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思博客_聂尔http://blog.stnn.cc/nieer……<![CDATA[《最后一班地铁》]]>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239766

 

　　作者：聂尔
　　花城出版社
　　定价：20元
　　内容简介
　　散文集。底层的小人物或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遭际、思考，在作者谦卑的目光悲悯的注视之下，返回存在的领域，并呈现出如同山峰一般的高度。
 

 

]]>聂尔2008-11-23 2:55:06<![CDATA[奥运无丑闻]]>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70371　　刘翔退赛是否别有内幕，人们只好凭空猜测，因为真相暂时还无法得知。当它在十年或四十年后被揭密时，它就已经不再是新闻，当然更不是丑闻，而是供人解颐的历史档案了。丑闻必得伴随着现实情感的参与，它是愤怒，幸灾乐祸和无奈的笑，正如当前的陈水扁案之于台湾民众和民进党。现实情感退场以后，就不再有任何严重的事件了，只有曾经发生过的有趣的故事。
　　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只能成为一则具有些许悲剧性的正面新闻，用来鼓舞本民族的既有情感，就如同很多此类事件的用途一样。九万名现场观众和更多认真的电视观众的证词也都将随着时间而变色，因为愤怒和悲伤既不可能持久地存在，而理性还必得另有依托。
　　体育从来都不单纯，何况是百年一遇的北京奥运。体育的政治和政治下的体育，有赖于控制和秘密。当载有秘密的集装箱只是被运往历史书中，人们当然不能指望用丑闻来娱乐和教育自己。这也是“百家讲坛”这类历史垃圾被循环展出的秘密。在新闻自由等天赋人权得不到实现的地方，正史和野史的丰饶永远都会成为探测天下兴亡的复杂地形图，但它永远都是无效和无用的，因为统治者正是从相同的地图上重新出发，并重新绘制出新地图的。相信“百家讲坛”的导演和演讲者们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似乎是哈维尔说的，极权社会下无故事。我想说的是，那是因为故事被批量地载往历史书中去了，所以我们可以骄傲于我们的历史学的发达。
　　在丑闻可能发生的地方保持庄严和吓唬人的沉默，为的是斩断那些可能会成为故事的故事。丑闻是最有价值的新闻，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并带有无穷的细节，那些细节是为了引发嘲弄权力的，因而是自由的笑。从这个意义上说，丑闻成为对人的自由的证明。这样的故事当然是应该被斩断的，因为自由无所畏惧，不会顾及假装的庄严和沉默，反而会戳穿它。
　　比之无从了解的幕后故事，那些摆上了桌面的东西则更少幽默感。例如，奥运主题歌《我与你》的旋律为什么会与邓伟标的《无觉》很相像？面对这个问题，当然只有保持庄严的沉默，于是也就不会有任何幽默产生。另外，9岁小天使林妙可面向全世界演唱出的《歌唱祖国》竟然是7岁女孩杨沛宜的声音。这个事实倒是公之于众了，理由是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既然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当然就不必追问和展开这故事及其细节了。
　　总之，这一届奥运会真是太庄严了，庄严到只有金牌，掌声和眼泪，没有故事。

　　2008年8月19日于家中

]]>聂尔2008-8-22 1:34:10<![CDATA[再去天涯]]>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35057聂尔2006-8-2 21:14:35<![CDATA[骄傲，以及沈从文和余秋雨]]>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404243
　　昨天参加某画廊开业典礼。熙熙攘攘人群中，看见两个年轻人，都是二十四五六岁的样子。一下子想到，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应该也和他们一样吧。酒会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下午三时以后。那个搞书法的年轻人还说，如果没事再坐一会儿吧。后来还是没有再坐。他们到楼下送我，等车时跟那个准备去上美术学研究生的年轻人站在路边交谈许久。他告诉我他如何从师范上的本科，如何考取研究生等等。我觉得这个年龄的人，光是那单纯向上的长势已经足够喜人。但我听见那个搞书法的年轻人正在我们旁边接受一位较老的书法家的教导，好像说的是，无法多么有才华都不可骄傲云云。那个年轻人长发，白脸，长得很帅，去年在北京的一次书法展览会上曾受到专家们的好评。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那恐怕就是人们都说他骄傲的原因。我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无论他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他的脸上是总不会让人看见顺服与谦逊的。我喜欢这样的年轻人，那正是我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我那时就经常受到不可骄傲的训诫。当我从年轻走到年老，我的骄傲在别人眼中变成了沉稳，持重，严谨一类的东西，实际我并没有变。我知道骄傲者的内心往往有着超越常人的巨大谦卑。因为这一谦卑不针对任何个人和有形的权威，它因而被看作是一种骄傲和冒犯。

　　从酒店回来后读了几页沈从文，终于看到一篇他解放后写的散文。原以为他解放后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过，实际却是写过，而且写得很糟糕，千人一面的时代风格。令人痛惜。

　　晚上看了几眼中央电视台的歌手比赛。余秋雨又是评委。想起在太原有一次玄武看着他大叫，这个人怎么总是假装出满脸的真诚！听他说了几句，我似有所悟地想，这个人的聪明在于他发明出了一个余秋雨方程式。方程式的一头是他本人，另一头是地理加历史加文化再加一个宽阔的胸怀。可以写成如下等式：余秋雨=地理+历史+文化+宽阔的胸怀……也许还可再加，但目前就这么多。他昨晚谈到加勒比海和海明威时，二者立刻变成像两块豆腐一样明白无误的东西。这就是余秋雨对文化的危害。
]]>聂尔2006-7-14 18:48:43<![CDATA[梭罗，残雪和王怡的文章]]>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378838
论公民的不服从 

　 
亨利．戴维．梭罗 



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是位杂文家、诗人、自然主义者、改革家和哲学家。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担任了数年小学校长之后，梭罗决定以作诗和论述自然作爲他终生的事业。他是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的信徒，是先验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与浪漫主义和改革结合在一起的先验主义推崇感觉和直觉胜过理智，宣扬个人主义和内在的心声──完整和自然的声音。　 


梭罗零打碎敲的以文谋生的努力几乎从未给他带来什么稿酬。他发表的作品销路不佳，便不时在家中的小铅笔厂里工作。1845年，时年二十八岁的他，下决心撇开金钱的羁绊，在征得埃默森的同意后，在埃默森拥有的离康科德二英里的沃顿塘上建了一座小屋。　 


1846年7月，梭罗居住在沃顿塘时，当地的警官找他，叫他支付投票税，尽管他已经数年未行使这个权利了。梭罗拒绝支付税款。当夜，警官把他关在康科德的监狱里。第二天，一位未透露身份的人士──可能是梭罗的姨母支付了税款，他便获释了。不过，他表明了他的观点：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交税。他准备了一份解释自己行动的演说稿，并于1849年发表了这篇演说稿。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什麽反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这篇文章却成了经典之作，在国际上出现了一批追随者。列夫．托尔斯泰在1900年读到这篇文章，对它崇拜不已。圣雄．甘地在南非当律师时，宣读这篇文章爲触犯了种族歧视法规的印度人辩护。甘地深受梭罗的影响，成了一位终生非暴力反抗和消极抵制非正义权势的典范。通过甘地，梭罗的主张变成了政治活动的工具。后来在二十世纪，年轻的小马丁．路德．金也深受甘地的影响，梭罗的主张便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思想基础中得到了新生。　 

 

我由衷地同意这个警句──“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希望看到这个警句迅速而且系统地得到实施。我相信，实施后，其最终结果将是──“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进行治理的政府”。当人们做好准备之后，这样的政府就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大部分政府，有时所有的政府却都是不得计的。对设置常备军的反对意见很多、很强烈，而且理应占主导地位，它们最终可能转变成反对常设政府。常备军队不过是常设政府的一支胳臂。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人民选择来行使他们意志的形式，在人民还来不及通过它来运作之前，它同样也很容易被滥用或误用，看看当前的墨西哥战争，它是少数几个人将常设政府当作工具的结果，因爲，从一开始，人民本来就不同意采取这种作法。　 


目前这个美国政府──它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其历史还不久，但却竭力使自己原封不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却都丧失掉一些自身的诚实和正直。它的活力和气力还顶不上一个活人，因爲一个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对于人民来说，政府是支木头枪。倘若人们真要使用它互相厮杀，它就注定要开裂。不过，尽管如此，它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爲人们需要某种复杂机器之类的玩意儿，需要听它发出的噪音，藉此满足他们对于政府之理念的要求。于是，政府的存在表明了，爲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如何成功地利用、欺骗人民，甚至可以使人民利用、欺骗自己。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真了不起。不过，这种政府从未主动地促进过任何事业，它只是欣然地超脱其外。它未捍卫国家的自由。它未解决西部问题。它未从事教育。迄今，所有的成就全都是由美国人民的传统性格完成的，而且，假如政府不曾从中作梗的话，本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爲政府是一种权宜之计，通过它人们可以欣然彼此不来往；而且，如上所述，最便利的政府也就是最不搭理被治理的人民的政府，商业贸易假如不是用印度橡胶制成的话，绝无可能跃过议员们没完没了地设置下的路障；倘若完全以议员们行动的效果，而不是以他们行动的意图来评价的话，那麽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应当被视作如同在铁路上设路障捣蛋的人，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但是，现实地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说，我不像那些自称是无政府主义的人，我要求的不是立即取消政府，而是立即要有个好一些的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表明能赢得他尊敬的是什麽样的政府，这样，也就爲赢得这种政府迈出了一步。到头来，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多数派将有权统治，而且继续长期统治，其实际原因不是因爲他们极可能是正义的，也不是因爲这在少数派看来是最公正的，而是因爲他们在物质上是最强大的。但是，一个由多数派作出所有决定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正义之上的，即使在人们对其所了解的意义上都办不到。在一个政府中，如果对公正与谬误真正作出决定的不是多数派而是良知，如果多数派仅仅针对那些可以运用便利法则解决的问题做出决定，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公民必须，哪怕是暂时地或最低限度地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给议员吗？那麽，爲什麽每个人还都有良知呢?我认爲，我们首先必须做人，其后才是臣民。培养人们像尊重正义一样尊重法律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爲是正义的事。……　 


那麽一个人应当怎样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与其交往有辱人格。我绝对不能承认作爲奴隶制政府的一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　 


人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是暴政或政府过于无能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有权拒绝爲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爲，1775年的情况才是如此。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个政府很糟糕，它对运抵口岸的某些外国货课税。我极有可能会无动于衷，因爲没有这些外国货，我照样能过日子。所有的机器都免不了産生摩擦，但是这也许却具有抵消弊端的好处。不管怎麽说，爲此兴师动衆是大错特错的。可是，如果摩擦控制了整个机器，并进行有组织的欺压与掠夺，那麽，就让我们扔掉这部机器吧。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被认爲是自由的庇护所的国家里，人口的六分之一是奴隶，如果整个国家任由一个外国军队蹂躏、征服，并被置于军管之下，那麽，我认爲，诚实的人都应立刻奋起反抗、革命。使这个责任变得更加迫切的是，这个被如此蹂躏的国家不是我国，恰恰相反，我们的军队却正是入侵的军队……　 


事实上，反对马萨诸塞州改革的人不是南方的万把政客，而是这儿的千千万万商人和农场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商业和农业，而不是他们属于人类这个事实。不论花费什麽代价，他们都不打算公平对待奴隶和墨西哥。我要与之争论的敌人，不是远在天涯，而是那些就在我们周围的敌人。他们与远方的敌人合作，按照他们的旨意办事。要不是这些人的话，远方的敌人不会爲害。我们习惯于说，群衆还未做好准备。可是情况的改善是缓慢的，因爲这些少数人实质上并不比多数人高明多少或好多少。在某处树立某种绝对的善，比起让许多人都像你这麽好更重要。因爲绝对的善将像酵母一样影响整体。在成千上万人具有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的观点，但实际上却未做任何事情来结束奴隶制和战争。他们自以爲是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却是两手插在裤兜里，坐在那儿，借口不知道该做些什麽，而无所事事，他们甚至优先考虑自由贸易问题，而不是事关自由的问题。饭后，他们安然地同时间读时价表和来自墨西哥的消息，也许，读者读着便睡着了……　 


美国人已经蜕变成奇怪的家伙──以爱交际的器官发达而着称，同时又显示出智力低下的沾沾自喜。在世界上，他最最关心的是确保救济院情况良好；他还未披上合法的外衣，便四下募捐以扶助孤寡，尽管这些孤寡眼下还不是孤寡。总之，他冒险光靠互助保险公司的资助过日子，而该公司已经答应爲他体面地安葬……　 


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些法律，还是努力去修正它们、服从它们直至我们取得成功，或是立刻粉碎它们呢？在当前这种政府统治下，人们普遍认爲应等待，直到说服大多数人去改变它们。人们认爲，如果他们抵制的话，这样修正的结果将比原来的谬误更糟。不过，如果修正的结果真比原来的谬误更糟的话；那是政府的过错，是政府使其变得更糟的。爲什麽政府不善于预见改革并爲其提供机会呢？爲什麽政府不珍惜少数派的智慧呢?爲什麽政府不见棺材不落泪呢?爲什麽政府不鼓励老百姓提高警惕，爲政府指出错误而避免犯错误呢?爲什麽政府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会，并指责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是叛乱分子呢?”…　 


如果不公正是政府机器必然産生的磨擦的一部分，那麽就让它去吧，让它去吧：也许它会磨合好的。──不过，毫无疑义，机器终将被彻底磨损掉的。如果不公正的那部分有其独自的弹簧滑轮、绳索，或者曲柄，那麽你可能会考虑修正的结果会不会比原来的谬误更糟；但是，如果不公正的那部分的本质要求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时，那我说就别管这法规了。以你的生命作爲反磨擦的机制来制止这部机器吧。我不得不做的是，无论如何都要确保我不爲我所唾弃的谬误效劳。　 


至于采纳州政府业已提出的修正谬误的方法，我听都没听过。那些方法太费时日，不等它们奏效，已经命赴黄泉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干。我到这世上来主要不是爲了把这世界变成个过日子的好地方。而是到这世上来过日子，不管它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一个人办不了每一件事，但是可以做些事。正因爲他不必样样事情都要做，所以他也不一定非做出什麽错事来。州长和议员们用不着向我请愿，我也犯不着向他们请愿。如果他们不听从我的请愿，那麽我该怎麽办呢？如果事到如此，州政府也就自绝其路了：其宪法本身也就是谬误的了。这似乎显得粗暴、顽固和毫无调和之意。但是，最温和、最体贴的作法，只适用于能够欣赏它，并能够配得上它的人；一切能使情况好转的变迁都是如此，正如振撼整个人体的生与死一样。　 


我毫无反顾地认爲，凡是自称废奴主义者的人都必须立刻撤回对马萨诸塞州政府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不必等到废奴主义者在政府中形成多数，不必等到他们让正义通过他们占了上风才动手。我认爲，如果有上帝站在他们一边的话，就足够了，不必再等另一个了。况且，任何人只要比周围的人更正义一些，也就构成了一人的多数……　 


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当今马萨诸塞州爲自由和奋发图强之士提供的唯一妥当的处所，是监狱。在狱中，他们爲州政府的行径而烦恼，被禁钢在政治生活之外，因爲他们的原则已经给他们带来麻烦了。逃亡的奴隶，被假释的墨西哥囚犯和申诉白人犯下的罪孽的印第安人可以在监狱里找到他们，在那个与世隔绝，但却更自由、更尊严的地方找到他们。那是州政府安置不顺其道的叛逆者的地方，是蓄奴制州里一个自由人唯一能够骄傲地居住的地方。如果有人以爲他们的影响会消失在监狱里，他们的呼声不再能传到政府的耳朵里，他们无法在囹圄四壁之内与政府爲敌，那麽他们就弄错了。真理比谬误强大得多，一位对非正义有了一点亲身体验的人在与非正义斗争时会雄辩有力得多。投下你的一票，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条，而是你的全部影响。当少数与多数保持一致时，少数是无足轻重的，它甚至算不上是少数；但是当少数以自身的重量凝聚在一起时，便不可抗拒。要麽把所有正直的人都投入监狱，要麽放弃战争与奴隶制，如果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州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如果今年有一千人不交税，那不是暴烈、血腥的举动，但是若交税则不然。那是使政府得以施展暴行，让无辜的人流血。事实上，这正是和平革命的定义，如果和平革命是可能的话。如果税务官或其它政府官员问我，正如有位官员问我的那样，“那麽，我怎麽办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希望做什麽的话，那你就辞职。”如果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职，那麽革命就成功了。即使假定这会导致流血的话，难道当良心受伤害的时候就不流血吗，从良心的创伤里流出的是人的气概和永生，将使他永世沈沦于死亡之中。此时此刻，我就看到这种流血……　 


我已经六年未交投票税了。我还一度爲此进过监狱，关了一夜。当我站在牢房里，打量着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铁木结构的门有一尺厚，还有那滤光的铁栅欗。我不由地对当局的愚昧颇有感独。他们对待我，就好像我不过是可以禁锢起来的血肉之躯。我想，当局最终应当得出这麽个结论：监禁是它处置我的最好办法，而且我还从未想到我还能对它有什麽用处。我知道，如果说我与乡亲之间挡着堵石墙的话，那麽他们若想要获得我这种自由的话，他们还得爬过或打破一堵比这石墙更难对付的墙才行。我一刻也不觉得自己是被囚禁着。这墙看来是浪费了太多的石头和灰泥了。我觉得，似乎所有公民中，只有我付清了税款。他们显然不知道该怎样对付我，他们的举止就像些没教养的人。他们的威胁恭维，样样都显得荒唐可笑。他们以爲我惦记的是挪到这堵墙的另一边。我不禁觉得好笑，我在沈思时，他们却煞有介事地锁起牢门，全然不知我的思绪就跟在他们身后出了牢房，丝毫不受任何阻碍，而他们自己才真正是危险的。他们既然奈何不了我，便打定主意惩罚我的身躯，就像群顽童，无法惩罚他们憎恨的人，就冲他的狗撤野。我看，州政府是个傻子，如同一位揣着银匙的孤女，怯生生的，连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都分不出来。我已经对它失去了所有的敬意，我可怜它。　 


州政府从未打算正视一个人的智慧或道德观念，而仅仅着眼于他的躯体和感官。它不是以优越的智慧或坦诚，而是以优越的体力来武装自己。我不是生来让人支使的。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让我们来看看谁是最强者。什麽力量能産生效果?他们只能强迫却无法使我顺从。因爲我只听命于优越于我的法则。他们要迫使我成爲像他们那样的人。我还不曾听说过，有人被衆人逼迫着这样生活或那样生活。那会是什麽样的生活呢?当我遇到的政府对我说：“把你的钱给我，不然就要你的命！我爲什麽要忙着给它钱呢?那政府可能处境窘迫不堪，而且不知所措。我不能帮它的忙。它必须像我一样，自己想办法。不值得爲这样的政府哭哭啼啼。我的职责不是让社会机器运转良好。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认爲，当橡果和栗子并排从树上掉下来时，它们不是毫无生气地彼此谦让，而是彼此遵循各自的法则，发芽、生长，尽可能长得茂盛。也许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棵超过另一棵，并且毁了它。如果植物不能按自己的本性生长，那麽它就将死亡，人也一样……　 


我不想同任何人或国家争吵。我不想钻牛角尖或自我标榜比旁人强。我倒倾向于认爲，我寻求的是遵守我国的法则的理由。我是太容易遵守这些法则了。我完全有理由怀疑我有这毛病。每年，当税务官造访时，我总是忙着回顾国家与州政府的法令和主张，回顾人民的态度，以便找到个遵命的理由。我相信州政府很快就能免除我的这类操劳，那麽我简直就同其它国民一样爱国了。从较低层次的角度看，宪法尽管有缺点，但还是非常好的。法律和法庭是非常令人尊敬的，甚至这个州政府和这个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也是非常令人敬佩、非常难得可贵、令人感激的，对此人们已经大加描述过了。但是，如果从稍高层次的角度看，它们就不过是我所描绘的那个样子。如果从更高或最高层次的角度看，那麽有谁会说它们是什麽玩意儿，或者会认爲它们还配让人瞧上一眼，或者值得让人考虑考虑呢?　 


