，近些年鸿尾中学教学质量下滑，学生流失量不断增加。细究起来，辍学率高是这一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而教育部门将“控辍”列入绩效考核，采取“一票否决”制度，则是事件发生的深层因素。
　　据记者了解，由于初中阶段属于义务教育，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辍学率有着严格的要求。“控辍”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村中小学教务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有教育界人士质疑，“一票否决”制度不仅在克服这“难中之难”上效果不佳，而且还产生了很多“副作用”。

　　农村中小学辍学率居高不下

　　闽侯县南屿镇龙泉村地处偏僻，离镇上尚有十余里山路。十几年前，这个村庄因有一个双龙工艺品厂而颇显繁华。
　　陈少伟是从这个村庄中走出去的大学生，村里的双龙小学是他的母校。他记得，他读小学那会儿，每个年级都有两个班级，每个班级有三四十名学生。到如今，整个小学只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只有二三十名学生。
　　这么快的学生流失速度，在福建省并不是个别现象。以鸿尾中学为例，刚刚被免去教务处副主任职务的陈显曙曾向媒体透露过该校的辍学情况：今年该校初三毕业生有387人，其中有63个学生辍学，辍学率高达16.2%。而举报人黄翔老师认为，实际数字还要高很多。
　　据福建省平和县教育局局长陈耀灯介绍，在2007年，平和县初中辍学率就达到6%，初中三年下来辍学率达10%。经常是初二年级有10个班，升入初三年级后只剩下8个班。
　　记者想查阅近年来全国农村中小学辍学情况，但发现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06年开始已没有辍学率的统计。
　　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李天奇表示，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已经影响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双高普九”(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

　　高辍学率背后原因复杂

　　陈少伟的表妹今年刚达到入学年龄，但家长决定不让她进双龙小学了。一家人在十余里外的镇上租了房子，陪着孩子在镇上的小学读书。
　　“村里的双龙小学条件太差了，任课老师也不齐全，有的老师一个人上几门课；更有不负责任的老师领了工资后在村里雇个廉价代课老师上课。有一些家长会把孩子送到镇上去念书，但更多的家长让孩子在村里念完三年级就不念了，所以现在村里有很多辍学的孩子。”陈少伟说。
　　他认为，有几个原因导致了村里的辍学率高。双龙工艺厂的衰败倒闭是首要原因。这个厂兴盛的时候，吸引了村里很多农民就业，而倒闭后很多农民外出打工，形成很大一批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管教，容易厌学、辍学。其次，学校的教学质量日渐变差也是关键，它让学生们失去了学习兴趣。
　　据记者了解，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扶持政策的不断深入，以往被广泛认为导致农村中小学辍学率高的家庭经济因素早已不再是主要原因了。南平建瓯市教育统计资料显示，早在2002年，家庭经济因素影响辍学的比例就已由原来的60%下降到了20%。
　　而近年来伴随着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而高涨的“读书无用论”，在高辍学率原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农村培养一名高中生，所耗费的成本将占据一个农民家庭很大一部分收入，“读完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还不如趁早不读了，趁早赚钱”———这是很多农村学生家长的心态。
　　网吧、电子游戏等在农村已成为学生们产生“厌学”情绪的重要推手。南平建瓯市教育统计资料显示，“厌学”在导致高辍学率的因素中占了80%的比例。
　　记者采访了在闽侯“组织替考”事件中多位被替考的辍学学生家长。部分家长对实施了20余年的义务教育法竟然全然不知，少数知晓的家长称：“违法？又不能拿我怎么样，我自己女儿(儿子)我自己决定。”记者查阅义务教育法发现，其中的确没有对违反该法的行为作出具体的惩罚规定。

　　“一票否决”把学校逼得太绝？

　　2008年6月，福建省教育厅对“双高普九”验收标准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标准规定，小学年辍学率超过1%，初中年辍学率城市市区、县城城区超过2%，农村乡镇超过3%的县区实行“一票否决”。
　　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控辍工作的意见”中，福建省教育厅也要求，把动员适龄儿童入学、巩固学额工作“与教师年度考核、评优评先、绩效奖金相挂钩”，对达不到“控辍保学”目标的实行“一票否决”。
　　记者了解到，2007年4月，福建省平和县为了达到上级的控制指标，甚至下达了“没有初中毕业证，就不给办结婚证”的指令，引起社会广泛质疑。
　　这种“一票否决”制度并非福建独有。据报道，今年中考期间，全国多地上演了与闽侯鸿尾中学相似的“组织替考”事件。
　　福州市区某中学一位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闽侯替考事件折射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控辍”的困境。教育部门对“巩固率”、“控辍率”考核所施行的“一票否决”制，把学校逼得太绝。如果达不到要求，学校什么荣誉都没有，不仅校领导没面子，全校老师的奖金也没了。一些辍学比较严重的学校，出于无奈，只能作假应付上级督查，这点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
　　他认为，应该把各方面力量动员起来，把政府、家长和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控制辍学率。如果一味地实行“一票否决”，单方面地对学校施压，各个学校恐怕还要继续采取其他应对方法，“组织替考”也就很难绝迹。

