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此文系应《蛇口通讯报》之约而写的，写于1988年9月9日，被搁了4个月，才于1989年1月9日刊出。由于该报在内地发行量极少，很少有读者见过此文。1988年11月10日，北京几家民间学术机构联合召开“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我应邀参加。我发言的主题就是驳“民主缓行论”，并强调要冲破旧框框，摈弃“四化”、“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民主”这类不科学的概念。
    
    民主，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已是中国人民的战斗口号；新中国建立前，共产党也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号召；80年代初期，宪法上又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可是，近年来报刊上议论民主的文章为数甚微，而其中大部分，要不是在枝节问题上绕圈子，就是故意设置思想障碍，甚至为民主恩赐论辩护，卖玄弄虚地宣扬民主仅是个“朦胧的理想”，等等。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
    
    （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 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
    （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
    （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 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但在历史和事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只要作些简单比较、分析，就足以使其不攻自破。
    
    第一，“落后”是个相对概念， 目前中国经济比起发达国家固然是大大落后了，但比2500年前的古代希腊雅典决不落后，甚至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 年美国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也仅231美元。可是雅典在2500年前就实行过历时200多年的民主制，行政、军事领导人和司法人员都由自由民选举产生。200年前美国独立时即实行民主制，开国元勋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后，坚决拒绝继续连任，而且也没有以“你办事我放心”为理由来指定所谓“接班人”；美国也并没有因此就天下大乱。而美国的工业化，1807年开始，1860年才完成。由此可见，民主并不是一个钱的问题。实行民主，不需要多花一分钱，相反，倒可以大大节省政府开支，因为只有在真正的民主监督下，才能保证为政清廉。
    
    第二，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我国至今未能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制，全国有1/4的成年人是文盲，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但这决不是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理由，因为，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
    在美国，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州是宾夕法尼亚，开始于1832年。教育最发达的马萨诸塞州1852年才实行义务教育，到1870年才有2/3的州实行义务教育，在这以前，美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不及今天的中国。而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经过实地考查，写出了巨著《美国的民主》，对美国民主制给以高度的评价。
    由此可见，普及教育虽然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但不是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
    奇怪的是，有人一方面以教育不发达为理由，认为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条件；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增加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目前仅占2.5%)。甚至还有主张削减文化教育经费的。
    
    第三，民主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几千年的传统确实无缘， 我们有“为民作主”的传统，却从来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前不久输入中国的，1949年就统治了中国大陆。而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
    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是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当时仅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传播，30年后它就被奉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民主思想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建国已将近40年了，以传统为借口而推迟民主的实现，不过是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当然，传统的影响是有的 ，但主要不是表现在黎民百姓身上，而是在那些自命有权或有责任“为民作主”者的身上。因为，民主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排斥民主，只能说是历史和逻辑的颠倒；颠倒者必然要受历史的惩罚。如果说没有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中国的特色，那么这种特色仅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烙印。封建传统与民主思想水火不相容，是实现民主的最大障碍，而形形色色的民主缓行论多多少少同这种传统有瓜葛。
    
    第四，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以法治为基础。
    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在所谓“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决策者既要人民承受饥饿和浮肿病，又把人民作为“驯服工具”，这种历史悲剧(事实上是民族灾难)在今天无论如何是演不成的，因为时代和人民毕竟都不同了。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当前民愤极大的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官商、官倒、贪污、受贿、浪费和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如不能有效地制止，势必导致改革的最后失败，人民和国家将再受一场浩劫。
    要同这些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不能依靠少数官吏，因为“官官相护”已成历史通病。要根除腐败，只有使一切官吏无例外地置于人民的公开监督之下，首先是接受舆论的监督。要使舆论产生有效的监督作用，必须彻底改变舆论一律的传统，公民应该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687.html

许良英：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

    题记：此文脱稿于1993年5月1日，原是应北大一个青年教师之约而写的。他说计划编一本关于人权的论文集，语气恳切，我和老伴王来棣信以为真，各花半个月写了一篇较有份量的论文。他拿去文稿后就如进入“黑洞”，既不退稿，也不归还向我借去的1991年在纽约召开的中国人权问题国际会议论文集，任凭我多次打电话，写信，和托人催问，都不理睬。北京学术界竟有如此黑洞，令人寒心。幸亏我们留有底稿，得以另觅途径，在海外发表。
    
    提要：民主和人权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无缘。民主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早在2500年前，希腊雅典就实行过历时250多年的民主制。当时雅典城邦的自由民虽然崇尚自由、平等，但缺乏人权概念，这成了雅典民主制的最根本缺陷。人权概念直到17世纪才开始出现，它是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的产物，也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一)
    
    雅典民主制，连同相随的雅典文化，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最璀璨的瑰宝，为冲破中世纪思想禁锢的文艺复兴运动点燃希望的火炬。“五四”时期被称为“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的“德、赛两先生”之一的“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注1)，就来源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ια(demokratia)，意思是“人民的统治”，即“民主”。关于民主的涵义，被誉为民主传统第一个历史文件的、雅典城邦鼎盛时期的领导人伯里克利(Perikles)于公元前431 年在阵亡战士葬礼演说中是这样阐述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的真正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众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注2)
    
    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注3)。约30万人口的雅典城邦，凡20 岁以上的男性自由民，都有权参加每月召开3—4次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全城邦最高权力机关，定期选举行政和军事领导人，评审公职人员的政绩，决定宣战或媾和，缔结或解除同盟，制定和修改法律，决定财政开支等等。司法方面，以公众法庭为最高审判机关，公众法庭的审判官由全体30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一年。所有公职人员都处于公民的严格监督下，他们的工资低于普通手工业工人的收入。雅典人崇尚法治，坚决反对人治。认为人是“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非常赞赏雅典人的法治传统， 他把人治归于“兽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学著作中，他指出：“谁说应该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注4)
    
    雅典民主制使全体雅典自由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自己的命运。由此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不仅使整个城邦社会安定，物质生活富裕，国防力量强大，而且精神生活丰富多采，文化、学术繁荣，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尽管雅典民主制有其无与伦比的优点和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但它只持续了256年。它的被扼杀，固然由于外敌(马其顿)的凶悍， 但与它本身的一个严重缺陷也不无关系。
    
    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注5) 这已为现代民主理论所确认并继承。可是，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很可能产生与民主理想相反的严重后果，而雅典人正是有意无意地犯了这种错误。根据希腊历史记载，在这个问题上，雅典人犯过两方面错误。
    
    首先，由于可能出现多数人并不完全正当的意愿，会造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恣意侵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曾多次批评了这种现象，这主要是“当代的平民英雄们热衷于取媚平民群众，往往凭借公众法庭没收私产以济公用。”(注6)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极端民主”。 如果认为“多数决定”原则是民主理论的唯一原则，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可是事实上，民主概念的涵义，特别是现代民主理论，还有另外与之平行的原则，使多数决定原则不能无条件地推广到任何领域。因此，从严格意义说来，所谓“极端民主”，是根本不存在的，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概念。
    
    另一方面，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提出新见解，首先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旧传统束缚的，总是个别人，能够迅速认同新见解的也往往只能是少数人，而多数人往往一时难以接受对他们完全陌生的新思想。如果这个时候也实行多数决定原则，势必扼杀新思想，扼杀真理，阻碍社会进步。这种违反民主政治宗旨的历史悲剧，在雅典竟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教士提出的法律：凡是不信雅典人所信奉的宗教和不敬神的人，都应立即治罪。根据这一法律，由小亚细亚爱奥尼亚(Ionia)来雅典讲学达30年之久的雅典第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被捕入狱， 后被驱逐出境。他的罪名是宣扬太阳是一块红热的岩石，月亮是土，亵渎了神。他是第一个解释月亮是由于反射而发光，并且正确解释月蚀成因的科学思想家。对阿那克萨哥拉的迫害，是人类历史上因科学思想触犯正统意识形态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第一例，而这恰恰发生在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城邦，不能不令人遗憾。 此后不久，又出现了驱逐哲学家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事件。他也是从外邦来雅典讲学的。他的著名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驱逐出雅典的罪名也是宣传无神论，因为他在一部著作开头写道：“关于神，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他这部著作在雅典被公开焚毁。
    
    十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件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冤案，那就是处死年已七旬的当时雅典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罪名是：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此来蛊惑青年。审理这一案件的公众法庭出席审判官501人，以281票对220票决定判处他死刑。关于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Plato)和色诺芬(Xenophon) 都有详细记载流传于世。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申辩，侃侃而谈他的人生哲学，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和崇高的理性，是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虽然苏格拉底冤死后14年，雅典人就为他平反昭雪，诬告者被判死刑，但这一历史悲剧始终成为雅典文明的一大耻辱；这也导致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等思想家对民主制持否定态度，而倾向于贵族寡头政治。
    
    雅典民主制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享有公民权的，仅限于父母双方都是本城邦自由民的男性公民，妇女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有甚者，占人口近一半的奴隶(大多数是战争俘虏)被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 亚里士多德语)，被剥夺了人的任何权利，连人身自由也没有。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还没有形成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建立民主制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这使他们的民主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两大缺陷。
    
    (二)
    
    经历了一千年中世纪神权专制统治之后，人们终于冲破了层出不穷的残酷的宗教迫害，挣脱了长期愚昧的思想禁锢，意识到了人──首先是个体的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这种关于人的自我觉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希腊时代人性的恢复，这就是这次人的觉醒运动之所以称为“文艺复兴运动”。但它不仅仅是恢复了希腊人对人性的理解，而且大大地超越了。这归因于中世纪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所引起的反思，以及随后社会的不断发展所引起的思考。这个超越，首先表现在人权概念的逐步形成。随着对人(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价值的确认，自然要思索每个人在社会中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所必需的权利。这就是人权，是对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特权和思想专制的彻底否定，使希腊思想家所向往的自由、平等得到了全面发展。
    
    最早对一般人的权利(不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行系统论述的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Grotius)。在他诞生前两年，荷兰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在1625年的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来解释人的社会生活。他认为自然法的根基是合理的人性，它本身就是理性。国家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利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人人都有为维护生命、自由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他认为“权利”就是“公道”(或译公理、正义)，而这两个观念在西方都是用一个词来表示( 英文都是“Right”)的。
    
    继格劳秀斯之后，在英国人民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斗争中，英国诗人、政治家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发表《论出版自由》， 提出出版自由应该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特权”。
    
    最早以公民权作为政治纲领基础的是17世纪英国平等派(Levellers) 的《人民公约》。平等派是英国内战与共和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领袖是国会军军官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当时在国会军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克伦威尔 ( O.Cromwell)为首的独立派，主张保留王位，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平等派则主张政治平等，普及选举权，以国会为最高权力机关。他们于1647年10月28日向军人议会提交《人民公约》，声明是为争取“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稳固而现实的和平”而制定的。它要求在一切法律中，“人人都受同样的约束，不得因土地所有权、财产、特权、等级、出身或地位而享有任何豁免权”；“法律应当是平等的”，“不得损害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最后强调，“我们所宣布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天赋权利，因此我们一致决心竭尽全力维护它们”。 《人民公约》在军人议会讨论时被否决，不久平等派遭到克伦威尔镇压，而5年后克伦威尔成为军事独裁者。虽然平等派被镇压了，《人民公约》这个最早表述近代民主思想的文件被遗忘了，但实际上，平等派所倡导的理想在英国，尤其在美国，依然还活着；到18世纪末，它们在这两个国家重又大放光明。(注7)
    
    第一个从理论上来论证人权、自由与民主关系的，是荷兰理性论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他青年时就因思想问题被放逐，长期居住乡间， 靠磨光学玻璃片糊口，终生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罗素(B.Russell) 称他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的，“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注8) 他的思想与人格对爱因斯坦(A.Einstein)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于1670年出版匿名著作《神学政治论》，在序中明白提出“个人的天赋权利”概念，并以此作为论证的出发点。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热切向往思想自由，认为“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是“天意赋予每个人以自由”。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国家的基础：个人的天赋之权与公民权”，认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体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结合的政体”。最后一章专门论述思想自由，指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于人的。……此天赋之权，即使由于自愿，也是不能割弃的。 ”“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理性的动物变成畜性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发展他们的理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注9)
    
    第一个对现代民主思想进行全面论述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的是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他与斯宾诺莎同年(1632年)生，但两人一生的遭遇和哲学观点完全不同。他经历了英国人民为争取民主所进行的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成为辉格党的思想领袖。他的主要著作都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问世的，那时斯宾诺莎早已因贫病交加而早逝了。他于1689和1690年发表了“光荣革命”前就已写成的的理论著作《政府论》上、下篇。上篇专门驳斥保皇派的君权神授和王位世袭理论，下篇则是对英国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制进行正面的理论阐述，这是对英国1640年以来历次民主革命斗争成果的总结，同时又吸取了前辈政治思想家的成果。正如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洛克“的天才的主要标志既不是学识渊博，也不是逻辑缜密，而是集中了无与伦比的常识，他借助于这些常识把过去经验产生的关于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的主要认识集中起来，纳入他这一代更为开明的思想之中。他把这些道理用简明、朴实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传给18世纪，成为英国和大陆往后政治哲学赖以发展的渊源。”(注10)洛克的政治理论体系基础是人权，民主政治的目的主要是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政治迫害。他认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不经本人同意，不能使他受制于别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侵犯。”当人们组成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行动一致时，这“只有经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办到......，每当个人同意和其他人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时，他使自己负有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都应服从多数决定的义务。”(注11)这些论点构成了近代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
    
    洛克的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和经验论)和牛顿(I.Newton)的物理学( 他们两人原是好朋友)18世纪20年代由伏尔泰(Voltaire)介绍到法国， 有力地推进了法国的启蒙运动。法国贵族出身的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于1748 年出版他先后经历了20年才写成的《论法的精神》。它讴歌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对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书中最脍炙人口的论点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为了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应该分立，互相制衡。“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注12)分权思想，亚里士多德和洛克等人都曾提出过，但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原则是孟德斯鸠首创，它成为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
    
    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对公众最有感染力的是贫民出身的思想家卢梭(J.J.Rousseau)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此书的副题是“政治权利的原理”。他满怀激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注13) 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要求民主的法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注14)“迫使他自由”是一种何等荒唐的观念。以后黑格尔(Hegel)又加以发展， 把自由定义为服从警察的权利。对此，罗素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学说“虽然对民主政治献嘴皮殷勤，倒有为极权主义国家辩护的倾向”；他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注15)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卢梭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在一年多时间内，有将近四千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G.Danton)和化学家拉瓦锡(A. L.Lavoisier)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
    
    (三)
    
    历史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全面地表述近代人权和民主思想的，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议会于1776年 6 月 12 日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法案是由梅森(Gerge Mason)起草的， 它吸收了英国的经验和理论，以及1641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制定的《自由典则》(Body of Liberites)。这个法案当时在美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直接影响了正在草拟中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法案开宗明义说明，所以要制定这个法案，是为了确认属于人民及其后代的，作为政府之根本和基础的权利。其主要内容为：
    
    “1. 人人生而同等自由与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状态时，他们不能用任何契约来褫夺或剥夺他们的后代所享有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是：对生命与自由的享受，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
    
    “2.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而也来自人民；官吏是他们的委托人和仆人，在任何时候都应服从他们。”
    
    “3. 政府是，或应该是为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保护与安全而组建。”
    
    “4. ……公共职务不能传代，行政官、立法者或法官的职位也不应世袭。”
    
    “5. 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应与司法权分离并有所区别。”
    
    “6. 议会中人民代表的选举应是自由的；人人……都有选举权。”
    
    “8. 在所有……刑事诉讼中，……不得强迫人提出对他自己不利的证据。”
    
    “12. 新闻出版自由是自由的重要保障之一。” “13. ……在一切情况下，军队都应严格服从文职权力。”
    
    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也称弗吉尼亚宪法)通过前一天， 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大陆会议任命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中有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年迈的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B.Franklin)。 委员会由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任主席，宣言实际上就由他执笔。他曾参加过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制定工作。《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由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人民要求建立民主国家政权的正式文告，是美国建国至今217年来政治生活不可动摇的准则。《独立宣言》宣告：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中间才组建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变成损害这些目的时，人民便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美国实现独立后，1787年9月17日制定了《合众国宪法》，1791年12月 15日又通过了称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其中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第四条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物不受无理搜索与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 美国革命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法国人民。1789年7月13 日巴黎爆发了反对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第二天攻占了巴士底狱，革命取得了胜利。8月26 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由拉法耶特(Lafayette,—译拉斐德) 起草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拉法耶特原是法国贵族，有侯爵封号，但他思想开明，曾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战功卓著，同华盛顿结下深挚友谊。1789年5月他作为贵族代表进入法国三级会议，一个月后，三级会议改组为国民议会，7月11 日他即向议会提出《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草案。这个草案是拉法耶特在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的帮助下完成的。当时杰斐逊任美国驻法国公使(1785 年他接替富兰克林任此职)。
    
    《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显然是以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为蓝本，但内容更为完善，把150年来所有关于自由、民主、 宪政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十分简洁的形式表述出来。这个宣言以后多次成为法国宪法的序言。
    
    《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指出：“鉴于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现决定在一个庄严的宣言中公布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神圣的人权。”它宣告：
    
    “ 1. 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殊荣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之上。”
    
    “ 2. 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 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在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不是明确来自国民的权力。”
    
    “ 4. 自由是指可以去做任何于他人无害之事的权力；因此，行使各人的天赋权利，只能以保证社会其他成员也享有同等权利为界限。这些界限只能由法律来确定。”
    
    “ 5. 法律只能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动。凡不是法律所不许可的事，都不得禁止；并且不得强迫任何人去做不是法律所规定的事。”
    
    “6. 法律是公意的表现。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自或者通过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一切人,无论是保护还是惩罚,都必须一视同仁。在法律的心目中,一切公民都是平等的。”
    
    “9. 任何人在被宣判有罪之前，都推定为无罪。”
    
    “11. 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说话、写作和出版，但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这种自由承担责任。”
    
    (四)
    
    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两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们铭刻着人类关于人权和民主的理想与准则，这些准则是现代政治民主制的基石，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任何国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只要真心实意想走现代化道路，要求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无例外地都以这些准则作为它们宪法的基本架构，当然，要实现这些思想和准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必然遭到旧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拼死反抗和旧思想的抵制。因此必然要经历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
    
    就以美国为例，虽然《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持续了将近九十年，最后还是通过内战才得以解决的。可是，在解放黑奴战争胜利结束后4年(1869年)，黑人才获得选举权。事实上，由于种族歧视根深柢固，黑人的人权依然没有保障，直至20世纪60年代，经过黑人奋起抗争和全国上下呼应的民权运动，问题才算真正解决。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的选举权问题，美国原来各州都有财产(不动产)限制，甚至连参加过《独立宣言》起草的约翰·亚当斯和麦迪逊(James Madison,他们两人还分别担任过第二和第四任总统 ) 也都反对废止财产限制、 扩大选举权。 经过第七任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努力，到 19世纪中叶， 全国所有各州才完全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但还只限于成年男子。而妇女直至1920年才争得选举权。
    
    普及选举权、遵循多数决定原则的民主制，曾引起那些同情民主但更倾心于贵族政治的政论家的忧虑和恐惧。例如约翰·亚当斯就曾断言：人民易专横残暴，“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篡夺少数人的权利”；在所有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骚乱和混乱。他虽然承认平民是国家的基础，但却认为指导政务的必须是“出身名门”的绅士，甚至主张总统和官吏都可以实行终身制和世袭制。(注16) 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C.A.de Tocqueville)1835 年出版的成名之作《美国的民主》上卷用两章篇幅来讨论“多数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问题。他虽然“主张一切权力来源于多数人的意志”，但却认为：“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个邪恶的、极为可恶的箴言。”并且认为，以为“可以给予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这是一种“奴隶的语言”。他批评美国的“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滥用权力”。(注17)
    
    在历史上，“多数暴政”确曾存在过，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期间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所谓革命恐怖。以后， 通过多数决定的选举，也曾产生过反民主的专制和极权统治，两个最著名的例子是：(1) 1848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通过普选以 750万张选票(占72％) 当选为法国总统，4年后又轻而易举地以80％的赞成票复辟称帝。(2)1932年4月德国总统选举(第二轮)中，希特勒获1342万张选票(占36.8％)，仅次于兴登堡；同年3 月国会选举中，希特勒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党”( 旧译“国家社会主义党”，简称Nazi,即纳粹)获1375万张选票(占37.4％)，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于是1933年1月兴登堡提名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就是这样在众人的喝采声中开始施展其灭绝人性的“政绩”的。可是，路易·波拿巴和希特勒用欺骗手段取得选票后根本废止了民主制。特别是希特勒，通过党卫军和秘密警察实行恐怖统治，他的种种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就不能由德国多数人来负责了。
    
    事实上，约翰·亚当斯和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 在美国并未出现过。这是因为：(1)美国多数人民和历届政府基本上是信守《独立宣言》、各州宪法和《人权法案》(宪法修正案)的，他们把个人的天赋权利看作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2) 他们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制度，任何权力都受到制约，不可能形成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权，因此，也不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暴政。现代民主制所不同于古代雅典民主制的，主要就在于：以保障人权作为民主的前提和首要任务；并且坚持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立和制衡原则。这不仅使像古代那种驱逐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塔哥拉、处死苏格拉底的悲剧，以及中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像长期拘禁罗哲·培根(Roger Bacon)，烧死塞尔维托(M.Serveto)、布鲁诺(G.Bruno) 和刑审伽利略(Galileo)这类倒行逆施的暴行，在现代文明民主国家永远成为历史陈迹。 至于中国特有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和历代王朝的“腹诽”，以及经历几千年而不衰的文字狱，更为现代文明所不容。
    
    由于人权概念在现代民主思想中的至关紧要的地位，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自然成为衡量它的民主化程度的首要指标。长期研究政治民主制比较量度的美国社会学家博伦(Kenneth A.Bollen)把“政治民主”定义为：“权贵(elites)的政治权力被尽量缩小、非权贵的政治权力被尽量扩大的程度。”此处所说的政治权力，是指对国家的管理系统的控制能力。所谓权贵，包括政府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员，以及政党、地方政府、企业界、工会、专业协会、宗教团体的领袖。博伦认为，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是量度政治民主的两个维(dimensions)。“政治权利”是指“这个国家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以及每个人有权直接或者通过其代表参与政府的程度”。“政治自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任何媒介自由发表任何政治见解，以及自由成立或者参与任何政治团体的程度”。(注18)显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都是现代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人权的基本内容。
    
    由于中国长期的自我封闭和排外的思想禁锢，即使在知识分子中间，能认真搞清人权和民主概念的为数甚少。二、三百年前就已为众多启蒙思想家彻底探讨过和明白揭示了的，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的那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包括像我这样青年时代提着脑袋从事过“民主”革命斗争的人)却显得十分陌生。相反，目前充斥市场的，往往是一些有意无意的误解或曲解，甚至是蓄意假造的伪劣商品。为了便于识别真伪，正本清源，不妨把从古代希腊到启蒙时期政治思想家所创立，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之奋斗抗争并行之有效的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一简要的归纳：
    
    （1）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权贵(无论是个人或是寡头集团)的臣民或驯服工具。
    
    （2）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通过“多数决定”原则进行统治。但在任何情况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公民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得被侵犯和剥夺。
    
    （3）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强迫的和非法的手段。由此，通过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举，少数派可能成为多数派，多数派也可能成为少数派；一切取决于选民的意愿。
    
    （4）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政府首脑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选举产生，并直接向选民负责；发现有不称职的，可以随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 
    
    要实行民主，必须以如下各项的保证为条件：
    
    (1) 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地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对领导人的批评，而不受到迫害和报复。( 终止以言论或文字治罪的历史，废止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
    
    (2) 严格实行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终止人治和以权代法的历史。)
    
    (3) 实行权力制衡，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杜绝专制独裁的可能性。)
    
    (4) 严禁军队干预政治，军队只听命于政府首脑。( 杜绝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终止军国主义和军政府的历史。)
    
    以上八点是民主的要义，缺一不可。(注19)
    
    总之，民主是同自由、人权、法治融为一体的，而人权又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204年前的法国《人权宣言》就已庄严指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凡有志于现代化的人，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
    
    注：
    
    (1)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上)，317-318页。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130页。
    
    (3) 关于雅典民主制的全面论述，参见王来棣《论希腊民主制》，《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5期，45-54页。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169页。
    
    (5) 过去习惯于把“majority decision”译为“少数服从多数”，这种画蛇添足的误译引起很多思想混乱，参见拙作《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新观察》1988年第20期17-18页。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323-324页。
    
    (7) 参见William H. Rike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1953.pp 8-10；374-376.
    
    (8)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92页。
    
    (9)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学》，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2-16页；219页；270-272页。
    
    (10)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下册，587页。
    
    (1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30; 271; 306; 332. 参见中译本《政府论》下册，叶名芳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1年，59页；6页；36页；60页。
    
    (1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54-157页。译文有改动。
    
    (13)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9页；16页；23页；29页。
    
    (14)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23页，29页。
    
    (15)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中译本，236页；225页。
    
    (16) 参见C.E.Merriam, 《美国政治学说史》，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66-71页。
    
    (17) Alexis de To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I，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45, pp 257；269；271.参见中译本，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5-290页。
    
    (18) K.A.Bollen, Political Democracy：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Traps,见A. Inkeles 编On Measuring Democracy；Its Consequences and Concomitants,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p.5-6.
    
    (19)参见许良英：《“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1989年5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终刊号，刊出时题目被编者改为“民主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保证”。
    
    本文载纽约《探索》杂志终刊号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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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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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牛博——没有政治内容的博

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博客中国

中国选举与治理

豆瓣读书

二贤堂

法星社（人文演讲音频）

燕山大讲堂（思想演讲视频）

《香港科技大学：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系列讲座》

阳光卫视对话视频

网易公开课

卫毅

　　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启蒙精神和乐观精神有关，尽管这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

　　李泽厚习惯在下午3点后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了足够的休息，他会更有精力应答。他20多岁开始失眠，现在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一共吃过11种，知道每种药的药性”。

　　他喜欢别人提新问题，喜欢说没说过的话。一些问题抛过去，他会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从夏天到冬天再到夏天，我们有过好几次长谈。

　　冬天的一次谈话，屋里暖气充足，但李泽厚穿得很厚，毛衣毛裤，再加羽绒马甲。他已年老，怕冷。到今年6月13日，他将年满八十。他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居所隐于繁华的王府井街市之后。他每年都从美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能看到景山、天安门、美术馆。“你看，我坐在这儿，就能看到美术馆里有什么展览。”李泽厚坐在书房里，拿着望远镜说。雪后北京万物萧瑟，但仍微微泛着午后的光泽。

　　50多平米的屋子颇具令人赏心悦目的整饬之美。李泽厚说，这都是太太的功劳。李太太说她很少进李的书房，也不看书房里的书，“他写什么我都知道了。”

　　书架上有个相框，贴着“超女”、蒋雯丽、章子怡诸位明星的照片。2005年回国，李泽厚还看了“超女”的比赛。他喜欢周笔畅，问：“她现在怎么样？”

　　书房里的书已经不多，大多已送给岳麓书院，一部分送给别人，少部分带到美国，但有套《清史稿》很显眼。李泽厚祖上姓王，“李”为赐姓，高祖父曾是江南水师提督，在《清史稿》有传。李泽厚说，“相当于现在的舰队司令之类，我不大重视。跟我儿子没讲过，弟弟妹妹也都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毛泽东时代这是不能讲的。”

　　李泽厚给我看他父亲李叔陶的一幅字，是让他临习毛笔字用的。这么多年他保存着许多长辈之物。他深爱着自己的家庭，那是决定他一生经历的起点。

　　小康陷入困顿，师范考到北大

　　父亲写这幅字时35岁，3年后他就去世了，这时李泽厚12岁。“祖父有很多钱很多地，到我父亲就什么都没了。他是邮局高级职员，自己奋斗，一个月有200多银元。我保留着一个账本，我们家花钱很大方，到月底没剩什么钱。我很小就吃过巧克力、烤鸭什么的。父亲一死，什么都没了。”

　　他由此看清诸多势利眼。他喜欢鲁迅，因为对后者一些相似经历（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世界的看法比较理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母亲靠做农村小学教师勉强送李泽厚和弟弟上学。有人对她说，等你儿子长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几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让李泽厚愧疚的是，当时他不在母亲身边，等他赶过去，母亲已经入土了。“到现在都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事，过去好多年了还是那么地痛。” 他进入了最困苦的时刻，失学失业。他说，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就是那个时期。

　　由于贫困，李泽厚虽然考上湖南最好的高中（湖南省立一中，朱镕基的母校），去的却是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因为师范免交学费，且有补助。他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偷偷阅读相关书籍，并冒死送过信，由于和联络人失去联系，最后不了了之。“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是自己选择的。当时国民党的书店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师范学校规定毕业后需当两年小学老师才给文凭，许多同班同学就此当了一辈子老师。李泽厚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更为突出，许多人为他没有考理工科感到奇怪。这一选择大抵是因为他在12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那次他因想到人终有一死惶惑不已，废书旷课数日，“想着为什么而活”。

　　因为买不起火车票，他一度想去卖血，但身体不行，最后去学校报到迟了一个月。在北大，李泽厚从来不买牙膏，用盐刷牙，每个月3块钱的补助攒下来资助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他也买不起笔记本，只能买活页纸。见到别人吃个煎鸡蛋就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他还患上了肺结核。这让他减少了活动时间，却意外地增加了读书及写作的时间。

　　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撤了，集中到北大。但那些哲学名师，像冯友兰等都在当“运动员”。李泽厚只好整天在图书馆看书自学。“我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教训。”

　　北大哲学系老师任继愈给了他一些照顾，成了他多年后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任先生去世时，李泽厚为错过之前一次探望机会深感遗憾。当时他在美国接受我越洋电话采访说了句：“和国内联系的一条线断了。”

　　地震棚里写完康德述评

　　从北大毕业后，李泽厚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证编号是：哲字01号。他随即参与了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战对手是已经声名显赫的朱光潜、蔡仪等人。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我主张用马克思‘自然的人化’观点来解释美的问题，认为人类的实践才是美的根源，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这是李泽厚的观点。

　　此次论争使他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美学的一大派别：实践美学，此时他才20多岁。在他之后，以如此年纪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事几乎再未发生。1950年代，他发表了两篇长文。“当时是1000字15块钱，两篇加起来刚好1000元。一篇发在《哲学研究》，一篇发在《历史研究》。”

　　成名并没有马上给他带来好处，既没提薪提级，也没分配住房，还是挤3人共住的集体宿舍。后来结了婚，“当了爱人20多年家属”（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爱人是煤炭文工团“搞舞蹈的”）。

　　但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有一个很短的时期，对钱有一种报复心理，收到稿费就花，以至于有个朋友说他“挥金如土”。