不过，政府同我没多大关系，我尽可能不考虑它。我不常生活在政府之下，我甚至不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思想自由，幻想自由，想象自由，那麽不自由的东西在他看来就绝不会长期存在。愚蠢的统治或改良者们不可能彻底妨碍他　....　 


政府的权威，即使是我愿意服从的权威──因爲我乐于服从那些比我渊博、比我能干的人，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我甚至乐于服从那些不是那麽渊博，也不是那麽能干的人──这种权威也还是不纯正的权威：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权威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认可或赞成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産行使权力。从极权君主制到限权君主制，从限权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进步。民主，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就是政府进步的尽头了吗?不可能进一步承认和组织人的权利了吗?除非国家承认个人是更高的、独立的权力，而且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于个人的权力，并且在对待个人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绝对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我乐于想象国家的最终形武，它将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尊重个人就像尊重邻居一样。如果有人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职责，但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不爲其所容纳的话，它就寝食不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并且听其尽快果熟蒂落的话，那麽它就爲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的国家铺平了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却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国家。 

从网络转载，未找到译者名字 

 

 


转帖：残雪的反击
 
 
残雪的反击

残雪


我在日前偶尔从网络上看到武汉那场讨论会的记录，后来又在电话里同邓晓芒谈及此事，交换了一下意见。我们总的感觉是：中国没有人。尤其是没有思想者，更不要说有哲学、文学底蕴的思想者了。
从会议来看，与会的那些人都群情激愤，主观愿望都比较好，但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混乱的、表面同主流拉开距离，实际上同主流不知不觉合拍的追求。给人的印象是表面闹哄哄，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思想构架在那里起作用。说来说去也就是反精神污染时的那几句老话，套话，真不知是起了帮忙还是帮闲的作用。
思想者也好，批评家也好，既然敢参加这种会议，就要学一点文学方面的知识，吸取一点新的东西，扩大一点自己的眼界，真正弄懂弄通了再来做这种概括性的发言。我早就在媒体上说过批评界要进行现代艺术方面的扫盲，现在看来思想界（如果与会者能代表思想界的话）也应该扫盲。傅国涌先生说到的当代主流文学没有希望，许多成名作家粗制滥造，毫无思想，这一点我同他很有同感，我自己也多次在媒体上针对这种倾向进行过批判。可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出的拯救文学的良方是什么呢？这应该是最最关键的吧。让我们来看看：
傅国涌：文学要面向当下火热的社会生活。从生活中吸取营养，不能圈子化。
丁东：文学要看得懂，要有历史使命感，进步责任感，描写底层的文学最好，希望看到80年代小说、报告文学争相传阅的好形势。
崔卫平：文学要打破行业的隔阂，要铁肩担道义，关注新思想的潮流。
一致认为：既要反圈子化，又要反市场化。要描写公共生活中的矛盾和巨大冲突——因为现在是天赐良机的好时光。
在我这个80年代成名的作家看来，这几个良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被主流用过了，一点都不灵。为什么呢？因为是政治干预文学，且缺乏文学常识，急功近利，违背文学规律。我不愿意看到我自己好不容易伴随市场化而获得的那一点小小的自由又重新失去，更不愿意限制刚刚放松一点点，又来一个“思想权威”，规定自己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那理由，又是一目了然的极为陈腐的、甚至可说是“新左”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新思想”的潮流是什么，我反而从他们的倡导姿态中不时地窥见中国传统思想的辫子。至于说到圈子化，如果是指我搞的这种实验文学的话，那只是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我已出版了60几种版本的文学书，读者少说也有十几万了。如今是市场化，人家都亏本的话会来帮我出书吗？我看他们倒有圈子化的倾向，他们若真的以这种陈腐观念去著书的话，会卖得出去吗？读者都没有脑壳了吗？倒是80年代可能会有相当的效应，因为那时出书是各出版社的领导说了算。以上说的这几句话只是笼统地表达一下我的印象。我在文坛不但不是主流，反而是为主流所排斥的异类。所以我只要听到类似主流的腔调就敏感，就担心又要搞运动了，要禁止我出书、开博客了（本人的点击率相当高）。我是到90年代后期才可以自由出书的，在那之前发表和出书都有困难，幸亏资本主义国家给了我一条出路。我并不认为他们有多么好，但至少这一点比我们好，因为他们有脑袋。
我本不应该在这些思想者们面前来讲述文学的常识，但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这句话，就感到了“铁肩担道义”的必要性。因为虽然我个人己成名，出书已经不成问题，还有大批的勇敢、爱思索的青年男女，他们没有成名，他们的出版和发表均受到主流的歧视和限制，因为主流最讨厌的就是“个人”，以及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感受。这些人的文学观，是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也从来不知道除了表层的社会生活，还会有个人的深层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有其独立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表层生活都要受制于她。并且对这种生活的追求所呈现的特点是，越个人，便越人类。所以，我深感提倡这种文学正是“树人”的关键。长期以来主流总认为凡属精神生活的东西，都是看不懂的，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如6、70年代的说法一样——精神生活就是大公无私，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
我想，这些思想者们并没有搞清文学究竟为何物，就胡子眉毛一把抓，既批判主流，也批看不懂的、小圈子的先锋（补充一句，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先锋”，尤其是批评界提倡的那种先锋。我对自己的文学的定位是“新实验”文学）。文学是有层次的，既有描写表层社会生活的，相对容易看懂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也有描写人类深层精神生活的、比较难懂的现代主义文学（我认为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都应该归于这一类）。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很多作品都是二者兼容。并且即使题材是表层精神生活的文学，往往因为写作者心灵的深邃，（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仍然可以感觉推测出深层精神活动的轨迹。而那种描述深层生活的文学，由于描述的是深层潜意识的结构（即，使精神自身铸成形式的创造），也由于在描述时要将语言的功能颠覆，让她返回其原始的含义，往往是最难进入的。这种文学的读者需要受一定的训练，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一个极为独特的精神发展的形态，是类似于哲学和严肃音乐那样的东西。这样的文学的读者与大众文学的读者在数量上比起来当然是少得可怜。但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让这种高层次的文学存在的话，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所以在东欧，在那些文学发达的国家里，实验文学受到人们很大的尊敬。因为他们的人民深深地懂得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多么的可怕，他们也懂得将人的精神降为表层的社会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地用“关心他人”的口号来代替文学精神本身的探索，将个体之间的区别抹杀，是更为可怕的事。那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我们这里居然有这样的言论，认为只有美英这样的国家配有纯粹文学，高超文学，像我们这种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则不配，我们只要有所谓思想性强的文学就可以了。而他说的“思想”的内涵则是很含糊的，有点像主流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奇怪的是他刚批了余华的堕落，又将《兄弟》（关于这篇作品我也发表过言论）视为“高超文学”。我不想在此再去评价这些思想者的文学知识结构和他们对于自我的反省了。
关于我自己的创作，我的文学主张，以及实验文学到底是什么，我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了，当然思想者们是不屑于看这类东西的，他们要关心的是大众，他们太忙了，心胸太宽广了。而且他们自己的心灵也够丰富了，所有的矛盾都已经解决得很好了，所以现在要全力以赴地来关心作家和劳苦大众。
本来已经快说完了，忽然又想起两件事非要在这里讲一下不可。虽然丁东先生不屑于听外国人的意见，我还是要在这里告诉他，也告诉这篇文章的读者：我的朋友（她在日本文学界也是相当有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曾多次谈到，中国文学（当然不是指主流）相对于死气沉沉的、软弱无力的日本当代文学来说，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值得他们好好学习。还有个信息就是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于今年致力于推出中国实验文学系列。我们一点都不必自卑和悲观，我们是靠实力来说话的。文学属于全人类，只要是好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注意到，因为现在已是信息社会了。我也欣喜地看到一代青年作者和读者正在成长起来，脚踏实地地开始了他们漫长的精神追求。
 
 发表于南都周刊
 

 

ZT:王怡致杨茂东（郭飞熊）先生的公开信
 
 
ZT:王怡致杨茂东（郭飞熊）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杨茂东（郭飞熊）先生： 


您好。5月8日中午，我与傅牧师一道，在对华援助协会的办公室告诉你我和余杰的决定，我们二人不愿与你一起前往白宫参加与布什总统的会面。做这个决定对我是困难的，但也是坚决的。我完全理解这件事对于你个人的伤害。也愿意在此公开的向你诚恳地表示歉意。我愿意为此决定负担舆论和道义上的一切指责。 

我们交往已经数年。2002年你请我去四川遂宁作步云乡长直选的田野调查，后因为我们对直选的看法迥异，我拒绝了对选举进行宣传推广的出版计划。这件事得到了你的谅解。在这件事上你对我学术与政治立场的尊敬，使我一直对你保持敬意，也由此将你视为同道的朋友。在你的小说《李世民》中，你的一些想法和政治理想，开始使我产生距离。2005年你组织反日游行，撰文抨击*等。你的民主理想中所蕴含的某种民族主义与孙文主义情结开始使我忧虑。你在被羁押中的绝食行动令人尊敬，但这一事件本身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和余杰也曾劝说与你合作的主内弟兄，与你的道路保持距离。但在太石村事件中，你的勇敢和担当，重新赢得了我极高的敬意。你在出狱后所说的“不流血、非暴力和无敌人”，几乎令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这一次来美国，参加“中国的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这是傅牧师的邀请函所载明的主题。傅牧师的对华援助协会长期以来关注家庭教会的维权和中国的宗教自由。尽管因为所谓“政治化”被一些教会疏离，但海内外大多数基督徒和广泛的维权人士都尊敬和感谢他的工作。如我曾参与辩护和调查的蔡卓华案和华南教会案，都和对华援助协会的长期关注和支持有莫大关系。我和余杰来到华盛顿后，才知道你也与会。尽管略有诧异，因为你并未参与过教会的信仰维权。但我们理解是负责安排的主内弟兄希望帮助你出来走走。我在第一天也向你表示我的个人意见，希望你能在美国多呆一段，多看多听，少表态。不过在后来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对你的一些言行产生了负面的评价。对你和我们的主内弟兄对局势的盲目判断，对某些想法的固执和膨胀，以及在与美国国会及其他部门交往中的措词和态度，产生了极度反感。在此过程中，作为你的朋友，我没有主动与你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尽到我对你的负担。这是这段时间来我对你感到亏欠的地方。也对我们最后的决裂负有极大的责任。 

5月7日下午在米德兰的教会，我们约傅牧师谈话，交流了对你的看法。提出既然会议已经结束，希望他不再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名义，为你安排任何的见面或其他机会。我们认为因你在维权运动的作为而受到的广泛尊敬，你会得到各种机会。但我们认为教会维权机构不适宜再介入其中。这样的建议出于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教会的一种责任感。就是教会的维权要谨守圣经的教导，不怕“政治化”又要反对“政治化”，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运动。傅牧师同意我们的看法，告诉我们你已决定在8日下午离开米德兰去纽约。我们认为此事已经结束。我们的追求不尽相同，但我们彼此的关系得以保全。 

但5月8日傅牧师忽然宣布布什将会见我们四人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傅牧师和米德兰的牧师联盟一直在为这样的会面努力。这是我们事先完全不曾知情的。当你在午餐酒会上讲话，宣布这是美国总统近十年来第一次决定接见“中国民运人士”。我和余杰交流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你去，我们二人选择退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捆绑的见面，我们必须对这一会面之于国内教会及其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我们也感到必须结束这一次会议安排的错误。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荣誉和得失，这也是我们和三位牧师需要单独在一起祷告，所要仰望和寻求合一的内容。后来我下楼找到李柏光，告诉他我们的意见。请他自己决定是与你一道去白宫，或者认同我们的意见。柏光表示他会祷告，并一切听从傅牧师的安排。如你所知，傅牧师的决定是向白宫说明你的情况，请你退出并请求你的谅解。这一决定是在我和余杰坚持退出的情形下作出的，理应由我们负担这一决定对你的伤害。 

这些情况本来是我打算在当日一一向你说明并请你谅解的。但当你得知这一情形下，当场翻脸，拒绝与我交谈，并请我出去。我感到没有办法与你交流。因此只是借与国内弟兄通电话，间接向你表达了一些想法。并表示希望通过其他的渠道而不是傅牧师的渠道去为你安排这样的机会，随后你在震怒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令我更加震惊，也坚定了拒绝与你一道去白宫的决定。不但作为基督徒，家庭教会的维权既有寻求政治公义的一面，也有顺服掌权者的一面。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追求与你指称的“中国民运”并列起来。而且作为维权人士，我们也绝不能为我们所不能认同的维权运动的某种危险的趋势背书。 

从你所透露的细节，我才发现直到获知白宫见面的消息之前，我和余杰、柏光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在我看来这真是神的奇妙，进白宫的三位基督徒是事先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知道和筹划的人却一个都没去成。谋略，谋略，中国的自由民主靠的是谋略吗？信仰自由靠的是谋略吗？在我看来，靠的是对上帝之爱与公义的仰望，在非基督徒的秋风兄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的积累。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无论见面或者不见面，都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上帝的手。我请求你的原谅，也期望你能在这件事上看见人的作为的有限与落空。我也希望我的弟兄能在这件事看见自己凡事陷在谋略之中的危险，回到对上帝的单纯的信靠上。 

我们都知道，在你的努力下，美国的国安会在会面前对此事作了调查和评估，也作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没有人能替白宫决定总统见什么人，但我和余杰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退出。这一决定不受任何人所谓投票和民主的制约。我们的退出被理解为伤害你利益的一种威胁，并在事实上导致了你失去这一机会。这一次会议安排的某种错误，最后以我们扭转这一错误并因此对你造成伤害的方式结束。我在此向你表示我的歉意。并且我对你的某些评价和观察也有可能是片面和苛刻的，如果今后证明我错了，我将再次向你致歉。但当我和余杰一致认为与你一道见布什的后果可能更严重时，我们很高兴选择了目前的结果。 

我想假如各种分歧和安排能够在事先被讨论，就不会导致最后这样尖锐的分裂。所以我的一贯看法，谋略就是地狱，无论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非的界限都是最简单的。出自道德，不出自权谋，出自敬畏，不出自血勇。希望你能接受这句话。我们三人作为参与维权活动的基督徒，与布什的这次见面，本可有双重的理解、意义和推动。但你的公开信，将教会维权与维权运动的民运化的分歧，以公开决裂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也将保守派的维权运动与激进派的维权运动的分歧显明了出来。几天来我一直在想，感谢这封信，这也是神在此事上一直掌权的美意。分歧的公开不一定就是坏事，民主化需要的不是无原则的统一战线，而是彼此客气的市场细分。之前我在此事上的态度是默然不语，不愿对你和其他人有所批评。但几天来我考虑再三，决定写这封信，既在此事的后果上向你道歉，也同时叙述事实和我个人对你的偏见，表明我的反对立场。 

道不同不想为谋。但我在心里仍将你视为一个朋友，如我这次对你说的，我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我和无数人一样，期望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家的出现。当某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梦想来到时，我乐意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努力，为那些值得尊敬的民主政治家背书。但在今天，我们要走的路是如此不同。我真诚的希望这一次分裂以我的道歉结束，然后各自努力，彼此尊重，彼此祝福。因为不相为谋不等于相互怨恨。在纽约，曾有朋友出面邀请你与我一起聚餐，化解冲突。我去了，期望能有一个向你当面道歉的机会，可惜你不愿来。5月8日后，我们曾多次在一起为你祷告，求神平息你的愤怒。我也会继续为你祷告。如果这一次的事情将使你远离了上帝，求神将这罪归在我的身上。我作出了这一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一个十字架。在你未曾成为我的主内弟兄之前，我将恒切为你祷告。 


与你持不同政见的朋友： 

王怡 


2006-5-22]]>聂尔2006-7-3 11:50:17<![CDATA[又一张梦露]]>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338105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uploadimg1/2006/06/1000421117.jpg]]>聂尔2006-6-16 19:30:00<![CDATA[人事]]>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326065
　　四月，去南方拜访一个人，顺道在武汉看了女儿。
　　五月见到的人有：中科院一位中东问题研究员，南风窗记者石破，台湾陈女士周先生夫妇。在省作协全委会上进一步认识曹乃谦。
　　六月，见到以前的同事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和太原作家柴然。

　　去南方拜访的是一位老板，此人有一些开眼界的言谈。记得的有：1，桔子的故事，或如何以上帝的方法给众人分配幸福；2，奴才的故事，或如何由奴才成长为主人，或对奴才的现实主义教育；3，爱情的快乐是如何消失的；4，摇头丸的妙用，何为K粉。等等。另外，在那里见到一些人，可称之为另类高端人士，也很开眼界。
　　在武汉，住白玫瑰大酒店，与芊草在洪山广场谈话，重访武大校园。

　　陪同南风窗记者石破去采访赵树理故乡尉迟村后，再与虎门日报记者塞壬在网上交谈，产生出我所谓的广东记者的新闻观。

　　台湾陈女士和周先生是某跨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陈女士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美国学过城乡景观专业，周先生所学专业为食品营养，二人都在与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毓鋆的私塾上听过课，周先生居然听过八年的课，陈女士听过三年，他们只称毓鋆为“我们老师”。周先生对于让他写点国学方面文章或者讲讲课的提议，回答是，不写，也不说。他确实说话极少。他的面部表情透明而又不可测。陈女士稍微善讲。她讲到她1982和1983年在美国期间参加共产主义公社的经历，既有趣又令人慨叹无穷。共产主义公社的特征第一是共产，第二是极端化的民主管理，后者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她还讲到台湾农民绝大部分靠出卖土地致富；讲到她自己如何不善抚养孩子，也颇有趣；讲到蒋介石当政期间台湾的社会和教育情况，都属我所未闻。

　　曹乃谦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激赏的一位作家。以前我就认识他，但没有过交谈。五月在省里开会同睡一屋，听他讲了不少。像他那样木讷而善良的作家，真如稀有动物一般，也开眼界。