视点调查——

疑云难散 闽侯“组织替考”事件了犹未了

　　整顿“布包铁”美市容“一刀切”难以服众

　　“布包铁”是福州市很多户外商业广告牌的俗称，指的是在铁架上包一块喷绘好的广告灯布。这种广告牌制作成本低廉，占据了福州户外广告牌的绝大部分市场。它成为了城管执法局的主要拆除对象。
　　据福州市灯管办主任陈学农解释，这种“布包铁”的户外商业广告，不仅遮盖了有些建筑景观，同时由于品质和品位不高，与城市整体的景观规划有一定的冲突。“使用‘布包铁’的形式也是万不得已。”一位广告公司老总告诉记者：“2001年福州在国内率先对户外广告位采取拍卖形式出让，并对拍出的广告位收取40%的‘公共空间占有费’，这一政策虽然让广告位的交易更加透明，但也让广告商们的成本翻了几番。在拍卖竞价、‘空间占有费’、各种经营性税收、所得税等多重压力下，很多小广告公司在这一次变革中退出了市场，而拍得广告位的商家也只能想方设法地缩减成本才能活命。”
　　与2001不同的是，这次广告商们不仅要面对跟当年同样的压力，还要承受原有广告牌被拆除的损失。
　　福建省广告协会会长黄应寿表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将严重危害行业发展。他建议有关部门区别对待，对有碍市容的、不符合规划的可以拆；能整改的责令整改；部分做得好的，也应该予以保留。
　　记者了解到，有数十家广告公司已联名通过行业协会向市政府上书，要求区别对待，给一个缓冲期。但至今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90%以上都是“黑户”监管部门养痈为患

　　根据市城管执法局下发给广告商的通知，被要求限期拆除的是违背《福州市容环境和卫生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户外广告，即没有按照“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必须征得市、县(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条款登记的“黑户”广告。
　　此次整治，几乎牵涉到全城所有经营户外广告的企业，因为福州户外广告90%以上都是“黑户”。
　　为何福州“黑户”广告会如此之多？一些广告公司的老总向记者反映，并不是他们故意不给这些广告牌位报“户口”，而是有关部门不给报，它们是被迫成为“黑户”的。
　　2001年那次广告位出让方式改革后，福州市所有的广告位都归入政府统一管理中，所有的户外广告位均由政府统一拍卖，拍卖额的40%归政府所有，60%归业主所得。
　　而从2006年开始，福州市又逐渐中止了户外广告位的拍卖。广告公司曾向有关部门申请过组织拍卖，但均未得到回应。于是，“黑户”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扩张，导致目前市场上除了五十几面广告牌是“明媒正娶”外，其余均为“黑户”，或者未经批准或者合约过期。

　　政府新政无细化指标改变市容效果尚存疑

　　福州市灯管办对外称，重新规划后的第一批广告位已经进入拍卖阶段，共有13面广告牌位，其中3至4面将为层次高档的LED广告牌。
　　据业内人士介绍，LED显示屏的制作费用，普通的每平方米需2至3万元，好一些的要4至6万元，一面LED广告牌总造价动辄要几百万元。如此昂贵的造价，让很多广告商望而却步。
　　陈学农解释说，LED显示屏只是其中一种，比例也不会太大。根据福州市最近实施的《福州市市区户外广告设置与管理办法》，业主可以委托有广告发布权的广告公司提交广告规划方案，审核一旦通过，政府将统一组织拍卖。
　　又有广告商质疑，业主申请一块批一块，政府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整顿以前有什么区别？且《福州市市区户外广告设置与管理办法》并没有对采取什么规格、材质的广告牌作出规定，最后“布包铁”的广告牌形式一定还会受市场追捧，那么，整顿后和整顿前只不过是政府多走了一道拍卖程序，企业多交了一份“空间占有费”而已，对企业有弊，对政府有利，但对市容改善的作用有多大，大家表示怀疑。

　　公共空间占有费无据可查疑动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

　　据悉，户外广告位由政府统一拍卖的制度系福州首创，几年内，这一制度被广州、佛山、成都、武汉等城市竞相学习，演化为一个全国性富有争议的舆论焦点———由政府拍卖建筑物上附着的广告位是否合法？政府从拍卖额中抽成40%“公共空间占有费”有何依据？
　　陈学农称，收取的这笔费用将全部投入城市的夜景建设，专款专用。
　　但福州大学法学教授叶知年表示，政府的做法有违物权法。该法规定民用住宅、企业单位建筑一定范围的空间权利属于业主，有关部门只有行政管理职能。
　　今年5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召集8位知名法律专家，针对多个城市上演的政府介入户外广告利益之争召开了相关法律问题的研讨会。
　　专家们明确指出，政府收取40%“空间占有费”的行为存在“与民争利”嫌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认为，政府要收取户外广告收益的40%，首先必须说明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因为这不是政府的物业。如果认为这个行业存在暴利，政府要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进行调节，就需要充分的调查论证，包括举行听证会，没有任何理由的收费是不合法的。
　　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表示，所谓的“公共空间占有费”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政府使用的这样一个词语出于何典不得而知。对户外广告进行规范管理是政府的职能，但不能通过行政许可手段与民争利。

（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3日《法制日报》）

生涯是一个让人绝望的词。和理想放在一起时，这层意思或者更加突出，也或者荡然无存。

            在我的语境里我不多做概念解释，我将毕业作为一条线划在二者之间，想必容易理解。线的虚实，凭君把握。

在龙岩采访时，我遇到一个公安局长。他让我在他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等了一个半小时，我准时，他迟到。我接连看了四批人进出他的办公室，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   

轮到我的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他依旧忙，不断地接电话。然后，开始用他背好的台词回答我的问题。