　　因为年纪和名气“不成比例”，他去一些地方演讲，刚一走上讲台下面就响起一阵“好年轻啊”的窃语。有一次讲完散场，人都快走空了，还有4个女生在那里发呆。等他走过去，她们却一下散了，就像突然醒来一样。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李泽厚崭露头角不久，来自福建南安的少年刘再复考入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时李泽厚已经是年轻美学专家了，我在大学里就读他的书，没想到后来亦师亦友，更没想到历史把我们都抛到了落基山下。”从美国去香港任客座教授的刘再复说。

　　“反右”来临之时，李泽厚正在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一劫。

　　他们这些人，最好的时光都在下放劳动（他经历了两次下放两次“四清”），就像当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哲学工作者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1958年大跃进时，整天都是在干体力活，有时还要搞“夜战”。凌晨两三点起来，走到地里，铺上一张油布，睡到天亮就起来干活。这令李泽厚哭笑不得。他常常感叹，他最好的20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文革”中，他经常上午开批斗会、学习会，下午一个人到地坛公园去散步，想些愿意想的问题。

　　和社科院的许多人一样，他被下放到了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重活，被安排在“老弱病残组”。当时他把自己最喜欢、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都带去了，但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挨批评。就像1949年前偷读马列书籍一样，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英文版，仔细阅读并记了相当篇幅的笔记。此时知识分子中流行做木器等什物，李泽厚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相信江青垮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就用当初的笔记开始撰写关于康德的著作。

　　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震感。在简陋的地震棚里，李泽厚完成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在研究些什么，又不申报课题，书出版之后，哲学所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首印达3万册，是当时卖得最好的哲学书。

　　奇怪的考题，豪爽的老师

　　1978年后，挣脱“文革”禁欲主义的中国人，开始面对牛仔裤、蛤蟆镜、口红的诱惑，他们需要对自己欲望冲动的理论支持。美学在此时成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们在对美的认识、追求过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价值。

　　蛰伏多年，李泽厚的哲学、美学、思想史著作相继出版，兼具思想与文字之美的严肃学术著作竟卖出了数十万册，创下一个纪录，让他获得了那个年代一个学者能获得的最高声誉。各行各业争读李泽厚，他被邀请到各种场所去讲美学，可以用沈瓒评价李贽的话形容这情景：“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

　　太多的人希望成为李泽厚的学生。虽然他并不很想带学生，但哲学所的领导多次找他谈话，只好答应招收研究生。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赵士林在硕士毕业后，准备报考李泽厚的博士生。“考他的博士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高山仰止啊，很多人不敢，我不怕，考不上又不会杀你。”

　　许多考生拿到试卷之后懵了。“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考的题是西方哲学史，一道中国美学史的题都没出，没人像他这样出题的！我只得了20几分，很多人都是0分，相对来说，我是不错的了。”赵士林回忆。

　　李泽厚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招了赵士林，他成了李泽厚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导的赵士林回想当初，觉得李泽厚那样出题是有道理的：“做关于中国的学问，不懂西方，没有比较的视野，那也是做不好的。”

　　硕士生的考试同样热闹。1985年，24岁的赵汀阳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报考了李泽厚的研究生。他就是冲着李泽厚这个名字去的。

　　“80年代，李泽厚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第一杰出学者。那时候著名学者就没几个，他肯定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名的，而且肯定是思想最新、创见最多的。中国80年代的学术对将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李泽厚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两者是同构的。”

　　到考场后，赵汀阳发现，整个教室60人全都是报考李泽厚研究生的。“听说别的教室还有，这只是一个考点，全国还有很多考点。”

　　拿到试卷，赵汀阳吃了一惊：“他规定答每道题不许超过500字，超过了倒扣分。”

　　成为李泽厚的学生之后，赵汀阳问他为什么这么规定。“李泽厚说，500字还说不清楚，证明这个人脑子糊涂之极。他是考学生的脑子是不是足够清楚。”

　　赵汀阳跟李泽厚商量说，其实自己想做的是哲学，而不是美学。李泽厚说，那就更好了。“他要我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追随他的思路，这种态度非常了不起。”

　　赵士林说，“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宽松。我的一些想法他听了以后毫不客气地否决，但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你的论文，爬着写、走着写、滚着写、躺着写，我都不管，只要符合我要求。”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泽厚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从来没有让学生帮他查过任何一条材料。“这不是突出的德行，而是基本的规范，我也不让学生帮忙查资料的。现在很多老师的活让学生干了，与抄袭无异。”赵汀阳说。

　　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李泽厚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有一次李泽厚回国，向赵汀阳提出要去蹦极。“我们打电话去问，让人堵回来了，以为我们是神经病，那时他都已经70岁了。”

　　《告别革命》不是要讨好谁

　　1988年，法国国际哲学院无记名投票，选举3位当代杰出哲学家，李泽厚当选。当时已经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得知消息后很高兴，但他没在任何报刊上看到报道。于是他请香港《文汇报》的记者帮忙，登了一则通讯。

　　1989年，刘再复去了美国。3年之后，李泽厚也去了美国。如今两人都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那里空气阳光好，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养老很不错。”

　　两家之间的路程，步行只需要10分钟。两人经常一起散步，每个星期还一起去游一次泳，许多问题就在这样的时候讨论出来了。“你一定要给李泽厚提问题，特别是不同意见，那他的话就来了。如果你不提问题，他的话很少。”刘再复说。

　　1995年，两人的谈话录整理成了《告别革命》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引发了广泛争议。李泽厚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文革”中期之后开始“告别革命”。“我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哲学产生了怀疑。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

　　在香港，刘再复跟我谈起《告别革命》：“《告别革命》是非常温和的一本书，我们主张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历史。世界上有3种哲学：一种是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另一种是和谐哲学，你活我也活；第3种是死亡哲学，你死我也死。‘告别革命’的意思是告别斗争哲学和死亡哲学，我们选择和谐哲学。

　　“一个吃掉另一个是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对话，而且要平等对话、协商。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协商解决，要有这信念。经济上的完全平等是个乌托邦，差别永远存在，是用暴力还是协商解决？我们认为要用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这样是不是好可以讨论，但不要一下子就给我们扣一顶帽子。我们只是希望人类社会能够和平，越来越美好。

　　“《告别革命》里有一个主题：历史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讲发展，改革开放把潘多拉魔盒打开，欲望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对的，但欲望向前发展会有代价，我们的伦理受到破坏，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一定时期把历史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同时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完全没损失是不可能的，历史是悲剧性前进的。我们就是讲这么一些道理，有人说我们这是两边不讨好。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我们不是要讨好谁。”

　　“除了《告别革命》，我们还有一本《返回古典》，一直没时间整理。李泽厚年纪较大，不能让他整理吧。”刘再复笑着说。

　　刘再复给我讲了好些李泽厚的轶事。其中一次他和李泽厚、吴忠超（霍金学生，《时间简史》译者）开车去山里玩。去的时候李泽厚把车开得飞快，刘再复调侃：“泽厚兄的海德格尔激情上来了，不怕死！”游玩之后下山，山路险峻，都是悬崖，李泽厚开车的速度降到了5迈，结果造成了堵车，山下的警察警告了他们。

　　刘再复评价此事：在生命的情感层面上，本是需要海德格尔激情的，而一旦激情上升到悬崖边上，则需要一点波普尔了。

　　我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赵士林反复强调的是：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另外，李泽厚没有过时。41岁的经理人邓德隆一定支持这样的观点。

　　1987年，邓德隆18岁，在湖南攸县读师范学校。此时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但身处小县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现在想来是很大的损失”。

　　他有位校友是李泽厚迷。“他抄李泽厚的书，《美的历程》都能背了。他一直给我推荐，我没在意，我以前不是喜欢读书的人。”校友就强送了两本李泽厚的书给他，一本《论语今读》一本《世纪新梦》。有一次他坐火车，打开翻读，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李泽厚的书。这是2002年的事。

　　邓德隆把这些理论用到生意场上。2005年，他给远在美国的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让他意外的是李泽厚很快给他打了电话。“我的书对他做生意做人有帮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最熟悉我的著作的人，有些内容记得比我还清楚。”有这样的读者，李泽厚非常高兴。

　　此后李泽厚每次回国，邓德隆都要找机会跟他见面。“我们会吃一顿冗长的午餐，从10点半吃到下午两三点，聊天聊地，晒着斜阳。其实这是生命最大的享受，这就是生命的情本体，最值得珍惜。”

　　邓德隆现在又推荐别人看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这本书在2009年12月出版。刘再复在书中称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我认为对李泽厚这一套哲学体系，我们国内还没有充分认识。”

　　刘再复用这句话概括李泽厚的学术精神：走自己的路。

　　在自己的路上，李泽厚构建了一整套话语谱系：“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积淀”、“主体性实践”、“度作为第一范畴”、“情本体”、“新感性”、“内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统令人不得不惊叹于他原创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笔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厅，李泽厚说他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定为封笔之作：“我垂垂老矣，对自己的未来很不乐观，但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比较乐观。这可能与我的历史本体论哲学仍然保留着某种被认为过时了的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启蒙精神，以及中国传统的乐观精神有关系，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时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刘再复说，“李泽厚非常逗，他在房间里摆个骷髅来面对死亡。5年前他对我说，我有一个死亡的假设：假设我已经死了，这样我就可以更从容地对待人生。每次他都会说，他已经比想象中活得更长了。”

　　长谈几个小时后，李泽厚的语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静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阳开始收敛光芒。客厅的墙上挂着冯友兰先生当年送给他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那时李泽厚还很年轻呢。

　　李泽厚在去年冬天回到了美国。这个冬天格外漫长，5个月之后，我再次跟他通电话时，春天才刚刚醒来。回到李泽厚12岁时的那个春天，小山坡上山花烂漫，他却突然想到——我是要死的，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困惑曾经缠绕着他。如今，他的答案是：为人类而活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61211377.html ]

李泽厚：政治民主不是非得马上实现

      原题：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

　　人物周刊：以思想界的标准，您可以说是少年得志，20多岁时，就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成为一派代表。到80年代时，很多人认为您是影响思想界第一人，不管他们支持您还是反对您。

　　李泽厚：其实在80年代我并没感觉到自己多有影响，后来知道了，就有点后悔，我应该多去大学里走走。（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没有感觉我是第一。我的书骂的人也非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骂我，搞民运的也骂我。我说，让时间来检验吧。

　　人物周刊：现在回过头看80年代的美学热，是否觉得不可思议？

　　李泽厚：是啊，古今中外美学都没这么热过，所有的学校，包括医科大学、理工大学都开美学课，甚至还有工厂请我去讲美学，我拒绝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也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美学影响到生活态度和生活规则，有人开玩笑说以前政治挂帅，当时是美学挂帅。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股奇怪的美学热？

　　李泽厚：从哲学上来说，美学是很重要的，我说过美学是第一哲学。西方美学很多讲的是艺术，中国美学概念比西方广泛得多，包括人生、政治的选择。当时美学是权威体制下的解放力量，因为政治禁忌，别的很多东西不能谈，美学相对自由，成为一个突破口，引领了时代潮流。到现在，美学越来越物质化了，成了商业化的装饰品。

　　人物周刊：您主张“美育代宗教”，以美学安抚中国人的心灵。现在美学逐渐边缘化了，还怎么发挥作用？

　　李泽厚：中国人缺少信仰。蔡元培、王国维提出“美育代宗教”在上世纪20年代，过去快有100年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代生活中偶然性增大，人会感觉到命运没法掌握，人生意义没法知道。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了钱之后怎么办呢？为什么活这个问题很多人解决不了。

　　什么都不信仰的人是危险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事都干得出来。知识分子完全信宗教的不会太多，因为宗教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提倡信仰“天地国亲师”，结合传统，再加以现代解释。它不会像基督教、佛教那么快发展，因为我提倡的信仰不会有那种组织的力量。我反对有的人搞儒教把孔子变成神，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上帝、佛祖都是人格神。我是爱因斯坦那种信仰，就是相信宇宙本身。这和儒家讲的“天地”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美学对政治也有影响，怎么理解？

　　李泽厚：西方政治最高理想是正义，讲的是理性裁决。中国文化强调情感和理性统一，合情合理、通情达理，政治上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提出“情本体”？就是认为中国光讲理性不行。中国人劝架不是搞清谁有理，而是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举过《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打赢官司伤了人情，并不是最好的结果。

　　“情本体”是未来的事情。目前中国连“理”都没树起来，什么都讲关系、讲人情、走后门。需要先建立公共理性规范，把“理”建立起来，才能接上传统讲“情”。所以我不站在搞国学的那些人一边，和国学相关的活动，我统统不参加。他们搞的那些恰恰在阻挠普世价值的建立。

　　人物周刊：刘再复先生说你们有本整理中的书叫《返回古典》，请谈谈你们的“返回古典”。

　　李泽厚：返回古典要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10年前我就讲过，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我们首先要接受和采纳普世价值，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

　　工资太低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人物周刊：对于儒家的认识，您认为梁漱溟跟您是最接近的，您还跟他合过影。

　　李泽厚：对。梁漱溟当时还是反面形象。1982年，夏威夷的一次会议，邀请了梁漱溟、冯友兰。冯友兰去了，梁漱溟没有去，不让他去，其实他很想去的。跟他合影是犯忌的，1985年那次我带头跟他合影别人才跟着去。1989年后，有认识的人在院里看见我躲得远远的。政治气氛的厉害，你们这一代很难理解得了。

　　人物周刊：别人躲着您，您是什么感受？

　　李泽厚：躲就躲，我不记怪你。

　　人物周刊：在政治运动压力下，您有没有批评自己的朋友？

　　李泽厚：很少。我的朋友很少。在运动中能逃避就逃避，能少发言就尽量少发言。我自己检讨写了不少，写过违心的东西，但很少批判别人。

　　人物周刊：没写过批判别人的文章吗？

　　李泽厚：1964年批周谷城时，我写过文章，还写过一篇批电影《北国江南》的，是《人民日报》约的稿，都发表了。那时感觉一场灾难要来了，我估计要搞第二次“反右”，知识界非常恐慌。当时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有点名气了，所以得赶快出来自救，就写了文章，以为这样政治上就平稳了，其实太幼稚了。1966年5月《红旗》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我的，吓得要命，马上写了一篇文章辩驳，但没有发表。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躲过“反右”的？

　　李泽厚：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在北京，到敦煌考察壁画去了，所以有人说我是漏网“右派”。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哲学所内的“右派”比例太高了，超过了15%。

　　人物周刊：“文革”又是怎么躲过的？有没有做让自己内疚的事情？

　　李泽厚：基本没有，“文革”中我是逍遥派，两派都没参加。我不是党员，连团员都不是。我一辈子没有对什么东西宣过誓。政治要跟人打交道，我就不爱跟人打交道。1966年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名字打了叉。无论在哪所大学我都会最早被揪出来，但在学部（社科院），大人物多得很。有人说李泽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应该算一个啊。一查工资太低，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人物周刊：您很害怕被批判？

　　李泽厚：人都有本能，其中一种就是怕。那场风波之后抓人，我倒不怕抓，我怕被抓了以后挨打。当时我是人大常委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大常委会。我在会场上被点了名。我想这下是不是要扣起来了？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最后一个走？

　　李泽厚：我以为要被抓起来了，坐在那里等着，结果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出来了。

　　人物周刊：好像历次运动您都能幸运逃脱？

　　李泽厚：“反右”时说我是“漏网右派”，“文革”时我应该被批但没被批。我政治上比较谨慎，注意掌握度，掌握度人才能生存。

　　人物周刊：在80年代您差点成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泽厚：他们确实想提拔我当副院长，或明或暗说了多次，我因此遭到很强烈的反对。我对这件事兴趣不大。这不是故作清高。当官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有汽车，对我不是很重要；第二是有秘书，我不需要；第三是房子大一点，但我后来住的房子和副院长一般大，对门就是常务副院长。而且当官有个坏处，要开各种各样无聊的会。用3个没必要的好处换这个坏处划不来。我这个人一辈子最讨厌开会，现在也是，包括学术会议，觉得无聊。

　　人物周刊：当时在所里什么职务？

　　李泽厚：胡乔木、邓力群当院长时从助理研究员提了研究员，那是越级提拔了。我1955年进的哲学所，到1986年才分给我宿舍。我当了我爱人20多年的家属（住在爱人单位宿舍）。宿舍是胡乔木当院长时分给我的，不是所里给我的，所里对我一直是压制的。我最红的时候，1979到1989年，《哲学研究》（哲学所刊物）每年12期，加起来120期吧，一共只发表过我两篇文章，有案可查。他们不向我约稿，我知道我交稿子他们也不会用，但别的刊物会用。

　　写了入党申请书，又要了回来

　　人物周刊：前面您说您连团员都不是，但80年代您交过入党申请书。

　　李泽厚：不是说要提拔我嘛，提拔的话首先要入党。胡乔木、邓力群都要我入党，我不好说我不入。但我知道绝不会通过，因为哲学所对我有意见，我挨过整的，一些领导担心我被提拔了他们的官位保不住。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又要了回来。他们再要我入党我就不入了。

　　人物周刊：所以有人批评您圆滑。

　　李泽厚：我这人恰恰不圆滑。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就是因为我太不圆滑了。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每次回国周围人都不知道，在美国也是这样。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学生不来看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也很少去看别人，包括长辈。我给宗白华的书写序，之前之后都没有去看他。我从小受冰心影响，住皂君庙的时候，离她住所很近，也没去看过她。

　　人物周刊：但任继愈先生您去看过。

　　李泽厚：次数极少。现在感到愧疚的是，本来2008年是要去看他的，由于身体问题提前回美国了，没有来得及去，现在变成遗憾了。

　　人物周刊：您在台湾时，有人问您要不要去见牟宗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您也没去。

　　李泽厚：我对拜访名人没兴趣，不爱跟人打交道，不管什么人。

　　人物周刊：在台湾只拜访过证严法师？

　　李泽厚：那也不是我主动要去，是一个叫高信疆的朋友——现在过世了，带我游台湾一周，其中的一站是花莲，证严法师在那里，他们关系很好，就带我去了。证严法师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人，值得去看。

　　人物周刊：和她有些什么交流？

　　李泽厚：她说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里好，医院里是陌生人，家里是亲人。佛家讲的是脱离尘世，为什么想要死在家里呢？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并没有问，但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连那么一个高僧都有这种想法，儒家的东西无声无息渗透到了佛教里面。

　　人物周刊：据说，这次回国您遇到了“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人？

　　李泽厚：碰到了戚本禹、阎长贵，我以前不认识。阎长贵当过江青秘书，戚本禹见过毛泽东多次。阎长贵送我的书的材料很重要，订正了很多错误流言。这本书在国内公开发行，叫《问史》，写江青。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结束“文革”，我根据材料判断是武汉“7·20”事件之后，问戚本禹，他是当事人，证明是对的，很高兴。我特别想了解毛泽东跟刘少奇、林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想半辈子糊里糊涂地被打发掉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没做些这类历史研究？

　　李泽厚：很大一个原因是历史不可信，很多材料都是靠不住的。有的人考证半天，根据材料得出一个结论，但那些材料本身不可信。发现历史真相非常困难，你能得到60%就了不得了，很多10%都没有。很多关于我自己的好的、坏的讲法，都没那回事。自己的事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历史了。人活着，材料就这样不可信，更不要说死后了。

　　政治民主不是非得马上实现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

　　李泽厚：这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乡镇企业、宏观调控、政府出面招商引资，这是外国没搞过的，政府功不可没。但要看到，因为政府干预，民营企业被压制。中小企业发展好了，中国的经济成就才能巩固。

　　人物周刊：您曾提出中国现代化“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您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

　　李泽厚：政治民主应该搞，但我觉得不是非得马上搞。我始终首先强调经济发展，而且要“社会正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搞“政治民主”。可以先实现党内民主，建立舆论监督机制。不能一下铺开，那就限定几家报纸、刊物可以自由地讨论，至少学术界可以讨论，然后逐步放开舆论。我们可以慢慢走出一条通往民主的中国道路来。

　　人物周刊：伯恩斯坦“主张渐进改良，告别暴力革命”的思想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李泽厚：我认为伯恩斯坦是对的，但他没有我讲得清楚。恩格斯晚年表述过放弃革命、转向改良的看法。我在1952年就读到了。伯恩斯坦说这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马克思当年说过类似的话。修正主义是对的，我们反修是错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所谓的“中国模式”？

　　李泽厚：中国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在20年前提出，而且在90年代的文章里反复说的：不要一味模仿西方，要走自己的路。但现在“中国模式”远远没有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没实现，很多地方其实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比如大学官本位太厉害，这是不对的。就连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科学家出来官员都是往后退的。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什么“长”字头衔，现在很多学者向“长”看齐。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给中国指出了一条道路，但顾准和王元化指出了更好的道路。

　　李泽厚：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道路。王元化的书我是看的，他对我也不错，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顾准是很不错的，他和陈寅恪的人格很了不起。不过陈的专业是中古史，真正看的人少；顾研究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并无独创。他们影响别人的主要还是人格，这是中国的道德主义传统。陈寅恪在他那代学人中是惟一一个没投降的，而且比较清醒。顾准下放时和我们在一起，人很理性很直爽。他是不幸的，连家人都不认同他，跟他划清了界限。

　　人物周刊：有人提出一个说法：中国从1949年到2009年，前30年的关键词是“政治”，后30年是“经济”，今后30年可能是“信仰”。您认为今后30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是不是信仰问题或价值观问题？

　　李泽厚：信仰问题是不可能统一解决的。不用等30年，现在就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这是人为什么活的问题。人首先要活着，才有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活着都成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赚钱。物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大家就会追问活着是为什么。明白怎么活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物周刊：现在的人都强调“个性”，所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特别是年轻人极度张扬自我，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

　　李泽厚：我始终认为严复翻译穆勒《论自由》时用的“群己权界”这个词是很好的。个人领域不能干涉，妨碍到群体就不行，重要的是权利范围的界定。

　　人物周刊：所以您主张把宗教性私德和社会性公德分开来？

　　李泽厚：要把这两种道德分开。宗教性道德说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你要做圣人可以，不能强迫每个人做圣人。但一个社会有必需的公共道德。过马路看红绿灯，这是社会性道德，首先要尊重公共秩序。

　　脑科学能解决神秘经验问题

　　人物周刊：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您最看重哪个家？

　　李泽厚：思想者，英文里是thinker。我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说哲学已经专业化，他愿意做思想者。美学家是不成立的，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美学家。国内喜欢拿海德格尔和老子比，我不赞成。我把海德格尔的哲学叫做士兵哲学，他是向着死亡制造了一个深渊。二战之后打扫战场，发现一些德国士兵带着海德格尔的著作。说了半天我要说句狂妄的话：我就是要以儒家的东西解决海德格尔问题，至少我的目的是这样的。儒家讲情，主张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获得生命感。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您会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吗？

　　李泽厚：我不很了解，但非常关心。最近这几年，我特别关心脑科学。我认为21到22世纪，科学的进展将集中于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必须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我最近的封笔文章是讲宗教的。宗教最根本的是神秘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程度，感觉自己到上帝那里去了。

　　人物周刊：您有过这种经验吗？

　　李泽厚：我没有，但我相信有，因为有很多记载。我认为将来脑科学可以解决神秘经验问题，因此也就不再神秘了。这对所有宗教都会是一个大打击。上帝就在你脑子里。我现在相信脑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

　　人物周刊：80岁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够丰富吗？

　　李泽厚：不丰富，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但在这一代人中，我争取了最多的自由时间。我有两大“满意”，这是一个。另一个是，60岁到国外去，又打了一个天下，62岁学车，还用英文上课。我的英文不好，这很不容易，我居然克服了。我在经济上能独立自主，不依赖任何人，这也很满意。

　　人物周刊：你们这代人最普遍的问题是什么？

　　李泽厚：我们是驯服的一代，诚实有余，聪明不足。我们这代有很多人为了向党交心被打成“右派”。

　　人物周刊：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泽厚：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但我自我感觉不好，挫折感比较强，小事我都会有失败感，从没对自己满意过。

　　人物周刊：哪些时刻是脆弱的？

　　李泽厚：现在怕出去，难道不脆弱（当时是冬天，天冷，待在屋里）？再强大的个体也是渺小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

　　人物周刊：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为什么自己的心境那么苦？

　　李泽厚：不是苦，是自我感觉不好。A型血的人比较容易跟自己较劲，我是比较典型的A型血。我太太也是A型，但个性很不一样。所以我想研究血型，应该还可以分出许多亚型。

　　人物周刊：您有感觉孤独的时候吗？

　　李泽厚：我这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是少数。遇到困难的事，比如说遭到批判了，我是不跟太太说的。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原则。

　　人物周刊：孤独是不是也成就了您？

　　李泽厚：要看是什么样的孤独，孤独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的是客观上的孤独，有的是内心的孤独。在毛时代我经常被批评的3点是：不暴露思想、不靠拢组织、不接近群众。当时都是大问题。我是地下思考、边缘写作。我静悄悄地写，也有一批静悄悄的读者。我的书一直卖得不错，包括一些难懂的书，写康德的那本书也有盗版的。朋友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他就找了盗版书给我看。

　　在美国没有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90年代初，为什么去了美国？

　　李泽厚：那场风波后，国外有很多邀请，中国政府说只要没刑事问题就可以出去。所以我并不是跑出去的，是拿着外交部护照大摇大摆出去的。

　　人物周刊：去美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

　　李泽厚：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现在也不后悔。

　　人物周刊：那样的年纪去美国对您是很大的挑战吧？

　　李泽厚：很大的挑战。我可以留在国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也许像王蒙那样，还会被捧为大师。我不羡慕。商人好利，学人好名。我也承认我20多岁时特别好名，不是说现在完全不好，但是已经不怎么好了。我愿意干的事情我自己满意就行，管别人认不认识我呢。演员主要靠表演，做学问主要靠经得起时间考验。

　　人物周刊：在美国的大学里主要讲什么？

　　李泽厚：讲思想史和美学。美国没人知道我。

　　人物周刊：从独领风骚到默默无闻，没有失落感吗？

　　李泽厚：我不在乎，我始终就是个普通百姓。

　　人物周刊：但因为您的关系，您的家人也要去美国。怎么看个人对家庭的责任？

　　李泽厚：我一直主张有家庭，家庭的感情不是其他感情能代替的。但不是说人这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有性关系。我觉得可以开放些，男女都一样，可以有妻子和丈夫，也可以有情人。发现对方有情人就分手，我认为是很愚蠢的。从性心理学上来讲，都希望独占对方而自己有情人，女的也这样，男性更强一些。

　　人物周刊：您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李泽厚：我是这样做的。我还说过老婆必须漂亮，情人不一定。老婆是天天要面对的现实，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她漂亮一点你的气可能就少一点。情人没关系，生气就分开了，在某一点上谈得来就不错了，补老婆的不足。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但我不要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个人选择。每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情况不一样，自己决定，不要用一般的观念来捆住。这点大多数人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通好了，也是种选择。

　　人物周刊：这些您太太都知道吗？

　　李泽厚：都知道。

　　人物周刊：她知道了也没有问题？

　　李泽厚：有问题我们不就离婚了嘛。我爱人喜欢哪个男人也可以啊，结婚时我就跟她讲过。

　　人物周刊：儿子怎么看您的成就？

　　李泽厚：他大概并不清楚我有什么成就，他没看过我的书，我也并不要求他看，包括我的学生我都不要求，太太也如此，我的很多书他们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版税她也不管吗？

　　李泽厚：我太太只管花钱，她不管来源。哈哈，我值得骄傲的一点是我太太一生没有为钱烦恼过。

　　人物周刊：您没有想过让孩子继承您的事业？

　　李泽厚：从来没有，在他出生之前就决定不让他搞文科了：第一，文科比理科难。文科写两篇文章是很容易，但真正要做出成绩来是很难的。理工科只要你够认真，不管怎样都能做出点成绩；第二，当时是毛泽东时代，搞文科很危险，搞不好就打成反革命了，从安全考虑也不让他搞文科。我很注意培养他的数学，我认为数学是理工科基础。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抱孙子这个问题？

　　李泽厚：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我准备将来把脑袋冷冻起来

　　人物周刊：您打算怎么过80岁生日？

　　李泽厚：一家3口在家吃顿饭就行了。很多人要给我做生日，我拒绝了。我说40、50、60都可以做，过了70就不要做了。有人说祝我活到90岁，我不爱听，没意义。刘再复原来想给我出本书纪念。我说，一是我不参与，二是你做不成。

　　人物周刊：没考虑过写自传？

　　李泽厚：很多人劝我写，余英时、何兆武都劝过，我不愿意。

　　人物周刊：这个时候还不想说？

　　李泽厚：这个时候不说就一辈子不说了。我过一年算一年，现在还能跟你们谈话，也许明天就不行了。

　　人物周刊：还有没有特别想完成的事情？

　　李泽厚：老了，想做也没法做，我耽误了20年。我不希望痛苦地死掉，死还是要死的，我怕痛不怕死。我希望我死的时候，除家人以外，谁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泽厚：喜欢陶渊明的。

　　人物周刊：从个人来说，您感觉什么时候比较幸福？

　　李泽厚：当然有，但不能讲。人在身体和精神都感觉愉快时最幸福。

　　人物周刊：性爱？

　　李泽厚：性爱也有很多差异，做爱不仅仅是那一个时刻，还涉及两个人的关系。各人灵肉的比例——心灵比例有多大，生理比例有多大，恐怕有很大差异。有的纯粹是身体的满足，柏拉图那种纯粹精神上的满足我不大相信，但也可能有。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李泽厚：我说过我自我感觉不好。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应该说很侥幸了。
 

　　人物周刊：据说您12岁就有过精神危机？

　　李泽厚：当时想，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

　　人物周刊：现在您想清楚为什么活着了吗？如果写墓志铭，您会怎么总结此生？

　　李泽厚：有的人为名为利活，有的人为儿女活，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我的意愿跟马克思差不多，为人类活，所以我有本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我不会有墓志铭。但我准备将来把脑袋留下来，冷冻，过300年，或者500年，再拿出来。这件事情我都向老婆孩子交待好了。在美国有很多人已经这么做了，有的人是想复活，我觉得复活是不可能的。我是想证明文化是不是影响了大脑，几百年后，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我的积淀理论。如果证明有影响（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61211383.html ]

李泽厚：革命与告别革命

　　原题：思想史的意义
 

　　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人为寻找出路奋斗不已，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直到今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然如此。他们忧国、忧民、忧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中，进退失据，彷徨无己。传统与现代各种深、表层复杂关系，（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又重构？）仍将成为今日思想史难以摆脱的核心课题。

　　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

　　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革命与告别革命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

　　对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体制到思想各方面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 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自言圣。秦始皇开始称圣。《史记·秦本纪》屡载“秦圣临国”，“皇帝躬圣”，“宇县之中，承悦圣意”，“群臣嘉德，只诵圣烈”。一直到康熙，也仍然是讲求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圣王”：“治本乎道”，“道本于心”，“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引自黄进兴：《优入圣域》，102页，台北允晨）。郭沫若歌颂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章士钊歌颂“君师合一”，林彪歌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圣王政治。“圣”本通“智”，也就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引领革命“从胜利到胜利”，思想领先的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在现代效率空前的实现。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强调“治心”，亦即用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要求人民“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才是进入共产主义。这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便到达顶峰，但最后又在上层权力斗争中，被砸得粉碎。

　　于是，人们也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统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

　　但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满腔气愤。

　　本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以革命为主线（如胡绳、刘大年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如李一氓、李时岳的“洋务—戊戌—辛亥”范式），亦即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告别革命后都未得到仔细的清理分疏。于是，当代思想围绕它，展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不尽然。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即使造成效率低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严重教训，也仍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在。在贫富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今天，对革命的怀念和对过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追思，不仅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感情和兴趣，也同样反射在学术思想领域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便包含了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看来，本世纪对毛的评价是难以回避的思想史课题，不仅至今分歧极大，而且将来也会有多次反复。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水，但所有这些使自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能否抵挡住中国民众塑造民族符号人物的心理追求呢？毛的革命历史和个人魅力使他最容易成为这种符号。这魅力既由于他的多才多艺（诗词、书法、传统文化水平）和浪漫风格，而且也在于他从早年到晚岁一直贯串的“造反精神”。“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勇挥金钺。”毛深知所谓“圣王”事业不过骗人耳目，他所真正认同的只是造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好动喜斗、憎恶稳定秩序、既定规则的“批判”精神，成了被他自己和好些中外左派所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想”为核心。它们与马克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还有何种意义，将成为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另种表现形态，便是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在日益加速的中国现代化行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居何种地位；或者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在告别革命之后，将会如何的问题。这种种思想课题尽管在经济优先一切的今日不会显赫呈现，但它们在深层却仍会对中国前景起着现实影响。

　　哲学或儒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有过一阵“国学热”，主要是儒学热。最近也还有国家项目的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的启动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种种塑建和表演。这些民间发动、官方支持的国学、儒学鼓吹，其意义究竟何在？二○○三年十一月北京侯外庐百年诞辰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有无哲学”被正式提出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看作是这种“热”的真正意义的开显。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不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史”以来，随后又由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理路，廓清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家”真正关切和论辩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之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国威”，这一趋向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调中国的“天”、“仁”、“礼”、“义”、“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实。所以，出路只能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等，却是来源于“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去（传统）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的特殊，这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来源:《读书》2004年第5期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61311428.html ]

李泽厚：当下中国需建立公共理性

　　李泽厚 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今年9月19日，本报《评论周刊》发表了李泽厚、易中天两位先生的对话录《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对话发表之后影响巨大，不仅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青年读者那里，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这一对话为代表，李泽厚先生后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访谈和言论，这也让人切实地感觉到，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的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强烈问题意识。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在“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之后，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这也是我们又与李泽厚先生继续两个月对话的基础。这次对话，录音资料就长达十几个小时，谈及的话题更是涉及到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李泽厚先生最后归结到一句，“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我们相信，这启蒙和八十年代是相通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或许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您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我不想伤害他，现在他死了，我可以讲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学问积累的。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出现了“学术自由”。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王元化讲过“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我就笑他：这是正确的废话。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我不想伤害他，现在他死了，我可以讲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学问积累的。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文革”那种环境下，只有领袖有思想，别人不可能有思想。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新京报：你是说《批判哲学的批判》，这部手稿是怎么逃过“文革”的?