　　赵瑜虽是十多年前同事，也没有过较深入的交谈。这回他来晋城，让我对他又多一点认识。

　　还有一事也一并记下。前些天一位女士来访，说是某某人和某某人介绍来的。那某某人和某某人我其实也不太熟悉，因此对这位女士的来访感觉茫然。这位女士慢慢道出来意后，令我小吃一惊。她居然认为我会算卦，而且无论我如何解释说不会，她都坚称不信，她坚信那是因为我有意地要真人不露相。当她滔滔不绝地诉说她的家庭所陷入的困境时，我倒是真愿意自己是一个能够洞察他人命运的人，我为自己没有这种神奇的能力而遗憾。
]]>聂尔2006-6-12 15:48:57<![CDATA[父亲已死]]>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124344
　　父亲之死意味着最大的悲痛和难堪。
　　父亲不是他者，他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法律，道德，习俗和规矩。
　　因此，父亲之死与别的亲爱者的丧失有着根本的不同。
　　我曾写过《父亲之死》一文，但我未能表达出这个残酷事实的象征性之万一。
　　在经历父亲之死这样的事件时，我的确意识到了什么，但我意识到了什么呢？
　　我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变得很空，但它不是空虚，它是空虚首次变为一个可感的实体；我意识到多年的反抗终于成为徒劳，成为“我已反抗过”这样一种完成时式的绝望；我同时意识到时间重新开始了，一种没有了父亲的时间；我意识到时间的重大的转折不只对于宇宙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个人也是同样；时间在个体经验中的变异从父亲之死中得到证实，这种个体的时间史再不能从第二个事件中得到如此热烈和实质的表达。
　　父亲已死，一切都成为可以允许的。
　　经过并认识这一事实，才更能认识我们的时代，并更能处于时代之中。
　　父亲死而不能复生。这是所有爱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理由，因为爱可以发生两次。可以诞生两次事物的价值成为相对的，至少在它第二次诞生会如此。而父亲是一种绝对的价值。
　　父亲已死，就是绝对价值的丧失。
　　我们活着，说话，并第二次相爱，都在父亲死后进行着。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这一处境包含着悲痛和难堪。但不仅如此。
　　父亲已死，也如不死的父亲一样，是生存的理由，根本和途径。
]]>聂尔2006-3-28 22:59:19<![CDATA[日常的喜悦]]>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102545
　　我容易被那样一种笑容打动：它不做作，发自内心，轻微地，悄悄地绽放在人的脸上。我所说的只是微笑而已。
　　微笑是一种日常的喜悦，它表示了一种对于生活的肯定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其实是不容易取得的，尽管微笑似乎是常见的，但交往式和社交性的微笑已经离开了我所说的范围，虽然所有的微笑都是面向他人和外物的，但它是不是一种心灵的自我肯定和自在状态却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容易辨识。
　　那种永不消失的微笑只是面部神经的麻痹而已，正如那些永远苦痛的脸一样，都是心灵遭到控制的迹象。那种不自自主的喜悦的流露，就它最单纯的意义来说，如同天上的电闪雷鸣一般具有震撼的伟力，也像这种自然的现象一样少见。
　　在《论语》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中，仿佛能够看到一张微笑的脸。而老子和耶稣则不苟言笑。尼采和马克思都是愤怒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一种放荡的笑，著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已经表现出她看见现代的价值虚无主义深渊的入口，那是一种临危不惧的无道德的笑。近代以来普遍的人生观是突出痛苦和病态的观赏价值。虔诚的宗教家追求大喜大悲中之奥义，而世俗的现代社会却也不能像孔子和古希腊哲人一样面带微笑。可见微笑与世俗有关，又无关。
　　苦痛太多，这的确是事实，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在那些面带微笑的时代里，战争和别的痛苦也都是有的，而且还更多，这说明什么呢？
　　理性的过度发展导致日常的喜悦的消失，因为日常的喜悦是理性难以辨认，因而无法加以控制的。托尔斯泰曾经分析体力劳动之中和之后的所产生的喜悦，但他本人却始终陷入一种忏悔式的痛苦之中。日常的喜悦成了理性的人类追求不到的理想境界和稀有之物。
　　波德莱尔赞美过忧郁，他认为只有忧郁才是现代社会美感的根源。这是一种深度美学的产物，因为忧郁比微笑更有深度。忧郁与微笑一样也是无法分析的，但忧郁是深渊，微笑是深渊之上开放的花朵。忧郁是惟一的月亮，微笑是满天的星辰。
　　忧郁中包含着明确的第一人称，说忧郁无异于说“我忧郁”；微笑则不明确地含有无人称意味。我微笑并非因为我的意志的获胜，而是物我圆融的表现。忧郁是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个人被原子化隔离的后果。
　　禅宗里的“拈花微笑”是一种特殊的笑，它脱离了人的本心，是一种第二自然的人工的笑。实际上整个佛教的无我之境都是以绝望为基础的，它的美是绝望之美。这也是很多现代派人士钟情于佛教的原因。
　　绝望，与忧郁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主题之一。与此相对的另一现代表情是狂喜。这是流行文化的许诺。我所谓的狂喜与古代社会的狂欢无关。狂欢是群体性的，狂喜只是个人的集合。更为要害的是，狂喜因许诺而达成，它是支配性的而不是自发的。
　　绝望与狂喜，现代人生的主题由这两重天来构成。为什么现代的爱情成为至高无上的，就因为在爱情中，这二者可以达成完美的一致。恋人脸上的微笑不是微笑，它是狂喜的抑制性形式。绝望与狂喜都是近于疯狂的边缘状态，而爱情简直就是一种疯狂。
　　微笑的表情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主题之外的琐碎。它被看成是平庸和不知所云。事实上它可能就是一种平庸，而平庸也正是表明事物满足于其自身，它在内部的自我均衡中欢畅，从而忘记了自我表现。

　　2006年3月20日
]]>聂尔2006-3-21 16:08:11<![CDATA[王小波与李银河书信集]]>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82733