    20年前，他是漳州某区公安局的一个民警。后来他提出了110“报警服务台”的概念，漳州110因此声名大振。他当了公安局副局长，一支警察队伍带得漂漂亮亮。后来被调到龙岩，几年后，龙岩市治安180度逆转。到我采访时听说，他正在把龙岩110往香港皇家警察的方向打造。

采访以前先有耳闻，他不近人情。所以漫长的等待我没有怨言，甚至满心欢喜；对他用背好的话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有在意。在媒体前，能够将自己的本职依旧摆在第一位的公安局长不多，他很清醒；老老实实地表现出他是在背文章的公安局长也不多，很多人都在假装背出来的都是自己说的。

年近50的他身材清瘦，脸庞刚毅。有人用一个外号形容他——“郭疯子”。这就是他的生涯。

还有一位公安局宣传科长，年龄和“郭疯子”不相上下，身材魁梧，满脸横肉。他现在是宣传科长，20年前是宣传科员。他原本可以去更好的部门，却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到惩罚。他向我诉苦，宣传科员是最尴尬的职位，写得好，领导让你写一辈子，你永远爬不出那个办公室；写得不好，领导让你滚蛋，你屁股还没做热就得爬出那个办公室。

他的工作就是写稿，请报社记者吃饭。他的追求就是爬出那个办公室，爬进另一个办公室。这是他的生涯。

工作以来，我接触过很多类人。高层或者底层，有产或者无产，官或者民，知识分子或者流浪汉。我从来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是不是精英、在思想上是不是贵族比任何地位身份都重要。然而，在五星的宾馆里，在丰盛的酒桌上，在敞亮的办公大楼，我鲜见拿自己的生涯当回事的人。因为他们只拿生涯当饭碗，当跳板，当捆绑自己的绳索，当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丝毫揉不进理想，更谈不上为自己的生涯而骄傲。

我追求最精彩的人生，不是好，也不是坏，不是安稳，也不是跌宕，而是精彩，是以上所有的总和。

我为我正在步入的生涯感到骄傲。正如我们一样，我们选择聚在一起，我们选择每个月交一篇稿子，我们选择认真读彼此的文字，无非是想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定一些，生涯更加贴近理想一些，理想更加融入生涯一些。

愿我们理想不死，享受生涯。

谨引《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不知为什么，我心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里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股劲，希望自己看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回头地走啊走啊走啊……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

新闻是我发的，一年前的今天，为了让留守本校的同志们及时了解我们在前线考察的消息，晚上九点多我们在宁德师专张秋良老师的办公室里赶发了这条新闻。在新闻后面，我附了这样一段文字： “村部和小学中间有一个不大的健身角，围墙围着，一门出入。我们拿着笔和照相机走进去，想记录一些他们的天真热情以及对读书的渴望或迷茫。

他们一点都没有让我们失望，当我们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最灿烂的笑容。我们问，你们想不想看课外书，他们回答的声音惊动四邻，然后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他们想看的书。我们拿出笔和纸，他们排着队认真地写下一个个并不工整的字，我们知道，那一笔一划，都是他们最真诚、最热切盼望。”

我们拍下了一张笑脸，后来成为“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的主题海报。

（我们问他们要不要给他们建图书馆，他们激动地举起手，大声地喊：“要！”。）

后来我们遗憾没能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我是耿耿于怀的，正如我在“班班有个图书角”的海报上写下的那段话：

“我们有一个梦，

想把大山外面的世界拉到山里的孩子面前，

让那些放学后只能在田野中玩耍的孩子们，

因看到书而欢喜，

因听到山外的消息儿雀跃，

因梦见课外书里五彩缤纷的世界而微笑着在清晨醒来……”

纪念这个日子，因为这一次考察几乎成为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最浅层上的一个标志。那些孩子的笑容总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我反思，然后前行。

前行，才有后来的“乱家”，有我们的“七月七日情”。

昨天漳州的乱家兄弟姐妹来了，半年来我们终于重聚。他们问，去年的今天，我们在做什么呢？我才想起以上的那条新闻来。

一切，一年了。

昨晚，我们在饭桌上打闹游戏，在KTV里互相捉弄互相抬杠，一年前那段一起吃苦的日子，恍若隔世。

在KTV点歌台前，我小心翼翼地拼出那首歌曲的首字母，可是很遗憾，没有。《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我认真地在增歌单上写下，但愿下一次我们重聚时，会有这首歌可以唱，我们再在泪光中拥抱彼此。可是，下一次重聚，是什么时候呢？

我选了《永远的画面》作为收尾曲，

“就要离别

勇敢的流泪

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

不说再见

我们却了解

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大家使劲地鼓掌，是因为这些歌词，因为我们渐欲伤感的声音，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吧。

永远的画面，那年那月的那么多画面，不是都成了我们的永远吗：

我们在堆成小山的书籍中间忙得汗流浃背，归类，贴标，上架……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陌生或熟悉的话；