　　李泽厚：“文革”之前我写了，然后有关政治的章节都撕掉，那些理论性的东西都还在。我没有被人抄过家，不过对于抄家我也有所准备：厨房有一个下水道，我把手稿放在盒子里面，自己钻下去爬了很远，把盒子放下水道里了。

　　新京报：现在看来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李泽厚：当时学部里两个漏网右派，一个是我，一个是贺麟。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的名字上已经打叉了，打叉的意思就是黑帮。假设“文革”时期我不在哲学所，而是到任何一所学校里，那肯定首先就被揪出来了。所以这是幸运，学部里大人物太多，张闻天、何其芳、侯外庐他们一大堆人。我工资很低，要批斗也轮不上我这个小不点。

　　学界批判

　　“红卫兵遗风”影响太深

　　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你对当下的学界，包括大学，提出过很多批评意见。

　　李泽厚：是的，我讲对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建象牙之塔”，恢复大学精神。比如北大把金庸、成龙都聘为客座教授，教授治校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荒唐事情?

　　新京报：这种乱局的责任在于谁?

　　李泽厚：首先是大学校长要负责，校长不懂什么叫学术吗?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国家定那么多项目，投入很多钱，大家就是在分这些钱。你看现在书籍的装帧都非常精美，但是里面没有学问，只有垃圾。学者们忙着上电视，忙着开各种会，哪有时间做学问?

　　新京报：你对《百家讲坛》这类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节目怎么看?

　　李泽厚：一部分学者走向大众传播，我认为是好事。当年搞“文化热”的时候，有人就说中国出现这么多问题，责任在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意见，我觉得文化没那么大责任。如果一律简单地归罪于文化，那真正应该负责的人不就逃脱罪责了吗?这个看法当时没有人接受，我被骂得一塌糊涂。

　　现在的问题也是这样，责任不在于这些文化传播者，而在于大环境的变化。为什么电视节目热衷于搞一些“三俗”的东西，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

　　新京报：这些年来对李泽厚的批评声音也很多，你会在意吗?

　　李泽厚：别人对我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理由就行。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一视同仁，众生平等。比如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是民主的，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不过当代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去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

　　这种心态的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严重一点说，就是红卫兵遗风。现在学术界的很多争端，都让我想起“文革”时的红卫兵口号：“把你们都要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种教育影响深远，当然自古文人相轻，但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问题尤其突出。

　　现在不管是哪一派，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红卫兵遗风。按理说学术研究的精神应该是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接近真理。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只有自己掌握真理，“我就是对，你就是错。”

　　理论交锋

　　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

　　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

　　新京报：看来你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上的分歧?

　　李泽厚：1999年我在《己卯五说》里面有篇文章，讲到我跟自由派、新左派的区别，现在十年过去了，有必要进一步引申。借此机会，我想详细谈一谈我跟这两派的“同”和“异”。

　　我和自由派的相同观点，就是肯定中国学西方还不够到位，“西体中用”里的“西体”还不够。当然我也讲过“情本体”，这是“中用”，但现在觉得还不是“情”的问题，而是理性不足。中国急需建立公共理性，所以我反对儒学热、国学热，这些对建设公共理性都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学热”都是在维护专制。

　　但是我也不同意自由派提出的“天赋人权”，不同意他们主张现在就搞一人一票的普选。外国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比如海地，就搞得一塌糊涂。一大串体制和社会问题，搞个普选就能解决?那就天下大乱了。

　　新京报：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呢?

　　李泽厚：其实没有什么天赋人权，西方也没有。古希腊奴隶社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便杀掉，哪有什么人权?“天赋人权”恰恰是近代人想出来的概念。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新左派的观点?

　　李泽厚：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这十年来，我和新左派的距离拉大了，为什么呢?他们讲的东西就是照搬西方的后殖民、后现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恢复毛时代的传统。我所讲的走中国道路，恰恰不是这种。

　　目前的情况就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普世价值。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绝对价值，每种文化都有道理，所以裹脚也是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是好的——我反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新京报：本报前些时候发表过你和易中天的对话，你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李泽厚：这不是学理意义上的讨论，我是想通过传媒说几句刺激点的话，引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新左派已经向民族主义靠拢，一切民族主义我都反对。这里再补充一点：我们谈民族主义，这方面概念都是不清楚的。199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民族主义，2002年又写过一篇，两篇文章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新京报：可是打民族牌的学者和相关书籍现在很多，有些还非常流行。

　　李泽厚：听说《中国不高兴》就卖得很好嘛，看来知识界狂热于民族主义的还不少。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西方观察

　　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只要将来政治决策的每步棋都能走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国文化将会在全世界发挥了不起的作用。

　　新京报：今夏你去了趟德国，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感受如何?

　　李泽厚：我这次到德国，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确很有希望——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文化建设上。只要将来政治决策的每步棋都能走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国文化将会在全世界发挥了不起的作用。

　　新京报：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李泽厚：哲学研究人类的命运，现在西方已经有人提出“回归柏拉图”。伴随着经济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形成之后——当然还早得很，我估计一百年以后，中国这个整体，会在世界范围发挥更大的影响，文化可能还要走得更快。事实上西方在近代以前，比中国人生活差得多。中世纪西方很悲惨的，很多人对西方真是缺乏知识，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有多么黑暗?甚至有神父奸淫妇女。我在国外看那个大教堂，看到那些黑暗的角落，不堪设想那里曾经发生过多少罪恶。当然基督教文化有一些东西是超过其他文化的，比如把情和欲分开，追求灵魂上的圣洁。中国文化怎么能够吸收基督教文化正面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些病态缺陷，但是文化的本质，令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新京报：现在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是怎样的?

　　李泽厚：西方基本上还是分析哲学为主，美国和欧洲很多人在研究现象学，还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东西。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学术派别都可以在学校里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主流都不一样。至于海德格尔属于欧洲哲学，进入美国很迟，即便在一些正规大学里面也很少讲到，但影响在逐渐扩大。就西方哲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没有人超过海德格尔。

　　新京报：在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里，有哪些趋向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李泽厚：我知道有人在中国大讲卡尔·施密特，这个人我就不点名了。施密特是最有名的纳粹法学家，他反对议会制度，反对英美民主，而主张重要的是“善恶永远的斗争”。他强调要斗争，认为分清敌我是首要问题。

　　新京报：阶级斗争的味道很浓。

　　李泽厚：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我并不反对适度的阶级斗争，但目的是为了达到和谐。施密特宣扬基督教就是上帝与魔鬼的永恒斗争，强调行动、冲突，这套东西你到中国来讲是什么意思?从海德格尔到施密特，西方这个线索很清楚，尽管海德格尔不信上帝，其实他背后有上帝的因素。

　　历史进程

　　重视秦始皇和慈禧

　　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新京报：八十年代后，整个社会不崇尚学术，转而投向商品经济，你寂寞吗?

　　李泽厚：这涉及到价值判断，大家以为我在八十年代的观点最有价值，其实我70岁以后写的书，比八十年代有价值得多，只是当代人不会理解。比如《伦理学纲要》，比如《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认为在这代学者里面，我是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

　　新京报：这个“神”是什么?

　　李泽厚：和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与魔鬼的永恒斗争，中国人讲阴阳互补，互补才能生存，而互补的个人之间也都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讲“和而不同”，要维持和谐。至于现在好多人讲国学，我就不讲了，他们讲得太离谱，那是“形”的东西。我为什么写《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就是要跳出上帝和魔鬼的永恒斗争。

　　新京报：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你对谁比较感兴趣?

　　李泽厚：这个说出来又和很多人看法不同：我对秦始皇的评价极高。我认为有两个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秦始皇。

　　新京报：可是秦始皇开启了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

　　李泽厚：对，其实当时的专制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秦始皇，中国现在可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你看欧洲那么小块地方，为了欧盟搞个共同市场，费了多大的劲?两百年前康德说要“永久和平”，他感叹一个君王因为一点小事情，比如一顿饭没吃好，就打起仗来，因为欧洲都是好多个小国家。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好多个小国，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变成七个大国，秦始皇再把这七个大国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统一很重要。

　　秦始皇建立郡县制的专制体制，有了中央集权。同时削藩，不让地方势力强大起来，这在当时都是必要的。而且那时候的专制也不像后人说的全是残暴压迫，其实还有各种力量形成牵制。尽管皇帝高高在上，宰相也能牵制一下，这样行政能够有效。

　　而且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字不是语言的复写。西方到现在为止，都是语言一变，文字就跟着变。中国的方块字一直强调象形，文字统治着语言的发展，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是湖南人，八十年代有一次到广州去，听不懂广东话，只好写字和人交流。有了统一的文字，就避免了语言变化的困扰，这都是秦始皇的功劳。

　　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也跟别人不一样。废除科举就是慈禧太后做的，这是很大的胆识，把以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都打断了。我觉得她死得太早，晚死十年才好。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新京报：哈哈，可她偏偏死得不早不晚。

　　李泽厚：所以嘛，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不赞成人家讲的“一切都是必然”，没有那么多必然，历史上的偶然因素特别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性格都能影响历史进程。

　　改革之路

　　经济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甲申文化宣言》错在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恰恰是新左派的一种。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

　　新京报：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果臧否人物，你愿意从谁说起?

　　李泽厚：当年讲到美学，大家都不知道宗白华，开第一次美学大会的时候，都没有邀请宗白华参加，而且连一个位置都没给他留，这是20年前。现在看来，对宗白华的评价恐怕比对朱光潜的评价要更高。学术地位、学术贡献还是要靠时间来检验啊。

　　新京报：能站得住的学者应该具有什么特质?

　　李泽厚：宗白华，包括钱锺书也是这样，主要靠一种中国式的点悟，一种价值的宣示。或者你如果听刘再复讲话就知道，为什么他讲出来有信服力，在于他能够点破一些大家都看得出来、却都没有这么讲的事情。以前我讲“儒道互补”，大家也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人承认这个东西有学术价值。其实“儒道互补”这些词都是我造的。

　　新京报：现在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李泽厚：我不赞成搞什么新儒学。如果说继承传统，要转换性地创造。当年我就说过，“儒藏”不能成立。还有编纂清史，属于我所说的“项目学术”。我反对搞这些东西，曾经开玩笑说你们要编“儒藏”，那么所有的中国文献都可以编进去。

　　新京报：你讲过“挤”比“冲”要好。

　　李泽厚：对，中国的许多事情，你一“冲”，门就关死了，前功尽弃。凡事有个过程，是慢慢“挤”开的。比如“文革”之后要解放思想，美学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新京报：现在常见学术丑闻，乃至政界贪腐，往往都归因为个人品质问题。

　　李泽厚：道德不是不能讲，板子要打在屁股上才管用，主要还是靠追究法律责任。比如你们揭发张悟本，张悟本能闹这么大，恐怕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转型路，今后怎么走?

　　李泽厚：重要的就是靠经济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实际上民间资本能够发挥的作用很大，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美国这么一个强国，中小企业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新京报：以前你讲“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今天似乎有点微调?

　　李泽厚：我在国外遭到最多反对的就是这个“四步走”，很多人说必须先搞政治民主，以后再说经济发展。我感觉到，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

　　其实说老实话，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有需求，官方也有需求，因为大家都看到了问题。现在问题是要改的话，朝哪个方向改?注意有一种声音就要求更加集权，研究历史要注意，即便希特勒这样的人，曾经都是得到全民拥护的，包括发动战争时候也获得民众支持，这里面深层的问题尤其值得思考。有些人大讲后现代，反对启蒙理性，这是不行的。

　　我讲的这些话并没有无的放矢，例如那个《甲申文化宣言》就是错误的，我发表文章谈过。《甲申文化宣言》错在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恰恰是新左派的一种。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博导赵士林教授的大力帮助)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2749

易中天对话李泽厚：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

人物简介

李泽厚

著名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易中天

著名文化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艺术人类学》、《帝国的终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费城风云》、《我山之石》、《中国智慧》等。

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今天，恐怕没人不知易中天，但李泽厚呢？曾有文记载，李先生南下做客某书店，青年学子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人们真是善于健忘。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一书在上世纪80年代是何等受追捧，这位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曾是当年知名度最高的学者。

我们真的已走过李泽厚这座桥？

9月12日，在李泽厚先生家中，他与易中天进行了一场对话，谈古论今，纵横捭阖。

■ 背景

易中天 三见李泽厚

李泽厚先生说，我们是第三次见面吧？

这是2010年9月12日，我到北京去见先生。“80后”的先生身着燕居之服，神清气朗，腰板笔挺，站在家门口，一边握手，一边问我。

第三次？我一下子算不过账来。

先生说，是。上次是90年代，在厦门。再上次，是80年代，在武汉，你送我去火车站。当时我感觉你很压抑。

李泽厚先生的记忆力惊人。80年代，我确实见过他。还跟刘纲纪先生一起，把他从武汉大学送到东湖宾馆。那时没有车，连出租车都没有，是走去的，权当散步。但我是“小字辈”，没有插嘴的份。因此，大抵是泽厚先生和纲纪先生，肩并肩在前面边走边谈。我跟随在后，算是“执弟子礼”。后来，90年代在厦门，有过一次座谈，我也只是旁听而已。因为提问的是学生，我不便问；答疑的是先生，我也不便答。

所以，这回见面，我就问得比较多，也发表意见（这些对话，《新京报》的赵继成已经整理出来发表，不再重复）。整个过程，仍然是我问得多，说得少；先生则谈兴甚浓，有问必答。论古今，谈天下，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直言不讳，口无遮拦。说到精彩处，妙语连珠，神采飞扬，旁若无人，让在座者无不暗自惊叹。

后来去吃饭。在电梯口，我说：送给先生的书中，有一篇《盘点李泽厚》。

先生哈哈一笑，说我早就看过了。

我也笑。其实，我是“明人不做暗事”。《盘点李泽厚》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书生意气》时，我就曾托人带去一本，但杳无音信，不知先生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先生说，2002年就看到了。

啊，记得如此准确！

我说，如有不恭之处，请先生海涵！

先生说，你可以质疑，你可以批评，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先生看定我，说：不过，你的观点，我不同意！

这倒是意料之中的。只是不知道先生的“不同意”，是不同意我说他“老了”，还是不同意我质疑他的“西体中用”。前一条，我可能是错了，因为他的心灵确实还很年轻。至于“西体中用”，我则保留看法。没准，将来还会撰文与先生商榷。

先生还对我说：你想批评我，就批评；我该支持你，还支持。不过，我对你有两个建议。说完这两个建议，先生忽然停下脚步，又看定我，说：你看，我很真实吧！

哈，李泽厚到底是李泽厚，湖南人毕竟是湖南人。于是想起他客厅里冯友兰先生所赠的那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指着这对联，李泽厚先生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哈哈，都是反过来的。

确实都是反过来的。前人的说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柔日读史，刚日读经”。但让我景仰的，还不是那“反过来”，而是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态。

于是得出“李泽厚印象”云──

居然宝刀不老，

依旧性情中人。　

□易中天

谈孤独

不喜欢扎堆、抱团

易中天：先生有孤独感吗？

李泽厚：当然有，而且比较强烈。人本是社交动物，有社交的本能和欲望，但我的个性是不太喜欢与人交往。我有三个先天性毛病，与此个性恶性循环：一是记不住面孔，这已有专文讲过；二是记不住声音，别人打电话我总要问“哪位”？有次包括我儿子，所以他现在总是先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在五六十年代则被扣过三个帽子，当时是很严重的，一是不接近群众，二是不靠拢组织，三是不暴露思想。一个是个性问题，一个是不符合革命时代要求的问题，两者性质不同，但也有联系。

我曾在香港呆过一年，离开后没主动和任何人联系过，我在台湾呆了大半年，离开后没有任何联系，在国内在美国也都大体如此，这是个性，从小见不得生人，总往后躲，大人骂我“出不得世”。几十年散步都是一个人，连太太也不让陪。

易中天：我能体会。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其实不喜欢扎堆、抱团，参加什么组织和团体，反倒喜欢一个人呆着。至少，得有独处的时候。带个助理，走哪儿跟哪儿，我受不了；前呼后拥，人来人往，更受不了。

李泽厚：你现在是没有办法了，你走到哪里别人都能认出你来。我若这样会浑身不自在。几年来，我有了个“三可三不可”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至于上电视，我想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不像你，易中天，风趣幽默，还一表人才，哈哈！

谈哲学

书生要有责任感

易中天：先生曾谈到对国内可能产生纳粹思潮的担忧，能否具体讲讲？

李泽厚：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

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易中天：这是“人种学”的所谓“科研成果”。

李泽厚：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现在有此危险。

易中天：以前有句话，叫“真理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李泽厚：列宁也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易中天：那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海德格尔？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现代、后现代”？为什么如今的学术界如此抛弃西方古典哲学，不讲康德，不讲黑格尔？

李泽厚：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赶国际时髦太厉害。

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确实有成就，他把死亡问题提了出来，只有死亡对你是不可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从而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即个体的重要性被分外突了出来，所以有吸引力。同时，启蒙在西方也确实遇到了困境，理性主义在西方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在美国生活，美国不是十全十美的，问题很多很大。于是好些人喜爱种种反理性的哲学以追求生存的意义。

谈思想

警惕民族与民粹主义

易中天：先生怎么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李泽厚：《己卯五说》“说历史悲剧”文中我说过与这两派的异同。十年来，我的基本看法没变，但也有一些变化，那就是跟新左派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和自由派有理论上的不同，比如我不同意“天赋人权”、“原子个人”等等，我认为这是非历史性的假定，我是历史主义者，不同意。也有实践上的不同，比如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不赞成目前在中国搞一人一票的总统普选、多党、议会制，这样会天下大乱。

易中天：为什么不同意“天赋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是近代才提出来的，古希腊没有，原始社会更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因此我还是同意马克思的说法，工业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雇工、农民开始出卖劳动力进入市场，这才是前提，由身份制到契约制等等，由此衍生出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思想，所以，根本不是什么“天赋人权”，自由主义的这个假定如同专制君主的“王权神授”一样，在理论上不正确。

但某些不正确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有好作用，如“天赋人权”在启蒙、在开民智上就如此。所以我非常赞同自由主义强调的世界共同追求的价值必须坚持。对社会的批判目前重点也仍在反封建反专制，这非常需要，因为今天在经济迅猛发展成绩斐然之下掩盖了很多问题和某些领域内的停滞和倒退。

我不同意一些自由派认为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认为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如果走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完全美国化，对人类是个巨大的灾难。因此，当年新左派提出中国走自己的路，我非常赞成，但十来年他们要走的自己的路是照搬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后来又和新儒家、新国学结盟，高唱民族主义等，我就非常不赞成了。

易中天：有人还把我划进新国学，我到处声明我可不是，我是被强行划进去的。可是他们根本不听，还以为说你国学是抬举你。

李泽厚：有人还把我划进去呢。什么是国学？我的著作中从来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概念本身不清楚。有些搞国学的人大讲“三纲”，公开主张专制等等，如果再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相结合，最容易煽起群众性的民族情绪，这很不好。

易中天：现在要是有人提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

李泽厚：均贫富、倡平等、一人一票直选总统的民粹主义和儒学最优、传统万岁、“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相结合，其中包括新老左派、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合流，假如变成主导的意识形态，便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

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

谈法治

天赋人权理论上不对

易中天：先生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完全同意，举双手赞成。我也反对讲“国学”，反对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更反对定儒学为“国教”。中国道路，不是这么走的。但我感觉先生好像有点冤枉了自由主义，自由派也不都认为现代化之路就是美国之路。

李泽厚：同一个派别，人与人也不一样。必须具体人物具体对待，对自由派、新左派、国学派都应该这样，这里篇幅不够只好笼统而言之。

易中天：先生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那么请问先生主张“什么人权”？

李泽厚：“天赋人权”理论上是错误的，但现实中是有用的，作为策略可以讲，对人权有好处。

易中天：但如果我们想彻底一点，策略上可以讲，理论上也可以用，有没有替换的提法？

李泽厚：当然有，我一直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权，这个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有的。

易中天：可不可以说“人赋人权”？

李泽厚：当然可以。

易中天：那到底是“人赋人权”，还是“法定人权”？

李泽厚：这只是词的问题。

易中天：不，还是要分清楚。

李泽厚：我主张法治，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我不同意王元化他们提出“新启蒙”，因为现在不是要再煽起来一个启蒙性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把人权切实落实到制度上，也就是法治。从八十年代后期起，我一直强调法治，例如强调程序法，强调形式正义的重要，强调落实法治的具体措施，等等。

我看到一个材料，一个管政法的书记，最近竟然说，“那些法律条条不要管它”。这种思想是有来历的，1954年第一部宪法通过，到1958年，就有高层领导直接讲“不要什么刑法、民法，我们开会就是法律”，“法律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所以，现在讲人权、讲民主，主要是要通过法律确定各种具体的规范条例，并且坚决执行。我讲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要鼓励舆论监督，第三要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现在的大学教授很多都在搞假大空的项目课题，以获取经费，这不能责怪教授，是体制造成的。反倒是好些媒体每天都在做，每天都在推动，所以我看重媒体。

谈大学

应“重建象牙之塔”

易中天：这也是我十几年来想的一个问题。从大学学术量化管理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路。我不要填那些表格，我不想说自己不想说的话，我不想写自己不想写的字，也不想申请什么别人规定的“课题”。

李泽厚：但没有多少人能像你这样冲出来，不容易。

易中天：不管是谁，也都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啊！所以，我还是坚持十年前的那句话：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就没有思想独立。

李泽厚：也有人辛辛苦苦地在做学问，坐冷板凳，不管东南西北风，却非常清贫。

易中天：这样的人我很敬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正所谓“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何况清贫也不等于一文不名，基本的生活总要有保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还可以“种豆南山下”。一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餐餐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到庙里挂单都不行，有几个人能不被收买？人，总有扛不住的时候，除非下定决心饿死在首阳山。可是，就算你自己扛得住，老婆孩子呢？要不要管？

李泽厚：所以，现在应提出“重建象牙之塔”，这也要有巨大资金保证才行。

易中天：重建象牙之塔，十分必要。巨大资金保证，也很重要。但关键是“象牙塔”里的人，不能有“后顾之忧”，更不能“卖论求资”，靠出卖观点去获得“资金保证”。所以我强调“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不等于“富可敌国”，只不过是“不必看人脸色”。这跟“安贫乐道”不矛盾。一个人再清贫，只要那为数不多的钱是自己的，照样可以保持“人格独立”。

谈改革

始终是“审慎的乐观”

易中天：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量民间资金外流，移民成为一个新潮流，其中大量是精英。有人写文章，说现在是资本和思想在移民，我不知道剩下什么了，请问先生，希望在哪儿？

李泽厚：我的观点仍然是“审慎的乐观”，中国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到外面去的，哪怕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牵涉到的人那么多，不可能都移民，所以他们也并不希望社会越来越坏，因为也对他们不利。

应该想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就叫“知其不可而为之”。

易中天：我再问先生一个问题，先生既不赞成自由主义的美国化，也不赞成新左派的纳粹化，那么请问，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

李泽厚：中国道路怎么走，我仍然赞成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目前应该提出“中国不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易中天：太好了！先生的意思是说，重要的不是“中国往哪走”，而是“不往哪走”。我也赞成先生的小步前进，但问题是，你小步前进，如果触动到一些东西前进不了了，怎么办？

李泽厚：十年前，我就和新左派口头激烈争论过，他们认为中国会崩溃，不能加入WTO，等等，我认为不会，一定要加入WTO，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改变过去的说法了。

美国也有人说“中国崩溃论”，出过著名的书，但现在他们也无话可讲了。

易中天：我也认为不会崩溃，但就怕遇到一个硬要焚烧古兰经的牧师，咋办呢？

李泽厚：好像不烧了。因为对方提出不在9·11遗址附近建清真寺，他也不烧了。你看，总会有妥协的办法。但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否准确，没去核对。

所以，我始终是“审慎的乐观”，以前是，现在还是，只是有时“乐观”多一点，有时“审慎”多一点。现在经济大发展了，某些领域却停滞或倒退，经济领域中也有严重问题，所以要审慎。

谈国学

“文化相对主义”错误

易中天：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思想界那么多人往左转？

李泽厚：贫富不公、社会矛盾凸显是很大一个原因，官商一体对社会伤害非常大，贫富分化过速过大确实要好好解决。

易中天：先生注意韩寒吗？

李泽厚：我知道这个人，我最欣赏的是他赛车，赛车是会丢掉性命的，但他成绩非常好，一定不容易，对这一点我愿表示敬意，其他不说，因为完全不清楚。

易中天：陈文茜骂韩寒知道吗？

李泽厚：不知道。

易中天：为什么一些人在左转？我认识的一个人，以前是彻底反传统的，他曾跟我说中国的传统包括唐诗宋词都要彻底否定，结果现在都转向了。

李泽厚：因为国学热嘛，经济发展了就以为什么都了不起，自卑又自大的民族情感嘛，鲁迅早说过。

以前反传统的时候，他们骂中国文化骂得一塌糊涂，对传统一概否定，那时候我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多少人骂！现在国学热，我又挨骂，因为我不赞成搞这些东西。我把这叫做“蒙启”，把启蒙再蒙起来。

“文化相对主义”是错误的。文化首先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梁漱溟说坐马车比火车舒服，可是你从北京到广州坐马车试试？80年代有外国人对我说，你们中国不要发展汽车，骑自行车挺好，你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也挺好，我说你愿意骑自行车从纽约到华盛顿吗？你现在还愿意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吗？恐怕大多数人不愿意，这里没有什么相对。

我的“吃饭哲学”是批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武器。15年前我提出来现代化的四个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首要的是发展经济，当时多少人骂我啊。

本版记录整理/本报记者 赵继成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18/2551347_0.shtml

李泽厚对中国现况的最新观察【推荐】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718294.aspx

文化托命人余英时素描【推荐】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356659.aspx

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 否则我们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一位伊 朗女学生

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并不只是平凡的、被感情和竞争所困扰的年轻人，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了能够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付出了一切，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先人曾被阿拉伯人征服、曾被蒙古人征服、却从未被专 制所征服！
                           —一位伊 朗女学生的博客：我们从未被专/制征服

你可以摧残花朵，但你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
                           —一位伊 朗女学生

沉默只会纵容压迫者，所以我不能再保持沉默！
                           ——“伊 朗人权之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迪称赞蒙塔泽里

引用一下阿萨德先生的帖子：

▲印度辛格说：他们（中国）除了GDP，什么也没有。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宗教……

▲通往朝鲜的路，是每一个沉默的人铺就的。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老板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关于minzhu，你要么开门让他进来，要么看着他破门而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 宗 教 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后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 专 制的冲突……”
    她在辩论中激昂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 寺，去杀、 穆 斯 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 斯 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瓦法．苏尔丹（Wafa Sultan），一位生于叙利亚的阿拉伯女性在半岛电视台与一个男宗教长老的现场辩论）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的名言）

▲“非暴力无以阻止希特勒的铁骑，谈判不能让基地组织放下武器。我们说武力是必须的，这不是在狡辩而是在以史为鉴。”（奥巴马在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

▲“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气。”

长夜无眠，守望春天
——今 夜 我 们 是 波斯 人

　    —嫑只喊呺—

今 夜
我 们是波/斯人
在这个冰河期严冬的子夜
我们紧紧抱成一团
守望着一个迷离的春天

我们把耳廓紧贴在土地上
倾听泥土中种子破壳的动静
我们张动鼻翼
捕捉远方花粉摇曳飘过的芬芳
我们向地平线的方位眺望
一遍遍地描画第一抹晨曦的轮廓

尽管春天已在四周开遍
我们仍困于冰封的孤岛
尽管阳光已泻入近旁每个角落
我们的视线依然漆黑如墨

天边惊雷乍响
敲开万马齐喑的噤默
那是你们挣出牢笼喷薄的呐喊
掣电撕裂长空
映出魑魅魍魉的狰狞
那是你们砸开锁链迸出的火花

我们瑟缩于冰封一隅
向早已沐浴在春光之中的人们捎去羡慕和妒忌
替刚赢得春季的人们祝福
为已准备好迎接春天的人们祈祷

我们期待一个时刻
远方的严冬
已被春天一块块地融化
我们被春天合围
我们高墙上的铁丝网插满馨香的黄玫瑰
我们牢笼上的铁栅栏绑满飘逸的黄丝带

快了
色厉内荏的残夜已难以掩饰干涸的墨色
近了
张牙舞爪的暮冬已无法凝固料峭的东风

我的眼窝不再干涩
我的喉头不再苍哑
我的心房不再麻木
今//夜注定已不再入眠

今夜
我  们都是/波//斯//人
我们在抱团守望
守望着一个春天

一个飘忽的春天
一个姗姗迟来的春天
一个也许与己无关的春天
一个可能仅仅只属于他人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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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
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

“当世人忘掉这些事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些事还会发生。”

文章提交者：jinzurong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独裁者的内心在发抖，独裁者的受难之日，就是人民的高兴之时。

文章提交者：风中种子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等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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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网封不住渴望自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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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为别人呐喊，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呐喊。今天你为别人呐喊，以后当你需要的时候别人才会为你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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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能阻挡得了太阳的到来吗?