书信1
　　
　　　　致银河（书简1）
　　
　　　　你好哇，李银河。你走了以后我每天都感到很闷，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每天想念托波索的达辛尼亚。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拿达辛尼亚来打什么比方。我要是开你的玩笑天理不容。我只是说我自己现在好像那一位害了相思病的愁容骑士。你记得塞万提斯是怎么描写那位老先生在黑山里吃苦吧？那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么可笑了。 
　　　　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每三二天就要找你说几句不想对别人说的话。当然还有更多的话没有说出口来，但是只要我把它带到了你面前，我走开时自己就满意了，这些念头就不再折磨我了。这是很难理解的是吧？把自己都把握不定的想法说给别人是折磨人，可是不说我又非常闷。
　　　　我想，我现在应该前进了。将来某一个时候我要来试试创造一点美好的东西。我要把所有的道路全试遍，直到你说“算了吧王先生，你不成”为止。我自觉很有希望，因为认识了你，我太应该有一点长进了。
　　　　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
　　　　你劝我的话我记住了。我将来一定把我的本心拿给你看。为什么是将来呢？啊，将来的我比现在好，这一点我已经有了把握。你不要逼我把我的坏处告诉你。请你原谅了这一点男子汉的虚荣心吧。我会在暗地里把坏处去掉，我要自我完善起来。为了你我要成为完人。
　　
　　　　王小波 5月20日
　　
　　　　书信2
　　
　　
　　　　致银河（书简2）
　　
　　　　你好哇，李银河。今天我诌了一首歪诗。我把它献给你。这样的歪诗实在拿不出手送人，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
　　　　我想念你
　　　　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
　　　　和你踏着星光走去
　　　　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
　　　　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
　　　　想起了欲语又塞的时候
　　　　和你在一起
　　　　你是我的战友
　　　　因此我想念你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
　　　　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军旗
　　　　过去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很麻木。我有点两重人格，冷漠都是表面上，嬉皮也是表面上的。承认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内里呢，很幼稚和傻气。啊哈，想起来你从来也不把你写的诗拿给我看，你也有双重人格呢。萧伯纳的剧本《匹克梅梁》里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息金斯：杜特立尔，你是坏蛋还是傻瓜？ 
　　
　　　　杜特立尔：两样都有点，老爷。但凡人都是两样有一点。
　　　　当然你是两样一点也没有。我承认我两样都有一点：除去坏蛋，就成了有一点善良的傻瓜；除去傻瓜，就成了愤世嫉俗、、嘴皮子伤人的坏蛋。对你我当傻瓜好了。祝你这一天过得顺利。
　　
　　　　王小波 21日
　　
　　
　　
　　　　书信3
　　
　　
　　　　致银河（书简3）
　　
　　　　你好哇李银河。今天又写信给你。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就不能谈论你的工作。那么怎么办呢？还是来谈论我自己。这太乏味了。我自觉有点厚颜，一点也听不见你的回答，坐在这里唠叨。
　　　　今天我想，我应该爱别人，不然我就毁了。家兄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里，每一个人都长了一双魔鬼的眼睛。就像《肖像》里形容那一位画家给教堂画的画的评语一样的无情。我想了想，事情恐怕就是这样。我呀，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还有，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的东西就愤怒，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人无论如何也不该再是愚昧的了。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你相信吗？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比方说我，只让我看什么《铁道游击队》、《激战无名川》，我势必要沉沦。没有象样的精神生活就没有一代新人。
　　　　出于这种信念，我非常憎恨那些浅薄的人和自甘堕落的人，他们要把世界弄到只适合他们生存。因此我“愤懑”，看不起他们。却不想这样却毒害了自己，因为人不能总为自己活着啊。我应该爱他们。人们不懂应当友爱，爱正义，爱真正美的生活，他们就是畸形的人。也不会有太崇高的智慧，我们的国家也就不会太兴盛，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在劫难逃要去作生活的奴隶，如果我不爱他们，不为他们变得美好做一点事情得话。这就是我的忏悔。你宽恕我吗我的牧师？
　　　　你没有双重人格，昨天是我恶毒的瞎猜呢。否则你从哪里来的做事的热情呢。这也算我的罪恶之一，我一并忏悔，你也一并宽恕了吧。祝你今天愉快。你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祝。
　　
　　　　王小波 22日 
　　
　　
　　　　书信4
　　
　　
　　　　致银河（书简4）
　　
　　　　你好哇李银河。我今天又想起过去的事情。你知道我过去和你交往时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最害怕你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如果这样的形容使你愤怒我立刻就收回）。我甚至怀疑这是一把印第安战斧，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来砍掉我的脑袋。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思想颇有差距。我们的信仰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不是一个教派？过去天主教徒也杀东正教徒，虽然他们都信基督。这件事情使我一直觉得不妙。比方说我就不以为“留痕迹”是个毕生目标，我曾经相信只要不虚度光阴，把命运赐给我的全部智力发挥到顶点，做成一件无愧于人类智慧的事情就对得起自己，并且也是对未来的贡献。这曾经是我的信仰，和你的大不一致吧？那时候我们只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要把生命贡献给人类的事业，决不作生活的奴隶。
　　　　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信仰和你又一致了。我现在相信世界上有正义，需要人为正义斗争。我宣誓成为正义的战士。我重又把我的支点放到全人类上，你高兴吗？
　　　　总而言之，我现在决定，从现在开始，只要有一点益处的事情我都干，决不面壁苦思了。现在就从眼前做起，和你一样。我发现我以前爱唱高调偷懒，现在很惭愧。
　　　　祝你今天愉快。
　　
　　　　王小波 23日 
　　　书信5
　　
　　
　　　　致银河（书简5）
　　
　　　　你好哇李银河。今天收到你25日的来信。你的祝福真使我感动，因此我想到了很多事情。你回来我讲给你听。
　　　　可是你呀！你真不该说上一大堆什么“崇敬”之类的话。真的，如果当上一个有才气的作家就使你崇敬，我情愿永世不去试一下。我的灵魂里有很多地方玩世不恭，对人傲慢无礼，但是它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害怕黑暗，柔弱得像绵羊一样。只有顶平等的友爱才能使它得到安慰。你对我是属于这个核心的。
　　　　我想了一想：是什么使你想起哭鼻子来呢？一定是雨果所说的“幽冥”。这个“幽冥”存在于天空的极深处，也存在于人的思想的极深处，是人类智力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有人能说出幽冥里存在着什么吗？啊，有人能。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基督教徒。雨果说他是深深敬畏幽冥的。我呢？我不敬畏。幽冥是幽冥，我是我。我对于人间的事倒更关心。
　　　　不过说实在的，我很佩服天文学家。他们天天沉溺在幽冥之中，却还很正常，多么大的勇气啊！简直是写小说的材料。
　　　　真的一种新学科的萌芽诞生了吗？啊，世界上还真有一些有勇气的人，他们是好孩子。我想到这些年来，人对人太不关心了。人活在世上需要什么呀？食物、空气、水和思想。人需要思想，如同需要空气和水一样。人没有能够沉醉自己最精深智力思想的对象怎么能成？没有了这个，人就要沉沦的和畜生一样了。我真希望人们在评价善恶的时候把这个也算进去呀。我想这个权利（就是思想的权利）就是天赋人权之一。不久以前有人剥夺了很多人的思想的权利。这是多么大的罪孽呀。你也看见了，多少人沉沦得和畜生一样了。
　　　　我觉得我无权论是非，没这个勇气，我觉得你可以。你来救我的灵魂吧。
　　　　我整天在想，今天快过去吧，日子过得越快，李银河就越快回来了。你不要觉得这话肉麻，真话不肉麻。祝你愉快。
　　
　　　　王小波 29日
　　
　　
　　　　书信6
　　
　　　　致银河（书简6）
　　
　　　　你好哇李银河。今天是6月1日，就是说，今天已经是6月初了。可是不知道你在哪里。也许在归途上吧。但愿如此，阿门！
　　　　真应该回想一下童年。有人说当孩子的时候最幸福，其实远非如此。如果说人在童年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前途，那么就是当孩子的时候最幸福，其实有一种我们不能左右的力量参加进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被天真欺骗了。
　　　　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小时候我简直狂妄，看到庸俗的一切，我把它默默地记下来，化成了沸腾的愤怒。不管是谁把肉麻当有趣，当时我都要气得要命，心说：这是多么渺小的行为！我将来要从你们头上飞腾过去！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要把童年的每一瞬间都呼唤到脑海里，就是花上一个月时间也难办到了。但是这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现在还是这样，只是将来不再属于我了。
　　　　我很想把前面写的乱七八糟扯了，但是那就是对你不老实。留着你看看吧。总之，这一段时间比原来想象的苦。你就要回来了是吧？祝你愉快。
　　
　　　　王小波 6月1日
　　
　　
　　　　书信7
　　
　　
　　　　致银河（书简7）
　　
　　　　你好哇李银河。我们接着来谈幽冥吧。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海边，看着海天浑为一色，到处都是蔚蓝色的广漠的一片。头上是蓝色的虚空，面前是浩荡的大海，到处看不见一个人。这时我感到了幽冥；无边无际。就连我的思想也好象在海天之间散开了，再也凝结不起来。我是非常喜欢碧色的一切的。
　　　　后来呢？后来我拍拍胸膛，心满意足地走开了。虽然我胸膛里跳着一颗血污的心脏，脑壳里是一腔白色泥浆似的脑髓（仅此而已），但是我爱我自己这一团凝结的、坚实的思想。这是我生命的支点。浩荡空虚的幽冥算什么？
　　　　接下来又要谈到把肉麻当有趣。这里有一个大矛盾。我极端地痛恨把肉麻当有趣。我有时听到收音机里放几句河南坠子，油腔滑调的不成个东西，恨不得在地上扒个坑把头埋进去。还有一次规模宏大的把肉麻当有趣，就是68年、69年闹林彪的时候。肉麻的成分是无所不在的，就连名家的作品（如狄更斯、歌德等等）里也有一点。可是有人何等地喜欢肉麻！肉麻是什么呢？肉麻就是人们不得不接受降低人格行为时的感觉。有人喜爱肉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太爱卑贱，就把肉麻当成了美。肉麻还和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简单粗糙不同，它挺能吸引人呢。所谓肉麻的最好注脚就是才子佳人派小说，它就是本身不肉麻，也是迎合肉麻心理的。鲁迅是最痛恨肉麻的，我的这个思想也是从他老人家那里批发来的。
　　　　你有一次诧异我为什么痛恨激情，其实我是痛恨肉麻呀！我们是中国人，生活在北京城里，过了26年的平庸生活。天天有人咂着嘴赞美肉麻，你焉能不被影响？你激情澎湃的时候做出的事情，谁敢打保票不是肉麻的？
　　　　我有点害怕自己，怕我也是30％的肉麻人物，所以只有头脑清醒时才敢提笔。这样是不成的。这样达不到美的高度，人家说我没什么革命意识。说得多对呀。
　　　　你也知道了幽冥和肉麻全都不合我的心意。还有什么呢？我看我不要废话了。别人知道了要笑话的：王先生给李银河写情书，胡扯又八道，又是幽冥，又是肉麻。这不是一件太可笑的事实吗？就此打住，祝你愉快。
　　
　　　　王小波 6月2日
　　　　你快该回来了吧！我要疯了。____又及
　　
　　
　　　　书信8
　　
　　
　　　　致银河（书简8）
　　
　　　　你好哇李银河：
　　　　今天还不见你出现。我脑子里出现了许多宿命论的狂想。比方说，我很想抛一个硬币来占一占你是否今天回来。这说明我开始有点失常了。
　　　　人呀，无可奈何的时候就要丑态百出。我来揣测你遇到什么了。
　　　　也许是会议整风，鸣放的太过了吧？北京来的记者也有一份。留在那里走不了。呜呜！但愿不是这样！
　　　　也许是你去游山玩水。太好了！好好地玩玩吧，我真希望你玩得好。天热吗？千万不要太热。下雨吗？千万不要下雨。下雨什么也看不清楚。刮风吗？不要乱刮大风。最好是迎面而来的洁净的风。你迎风而去，风来涤荡你的胸怀，仰望着头上的蓝天，好像走在天空的道路上。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就太好了。我要给你写诗，心里太乱写不了。俾德丽采！俾德丽采！
　　　　在回家吗？在火车上吗？想到我了吗？别想，好好睡一觉吧。祝你心里平静而愉快。为什么没有高速火车呢？飞机！协和式飞机！我想一头穿过墙壁奔出去找你。去不了，我太无能。
　　　　我发誓，你不回来我也不给你写信了。再写我就要胡说八道了。绝对不写。不写。祝你愉快！ 
　　
　　　　王小波 6月5日
　　　　我没有怨恨吧？一点也没有吧。??又及
　　　　还有，我瞎扯。不是俾德丽采。那不是咒你吗？不怪我，怪但丁。打倒但丁！打倒意大利！打倒佛罗伦萨!
　　
　　书信9
　　
　　　　致银河（书简9）
　　
　　　　李银河，你好！
　　　　我自食其言，又来给你写信。按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可是我今天病歪歪地躺了一天，晚上又睡不着觉，发作了一阵喋喋不休的毛病，又没有人来听我说。
　　　　我又在想，什么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今天下午3点45分我的答案是：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谁能对这个问题给出美妙的答案呢？当人们被污泥淹着脖子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在从少年踏入成人的时候差了一步，于是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就和他们永别了，真是可惜。在所有的好书中写得明明白白的东西，在人步入卑贱的时候就永远看不懂，永远误解了，真是可惜。在人世间有一种庸俗势力的大合唱，谁一旦对它屈服，就永远沉沦了，真是可惜。有无数为人师表的先生们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模样塑造别人，真是可惜。
　　　　中国人真是可怕！有很多很多中国人活在世上什么也不干，只是在周围逡巡，发现了什么就一拥而上。比方说，刘心武写了《班主任》，写得不坏，说了一声“生活不仅如此！”就有无数的人拥了上去，连声说：“太对太对！您真了不起！您是班主任吧？啧啧，这年头孩子是太坏。”肉麻得叫人毛骨怵然。我觉得这一切真是糟透了。
　　　　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呢？这问题真是深奥。我回答不上来。我知道已往的一切都已经过去。雨果博爱的暴风雨已经过去。罗曼?罗兰“爱美”的风暴已经过去。从海明威到别的人，消极的一切已经过去，海面已经平静，人们又可以安逸地生活了。小汽车，洗衣机，中国人买电视，造大衣柜，这一切和我的人格格格不入。有人学跳舞，有人在月光下散步，有人给孩子洗尿布，这一切和我格格不入。有人解释革命理想，使它更合理。这是件很好的工作。
　　　　可是我对人间的事情比较关心。人真应该是巨人。世界上人可以享有的一切和道貌岸然的先生们说的全不一样。他们全是白痴。人不可以是寄生虫，不可以是无赖。谁也不应该死乞白咧地不愿意从泥坑里站起来。
　　　　我又想起雅典人雕在石头上的胜利女神了。她扬翅高飞。胜利真是个美妙的字眼，人应该爱胜利。胜利就是幸福。我相信真是这样。祝你愉快。
　　
　　　　王小波 6月6日
　　
　　
　　　　书信10
　　
　　
　　　　致银河（书简10）
　　
　　　　银河，你好： 
　　　　想你了，跟你胡扯一通。我这样的喋喋不休可能会招你讨厌
　　　　告诉你，我有一种喜欢胡扯的天性。其实呢，我对什么事都最认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容许它带有半点儿戏的性质，可惜我们这里很多事情全带有儿戏的性质。我坚信人是从爬行动物进化来的，因为有好多好多的人身上带有爬性动物那种低等、迟钝的特性。他们办起事情来简直要把人气疯。真的，我不骗你！早几年我已经气疯一百多次了，那时候从学校到舞台到处不都是儿戏？那时候的宣传、运动不是把大家当大头傻子吗？后来我对这些事情都不加评论、不置一辞，只报之以哈哈大笑。后来我养成一种习惯，遇到任何事情先用鼻子闻一下，闻出一丁点儿戏的气味就狂笑起来。真的，我说实话，你别生气。我以为凡把文学当成沽名钓利手段的全是儿戏……我原准备到处哈哈大笑，连自己在内，笑到寿终正寝之时。可是我现在想认真了，因为你是个认真的人。
　　
　　　　王小波 8月30日
　　
　　
　　　　书信11
　　
　　　　致银河（书简11）
　　
　　　　银河，你好。
　　　　看了你的信，你为什么把你自己说得那么坏，把我说得那么好呢？你真傻，那不是事实啊。
　　　　我知道你因为什么事情在难过。我猜得出来，怎么办呢，这么办吧。假如你愿意，你就恋爱吧，爱我。恋爱可以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恋爱要结婚就结婚，不要结婚就再恋爱，一直恋到十七八年都好啊，而且更好呢。如果你不要恋爱，那我还是愁容骑士。如果你想喜欢别人，我还是你的朋友。你不能和我心灵相通，却和爱的人心灵不通吧，我们不能捉弄别人的，是吧？所以我就要退后一步了。不过我总觉得你应该是爱我的。这是我瞎猜，不过我总觉得我猜得有道理，因为什么都不是爱的对手，除了爱。
　　　　……
　　
　　　　小波 9月4日 
　　
　　
　　　　书信12
　　
　　
　　　　??致银河（书简12）
　　
　　　　银河，你好！
　　　　我在家里给你写信。你问我人为什么活着，我哪能知道啊，我又不是牧师。释加摩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了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人活着为了涅磐，就是死。这简直近乎开玩笑了。
　　　　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有，人活着有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为别人才能使自己得到超生。那时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的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把生活都变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自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什么区别。比方说，物质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吗？有人分不出来。
　　　　总之，我认为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也不能让人家来造自己，谁要来造我我都不干。有人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本身了。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中度过光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不过我现在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与此有何相干。
　　　　我这么说你恐怕要怕我了。我一点也不可怕。不管你是谁，是神仙也好，是伟人也好，请你来共享我们的爱情。这不屈辱谁，不屈辱你。
　　　　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傻，也不斤斤计较大衣柜一头沉。干吗要求我们有什么外在的样子，比方说，规规矩矩，和某些人一样等等。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的仪式吗？
　　　　我有时对自己挺没信心的，尤其是你来问我。我生怕你发现我是个白痴呢。不过你也该知道，我也肯为别人牺牲，也接受一切人们的共同行动，也尽义务，只要是为大家好；却不肯为了仪式去牺牲、共同行动、尽义务，顶多敷衍一下。别人也许就为这个说我坏吧？我很爱开发智力，我怪吗？不怪吧。我还爱一个美的世界，美是为人的幸福才存在的。我也不肯因为什么仪式性的东西去写什么、唱什么、画什么，顶多敷衍它一下。
　　　　总之，我是这样。为了大家好，还为了我自己好，才能正经做事。为了什么仪式，为了看起来挺对路，我就混它。我决不为了仪式爱你，我是正经爱你呢。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真不坏。真的，也许不坏？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我对自己有点信心。我爱你呢，爱你！
　　
　　　　小波 10月29日夜
　　
　　书信13
　　
　　
　　　　致银河（书简13）
　　
　　　　银河，你好！
　　　　看了你2日的信，我很喜欢你的看法。不过还有一点我不能同意你，你不生气吧？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真正相爱，哪怕只有一天，一个小时，我们就不应该再有一刀两断的日子。也许你会在将来不爱我，也许你要离开我，但是我永远对你负有责任（我也希望你也负起这个责任），就是你的一切苦难就永远是我的。社会的力量是很大的吧？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也止不住两个相爱过的人的互助。我觉得我爱了你了，从此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对你无动于衷。我可不能赞成爱里面一点责任没有。我当然反对它成为一种枷锁，我也不能同意它是一场宴会。我以为它该是终身不能忘却的。比如说，将来你不爱我了，那你就离开我，可是别忘了它。这是不该忘记的东西。
　　　　有时我有点担心你和我是很不同的人。我正是为这一点爱你，可是我怕你会为这一点不爱我。你呀，你是一个热情的人，你很热。我恐怕我有点儿温。我不经常大喜，几乎不会狂喜。你欣喜若狂的时候，也许我只会点头微笑。不，我说这个你也许不会懂呢。我带有一点宿命的情调。我一丁点也不迷信，只不过有一点该死的这种情调罢了。所以我对你的爱不太像火，倒像烧红的石头呢。不过我太喜欢你了，太想爱护你了。你不知道我呢。我爱谁就觉得谁就是我本人，你能自由也就是我自由。不过我可不高兴你把我全忘了。这件事你可不能干。
　　　　下星期日我们到郊外去吧，去看看我的精神巢穴。在那儿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穴居野人了。
　　　　说真的，我喜欢你的热情，你可以温暖我。我很讨厌我自己不温不凉的思虑过度，也许我是个坏人，不过我只要你吻我一下就会变好呢。
　　
　　　　小波 11月5日
　　
　　
　　　　书信14
　　
　　　　致银河（书简14）
　　
　　
　　　　银河，你好!
　　
　　　　你给我带来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就是说，一个多么好的夜晚！想你，想着呢。
　　
　　　　你呀，又勾起我想起好多事情。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要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你让我想起光辉、希望、醉人的美好。今生今世永远爱美，爱迷人的美。任何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屈尊。
　　
　　　　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我要和你相通，共存，还有你的温暖，都是最迷人的啊！可惜我不漂亮。可是我诚心诚意呢，好吗我？我会爱，入迷，微笑，陶醉。好吗我？
　　
　　　　你真可爱，让人爱得要命。你一来，我就决心正经地、不是马虎地生活下去，哪怕要费心费力呢，哪怕我去牺牲呢。说傻话不解决问题。我知道为什么要爱，你也知道为什么要了吧？我爱，好好爱，你也一样吧。
　　
　　　　小波 12月1日晚
　　
　　
　　　　书信14
　　
　　　　致银河（书简14）
　　
　　
　　　　银河，你好!
　　
　　　　你给我带来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就是说，一个多么好的夜晚！想你，想着呢。
　　
　　　　你呀，又勾起我想起好多事情。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要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你让我想起光辉、希望、醉人的美好。今生今世永远爱美，爱迷人的美。任何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屈尊。
　　
　　　　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我要和你相通，共存，还有你的温暖，都是最迷人的啊！可惜我不漂亮。可是我诚心诚意呢，好吗我？我会爱，入迷，微笑，陶醉。好吗我？
　　
　　　　你真可爱，让人爱得要命。你一来，我就决心正经地、不是马虎地生活下去，哪怕要费心费力呢，哪怕我去牺牲呢。说傻话不解决问题。我知道为什么要爱，你也知道为什么要了吧？我爱，好好爱，你也一样吧。
　　
　　　　小波 12月1日晚
　　
　　
　　　　书信16
　　
　　
　　　　致银河（书简16）
　　
　　　　银河，你好！
　　　　我又来对你瞎扯一通了。我这么胡说八道你生气了吗？可是我真爱你，只要你乐意听，我就老说个不停，像不像个傻子？
　　　　真的，我那么爱你，你是个可爱的女孩子。男孩子们都喜欢女孩子，可是谁也没有我喜欢你这么厉害。我现在就很高兴，因为你又好又喜欢我，希望我高兴，有什么事情也喜欢说给我听。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你干过偷果酱这样的事儿吗？我就干过，我猜你一定从来没干过，因为你乖。
　　　　只有一件事情不好。你见过我小时候的相片了吧？过去我就是他，现在我不是他了，将来势必变成老头。这就不好了。要是你爱我，老和我好，变成老头我也不怕。咱们先来吃果酱吧，吃完了两个人就更好了，好到难舍难分，一起去见鬼去。你怕吗？我就不怕，见鬼就见鬼。我和你好。
　　　　今天我累死啦！烦死啦！我整天在洗试管，洗烧杯，洗漏斗，洗该死的坛坛罐罐。我多倒霉，上这个劳什子大学。更倒霉的是一星期只能见你一次，其他时间只能和我不爱见的人在一起。
　　　　昨天我看见了好多情侣，我觉得很喜欢那些人。过去我在马路边看见别人依依不舍就觉得肉麻，现在我忏悔。居然我能到了敢在大街上接吻的地步，我很自豪。
　　　　爱情真美，倒霉的是咱们老不能爱个够。真不知我过去做过什么孽遭此重罚，因而连累了你。
　　　　真希望下个星期日早来，并且那一天春光明媚。
　　
　　　　小波 3月5日
　　
　　致银河（书简17）
　　
　　　　「以下书信写于1978年冬李银河在外地调查期间」
　　　　银河，你好！
　　　　我收到你的信了。可是我仍然闷闷不乐，只有等你回来我才高兴呢。
　　　　你可要我告诉你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可以告诉你，过的是没有你的生活。这种生活可真难挨。北京天气很冷，有时候天阴沉沉的，好像要开始一场政治说教，可真叫人腻歪。有时我沮丧得直想睡觉去。说实在的，我没有像堂吉诃德一样用甜甜的相思来度过时间，我没有，我的时间全在沮丧中度过。我很想你。
　　　　我好像在挨牙痛，有一种抑郁的心情我总不能驱散它。我很想用一长串排比句来说明我多么想要你。可是排比句是头脑浅薄的人所好，我不用这东西，这种形式的东西我讨厌。我不用任何形式，我也不喜欢形容词。可以肯定说，我喜欢你，想你，要你。
　　　　总之，爱人和被人爱都是无限的。
　　　　你走了以后我写了几页最糟糕、顶顶要不得的东西，我真想烧了它。快考试了，没有时间再写啦。我写一个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子之后想到：“我要和他一起深入这个天地，一去再也不回来。”我总也写不好爱情，什么热烈和温情也到不了我的笔端，我实在是低能透啦。我觉得爱情里有无限多的喜悦，它使人在生命的道路上步伐坚定。
　　　　……
　　　　告诉你，我现在都嫉妒起别人的爱情来啦。我看到别人急急忙忙忙回家去找谁，或者看到别人在一起，心里就有一种不快，好像我被人遗弃了一样。吁，我好孤单！
　　
　　
　　
　　　　致银河（书简18）
　　
　　　　银河，你好！
　　　　我现在忙着应付期中考试和等你回来。你在外面过得好吗？我梦见过你几次了。
　　　　北京好冷啊，还是南方暖和吧？我有点羡慕候鸟的生活：到了冬天就和你一起飞到南方去，飞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去。
　　　　我要是个作曲家，我现在的心境做起“葬礼进行曲”来才叫才思不绝呢。我整天哭丧着脸。
　　　　你要是回来我就高兴了，马上我就要放个震动北京城的大炮仗。银河，我爱你。我们来过快乐的生活吧！银河，快回来。
　　
　　　　银河，你好！
　　　　你星期六就要回来了吧？那么说，只差两天了。啊，我盼望了好久了！
　　　　你的信真好玩，你把所有的英文词都写错了，只有“党员”写对了，这件事儿真有趣。
　　　　银河，我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啦。真的，我简直成了个社会生活中的叛逆。怎么说呢？我越来越认为，平庸的生活、为社会扮演角色，把人都榨干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尽义务，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也是被规定了的。作人的乐趣不是太可怜了吗？难怪有人情愿作一只疯狗呢。
　　　　最可憎的是人就此沉入一种麻木状态。既然你要做的一切都是别人做过一千万次的，那么这事还不令人作呕吗？比方说你我是26岁的男女，按照社会的需要26岁的男女应当如何如何，于是我们照此做去，一丝不苟，那么我们做人又有什么趣味？好像舔一只几千万人舔过的盘子，想想都令人作呕。
　　　　我现在一拿笔就想写人们的相爱?目空一切的那种相爱。可以说这样爱是反社会的。奥威尔说的不错，可是他的直觉有误，错到性欲上去了。总的来说，相爱是人的“本身”的行为，我们只能从相爱上看出人们的本色，其他的都沉入一片灰蒙蒙。也许是因为我太低能，所以看不到。也许有一天我会明白人需要什么，也就是撇开灰色的社会生活（倒霉的机械重复，乏味透顶的干巴巴的人的干涉），也撇开对于神圣的虔诚，人能给自己建立什么生活。如果人到了不受限制的情境，一点也不考虑人们怎么看自己，你看看他能有多疯吧。我猜人能做到欢乐之极，这也看人的才能大小。出于爱，人能干出透顶美好的事情，比木木痴痴的人胜过一万倍。
　　　　我一想到你要回来就可高兴啦，我想你想得要命。现在可该结束了，就要和你在一起了。
　　　　爱你。小波
　　
　　
　　
　　　　致银河（书简19）
　　
　　　　王小波
　　　　［以下书信写于1979年李银河在北京怀柔学习日语期间」
　　　　银河，你好！
　　　　我在这里想你想得要命，你想我了吗？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过的这几天好得要命，就是可惜你老有事，星期天我又像个中了风的大胖子一样躺下了，这真不好，扫了你的兴。
　　　　我喜欢夏天，夏天晚上睡得晚，可以和你在一起，只要你不腻的话。我真希望你快点回来。等我考完了试，你又调成了工作，咱们就可以高兴地多在一起呆一会儿，不必像过去一样啦！过去像什么呢？我就像一个小鬼，等着机会溜进深宅大院去幽会，你就像个大家闺秀被管得死死的?我是说你老在坐机关。你可别说我拉你后腿呀！
　　　　咱们一定要学会在一起用功，像两个毛主席的好孩子。我们院过去有一个刷厕所的老头，有一天他问我厕所刷的白不白，我说白，他就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现在我还是呢。
　　　　说真的希望你把日语学得棒棒的，你好好用功吧，我不打搅你。真的，你觉得我们在一起过的还好吗？夏天好吗？
　　　　麦子熟了，
　　　　天天都很热。
　　　　等到明天一早，
　　　　我就去收割。
　　　　我的爱情也成熟了，
　　　　很热的是我的心，
　　　　但愿你，亲爱的， 
　　　　就是收割的人！
　　　　这诗怎么样？喜欢吗？猜得出是谁的诗吗？是个匈牙利人写的呢。还有一首译得很糟：
　　　　爱神，你干吗在这里，一手拿一只沙漏时计？
　　　　怎么，轻浮的神，你用两种方法计时？
　　　　这只慢的给分处两地的爱人们计时，
　　　　另一只漏得快的给相聚一地的爱人们计时。
　　　　这诗油腔滑调的不成个样子对不对？俗的好像姚文元写的呢。这可是诗哲歌德所做，亵渎不得。唉，说什么也是白搭，我还是耐心等你回来吧！
　　
　　　　小波 5月27日
　　
　　
　　　　致银河（书简20）
　　
　　　　银河，你好！
　　　　收到你的信了。知道你过得还好，我挺高兴。
　　　　我可是六神不安的，盼着你能早回来。你到底几号能回来呢？到底是16号呢还是20号？我以为这挺重要。过去我特别喜欢星期天，现在可是不喜欢了
　　　　我在《德国诗选》里又发现一首好诗：
　　　　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
　　　　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
　　　　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
　　　　使他痛苦异常。
　　　　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
　　　　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
　　　　我特别喜欢这一首。也许我们能够发现星光灿烂，就在我们中间。我尤其喜欢“银色的月光”。多么好，而且容易联想到你的名字。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
　　　　我觉得我笨嘴笨舌不会讨你喜欢。就像马雅可夫斯基说的：“假如我像但丁或彼得拉那样口齿不灵！”真得，如果我像但丁或者彼得拉，我和你单独在 
　　　　一起、悄悄在一起时，我就在你耳边，悄悄地念一首充满韵律的诗，好象你的名字一样充满星光的诗。要不就说一个梦，一个星光下的梦，一个美好的故事。可惜我说不好。我太笨啦！真的，我太不会讨你喜欢啦！我一定还要学会这个。我能行吗？也就是说，你对我有信心吗？说真的，你说我前边说的重要吗？
　　　　小波 6月6日
　　　　银河，你好！
　　　　你为什么不肯给我写信哪？难道非等接到我的信才肯写信吗？那样就要等一个星期才能有一封信，你不觉得太长了吗？
　　　　我猜这封信到你手里恐怕要等不到你回信你就回来了。所以我也不能写些别的了。只能写爱你爱你爱你。你不在我多难过，好像旗杆上吊死的一只猫。猫在爱的时候怪叫，讨厌死啦！可是猫不管情人在哪儿都能找到她。但是如果被吊死在旗杆上它就不能了。我就像它。
　　　　我现在感到一种凄惨的情绪，非马上找到你不可，否则就要哭一场才痛快。你为什么不来呢？我现在爱你爱的要发狂。我简直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只是直着嗓子哀鸣。人干吗要说咱们整天呆在一起不可思议？如果一天有48个小时，我恨不得49小时和你呆在一块呢！告诉你，我现在的感觉就像得不到你的爱，就像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那种说不出口的哑巴爱一样，成天傻想。喂，你干什么呢？你回来时我准比上次还爱呢。
　　　　我认为你爱我和我爱你一边深，不然我的深从哪儿来呢？只不过我没出息，见不到你就难受极啦。所以，希望你快回来，回来快来找我，早一分钟都好得不得了。
　　　　我爱你。
　　
　　　　小波 6月9日
　　
　　致银河（书简21）
　　
　　　　王小波
　　　　[写在五线谱上的信] 
　　
　　　　银河，
　　　　你好！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只唱不完的歌。
　　　　谁也管不住我爱你，真的，谁管谁就真傻，我和你谁都管不住呢。你别怕，真的你谁也不要怕，最亲爱的好银河，要爱就爱个够吧，世界上没有比爱情更好的东西了。爱一回就够了，可以死了。什么也不需要了。这话傻不傻，我觉得我的话不能孤孤单单地写在这里，你要把你的信写在空白的地方。这可不是海誓山盟。海誓山盟是把现在的东西固定住。两个人都成了活化石。我们用不着它。我们要爱情长久。真的，它要长久我们就老在一块，不分开。你明白吗？你，你，真的，和你在一起就只知道有你，没有我，有你，多快活！
　　　　我现在一想起有人写的爱情小说就觉得可怕极了。我决心不写爱情了。你看过缪塞的《提香的儿子》吗？提香的儿子给爱人画了一幅肖像，以后终身不作画了，它把画笔给了爱了。他做得对。奥，真的，我们为什么不早认识呢？那样我们到现在就已经爱了好多年。多么可惜啊！爱才没够呢。
　　　　傻子才以为过家家是爱情呢，世俗的心理真可怕。不听他们的，不听。不管天翻地覆也好，昏天黑地也好，我们到一起来寻找安谧。我觉得我提起笔来冥想的时候，还有坐在你面前的时候，都到了人所不知的世界。世界没有这个哪成呢？过去是没有它就活的没意思，现在没有你也没意思。
　　
　　　　小波，
　　　　让找们爱个够，爱个够！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我看过100本小说，也许还要多，但是这句话是我生平所见过的最美的一句。你的心是多么美呵，太美了。你给我带来多么巨大的快乐和幸福。你为什么不写爱情呢？人生的全部的美都在这里呢，不写它写什么呢？爱把我们平淡的日子变成节日，把我们暗淡的生活照亮了，使它的颜色变得鲜明，使它的味道从一杯清淡的果汁变成浓烈的美酒。我们不该感谢它吗？不该为它歌唱吗？你这把钥匙就是开我这把锁的（或者反过来说）。我怕世俗那一套怕得要死，你比我一点不差。那就让我们一起远远地躲开它们，逃遁到我们那美好的、人所不知的世界里去吧。找我们的幸福，找我们的快乐，找我们灵魂的安谧，找我们生命的归宿。我们一起去找，找它一辈子，对吗？
　　
　　　　致银河（书简22）
　　
　　　　银河，你好！
　　　　今天你就要来了吧？我等得太久了。
　　　　我很想天天看见你。真的，我们为什么不敢到一起来呢？我会妨碍你吗？你会妨碍我吗？爱情会妨碍我们两个吗？我们都不是神，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能解决。只管爱吧，好银河，什么事也不会有。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们什么都能找到。也许缺乏勇气是到达美好境界的障碍。你看我是多么适合你的人。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要无忧无虑地去抒情，去歌舞狂欢，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我怕人家说我疯。有了你我就敢。只要有你一个，就不孤独！
　　　　你真好，我真爱你，可惜我不是诗人，说不出再动人一点的话了。
　　
　　　　小波，你好！
　　　　我今天晚上难过极了，想哭，也不知是为什么，我常有这种不正常的心情，觉得异常的孤独。生活也许在沸腾着，翻着泡沫，但我却忽然觉得我完全在它之外，我真羡慕那些无忧无虑的从不停歇的干下去的人。这个时候，谁也不能安慰，也许连你也不能。就像那首诗说的，像在雾中一样。我可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生命力还不够强。我的灵魂缺燃料，它有时虽然能迸出火花，但是不能总是熊熊燃烧。你的生命力比我强，我觉得你总是那么兴致勃勃的，就像居里说的，像一个飞转的陀螺。你该用你的速度来带动我，用你的火来燃烧我，用你的欢快的浪花把我从死水潭里带走。你会这样做吗？会吗，你一定会的。你应该这样做呀！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难道你的热情已经过去了？
　　
　　　　银河，你好！
　　　　你那天是多么悲伤啊，为什么我不在你身边呢？你孤独了，孤独就是黑暗，黑暗中的寂寞，多么让人害怕啊。
　　　　你害怕雾吗？有一首诗，叫雾中散步。雾中散步，真正奇妙。谁都会有片刻的恍惚，觉得一切都走到了终结，也许再不能走下去了。其实我们的大限还远远没到呢。在大限到来之前，我们要把一切都做好，包括爱。这也是很重要的呀：爱你，真爱！
　　　　我老把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当节日来度过，我看你也是。其实这也不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生活交织起来。不光有节日，还有艰苦的工作日。你说对吗？也许我是胡说。
　　　　你真坏，又说我热情过去了。
　　
　　
　　　　致银河（书简23）
　　
　　　　小波，你好：
　　　　你是我的天堂，可我是你的地狱。我给你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烦恼。我们的爱情虽然很甜，但也有太多的苦味。这都怪我，都怪我。我有时十分痛恨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昨天你说，我们两个都是好人，是特别好的人，真是这样吗？有时我觉得我自己真不怎么样，真坏。你来救我吧，你是我的天使，你总是把最美好的感情给成，你真好。我愿意要，我永远要不够，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很贫乏的，有时甚至很空虚。记得你也说过：我要。那么我也给，我也愿意给呵！！我们的幸福呵，让它再浓烈些，再浓烈些吧！
　　　　我们常常把事情弄得太沉重了，咱们该轻松些，咱们应该像一对疯子那样歌舞狂欢，对吗？生活本来是很美好、很美好的呵！
　　　　……
　　　　小波，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好朋友，可是你想到了吗？也许你为之要付出太多的代价，其中最主要的是：你将永远失去你的安静。我不会让你安静的，因为我是一个十分不安静的、过于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的灵魂。我最害怕冷漠，哪怕有一点点，你就会失去我。我一点也受不了冷漠，真的。你能永远像现在这样热烈甚至还要超过它吗？你能永远满足我的“要”吗？你说过：要，对我来说，就是给，你能永远这样想吗？而且我还很爱妒忌，我甚至妒忌你小说里的女主角和那个被迷恋过的小女孩。我是不是很可笑？简直有点变态心理。你受得了吗？听人家说，女人的忌妒是美德，是吗？那证明我很爱你，不愿意你的感情被别的什么分去，不过你别听我的，好好写下去吧，好好写吧。
　　　　……
　　　　我们能够幸福吗？能吗？这问题常常烦扰着我。你昨天的话使我似乎放心了。你是又聪明、又真挚的。你总是能为我们找到出路。但愿你永远能成功。
　　　　我抄给你1月8日的日记，那是我满怀着热望和一颗跳动的心，但是发现你竟没给我写，我看着自己那些热情的话像一张树叶扔在水面上并没有激起什么波纹，觉得羞耻、觉得自尊心受到损害时写的。
　　　　“我感到一阵失望，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对我所有的也仅仅是那种动物式的感情？我真的爱他吗？我为什么那么容易动摇？我的心像一头不安的小鹿，总要跑掉，任何一点刺激，任何一点过失、松懈，都会使它脱缰而去，这怎么行呢？这样我们能够幸福吗？我应该告诉他。” 
　　
　　　　如果我伤了你的心，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们过去说过，要把心中发生的一切告诉对方。否则，它就会变成一种潜伏的危机。
　　　　自从初恋之后，我好像违反一般规律地反而不懂得什么是爱了。你昨天说，要，就是爱。我相信你的话。我是一个内心时常会感到孤独的人，虽然我和朋友、家人亲密无间，但我仍常常感到可怕的孤独。我并不自命不凡，就像你也并不自命不凡一样。我也并不是很难了解的人。但是我觉得真正懂得我的只有你。我愿意爸爸妈妈都高兴，都满意，但是他们不高兴不满意我也会不顾一切的。我是一个自由人，谁也管不着。只要我们能够幸福。而这一点恰恰是我最担心的，我们能吗？能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你那么热烈地爱我，想我，我也特别愿意投合你，满足你。我觉得能给你带来快乐，因为我你能快乐，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也是引以为自豪自慰的。一个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是幸福的，你知道吗？我还常常想，为了你我想变得美一些，我希望你爱我的全部肉体，我愿意它因为你而变得美。我甚至问你喜欢不喜欢香味。我愿意变成你所希望的样子，希望给你一切。你懂得我说的话吗？我好像是在胡说八道，说胡话。我也希望你变得美，你知道吗？我做梦还梦见你变得很美呢。
　　　　我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对了，你说你和XX他们都不是一路人，这我也有感觉，我喜欢的也许就是这个，我从那么多人里一下子就把你和他们区别开来（用我妈妈的话说：一头就扎在……）也许就因为这个呢。但是我不是觉得什么一路不一路，我觉得质量不同。如果说他们的心是黄铜（或银子），那么你是金子。你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有时，对自己的才能不自觉、羞怯，会毁了自己、糟踏了自己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是很勤奋，韧性不太够，不知说得对不对。
　　　　你也希望变成我所希望的样子吗？你愿意吗？你是不爱改造的，我也不愿改造你，但是我希望你怎样，有时会告诉你的，你愿意听吗？
　　
　　　　银河，你好！
　　　　你责备我了。我觉得我近来是有点不像话，不过我总觉得是因为我忙。现在我知道我有点不好了。不，是有点坏。
　　　　不过你的责备也过重。真的，过重！你以后会知道的。为什么怀疑我？你不应该。从来我都是这样，有时候大大咧咧，有时候马马虎虎，不过你要因为这个否定我，我可就太冤了！不要难道！你说的事情根本没有。也许你在日记里都把我说成是个山羊了。
　　　　别怀疑我们会不会幸福。我来告诉你吧：我爱你爱的要命。我有时想起你就不能自已的狂喜，因为你是那样一个人。你也许不知人和人是多么不同：我哥哥说他是对一切充满了智慧的体系，不管哲学体系还是数学，哪怕它已经过时，只要它深刻、周密，他对它会有一种审美式的爱好。我也有一点。我也爱一切人类想出来的美好的东西，它们就像天外来客一样突然来到人间：有时候来龙去脉丝毫也没有呢。没有它们我们就太苦了。
　　　　可是你最可爱。我想过的东西你想都不想，可是你从本性里爱美，不想就知道。你心里还有很多感情的波澜，你呀，就像波涛上的一只白帆船，波涛下面是个谜，这个谜就是女性。我很爱这些！不管你是哭是笑我全喜欢你。
　　　　有时候你难过了，这时候我更爱你。只要你不拒绝我就拥抱你，我会告诉你这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会告诉你爱，爱可以把一切都容下。如果我的爱不能容下整个的你，算个什么爱！也许你的爱也能容下整个的我吧？不管怎么说，你要我的爱就够了。
　　
　　
　　　　致银河（书简24）
　　
　　　　小波，你好呵。
　　　　……
　　　　奥，刚才我说爱情，有时我心里错综复杂，一会儿觉得美国人那种自由的随便的随心所欲的关系非常好，一会儿又觉得钟情的热恋始终如一好。我真不知哪种更好。看来你是后一种，你说过不赞成没有责任感。不愿我忘掉你。我不会忘掉你，永远不会，怎么可能呢？故意忘也忘不掉的。你不要怕失去我，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自由地和你在一起，你也保留你的自由权利吧。我看报看参考，越来越感到海誓山盟的时代过去了。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就分离，我坚持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约好互相安慰的义务，即一个人虽然已经不喜欢对方，但如果对方要求安慰，那个人有义务安慰对方，使这个人的心里好受一些，你同意吗？另外，我们不要大人，不论现在和将来，让我们把他们抛开，我们只是两个人，不是两家人，我们是两个在宇宙中游荡的灵魂，我们不愿孤独，走到一起来，别人与我们无关，好吗？
　　
　　　　银河，你好！
　　　　我是有点懒，为什么不早给你写信呢？
　　　　你说的话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不对。为什么要看报看参考看时代呢？我觉得这些完全与我们无关。不光美国人怎么做与我们关系不大，就是中国人怎么做也不用去考虑它。我就讨厌在这个问题上参考别人。
　　　　海誓山盟，海誓山盟，这些别人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主要的是我对你的爱情。你想知道吗？这棵歪脖子树是怎么长着的。真的，我可不喜欢把它说成是花儿，这么说太大言不惭了。也许它会把我挂在上面呢。
　　　　我老觉得爱情奇怪，它是一种宿命的东西。对我来说，它的内容就是“碰上了，然后就爱了，然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它就是这样！爱上，还非要人家也来爱不可。否则不叫爱，要它也没有意思。海誓山盟有什么用？我要的不就是我爱了人家人家也爱我吗？我爱海誓山盟拉来的一个人吗？不呢，爱一个爱我的人，就这样。
　　　　我总觉得爱情神秘。不，我对你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只要你来看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愿意要什么，就给什么。你知道吗？要，对我来说，就是给啊。你要什么就是给我什么。随你吧。
　　　　我是一个很有点反常的人呢。你不知道吧，我很愿意很愿意随和你呢。你不懂吧。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很爱嘲弄人，和别人老不能真心相处。我和朋友们之间都有一点心照不宣的东西，就是别人不告诉的东西也不打听，各人保守个人秘密。只有你，我不知为什么特别愿意随你的意。对于我和你，你要什么都是好的。
　　　　上次行了一次骗，骗你上我这儿来，恐怕再不能取信于你了。那一天特别想看见你，你要不来我就像害牙疼一样难熬呢。我一下午都在编谎，后来编了一个关于法治的所谓想法，要你来讨论。不过你来了之后我可慌了，因为我说不出个道道来。你知道吗？我这人政治水平低，上政治课我睡得脖子都痛了。我能和你讨论什么政治吗？可是我居然能编出一些话来说，你说，这是不是我的胜利？也许是爱情的胜利？我现在沾沾自喜，告诉你也不怕，你来罚我也不怕，我太得意了，告诉你，那5页备忘录全是我星期三下午编出来的，还装着上星期就在酝酿的想法呢，还装着有所发现呢。
　　　　你要知道，有时想你想得发疯呢。我不愿意等星期天，写信也是望梅止渴，我只好骗你来了。我也不愿意上门房找你，在门房里见面，那不是探监吗？
　　　　我这屋真冷，我手虽不抖，身上抖了。不行，我得睡了，再写下去你就不认得了。
　　
　　　致银河（书简25） 
　　
　　　　小波，你好！ 
　　　　你现在干什么呢？作业做完了，该看看小说了，又抽烟了吗？
　　　　你谈到爱的神秘性，有时我心里很恐怖地想：爱也许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欺骗，是一种奇异的想象力造出来的幻影。你的想象力强，所以总在我的周围看到一层光环，其实呢？那光芒并不存在。我怕你早晚会看到这一点，变得冷漠。爱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想象力的发作，它会过去。人在最初的神秘感过去之后，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以为神秘感会永远跟着你吗？它一旦过去，爱就会终结，是吗？多可怕。
　　　　……
　　
　　　　银河，你好！
　　　　我想我不能同意你关于爱的神秘性的解释。不对，你说的不对。
　　　　我想，人的生活其实是平淡无奇的。也许，我们都能做一次浪漫的梦是一种天赋人权吧？总之，你说是梦也好，它总是好的，比平淡无奇好得多。谁说是欺骗呢？
　　　　我天生不喜欢枯燥的一切，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总爱把有趣的事情弄的干巴起来。我要活化生活，真的，活化它。要活就活一个够。干什么要把什么事情都弄到一个死气沉沉的轨道里呢，好朋友？干什么你要总结什么是爱呢？你说那些可怕的话是吓唬我吧？
　　　　你呀，你太该过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了：一切都让它变幻无穷，不让它死气沉沉。我也许算不上一个好人，但是就是我死也要把你举高一点呢。说实话我对你将来如何看我一点也不在乎，总之，现在我们要好，对吗？
　　　　……
　　　　我特别相信你。世界上好人不少，不过你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对了，永远“相思”你。
　　
　　　　致银河（书简26）
　　
　　
　　　　小波，你好！
　　　　你是我的光明，我的快乐，我的幸福。我们谁也不会妨碍对方。只会互相带来人生最宝贵的礼物。生活是有趣的，它绝不能变得死气沉沉。你说，我们将来也会把它弄成死气沉沉的吗？我在人群中看来看去，只有你有最大的可能性使我得到永远不枯燥的生活。你天生不喜欢枯燥，我也是呀。我真是怕它怕得要命呢。如果我们的精神枯竭了，我们的生活变得枯燥，那不如立刻去死了的好。
　　　　你否认爱是人的自我欺偏，你说即使是梦也是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作梦吧。我们生活在梦中，让生活变得像梦那么美，那么变幻无穷。但是我仍要让你想一下，并且回答我：这梦真能做一辈子吗？它会不会醒？醒来又怎么办？我们凭什么比其他和我们一样的人幸福，能一辈子生活在这美好的诗一般的梦里呢？我不是跟你说着玩，我是真不知道我们凭什么，而且对于将来的变化不敢想象。
　　
　　　　银河，你好！
　　　　看了你的信。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真的，也许梦是做不了一辈子，那就让它成为真的好了！我和你就要努力进取，永不休止。对事业是这样，对美也是这样。有限的一切都不能让人满足，向无限进军中才能让人满足。无限不可能枯燥啊，好银河。永远会有新东西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白尼发现了新宇宙，这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美也是无穷的，可怜的就是人的生命、人的活力是有穷的。可惜我看不到无穷的一切。但是我知道它存在，我向往它。我会老也会死，势必有一天我也会衰老得无力进取的。可是我不怕。在什么事物消失之前，我们先要让它存在啊。我记得有这么一只歌：“在门前清泉旁边，有一棵菩提树，在它的树荫下面，我做过甜蜜的梦……在它的树荫下面，我做过甜蜜的梦，无论是欢乐和悲伤，我总到那里去。”我愿作你的菩提树，你也来作我的吧。
　　　　别怕美好的一切消失，咱们先来让它存在。还有一个美好的东西不会消失，就是菩提树。真希望你是我的菩提树，我愿作你的菩提树。你知道歌里是怎么唱吗？“如今我远离故乡，已经有许多年，我仍然听到呼唤，到这里寻找安谧。”灵魂是活生生的，它的安慰才能使人满足。
　　　　还有凭什么：凭着满心的热望，凭着活力。我不是说着玩的。
　　
　　　　致银河（书简27）
　　
　　　　小波，好朋友，你好。
　　　　……
　　　　自从我认识了你，我觉得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谁比你更好了，我的菩提树！……“无论是欢乐和悲伤，我总到那里去。”是呵，我的心总向往你，特别是在悲伤的时候。你的信太让我感动了。真的永远有新东西在前面吗？我说过了，我的活力不够，这一点从第一天见到你时我就看出来了：你的生命的活力在吸引我，我不由自主地要到你那里去，因为你那里有生活，有创造，有不竭的火，有不尽的源泉。我们一起请求上帝，愿它永远不要枯竭吧！
　　　　我非常非常地想你，特别是在紧张工作的间歇。我觉得这世界上好像除了你和工作，什么都不存在了。你也这样想我吗？
　　
　　　　银河，你好！
　　　　你真好，给我写了那么多信，这多好哇！
　　　　冬天真可恨，把咱们弄得流离失所。让它快点过去吧！该死的天，还下起雪来了。冬天太可恨了。
　　　　春天来了就好了。春天来了咱们一起去玩去。记得老歌德的五月之歌吗？爱情，爱情，灿烂如云……咱们约好了吧，春天一起去玩。我不太喜欢山，我喜欢广阔的田野、树林和河。咱们一定去吧。
　　　　你说我太爱说，真的，我很有一点惭愧，我真是废话太多。不过我太爱你，我能不说吗？真的，我除了乱扯一通什么也不会，只好傻说了。我应当会写诗，写好多美丽的诗给你，可是我这笨蛋，我就不会把话说得响亮。我要是会了这个，再加上会把话说得精练，我就会写诗了。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我真喜欢你的一举一动，多愁善感也喜欢。我总觉得你的心灵里有一种稚气得让人疼爱的模样，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不过我不怕你生气，我也不和你见外。不管你怎么想我都这么说。我也不老成，疯起来我也和傻小子一样。只要你别趁我疯起来欺负我就成了。
　　　　你说我上学苦，真的，真苦。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爱就好了。我不爱让人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过我永远不怕对任何人承认我爱你。爱呀，写呀，自由自在，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起。然后就是让我再和你分开，你到红墙后面，我去上学，咱们各做各的苦工，互相思念。一年有这么一个月就好。
　　
　　
　　　　银河，你好！
　　　　我越来越觉得冬天简直是我们的活灾星。你都不知道我多么希望你明天来看我。可是天多冷啊！路多难走哇！你怎么能来呢，千万不要来。
　　　　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还有在我安静的时候，你就从我内心深处浮现，就好像阿芙罗蒂从浪花里浮现一样。你别笑，这个比喻太陈腐了，可是你也知道了吧？亲爱的，你在这里呢。
　　　　你瞧，你从我内心深处经常出现，给我带来幸福，还有什么离间得了我们？咱们可不会变成火炉边的两个傻瓜。别人也许会诧异咱们的幸福和他们的不一样，可那与我们有何相干？他们的我们不要，我们的他们也不知道。
　　　　你要我多给你写，可是我写的总不如你好。上气不接下气的。不过上气不接下气的也不要紧，是给你的，是要你知道这颗心怎么跳。难道我还不能信赖你吗？难道对你还要像对社会一样藏起缺点抖擞精神吗？人对自己有时恍惚一点，大大咧咧，自己喜欢自己随便一点。你也对我随便好了。主要是信赖啊！将来啊，我们要是兴致都高涨就一起出去疯跑，你兴致不高就来吧：哭也好，说也好，懒也好，我都喜欢你。有时候我也会没精打彩，那时候不许你欺负我！不过我反正不怕你笑话。
　　　　小波
]]>聂尔2006-3-15 0:16:09<![CDATA[情侣]]>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5390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聂尔2006-3-5 18:17:58<![CDATA[怎样使小说引人入胜]]>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302怎样使小说引人入胜 