我们在晚会结束后的舞台上肩搭着肩唱《真心英雄》，笑过泪，泪过笑……台下那两千多位观众让我们都为自己的努力感动。

我们在爆竹声里凝神于门楣上的那块牌匾，等着，看着，盼着……在红布落下的瞬间我们暗自骄傲，为几个月来的奋斗喝彩。

我们在烛光里用最简单地方式庆祝生辰，唱歌，许愿，祝福……黑夜里你的眼里噙着泪水我的心里装着挚诚；

我们冲完凉澡在深夜的阶梯上坐候天明，谈天，说笑，仰望夜空……彼此鼓励着忘记昨天的疲惫迎接明天的工作；

我们在最后的午餐前一人一句地在黑板上写下歌词，握手，拥抱，流泪……《凤凰花开的路口》一遍遍地唱向高潮唱向尾声唱向那段日子的终点唱向离别……

这些画面，不都是我们的永远吗？

可是，永远是什么，比得上相聚地一杯酒，一首歌，甚至一个相望的眼神吗？

我们终于要毕业了，终于要离别。或许下一次见面就在不久以后，可是，下一次的见面，还会是团聚吗？还会是这么一大家子吗？还会是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时光吗？

我终于要毕业了，我也终于感受出毕业的气氛了，这个气氛从乱家开始，将成为我大学时光最难忘的两段离别之一。

去年的这个时候，文斌成天地和我们混在一起，他说伤感说不舍说离别，我说理解，但那时的理解是那样轻浮而不真实。而今天，看见漳州的兄弟姐妹们走上车离开时，我的感受忽然就变得真切而沉重，每一个人，我都想认真地看几眼，要是，以后天涯海角难以相见怎么办？要是以后相见不相识怎么办？这是太过残酷的问题，就如黑暗里的某种恐惧，越奔跑越想逃离，呼吸就越急促，恐惧就越深。

歌唱得好，“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乱家的这份感动，是青春的我们因同一个梦想聚在一起的感动，是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流汗流泪的感动，是一群人在一项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事业中相识相知相依相偎的感动，是不分年龄不分学校不分男女不分性格地我们乱七八糟地聚在一家里不舍离去的感动……

无论如何，那段灿烂的日子，这段缠绵的感情，将是我的青春纪念册里，最精彩的一笔。

——回应南方都市报社论《公正处理邓玉娇案必须回到司法场域》

21日到23日，邓玉娇案件经历了惊天逆转。23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公正处理邓玉娇案必须回到司法场域》，言语间多有指责网民对事件关注过度，导致舆论失控干扰司法之意。笔者认为，在事件因网友关注而更公开透明的关头，单纯呼吁网友沉默、回归司法是不冷静的，因为在让网友沉寂的同时，我们都不能保证其他因素不会干扰司法，我所指的当然是不利于修脚女邓玉娇的因素。

纵观邓玉娇事件从轰动渐趋沉寂的过程，其几个关键转折点都在于邓母。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1日，两名委托律师与委托人邓玉娇会见，上午的会见邓玉娇父母一直守候在看守所门口。中午一点多邓母接到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电话，急匆匆赶往派出所，但她发短信给律师答应下午2时30分律师与邓玉娇继续会见前会赶回。然至下午5时30分邓母仍在野三关镇，情急之下，律师向媒体公布了“关键证据”即胸罩和内裤，并呼吁网友尽快赶过去，防止证据被毁。也正是这一“公布”、一“呼吁”让律师陷入被动境地，成为后来邓母所称的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的理由。

22日，恩施州警方提取了邓玉娇案的有关物证：胸罩、T恤、长裤、丝袜和内裤。但邓母张树梅称：“除了胸罩，其它4件物品已经清洗过了”。

23日晨，“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声明与律师解除委托关系”成为恩施州各大媒体头版新闻。此时邓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称这是假新闻，自己还在考虑中，并与律师声明自己并未下决定，约律师面谈。但下午5点30分邓母便对媒体称“解除委托确有此事”了。。

细致观察这三天各方形势的变化发现，无论公安、律师还是媒体，估计还有地方政府都在以各种方式争取邓母的态度。从邓母解除与律师委托关系的过程中可看出，是有人事先建议，甚至要求邓母做出这一决定，邓母才会有“还在考虑中”的表述，当地各家媒体才会在邓母考虑好之前就公布了这个不知道由谁做的决定。

再看邓母列出的三个与律师解除委托的理由：一、律师擅自发布邓玉娇的隐私；二、不是以案办案；三、不是站在委托人方办案。只有第一点符合作为“当事人母亲”的她的角色特征，其二、其三的政治高度，想必不是一个担心自己女儿何去何从的普通母亲所能有的觉悟。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擅自发布我女儿的隐私，今后，她怎么做人？我感觉已经偏离了方向，作为母亲，我十分清楚，女儿没有被强奸。”这看似能够成立，然而，就凭这一点，去过分指责律师以及站在律师一边的舆论，让原本备受关注的案件倒向官方一边，提供了更大的官方操作空间，是否值得？

邓母张树梅，一个年龄估计应在50岁以上的普通妇女，一个客观上带有及其强烈主观情感色彩的角色，她的言论、行为如何，只与一点有关，那就是女儿判罪轻重，以及女儿的名声是否将受到损害。从这点出发，只要有人以保证对邓减轻判罚甚至无罪为诱惑，或以邓将获得更重的判罚为威胁，很容易便可将作为“当事人母亲”角色的她控制住 。至于局面如何收尾，只要能证明邓玉娇精神有问题，不是就皆大欢喜了吗？

是的，案件的是非仍未有一个定夺，我们应该尽量争取让案件回到司法场域，但案件的关键证据未进行封存，与案件直接相关、传对邓玉娇进行“性侵”的黄德智不见任何说法，这些都让人不得不质疑，既然证据、证人不全，何以公正司法？