文章提交者：道德底线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应该判处伊朗这些示威的人各11年徒刑，罪名就是颠覆伊朗政权罪

文章提交者：mengqinf22A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漫步长安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我没看到机枪和坦克，就凭这一点我就断定伊朗是个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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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请看这个（往下拉，看汉语翻译）

http://translate.google.cn/translate?&u=http%3A%2F%2Fpersian2english%2Ewordpress%2Ecom%2F2010%2F01%2F01%2Fa%2Dnote%2Dabout%2Dthe%2Darmoured%2Dvehicles%2Dfrom%2Dchina%2Dto%2Diran%2F&tl=zh-CN&hl=zh-CN

文章提交者：仙人掌嘴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吗？长这么大连班长都没有选过。
伊朗这些老百姓居然有选举权！

文章提交者：jefftc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文章提交者：amekuul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有人说，看了鼻子一酸。
我的眼眶突然湿润了！
有一种火焰，是永远不可能被扑灭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829dd0100dxgz.html

张耀杰：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
 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大胆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片面与极端，表现出了世界主义的人类大同的高境界，进而张扬了自己所拥有的“不爱国”的自由人权。应该说，除了极端主义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没有任何东西是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许别人不爱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有时也会处于爱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情感波动之中。

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一卷四号，公开发表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
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定：“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接下来，他以“自觉心”对“爱国心”进行颠覆性置换：“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
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并不是陈独秀的发明创造，传统儒教的祖师爷孔子早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
　　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评论》发表《公同管理》，其中写道：“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

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
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自居的。就连此前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批评陈独秀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
　　1919年8月2日，鲁迅写下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鲁迅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与陈独秀一样，他在文中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
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则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
　　在此之前，胡适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劫余生”的通信，写作了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以更加极端的情绪彻底否定了“爱国”之心：

　　我的儿子，

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
　　这国如何爱得……

　　你莫忘记，

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
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
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
　　你莫忘记，

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
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
　　是谁烧了这一村，……

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
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
　　回来！

　　你莫忘记：

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
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
　　都可以……

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五卷三号，写成后曾送给沈尹默、陈独秀等人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一句话。

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再处于反复调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并组织中国共产党。胡适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
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
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0474_aiguo/005357.htm



伊朗的“twitter革命”

推荐一个教育博客：

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caoyanjie&idWriter=30051363&Key=711083803

●特约主持人：中山大学刘小枫教授

●主持人话语：

      阅读古人经籍，面对的不仅是文本自身，更是由古人至今人构成的阅读传统，这个传统横亘在每一位读者面前。我们站在一条条阅读链的末端，翘首而望，真正的阅读必得进入其中，上下沉潜、寻根问源。阅读是一次由外到内的进入，走进由过往的伟大读者组成的共同体；阅读更是一场艰难备至的跋涉，不仅要跨越时代的距离以及思想的变迁，更需跨越区隔伟大与浅薄的自然天堑。
      举例而言，阅读柏拉图，不仅要阅读柏拉图的作品，还要阅读柏拉图所阅读的作品（荷马和赫西俄德，前苏格拉底哲人以及悲剧、喜剧诗人）———因为没有伟大的阅读就没有伟大的写作，甚至阅读整个柏拉图的经学传统：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普鲁塔克再到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普罗克洛），中经中古伊斯兰传统（阿尔法拉比、阿威罗伊）和基督教传统（奥古斯丁），延至文艺复兴（斐齐诺），乃至现代哲人的解说以及启蒙以来的种种深渊和狂猛波澜，等等，倘能成就如此纵深广博的阅读，世之罕矣！“经如九曲珠，解者用心须有蚁穿之妙”，唯有虔心推循往圣之说才可能贴近经籍要旨，聆听到作者的千古教诲。毋宁说，阅读是一次上行，带领我们离开时代的狭小疆域，上升到古人的宽广智慧。阅读是问学之始，没有良好的阅读，必然难有所成。悉心阅读古代经籍的伟大读者施特劳斯曾说：“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通常，细心的作者也是细心的读者，反之亦然……阅读先于写作；在写作之前，我们已经阅读；通过认真阅读好书———即最用心地阅读那些最用心地写下的书，我们学习认真写作。”施特劳斯告诫的是，不要急于搞创作，而要首先做个合格的阅读者。
      何谓认真的阅读？首先是指阅读历代圣贤之书；其次涉及阅读的德性。在当下受现代及后现代主义侵蚀的时代，阅读游戏和写作游戏大行其道，人的灵魂进一步被拉向低处，认真的阅读和写作几近绝迹———看看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撕书式阅读”，不难感受此点。不少人欢呼，作者已经死亡，经典已被解构，妄图以己之虚妄破碎古人智慧。只有抛弃今人绝对优于古人的假设，我们才可能认真看待古人最用心写下的书。敬慕古人智慧，跟随那些伟大的读者认真地阅读，闲下来，静下来，慢下来，指头放慢一点，眼睛放尖一点，沿着他们曾走过的道路前行，我们就有望再次为灵魂开启一条上升之途。这就是阅读的德性。我们决不相信所谓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一妄论，我们坚持，只有如作者一样理解作者，才可能真正体悟作者的用心和意图。
      阅读的艰难之处在于，“经说旧本明畅，至于误说，展转蒙蔽，其道迂歧，欲复大明，其事甚苦”。摆脱各种“误说”和“谬见”成了阅读的首要问题。因此，一个保险的做法是，从头至尾复述作品本身，而不是从某个现代“观念”或“理论”出发，如此才是良好阅读的开始。这里的五篇文章便是一次认真阅读的尝试，也是一次恢复阅读德性的努力。（柏拉图经学五题）五位作者均参与了笔者主持的“汉译柏拉图注疏集”的工作，一人分治一经，在经典解读的功夫上都已有所历练。李致远的文章相当于一部现代柏拉图阅读简史，梳理了三种现代解读流派的基本特征和影响，有助于理解当代柏拉图学术源流和解释方向；黄群、郭振华、黄旭东的文章则各自阅读柏拉图的一部对话，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关注柏拉图对话的文学形式和戏剧特征，从情节和论证两个方面来整体把握作品，通过重述作品来展现柏拉图的写作技艺和哲学教诲。彭磊的文章讨论柏拉图书简的真伪问题，但他所进行的与其说是真伪考证，毋宁说是通过比照古人今人阅读书简的不同情形，追溯书简真伪问题的由来，审辩对待柏拉图书简的应有态度。柏拉图经学绵延千载，通贯古今，义理艰深。当前中国学界对柏拉图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集体阅读只是一个开始———但愿是正确的开始，更纵深的阅读则有赖于学界的长久积累。

摘自《求是学刊》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064925/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10-12，后来被删。我想是没有看懂我的意思，今天重贴于此，希望不要删，至少看明白了再删。

    “文革”过去已整整三十年了。尽管许多的事实被封存而难见天日，但毕竟今非昔比，通过各种渠道，还是透露出来了一些消息（见文后链接）。但这是怎样的一些消息呢，以凡人之身、心，如何面对和承担？血在四面鼓荡着、厚积着，使我窒息；黑暗笼罩下来，有深渊在脚下，唯有绝望……

    但我尝试着想理出一点头绪来。

    我想，公开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并不是简单要揭露什么，也不是要把问题单纯归结到某一个或几个人，亦或某一个别团体身上。这么大规模的罪行，暴露出来的深层问题，是人性之罪与恶，这罪与恶严格讲来人人有份，所谓“原罪”；而暴露出来的浅层问题，则是体制与制度的愚昧和黑暗。人性之“原罪”加上制度之“黑暗”，两厢利用，只能是万劫不复了。德国人有“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的忏悔，而我们呢？

    追究根源是第二步的事。首先要做的是了解真实发生了的事实，要让尽量多的人知道和正视这事实。我们当注意，这样的事实的发生，在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但这一次尤其惨酷：它发生在二十世纪，是在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而且是在和平时期；恐怖程度和涉及面之广泛，造孽之深重，罕有其匹；尤其是，在事过三十年之后，人们仍然基本不能全面公开地谈论它，大多数人则早已健忘或者根本不知道在几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讲原罪人人有份，不是不分你我他，不论黑白，统治者（主子）、压迫者（奴才）和受害者（奴隶）之间，是必须分别清楚的。原罪一致，但罪的表现毕竟不同，程度也有根本差别。因而罪责不同。

    讲原罪人人有份，不是不追究责任，但如阿诺德所言：“对行为的审判应严厉无情，对人的审判则宽大为怀。”这是西方传统。基督教严格区分了“罪”与“罪人”，最终要消灭的是“罪”，而非“罪人”。质此，故有废除死刑之议、之举。

    但宽恕与和解是有前提的，就是讲清楚罪行本身。要知罪和认罪。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和如何发生的，谁参与其中？要让每一个人知道，并牢记。

    审判是必须的！

    但审判不光是外在的，还应是内在的与自我的。通过外在审判，以公开罪行，让所有人当然包括罪行的实施者知罪；通过内在审判，以洁净自我，离罪悔改，离罪得生，它的基本表现是认罪。

    审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不再犯罪！

    可是，我们有此勇气和智慧吗？或者说，以人之罪身、罪性，我们有此能力吗？以我们所属的文化传统，可否提供一个足以作为根基的精神地基，将我们引上拯救之途？在那些万分恐怖的事实里，我们分明看见了魔鬼的作为；那种机制里，我们感到的是一部永动的绞肉机器，一旦开动，无一人幸免。它灭掉的首先不是身体，而是灵魂；然后才是无灵魂的身体去灭其他各样的身体。

    第一步，让我们首先能面对事实，这是忏悔的开始，也是拯救的起头。



文革广西大屠杀（吴若愚  郑//？义）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633909.aspx

对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屠杀的调查（遇罗文）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633913.aspx

记一九六八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4897225.aspx


“红八月”——滴血的记忆（章立凡）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31187.aspx  

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王友琴）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31759.aspx

文革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调查到的死亡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31837.aspx   

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卞仲耘（王友琴）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31732.aspx   

文革血腥记忆：京城东厂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王友琴）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27430.aspx   

傅雷之死（狄马)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27471.aspx 

文革受难者——老舍（多图）（王友琴）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71613482.html

被从美国骗回来的华裔科学家的下场:萧光琰一家之死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27376.aspx   

高尔泰回忆文革中的家庭零落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41759.aspx   

民盟领导人张东荪一家在红色风暴中的凄惨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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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反革命家庭的遭遇：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34936.aspx   

郭沫若真的杀了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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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之女记母亲六十年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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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沉默:前夫洪君彦谈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41772.aspx  

刘少奇和文革暴力（王友琴）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447261.aspx 

林昭纪念——亲友的回忆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680321.aspx

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遇罗克纪念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27147.aspx

惨死荒郊的二位女政治犯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788678.aspx 

红卫兵武斗档案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42268.aspx           

谁的儿女长眠于此？（首次披露文革墓园）[多图]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673967.aspx

面对文革中多起大屠杀的三重耻辱（徐友渔）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17387.aspx   

国耻——文化大浩劫之焚宝录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31841.aspx  



文革图库链接:

文革图库之一：领袖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5119.aspx     

文革图库之二：领导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5126.aspx     

文革图库之三：十大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5240.aspx     

文革图库之四：群众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7677.aspx     

文革图库之五：武斗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7699.aspx    

文革图库之六：文化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7709.aspx     

文革图库之七：艺术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9776.aspx     

文革图库之八：战争宣传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9780.aspx     

文革图库之九：医疗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59781.aspx     

文革图库之十：教育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65309.aspx     

文革图库之十一：笔记本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65370.aspx     

文革图库之十二：证件、奖状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65385.aspx     

文革图库之十三：收场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65388.aspx

蒋少武，拍下数万照片记录文革时期荒诞往事(组图)

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963740

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视频）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2214120o1p64.html

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陈丹青）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191808.aspx

一组震撼人心的摄影作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读懂……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725835.aspx     



另附：

从舅舅之死看“镇压反革命运动”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43681.aspx   

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cretView.aspx?cBlogLog=1001568633

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300多万！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633486.aspx

王实味的故事

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cretView.aspx?cBlogLog=1001576923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593409.aspx

三年饿毙数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材料（一）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725111.aspx

三年饿毙数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材料（二）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725118.aspx

中国大陆五十年非正常死亡调查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182046.aspx

毛主席语录（精华版）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513349.aspx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士！

姓　名 　职务或职业 死亡日期
　　1.刘少奇　 国家主席 　1969
　　2.彭德怀 　国防部长、元帅 　1974
　　3.贺　龙 　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4.陶　铸 　国务院副总理　 1969
　　5.张霖之 　煤炭工业部部长 1967
　　6.贾拓夫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1967
　　7.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8.张学思 　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 1970
　　9.田　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1968
　　10.赵树理　作家 1970
　　11.邵荃麟　文学评论家 1971
　　12.侯金镜　文学评论家 1971
　　13.邹大鹏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67
　　14.刘秀峰　建筑工程部部长 1971
　　15.章伯钧　民盟中央副主席 1969
　　16.何　伟　教育部部长 1973
　　17.南汉宸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 1967
　　18.陈正人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972
　　19.钱　瑛　监察部部长 1973
　　20.廖鲁言　农业部部长
　　21.徐子荣　公安部副部长
　　22.胡锡奎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3.刘锡五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24.王其梅　西藏军区副政委 1967
　　25.刘　仁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6.谢家荣　中科院地质所 1966
　　27.沈知白　音乐学家 1967
　　28.李嘉言　古典文学专家 1967
　　29.喜铙嘉措 佛学家 1968
　　30.胡先（马肃） 文学评论家 1968
　　31.陶　然　文学评论家 1966
　　32.陈翔鹤　小说家 1969
　　33.伊　兵　戏剧评论家 1968
　　34.彭柏山　小说家 1968
　　35.张宗燧　中科院物理所 1969
　　36.杨伟名　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农民党员 1968、5、5
　　37.潘天寿　著名画家 1971
　　38.盖叫天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江南第一武生 1971
　　39.叶渚沛　冶金学家
　　40.张家燧　昆虫学家
　　41.吕　荧　美学家 1969
　　42.周信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975
　　43.刘芝明　文艺活动家
　　44.蔡楚生　电影导演
　　45.杨　朔　诗人作家
　　46.孙维世　导演
　　47.陈翔鹤　作家
　　48.郑君里　导演
　　49.巴　人　文艺评论家
　　50.孟　超　诗人剧作家
　　51.焦菊隐　导演
　　52.魏金枝　作家
　　53.肖也牧　作家
　　54.周洁夫　作家
　　55.曹荻秋　上海市长 1976
　　56.傅连璋　卫生部副部长 1968
　　57.陶　勇　海军副司令员 1967
　　58.刘　仁　北京市副市长 1973
　　59.张国峰　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1968
　　60.高心泰　淮北市委书记 1967
　　61.刘国璋　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1967
　　62.吴亚雄　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1968
　　63.张国士　市建筑公司经理 1968
　　64.刘　健　上海外轮公司副经理（越剧演员傅全香的丈夫） 1968
　　65.张志新　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批评林彪 1975．4．4割喉枪杀
　　66.遇罗克　工人 1970．3．5
　　67.毛应星　教师批评文革江青 1970．4．14枪杀
　　68.吴晓飞　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抨击林彪江青 1970．2．17枪杀
　　69.时传祥　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1975．5．19
　　70.张坤豪　工人、为刘少奇辩护 1970、2、25枪杀
　　71.忻元华　技术员、批判文革 1970、5、30
　　72.官明华　云南兵团四师女医生， “文字狱”，反林彪 1971、3、12枪杀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1.邓　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2.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10.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 1966.6.7 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16.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7.金仲华 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 1968.4.3 在书房上吊自杀。
　　18.陈梦家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 1966.9.3 自杀。
　　19.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 1966.8.2 跳楼身亡。
　　20.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21.萧光琰 化学家 1968.12.10 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22.杨嘉仁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1966.9.6 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23.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 时间不明 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24.闻　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25.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26.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27.高仰云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1966 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28.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29.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 1968.8.12 在苏州周家花园跳进身亡。
　　30.张宗燧 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 1969 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31.顾而已 著名电影导演 1970.6.18 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32.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 1969.3.16 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33.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 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34.冯大海 作家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35.许政扬 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 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36.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李　达 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8.24 自杀。
　　40.谢家荣 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时间不明 自杀而死。
　　41.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42.姚　溱 □□部笔杆子 1966.8 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43.陈笑雨 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 1966.8.24 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 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 1975.4.16 自杀。
　　45.海　默 电影剧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46.周予同 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时间不明 自杀。
　　47.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1968 跳楼自杀。
　　48.小白玉霜 著名平剧演员 时间不明 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49.李平心 历史学家 1966.6.15 自杀。
　　50.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书记 19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51.雷春国 云南德宏州副州长 1967.1.12 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
　　52.杨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53.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1968.4.22 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        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54.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 1968 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
　　55.远千里 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 1968.6.22 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56.刘克林 《大公报》名记者 1966.8.6 在□□部堕楼死另说是他杀。
　　57.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报》记者 1966 在上海跳楼自杀。
　　58.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日 跳楼身亡。
　　59.舒绣文 女影星 1968 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60.黄绍闳 著名民主人士 1966.8 自杀。
　　61.徐　冰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1968 自杀。
　　62.张琴秋 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68.4.22 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63.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 1969.1.30 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64.阎红彦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9.1.7 服安眠药自杀。
　　65.赵九章 物理学家 1967 批斗反动权威后自杀。
　　66.孔　厥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 1966 劳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杀。
　　67.赵慧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 1967.12.4　含恨自杀。
　　68.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69.应云卫 电影艺术家 1967.1.26 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70.陈　琏 陈布雷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 1967.11.19 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
　　71.黄国璋 陕师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8 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72.陈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3.张绍昌 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时间不明 自杀。
　　74.张宗颖 天津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 1966 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75.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 1968.8.28 “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了。

审判东德高级干部：只为正义，不为复仇

彭小明                          2003年6月8日


柏林墙

　  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柏林墙崩塌之后，一度赖在苏联不走，想请求庇护，可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愿收留他，于是他觉得在苏联混不下去，只好回德国。一到德国，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却得到了保释出狱的待遇。原因是经医生会诊已经确认，他患有晚期癌症，来日无多。昂纳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飞往他女儿的居住地－－智利圣地亚哥。在那里，他只熬过了半年，平静地去见马克思了。

　　一转眼已经八年过去，人们对于东德政权的罪恶依然没有忘怀。昂纳克的继承人、东德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东德最后一任党中央总书记和总统克伦茨，也被柏林法庭传唤到庭，接受审判。与他一起受审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成员。对于德国国家检察院来说，克伦茨等三人的审判案，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东德旧案中最具有意义的一场官司。各方面的人们都注视着这次审判的结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审前预先声明中提醒公众说，想要使用今天的刑法手段来洗尽历史的冤案，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受害人当年的命运昭告世人，历史无法重新倒转，血债无法用血来偿还。

　　柏林地方法院。前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已经预告了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总判决结束一个小时之后举行。可是历史偏偏不由人算计，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半，当审判长在莫阿比特法律宫五百号公堂上宣布判决的时候，他的嗓音因激动而显得嘶哑起来，他念道：由于可能发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给予免于拘捕待遇。然后他说："克伦茨先生，因此，您必须被当庭逮捕"
。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是今年六十岁的克伦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然之间崩溃，脸色惨白。他向身边的儿子张望时流露出苍白的惊恐神色，尽管他向过去的同志们举办告别会的时候，口出大言，夸夸其谈，言辞慷慨，激昂亢奋，毕竟当左右的卫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必须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时候，他也露出了羞惭之色。或许他还怀抱希望，事情还会发生变化。在前两个审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上乐观地预计，如果他被监禁，至多也过不了二○○○年。而且考虑到联邦法院必要的复审，很可能紧接着还有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诉和在欧洲法院的抗辩，一拖就是几个月，乃至一年，示威、讨论，克伦茨跟"英烈"们站在一起，仍是头面人物。


　　他坚决地宣告：绝不接受这一判决。而法官霍赫先生继续宣读证词。这时的情况引起人们的进一步猜测，克伦茨可能也将不服从法庭宣判的处罚。法官的最后证言竟然淹没在一篇嘘声和口号声中。观众席上，跟以前共产党干部受审一样，总是多半是坐满了年迈的社会主义统一党老党员们。他们非常退让自持地低声咕咕哝哝，不敢高声说话，变成了一片嗡嗡声。会场上另外的人则是当年的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亲属遗孤。审判长指出：当然，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各国的影响在这一边界线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解除个人的法律责任。当年轻的审判长戏称克伦茨为"安全部门的负责人"时，还出现了一片嘲讽的笑声。其实在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里，克伦茨的确是负责安全事务的政治局委员。

　　当克伦茨在法庭当场被捕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一个老年人高声喊叫起来：我们继续跟你站在一起！另一个老年人按照二十年代红色阵线展示同盟成员的方式举起了拳头。另一名老妇人尖声叫喊道："埃贡（克伦茨的名字）我们和你团结在一起！"克伦茨好像一直在休克状态中，然后他忽然大喊地回应："我不会屈服！"这场面难免使人想到过去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坚贞不屈和视死如归。六十四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被指控为国会纵火案的罪犯。这是希特勒政权故意打击进步势力的阴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出来为共产党人或者犹太人争辩，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今天，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僚可以对报刊发表辩护之词，甚至提出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然而共产党的历史功罪也实在太昭彰显著，几乎无可争辩。所以这一幕场景实在缺乏悲壮气氛。恰如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里很有趣地总结过，历史往往会重复出现某些场面，第一次总是悲壮的正剧，第二次则是滑稽的闹剧（大意）。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六十四年前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共产党人罪犯受审是因为他们杀害和迫害过千千万万的人民，尽管今天的民众很少愿意同情他们，罪犯们仍得到律师的协助，可以提出申辩和上诉，而且还有团体和报章提议赦免他们。越是这样，这种戏剧性场面就越显出闹剧的滑稽意味。

　　法庭终于宣布判决了。克伦茨因为杀害东德逃亡者被判处六年半徒刑。六十五岁的前社统党政治局委员、经济学家克莱伯尔和六十七岁的前东柏林市社统党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都被判处三年徒刑。

　　量刑的依据如所预料，被告克伦茨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并在政治局会议跟另两名被告一起起草了两德边境（柏林墙）监控制度、或者将这些规定具体化。以此为发端，一系列命令之链层层下达，霍赫法官指出，这一命令之链环环相接，从边防部队司令部，直到各岗哨哨兵的巡查，都在执行这一命令。命令让那些监视边境的士兵对准向西德逃亡的东德公民扣动了枪械的扳机。这一夥人为了他们的边界的"安全"，为了他们的利禄，竟不惜付出杀死许多生命的代价。

　　法官的话让人们立刻想起，柏林墙西侧连成一片的白色十字架。有的刻着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写上"无名氏"；还有两德边境上的地雷无人区，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陈尸旷野的惨象。读一读下列的几则消息吧：

　　九七年三月三日起，柏林的州法院开庭审理三十五年以前发生的一件柏林墙枪杀案。两名前民主德国边防军人分别被判处缓刑二十一个月和二十个月。今天他们分别已经六十一岁和五十五岁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他俩开枪打伤了翻越柏林墙的泥水匠学徒费希特。当时费希特趴在墙上呼救，可是经过五十分钟以后，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才被拖起来，后来在运往人民警察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墙成功的时候，子弹却射穿了费希特的盆骨。几百名过路人、盟军官兵和新闻记者从柏林墙西侧看见了他的痛苦和挣扎，却完全束手无策。当时的民主德国对内掩盖了这宗血案。一九九五年一个电视摄影队成功地找到了当时的开枪者。审判证据是当时的边防守卫纪录。枪杀费希特后，下士施莱伯晋升上士，士兵弗利德里希获奖金两百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她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另一名当时年仅二十岁的青年米夏尔也死于东德边防军的枪口。克伦茨出庭的当天，米夏尔的父亲作为共同原告人出庭。他是悲喜交集："克伦茨等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人心称快。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平服我心。处刑实在太低了"。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柏林法院判决了东德最后一名柏林墙死者的案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仅二十五岁的舒尔茨企图逾墙而过，被东德边防军人开枪打死。开枪的两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个月监外执行。跟党中央的干部比起来，两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两名士兵的处境有点类似于**惨案中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解放军战士。群众亲眼看见他们杀死了无辜的同胞，可是他们又是奉命开枪的。在激烈的冲突中，他们可能会被群众在反抗中打死，在事隔多年以后，他们只应当受到宽容的处理。

　　对党中央干部的判决是温和的。克莱伯尔在被告席上显然露出了惊喜之色。律师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点头。克莱伯尔也点头回应。他想说，本来我料想的比这坏得多。步出法庭的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承认说："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沙博夫斯基的脸没有扭曲，他显然松了口气。因为毕竟检察官提出的是"九年监禁"的要求，现在他可以在宽松的条件下，就近坐监执行。所谓"开放型监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班，编排他的地方小报，晚上则必须返回他的监房过夜。去反省那些被他的命令枪杀的无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伦茨立即提出上诉。遭到州立法院驳回，于是他的上诉案自动转到高等法院，一九九八年年初再审。逮捕后的克伦茨关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国家检察官也提出了复审要求，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这次判决实在是太温和了。克伦茨的律师则对"当庭逮捕"提出抗辩。他说，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谬的。克伦茨根本不会逃亡。


　　另外两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诉。沙博夫斯基的律师陈述了上诉的理由。他说指控沙博夫斯基胁从犯罪的证据不充份，抵触到追溯既往的禁令。根据这一禁令，被告人只能在罪行当时有效的法令范围内受到追究。同时他也承认这次审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审判前，克伦茨反复在新闻界发表言论，将责任推给苏联红军和华沙条约集团军柏林前线司令部。他还指出，在德国统一前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柯尔总理曾经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按照东德宪法行事的东德国家事务负责人应当不予追究。统一以后，戈尔巴乔夫还给德国法院写过三次信件，说及此事。但是对于司法独立的国家来说，行政领导人当时为完成统一目标许下的诺言，对不受行政机关或政党干预的法院是否具备约束力？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要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暂时不完全执行宪法，却以部份废弃的法律作为审判依据。实际上德国领导人是遵行诺言的。针对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德国统一问题历史旧案处理中央协调部指出，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国家机器肆无忌惮地对付自己的人民，在边界上放肆地屠杀，对敢于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残酷地威胁恫吓，分化瓦解，仅仅使用我们法治国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为巩固政权服务的非法行为。追查往往离奇地断线，变成查无实据。东西德国统一的协定中确实规定，只有依据东德的法律也是非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许多忽视人性的措施在东德法律中是没有相应条款的。因此我们无法追究它们。例如，电话窃听在东德就根本不会形成一条相对的制约性法规－－《隐私信息保护法规》。一九七六年德国新闻揭出一名原子物理学家私人住宅中被安装了窃听器。整个国家都为此非法事件震惊不已。当时的内政部长（自由民主党人）因此被迫引咎辞职。然而在东德，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利益"而进行的神圣必要手段，安装一个窃听设备跟许多类似手段一样，都是小事一桩，当时无人敢于抗拒，今天也无法追究。另一个实例是，二十年前，有兄弟两人一同在苏军的军营前被枪杀了。此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俩的父亲。而凶手是一名苏军士兵。杀人之后，被调回苏联。德国统一之后，没有一名东德秘密警察受到追究。

　　在这里，听一听克伦茨的议论是有趣的。

　　克伦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错的言论自由。他在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上发表谈话，大讲他的大道理。

　　"…这当然是政治审判。其政策就是要用这类审判来对付东德领导人。"

　　"其实并没有一纸射击或者砍杀的命令。连被邀请来作为证人的最高检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读了政治局材料以后也承认，并没有一所法院能证实有一道射杀令。然而人们一致重复说，你们的制度就是杀人的制度。这种诋毁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纳克，我们有军队在你们那边。想一想，别忘了。东德没有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我们的强大力量，不可能生存。这是明白无误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法"。

　　"我不是胆小鬼。东德是我的事业。在德国的土地上尝试社会主义是我的事业。我只相信，只有与苏联在一起我们才能生存"。

　　"曾在东德当了十七年苏联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诉法院，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国家都不能容忍东德在华沙条约集团外部边境上能自身有所改变。"

　　为了面对社会上关于"政治审判"或者"胜利者审判"的议论，坚持法治观念，德国司法界在说明这次判决的时候，公开宣布，审判的依据，并非现行的联邦德国法令，而是被告犯罪当时的东德宪法和法令。

　　这样一来，这场官司的意义就更加增添了独特的色彩，而且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凸显出特别的意义。其实，各国的法律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异的，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例如刑法中惩治杀人、虐待等罪行的条款几乎都是一样的。据德国法律界的人士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法律都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借鉴翻译过去的。有些段落甚至完全照抄。毛泽东依据胡风私人信件给予定罪、文革中的大量非法行为、邓小平下令开枪杀害平民的行为都是直接违犯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的。


　　对于东德高级领导人的审判，虽然仍有上诉，还没有完全落幕，毕竟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一些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样处理的呢？

　　如前所述，两名开枪的边防军士兵被查实，分别判处二十个月和二十一个月的缓刑。从刑期的绝对数值来看，两名党中央决策人胁从犯也只判三年，两名士兵不免量刑过重了。或者说，对高层领导人被告量刑太轻了？从社会反应来看，德国人民没有激烈的反对意见，大概普遍已经认可，审判就已足够，量刑何必太重。诗人杜甫曾经留下过的名句正可以用在这里：用箭当用长，挽弓当挽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州法院作出判决，一名前"民主德国"女法官，因在十二宗案例中曾剥夺十五名公民的自由被判处三年徒刑，不得假释，不得上诉。