(美)约翰·盖利肖 
梁淼（译） 
　　索然无味是得不到回报的，得到承认的作家和初学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只在于，他们掌握技巧的能力是不同的：他们的写作题材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运用技巧的能力。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位短篇小说作者的写作技巧。首先是看他对结构的掌握，这可以衡量一个作者的构思能力；它还表现了一个作者的观察力、认识水平和归类、剪裁的能力。再就是看作者艺术地表现他的题材的能力。在这方面对技巧的掌握，包括能把写作素材糅合成一篇小说，并使读者意识不到其中的人工痕迹，而只是受它影响。这是一种“隐藏艺术的技巧”，它来自语言知识的宝库。一个作家的这两种才能（构思能力和表现能力）应当同步发展。说这两种才能中的一种比另一种更重要是荒谬；构思和表现若两者缺一，小说就不会存在了。不过，构思先于表现，这就是我要求你们在考虑表现之前先考虑构思的唯一理由。 
　　短篇小说作家要记住的首要的事情是，短篇小说是一种现代的文学形式，它不是只考虑去创造一种单一的情感方面的效果，也不只是一种篇幅短的小说。如果篇幅短就是它的惟一标准，那长篇小说中的一章也就可以成为三篇小说了。出版界的读者对一些“相当不错的”稿子，常常给予这样的评语：“差那么一点儿，还不够小说味儿。”而一篇在其它方面并不怎么样的小说，却常常被出版界接受了。这是因为，尽管它有种种不足，却富于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更多地是在描述方面，而不是光靠情节。我们开始读两部小说，它们的情节在事件的选择和安排上大致相同，但由于其中一部有戏剧性（它把情节趣味同描述趣味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为它所吸引；与此同时，对另一部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小说，我们又感到厌烦。小说里有着各种不同的趣味，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当知道它们。然而，日复一日，编辑们还是收到了大量并不值得寄来的稿件；假如作者知道那些能造成趣味的必不可少的手法，他们自己也不会寄出这样的稿件。幸好，要认识这些手法也不难，那就是作者要利用有关趣味的规律。 
　　有趣味，照字典上的定义，就是能保持人们的注意力。努力获得读者持续不断的注意力，这是每一位提笔创作的作者所要面对的任务。说千道万，读者是最后的法官。这一点不言而喻——不先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就谈不到保持它。抓住读者的兴趣，然后保持它，这是短篇小说作家永无穷尽的任务。这一来，关于趣味就有两个问题——抓住读者兴趣，并保持它。要抓住读者兴趣，你就必须激起他的好奇心；好奇心就是一门心思地要更多地了解某件事情。好奇心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然而，一旦读者知道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时，他的注意力就减退了。 
　　在读者达到这一点之前，你就必须激起他的另外一种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又不那么容易减退——所谓保持注意力。当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仅仅是好奇心时，读者心理的疑问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伴随着持续注意力的，却又增加了期待的因素；这使得读者要问自己：“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必不可少的还有“小说里的人遇到那件事后会怎么办？”同持续注意力在一起的，是已有的好奇心加上期待，我们通常称之为悬念。 
　　 让我们考虑一下该怎样在小说结构的片断中利用这两种趣味。这些结构片断就是开端、主体和结尾。用以抓住读者兴趣的手法，必须用在小说开端部分。开端并不只是小说开头的几段文字，有时，它占据了整个小说的一半儿，甚至是三分之二的篇幅。开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情境（或者说小说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它，读者知道故事主角面临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他必须有所行动。 
　　小说开端的另一部分，往往给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是由于作者没能了解它的功用。这一部分是由解释性材料构成的，它对抓住读者兴趣是十分必要的，它通过让读者感到小说情境或问题是饶有趣味和合情合理的来抓住他们的兴趣。小说开端的解释性部分的功用是展现条件或事态，它们造成了小说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有些小说里，故事的主要问题十分有趣，不需要解释性材料，马上就可以叙述它，并靠它抓住读者的兴趣；我们说这是一种有着内在趣味的故事情境。 
　　然而，在大多数小说里，故事的主要部分只是在其重要性被解释性材料（主角所面对的条件或事态，展现给读者后，才变得富有趣味了。我们说这是一种有着合成趣味的故事情境。） 
　　即使在含有内在趣味的小说中，解释性材料（条件）也不可或缺；即便对它的介绍会有所拖延。让读者对所描述的事情清楚明白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为了达到合情合理。展示小说主角面对的条件也很必要，这样可以使读者感到自己的兴趣被激起来并非没有道理。为了让读者明白，你会希望向读者提供作品中人物过去生活经历的细节，这能帮助读者了解作品中的角色；你会希望读者对故事背景或环境中的某种特征留下印象；也许，你还会感到这是最主要的理由——为了使读者充分了解故事主角面临问题的重要性或困难程度，或是它怎样迫切地需要加以解决，读者需要知道某些以前发生的事，特别是那些预示了可能碰到的失败和可能遇到的敌手的事。 
　　因此，在构思小说开端时，你要记住这两部分： 
　　１、小说的主要问题或故事情境，它的趣味或是内在的，或是合成的。 
　　２、解释性材料，它使读者了解到造成了小说中要解决的问题的那些条件。 
　　这样推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读者有足够的兴趣看完小说开头直到主体部分，他就会继续读下去。这样，你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马上引起他的兴趣。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在获得读者对造成小说主体聚合和交流的持续兴趣之前，先激起他的好奇心。 
　　在只具有合成趣味的小说中（这里，条件必须在故事情境之前被展示出来）情形更是如此。在这类小说里（大多数小说属于这一类），一切要靠描述单元本身饶有趣味。读者读过一些描述单元后，才会了解到主要故事情境的重要性。 
　　对于趣味的这种要求，你在写作小说时必须始终牢记。特别是在写小说开端的解释性材料时。我们往往靠这种材料抓住读者兴趣。小说开端部分能否引起读者注意，它常常决定了读者（包括编辑部的专业“读者”）是否愿意读完整个小说。 
　　标题应当引人注目，激发联想，并富于刺激性。吉卜林的《没有牧师的好处》就满足了以上三点要求。巴里的《每个女人都知道的》，利詹姆斯的《旋紧螺 
丝》，欧利的《警察欧罗恩的微章》和约翰马康德的《银行里的一千美元》，无不如此。奥凯塔夫罗利科恩就更是老于此道了。你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先用于抓住读者兴趣的手法，就是选择标题，它使读者注意到你的小说，激起读者的好奇心。 
　　在选择、安排进入小说开端部分的材料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让要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愿望来引导你；在开端部分，我们提出小说中的问题和牵涉到它的种种事物。 
不管你打算写什么样的小说，不管你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进到了哪个阶段，你的材料总是这样的——刺激因素、角色和作品中人物的反应，它们构成了叙述格局。 
　　 也许你在小说开端已使用了所有这些材料，却没能引起读者兴趣。这可能是在材料安排上出了岔子，读者“不知道你在卖力地搞些什么”；所以，对材料的安排是不能杂乱无章的。 
　　为了使读者觉得小说的开头有意思，材料必须这样安排：它使读者意识到作品中的人物在生活中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他碰到了需要他有所行动的问题，或是陷入一个他必须从中解脱的困境，或是处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他必须在种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有了需要完成的事，或有了需要作出的决定，往往也就有了要叙述的问题。这是对任何种类的小说和每篇小说开端的最基本的要求。它使小说成其为小说。 
　　有的，也许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在手头所有的材料中（尽管其中有足够的事件去显示有某件事要去完成或是被决定），你竟找不到有趣到足以作为主要故事情境的东西。这时，有关兴趣规律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就开始为我们知晓了。举例来说明：你坐在平静无波的小湖旁，一只狗懒洋洋地在岸边水里游来游去。这时，你也许会让狗去抓一根棍子。你对狗下命令时，然而，如果代替平静无波的小湖的是一堵被狂风恶浪击打着的险峻的海边峭壁，狗也没有懒洋洋地游水，而是筋疲力竭，难以游到你让它去的地方了；这时，你的兴头就起来了。如果狗是你的，又是只值钱的动物，曾在赛狗中多次为你赢得奖金，你就会兴趣倍增。进一步说，假设你已经同意让这只狗再参加一场时间已确定的比赛（比赛时间快要到了），如果不到场，你会被处以大笔罚款，这时，你就会格外关心它了。再有，代替安闲地坐在那里的是你被堵在了一辆翻倒的汽车里，你的关心就会变成焦虑了。也许，那会更令人揪心——你试图让狗游去救一个五岁的孩子，孩子已淹得半死，而他正是你最心爱的儿子。 
　　在前面的场合里，你发现自己不很感兴趣，而在后面的情况下，你却是极为关切的。在分析兴趣所以不同的原因时，你会发现，后面这种情况更多地是依赖于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有关趣味的至关紧要的秘诀——重要性。一种包含有目的或选择的情境的有趣程度同它决定着什么成正比。要完成的事越重要，没能完成它所会带来的灾难就越大。将要作出的抉择意义越重大，作出错误决定所会带来的祸患也就越大。对有想象力的人来说，任何情境在小说写作中都可能是重要的，因为他可以贼予它以巨大的意义。当你充分理解并能运用这一关于趣味的规律时，你就掌握了构思的关键。 