而从干扰司法角度，站在邓玉娇一边的网民又何止是唯一干扰司法的一方？我们所见到的是，官、警、法、媒、民各方都将筹码压在邓母身上以引导舆论，舆论以谁的名义、什么立场干扰司法都还不得而知。

南耳：如果是某场考试，期末考，cet6，甚至曾经的高考，我都敢在犹豫片刻后便草做选择。但我所面临的D和F此时已非两个简单的字母，它们代表两个媒体，其中之一将成为我此生第一个工作。

耳南：只是一个工作而已，何必如此煎熬？反正都在新闻的路上。

南耳：何止一份工作之简单。我所要选择的，是将来的路，我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下半生，我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活。关键至极。

另，虽都在新闻行业之内，但二者差距甚大。一为地方小报，无权无钱，自娱自乐；一为中央大媒，有权有位，人见人怕。表面看后者自当居上，然，前者记者虽格局低视野小但简单纯粹，新闻是从；后者虽格局高视野广但环境复杂，诱惑丛生。我选择了这二者其一，一者将决定我此后新闻前途高低长短，二者将决定我此生人格优劣尊卑。怎能说不难？

耳南：你如何确定前者就简单纯粹，后者就诱惑丛生？又怎能肯定简单纯粹的环境中你自己不会蜕变，诱惑丛生的环境中你自己不能恪守？

南耳：难正在于此。

耳南：据我所知，福建媒体若要寻得一二简单纯粹、新闻是从者，实为极难之事。

南耳：悔于与可以拥有理想的地方失之交臂，以致在理想的贫瘠之地我无所适从。南方，南方，当与你错过，理想，成了一种悲哀。

从离开的那天起，我战战兢兢地没有留下一丝文字，原因很简单，即便此刻，我也还一样坚定：我和南方的缘分未尽。

但我也终于明白，就算有朝一日我还能和它再续前缘，过往的那些晦暗或是精彩，也一点都不能忘却。

依稀记得，踏上广州的那一瞬间，密集的报亭以及报亭墙上争奇斗艳的报纸头条海报就已让我感觉到，那是一片充满着激情与挑战的新闻人的热土，我无比地忐忑同时又无比的兴奋，也正是从那时起，从南方起，我开始真正认识新闻、新闻人、以及新闻这个行业的。而之前的对新闻的执着，可以说是幼稚也可以说是盲目。

南方让我认识到，新闻是一种对社会的参与，是为民生呼为社稷鼓，是对政府的监督，是对政策的解读与服务，是为了最终的和谐而揭露不和谐，是斗智斗勇，是百姓绝望时的曙光（尽管往往让他们失望），是对过去的验证或反驳，是对现在的记录与质疑，是历史在成为历史中留下的痕迹……

南方让我认识到，新闻人还是可以有理想的，它把一个个英雄式的人物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在一个正义与严谨的氛围之下即便沉默也能从对方的呼吸中听出许多高明，它让我认识到记者不一定都收红包，让我认识到记者不一定会因为每日接触太多民生疾苦而变得麻木，让我认识到如何把握现实与理想的尺度以让自己不至于过于绝望或过于浮躁，让我认识到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良知与理性都比普通人更明显的普通人……

南方让我认识到新闻这个行业的规律与变数，认识到这个行业的生存潜规则，认识到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行业中是行不通的，认识到这是一个不断挑战底线与边缘的行业，认识到自己，正可以在这个领域上，拼一拼、闯一闯！

四个月，于我，是一次涅槃。我从茫然地踏上火车走入人海，到瞄准目标放手一试，到备受打击信心扫地，到自卑自毁沮丧至极，再到重新振作一改靡靡，到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到坚持到冲刺，到得到曾经觉得我不行的一个个老师们的认可，眼泪落下……我的南方四月，犹如我前半生的缩影，而当所有情节凝结在这短短四个月中时，自然又更精彩，更刺激，更绝望的山穷水尽，更惊喜的柳暗花明……

四个月，于我，是一个开始，开始我真正的对新闻的执着。

然而正当此时，我却被拒于南方的大门之外了。苦苦等待的笔试终于到来，我信心满满地奔赴广州，结束了，结果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大棒槌。

我不甘心。于是厚颜再次奔赴广州，打听到能赶上最后一波面试，我把笔试时的答卷默了出来，带上简历作品，踏入了曾经待过四个月的那栋大楼。半个小时的纠缠，我终于还是被拒之门外了，那个年轻的HR说，男子汉因为为自己的任何过失负责，我只能离开，在电梯口徘徊许久，生怕遇见曾经相熟的老师。晓凌姐说，上来报社坐坐吧，心里犹豫许久，还是没敢面对那些曾经栽培自己的师长。

离开那天，我偷偷地在报社对面隔着广州大道中拍下几张照片，再一次感觉到那片新闻圣土离自己那么遥远。我依旧不甘，我始终觉得自己和南方的缘分未尽。

刘雪点醒了我，我还可以做最后一搏——去找江艺萍——那个塑造了南方周末黄金时代的神，那个堪称中国当代新闻界传奇的报人，那个感动南方无数记者的人，我还可以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去体验她的宽容与温和。

我把简历、作品递到了她的手上，尽管依旧是失败，但我心已足。那么就算和南方挥手，我心里也已没有凄凄之感了……

仅以此，暂与南方作别。

沃尔玛南昌八一店工会主席高海涛炒了店方的鱿鱼。至此，这场基层工会组织与资本大鳄沃尔玛的斗法宣告结束，高海涛所代表的每月平均只领600元工资的几百名员工输了，输得“理”所当然，输得顺“理”成章。