　　这名民主德国女法官，从七三年到八九年，判处过上述想要旅行的东德公民，监禁十个月或一年又十个月之间的刑期，而她根本不使用当时法律条款中的判刑宽严空间，一律从严。

　　此案说明，前中层官员民愤较大者，也会受到制裁。

　　说她民愤极大，并不冤枉。据了解，东德公民中百分之四十到六十都有家人在西德。他们应当有权前往西德去探亲。可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后期方才有所松动。在这个共产党"女强人"手下，十五名想去西部探亲的老百姓被从严判刑，失去十个月乃至二十二个月的自由，（出狱后要不要戴反革命帽子？）怎能不引起当地百姓的民愤呢？

　　九七年九月十五日，在柏林的州立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历史奇案，经过认证，确认作案人是安娜·玛丽亚。四十二年前，当时的东德新闻记者佛利克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后来有人来骗他，叫他去一位朋友家。一名女士给他喝了一杯饮料，他就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架回到东柏林。他被东德的法庭判处四年徒刑，刑满后被放回到西部。四十多年过去，柏林墙倒塌了。佛利克指控安娜·玛丽亚就是当时的女特务。今天的安娜·玛丽亚已经丰韵不再，完全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了。她坐在轮椅上企图否认自己的历史身份。可是证人肯定地指认她就是当年的下毒人。结果，安娜·玛丽亚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东德秘密警察特务的身份，也确实认出佛利克就是她经历中残害过的人。一个自己不能正常生活的老妇人，必须由律师推着轮椅来出庭，还需不需要判处刑罚，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历史的正义应该伸张，而且要让史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前东德共产党间谍头目、七十四岁的马库斯·沃尔夫五月底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同时偿付罚金五万马克和法庭费十万马克。这个东德老间谍早年侨居苏联，一九四七年曾作为观察员出席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庭。在他担任东德安全机关领导人期间，曾绑架美军女秘书及其母亲到东柏林，捉拿携女友从东德叛逃到西德的间谍回到东德。

　　法庭认为这些罪行是一个时代的罪行。在冷战时代这些罪行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告沃尔夫在宣布判决以后说，他认为如果这个判决不抵触法律和宪法的话，应该对此表示满意。

　　东德也搞过"群众的专政"这类方式的统治。威胁利诱一些平民为安全机关监视其他的同胞。这样，与东德的安全机关ＳＴＡＳＩ曾经有过联系的普通人人数就太多了。俗话说"罚不压众"，没有重大伤害者，不宜再追究。但是对于东德干部中中等程度危害的罪过，德国各大党派的议会党团在经过讨论后，九七年十一月初宣布延长追诉时效期。本来到今年年底就将不再追究，可是现在又予延长，直到二○○○年。这种罪行包括贪赃枉法、虐待囚犯和给东德运动项目中的未成年运动员服用兴奋药物造成人身伤害等等。

　　探讨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的法律追诉问题，实际上东欧各国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例如阿尔巴尼亚毛式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在政权垮台前夕病故。他的遗孀后来被判处九年徒刑。霍查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九三年从总统变成囚徒，其余三十二名中央级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十三人）在平民政府期间也被判处长期徒刑，后来因三月内乱，狱门大开，到九七年十月，社会主义党上台，这些血债累累的人被正式释放。

　　共产党人从不忌讳自己的专政是暴力统治，存在一天就要执行一天。除了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以外，很多思想犯、政治犯都以刑事犯的罪名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各级干部都有人参与和执行了对于他们的迫害和虐待。有的干部还在继续追究和制造出新的思想犯，打击敢于批评和直言的同胞。各级干部中更有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大小陈希同、王宝森。一旦人民有了制裁这些罪犯的权利时，怎样掌握好分寸，既要教育人民，又要安抚受害人，也不让追究过份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德国司法界现在走出了一条新路。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借鉴。回看他们的经验，宽容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时常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非常残忍，是一种复仇主义的野蛮逻辑。中国人传统上主张"以德报怨"。对待曾经血腥侵略过中国的日本民族，也只是要求作道义上的认罪和物质上的赔偿，决不要求杀戮他们的後代。

　　柏林墙死难者费希特的妹妹说得很好，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五十分钟的巨痛，没有人救他。她悲愤地说："今天我来到法庭，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后，撕毁了他自己起草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将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不论有无血债劣迹一律处决、关押或管制，甚至包括许多投奔革命的人士和起义、投降、被俘人员。又用政治运动扫荡农村基层掌握着文化命脉的乡村知识阶层，发动反右斗争和"文化革命"，打击几乎一切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敢于思考和批评讽谏的城乡知识分子了。这样的严刑重罚不仅是非人道的，也是对于国家民族及其文化的严重伤害。未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了。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许多事务仍然缺乏宽容精神，不能营造一种宽容的气氛。这里可能蕴含着一种隐忧。今天不能宽容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明天能不能对共产党的干部实行宽容呢？贪污腐败和严重的不公平可能引起强烈的抗议和不满。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知识分子心里都明白，实行民主总是迟早的事。中国知识分子要做好准备，一旦社会转型，平反冤案，审判主要责任者就会提到日程上来。那时候，务必要对今天的党和国家干部实行宽容。因为民主和法治的目标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复仇。


(浴火凤凰)

尊重基本事实，守住人道底线——给网友shadan的几封信【原】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612987.aspx

柏林墙·历史·其他 ——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陈行之）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633610.aspx

【按语】

    网友shadan多次给我的帖子留言，也好几次发邮件跟我讨论一些现实及历史问题，他表示毛某是“伟人”，对美国他亦多有看法和意见，这里帖出我相继给他的四次回复邮件，对其他关注相同问题的朋友也许不无意义。以下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编号，系与sadan通信中双方信件之编排次序，单号是我的信，双号是他的信（略）。通信起于我，也就是说，是我给了他信，然后才有了你来我往。我的第一封（1）信，实际是我写的一个读书札记：《中国社会问题与知识分子问题的相关思考》。

    为避免自说自话，对于关注我们双方声音的朋友，可以按以下线索进一步去了解：shadan的跟帖在 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Kan.aspx?cBlogLog=1001469013  信件在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388043.aspx 的跟帖里。

第二封（3）：

    给你的不是文章，很多是一些资料的排比，但反映了自己多年前的想法，是要说明由错误到不太错误的转变很不容易。关于三十年，可以和日本比，人家三十年后是个什么模样，二战后的起点，日本不比我们强多少，可能是差不少，这是对前三十年的判断。后三十年，可以和俄罗斯、波兰、捷克等国家对比。对于所谓民间的说法，如果要表达出来，还是要知识分子去做的，其实已经有人做了，比如丁抒、郑义等。是事实的调查和反思，反思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于事实，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讲人民的反应和感受，其实这个“人民”很多时候是成问题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那个不拥有人民的支持和感觉，但是那是什么样的人民呢？

第三封（5）：

你好！

    你提到小国的殖民动机和依附大国的问题很有意思。其他则不太同意。

    二战后日本不比中国好，不论从资源还是从人口，尤其从战争破坏的程度（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对自身的消耗巨大，后期美国的轰炸不仅仅是两颗原子弹）。当然战后美国的援助很起作用，不过要注意，美国的援助不仅仅在经济意义上，更多的是在政治与文化意义上，即政体改造和文化更新。我举日本的例子主要是强调体制的决定作用。

    苏东解体后的问题，我还是要强调一个体制的问题，他们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的路子，根据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们在大阵痛之后已经踏上了正途。你可以看看秦晖的爱人金雁的研究，我想她的研究应该是比较客观和可信的。

    一句话，不论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某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政治上绝不允许你触动一点点。为什么？后三十年是为了利益，前三十年一般认为是为了“理想”。但看看GD的发家史以及后来一路下来的所有作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理想呢？那种理想的光环遮蔽了多少人性的愚昧、黑暗和疯狂呢？而那种理想又在目标伟大、动机纯正的陶醉中祸害了多少人的生命与生活，这从数量上是巨量而不是一点点，你不能对这样的数量视而不见，掉以轻心！谁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毁坏他人的生命和生活，这是底线，如果没有这个底线，我们的对话就没有必要了。

    说到对材料的选择的问题，你显然是不愿正视事实。高华、郑义和丁抒写出来的东西，包括王友琴、胡杰、杨继绳等人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选择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件件地显露事实，而所显露出来的事实的黑暗和血腥，是不允许顾左右而言他的！就算是有选择，但在和平时期发生那种规模和方式的屠杀，以及那么大数量的非正常死亡，怎么样解释？谁来承担责任？尤其对于受害者，怎么补偿？能补偿吗？

    说到真相，为什么高、郑、杨、丁、王的书，胡的影片都不能公开出版发行，如果说是造谣污蔑，你完全可以拿你的真相来反驳啊！为什么不让出，不让大家读和看？有些人害怕什么呢？由他们所害怕的，恰好可以显示出真相大约存在在哪一方！

    至于毛，不管有多少拥护者和追随者，如果从人性的健全和美好角度衡量，他都是渺小的甚至丑陋的。和小盗比，他是大盗，大盗爱的不是钱，而是权，他要把天下人从身体到精神都奴役下来，以呈己意，当然他可能还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他是在为天下人谋幸福，在引导大家上路奔光明，他常常被自己感动得哭鼻子，又常常为了达到他认为或者他所宣称的美好目标而不择手段，而众人也往往因为大盗的“英明伟大”，便忽略甚至原谅他因不择手段所造成的恐怖与灾祸，因而大盗具有迷惑性；另外，斯德格尔摩综合症你大概听说过。

    不说毛的事功了，单就他的品质，就很差，那么多人在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拥护他，透露出一个什么信息呢？说起普通人的判断，你可以看看我写的“死亡手记”第一篇，写我爷爷的，一个地道的、好的农民，不识字，你看看他是怎么判断的。毛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农民，一个农民评价另一个农民，可能比较直接和准确。

    至于知识分子，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仇恨，反智主义在我们的传统里是源远流长的。这个传统不光在统治者方面，在普通民众方面亦然。反右就是反知识、反思想、反知识分子。被反的人基本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队伍里的最优秀分子，不仅仅是能力上，包括品质上。不要拿现在的厉以宁、张维迎推测当年的右派，当年的厉、张是郭沫若等人。想想傅雷、林昭、高尔泰，多么让人扼腕痛惜。请你看看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

    读MKS原著很好，但M属于西方，要把他放在西方的大传统里去读，他的源头在卢梭-康德-黑格尔，社会后果为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两条线索怎么来反思，需要细细思量。对于前一线索，其实我读得很不够，想得也不很清楚。但这里面的浪漫主义、对人性之恶与人之有限性估计不足，都使我对之持审慎的态度。至于革命，可看看《九三年》、《日瓦戈医生》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深入的讨论和结论。关于社会主义实践在本质上怎么认识，《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可看。有人讲二十世纪有两笔负面遗产，其一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另一是斯大林的法东斯，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强调穷人的利益，利用年轻人，重视舆论宣传。毛怎么定位？我们可以不着急，但方法总是有的，就是先了解发生了什么。如果急着定性，可以就目前所知道的发生了的事情，在人性和人道的原则下进行考量，看看能否讲得过去。

    MKS主义的实践结果已经分明地摆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了，是失败和灾难性的，这是事实。所以读他我认为不是最紧要的。应该多注意英美传统和古典传统。

    祝健康、快乐！

第四封（7）：

你好！迟复为谦。

    提醒你两句：1、正视基本事实；2、关注眼前现实。你是学理工科的，做到这两点似乎不难。有了这两点，我想你就不会对最近六十年尤其是前三十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少×000万）视而不见、曲为回护，这样的事，毛不负主要责任谁负？他是哪一门子的“伟人”？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坏你最好能讲出个事实来，而不是他们的什么诫令（这东西的来源渠道是否可靠？）；退一步，假设美国确实对中国很坏，干了许多坏事，这时便会有个对比，可以拿某集团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来进行对比。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比，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多关心身边的恶，把它揭露出来，并设法制止之；多看到他人的善，想法学习过来，尤其是记住他人的恩德，将之告诉给我们的后代。这是一个人长进的前提，也是一个民族长进的前提。我有一篇几年前（06年）写的东西，你可能看过，这里再次发给你：

              《我“经历”的 9.11》

     我想说说“九一一”发生当晚，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这件事，我给许多人讲过。

    当时，我正在兰州，参加兰州大学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那天晚上，我们一拨人在宾馆房间里瞎聊，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在场的五六个人，绝大部分是北大的博士，其中有的已留校做老师好几年了。他们有的在英国牛津、在美国、在以色列学习过或正在学习中。突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图像，我们都惊住了。等明白过来，房间里许多人表示欢呼，认为美国活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很可能引起很严重的后果，比如世界大战，我很担心。我想到了一战发生的起因，也想到了美国的强大。

    第二天早晨吃饭时，有位很活跃的参加会议的和尚，发表意见，说这事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有人教训教训美国了。他表示叫好。

    可是，在早饭后会议开始时，主持人杨先生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者默哀，大家都起来了。杨先生的提议是很真诚的，但我似乎也不能说昨晚和今早叫好的人就不真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的几位学者和教牧人员，也有从香港、以色列、日本来的学者。他们心情都很沉重、很忧虑。

    今天重提这件事，不是要责备什么人，更不是要强调自己的反应有多么与众不同，我只是客观地记下当时发生了的事实。现在想来，其实自己也还是很麻木迟钝的。这件亲身经历的事，到了后来之所以印象越来越深刻，大概是因为看了网上一篇题为《为恐怖主义叫好很恐怖》的文章引起的吧。此后我想到，人心是多么地糊涂；但人心又是可塑的，不论对于普通人，还是对于受过教育者，甚至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的人。然而，我们的心却被塑造成了什么样子呢？我还想到，我们的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巨大的缺失，比如对是非，对对错，对真理，对正义等等的理解，都是非常混乱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我还想到，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能否提供关于判断是非、对错、真理、正义的某种标准？

    顺便讲一件去年秋天经历的事。一位很熟悉的学生在大街上问我：“老师，你说说日本和中国会不会打起来，会怎么打？”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经他解释，说起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台湾等等，才明白过来。记得我当时给他说：你问的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但却是一个比较远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假问题。今天的日本和六十年前的日本已经截然不同了，今天的日本不光是电器精密先进，经济发达，它的政治的文明程度、人的素质的普遍高度，都是我们非常不了解的。我们应该多去了解。

    不过，不了解这些也还不是太要紧的，要紧的是我们要学会关注眼前的现实，要能首先抓住眼前的真问题，而不是“遥远”的日本和美国怎么了。至少也应该兼顾。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中国，首先应去关注周围的人和事，关心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现在的普通老百姓，在上学、看病、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上，都存在很大困难，其它社会问题还有许多，甚至都很严重，我们为何不去多关注关心点呢？

    请睁开我们的眼睛，学会面对真问题。

    我还想讲一件去年春天在湛师前门对面工地围墙上看到的一条标语，叫：“还我钓鱼台！”这不知是谁写的，当时恰逢国内反日声浪高涨，我想是一种呼应吧。但请注意，书写者显然把“岛”字错写成了“台”字。面对这样的标语，我无话可说，我也基本窥见了反日一族的家底。在此我想说，不论反不反日，首先当把自己造就成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俗语说的好：“男儿当自强！”

    请看二战后犹太人是怎么对待当年屠杀自己同胞的纳粹的：他们建立了纪念馆，把被害者一个个落实姓名，刻在纪念馆的石壁上；他们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在全世界追捕在逃的纳粹战犯，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以及被他们提醒了的人们，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书，拍了许多的电影，要求人们记住这场劫难或曰悲剧。可我们面对南京大屠杀做了点什么呢？我们凭什么就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对于被屠杀的30万南京同胞，我们能按真名实姓落实多少位呢？

     最后，我很忙，以后就不要再讨论什么了。你给我的信很长，很费事写成的，看得出来，你很认真。但我有一个建议，给你也给我：静心读书，读懂读透。至于想问题的方法，上面已经说到了，就那两条:正视基本事实，关注眼前现实。而判断现实和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底线就是上次跟你说的：谁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毁坏他人的生命和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底线，我们的对话就没有必要了。

    另外，你的信中说要同情余杰、同情施特劳斯，大可不必，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我们有什么资本来同情他们？

    还有，新左的东西翻翻可以，多看会坏了脑子的，他们热情有余，脑力不够；即就热情，很可能是假的。有人讲，许多坏事甚至罪恶，不是因为我们的心肠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脑子不够好。

    祝好！

第五封（9）：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关于毛、杨（继绳）的事上不要再说什么了，没法沟通，各自心安即可。我总认为：事实是第一位的，解释和评价是第二位的。可是你我在事实能否面对，事实能否全面面对方面都不能达成一致，接下来的解释和评价便全是鸡同鸭讲，毫无意义了。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那么多人，怎么都绕不过去！美国就算国策里有对中国坏的打算，但请问从造成的后果上，有没有这么惨烈？饿死人非关天灾和赔款，多人已经讲清楚了，你却不愿相信，而宁肯去相信你父亲的说法，就算他说得对，但他怎么知道全国的情况呢？杨继绳的书你读了没有？王友琴、郑义的文字你看过没有？反右所殃及的更多的不是章伯钧等大右派，而是数以万计的普通知识分子，而且是比较优秀肯动脑的一群。说一句，在当年，你我都可能成为右派的，你看看《告别夹边沟》吧。毛不知道这些人的命运吗？他想象不来吗？你看看高华的书就当知道，他应该能想象得到。人的生命是无比珍贵的，我说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可是毛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人骂毛是魔鬼，其实按基督教的说法，毛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最大最深的受害者，他成了魔鬼的工具，他并不是魔鬼。魔与人本来就属于不同的存在序列。他晚年应该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你如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前边发给你的那份材料，里面对毛及文革的判断和你现在所持观点几乎一模一样，那可是我十几年里一直坚持的判断，也是自己独立得出的判断，没有参考过任何人。但我今天必须说：我错了。有些事是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怎么对待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有些则首先是事实的问题，能否尊重事实，按事实发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顾及全面的事实。评价时要有一个比例的意识，即：说好，好到多少；说坏，坏到多少，不能笼统去说。

还有就是：目前我们共同面对的最凶恶和最邪恶的敌人是谁？我想不是美国吧！从策略上考虑，多说说美国的好，甚至扬其善而隐其恶，可能更为得当。并且事实上，美国也没有对中国犯下什么大恶！我对目前新左所讲的有些东西，基本的感觉是假想敌，自己吓自己，大战风车。对身边的事，他们基本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的模式。请问这罪恶之源在哪里？我有时以小人之心猜度，他们是否有生存策略上的考虑？

我很忙，看到留言，我都愿意认真对待，但有些话题来往几次后，能否讲清楚就明白了。所以为了大家清净，就再不要说下去为好。安静，安静，再安静！

以后有其他问题还可以交流的，但目前则停一停；对于时事和政治就不要再谈了吧。删帖是考虑到我的生存处境，我博客的目的，以及我的个人心性倾向，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观点不同而不能容忍。

立此存照，我曾经也是毛粉【原】

【按语】人文学院本学期以课程形式给学生做系列讲座，以下是本人上周的讲座提纲，由于时间关系，没能讲完，第四部分一字未提。现放在这里，以待后来的机会。

一、大学：

大学何谓？大学何为？

《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哈佛校训：

拉丁原文：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

英文译文：Let Plato be your friend and Aristotle 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

中文译文：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燕大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20：28）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 8：32）

吴雷川还用中国传统思想重新解释了校训：“盖人生之价值在为社会服务，然必须己身得自由，方可服务社会。自由之义，可以孔子‘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语诠释之，智仁勇即真理，养成智仁勇以至不惑不忧不惧，即所谓因真理得自由。故‘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者，换言之即具有智仁勇三达德以成就救人救世之事业。”

二、阅读：

  1、兴趣
    养成读书的较高一级的目的(兴趣）：知识积累、文化修养、精神追求。非仅仅为功利（考试分数、工作求职等）。

    2、问题
    带着问题去读书。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真问题都是现实和切身的。从问题出发的读书得到的更多的是思想而非知识。

    3、方法
         A、有选择（请老师开书目，先读一些名人传记，读一点好的杂志比如《书屋》、90年以前的《读书》等。选书注意出版社，译著注意译者。鲁迅说的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是从人生的紧迫性出发的建议。）

         B、精读（在泛读的基础上，对最重要的著作要慢读、反复读、记笔记、写心得）

         C、系统读（围绕一个小目标系统地阅读，以求比较全面地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围绕某一个作家如胡适、托尔斯泰，尽量多点地去读他的作品，然后去读他的传记、回忆录、研究性的专著和论文等等；也可以从某一主题着手去阅读，比如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存在主义文学等）

         D、时间地点等（个人经验是：少上会网、也可少上点无聊的课，多去图书馆、书店。去书店为看自己及图书馆没有而又想看的书，不是为买书，书店有时是个很好的读书的去处。买书可上网，既便宜又方便。）

         E、建议读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上卓越网可以买到。另外，建议上上我的博客  blog.stnn.cc/rain804  有书目，还有很多其它有意义的内容。

三、经典：

1、无字的经典：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

2、有字的经典：

A、《老子》、《论语》、《诗经》、《楚辞》、《红楼梦》

       李零：《论语》、《老子》、《孙子》、《周易》。（其中《论语》约15000字，其他都是约5000字的小册子）

      张远山：《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史记》、《庄子》

B、《罗摩衍那》、《摩柯婆罗多》、《金刚经》、《古兰经》

C、《荷马史诗》、《新旧约全书》

D、介绍：鲁迅说多读外国书（《草叶集》；但鲁迅、胡适、苇岸、海子）

四、博雅教育

1、三种大学教育模式：

A、英国模式：人文型，重视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

B、德国模式：研究型，重视科学方法和专业研究

C、美国模式：混合型，本科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专业分流，研究生及博士生阶段则完全实施专业教育。

2、几个概念

A、素质教育：针对应试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也就是说功利教育（教育部95年起倡导）。以“通选课”方式进行。

B、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按字面翻译，是“自由”教育。属于传统社会，有着很深渊源（希腊——中世纪——近代英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精英教育，内容上以古老的经典教育为目标。博雅教育在欧洲的过去造就的是“统治者”和“绅士”，现代世俗化以来，它的目标大约可以锁定在合格的“公民”和幸福的“个人”上，它的实施则被通识教育所取代。

从内涵（广义）上，博雅教育是与功利教育、职业教育、知识教育、专业教育相对而言的，它反对的是实利主义、技术主义的教育诉求，相对成“功”教育和成“才”教育，它瞩目于成“人”教育，追求健康、健全、美好的人，它首要强调的是自由与个性，以及德性与品质，它的根本诉求是每个人的“人生幸福”而非其他。

C、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属于现代社会，主要在美国发展起来，针对的是现代性问题：现代社会、多元社会、知识社会、市场社会。欲建立共识：历史共同体（历时），社会共同体（共时）。

甘阳：“通识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恰恰要突出最基本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变的东西；而不是跟在爆炸的知识后面追所谓的新东西。所以说，通识教育的根本是：追问在任何时代、任何变迁下，最基本、最不会变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训练出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包括对伦理问题、人生问题的看法等等。这些书不会白读，而且以后也没有机会再读，在刚进本科的时候读最好。”“大学一二年级很关键，通识教育，重点应该放在大学的一二年级，而且主要应该是人文教育。我认为应该让学生在这段时期与社会相对隔离，可以安心读书。现在我们的大学像大车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做法：大量阅读、核心课程、小班讨论、paper跟进

通识教育的核心要目一是强调经典阅读（“核心课程”），二是着重小班讨论（“助教制度”）。强调这两点自然是要增加教和学的深度，因为光靠讲座或一般性泛泛的选修课之类，很难促使人文教育实现质的突破。

甘阳：“就美国主要大学本科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建制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美国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事实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重心；第二，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核心课程普遍采取深度经典阅读的方式，而特别反对我们习惯的“概论”和“通史”教学方法；第三，核心课程普遍采取教授讲课与学生讨论课并行的方式，讨论课严格要求小班制，一般不得超过15人。”

“单就阅读量来说，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根本不能比。美国一个大学生每周课程要求的阅读量大约在500—800页，而我们这里的大学生每周阅读量可能不到100页。”

“小班讨论不仅会培养在短时间内清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也会培养对人的尊重，因为人人平等，你不是强加观点给别人，而是观点之间的交流。”

3、纲与目：

“纲”乃核心课程。以美国为例，大一大二必修，以“经”（人文经典）“史”（西方文明）为主。由最好的教授给大一本科生开课，学生从大一开始就直接进入经典，拒绝“通论”和“通史”课，强调深度阅读。芝加哥大学本科生四年修读42门课，其中21门系必修核心课，要求在前两年完成。甘阳建议的中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分为五大板块：

一、 中 国 文 明 史

二、 中 国 人 文 经 典　

三、 大 学 古 代 汉 语

四、 西 方 人 文 经 典

五、 西 方 文 明 史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刘瑜）

“目”乃选修课程，围绕核心课程开出，拓展范围与数量。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中大2009年9月成立：博雅学院，甘阳为院长，另有刘小枫等大腕。

为读书访谈准备的发言提纲：兴趣、问题、方法【原】

关于博雅教育的一点意见【原】

    我是摩罗的朋友，我们曾经相识，有过友好的交往，他帮助过我，我不敢忘记。对他的印象：一，善良，天生的；二，在精神和心理上曾承受过不少；三，有才华。这些都有他的书为证。虽然他自称“摩罗”，但他绝非尼采意义上的强者或超人，甚至相反。他的书我买过一本，他送过三本，他的一些文章即使到如今，也是我十分欣赏和喜欢的。

但是摩罗变了，变得很厉害，很奇怪，让人莫名其妙。如果贴一个标签，大约是民粹主义加部分意义上的新左派。这个变化大约是从08甚至07年开始的，以09年最为显著。最近有一连串的文章：“猖獗五百年的西方霸权将成为地方性霸权”，“告别五四，回归康梁”，“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百年来是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华夏秀才的文化转型”，“宋鸿兵《货币战争》与中国国胆”，“读刘仰《中国没有榜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太平洋战略”，“乾隆回英王信的是非曲直”，“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从胡适到李银河的微妙变化”，等等；此前最典型的有：“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

所有这些文字，比较核心的意思大约有：1、鲁迅、胡适等五四前辈所从事的“国民性批判”工作是自虐行为，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误导，跟着人家瞎起哄。2、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是对全世界的抢劫和掠夺，而基督教在这中间起了开路者的作用，基督教编撰了“欧洲优越论”的神话，极具排他性。3、敏感的敌人意识，比如西方人在近代到中国来,皆为了抢劫，所谓“西盗”，不分殖民主义分子、冒险家、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反正一锅煮，统统都是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势力；再比如，论到近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他喜欢用“围剿”一词概括，等等。4、对知识分子、对文化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5、对底层，有着牵及心魂的系念，有意无意代表“穷人”说话，对对穷人“不”友善的言语过分敏感。

我认为，国民性是真实的存在，不管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我们所具有的国民性成分，但我们确实有，而且很突出。当年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和其他人等，留有大量文字，谈到中国人的特点，其中有缺点，也有优点。浏览这些由不同的人留下的文字，你会发现无论缺点还是优点，总有那么一些是共同的、重合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确实有其“特点”，这特点即所谓国民性。所谓反思国民性，主要是说我们“有”，并且其中许多是很不好的，亟需改进；而且这个“有”，不是说其他民族就没有，只是说我们“有”得比较普遍，所谓“特点”是也，所以才叫“国民性”。五四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热心于反省“国民性”，他们接继的正是此前西人的话题。就我阅读所及，结合自己四十多年在中国社会切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我不认为这些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观察，在基本的方面是存有偏见或者是自虐的，更不认为他们的心态是阴暗的或者是不健全的。我倒是觉得他们的观察是非常之准确，往往一针见血；在心态上，也是光明和正面为主，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变得好起来。其实国民性不光中国人有，美国人、日本人都有，他们也有自己的国民性批判，不是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的书吗？关于国民性，我认为讳疾忌医不是好办法，一概归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误导，也失诸过分简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容否认，且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怎样去改变这国民性？现如今，我也知道了，造成国民性的主要原因，不在文化，在制度，是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榨干了民族肌体的健康血液，造成了人性的萎缩和变异。如今最重要的主题，在于改变这制度，如鲁迅所说，“掀翻这人肉的筵宴”；不光是掀翻，更重要的是努力去建设一个不吃人的现代宪政国家。

说到西方，说到传教士，说到基督教，我以为摩罗的知识不够全面和准确，判断缺乏精到细致的分析，先入为主的偏见太甚，所以结论只能是跟着感觉走的“意见”而已，不具有认真对待的价值。比如谈到丁韪良，摩罗发诛心之论，讲到一个什么“太平洋战略”。据我所知，丁氏本人有一本书，叫《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我阅读的印象，并不如摩罗所说。他75年的生命历程，在中国度过62年（1850——1916），他对中国是友善的，甚至可以说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希望中国能快速融入现代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据有一席之地。为此，他做过不少事情。他1916年在北京去世，死后与妻子合葬在西直门。摩罗还讲到，“基督是一个征服神”，果真是这样吗？我以为，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与资本主义商业贸易要分开说，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更要分开，如果尊重基本历史事实，我的这个说法当能接受。要讲良心，请仔细考察一下近代以来到中国来的成千上万的传教士，看看他们对中国到底做了什么，才好发言。讲“征服”也可以，关键看征服的是什么，是“人心”？是“人”？是“国家”？

至于爱国主义等话题，我觉得主要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知识奠基的问题，绝不能笼而统之地谈论。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等，曾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言说传统，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和法学，还涉及哲学和信仰神学，必须认真地去梳理和了解。记得是前年秋天，当我一口气读完林达介绍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四本书之后，深深为这一文明传统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所震撼，它绝不比现代科学体现的智慧低多少！两千五百年里，一代又一代哲人殚精竭虑，探讨和设计的这样一整套防范人性之恶，揄扬人性之善，保障人的权利的制度，需要怎样的心智呢？如果承认人性之恶，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将是这一制度潜在的敌人，如何有效地防范、疏导，和卫护，这绝不是一人、二人的普通心智所能完成的。再比如，要谈爱国，得首先搞清楚，这国是谁的？爱国不是无条件的，王夫之区别“亡国”与“亡天下”，良有以也。对于被强盗和流氓绑架了的国家，如果要去爱它，我可得仔细思量一下怎么去爱，我不能跟着别人瞎起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听说过，我希望自己能够避免。

关于敌人意识，我以为这是弱者的一种不易超越的心结。我只能寄希望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希望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能更多用光明的心态看待别人和别国；同时能更多反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切实寻求改变之途。