这样，抓住读者兴趣的另一个手法，就是一定要使情境具有重要性； 
　　在搜寻有趣的故事情境时，报界人士所谓的“新闻嗅觉”会帮助你。由于目的在于激起好奇心，你就会认真调查人们对什么感到好奇。大家还记得，在世界大战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人贪婪地读着他们所能得到的所有关于战争的消息。随后，由于战争的新的更“合乎人性”的方面为人们论及到，它又成了“新闻”。几乎人人熟知那个经验丰富的记者的故事，他对初出茅庐的生手说“狗咬人不是新闻；如果人咬了狗，那才是新闻。”前不久，一位新闻编辑独出心裁地总结了新闻价值，他说： 
　　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０ 
　　平凡的人＋平凡的妻子＝０ 
　　一个平凡的人＋一辆汽车＋一枝枪＋一夸脱酒＝新闻； 
　　银行出纳员＋妻子＋七个孩子＝０； 
　　银行出纳员＋十万美元＋歌剧女演员＝头条新闻。 
　　对此的解释自然是这样的：没有新闻价值的事物是些寻常的事物，有新闻价值的事物则非同寻常。这样，你又知道了激起或创造趣味的另一种手法——非同寻常。这种非同寻常或是在故事情境（要去完成或决定的事）中，或是小说人物（他面临这种情境）本身。在佩利的小说《窗户里的脸》中，故事情境虽然是不寻常的（一位妇女打算去抓危险在逃的杀人犯），这位妇女本身却普普通通。她是新英格兰的农村妇女。然而，一般情况，新英格兰的农村妇女是不会花时间从事这种追捕的。另一方面，在普渥的小说《西部材料》里，故事情境（要去完成的事）平凡得很（一个女人发现另一个女人迷住了自己的丈夫，就打算把丈夫夺回来），可小说人物却有其独到之处；她是马骑士中的女王，是人们难得一见的人。在选择奇特的情境作为小说主要叙述问题时，检验方法很简单——你扪心自问，在一百个你所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也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选择人物类型，看你在街上遇到的一百个人里，有多少人属于这种特殊类型。 
　　在这种非同寻常的趣味中，你找到了有“地方色彩”的小说在美国风行的原因。人们对某些地方感兴趣，他们或是在那里呆过，或是愿意去那里。某些地区或地点有象征意义。大多数美国人对纽约市感兴趣，于是，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小说的背景取了纽约——对许多曾去过那里的人来说，这正是他们向往的地方。人们愿意读这样的小说——那里描写了他们希望了解的地方。有关地点的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小说人物。一位作家发现某类人物有意思，就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写活了。吉卜林笔下侨居印度的英国人，欧·享利笔下纽约女店员，威廉斯笔下的新英格兰的乡巴佬，科恩笔下的亚拉巴马州的黑人和威特活笔下的职业拳击家，无不如此。由于公众对对这些人物着迷，其他那些在独创性和才能上要稍逊一筹成就不能与前一种作家相比的作家也去描写这类人物，却没能成功。很快，这类人物变得如此之多，读者开始厌倦了。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物，而成了类型。二流小说杂志的字里行间到处可见他们的影子，电影银幕就让他们霸占了。开始还是有个性的人，现在看看却没什么个性，已是千人一面了。 
　　可以说，抓住读者兴趣的手法在于非同寻常，这可以成为一条格言。你还会记得，在我选出的二十篇小说中有五篇，虽然它们涉及的只是普通的美国背景，却仍是饶有趣味的。这因为在角色或在事件上，它们有其新颖之处。 
　　不过，你还是可以见到埃德娜·弗布尔这样有才能的作家，写了趣味盎然的小说，表面看来却是普通人在普通背景中做着最平凡不过的事。这是因为作家给了陈旧的主题以崭新的意义。兴趣是这样的获得的——或是对平凡的现象作了不平凡的解释，或是以独特地手法改造了一件平淡无奇的事。这样，你又了解了抓住兴趣的又一种手法——把表面平凡的事描述成非同一般。这并非措辞表达问题，而是需要思想的独创性。 
　　在埃德娜·弗布尔写的一篇小说里，就有这样的范例。一个姿色倾城的纽约女店员，却来自一个寒酸的家庭。这就是埃德娜·弗布尔处理的题材。可是，她却想出了这样的对比——一位秀丽的姑娘与周围寒酸肮脏的环境，有如蝴蝶出自虫蛹。在欧文·科布的小说《我们老南方》中，处理的题材是一个姑娘，她从这里借用名字，又从那里借用口音；如此等等。科布的想象力使题材脱出了俗套。他用汽车配工的行话把她比做“杂牌货”。从而使旧题材别开生面。 
　　比似和譬喻属于想象力的领域。正是想象力使作家认识到奇特的事物，特别是在这奇特一看不那么显眼的情况下。这种能力有助于给小说中最乏味的部分——主要情境的解释性材料——增加许多趣味；是否具备它，还决定着作为创造性的艺术家，你究竟水平如何。作为作家，你必须同时是心理学家和广告专家，必须了解不同感染力各自的价值。众所周知，一串珍珠链在天绒大衣上会显得更加璀璨夺目，而在白色背景上就未必如此了。这样，对比，或者说是不同事物的并列，就是用以获得趣味的另外一种手法。对此可以在主角和背景之间进行。 
　　梅艾汀顿在她的小说《紫色布和细麻布》中，就利用了这种对比手法。她描述一个女人在伦敦某一地区行乞，而这个地区在那些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俱乐部里的富人们看来，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比也可以在主角和其他重要角色之间进行。欧文科布在《我们老南方》中就运用了这种对比。他把一位典型的，单纯、坦率而又慈祥的南方老上校同歌剧女演员摆在了一起。几乎水到渠成，在这种角色和生疏的背景的并列中，在非凡的人与普通人的并列中，在非凡的人与平凡的问题的并列中，或是在普通人与独特的问题的并列中，你认识到抓住读者兴趣的又一种手法——制造关于冲突，关于要去克服的困难和要造成的灾难的悬念。 
　　你会记得，编辑对那种“差不多可以接受”的小说的评价往往是，“还差那么一点儿小说味儿”。真正的“小说味儿”是伴随小说主体部分出现的。这时，读者已意识到故事情境，冲突也展开了。冲突以突发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才会有持续的“小说味儿”。不过，你在开端部分激起读者对主要情境的结局的好奇心的同时，也在诱使他保持兴趣。你为此采用的方法是提出关于冲突、困难或祸患的悬念。这就是情节趣味，它不同于读者对场面本身的兴趣。这样一来，算上标题，你就有以下几种用来在小说开端部分抓住读者兴趣的手法。几种手法是： 
　　１、引人注目、引起联想（在好的意义上说）和富于刺激性的标题； 
　　２、故事情境（要去完成或决定的事） 
　　３、这种情境或与之相关的事物的重要性，并将这种重要性通过一个或几个场面表现出来； 
　　４、在故事情境或主要人物身上安排某种独特的东西； 
　　５、用独创思想或阐释使表面平淡无奇的事情变得非同一般； 
　　６、对立事物之间的对比或并列； 
　　７、提出关于困难、冲突或灾难的悬念，使读者的兴趣从小说开端进到主体部分。 
　　当编辑说“缺乏足够小说味”的时候，他的意思不外乎下述两者之一：或是小说缺乏足够数量的危局来保持读者对小说结局的挂念，或是那些介于危局之间的聚合本身还不够有趣，不足以保持读者持续的注意力，直至新的危局产生。在第一种情形下，缺陷是在于构思，在于对那些能使读者意识到危局的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在第二种情形中，缺陷是在描述上，这常常意味着在你选择的情节中，没有足够的冲突。这就是当普通的男人或妇女说：“我不喜欢那篇小说，那里面‘什么事也没发生’时，所想表明的意思。”大多数遭到拒绝的小说都犯了这一重大错误。它们没有足够的冲突，读者也就看不到敌对力量冲突的意义；或者，它们让读者感到能否成功尚大可怀疑，从而使读者处于悬而未决的焦虑之中。冲突进行时，产生了故事趣味。在结构良好的小说里，冲突应当由主要故事情境派生出来。 
　　在描述构成小说开端的聚合和交流时，你让读者意识到主故事情境，并提出小说冲突的悬念，从而获得了小说趣味。在描述构成小说主体聚合和交流时，你则要在一系列的冲突中向读者展示矛盾。在构成小说主体的所有描述单元里，读者看到小说人物陷在一个或一系列冲突之中，这是由于他试图解决一个叙述问题，其结局却是莫测的。这样，包含有这种冲突或是敌对力量之间的斗争，就是造成趣味的第八种手法；这也是保持兴趣的主要手法。然而，不管你在描述这些敌对力量之间的聚合和交流时文笔是多么生动，如果你的情节意识很糟糕，以至于没能向读者指明，每次这种聚合和交流的结果，都是小说主角在解决主要故事情境提出的问题时所遇到的一个危局（这样的危局造成了新的情境，使故事最后结局仍属未知之列），那么，你照样会收到退稿单。 
　　通过悬念，通过让读者想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可以使每场冲突都趣味横生。这样，小说趣味就可以或是由危局，或是由聚合造成；当然，最好两者都有；因为小说趣味来自悬念，它既可以和整个小说人物在聚合中的即时目的后果有关，也可以和整个小说主要情境的后果相联系。不过，一般说来，你希望在小说主体部分引起的兴趣是持续注意的兴趣，或通常所说的“悬念”。 
　　一旦离开小说主体，开始考虑被归为结尾的部分时，第三类型的趣味就出现了。在小说开端，你通过暗示将有冲突出现来激起读者的兴趣；这种趣味主要是好奇心的趣味。在小说主体部分，你通过使读者对冲突的最后结局始终心里没数，来保持在开端部分引起的好奇心；这种趣味是悬念的趣味。当好奇心得到满足，悬念结束时，剩下的任务就是使读者觉得，他读小说没有白费时间。你一定要使读者感到，从最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他的好奇心是有道理的，把小说读完是值得的。你要让他对故事结局感到满意，觉得你描述的这种结果，同他想象中应加给人物和背景的冲突的最后结果不谋而合。结尾并非一定要“皆大欢喜”；所需要的只是，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小说结尾的趣味是满足的趣味。 
　　在获得这类趣味时，作家主要使用两种手法。其中之一，有欧·享利的范例。在给情节以巧妙而突如其来的转折方面，他身手不凡。事实上，正因为做得太好了，今天人们能记住他竟主要是由于这一点。当然，他的杰出之处却并不仅在于这一方面。他对现代人中的典型有着了不起的观察力。而在他没有描绘他们之前，他们还称不上是典型。尽管如此，人们如今引他为例证，却总是因为他精于运用使人出乎意料的手法。让主角面临的最初情境发生逆转，是为使读者对小说结局感到满意所经常使用的最受欢迎的手法。 
　　通过使人感到意外，小说结尾获得了戏剧性。利菲尔丁（一般他被认为是英国小说的创始人之一）曾十分简洁地解释了这条关于趣味的规律，原话如下： 
　　“……我想，在这不多的限制之内，任何一位作家都可以如其所愿写一些奇妙的东西；不仅如此，只要不超出合理可信的范围，越能使读者感到出乎意外，就越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越能迷住读者。” 
　　欧·亨利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就是这种出其不意的情境逆转的一个范例。那个想使自己被捕的流浪汉，只是在他改变了主意后，才被抓起来；在一般能使人进监狱的原因都没能奏效以后，他却因聆听教堂里的音乐而横遭逮捕。 
　　另一种我尚未谈及的手法虽然极为有效，却没得到适当的运用。你已经见到，没有内在趣味的事件，通过与其它事件结合，能够获得合成的趣味。通过使之富有意义，也可以给事件以合成的趣味。一件本身平淡无奇而毫无意义的事情，可以因其意味深长和富于象征而变得有意义而引人注目。斯蒂尔在《地狱上冻的时候》这篇小说里，让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手捅进碱水锅里，以此象征她承认了自己对丈夫的不忠。在《灯光信号》中，伯克让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扯下了窗帘；这本是一个意义不大的行动，但由于它是向警察报告屋里藏有逃犯的信号，就变得事关紧要了。在《星期六晚班邮件》这篇小说开头，一位姑娘对继父开玩笑说，她能控制情感的骚动，如果她真的闹恋爱了，她就一定要给西里尔打个电报了。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对要他喝一杯的邀请回答说“谢谢你，我不喝酒”时，没什么更多的含义；可是，如果它是同酗酒行为做斗争的成果，那就有意思了。用来获得趣味的第十种手法，包括要具有象征性或有意义的行动这两方面。 
　　你会十分感兴趣地发现，由于运用了上述种种手法，小说变得趣味横生。阅读别人的小说时，通过确定在哪一点上你因感到乏味而跳过不看，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通常你会发现，你去读两个人物之间冲突的场面，蛮有兴味；可是，如果场面结尾处没有预示情节里的一个危局，你的兴趣就会低落。照这个路子，你将亲眼看到，小说场面由于有所意味而变得趣味盎然。经过分析认识到这一点后，你的任务就是创造性地实现它。小说对你来说将不再是唾手可成的了。非同寻常的条件也许存在，但它自己不能构成故事情境。你的任务是选择或创造有重大意义的主要故事情境。你先要把它具体化为小说人物要去完成的某件事，或是小说人物要去决定的某件事。如果这样提出的叙述问题本身是平淡无味的，那就设法使许多问题要由它而定，使它对于小说人物来说是重要的；最好使它既重要，又非同寻常，并以此使它富有趣味。一旦抓住这一要点，前进道路就会豁然开朗；在没抓住它之前，一切却只是混沌一团。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创作的熟练只能来自实践。对许多人来说，构思是轻而易举的；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永远不会精于构思。他们靠的只能是描述，而描述也并不那么容易。描述需要负出的劳动令人感到厌倦不堪。许多人为此而嫌恶它。可是，不能就此放弃努力。许多人发现自己的肌肉因从事体育活动而酸胀不堪；而肌肉越是酸胀，就越说明你需要锻炼。想象力的训练也不例外。想象力和自然界万物一样，要靠喂养才能成长。你们中间多数人会发现，构思过程中创造性的一面开始时是困难的；但会变得愈来愈容易的。你要始终目标明确，抓住读者兴趣并保持下来。在试图做到这一点时，你是在和许许多多的人竞争；读者却有充分的选择余地。除非你的小说吸引了他，否则他不会去读的；如果感到乏味，他会就此为止了。请记住，“索然无味是得不到回报的”。 