这个“理”指的是当民意遇到资本的时候，他所必然遭遇的死亡潜规则。正常来说，民意的对立面应该是专制、特权和自身的妥协，资本八竿子打不找边，但在现行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资本恰恰能够在这三者间穿针引线，组成邪恶联盟。这个“理”，只要有资本就能成立，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大家还都得认这个“理”。

具体来说，这个“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笔者称之为资本强权下民意死亡三“步”曲，谨以此事为例，稍作解释：

第一步：在地方政府的撑腰下先声夺人。在这个以GDP论成败的年代，地方政府成为资本持有方首要拉拢的对象。甚至这顺序还得颠倒一下，是地方政府主动拉拢资本持有方。这两种情况都在资本进入之初就确立了资本持有方的炙手可热。那么，原本所谓的劳资平等就变成一通狗屁了，在资本方有地方政府撑腰的前提下，资本和特权甚至剥削就可以画上等号，那来自底层劳动力的民意自然如同草芥，早已默认了资本方的高高在上，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偶尔有挣扎，如同高海涛一般站出来者，往往都要有一定赴死精神、烈士勇气的。

第二步：收买既得利益者里应外合。当有人勇敢的站出来，举民意大旗与资本方叫板时，那些他所代表的弱势群体往往会随之附和，这自然将给资本方一定的麻烦，但却难成大器。因为在这些基层组织中，有一部分人注定地是要被资本所诱惑的，成为既得利益者，这群人比如工厂里面的经理、主任等有一定官衔的人物，他们属于工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也同属于普通工人一类，但区别在于他们从这个工厂中所获的利益远远比底层的工人多得多，且紧紧地与资本方的利益捆在一起，这就决定了这些既得利益者比普通员工反抗资本方的筹码要大得多，更何况，以他们的待遇，何至于要反抗？所以你基层工会代表不愿意签集体合同那就罢了，资本方大可绕过你，直接从经理主任中选出一些“员工代表”，把这“城下之盟”签了，反正不损失这些人大的利益，你情我愿，底层员工也只能乖乖遭殃。

第三步：抓住弱势群体生活压力乘人之危。民意还有一个特点在于妥协性，具体表现为首先是不容易极端爆发出来，其次是爆发了一旦出现挫折很容易就认命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国民性上的弱点，但也不能忽视客观的原因：对于这些底层员工，无论从时间还是经济上，与资本方都是力量悬殊。资本方大可聘请一些人和你慢慢周旋，而员工罢工半天就没了半天的收入；资本方大有闲钱可以收买一些既得利益者，员工选择表达民意的时候还得充分盘算那点糊口的家用是否经得起折腾。另外，万一失败了，连原本那点最低的工资都没了，怎么办？这些都是弱势群体中民意天生的缺陷，现实的压力让人们宁愿放弃一些权利而选择眼前的安定。举个例子，当小区里的业委会为了维护业主权利与开发商周旋的时候，可能一部分业主心里正在骂：“神经病！干嘛把小区搞得乌烟瘴气的！”这是资本天生的仗势欺人。

经过这三步，民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认了这个“理”，而这个“理”的源头，还得从地方政府数起，无论劳资的争端还是物业的争端，地方政府都要为其对资本方的偏袒负其最大的责任，而要彻底地把这个“理”顺过来，也得从地方政府检讨自身的执政观念做起。

星岛环球做了个专题，说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取名《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初看这题目，感触颇深——第一眼，看到无奈，再一眼，看到沉重与凄凉。脑海里从感叹自身尚无去处到逐渐浮现出一幅满是背井离乡的人的车站，化用一句北岛的诗句，“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失业者弯曲的倒影。”我把原诗中的“死者”改成“失业者”，二者在很多时候的很多地方对于很多人，是一样的绝望，比如“现在，中国，农民工”，或者“现在，中国，大学生”。

在这个语境下，我不想把农民工和大学生区别太开，尤其农村大学生，学位拿到了工作没找到就可以定义为失业农民工了。“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是他们共同的感情。这其中的无奈、沉重和凄凉，谁知？

进不去的城市

这句话不要过多说明，数据可以说明一切。今年将有610万大学生毕业，但能够顺利就业的有多少尚不明晰，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去年还剩下至少250万大学生没有就业，今年萧条的经济形势下，带上去年剩下的这些，情况自然更糟。

农民工情况亦然，随着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去年或许是他们最早回家过年的一年，而有媒体报道今年开春将有近千万农民工返城，这无论对城市还是他们自己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萧条的经济形势下城市还有多少余粮来养活他们？他们能否从城市这只瘦死骆驼的腰包里赚来一份工钱养活农村？

退一步说，在现今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就算在城市读上四年书，或在城市打上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工，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够进入城市，扎下根来。说到底，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可以在城市的长途车站下车，可以在城市的公路上行走，在城市的水泥地上居住，在城市的公共厕所里方便，但终究不属于城市。对于一些恋乡恋土的人，是不想进，对于另一些人是拼了命想进，却进不去。

回不去的故乡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常想这件事的人是总理温家宝。其实要想明白很简单，无非两点：一，城市由于各种条件的优势教育高速发展，虽然农村也在发展，但速度远低于城市，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越拉越大，高考录取时每个地区有限定的名额，自然多被城里优秀的学生所占，所以一旦有农村孩子考上大学那在当地就一定是大新闻了，聚焦了众多目光；二，进入城市读大学的成本太高。