我本来自于底层，我想自己是基本了解底层的。我从来都不以为底层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不论穷人富人，同样有好有歹。以缺陷说，在穷人中间，我多少次见证过人性的狭隘、偏执、仇恨，和心态的畸形；这其实就像在富人中间见证到浅薄、无聊、自私、傲慢、无知、沾沾自喜一样。人性是相同的，并不分阶级和阶层。耶稣三年传道中，既有大量各式穷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从不避富者和贵者，他多次高高兴兴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坐席吃酒，向他们谈天国的福音，他平等地看待一切人。总之，我们切切不可以出身论高低，我们不应美化贫穷，就像我们不应鄙弃贫穷一样；对于富人也是同一样的道理。其实，从现实讲，人性成长的土壤很重要，能富有一点、尊贵一点，总比贫穷和卑贱要好些，人性发育起来也会顺利许多。据我这个年龄上的经验，我非常希望能在我们的社会，出现一批真正的贵族和绅士，社会和文明都需要精英，我们则太缺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阶层！

发端和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无容置疑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高消费、高能耗，过分的物质主义，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掠夺，等等，这些已远非西方的问题，早就成了全球问题，它们需要我们以十二份的认真去对待。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绝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甚至鄙弃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的理由，尤其不能成为护短扬己自我辩护的理由。西方现代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科学使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民主使人从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在科学和民主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信仰背景和思想背景，对于基督教以及其他，似应先行了解再下断语不迟。海德格尔晚年在谈话中说，“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他的上帝指的不是西方（基督教）以外的。摩罗提到晏阳初，说他是中国近代第一号圣人，但须知，晏是基督徒。这一点是偶然的吗？还有一点，格外值得强调，西方现代文明，绝不仅止物质主义一端，其精神文化所达致的高度，为每一个心态平正通达的人所衷心肯定。最后，必须表明，在思考和解决人类当今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时，绝不应该拒绝投注目光到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资源，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谨慎、深入地向所有文明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学习，以寻求应对之策。

我认为，摩罗的变化，非常重要的原因乃在于：心态、交往、知识、以及逻辑能力，也许还有年龄。至于其他原因，外人大约是不好多嘴的，只有他本人知道。关于摩罗的心态和交往际遇，不得不注意一下他现在供职的地方，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有一篇博文，其中透露出一定的信息，“在至尊厅拜见至尊者”；另外，曾几次从其他相熟的人听到他的个人交往的一些细节，比如和任不寐，和刘晓波等，“他的感觉”都很差，而这二人都是基督徒；关于摩罗潜在的交往和知识状况，可参看他的“2008，一个越界读者的三点收获（附书单） ”；关于逻辑问题，只能读他近期的文章了，全称性断语多，情绪性话语不少，事实偏，分析少，亦即文人气重，近似新左。最后，不得不提一下年龄，人到中年，见多识广了，再加之生存的压力或欲望的诱惑，便会有“看透了”的觉悟，“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觉悟之下的变化，自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这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我诚恳地希望自己，能在这里做一回小人。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是由于他是一个进入公共视域的一定意义上的公众人物，他的观点不仅仅是他的观点。对他近期的变化，萧瀚有很好的回应文章，“与摩罗先生谈爱国”。我觉得萧的书写，一则出于私谊，另则出于公义，我上面以及下面的文字亦仿此。

以下文字，出自摩罗博客中，“一百年来是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的跟帖，本人所写。现在集中到一起，稍做调整，作为附录，其中比较好地表达了我的一些想法。

摩罗兄：

说话要有根据，你的根据是什么？别信口开河！比如你说的欧洲优越论，这在《圣经》中是没有根据的。《圣经·旧约》中只讲到过犹太人的选民地位，但在《新约》中，普世主义已经完全取代了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圣经》和基督教是普世主义的，即上帝普爱世上所有的人，公平地对待世间万国。《新约》超越《旧约》的地方就在这里，基督教使犹太教由一个民族性的宗教，上升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如此，基督教非但没有“欧洲优越论”，而且是反对“欧洲优越论”的。

你在本文中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弱者的敏感反应。其实认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优越，这在那一个民族不存在，尤其在中国，这种意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随手举例，比如：我们是“中国”，他人则为“蛮夷”，等等。认为西方文化优秀，不一定是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人都是有眼睛可以看，脑子可以想的，自己可以判断。从近代历史来说，欧洲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代表着先进，是不争的事实；在文化方面，想一想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巨量创造，我们只有惭愧。你我的现实生活有多少受惠于西方近代的创造？只要看看我们身上的衣着，从上到下，从外到内；还有我们家里的各种基本生活设施，冰箱、洗衣机、电视、电脑、手机、空调，包括厨房里的一应设备；出门就更不用说了，交通工具……这些东西的基本理论支撑和基本技术发明，那一样不是源于西方近代科学？如胡适当年说的，我们只有虔心低首承认自己不如人，努力模仿、学习，进而创造超越，才是正途。

其实先进不先进，文明不文明，是有基本的客观标准的，不是欧洲人说了算，也不是亚洲或者非洲人说了算。就像你讲的这一套，并不因为有西方人也这么讲就更具有真理性，也不因为你讲，就可以说是胡说八道。看看晚清的情况，只是看图片，关于人的图片（比如莫里循拍的），然后对照同时代的欧美人的图片，我们的落后和愚昧是明摆着的，麻木、停滞是事实。并不因为西方人说出了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说这不是事实。别以为五四先贤都是被人愚弄了的，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笨伯。

很想听听摩罗兄讲一讲非“人文性的真理”是什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准则是不是“特定的群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建构的一套观念体系和说辞体系”？这里关键是“特定”二字，这些宣言中讲的道理是针对“特定”的群体的，还是“普适”于所有人，即每一个人的？

我时常提醒自己，知识结构非常重要，偏狭和残缺的知识比没有知识还坏，它会毁了我们的灵性和良知。论到读书，先要去读主流的、经典的大书，这是奠基。比如谈基督教，教会史和教义史得读过一点，基本的神学著作得读过至少一两本，《圣经》当然不用说了。谈政治，《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托克维尔等这个大传统得读一点吧。我读得不多，但我基本了解他们，我认真对待过。

我总认为，一个有出息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别人的好和自己的不足，而不是文过饰非，顾左右言他。为兄近两年特别强调西方殖民者对世界的奴役，对中国的奴役。但我更关心的是，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是否免于被奴役的命运了？如果没有，是谁在奴役我们？就算美国等西方国家变了手法以“后殖民”方式继续在奴役我们，但问题是除了美国等西方“强盗”外，是否还有别的奴役者存在？如果有，是谁？

尤其相比较而言，谁是我们最大、最直接的奴役者？我想听摩罗兄认真地说说他们，至少是仔细地想到他们。

看到为兄的变化，有亲痛仇快的感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是很多朋友的感觉。你可以关注一下秦晖、徐贲、孙立平、陈志武、贺卫方、袁剑、张博树等人，还有许多不便提及的名字。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欧美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应该讲明这种文明所曾经犯下的罪行（抢劫）；但从现实的角度，从改变我们的处境的角度，我觉得首先应该多琢磨人家先进的内在原因，而不是外在原因。内在的我们能学，外在的我们不能学，因为我们总不应，实际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去抢吧？！

尤其重要的是，欧美近代以来的成就，主要靠什么？抢劫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个比例应该实事求是地去估摸清楚，不然往往会给愚民一个错觉：人家的先进主要是靠抢劫得来的，我们历来道德高超，爱好和平，不会去抢，也不屑于去抢，所以我们才落后。更大的一个错觉是：我们的落后，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强盗抢劫我们的结果。于是堵死了自我反省的道路，使自我更新成为不可能。

西方文明的内在机制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的创造力——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最充分的表现——才是欧美先进的根本。西班牙抢了多少，先进不？韩国抢过谁，为什么先进？日本想抢别人，偷鸡不着蚀把米，输得精光，可是战后几十年下来，又先进了，为什么？光靠抢是先进不了的，日、韩先进，是因为奋发图强、虔心下首学西方先进的东西的结果。当然人家也有创造，但在创造之先，得脚踏实地地去学习。

最后，想提醒注意一下，抢劫有多种，有跑出自己的家门去抢别人的真强盗，还有窝在自己家里抢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孩子，然后跑出家门不敢正眼看人，专捡小流氓混混称兄道弟的孬种。如果要肃清，请先从自己家里的流氓开始！如果要揭露，也请先认清目前这个外面的世界里谁是流氓和强盗，谁是邻居和朋友。历史要讲，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当下！！！

附注：以上批评文字所针对者，系摩罗新浪博客中新近的博文。另，最近发现，摩罗博客中的文章时有修改，比如《一百年来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中，早先的“人文性的真理”等说法，就被改掉了。这很好。不好的是我的批评文字跟不上他的改动，只能在此说明一声。（2009-11-25）

另附五则新近的跟帖，以为补充。请大家同正文对比，并理解和容忍我在态度上的变化：

【1】“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五四一代所抛弃的，我们必将一件件找回。”

以上两句话来自摩罗近来的一篇博文《跨越五四，回归康梁》看着别扭，曾在他的博客上回应如下，但马上被删掉了，只好贴在这里，好有个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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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搞搞清楚，在当年，五四所砸碎的到底是什么？应不应该砸碎？如李零所言：“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而不是孔子。孔子走下圣坛，重归诸子，意义非常大。别的不谈，光对恢复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就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学术史。”此言确否？！

还有，今天回头看，如果传统确实被砸碎了，那么是在哪里、由谁砸碎的？对比一下大陆和台湾，答案再明白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台湾的小学生，包括中学生和大学生，看他们这几十年来都在学些什么，便不难作出判断。如果由台湾的情况可以证明五四并没有砸碎什么笼而统之的传统，那么就得具体问问了：是在哪里、由什么人砸碎了我们的传统，断绝了我们的文化香火？

请你具体回答！请不要胡乱指认“恩人”和“罪人”！

另外，五四各位的旧学根底非你我所能想象，若你我一样的黄口小儿，凭什么去“修复”和“找回”？最起码的是：要去修复什么？找回什么？我们心里有底吗？拾到篮子里的不一定都是菜。别冒虚火空喊口号说大话了！胡适是要反传统，要“全盘西化”；但胡适同时也提出要“整理国故”，并身体力行，终身不缀，比如他的《水经注》研究，等等。不论是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哪个要去“砸碎”什么？退一步，如果真有被他们“砸碎”的，请明确指认，并具体判断，这些东西该不该砸？这么肮脏的词，不要血口喷人随便用到他们身上，这是“文革”词汇。

本来不想说什么，但实在看着别扭。才说这几句废话。（2009-9-26）

【2】以下文字是看了摩先生最近大作《猖獗五百年的西方霸权将成为区域性霸权》后的跟帖，结果他删去头尾，只留一个3、4，莫名其妙。我在此删去无关紧要的7、8两条，1至6贴在这里，以为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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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zhwj，以下文字太荒谬，我得说几句：

“五四一代的思想遗产，给几代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离心力，许多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讨论问题的立场、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是西方的，他们的言论往往也是代表西方利益的。他们以生活在中国作为最大的痛苦，他们以作一个中国人为最大的耻辱。移居西方国家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得到西方国家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背景的奖金是他们最大的骄傲，他们对于中国的诅咒与西方国家的诅咒不谋而合是他们最大的欣慰，将国家和公民的财富掠夺转移到西方国家的银行是他们最得意的胜利。”


1、请你举证，是哪些“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如你所说如此这般。如果真有这等人物，在道德上送他一个“卖国贼”称号不算冤枉。

2、在你的概念里，除了东方（中国）、西方外，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点的？比如“真理”、“正义”、“爱”等等。记得你以前讲过“爱”。古人还讲过“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话，如果来自于西方的方法、立场、视角超于文化地理的局限，而切于更高的真理，为什么要拒绝呢？

3、尤其最后这句：“将国家和公民的财富掠夺转移到西方国家的银行是他们最得意的胜利”。请问到底是谁这么想和这么做了？是你所说的知识精英还是其他什么人？这些人这么想和做是五四的思想遗产引起的吗？具体说，是胡适、陈独秀、鲁迅们有意无意希望他们、教会他们这么做的吗？

4、毛泽东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你好像谁也不反，不过不反也没关系，也没有什么大不对的。但相反，你却把笔杆子变成毒怨的枪矛，对准和你一样拿笔写字的书生（知识分子），发诛心之论，骂倒一大片，你究竟想干吗？请问，这个世界的坏和恶是他们包括你造成的吗？就算是，最多也是帮闲或帮凶而已，绝不可能是真凶。你如果还要骂，建议你骂得具体点，并且捎带多少也说说真凶的事，哪怕委婉地提一句也行。

据我说知，真正受过西方精神训练的人，比如胡适，是愿意讲道理的，不管讲什么，都讲究一个证据和逻辑；而且，这里的讲道理，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在道理讲明的前提下，愿意宽容待人，绝不会对思想观点不同者从道德上存杀伐之心，无限上纲。相反，以东方、中国、传统自相标榜的一些人，讲道理的声音往往很低甚至没有，讲道德的声音却奇高无比。

感觉中，你的敌人似乎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强盗，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请问，近在眼前，伤害我们最厉害的是他们吗？

5、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是有很多痛苦，但并不如你所说似乎痛不欲生，毕竟这里比朝鲜、肯尼亚好，也不见得什么都比不上你很敏感的西方国家。

6、“对于中国的诅咒”，何必用这样的话语呢？请问谁诅咒中国了？建议你把“中国”和“中国ZF”区别开来；把“批评”和“诅咒”区别开来，不要一听到批评就夸大为诅咒，这样恰好表明了自己的小气，和对于诅咒的勾当的熟悉。（2009-11-11）

 【3】12-3摩罗博客有一篇《筷子伦理与反腐败救心丸》博文，拿反腐败为万恶的皇帝制度说项。以下是我的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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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个说辞的前提是，这样的政治架构是合理合法的，皇帝“吸食庶民的膏血”不算腐败。以现代政治的眼光看，首先，皇帝的权力是暴力得来，靠暴力维持，未得到人民的授权。“民本”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谓“民本”，根本上是为了驭（压迫）民、用（掠夺）民，真正的目的只在皇帝一人或一姓的天下，“民本”何与于“民”耶？基于此，皇帝是一切罪恶，包括腐败的总根源，也是最大的腐败者。由他反腐败，和贼喊捉贼何异？其次，寄希望于皇帝是“人治”而非“法治”，历史上有几个像样的皇帝，王八蛋何其多，人民从来就没有任何权力来参与关乎自己身家性命和人生幸福的政治，只能期待“皇上圣明”及“青天大老爷”了，但这个东西根本是不靠谱的，因为权力在根本上是不受出让权利的人民的监督和制约的。最后，为什么写这么一篇狗屁不通的东东？答案是：这是一篇有意无意的“和谐论”！

关于摩罗本文，可以参看混账丑恶的皇帝制度(易中天)和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结构特征（张博树）（2009-12-17）

    【4】蔡元培于1912年以教育总长的权力将中国文化资源从基础教育中一刀切断，这是中国在20世纪所蒙受的无数灾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有勇气纠正蔡元培的错误，一百年后我们还会有季羡林和任继愈。（以上言论见摩罗《2009年文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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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季羡林（1911.8.6—2009.7.11），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
摩罗先生，你看看这个出生年月，再说话不迟。如果蔡元培1912年就任教育总长，这一年季羡林刚一岁，任继愈离出生还有四年，如果季、任二人是什么国学大师的话，不知他受的是谁的教育，他们的国学底子是谁给打下的？您有点丧心病狂，连蔡先生都要不顾事实地一笔勾销，佩服你。
49年以后，真正延续蔡先生的教育路线的是台湾，而台湾至今在传统教育上仍然是薪尽火传，绵延不绝，非常成功。断绝了传统的是大陆。该骂的你大气不出一声，不该指责的你却想当然胡言乱语。非常佩服你。
另外，你口口声声谈经济大国、文化大国，能不能谈谈政治大国？

    【5】“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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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在当当网《中国站起来》书评中发现的一段文字，据说出自《中国站起来》。我实在太惊讶了，除了惊讶还是惊讶。现在明白了，从蔡元培到胡适到鲁迅，他要一笔勾销，实在是太有才了。这种无脑的猪猡，我都后悔写下了上面的一大篇。原谅我用了脏字，之所以这样，是我觉得他侮辱了许多人。他敢于用“无耻”骂胡适，我送他个猪猡没有什么过分的。而且骂他是抬举他，被骂出了名，可以起到广告促销的作用。(2010-01-02)

附：《中国站起来》介绍及目录：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756858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作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德国牧师，神学家，曾参与德国抵抗纳粹的反对运动，因此被捕。他还曾卷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德国投降前夕他被绞死在纳粹集中营。本文摘自他写的《狱中书简》。】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

——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作者：余/杰


二零一零年二月，在胡锦涛的家乡江苏泰州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个巨幅标语：“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如此气势磅礴的“藏尾诗”，绝非寻常的御用文人写得出来，需要有郭沫若式的学识和余秋雨式的才情。我很佩服这幅标语的作者，正如梁文道对《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评价那样：“真是文气浩瀚，佩服。”在被包装得花枝招展的《中国站起来》当中，作者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九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而在中文推特圈上，我看到了对此结论最精妙的一句点评：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乱象却梦呓崛起的，已经不是有眼无珠而是鱼目混珠了。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终于形成了“中国人三部曲”。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能吸引一群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两大思想渊源，也是中共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今天的中国正在沿着法西斯的道路高歌猛进，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需要戈培尔的时代，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自愿献身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逐渐从“**”之后被西方孤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既然总设计师说了不问姓“社”姓“资”，全民经商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对物质的欲望成为国人唯一的慰藉。随着经济的增长，意识形态的真空也越发凸显。于是，官方的需要和商业的利益的一拍即合，一群狡猾的书商顺势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是八十年代具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投靠主旋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向商业化的开端。《中国可以说不》这个名字颇值玩味，这是一个祈使句式，不是“中国必须说不”而是“中国可以说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中国还没有跟西方叫板的实力，邓小平反复教导说，要“韬光养晦”，不出头，不争霸。这几名作者对当时官方色厉内荏的心态拿捏得恰到好处，与当时中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呼应得丝丝入扣。他们“说不”的对象是西方，而不是屠杀之后手上还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们深知，对西方“说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而会得到当局的鼓励和愤青的追捧；而对中共当局“说不”则万万不可，肯定会被封杀、被喝茶、被和谐乃至被送进监狱。

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国不高兴》出笼的时候，虽然作者依然是当初的几个商人，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与中国一样，早已今非昔比，麻雀变凤凰了。“可以说不”仅仅是小心翼翼地表达出一种可能性，“不高兴”则是理直气壮地描述一种实际存在的情绪。而一年之后《中国站起来》的横空出世，则不仅是一种“不高兴”的情绪的宣泄，而是一种站起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行动。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整整用了十二年，从《中国不高兴》到《中国站起来》则只用了十二个月，看来，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度”。为此书作序的“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宋鸿兵说：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二零零九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这里的“我们”显然自视为“民族英雄”毛泽东的传人。殊不知，刚刚告别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立即与苏联签订条约，所出卖的国家利益让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条约都望尘莫及。左派从来都很无知，对此我并不意外。对于这种“史诗般的呐喊”，我只是略感奇怪：从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在长达六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难道并没有站起来，或者说站起来一瞬间又跪下去了，直到二零零九年，才由一个文弱书生来宣布中国真正站了起来？“站起来”是一个只能由伟大领袖宣布的事实，哪里轮得到一介书生来僭越呢，难道这个“臭老九”比伟大领袖还伟大？

《中国站起来》当中最让我作呕的一句话是：“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一不小心，数亿工人农民就被这个曾经当过盲流、如今登堂入室跻身名流行列的“人文学者”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些被羞辱、被欠薪、被压榨的工农大众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国“暂住”的农民工，是否认同中国的这种“低人权优势”，是否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血肉来奠定“中国崛起的基座”呢？不过，已经爬到基座的中下层、分得一点残羹冷炙的《中国站起来》的作者，对工农大众的心思意念根本不感兴趣。奴隶变成奴才，是奴才最大的骄傲。当大家都无耻的时候，无耻就不再是一种失德；当耻辱者都变成无耻之徒的时候，无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美德。所以，无耻是无耻者的投名状。这十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昔日的朋友如何一步步地从“绝地战士”变成“黑武士”。我曾经送给他一本我写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希望他了解那些死于天安门屠杀的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孩子、死于山西黑窑的孩子、死于四川大地震的孩子的悲惨命运，从而洞悉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耻辱者手记》中有一篇题为《城里的姨妈》的散文，描述了城市贫民的困窘与坚韧，让我感动不已。造成千千万万“城里的姨妈”的苦难的，造成了千千万万死不瞑目的孩子的悲剧的，难道是西方殖民主义吗？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难道是美国大兵吗？大饥荒中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难道是因为美帝的封锁吗？孙志刚之惨死、唐福珍之自焚、赵连海之被囚，难道都是美帝施加的黑手？一言以蔽之，这些苦难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乃是盘踞在中国人头上的中共专制政权造成的。动了中国人的奶酪的，不是愤青们臆想出来的帝国主义，而是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和孕育这个党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今，无视这一常识、扭曲这一事实的，在余含泪与王羡鬼之外，又多了一个人。

《中国站起来》是对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全盘否定，是对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全盘否定，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全盘否定。与之对应的，这本书也是对邓小平、×和胡锦涛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次法西斯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极权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慈禧太后和义和团式的闭关锁国、虐民自娱的政策的全盘肯定。一贬一褒，表明这本书的写作是曾经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卑贱的一次下跪，所以那个喜欢三跪九叩的钱文忠教授才欣然为之作序。这些学者名流完全忘记了中国人生活在“动物庄园”中的现实处境，声嘶力竭地为“和谐社会”和“大国崛起”充当吹鼓手。当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还不够和谐，这时就需要一个奥威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于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便成了顺手找来的靶子。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之外，还得像划右派一样划出一群卖国贼和汉奸来，作者找到的“汉奸”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鲁迅和胡适，仿佛是这三个“汉奸”让中国的崛起迟到了半个多世纪。

作者用一连串煽情的排比句攻击胡适，其恶毒不亚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胡适运动中的那些大字报——“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毕竟胡适已经是死老虎了，在批判完胡适之后，他立即将矛头对准当下的“崇洋媚外”者，“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这种说法跟几年前王绍光攻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一脉相承。很不幸，我就是这样一个五年来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一个字的“精英人物”，但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完成“西方殖民势力”任命给我的“中国的思想警察”的任务，我只知道每年有几十天的时间国保警察在我门口站岗。这种阴险的告密行为，连普通的五毛党都做不出来，可以载入冉云飞正在撰写的《中国告密史》了。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自以为读了几本“人类学”著作，就可以对中国和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既反对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反对近代化和全球化。在他看来，“自由贸易的真相是抢劫”，“自由市场的真相是枪炮和霸权”，“自由竞争的真相是不让别人发展”。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干脆退出WTO，干脆像北韩一样切断网络，干脆像毛时代那样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我想起十年前我们一起编纂《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因质疑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揭露韩战之真相，而被教育部和□□部围剿的那段往事。如今，其他两个编者已经“觉今是而昨非”，恨不得跑到北韩去当宣传部长，如圣经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韩寒说，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由每个人的沉默铺就的；韩寒却不知道，中国还真有“直将北韩当天堂”的、“过于聪明”的副教授和副研究员。这些摇着羽毛扇的纵横家，真该去投靠毛新宇少将，通过合纵连横，将毛三世推上皇位，如此方可实现其帝王师的梦想。读书越多，离常识越远，这是左派文人之通病。同样是以“中国”为论述对象的著作，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我看到的是顾影自怜和胡言乱语；而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中，我看到的却是理性与睿智——苏小和在《每个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写道：“我看见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宽阔的信息通道中自由游走，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年轻的人们开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虽然仍有人坐井观天，仍有人画地为牢，但世界已经为我们打开，每个人都在全球化之中，只要有足够的怀疑精神，只要学会在多元状态下思考，我们就再也不会轻易被遮蔽，被蒙骗了。”换言之，全球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去中心化，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昔日的名气充当别人的“导师”。难怪那些“左狂人”对“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为在这个信息越来越自由流通的时代里，要想骗人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中国站起来》是一本向《我的奋斗》的致敬之作，一方面向当权者谄媚，一方面煽动仇恨、鼓吹暴力，文字之粗糙、审美之丑陋与精神之卑琐互为因果。作者宣称：“本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无数这种像小学生作文一样的大话和空话，支撑起这本垃圾书。中文居然可以被糟蹋到这样的地步，实在让我叹为观止。作者模仿希特勒的语气说：“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连中共当局都不敢轻言“战争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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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ocus.news.163.com/10/0307/10/615QN02S00011SM9.html
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9848_0.shtml
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132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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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指代最丑恶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他的表情已经释然。他认为当年自己还相信存在一个知识分子乌托邦，而现在他相信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妓女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除了个别像马克思那样的精神圣徒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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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罗摩对自己最深刻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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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罗相信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妓女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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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解读摩罗思想U行大转弯的密码．
　　这句话有点隐晦，但摩罗真正想表达意思其实是清楚的，即：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象妓女一样谋取最大利益，换言之，为了取悦嫖客，妓女没有什么原则需要坚持，没有什么尊严不可以放弃．所以，摩罗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没有什么尊严不可以放弃，没有什么观点不可以改变．那么，摩罗从写《耻辱者手记》转变成写《中国站起来》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果某一天，摩罗再写出《新耻辱者手记》，人们也不会惊讶．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象妓女一样，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廉耻，只考虑利益最大化，那么，摩罗只是１３亿中国＂妓女＂中的一员，摩罗肯定不会有愧疚感，不会有任何灵魂的煎熬．１３亿中国＂妓女＂会和摩罗一起欢呼《中国站起来》．
　　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为了最大利益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羞耻感吗？当然不是，余含泪，王慕鬼之流为什么受到广泛的嘲笑和抨击？因为多数人并不认可他们的无耻行经．
　　活在重压下的中国，对良知是大考验，残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放弃部分原则和部分尊严，但即便如此，不少人仍然在努力捍卫最基本的做人底线：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恶，但我们可以尽量选择不做恶的帮凶．人们被迫放弃部分尊严，多数人感受到的不是快感，而是耻辱和痛苦，这种痛苦驱使人们对更多尊严的向往．
　　如果写《耻辱者手记》的作者忘记了什么是羞耻，那一定是盛世中国的一道奇观，这是中国臀部撅起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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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没读过他的书，看了他的答话果然无厘头

以前的装B就是为了今天的反水反得个好价钱，

祝贺它，踏上了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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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生生“劣根性”的例子

摩罗/一百年来是什么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f84920100evfc.html

与摩罗先生谈愛国 / 萧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f4oy.html

基督教近代入华作用及性质之再认识【原】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173211.aspx

传教士与中国——令人感动的老照片（多图）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341983.aspx

流沙河：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Kan.aspx?cBlogLog=1001469013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原】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2570861.aspx

关于拯救——致友人摩罗书【原】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943828.aspx

关于信仰，以及智慧——书信二封【原】

http://blog.stnn.cc/rain804/Efp_Bl_1001956118.aspx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文革后诞生的“改革开放”，一眨眼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曾几何时，中国朝野对于“改革开放”具有高度认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乃至“现代化”，均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抨击。人们的心态变化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正在发生转折。在这种情况下，格外需要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作出战略研判和选择。 ( http://www.tecn.cn )
    
    一、中国：现代化的连续与曲折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1840年代发生碰撞后，经过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又经过同光中兴（或者叫洋务运动）的二十年，到1888年的时候，现代化的基本路向已经确定。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这四者，分别是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现代化、经济和交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 http://www.tecn.cn )
    大致以三十年为一个时代，可以把一百二十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是，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化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用现代性这把尺子来衡量，又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筚路蓝缕的三十年（1888—1918），误入歧途的六十年（1919—1978），拨乱反正的三十年（1979—2008）。 ( http://www.tecn.cn )
    
    历史死胡同：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为什么说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步入了歧途？因为他们所推行的，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死胡同。凡是走上这条歧途的国家，最终都要回归主流、回归正道。 ( http://www.tecn.cn )
    三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把“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这表明国民已经普遍意识到，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成果不彰，远远落在了欧美和日本的后面。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差距，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对于毛泽东路线的“反现代性”，当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清晰。进入19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其在发达国家的老师，对现代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以致国人至今对“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缺乏系统的反思与批判。 ( http://www.tecn.cn )
    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现代性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解放。如果以压制人权、扭曲人性、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表观性的现代化成果，就是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 http://www.tecn.cn )
    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是从“共同体”到“社会”。人是群居的动物，但是经历了从小群体到大群体，从命中注定的“共同体”到理性建构的“社会”的演变。在现代公民社会，一个人可以选择参加多个社团，社团可分可合，成员可进可出。而不允许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则是“反现代性”的。 ( http://www.tecn.cn )
    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从“主—奴”结构的帝国秩序到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德国纳粹主义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亚新秩序”，都是与20世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 http://www.tecn.cn )
    现代性的第四个特征，是世界化、全球化，从一国文明、地区文明到人类统一文明。无论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康有为还是李大钊，都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违背老祖宗马克思的离经叛道之说。 ( http://www.tecn.cn )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了“赶超”而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国家，不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最终都竞争不过坚持现代性的国家。即使前者能够在短时期中占上风，也不是这些国家多数国民的福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俄国、中国，都上演了一出三部曲。先是向现代化先行者学习，因为步履维艰而怀疑而放弃；然后是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成为“世界革命者”；最后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区别在于，德国和日本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俄国和中国则在回归途中，还不那么心甘情愿，还在走走停停。 ( http://www.tecn.cn )
    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 ( http://www.tecn.cn )
    
    四个时代的上升曲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国际地位
    
    梁启超时代的历史功绩是建立“新中国”，熔铸大“中华”。所谓“新中国”，一是指从由本部和周边藩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转变为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这个转变是极为艰难的，与大清帝国并存的其他几个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都土崩瓦解了，只有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二是指从固守传统体制和习俗的保守国家转变为具有现代化导向新道统的进步国家。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共同打造了中华民国这个“新中国”。先于陈独秀和胡适，“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一手促成了“新的崇拜”。早在1902年6月，他就在《杭州白话报》写道：“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针对孙中山鼓吹“汉民族主义”，梁启超提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当提倡“国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正是在梁启超的倡导下，“中华民国”的大“中华”取代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小“中华”，国族观念开始超越于种族观念。 ( http://www.tecn.cn )
    蒋介石时代开启了城市纪元。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这个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 ( http://www.tecn.cn )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器。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凭借国家行政系统的强制性动员能力，毛泽东时代得以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内外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按名义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从1978年1.8%上升到2007年的6%；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44.9%；如果考虑到在城镇中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早已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两千年的“乡村中国”已经转变为“城市中国”。 ( http://www.tecn.cn )
    梁启超时代，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巴黎和会，但日本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使国人深感耻辱。蒋介石时代，由于全国军民的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中国得以参加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罗斯福称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或世界“四警察”之一。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与美苏两个核霸主平起平坐，但是“四两拨千斤”，中国的份量放在哪边，哪边就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与尼克松握手，是苏维埃帝国从扩张到收缩，从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时代，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从小于五到四到三再到第二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一条曲线。 ( http://www.tecn.cn )
    