------------------------我是梦的傀儡
 
主题: 怎样使小说引人入胜[美]约翰·盖利肖]]>聂尔2006-3-4 23:30:05<![CDATA[韦斯顿的人体摄影]]>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233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聂尔2006-3-4 22:56:57<![CDATA[梦露]]>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229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聂尔2006-3-4 22:55:47<![CDATA[看看这头母牛]]>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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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尔2006-3-4 22:49:45<![CDATA[梵高：盛开的桃树]]>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187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聂尔2006-3-4 22:42:19<![CDATA[朱丽叶·比诺什]]>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181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聂尔2006-3-4 22:39:34<![CDATA[钟阿城]]>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3175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聂尔2006-3-4 22:37:23<![CDATA[札记（父亲）]]>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2552
　　父亲的权力太大了。父亲在家庭里几乎是为所欲为的。他不仅生育了儿女，而且在法律，道德，伦理和心理范围内，也就是在人生的所有方面，给予儿女以及整个家庭以带有他的印记和血痕的规定性。在中国文化中尤其如此。这是相当残酷的。于是，父亲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报应。他成为反抗，诅咒，削弱和裭夺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父亲是逃脱不了的。不存在个性化的父亲。任何一个父亲都代表着所有的父亲。这里没有偶然和侥幸可言。有的父亲可能会有种种理由为自己的无辜而抱怨，但那是没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或许可以说父亲是一个身处牢笼里的形象。人们反抗他，并非因为他本人的恶，而是因为父亲这个种属的恶的本质。没有一个父亲可以单独逃往善的阵营里。成为父亲便是永远成为。

　　人们的心理总是现实的延后的反应。一个儿子在成为父亲以后，他可能得用二十年之久的时间才能拥有一个父亲的自觉。在这之前，他一直沉浸在做一个儿子的悲愤之中。二十年后的某一个白天，或者某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他的儿女的猛烈的动作终于摇醒了这个往昔的儿子和假寐的父亲。于是，他不得不以一个父亲的形象站立起来，甩掉那个早已失去了但却始终披在他身上的儿子之皮，他不得不裸露出了父亲的本质。

　　一个母亲当然也可以成为家庭里强势的一方，甚至可以成为特定家庭里的灵魂和主宰，但这是以整个家庭失去父亲的巨大而无法消除的痛苦为代价的。父亲尽管是恶的，但却是天然的和天赋的。父亲的存在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激发伦理反抗的热情。如果父亲以父亲的反面或者以不合规定性的面目出现，这个家庭在它的儿女们的心目中会成为一座坍塌的神庙，对原始圣殿的追寻会成为这个家庭的终极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家庭情感因而成为扭曲的，空虚的，不道德的。

　　一个悲伤，软弱，忧郁的父亲是一个不可能的父亲。父亲的双肩只能挑起他所应得的定义。他无法将其卸下。

　　父亲做任何事情都是可疑的。根据父亲的定义，他只应该做一个父亲，而不是商人，政客和情人。父亲是一个做出决定的人，他可以命令家庭成员们奔赴不同的方向，但他自己却必须呆在父亲的宝座上，一刻也不得走下来，就像饥饿艺术家必须始终呆在他的笼子里一样。

　　但是，一个绝对的父亲是无法生存的，正像任何绝对之物都无法生存一样。因此，父亲身上的矛盾既是无法避免的，又是惊心动魄的。换言之，父亲身上的矛盾既是绝对的，又是无法理解的。这是所有分裂主体之中最大最光辉和最苦难的象征。

　　父亲之神人合一，既是英雄时代也是宗教衰微的遗迹。由此可见，父亲经历他的命运已经有多么漫长的时间。从今天人类的心理现实来看，这个漫长的命运还将延续下去，延续到一个看不见的尽头。

　　父亲是沉默的。父亲居于上方，钢铁一般的双唇始终紧闭。他的威严就是他的命令的可见形式及其无须阐述的含义。我们惯常听到的都是儿子们的声音。儿子们在下面狼奔豕冲，在一片喧哗中争夺话语权，为的是自己将来成为可诅咒的父亲。

　　苦难的，沉默的，英雄的父亲，绝无倒地而死的可能！
]]>聂尔2006-3-4 19:01:18<![CDATA[饭局]]>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1887
　　中国人的饭局经常由不相干的人组成，而且为数众多。
　　虽然我没有去过外国，但我仍然认为这就是中国特色。估计不会大差。
　　我还认为，陌生人在饭局上不可能成为朋友。根据我的经验，有些人在饭局上已经不知道相遇过多少回了，但双方心里仍旧视对方如陌路，甚至视为寇仇也不是不可能。因为陌生人同吃一桌饭，与动物分食是一样的，都认为这块肉本来是自己的，却被对方瓜分了一块去。
　　因此，在饭桌上培养友谊无异于与虎谋皮。
　　如果说在饭局上也形成了一些人际关系，那无非是大家合谋，下次一起去吃掉另一桌饭。
　　吃饭应该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情。吃相，饱嗝，微醺之态，都不宜于太公开。如能在自家餐厅里解决，与自家妻儿互相观瞻，我以为是最好的。
　　但现在却不是这样。
　　百箸齐飞，口沫四溅，玉露横流，以饱食之后的动物松弛之态互为暴露。这简直就是饭局的常态。个人觉得殊为不堪。
]]>聂尔2006-3-4 15:47:33<![CDATA[美丽心情]]>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51859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聂尔2006-3-4 15:35:37<![CDATA[札记（3月1日）]]>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43096
　　智慧的根本特征是它的自我认识能力。因为智慧必须附着于某一生命之中，对智慧的误解于是就产生了，人们普遍以为生命的自我认识是智慧的最高功能，甚至认为这就是智慧本身。不，不是的，那实在只是智慧不得不走的弯路，是它的生长所必须冲破的躯壳。真正的智慧乃是生命之上的自我交接。你看，在村庄的上空，两棵树的树冠以完全平等的姿态，就像出生于这个村庄的两位上帝一样，在摇曳着，交谈着。你不能猜测说他们的交谈与村庄无关，但也不能说他们所谈的只是这个村庄。所以，智慧只存在于两个以上主体的关系之中，而不可能在单一的生命中生成，它是脱离了枝头，结在空气里，却永远无法被摘取的果实。

　　躺卧在大地上，既安全又舒适。所谓大地已经被分割、破坏和装饰成许多块，已经不存在我们所向往的原始的充满生产力的大地。普遍的苦难以及建筑其上的观光线路，某一种在市井间流行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它的命名，浅尝辄止的爱的观念及其行为，青年们不约而同的奇怪的爱好，客厅沙发家庭情感及诸如此类，还有那些堆积在库房里的各种各样的书……这就是对大地的分割。于是，一个统一的大地的观念消失了，人的站立和行走的愿望亦随之消失。每一个人融合于别的人，生活到类的概念里。他们甚至不如我记忆中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员们更有个性。

　　在一个缺乏宗教的道德混乱的国度里，人们最希望建立的是爱的宗教。但是，最高的爱也只是人的情感和行为，因而它根本不符合宗教的原义。基督教所创设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实际上是一种爱的制度化，但是，人们除了在其中互相厌烦，被自己的财产所拖累，还能做别的什么呢？一夫一妻制是爱的最高冲动的产物，就爱的形式及其所包含的实质来说，已经不可能再有比一夫一妻制家庭更完美的创造物了。如果连这一制度都不能保证爱的纯洁和崇高，人们凭什么还要对爱寄予更高的希望呢？因此，我认为没有爱的宗教，只有宗教之下的爱。

　　爱的本质是轻盈，运动，而不是苦难和沉重。后者与土地紧密相连，是土地的属性在人身上的反映。爱则是土地之上的人的运动。爱之无法持久正因为它是脱离了土地的。它终究得落下来。当爱结束的时候，人便重新落入苦难，回归到了土地之中，或者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之中。

　　汽车从远处驰来，它以对距离的快速消除代替了对道路的丈量。
]]>聂尔2006-3-1 14:17:16<![CDATA[札记（2006.2.25）]]>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32237　　真是奇怪，一连许多天，我居然能够毫无困难地入睡，好像我担心了一辈子的那些事情都已经解决好了似的。

　　我有点理解罗丹为什么任凭他的情人在门外宽大的台阶上跳脚叫骂，就是不放她进门去，这是因为他要工作，工作与爱情无法互相容忍。

　　爱情也是一种工作，因为它也是生产性的，甚至是创造性的。爱情在身体以内，最终在身体以外，创造出它的产品。

　　爱的节奏：诞生，进行，爬爬爬，激昂，高潮，高潮上的平台（异常宽大），舒缓的下落，不断回头张望，终于走进对面的小树林，恬静的休憩（夹杂着一丝甜蜜的哀怨）。然后，再一次诞生，进行，爬爬爬……重复是爱情的主要修辞手段，无论在每一局部还是就整体来看都是的。换作任何其他文本，哪怕在音乐中，如此强烈而又频繁地使用重复都会造成单调和疲劳，只有在爱情中不会，因为当真正的疲劳降临到爱情中时，爱情就已经没有了。

　　我承认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特质？不，我不承认。我说过我是一个共时性的存在。从八岁到现在，我没有发现这中间有什么深刻的内在差异。我是一只坚硬的内核，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之内，时间的流水冲击着外壳，内核却依然完整如初，新鲜如昨。这就是我。如果问：时间难道就不曾改变过你吗？回答是，当然改变了，但它的改变是这样的，它让我从外向内，清晰而又模糊，精确而又遥远地看见我那不变的自我，它使我的自我在世界的中心蜗居，逐渐地变成又一层外壳。然后，它在里面重新生成。

　　我对我的孩子抱有什么样的希望？坦白地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点也不明确，正如我对我自己的未来从不作规划一样。这并不是说我对孩子和我自己不抱有任何希望，实际上恰恰相反，我只有希望，没有其他，而希望，谁能说出它是什么呢？

　　阅读满足两方面的需要，一是阅读者的需要，另一是被阅读者的需要。这就像像爱情满足两方面的需要一样。被阅读者的需要，这并不奇怪，也不神秘，它甚至出乎意料地明确。难道你没有意识它吗？你应该能够意识到。

　　我警告你（同时也警告我自己），聪明与智慧是两回事。它们甚至不能称为一条道路上的两个阶段。聪明作为事物的一种物理特性，像所有的物理特性一样，惯性和惰性是它的主要特征，因而它没有成为智慧的愿望，它甚至是反智慧的。它对智慧的阻碍比愚笨更有力量。

　　女人的容貌对于男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简直无须认识。但是，为什么她的容貌对于她本人也是重要的，却并不是男人所能想象和理解的，因为对于她来说那只是镜子里的容颜，只能观看而无法把捉。她是美的生产者，这是合乎某种目的的。但这仍然无法解释存在在于她那里的问题。

　　男人也照镜子，那是他的一种自我确认。他刮掉胡子，恢复了昨日之我，准确说是昨天早晨的“我”。然后，那个“我”带着干净的面庞走出门去，去进行一场与其说是为了夺取不如说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斗争。每日战斗的结果并不分明，要到第二天早晨站到镜子前去加以检验：生长的胡须代表内部自我的不适当的泛滥，疾病、伤痕和衰老在脸部的反映代表昨日之我的变异。必须在震惊和哀伤之后做出调整，以确定自我仍旧存在着，并且是坚定而活跃地存在着。只有这样才能在不知不觉中重新产生出安全之门内的勇气和力量。
]]>聂尔2006-2-25 17:23:00<![CDATA[萧功秦：认识美国的另一面]]>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306332006-2-5 星期日 