这两点直接决定了当农村大学生毕业了没找到工作时故乡就成了回不去的故乡了。

对于城市孩子，上大学是一条自我实现的路，而对于农村孩子，上大学是唯一一条自我实现甚至家庭实现甚至家族实现的路，至少那些饱受愚昧与无知之苦的农村父母是这么认为。

如果“唯一”这个词用得不当，那例外的路就是背上行囊背上妻儿的寄托和牵挂走进城市成为农民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那些使在泥土地上得不到回报的力气使在水泥地上，吞下疲惫和孤独露出微笑来说一个“鸡犬升天”的谎言，等待渺茫的“一人得道”的日子。

这样的担子挑在肩上，农村大学生和农民一样，即便他们已厌倦城市，夜夜思乡，又怎能轻易卷起铺盖回家？怎有勇气回去面对曾经聚焦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怎忍打破亲人们那些淳朴的期待与梦？如果把它们挡在城市之外的是现实和形势，那把它们挡在故乡之外的便是尊严与深情。

2009年，现实、形势、尊严和深情都在挤压着这两个人群的内心，紧张而萧索，正如我念叨“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时不自觉发出的那一声叹息。

 记得前几天随手拿到一本献血手册，事无巨细的每一个步骤都列的一清二楚，关于早餐说的是要吃饱，不能吃油腻的食品，最好是稀饭加馒头，一想发现南方主食加北方主食竟然就是最清淡的，于是匆匆了事。

现场场面甚为壮观，长队一直排到公路上，人头攒动，在队末站了几分钟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便钻了进去，也不管什么排队秩序，社会本来就是这样，你在一个地方站久了，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虽然有些无赖，但抱着侥幸旁人不会在意便义无反顾了。队伍始终没有流动，一打听才知道献血车还没到，原来这么有序的队伍不过是一场独角戏。

 果然，采血车一到原来的长队便立刻被分割拆散甚至前队变后队的打乱了，接着每个人都领到一张表格，从头到尾列了22种病症，听过的没听过的，可能得的不可能得的都有，只要有其中一种便不能等上神秘的献血车，庆幸自己并不曾与上面的任何一种有过交情，于是自信的把表格递了上去。

测血压，验血型，在自己的表格上盖一个“初筛合格”，便拿到登上献血车的资格了。江俊许敏一可正好一起，再加上先在车上的张义向辉感觉似乎有把采血车占领的欲望和可能，许敏和我并排，我感觉的到他的紧张，我由于周围都是熟人倒没有任何感觉，护士小姐让撇开眼睛看外面我却还是完完整整的目睹了粗粗的针是怎么进入我的血管的，和护士小姐开玩笑，和江俊打招呼，和许敏比谁的血流得快，不亦乐乎。我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任务，而许敏却用了我的两倍时间，据护士说因为我的血管比较大，呵呵呵呵，我只觉得好笑，原来还有这个优点，下次自夸的时候便可说“我以惊人的血流速度破了那辆采血车当天最快得速度，因为我血管大，哈哈”，以为自娱吧。

献血证和学生证差不多，只是封面要更鲜红一点，红得让人能感到一些光荣，不是运动员不是科学家这种光荣感是很难体验到的，一定自珍。

其实早有耳闻献血会有营养补助，拿到献血证的同时我领到了，和江俊一起共一百元，崭新的人民币，和献血证一样鲜红，却不让人感到光荣，却能让人感到兴奋，“哈哈哈哈，赚钱啦”奔走相告的不止数人。

卖血光荣，呵呵。

记得斑驳的树影淘气的月光迷离的晨雾

还有垂柳　还有湖心岛黑色水鸟木讷的孤独

我只记得我的无赖你的无奈手心有过不属于我的温度

记得无所顾忌的言语一心为二的游戏依稀招手的幸福

还有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还有信誓旦旦义无反顾

当回忆完这一切我便开始彻彻底底地失忆

并不曾有黑色角落不曾有沉默不曾有不知觉的日升月落

并不曾有叹息不曾有分离不曾有残忍至极的一夜悲喜

更未曾目睹你的泪光我的沮丧然后我一个人奔跑在陌生的马路上

未曾亲见轻轻挥手的幸福依依不舍的眷顾你的转身我的无助

那样那一夜将会如我温习过无数次的梦境般完满

可梦境终究只能是开始的同时注定着结束

好吧那就是让它回归现实我依旧静静静静地等待静静静静地孤独

    家长拉不出，是无奈；

    不法商贩拉不出，是活该；

    国家和民族企业拉不出，是无“可救药”，除非大动手术。

吃得下去，要拉得出来  

    婴儿为什么要吃奶？有两个原因。一，容易吃下去，这一点是对婴儿食品最基本的要求；二，吃下去以后能够达到维持生命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提供必须营养。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决定了奶是最佳的婴儿食品。

对于人奶，我们绝对只需要考虑这两个因素。而这次三鹿奶粉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忽略了另一个条件：吃下去了，有营养了，但是否拉得出来？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每当我们爆出某个食品有问题的时候大多因为它导致拉得太多太快了，一泻千里，人们觉得身体内的营养甚至器官都被拉出来了，这是大问题，而有一些东西拉不出来的问题却不愿替婴儿多想，也没这习惯。