    三个阶段的跌宕起伏：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
    
    清末民初，虽然很多地方的底层民众还不开化，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精英，曾经有过高度的共识。胡适在1933年写道：“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在民国第一个十年中，公民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至今尚未能够超越。 ( http://www.tecn.cn )
    五四运动之后，风向变了。胡适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后，国民党恢复了活力，共产党破土而出。胡适在1929年就给国民党定了性：“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种保守性。”“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进入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推行“党化教育”，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异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倒是打出了反对文化专制，鼓吹自由人权的口号。在驻华美国人眼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后者更廉洁、更有活力。因此，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人先是当和事佬，后来则袖手旁观，司徒雷登大使还在被共军占领后的南京逗留了一段，准备与中共政权接洽外交关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共掌权后，在“舆论一律”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还能躲在租界里骂国民党的左翼文人，纷纷沦为被“无产阶级专政”“杀、关、管”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公民的各项权利乃至私生活和个人隐私，统统被剥夺了。民营企业和民间社团，受到犁庭扫穴式的荡除。在“大跃进”高潮时，连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毛泽东亲自鼓吹“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大多数农村吃饭在“公共食堂”，少数地方甚至实行夫妻分居，分别编入“营连排”民兵组织。到了文革时期，官方喉舌公然提倡“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求七亿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用胡适的话来说，“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文革已经“反动”到了极点。 ( http://www.tecn.cn )
    四五运动标志着风向的再次转变。毛泽东去世后，“拨乱反正”成为新时代的口号。官方人士心目中的“正”，最初只是返回“三项指示为纲”的“治理整顿”，回到1975年；紧接着变成返回文革前“十七年”，回到1966年；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变成返回中共八大之前的“七年”，回到1956年。民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则跨越了1949年，直指1919年。1980年代的“文化热”，所热衷的并非只是“文化”，实际上是借着文化的由头呼唤政治上的“德先生”，呼唤民国初年已经展现出蓬勃生机的公民社会。官方与民间两种拨乱反正理念的不协调，最终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碰撞。为了重塑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在1992年作出决断，一方面压抑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用上面所引胡适三条标准来衡量，邓小平时代都有拨乱反正的表现，但哪一条都还没有达标。 ( http://www.tecn.cn )
    “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邓小平走得最远，超越了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和毛泽东。走统制经济的道路，并非始于毛泽东。1947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有“节制私人资本”的条款。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收了大批日本人和汉奸的产业，国营企业总资产在国共政权转换之际，就已经超过民营企业总资产。国民党是撤退到了台湾，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才转向市场经济的。但是现在大陆还留了一条尾巴，就是现行宪法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这是1980年代陈云“鸟笼经济”论的遗存。 ( http://www.tecn.cn )
    “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要分为两个层面予以评说。在世俗的层面，譬如说现今普通人的“性开放”意识，以及“繁荣娼盛”的性产业，远非清末民初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毛泽东的“新社会”，或许只有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可以一比。在精英的层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没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没有课堂上的教授自由和公众场合的演说自由。 ( http://www.tecn.cn )
    “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邓小平直到逝世，坚持不肯把它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目标。拒绝“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是他的政治底线。当然，邓小平时代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一点进步。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到“法治”入宪，一方面反对代议民主，一方面力图建构不偏不倚的国家公权力，类于施米特所谓“人民法治国”。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远离苏联模式，又不肯贴近英美模式，最雷同的是20世纪初的德国模式——“民族精神”、文化相对主义、国家主义等，还没有达到纳粹主义，但也相距并不遥远。 ( http://www.tecn.cn )
    
    二、世界：霸权转移与世道轮回
    
    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战以前（1914年以前），从一战到二战（1914—1945），从二战结束到越战结束（1945—1975），越战之后（1975以后）。这四个时期与中国的四个时代可以一一对应，中国的时代转变通常要比世界的转变慢半拍，这正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从属地位。 ( http://www.tecn.cn )
    
    从“英国世纪”到“美国世纪”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3年（1837-1901年）。她的光芒完全掩盖了她的子孙，因此，也可以把20世纪头十几年，视为广义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其世界霸权达至鼎盛。它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头号海军强国，全球均势的操盘手，制度创新的发源地。然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的霸权开始盛极而衰。工业生产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越，德国在拥有一支称雄欧洲的陆军之后，试图建立一支超越英国的强大海军。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 http://www.tecn.cn )
    一战以后，英国由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变成了最大债务国，被迫同意美国拥有与自己规模相同的海军，在国际制度的创新上也落在了美国的后头。然而，由于美国民众坚持门罗主义的传统，还不能接受在国际上积极进取的威尔逊主义，参议院拒绝签署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条约；英国继续承担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直到1931年9月，英镑和黄金的兑换中止，国际金融和贸易的网络绷断。 ( http://www.tecn.cn )
    由于美国抽身局外，英国勉强支撑的国际秩序面临着两方面的“世界革命者”。一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一是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国人面临选择：“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应当说，英美派和德意派在当时都是少数，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主流都是苏俄派。不用说孙中山追随列宁“以党治国”，鲍罗廷操刀的国民党二大宣言“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在国共分手之后，国民政府仍然坚持“革命外交”，把主要矛头指向英国，从而忽略了日本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野心。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才改弦易辙，但为时已晚。 ( http://www.tecn.cn )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由三个体制构成。其一是雅尔塔体制，凭借军事实力划分势力范围。苏联通过间谍手段窃取美国核机密后迅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巩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恐怖均衡。其二是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由于规定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联合国的强制性功能很难启动（因为苏联代表缺席，“联合国军”得以参加韩战，是个令人生疑的例外），遂沦为空洞乏味的国际讲坛。起初，美国及其盟国的声音能够压倒苏联阵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加盟，联合国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反美论坛。其三是布雷顿森林体制。二战后的世界被分割为东西方两大阵营，西方的真正优势是在金融、贸易和经济体制上面。美元是国际硬通货，卢布只能作为经互会国家的结算货币。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不仅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还包括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已从西方经济秩序扩展为全球经济秩序，俄罗斯至今还在苦苦争取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WTO）。上面没有涉及软权力——国家形象（包括对它的想像）、意识形态感召力、领导人决断力等。直到中苏分手，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还是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直到在阿富汗战场被美中联手支持的伊斯兰力量打痛，苏联领导人的心态才从战略进攻和扩张转向战略防御和收缩。 ( http://www.tecn.cn )
    在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中，在苏美争相拉拢的有利情势下，毛泽东不听张东荪等人的劝告，毅然拍板对苏“一面倒”。其后果邓小平在29年后一语道破：“跟着美国的国家地区都富强了”，而中国……用数字来说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5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14倍（人均GDP的差距就不说了，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直到邓小平时代，城里人的消费水准才超过1936年，农民才解决最起码的温饱问题。 ( http://www.tecn.cn )
    在军事上说，美国并没有被越南打败，但是越战导致其盟国离心，国内分裂。从越南脱身后，反而促使美国重新振作起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继威尔逊主义（十四点计划）、罗斯福主义（四大自由）之后，美国再次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里根上台使美国恢复了信心，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个党魁在两年四个月中相继离世使苏联丧失了元气。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气可鼓不可泄”，是凸点上的稳定；一泄气就撑不住了，就会从凸点上滚下来，再也无法复原。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而是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和里根革命——内源于主流现代化模式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打垮了深陷于“勃列日涅夫停滞”的苏联。19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合军事力量（有的还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在拉美、中东、东欧频频出手，更凸现出“一超独霸”的世界新秩序。 ( http://www.tecn.cn )
    美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具备了问鼎的实力，但是由于民主国家的内向性，多数国民不愿意负担国际责任；直到接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才扮演起世界领导国家的角色。又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在没有面临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允许美国政府擅自动用核垄断（二战结束后头几年）和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二战中美国动用了一千多万军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仅动用了几十万军队），所以美国在全球冷战、局部热战中捉襟见肘，国家形象大打折扣；直到苏联阵营自我瓦解，美国才算是坐稳了世界盟主的宝座。但是到了小布什执政后期，美国民众再次眼睛向内看，强烈要求从伊拉克撤军，表现出战略退缩的态势；2008年又出现了罕见的金融危机，而且已经损害到美国和世界的实体经济。美国是不是正在步英国后尘，其世界霸权盛极而衰了？这与其说是一个疑问，不如说是许多中国人的企盼。 ( http://www.tecn.cn )
    
    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
    
    邓小平时代的拨乱反正，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而是全球性的潮流。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世界的霸权在英美之间转移，世界的道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 http://www.tecn.cn )
    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学者指出，20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一点儿不亚于世纪末。卡尔•波拉尼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当时也还没有出台许多限制人员跨国流动的政策，譬如说，“粤港自由往来”，是到1950年5月才终止的。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各国纷纷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最近召开的“20国峰会”宣言则指出，在金融不稳定时期更应反对保护主义，反对为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壁垒，反对采取新的出口限制措施或采取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刺激出口措施；要加强国际合作，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支持市场竞争与创新，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当代政治家的心态不同于其祖父辈，但与曾祖父辈相差无几。 ( http://www.tecn.cn )
    源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民主主义，源于欧陆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社会民主主义，是19世纪的时髦思想，一战后则成为压在库底的滞销货。在1930年代，全球范围内流行的是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影响到中国，不要说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劢和张东荪抛弃了“代议制民主”，连胡适的朋友、留学英美的丁文江和蒋廷黻也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反倒是已被开除党籍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经过反思后，斩钉截铁地指出：“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当时不仅中共和托派听不进他的话，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对苏邦交而禁其文章发布。到了21世纪初，晚年陈独秀再次作为时代先知而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尊崇。 ( http://www.tecn.cn )
    胡适所说的三条，一个世纪之后重新成为主流思潮，信奉黑格尔学说的福山甚至说出了“历史的终结”。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进步观，历史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上升。沃尔夫冈•查普夫指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体制。一个世纪并没有白白过去，在竞争性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多了一个福利国家。这是德国俾斯麦的首创，由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发扬光大。苏联模式也有所贡献，但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大，苏联长期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其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即使里根的新保守主义也没有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全盘颠覆。从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要说欧美大洋洲，甚至不如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 http://www.tecn.cn )
    
    三、选择：超越“改革开放”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人感应”的观念。1976年，先是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再后来是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在天崩地裂中冉冉升起。三十二年后，又出现了汶川大地震，网络上、纸媒上随即出现“天谴”之说。这里对“天人感应”不与评说，只想指出，这种说法的流行本身已经表明了人心的浮动。现在人心思变的程度，即使还达不到1976年，至少不亚于林彪“折戟沉沙”的1971年。必须作出战略性的决断，才能重新凝聚共识，振奋人心。 ( http://www.tecn.cn )
    
    “改革”，反改革，还是宪政<
    
    1980年代那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相配套的改革，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就已经不复存在。朱学勤区分了“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场改革”，1992年以后“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了邓小平意图的“改革”，“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结构是市场化的列宁主义”。政府官员对此的“积极性是”“难以想象的”高涨，“千百万的民众”则“有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 http://www.tecn.cn )
    根据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不采取毛泽东那种反城市化和压抑民生的极端政策，“汉字文化圈”在城市化阶段均能获得快速经济增长。而且，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地方的政府是独立的、成熟的，不需要依附于特定的社会阶级，也就是说具有“中性政府”的特质。连战和宋楚瑜来大陆访问时，都强调了蒋经国的“均富”政策在台湾的成效。然而，“市场列宁主义”或者“市场斯大林主义”像它的母体一样，具有冲破传统的蛮力，由于王山所说的“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或者康晓光所说的“精英联盟”的形成，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很快就超过了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区域内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翘楚。“改革”一旦成为权钱交易的盛宴，自然会被“千百万的民众”唾弃。这样的“改革”，不要说“帕累托改善”（在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连“卡尔多改善”（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社会福利的总体增进大于损失因而足以并可能将收益补偿受损者）也做不到，完全是从权势集团的利益考量出发的巧取豪夺。 ( http://www.tecn.cn )
    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继续鼓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变，纯属拾人牙慧，就像毛泽东当年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要坚持几百年。这是邓时代没有完全摆脱毛时代劣根性的一个证据。现在还有人这样做，第一，表现出“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的恩荫观念；第二，表现出“以不变应万变”的懒汉思想。历史是有惯性的，只要城市化尚未完成，只要人口红利还没有吃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如果不改变1990年代以来的所谓“改革”路线，中国的贪官污吏就会肆意横行，两极分化就会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乃至革命情绪就会不断积蓄，政府就会永远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腐败的政治体制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假设毛泽东活到邓小平的岁数，或者华国锋和汪东兴没有“背叛”毛，而是按照毛的既定方针由“八人帮”（在毛的遗体前曾照过一张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联合执政，可能就不会有邓小平时代。但是这样一来，国人将承受更多的苦难，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就像今日的朝鲜。 ( http://www.tecn.cn )
    在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除了御用的学者文人，民间已经没有“改革派”了，不是“反改革派”，就是“超越改革派”。 ( http://www.tecn.cn )
    全盘否定邓小平时代、呼唤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思潮，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露头，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强劲的发展。其言说包括：奉中共九大路线为正宗，为江青、张春桥平反，重新把邓小平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头子”。其鼓吹者既有幡然悔悟的老红军、老八路，也有蛰伏多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还有面临“毕业即失业”窘境的青年学子。由于他们扛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金字招牌，所以他们自恃具有批判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于体制内“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官员与他们在思想血脉上的亲缘关系，对于他们的网络言论、联名上书、结社行为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具有其他反对力量不可得的活动空间。 ( http://www.tecn.cn )
    “超越改革派”也可以称为“宪政派”。他们是1980年代“改革派”、“民主派”、“自由派”的延伸和发展。宪政派并不反对经济改革。他们主张市场化要通过宪政途径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私有经济部门要接受舆论监督、行业自治组织监督和政府监管；公有经济部门的垄断利益不能落入少数人腰包，要真正实现“民有、民享”。宪政派主张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有序地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 http://www.tecn.cn )
    庙堂上邓氏“改革”的继承人，秉承了邓的“不争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屑一争，而是他们丧失了理论武器和思想后援，已经没有了“争论”的能力和勇气。与其说有“改革派”、“反改革派”、“超越改革派”三种态度，不如说只有“前进”和“倒退”两个方向。不进则退，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 http://www.tecn.cn )
    
    韬光养晦，揭竿而起，还是建仓增持
    
    从盛唐的恢宏气度到明清的“片板不许入海”，“禁申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这是中国的悲剧。19世纪，道光、咸丰、慈禧在对外交往上反反复复，更是近代史上的悲剧。到了20世纪后半叶，“开放”竟然成为邓小平的一个“创举”，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笑剧。 ( http://www.tecn.cn )
    1950年代的日本与阿根廷，1960和1970年代的台湾与大陆，198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现在的韩国与朝鲜，上述的对比无一不说明开放的经济优于封闭的经济。所谓“对外开放”，仅以本国为着眼点，是一种“中国经营”之策，眼界仍然不够开阔。发达国家早就实施了“全球经营”方略，中东产油国和一些太平洋、印度洋岛国，考虑到资源枯竭和国土海侵的危险，也已经未雨绸缪，对全球经营及早部署。近年来，中国由于能源和矿藏的短缺，开始在经济上“走出去”，这多少有些出于无奈，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付之举，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战略筹谋。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对世界开放，而是如何让世界对中国扩大开放。但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 http://www.tecn.cn )
    在“入世”问题上的争论，随着中国参加WTO后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长，似乎已经平息；但是，在如何因应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争论再起，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表明中国还没有确立21世纪的国际战略。 ( http://www.tecn.cn )
    遵循邓小平的教诲，韬光养晦，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仍然是官方的标准态度。中国领导人空手参加“20国峰会”，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既没有带来惊喜，也没有带来恐慌。说得好听点，这是后排议员的举止；说得难听点，这是局外人和看客的心态。美俄之争，美欧之争，美日之争，只要能够“坐山观虎斗”，就是最开心的事；一旦人家联起手来，自己反倒不知所措了。 ( http://www.tecn.cn )
    1980年代末，陈云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提出挑战。邓小平后来反复讲“决不当头”，“夹起尾巴做人”，“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并非无的放矢。用何方的话说，这是“实际存在但被百般掩盖的路线斗争”。陈云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拥护者仍然大有人在。在这些人眼里，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歇，中美必有一战。因此他们要求告别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准备打仗的战略上来。 ( http://www.tecn.cn )
    第三种态度是把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视为中国经济提升档次的机会，抄底买进，低位建仓，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制定规则权，相应地也承担起更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责任。 ( http://www.tecn.cn )
    上述三种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两种判断：从长期来说，对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是“看衰”还是“看好”。韬光养晦，作壁上观，是对长期走势还看不清楚时的彷徨徘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国人缺乏正确的全球观，或者跟错了人走错了路（“走俄国人的路”），或者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已经吃尽了苦头。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教训是：凡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世界革命者”，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先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才有可能以和平禅让的方式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国家。 ( http://www.tecn.cn )
    
    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有一个政治笑话：桥上的人问淌水的人，在河里摸什么东西，后者回答，在摸石头过河。国人不能继续干这样的蠢事了。在21世纪，中国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些“追赶现代化”的目标；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之后，才能在“继续现代化”中发力抢跑，为解决人类的生态、世态、心态三大问题作出较大的贡献。当前，除了经济上的全球经营战略，我们还要确立三个目标：宪政体制，海权强国，天下文明。 ( http://www.tecn.cn )
    在西方，由于人权和自治是基督教传统中所固有的理念和实践，因此，他们更强调民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当代中国，为了强调人权的优先性，强调私域与公域的划分，强调社团、社区和地方自治的作用，而不是片面地突出“多数决”，我们需要用“宪政民主”来取代“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 http://www.tecn.cn )
    由“基本路线”保驾护航的“改革开放”，已经无法驶入全球经营的蓝水海洋。自由民主的水域拒绝“专政”毒素的污染。如果说“基本路线”曾经是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受干扰的铠甲，现在已成为束缚中国成长为经济巨人和政治领袖国家的紧身衣。王小东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永远会有离心倾向，海峡两岸的统一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 http://www.tecn.cn )
    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世界领导者永远是海权强国。陆上霸主，依靠的是庞大的陆军，领土的扩张，中央的集权，户口的搜刮（人头税的来源）……。海洋强国，依靠的是机动的海军，海上通道的控制（制海权，现在则首先要有制空权），全球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的运用……。中国要从大陆型国家转化为海洋型国家，既要换脑袋，也要强筋骨。陆军要减肥，海空军要扩充。在国际裁军体制生效之前，中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只有当中国具有了宪政民主国家的身份，发展与自己国力相适应的海上力量，才不会引起世界的恐慌和联手对抗。 ( http://www.tecn.cn )
    不论是“英国世纪”还是“美国世纪”，世界领导者的首要资质并不是GNP总量第一，也不是“船坚炮利”，而是制度创新的领头羊、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我们要的是“世界的中国世纪”而不是“中国的特殊价值”。历史上凡是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力量，都是讲普世价值的；只有衰败者、颓废者，才会蜷缩在特殊价值的乌龟壳里以求自保。我们讲“天下文明”，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给21世纪的人类文明染上更多的中国色彩；就是要在软实力的世界竞争中，把中国几千年连绵不绝的历史传统和几亿大专以上人力资源的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 http://www.tecn.cn )
    要跻身世界领导者，中国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经济危机的安全阀，成为保障世界人权的模范和建设国际民主机制的倡议者，成为具有远程投送能力的国际秩序担当者和世界警察，成为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和普世价值的输出国，任重而道远。21世纪的中国应当学习20世纪的美国，厚积而薄发，三顾始出茅庐。 ( http://www.tecn.cn )
    我们祈望，2009年能够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元年。既是“改革开放”的总结年，又是“宪政大开张”的起始年。 ( http://www.tecn.cn )
    
    2008.12
    （载《商务周刊》2009年第10期，此处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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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天下体系

    张曙光：今天我们请赵汀阳来讲天下体系。下面先请赵汀阳讲一到一个半小时，评议人在评论。
    
    赵汀阳：上世纪末，我写了一组关于天下体系的论文，主要是构想了一个理论线索。对于天下问题，近代对它首先有感觉的是梁漱溟，但是他没有把它做成一个理论，只是把它当成是中国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豪言壮语，这样缺乏理论支持显然是不够的。后来长期也几乎没有人去做这个问题，可能有个背景，中国这100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其中在政治上的现代化就是追求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环境中，民族国家比较强有力，更有竞争性，中国当时想富国强兵，民族国家是个必然的选择。100多年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就是西方模式的民族国家。背后的潜台词是西方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其带来的富强是很多年来大家很直观的一个感觉，所以就不再想起自己古代的资源和经验了。 ( http://www.tecn.cn )
    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几乎把所有国家卷入到一个游戏中，这个新形势形成了新问题，特别是世界规模的新问题。天下概念近几年为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关心，多少说明了大家对政治问题的新感觉。盛洪就很关注这个问题，我看过他的《为万世开太平》，在那里面盛洪提出“天下主义”，把它看作是一个最好的和平主义主张。王铭铭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发现天下问题，他描述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中国由过去幻想的朝贡体系慢慢变成现在这样的民族国家的过程。汪晖也从思想史做了有关的研究，试图描述中国如何从一个传统的帝国慢慢地转向一个民族国家过程中的观念变化。我关心的是把天下观念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历史变迁对于我是一些相关背景，却不是理论，哲学更关心未来，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天下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这么一种传统想象，它作为纯粹理论的意义和力量是什么？它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能够被发展为一个未来理论？尤其是，是否能够把它按照未来的需要做成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 ( http://www.tecn.cn )
    所以我关心的基本上是理论构造和制度可能性的问题。当然历史实践的问题不能回避，有许多人，包括许多西方学者，提到过这个疑问，就是中国关于天下的政治想象当进入实践，是否像我所鼓吹的那样是“最好的”？中国古代的社会实践缺点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想象肯定要比实践好得多，当考虑到实践上的一些弊病时，我们会想到，古代的天下理论很可能有一些没有考虑好的问题，当我们试图把这个理论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当代理论，有哪些部分是必须放弃的？哪些部分是需要改进和补充的？哪些是需要创新的，这都要想到。相信可以看出，我的天下理论已经比古代理论有了初步的改进，已经与古代天下理论大不相同了，我希望下一步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改进，所以很想听大家的批评。 ( http://www.tecn.cn )
    思考天下理论有一个学理背景，这是我在思考政治哲学的时候想到的。我们长期以来在想政治哲学问题时，是按照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去想的，100年来，我们的知识生产基本上主要是按西方的知识体系来生产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出了一个大问题，西方政治哲学的立足点是从最小的政治单位——个人——出发的，这样就出现了个人权利（rights）问题。把个人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分析单位，必然会分析出权利这么一个基本问题——如何界定，如何保护个人权利。个体的原意是“不可再分的”，这就具有了绝对性，从这个背景下推出个人权利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把个人权利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绝对的权利，这就是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当建构一个国家，当然指的是现代这种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个人之间就有一种同构映射的关系，所以一个国家就有了主权，它的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个人权利之间就有一个对应关系，同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的。 ( http://www.tecn.cn )
    在现代，一个社会的政治问题，总是以一个国家理论去统摄，一定是从国家理论去讨论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国内社会，西方的政治理论的弊病是它的理论本钱只是国内理论(domestic theory)，或者叫做本地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当建立民族国家，打破了过去的古代国家的模式，出现的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边界问题。古代国家的边界是糊里糊涂的，这点倒是全球一样，不管是中国帝国的还是西方帝国，都没有明确划定、法律承认的boundary或border，两个国家之间只有frontier（边陲），边陲是一个界限不清的地方，是双方政治力量逐渐消于无形的地带，但是有了现代民族国家之后，边陲状态是不能接受的，一定要划定明显的边界，所以这又可以看到一个对应结构，对于个人政治，个人权利是有明确界定的，尤其是财产权，界限非常清楚，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 http://www.tecn.cn )
    同时就出现了国际的问题，国内理论从学理上必定要求一个相应的国际理论，从谈判来划分边界，互相界定主权的时候，也就界定了国际政治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和国内政治理论相比极其单薄，国内政治理论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丰厚的资源，但是国际理论的条理却非常简单，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如何保持平衡（balance），力量平衡才有和平，不平衡时什么条约都是假的，如果终究不愿意战争，就建立霸权体系。简单倒也不怕，问题是问题越来越多，所有的危险关系都没有被消解，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关系正是利益冲突、霸权和反抗、阴谋和战争的肥沃土壤。从哲学上说，现代所追求的“主体间”或“各方间性”，inter-ness，这个结构就是全部冲突的根源，因为这个inter-ness是最高级别的结构，没有更高形式，因此冲突就是inter-ness的本质，而现代人苦苦追求的对话实际上是inter-ness的虚伪和失败的表达。 ( http://www.tecn.cn )
    我们都共同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是一个世界，光是国际问题是不够的，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属于整个世界的问题，具有世界性，world-ness，无法分给某个国家去承担。那么这些世界性的问题归什么理论来解释呢？世界问题不可能还原为国际问题，所以一定会出现大量的无人管问题，那么是否可以从国际理论发展出世界理论？可是从结构上分析，这里有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西方政治理论结构是这么注定了的，人划分到个人（最小单位），那么个人和个人之间，每个个体都是绝对的，个体间关系或者叫主体间关系（inter-subjectivity）并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来统摄，就是说另外一个人是绝对的他者，肯定是化不进来的，Levinas讲过这个问题，他者是“超越的”。咱们中国这些年很多书很喜欢用“超越”这个词，但是很不幸，我注意到这个词的使用，多半都是用错的，没搞清楚什么叫做“超越的”。什么是“超越的”？就是主体性（subjectivity）无论如何用尽任何手段也化不进来的东西才叫“超越的”，凡是能够化进来的，或者是变成了知识，或者变成控制对象，即主体所能控制的工具性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法化进来的，无论如何都是绝对在外的东西才叫做“超越的”。超越的东西包括事物本身，人可以有关于事物的经验和知识，但是事物本身永远在外。另外一项超越的东西就是上帝，因为上帝显然你是操纵不了的，而且他又统治你，后来Levinas进一步发现他人也是一个超越的东西，因为即使你把他人杀掉，那他也仍然可以不服你，只要他能够永远地不服你，那么你就没有把他给化进来，它就是永远在外的。当他人变成一个绝对的他者的时候，就意味着以个人为政治单位的关系里，我和他者在逻辑上必定存在着很多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像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当确定了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被赋予了绝对性，就是说一个国家对于另外一个国家是绝对存在，也是一个超越的对象，那么也必定有大量的问题是在这个结构中不能得到解决的。 ( http://www.tecn.cn )
    那么那些遗留问题又应该放到哪去呢？按照逻辑，我们似乎应该想象说我们有一个“世界社会”，世界应该又是一个更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又存在着公共空间和公共问题，可是到这地步就都成为了幻想。西方政治理论没有这一层次的理论，只有国际社会这样的冒牌货，联合国就是世界机构的冒牌货。如果有一个“世界社会”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比民族国家更大的政治单位来定义这个世界社会。以小于世界的政治单位来冒充，是不可以的，也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民族国家是西方理论中最大的政治单位，国际组织并不比民族国家的更高，只是平级的，因为国际组织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利益。只要各方的利益都是绝对的，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高的了，所以，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老说“世界”，但“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个“非世界”（non-world）。“世界”的概念目前只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和地球的意思差不多，但不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当然也没有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世界”，这种世界都是不存在的。这是西方理论的一个根本漏洞，它没有设想到世界，没有关于世界的政治理论。所以我在做中国的天下理论时发现，“天下”可能是唯一的世界理论。当然，我这个天下理论有很多是创作的，但是毕竟资源是来自古人的。 ( http://www.tecn.cn )
    “天下”概念所暗含的政治理论在结构上和西方的是完全颠倒的。我们首先拥有一个最大的政治分析单位，天下指的就是整个世界，天下政治制度就是世界政治制度，这是西方没有的，对于西方来说，最大的政治概念就是“国家”，但是“世界”却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我们是有的，并且我们在结构上是倒过来的，天下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在西方却是个人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天下政治理论的政治秩序是：天下，国，家。在先秦的著作中，凡是谈论到政治问题的时候，一定说天下，国，家。如果谈论到伦理秩序的时候，就是家，国，天下。这个循环表达了社会的两种合法秩序，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正好形成互相论证。这个结构我认为很优越，一方面，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要表现在这个秩序能够保证一个有序社会，所谓“大治”，这是统治的合法性，而由最大政治单位作为治理的框架才能够做到没有管不了而无法无天的空间；另一方面，伦理秩序的合法性则必须从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中生长出来，否则不自然也不自由。关键在于，这两种合法性都是充分传递的，都同构地贯彻在所有社会层次中，这样就形成一个政治和伦理互相支持的社会秩序，政治正好满足道德，而道德正好满足政治。 ( http://www.tecn.cn )
    关于天下的最早的表述主要集中在《尚书》和《礼记》里边，尤其《尚书》里是很多的，当然先秦诸子里也用得很多，从最早的文献来看，关于天下的概念已经很丰厚了，在我看来它最少有三层意思，一层是地理学上的存在，就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整个世界；二是儒家最爱讲的“民心”，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世界，没有心的世界是死的，古人已经明白这一点；三是世界政治制度，即一个最大的政治学世界，没有制度的世界是无主土地，是可以无法无天争夺和掠夺的公地，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建立起满足这样三层意义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 ( http://www.tecn.cn )
    具体的理论问题很多，这里无法都讨论了，不过其中有个关于民心的问题特别想听大家的意见。我想把“民心”问题和民主问题区分开来，并且把民心和民主都看作是关于公共选择的问题。就是想强调，民主仅仅是个工具性的问题，是表达公共选择的一个技术性方式的问题，而民心才是公共选择的实质性问题，是公共选择的问题本身。甚至，民心问题还大于并且包括公共选择问题，因为民心不仅包括人民的集体主动选择，不仅表达了人民的自觉意志，还包括人民没有想到的但一旦知道就会同意的选择。打个比方，你替我想了个好主意，完全是为我着想的，而我原来由于知识有限，所以想不到，但我一听觉得大得我心，我就会同意。这样，民心就不仅包括人民自己自觉的选择而且还包括潜在同意的选择，只要是为民着想的选择。因此我在书中强调了民主不等于民心的表达，而且民主往往不能表达民心。民主有许多局限性以及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都知道的。可以说，民心问题比民主问题要深刻得多，而且民心问题才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键。 ( http://www.tecn.cn )
    民心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哲学特别是天下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得到土地并不是得到天下，得到天下民心才真的拥有天下，这个原则说明民心是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据说尧舜禹汤开创了民心传统。当然，民心问题一直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难题，这就是如何获得充分并且准确的关于民心的信息。在这种技术性问题上，民主形式就有了优势，为什么民主制度往往被采用来反映公共选择？恐怕主要是因为具有操作上的技术优势，尽管它是很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反映。在找到更好的可操作的技术手段之前，我们也只能用民主去凑乎事。中国古代没有发展普遍的民主制度，而是想各种方法去获得关于民心的信息。比如尧舜禹汤之类就会问大臣们，如果要干什么什么事情，你们看谁最有本事？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国家，你们讲讲谁最有可能？等等，可能有的人就说张三不错，另外的人说李四不错，那么大家就给要出论证，列举他干了什么事，有什么特长等，有什么样的人品，诸如此类，这些都是要辩论的。这是一个对话式的讨论结构，大家讲道理，举证据，摆成果等等，这有些类似欧洲喜欢推荐的政治对话形式。然后，假定同意派谁去做事情，比如治水，那就要进一步看看他是否能真正治好，治好的时候人民会欢呼，如果有了人民的欢呼，这是个铁证，那么他的合法性就被进一步证明。最早的民心调查方式大概如此，先由专家集体论证，然后到民间由人民来最后证明。这种民心检测方式虽然表面上没有民主投票制度那么规范，但实际效果恐怕比投票准确。比如说焦裕禄之类的好官，只要到了兰考县，就会发现人民提起来个个都赞不绝口，这不用投票。我一直疑心民主投票制度不是为了尊重人民的选择，而是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当然我们不能用猜想代替证明，但有一个侦探方法似乎很有用，侦探会考虑“出了这样的事情，谁是受益者”。我特别欣赏这个思路。民主的受益者与其说是人民，还不如说是政治集团。 ( http://www.tecn.cn )
    就先提这样一些问题吧。
    
    张曙光：赵教授讲了天下的三个含义，进一步又讲了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关系，民心和民主的关系，很有意思，我是外行，还是请专家来评议。高全喜先来评议。 ( http://www.tecn.cn )
    
    高全喜：赵汀阳的观点我也不陌生，去年就请他到我们的研究生院给博士生做了一个讲座，他刚才这样一个比较简单但又比较宏大的叙述确实是从哲学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心理层面还是比较完整地勾勒出政治理论的大的框架。我觉得他的观点作为一个理论来说还是很有存在的道理，但是从个人来说，我很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我感觉有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从1500年开始到当今近500年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成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政治实践，社会实践的实际进程。西方有其独特的现代政治理论，伦理理论，国际或者世界理论，一直是对这样一个东西论证，阐释，甚至加以批判，是有一个现实的前提，就像我们首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存在的事实，然后我们对它加以一定的解释，论证，甚至是质疑都可以，这一套政治理论基本上是以现实为载体的，但是在西方，二战以后，基本上对所谓的以民族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你刚才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个人单元，还有国际世界秩序中的国家（民族国家的单元），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思，批判，解构的思潮，他们调用的资源基本上是西方的那一套，所以你刚才谈到汪晖，法国哲学还有其他很多人，他们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加剧的过程，但西方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民族国家搞了500年，他的问题多多，而且呈现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所以这种理论的反思，解构，批判的过程还会更加强烈，这是一个基本路径。但是中国的学者除了接受西方的东西之外，我们在我们传统中国的这一套也找出了一套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不同的一套东西，像刚才赵汀阳理出了一个思路，还有些人理出了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你这套理论可能是在政治理论，政治哲学比较至恰的一个东西，可能有些人从历史学，儒学或者文化形态学也理出了思路，但是却上升不到政治理论的高度，这个东西都有存在的道理，而且都具有理论的创新性，无可质疑，有其很好的方面，我对你的观点的不赞同，并非否定你的理论存在的道理，而是我们现在谈问题是要干什么，假如单纯地构建一个理论的独特性，我觉得那就没什么问题了，那个理论很有创新性，特别是中国人调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很有自己理论的创新，在西方的学院以及中国的学术界也有很高的价值。 ( http://www.tecn.cn )
    我一直搞不清楚的问题是：西方结构的500年的过程，在我们中国实际上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中国的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没有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形态，它的问题很多，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小孩，没有成长起来，我们随着西方假设的这样一个理论对象，然后不断调用接受西方的资源，还把我们传统的资源调用起来之后，我们要解决对手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东西，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有必要？这是第一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这500多年民族国家的历史来说，同视西方的过程，是不是独特的还是作为一个现代生活形态（现代政治体制结构），是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它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你刚才说的民族问题，法制问题，个人主义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民主的质疑，对法制对宪政的质疑不是在于它不需要这个东西，而是在于它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是否需要，是否能够跨越这个过程？这是第二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第三个问题是对现代民族国家，我们实际上是从1840年开始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基本上是一个党治国家，政党国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因为你知道西方民族国家的主权形态是一个中立的国家政治体，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政党国家，从国民党的政党国家，到共产党的政党国家一直到现在这种集权制的政党国家。西方500年的民族国家理论的实践的一系列的细致的过程，从刚开始西方的这种王权国家，到它的立宪联邦制国家，一直都未来的欧共体之类的大国家的形态，在这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中，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一定要克隆这个东西，但它最根本的一些制度架构，观念架构还有精神上心理上的东西，是不是必要呢？比如你刚才谈的用传统的资源，用西方后现代的资源都可以质疑目前民主，我们所谓法制宪政，很多的民主都是民族国家过来的，不是古典古代的那个东西，而民族国家这套东西，宪政问题，市场经济问题，对于财产权的保障问题，个人权利问题，证明在西方是普遍知识的问题多了，但实际上它走过这个过程，我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在质疑西方的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东西不需要？那么假如不需要的话，我们从1840年开始，假如没有我们和民族国家对垒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国自生自灭，或者中国是一个王朝政治，那很好，这个王朝的天下体系，中国的治理模式非常好。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从1840年之后，我们必须和民族国家打交道，到现在还必须和民族国家打交道，那么我们这套非民族国家的理论，作为理论是很好的，那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传统的模式已经非常糟糕地失败了，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办？这样的话我有个困惑，你刚才说质疑国家利益，质疑个人利益，甚至国际体系，世界秩序，我特别强调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政党国家，真正的完整的自由的或者混合政体这样一种国家形态在中国还没有建构起来，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法制的框架还没有。追求个人财富的欲望的保障是一种财产权，西方国家在这里很有线索，保守的自由注意它讲了家庭也是财产权的主要载体所在，你说世界理论，在西方也有一脉，但是它很弱，西方没有一个完整的比较大的世界这样一个东西。 ( http://www.tecn.cn )
    总的来说，我在理论上观点上没有不赞同的，基于中国现实，我就有这些疑惑，我个人主张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这些后现代的东西，中国传统的东西，但主要还是建立一个非党治的自由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发展一二百年，我们面临问题之后，那是后来人的事情，或者那个问题在逐渐解决，但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破除这样一个非民族国家，或者是一个有毒素的民族国家，使其尽可能地健康一些，当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宪政制度，共和政体甚至个人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时候并不是在理论上主张，实际上你摆脱不了中国的传统，中国这一套以家为中心的德性的东西，这一套世界秩序的东西实际上也会在我们这个政体结构中还会不同于西方的国家的体系，它还是一个很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过去的那种王朝政治的天下的东亚系统的东西，但是其中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可能还保持着民族国家的基本的制度，观念，又融洽地结合，我也知道这种结合很难，可能只是理论上的空想，但我们也看到纯粹的这种东西对于天下观念，现在的制度也是不可能的，对于西方民族国家，个人主义的东西也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种东西要立足于现实，面对这近150年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一些理论来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你的理论本身作为一套至恰的理论来说，没什么错，可能比西方的人还高明，西方只有一个资源，我们还有传统的资源。我大体就说那么多。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高老师提出两个挑战，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践上的。我们先讨论理论上的。如果说西方也有某些关于世界的政治理论，但是非常薄弱的，是边缘的，不是主流，最像中国天下概念的是但丁的想法，但是精神实质是不对的，他想象的是世界性的强权政体，是霸道而不是王道，最多有单方面的政治论证而不可能有道义论证，所以其政治合法性是可疑的。另外一个比较相关的就是基督教想象的以基督教统治世界的想法，这个由宗教所定义的政治与中国思想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想象的规模上有一点相似。可是为什么基督教所想象的世界理论是坚持不下去的？为什么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它规定了异教徒。关于异教徒问题盛洪有过精彩的批判。规定了异教徒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一个假装的世界，因为它不是个整体，而是一个分裂的世界。设想出异教徒来作为一个对立面，这导致了一个政治学结构，相当于施密特后来总结的敌友理论，这个正是基督教塑造的西方政治意识，一定要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否则就不会想事情了。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质是不友善的。所以，在思考西方政治理论时，不能仅仅考虑它的国内政治理论，而要与它的国际理论联系起来，如果看成整体，就可以看到其实质是损人利己。如果不进入全球化，西方理论或许行得通，虽然不好。但是全球化是西方所制造的一个它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它没有相应的政治理论能够应对。 ( http://www.tecn.cn )
    今天对民族国家的批评和挑战问题确实比较有趣。西方的最好资源就是康德关于国际联合的构想，康德在200年前就提出这种问题是非常前卫的，他的理论在后来实践中的表现就有联合国。我这个书有专门一节讨论联合国模式。康德想象的是一些西方文明国家，特别是自由的共和政体国家，去构成了一个超级联盟以解决国际问题。康德这个联盟想象在实践上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多少歪曲了康德理论的联合国，另外一个更接近康德理论的就是今天的欧盟，或者说是未来的United States of Europe。但是康德的构想没有超越民族国家，康德已经极尽想象力了，他试图在维持民族国家体系的条件下，搞一个超级联盟，但是它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解构，而且它仍然没有触及也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公共问题。今天的联合国之所以只能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并且非常容易被一个特别强大的民族国家所超越，就像美国，随便可以超越它，根源就在于国际联盟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力量和意义。 ( http://www.tecn.cn )
    欧盟是比联合国在理论上更有意义的一个模式。Rifkin有一本书《欧洲梦》（European Dream）说现在是一个美国梦破灭的时代，欧洲正在构造一个欧洲梦，正在使美国梦相比失色。问题提得好，但是我觉得言过其实，其实欧洲根本不是那么好，他为了追求对比效果，讲的太过分了，但欧洲理念是个问题。欧洲理念虽然理论还比较单薄，而且和欧洲的实际情况也对不上，但它幻想的一些事情，比如真正的公民社会，反对物质发展的生活质量，对话理性，要求合作反对竞争，保护多元状况，反对金钱统治，等等，还是有意义的。但欧洲理念的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主要是对一种悠闲和平的生活的幻想，而缺乏关于世界各种严重的尖锐的问题的思考，而且欧洲幻想也多少脱离世界语境，就好象欧洲可以不以世界为条件而过自己的生活一样。总的来说，在西方，主要在欧洲，许多人都认为，如何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已经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了。同样，我所以构造天下理论，主要还不是想发挥中国资源，而是想考虑在世界性的条件下，世界性的问题怎么办。 ( http://www.tecn.cn )
    另外从实践上看，现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太标准，许多方面都有我们喜欢说的“中国特色”，但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中国特色是不是就不好，似乎还需要思考，尤其需要实践证明。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过程比西方的现代化过程要复杂得多，且不说中国自己有巨大传统和背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又必须进行全球化，必须把新时代考虑在内，就是说，不仅要学习西方过去的经验，还必须面对世界共同的新问题，所以问题比较复杂，只有创新，不能重复。 ( http://www.tecn.cn )
    
    张祥平：我是非常支持赵汀阳的研究方向的，但是你要把它弄全，弄扎实，其中正好涉及到“国”，你因否定了中国出现过民族国家，就让高全喜给抓住把柄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西周时期你想想，是不是民族国家？西周时期的状态就是欧盟，比欧盟还稍强一点，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中早就超越了西方国家，而到了目前，近代以来，由于鸦片战争，导致我们向西方学习他们所有的民族国家操作，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稳定下来，都处在转型时期，下面的一步是我们向着欧美的民族国家去转型还是我们向着我们已经超越过的东西（汉唐宋明清）？这就涉及到对汉唐宋明清的定位，汉唐宋明清不是封建社会，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作为学者，我估计大家都能理解这个观点，如果它不是封建社会，它是什么社会呢？它是德治学卷社会（音），以前说的都是封建王权的专制，汉唐宋明清这五代绝不是专制的，那么大一国家，它专制不起来，还可以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里面就有对汉唐宋明清的描写，汉唐宋明清是一个德治学卷的社会，也就是说和目前的法治社会平行的一个社会系统，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天下主义，是已经建构了一整套国家实践体系，这个实践体系我们有2000年了，如果各位想知道得更详细，我那本书叫《制度对话》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如果按照这个体系来看的话，赵汀阳在论证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认为赵汀阳对民族国家应该考虑考虑？我们中国的一整套的调整过程决不比西方500年的调整过程差，而且最后达到的结果也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记录，就是在较大的地域上，较长的时间中，保持了人道的公正的社会秩序，这个世界记录还没有被打破，也就是说我们维持的和平的年限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打破。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研究的方向很好，因为目前中国学者做这个方向的毕竟不多，他一方面能够熟悉西方人的整个思路，同时又完全独立于西方的思路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那么早（西周时期）就出现“欧盟”？而且为什么在那么早就有关于天下的论证？我就大概地讲一下当初是怎么样过来的，太康失国，少康复国，然后就开展周边地理调查，这个地理调查的结果是产生了构造性推理，什么叫构造性推理？就是我先达到一定的整体的时候，我再开始推理，我不是先找基本单元，这就和你刚才讲的相关了，你刚才不是说他们（西方）以个人 为本位，但是我们首先找到一个整体。简单地说，构造性推理体系一定是先达到一定整体，然后我给这个整体一个名词，再往下推，最后我们中国人达到的最高的整体是孔子达到的，他一下子就把整个天下体系的全部理论都包括进来了，你想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众星就是天下的各国，那北辰就是中心，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整体的构造出现之后，它就逐渐开始加细，逐渐用大制约细层，越制约越细，但是制约到最后它不控制一切细节，这样我们做天下主义就比较容易了，比如在各国的操纵上，我们一定允许所有的政治实体按其自己的方法操作，我们不控制你们的细节，但是又不能让你随便走，咱们得由大层制约细层，历史上我们实际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华夏民族从来没有主动对外扩张，一定是周边国家打进来了，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和他们打，这样我觉得就把赵汀阳讲的很多东西都充实起来了。我就说到这。 ( http://www.tecn.cn )
    
    张曙光：好，下面请盛洪讲。
    
    盛洪：我还是对汀阳这本书评价颇高，最近几年我也看过国内学者的一些论文，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有贡献的，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体系，我10年以前写的文明那个体系，包括《为万世开太平》，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提问题，当然我也提了一些比较粗糙的解决办法，我总体来讲是比较支持基本的判断，那么我再作一些支持和补充，但也要提一些问题。 ( http://www.tecn.cn )
    这个论证很好，就是西方的这样一套逻辑框架，它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法制权力体系，法制权力体系再往前推进，就是一个社会契约，它的法律体系等等都是社会契约这套东西，当然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从契约论可以推出的，就是政府，政府实际上是权威性的，但政府是社会契约，通过投票来得出的，所以在国内相对来讲，这看样子是比较至恰的一套体系。 ( http://www.tecn.cn )
    同样地，西方人把这套体系推广到全世界，那么推广到全世界就有非常大的问题。
    首先，它不如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一套体系，因为它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政府，所以西方的理论在国内和国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时候过于简单化地接受西方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比如平等的民族国家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这跟平等的人是一样的，但是殊不知如果只有平等的人和只有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话，国家是没法治理的，世界也是没法治理的，是因为平等的人之间，假定有一点是无法过关的话，就不能认为平等的人之间就能自动治理，平等的人之间总会有达不成的协议，如果所有的协议都能通过谈判达成，那就无须政府，总有不能达成的，这是无须证明的，因为所以治理得非常好的社会都是有政府的，有政府的社会才能达到所谓的高级文明，而在全世界，其实达不到这个理想，所以假定是民族国家的话，民族国家之间总会有达不成协议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只能武力相加。 ( http://www.tecn.cn )
    第二点，其实民族国家本身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要重视，我建议汀阳看我的一篇文章《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意思是现在西方民族国家之所以在国内显得成功，是因为它对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两者是互补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所谓的契约结构无论是个人之间达成的契约还是通过投票达成的社会契约，其实它是有前提的，既然个人之间都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达成一致的话，其实一个社会的社会契约（公共选择）更有很多的陷阱和障碍，是达不成一致的，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民主是有失效的地方，失效的地方就是我们会陷入僵局，如果陷入僵局，可能也会采取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崩溃？是因为在这个馅饼没法分的时候，它从外边拿了一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它之所以在国内显得和平是因为它从外边掠夺了资源，英国假如没有美洲殖民地或者印度殖民地的话，它国内就完蛋了。其实我在93年，94年在美国的时候，当时美国的犯罪率非常高就因为当时处在一个萧条时期，如果美国出现萧条，它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当时芝加哥论坛报每天都有一个专栏，说我们的孩子又被多杀了一个，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紧张，然后每天街头都会有杀人的迹象，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比如说即使你把国内这套体系放到全世界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批评的西方与我们十年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逻辑贯彻到底的话，是一个崩溃的逻辑，而我们中国人现在还不简单是学西方的，本来这个世界体系就很脆弱，再加一个中国这样的如此巨大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只能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而西方的历史可以看一看，它的解决办法基本上是民族国家就是所谓的战国时代，然后在战争的竞争中涌现一些更强者，最后形成几个power，可能有一个帝国，而这个帝国的基本逻辑是民族国家基本逻辑的放大，而不是一个仁慈的帝国概念，也就是说它一旦成为帝国了，它就比民众强，比别人强，他就更多地去掠夺别人，罗马帝国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你在强盛的时候你并不是像中国这样一种情况，恰恰是你更多地去掠夺别人，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新帝国主义》，讲的是美国，其实它的逻辑基本差不多，只不过它的掠夺形式不同而已，但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外部的资源来供你，就是吸别人的血来供你，这件事情是一致的，所以西方的主导社会没有走出战国-帝国-帝国崩溃-战国这样一个循环，而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的武器已经走到了核武器阶段，你再搞个战国，再去打仗，结果可能就甚至不会再有帝国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把这个问题当作现实的问题去考虑，中国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人这么关注。我觉得这是一点。 ( http://www.tecn.cn )
    汀阳讲的天下体系我还是颇为赞同的，而且我认为在历史中它不仅是所谓的理论体系，是部分实现的，比如汉唐宋明清，之所以说它是实现的，因为这样一种所谓的天下体系和西方的帝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老讲后帝国的概念，帝国在中国只有像秦是帝国的概念，因为它是通过掠夺别人来补充自己，后帝国概念讲的就是这套天下体系，天下体系的核心我觉得是它不仅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关键在于这个权威是道德最高尚的，皇天污清，唯德是从，谁道德最高尚，谁就有天命，就去当所谓的天子，它以这个为核心来覆盖整个天下，那么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导致了就是说：第一，这样的帝国它不以掠夺别人为它的基本生存方式，它是在它的帝国范围内比较恰当地运用资源，正是因为它在它能控制的境内，它能够有一些仁政，这个逻辑导致的是后帝国内部的强盛，还有就是它不对外进行扩张，不去掠夺别人，这样看来，虽然短期没有更多的多余资源，但从长期看，它不会结怨周边民族，一旦它崩溃或者衰落以后，它不会遭到罗马帝国衰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周边的蛮族一起把它灭掉了，从此再也没有第二个罗马帝国，看宋明清的逻辑，即使这个王朝完蛋了，但是这个形式是存在的，所以汉唐宋明清一直延续到近代，只是到了近代碰到西方的挑战，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但我顺便也说一下，西方的挑战之所以成功，它是囚徒困境，因为这种后帝国强调的是和平手段，不强调战争手段，而战国恰恰是通过战争进行竞争，它肯定在武器上要优于后帝国，这恰恰是文明的囚徒困境，并不能说明后帝国的模式是错误的，恰恰是人类碰到了问题。 ( http://www.tecn.cn )
    这种模式还要讨论一些问题，一个是怎么能够把最有道德的统治者选出来？我觉得最有道德的统治者和你刚才讲的民族偶像可能不太一样，绝对的律定属于道德，这个道德是对所有人，对投票的人以及没有投票的人，也就是现在讲的国内和国际的问题，还有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叫自有道德，而这种自有道德在现在这样一种民主政治条件下不能投出来，你可能投出一个对美国最有利的总统，但是不可能投出一个对世界最有利的总统，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投，全世界的人都投也不行，因为只能投出一个对全世界的人最有利的总统，不能投出一个对人和世界最和谐的总统，所以这确实是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国的概念和天下的概念的区别是：亡一国是亡一家一姓，那是国的概念；天下是文化概念，天下亡了那就是文明不存在了，亡了天下是野蛮的概念。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天下体系是一个文化概念，这和我们对政治体系的理解有关，政治体系狭义地讲，它肯定是一套强制性的法律体系，是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对违反和破坏权利义务体系的一种处罚，其实同时还有文化体系在那里，不可想象一种统治没有文化体系，道德体系，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体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而这种文化体系现在怎么去考虑才能覆盖全世界？ ( http://www.tecn.cn )
    你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概念，我觉得那个概念非常好，这个概念是最强有力的，而且是最直观的。这也是过去儒家让帝王就范的一条线索，你想江山社稷千秋万代，你就要遵守道德规则，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千秋万代，所以他（帝王）从千秋万代的角度去考虑，接受儒家的这套东西，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中国的社会的特殊性，尤其是中国的核心民族——汉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且这个家庭体系是非常成熟和复杂的，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都差点，更何况其他的一些社会（主要是西方的社会），它不是以这个为基础的，你怎么能把你这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天下体系推向全世界呢？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认为你有些地方稍微有点判断不对，尤其是丢宋代的说法，我看有一句话是对宋儒的贬低，我觉得多读点相关的，可能会改变你对宋儒的某些看法。我先评论这些。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非常感谢盛洪的支持，我也很赞同盛洪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西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盛洪讲了许多必须考虑的挑战，需要思考。天下理论我在西方讲过三回，碰到的情况都是很类似的，一方面他们爱听这种闻所未闻的新鲜观念，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都还是坚决捍卫西方文化的，比如往往会坚持个人主义，对以家庭为基本价值观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感到不满意，还有就是特别关心如果按我设想的世界成立了，那么“哪个民族来当领导”，这样的问题实在有些杞人忧天了，甚至还问，中国人真的那么宽容，可以让别的人来领导天下吗？因为我给他们讲到过古代中国许多著名皇帝都是少数民族。 ( http://www.tecn.cn )
    
    张曙光：我提三个问题，你来解决一下。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讲民主和民心，民主的问题确实人家形成了一套民主的程序，尽管它有缺陷，但是确实是可以实施的，投票也好，辩论也好，反正最后的那一套东西是可以实施的，而且让少数人的意见能够保留，当然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民心的问题确实不像民主有那一套程序可以实实在在地实施，民心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东西，所以实施起来非常难，你怎么形成一套民心可以表达，操作的东西？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很难实施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讲双重合法性，其实西方的这套东西也不是单纯的合法性，也是个双向的合法性，而且人家的合法性实施起来还相当有效，我们这套合法性实施起来又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道德和上帝，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在读汪丁丁，韦森和姚洋他们搞的制度经济学的三人谈，我觉得是一个制度秩序的三人谈，里面谈到很多有关这一类问题。你这里最后也讲了有关道德的东西，你讲道德不是一个人的东西，至少是两个人，但有一个问题，上帝是个信仰，那么道德是不是信仰？还有信仰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是上帝又是信仰的第三者，正因为有这个第三者，西方的这套东西才显得有效。一个规则的实施，有第三者在监督，而且这个第三者力量很大，上帝的力量很大，国家现实中间的法律这套东西的力量也很大，这是一个整合的机制，道德我想不是一个信仰，而是一个共识，而且道德是相互的，没有第三者实施的问题，上帝是个有无的东西，道德是个是非好坏的东西，你不能说上帝是或者非，好还是坏，但是道德恐怕是有这些东西在里边，这样一来，如果天下的这套东西，如果有上帝的状况和没有上帝的状况，这中间实施起来又提出了许多困难的问题。我就提这三个问题。我再加一句，你刚才讲到的欧盟的情况确实是新的问题，联合国确实是一个空的东西，是一个讲坛，大家去发表意见，但是欧盟比较实，货币统一了，财政有限制，现在还要搞一个欧盟宪法，这个情况不大一样，而这个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这个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有仿民族国家的状况，确实是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里头。 ( http://www.tecn.cn )
    
    自由评议人1：张老师，上帝是第三者，我们中国有一个第三者，叫做道，不是道德，就是这种道，儒家的道是北辰尧舜之道，老子之道是天机悠远之道，它都有这么一个第三者。 ( http://www.tecn.cn )
    
    张曙光：西方的上帝大家信仰，这样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里头，中国的道你信仰不信仰？（自由评议人1：信仰，而且非常起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在中国起实在作用的是道德，不是道。现在可以看到，西方的这套东西，上帝也好，民主制度也好，在辩论的时候它保护少数，中国现在的状况是道那些东西也没有了，中国的现实是没有人不准你讲话，什么话都可以讲，但是说实在的，你到人大会上，到政协会上你敢讲吗？我刚才提的几个问题你能在理论上给我解释吗？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我不一定能给很好的解释，就算作讨论吧。那我就从最后说起吧，我觉得欧盟是个性质不清楚的实验品，为什么国际上现在讨论欧盟这么多？就是因为它或多或少超越了民族国家，但是它其实肯定不是个天下的概念，不是个“世界性”的概念，与我们的天下概念有比较大的距离。假定它成功地整成了一个欧国，而不仅是欧盟，那这个欧国其实就是另外一个美国，政治性质并没有根本变化，也许生活价值观有所不同。欧盟自己力推说他们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但它这个地区性概念恐怕只是广义的民族，而不是能够平等容纳不同文化的世界。另外，道德不属于信仰，尽管信仰往往是道德内容为主，我相信以道德为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比以宗教为本的要好得多，因为宗教信仰是对自由思想的限制。信仰之所以能够成功，所依靠的手段是比较可疑的，你得考虑它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模式。你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他也有自己的信仰，最后你的信仰怎么能够变成公众认可的信仰？这必定依赖于一个成功模式，而这个成功模式恰好就是直接制约它的质量的一个技术因素，因为这种公众成功必须要讨好大众，讨好大众就一定得推销一些简单浅薄的东西，基督教是最成功的宗教，但是它的内容未免粗陋了，而且在道德上也有问题，太排他了。 ( http://www.tecn.cn )
    
    张曙光：这一点我不同意，虽然它（基督教）有你讲的这一面，但是确实它里边有很多非常道德的内容。人家的成果就是技术上有一套东西在里边，我们的成果就是缺乏这一套东西。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如果是以信仰为本的，它会走向平民化，是向下看齐的模式；如果是以道德为本的，往往会走一个相对精英主义的道路，是向上看齐的模式，鼓励见贤思齐，实际上做得到做不到不重要，但是向好的向高的去看齐，这本身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一个以道德为本的模式的理由。至于民主和民心的问题，这是比较实质性的，这里我只是提出问题，好的解决还没有找到，所以想听意见。我并不是反对民主的，我是想民主和民心是不是可以结合到一起？我似乎是想以民心为度去改造民主。就技术性问题而言，民主模式似乎应该有所改造，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民主模式，不一定按照西方认可的标准。 ( http://www.tecn.cn )
    
    盛洪：我讲一讲三重合法性，民主的，文化传统的和超越的，这是宗教的，比方说美国绝不会请出一个非基督教的总统，所以不简单是一个投票问题，它是基督教笼罩着民心。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宗教的合法性在理论上我不承认，因为可以没有宗教，就是要宗教，你完全可以再创一个宗教，西方现在就有些奇奇怪怪的宗教也在不断地扩大。女权主义，环保，素食，诸如此类的，这种新运动都可以说是宗教运动，所谓的宗教运动，我觉得就是它认定有一两个基本原则是绝对无条件的，坚决不许怀疑的，谁不同意谁就是敌人。 ( http://www.tecn.cn )
    
    高全喜：宗教的定义应该是生发万物且熔融万物来凝聚起来的一批人，女权主义够不上，它没有达到生发万物且熔融万物的东西。 ( http://www.tecn.cn )
    
    沙建嵩：因为我的专业是国际政治，我想从国际政治理论上对您刚才提的一个问题作一个回应。因为我觉得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好象也是往这方面靠的，但可能不是天下主义这种说法。从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来看，二战前最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就是摩根索的理论，他最强调国家利益了，而且国家利益是排他的。还有比较主流的是反思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是温特的建构主义，他就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认同，他也不是不讲制度，但是他更强调认同，他定义的认同是文化认同，他讲的文化概念和我们讲的又不太一样，他讲的是共用知识，而且他讲的合法性不是三种合法性而是三个层次的合法性：一是强迫层次的合法性，是权利制约权利；二是利己式的认同，是洛克式的，利用制度来制约，大家认为通过这种制度会获得一些利益所以认同它；三是文化认同，也就是合法性认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它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东西，达到这个认同之后可能就实现一个康德式的永久和平了。他认为欧盟是从利己层次到合法性层次过渡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形成的逻辑，欧盟最重要的成员是法德，而法德是一对仇家，所以他就提到国家利益的问题，我觉得讲利益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认识国家利益，如果这种国家利益是独占的，排他性的话，我们的利益增长就意味着对方的失去，但是温特认为国家利益不是排他性的，是混合性的，当达到你的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的时候，他认为就达到一种认同了，法德就是这样的，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如果德国买一艘军舰，法国肯定认为这是对我增加了威胁，但是他们现在认为欧洲是靠合作，这时，如果德国买一艘军舰，法国就认为这是增加了我的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 http://www.tecn.cn )
    
    赵汀阳：温特的理论有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还没有进入世界性框架，仍然是国际性。
    
    高全喜：他所说的温特的理论是一个微观理论，你说的总秩序的问题。
    
    盛洪：我觉得区别在哪？天下主义是说德国把所有装备都取消掉了，大家就都安全了，你买进军舰更安全，但是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安全，它只是一个民族国家概念的扩展。我觉得还有一个概念很重要，仍然是民族国家体系，再加上认同，这是有重大问题的，其实西方国家不是没有认同，他们都信基督教，这是很大的一个文化认同，但是基督教条件下冤家还要打仗啊。所以刚才的认同是利益认同，只要不脱开利益，不脱开功利主义，就没法谈天下体系。而反过来，所谓天下体系，我觉得汀阳今天有一个概念没说，其实它是有一个权威的一级，你刚才讲到了道德的因素，其实是它有实力，没有实力是白搭，我觉得这个含义还是有的，所以我讲后帝国，中华后帝国既有道德也有实力。 ( http://www.tecn.cn )
    
    张曙光：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我觉得汀阳提出了一个理论上和现实上都需要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谢谢汀阳，也谢谢今天参加会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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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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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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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以重建社会跨过经济大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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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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