这次人们才知道，拉不出来比一泻千里厉害得多。而且很多看似营养丰富的东西，吃下去了，常常都拉不出来。

婴儿拉不出来，自然是最无辜的。没有母乳吃，要吃开水泡了烫嘴的牛奶，本来就可怜。父母为了弥补不能提供人乳的过失，想尽办法想通过奶粉多给婴儿补充些钙啊铁啊什么的。于是高钙奶、复合奶满街叫卖，经过检测各种营养元素齐全的奶粉理所当然的喝进了婴儿之口。可没想到把三聚氰胺也顺带着消化了，然后喝着喝着尿尿就变黄了，再接着干脆就拉不出来了。无辜又能如何？说不出话来，哭哭闹闹罢了。

家长拉不出来，是最无奈的。三鹿一灾，最痛是谁？自然是天下父母心。这结石的确长在婴儿们的肾里，可这父母心上的痛，别说拉了，就是伽马刀恐怕也没法消除。但又如何，这世上只能哭哭闹闹，说不出话来的，又何止婴儿？有些文化有些意识的家长从六月便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每次有关部门检测后都给出果断的答复——“没问题！”，奇怪的是前几日某有关单位某有关官员却说，“须出现一个群发了以后，才能够确认跟这个食物有关”，意思是要有一群婴儿都尿不出尿了他们才会重视才会开始检测，那请问前面的检测结果如何得来？三鹿没有让他们失望，三个月时间，终于让他们看到一个群体了，不过不知道对于13亿人口来说，3万的潜在受害者群体会不会太小。

当然不能全怪人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要从自己身上找的。据说这次首批发现的肾结石婴儿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中国底层大众的“失语症”在这次事件中又一次犯了，要不不说，说了的人只要四箱96包三鹿高钙奶粉便放弃了挣扎安静下来。

那些现在头衔为“不法”和“无良”的和奶粉有关的人，自然也是没那么容易拉出来的，他们没吃奶粉，却把那些毒吞下去了，公道自在天，会有他们的报应。而且据说已经来了，相关官员卸职，三鹿老总下课，不法奶农被捕……这个事件的三个主角都派出代表接受报应了，欣慰之余，我们自然期待着剩下那些人紧随其后，否则食品安全，岂是免检严检所能区别的？

最大的结石莫过于结在中国政府和中国民族企业的肾上，这二者是绝对需要“大动手术”才能拉得出来，而且要修养很久才能恢复元气的。他们二者面临的是一样的问题——信任危机。对于前者，是中国民众对官方检测检疫部门的质疑，这绝非几个声明能消除影响的，更何况至今还未见到有人出来认错有人出来道歉的。对于后者，奶业领域的信任危机还是小事，整个食品行业，甚至“民族企业”和“made in china”这两个词都要被放在全世界唇齿之间嚼上几番。这无疑将是这700万袋奶粉留在中国肾里的最大结石，将是这一事件影响最大，持续最长久的后遗症。

都是拉不出来，但结石不同便秘，对着症吃药只能解决后者，整个体制健康才能预防前者。有关单位该屈尊两股间好好研究下排泄问题了。

在幽谷里遭遇月光皎洁

我对着月光起誓

我只是来拜访深居的女神

敲开心扉，我便离去

不带走一片月光

不留下一丝尘埃

但我会带走女神的牵挂

会留下我的思念

当我勒转马头　闯入尘埃

我同样对你起誓　月光

我会洗净白马归来

七点入睡　八点半起床　出发

福师大　感受荒凉　有些熟悉　正如自己的这个角落一样

灰色的建筑　低沉压抑　快要窒息

两天只睡了五个多小时　累　无精打采　卷宿舍　老朋友相继而至

卷　宁娟　东施　猴子　阿秋

午饭火锅　热闹温暖　他乡遇故知　他乡团聚　别是一种感觉

电影　the god must be crazy 喜剧　笑声不断

打球　久违的感觉　嗓子嘶哑

亮来　短暂的相聚　谈兴未尽　别

收礼物　离开

福师大学生街　串串香　东街口　和淼短暂的独处　别

少伟家　感受周到　洗澡　聊天　睡觉　入被即眠

1月3日

八点　醒来　早饭福州锅边　西湖公园

游园　美景不胜　乐趣不断

回

回

回

后记：

第一次为一个陌生的城市感到这样不舍，我知道，因为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又那么多我熟习的人，下雨了，却怎么也留不住自己。心还在的，在那一条条黑马路上，一排排环路灯下。

发现自己也会记流水帐，而且比她高明，呵呵。

总觉得元旦不算什么大节日，算得上是一个新的开始，却值不得洗心革面。但今天我却是决洗心革面了，我决定做一个赖皮的人，赖皮的对自己说要为她而努力，赖皮的把将来的××想像成一个幼儿园老师，我希望自己有自信一直赖皮下去。

洗心革面真的很好，从早晨起把所有东西洗了一遍，看一部电影，写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的日记，远离游戏，感觉挺好。

明天，崭新的我，你还认得吗？

社团活动结束

征稿结束

考试远

元旦

玩

虽然一个月前就有左左右右的人有心无心的提起元旦地计划

姐和晖的邀请　集美行　鼓浪屿行　或者玩三天游戏　看三天书

原来计划这么脆弱　几个人心血来潮　便决定

福州一行

12月31日晚

昱华生病　少了一个游伴

帝国　战争一直打到下一年才结束　欢呼　洗澡　收拾东西

凌晨两点　调闹钟　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