认识美国的另一面：
彼岸归来的随想
 
 
1998年，我作为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各地访问了一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回来以后，一位朋友建议我把这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趁还没有淡忘以前，尽快地记录下来，并应特别突出观察美国社会时的第一印象。下面，我就把自己的一些观感诸位朋友作一些介绍。
 
美国老百性的公德意识

 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要理解真正的美国，比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欧洲的中国人要理解德国或法国，似乎更不容易。在电视时代，人类各民族了解另一个从来从来没有亲自去过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电视与各种传媒。我第一次去欧洲以前，通过电视传媒而在心目中形成的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印象，与后来真实接触到的相比，似乎没有太多的区别。而在美国则不然。而电视中的美国形象与实际的美国差异甚大。
美国的传媒所及，可谓铺天盖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由于籍助于美国新闻网与其他传媒，从而远比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要多得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一般百姓相比，在国内就有更为有利的信息条件来认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电视与各种传媒的普及，固然有助于相互了解。然而，也许是由于美国人在电视新闻与传媒中显得太咄咄逼人，美国人在电视肥皂剧中的形象太强悍猛烈，久而久之。一种固定的“美国人”的形象似乎就挥之不去。说实在话，我这次亲自在美国本土所看到的和所接触到的美国人，与原先通过传媒所感到的，以及与自己原先想象的相比，要更随和、也更亲切。没有想到，一般美国人生活竟然相当保守，而决非那么浪漫奔放。大多数家庭晚上九十点钟就关灯入睡，汽车在旧金山郊外行驶时，车窗外的一家一家住宅灯光全无，所经之处，几乎就是一片漆黑。这种实际感受，与过去想象的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夜总会相比，真可谓大有区别。 
这种区别之所以产生，其最重要原因是，真正美国生活是如此平凡，以致于美国的电视与传媒（它们多数来自于美国自己的新闻网与其他电视产品）对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不屑一顾。一切传媒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人们灌送“人咬狗”的新闻。浪漫的、奔放的、强悍而充满刺激的美国，是多元美国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小部分，却占据了电视中的美国的一大部分。因而也成了没有来过美国的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的全部或大部。传媒对一种文化的真实形象的不自觉的“扭曲”与忽略，同样存在于美国屏幕上的中国对真实中国的“扭曲”与忽略之中。这也许是当今世界文化碰撞中颇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到美国，我特别感受到一般美国人的友善。到华盛顿的当天，我在地铁车站里看路牌，一位大胡子残疾人就走过来问我，“你是否需要我的帮助？”，又一次，当我在街头寻找回旅馆的路牌时，又是一个青年人迎上来问我：“你需要我的帮助吗？”这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呢？”他微笑着说：“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你一定在找路” 刚到美国不久，有朋友问我，你对美国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说最深的印象是没有想到美国一般人所显示出来的社会公德素质比我原先想象的要高得多。把美国小城镇说成是一个近似的礼义之邦，实在不算过分夸张，而小城镇则是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如果你在城市的大街上偶尔与一个陌生的行人目光相对，他或她会首先向你微笑。你的旅行包不小心碰到路上的行人，被碰到的行路人居然会先向你表示歉意。甚至有时他会主动赶上来向你打个招呼。 
我感触最深的是，美国人对陌生人的信任似乎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我在离开南卡罗莱那州的察尔斯顿的一家旅馆时，发现用电脑打印的帐单上，多算了一笔电话费，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在旅馆里用过电话，他们连头都没有抬，就把这笔多算的钱款退还给了我。他们宁愿相信我本人，而不相信电脑。
 另一件事也很说明问题。我在美国经常逛书店，有时从一家书店刚购了几本书，就进了另一家书店，为了避嫌，我往往会主动地向店员说，这是我刚从其他地方买的书，是否可以放在什么地方？对方总会简单的说：“No problem, please come in " (没问题，请进吧。) 于是，我就带着大包从其他书店新购的书走了进去。在麦迪逊是如此，在纽约、旧金山也是如此。
 当然，这种对陌生人的信任的态度习惯，之所以流行于社会而一直没有受到破坏，完全取决于整个社会道德风气是否足以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很难设想，在国民整体道德水准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对陌生人还会保持这种信任。美国人对于说谎者之所以如此不能容忍，是因为这种习性一旦形成，就会对互信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人们希望享受这种互信的风气给自己带来的方便与温馨，他就应该自觉地遵守共同约定的游戏规则。
 有一个我亲历的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与陪同我的翻译吴女士到达蒙太那州的一个小城波斯曼（Bozman），由于我们的行季没有随机到达，当时已经是晚上近九点钟，下一班飞机至少要明天才到达，整个候机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而在运送行李的传送带上，不知是哪位乘客的几件大行李还没有被人来领取，它们在传送带上不停地沉默地兜着圈子。没有一个看守它们的人，而此时如果有人从传送带上把它们顺手牵羊，然后放到几步之遥的门外的汽车上一走了之，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直到我们空手离开机场去旅馆时，那几件行李还在转动着的传送带上无人认领。后来，我们的行李由机场的专人送到旅馆来了。据吴女士告诉我，在美国乘飞机，行李被误送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的事常会发生，但偷拿别人行李的事在美国好象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 这一件美国人自己决不会注意到的小事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义，对我个人来说极为重大。美国人对人的信任习惯与这个民族普遍的社会公德水平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民性，与制度结构的关系，往往也可以从这种小事中看出一个大概。
 美国人做生意时为顾客着想也着实令人惊讶。我在蒙太那州的一个小城波兹曼（Bozman）的一家文具店看中了一架打印机，正准备付钱买下来带回中国，那位售货员小伙计得知我是从中国来的以后，他就马上对我说，“我建议你不要买，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生产的，你回国后买肯定比这里便宜。”为了使我相信，他还特地把那架打印机翻了个身，让我看出产地的牌号。我确实感到很惊讶，他为什么那么为我考虑？做成这样一笔生意，对他和他的公司不是更好吗？他不这样提示我，不是也完全很对吗？人们总是说，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那么，这位伙计又唯什么是图？

 我原先总以为，美国人缺乏人情味，因为商品化社会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冷漠。人们都是这么说，我想这也许是事实。然而，有时一件在美国极其普通的事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那种友善、温情却给人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到华盛顿的一家很大的书店里去买书。我发现，在书店的一个角落，放着几排椅子，前面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放着几瓶甜酒。显然，那儿正在举行一个家庭的聚会，可能是为了庆祝他们家中的一个年青人成年或其他什么喜事，也许是因为书店里有一种特别值得珍惜的书卷气的氛围，家族庆祝会安排在这儿举行。来宾有老有少，为了不影响书店的其他读者，他们的掌声很轻，笑声也很轻，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却可以从这些笑声中听出一种特别的温馨。当然，美国很大，各种类型的家庭都会有，美国破离的家庭为数众多，但这场书店中的家族聚会却十分真切地使我把握到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我想这至少是真正的多元的美国的一个部分，一个常常被我们不了解的部分。一小时以后，当我从书店的另一角落重新回到那里，曲终人散，只有几个参加聚会的人还在那里轻声细语地互道平安。

 我在黄石国家森林公园里，确实感觉到美国人的那种文明水准，整个森林公园数百平方公里，汽车所过之处，满目绿野，真正可以体会到我们能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湖泊如镜”。在那儿，碧清的温泉冒着白气，你可以透过泉水，看清水底下十多公尺深处的礁石，产生一种神奇的遐想。然而，更使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四周是如此清洁，汽车在森林公园的柏油马路上开了整整一天，却始终没有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一片纸屑，而且，所到之处，似乎也没有见到过什么清洁工人或卫生监督员。当我既将离开公园时，突然见到了这样一幕情景：一个妇女让她那刚会走路的孩子蹲下身去，把一张纸片捡起来，然后，这孩子蹒蹒跚跚地把纸片扔到几步路以外的废物箱里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除了我，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
另一件使我感到与中国非常不同的事，那就是美国的动物一点也不怕生人。那一天清晨 ，我一个人在察尔斯顿的一个教堂墓地散步，突然，一只小猫，从不知那儿窜了过来，它看了看我，一点不害怕，居然走近我，在我的裤脚边嗅了嗅，就与我玩了起来。这在我的生活经验中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为什么动物不怕生人？因为在美国，没有人会对动物安全造成威胁，动物就失去了怕人的本能，不仅鸽子是如此，连猫、甚至连黄石公园里的小松鼠也是如此。 
最有趣的是黄石公园里，我们在傍晚的公路上，看到一群真正的野牛。它们慢慢悠悠地走着，公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地汽车，一动也不动地耐心地等待着这些“贵族”，而这些野牛却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依然是那样慢悠悠地走着，仿佛这儿本来就是它们的世袭领地。这一场景，甚至没有任何人按喇叭。对此情景，我内心颇油然产生一种感动。这件事反映的不仅指的是人与动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从中看到美国人身上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自觉，已经在动物的行为方式上产生了影响。
至少我认为，我所亲自感受到的美国人的普遍守法意识、对人的尊重，（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驻中国使馆中的某些人员，在前去签证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与苛刻，好象最不象真正的美国人，关于这一点许多中国人都有共识，也许这一点可以为文化上的“淮橘为枳”，提供一个有趣的例  
]]>聂尔2006-2-25 3:09:10<![CDATA[昨天下午的一个电话]]>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019469　　接上海文景杂志电话用稿通知。是一位女编辑。她对我所在的地方好象十分陌生和好奇，仔细问了在山西哪个方位，挨着哪里，平时如何能够买到杂志书刊，在报亭买还是在书店买，还问我是一个作家吧，我回答说我也是办刊物的，她竟十分惊讶，问我办的是何杂志。她所惊讶的仿佛是，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小城市居然也有杂志？我也感到惊讶，上海女性看中国竟然如此遥远！]]>聂尔2006-2-21 9:15:15<![CDATA[今日购书]]>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982757　　下午，聂小晴提议去书店。在席殊书屋购得如下书共十种，觉得颇可称为一个收获。聂小晴却竟然一本书也没有选上。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
　　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
　　戴维•赫尔曼《新叙事学》
　　　　以上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西美尔《生命直观》（2003）
　　罗伯特•杜歇《风格的特征》（2003）
　　克里斯丁•麦茨《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2002）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__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2002）
　　　　以上为三联书店版
　　《艾克哈特大师文集》商务2003年
　　《明诗选》人民文学2003年

　　回家后又收到《青桐》和《漳河水》等杂志。青桐改版了，居然只是从36页增至40页。

]]>聂尔2006-2-7 18:08:00<![CDATA[鲁顺民《黄豆豆，黑豆豆》]]>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941236鲁顺民  


　　一、保卫果实 
　　 
　　采访对象：孙五十一，７７岁，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采访时间：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７日上午。 
　　说明：孙五十一是一名退职的农村基层干部，因此，他的叙述以村政权更迭的顺序展开，具体到某一细节的陈述，都以那一时段的政治事件作为参照。比方，他退职的具体时间，其表述是“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实际上，这里的“改革开放那一年”指的并不是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１９７９年，而是农村中“公社”、“大队”等名称退出乡村生活，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恢复旧有的乡、村两级行政管理的１９８１年前后，其时，当时担任大队干部的孙五十一所经历的阵痛可想而知。他将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前后对乡村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记忆全部纳入“改革开放”的记忆范畴，一是因为时间间隔比较长，二是因为，这场变革并不是以疾风暴雨的革命形式完成的，而是一点一滴改变着乡村生活的格局和秩序。 
　　民间记忆里关于时间的表述历来往往以波及面广、影响直接和深刻的灾难、变革和运动事件作为参照，这些自然和政治的异常影响会通过记忆的表述逐渐浮现出来，比方说“光绪三十六年”，“民国十八年”，“五八年大跃进”，“六二压”，“六六年文化革命”，如果有人忘记了生活中某一件事情的具体时间，大到盖房起屋，小到某一个人的生日，旁人就会这样提醒他，“不是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吗？” 
　　这些年份的表述方式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了，然而，对于这些名词的梳理，恰恰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灾变、政治运动对民间生活影响程度的线索。 
　　但是，当问及当年村民兵中队长刘允文被枪毙一事，他断然地说，这并不关土改的事情，在其后的两个采访对象那里，对这一事件的时间和性质判断也异口同声。这一叙述表明，在民间记忆的“土地改革”，其界定的时限，是１９４７年冬天１０、１１、１２三个月，而这三个月，是晋绥边区所谓土改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的时段，这收获倒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民间对于“运动”的理解往往是以震荡性极强的事件为参照的。 
　　坪泉村，是一个大村，１９４７年，四五百户，一千多口人。现在多多了。 
　　１９４０年正月初七，从东坡下来几个穿皮袄的，进村宣传了半天，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这几个人进村干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几个八路军。在村子里住了几天就撤走了。他们撤走之后，村子里成立了新政权，大概是在正月十五，有村上的董先生、王宝明、刘玉喜、周明这几个人组成，村长由县里从县政府派过来，叫武四强。 
　　这样一来，咱们村就算解放啦。说是解放，村上办事还是依着旧理，掺和些新理，新理旧理一齐来。到１９４７年土改的时候，我也长大了，参加了民兵，每天开荒、巡逻。 
　　开荒那个时候有个优惠政策，凡是荒地三年不出租子，不出公粮，大家积极性挺高。咱村里没有荒地，梁地全是沙地——哎，对，就跟电视上那沙漠差不多，开出来也产不了多少粮，有时候连种籽也收不回来。上头号召说开坟地也算。村里东坡上都是坟地，过去有钱的财主都在那里置有坟地，修得像模像样，石人石马的一坡都是，有的坟地还常年雇人看管，小娃娃放羊放进人家坟地里，被看坟的人揪住耳朵就扔了出来。１９３７年日本人来轰炸，以为东坡上是些工事，炸弹不知道扔下多少，炸了满满两天。所以到政府号召开坟地，那坟地里都是乱石头林，挺不好开，实在没办法才到那里开荒种地。到土改那一年，家里共有三十多亩旱地。 
　　土改之后，村里把地都收归公有，造册登记，平均分配。每人一个标准亩，所谓一个标准亩，就是以产３６０斤粮食为一个标准亩，这样下来，每人分得６分水地，３亩多旱地。因为那个时候征公粮就按标准亩来征，咱们村一年下来共征１００００斤，拢共１０００多个标准亩，见一亩征１０斤粮，不多，比起后来差远了。到１９６８年，村上为了争先进，狗日的一下子就要交４０万斤公粮，你说狠不狠。 
　　１９４７年土改，说起来还真出了些事情——过去的事情不能想，想起来心惨咧！全村刚开始划出好几个地主，后来纠偏的时候除了两户富农外，没有一个地主。因为甚？因为都跑光了，有抗战一开始跑的，有后来听见风声不对跑的，大户人家本来就不多，到土改的时候都跑了。跑到河对岸去了。河对岸是国民党，两国交兵，天天鸣枪放炮的。 
　　我家的岳父刘玉喜，１９４０年开始在村上应些事，土改一开始就抓起来。把他抓了起来，也不问青红皂白，说你家是地主，把银钱交出来，逼拷着要。他哪里有个钱？家里劳力大，过得稍比别人强些些，也仅是个够吃饿不着，平时吃米吃面，是吃一顿磨一顿，用小磨子硏，不上大磨。就这，吃多少，吃些甚，还得他父亲批准，钥匙都系在老汉的裤腰上。 
　　刘玉喜被抓起来之后，民兵就给老汉捎话，说不往外拿银钱，你儿子就保不住啦，要上铡刀铡哩！要拉到南梁枪崩哩！吓得老汉当天吞洋烟（鸦片）死掉了。死人的消息传到刘玉喜那里，刘玉喜让家里把银器都拿出来，看他也没有甚“油水”了，就把他放了。算是躲过一难。 
　　你说的那个刘允文，《晋绥日报》还有消息（见附后《晋绥日报》１９４７年９月５日头版，笔者）？这我不清楚，但他是在土改之前被枪崩的，跟土改没关系。 
　　刘允文这个人，叫我说，是个好人。他被枪崩的原因是因为作风问题，串门子。串门子你还不知道？串门子就是胡搞，乱搞，瞎搞，搞甚？搞男女。刘允文当时是村上的民兵中队长，人长得也刚气，就是脾气不好，派兵巡河啦，征公粮啦，得罪下不少人。至于乱搞男女，现在还是个事？具体是个甚情形，咱也知道得不是太详细，你想，那时候刘允文是个中队长，屁股后头挂个八音子（勃克手枪），威风着呢，闺女媳妇子见了就爱，都爱公家人。１９４７年春天的时候，他是搞了军婚。这个军婚是刘三仁的老婆，这老婆，娶回来之前就是刘允文的伙计（情人），烂货一个。刘三仁复员回来，不让啦，天天打瓦告状，一直闹到部队上，部队上给县里下了命令才逮起来。不多时，就给判了死刑。 
　　刘允文是被拉回村里枪崩的。枪崩他那一天，聚下好多人。好像是七月天气，天气热得，走在树荫地还出汗。刘允文也算是一条汉子，拉出来的时候，在街巷里跑得风快，后边押他的人撵都撵不上。为甚？你想呀，刘允文在村上风风光光威威武武的一个人，现在遭了这下场，他自己怕别人看见嫌丢人哩。一直跑到南梁上，和执行的商量说，你们也不用绑我，我是当过兵的人，自己跑步到刑场。大家都知道这人肯定不会跑，况且跑也不顶事，你能跑过子弹？刘允文自己喊口令：跑步跑！ 
　　一出溜就跑开了。跑到地头，又喊一声：立定！ 
　　然后就直股股地站在那里，头也不回，行刑的才开了枪。 
　　你看，刘允文是这么死的，跑和土改没关系。他死的时候是２７岁。 
　　土改开始之后，是下了个《告农民书》，说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说这话还不安然，一说这话还有个好？土改的时候，村里死了一个张五元，当时任农会主席，人称为“龙头”，所以后来一来运动就说下“打龙头”，还死了一个李存柱，是大东梁村的，当时大东梁和坪泉是一个行政村。张五元五十多岁，李存柱也有个四十多。土改一开始，工作团就把村里的干部全关起来，最后咋处理的？是在人民法庭上处理的。 
　　人民法庭也是球个没规矩，说没规矩吧，他还有规矩。那时候开会很多，几乎每天都开会，开会就是控诉，就斗争，家长啦里短啦，就那些。后来就开成人民法庭，要处理这些干部。我记得张五元、李存柱是让定成地主的，１９４８年纠偏时候改正了，是中农。一个个干部被押在台前，最后都把斗争的注意力集在张五元、李存柱两个人身上，工作团说咋处理呀？群众说杀球算啦。想想也后怕，几个人说杀就杀。但工作团的水平还是高，说看是不是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发明了一个点豆豆。

　　怎么点豆豆？就是在两个人身后放两只碗，找来一碗黄豆，一碗黑豆，不同意杀的，就在他们身后的碗里放一颗黄豆，同意杀的就放一颗黑豆，黄豆活，黑豆死，一人一颗豆豆，排上队到桌子捏豆子往碗里放。刚开始上去放得人少，因为甚？人命关天，一颗豆子点下去决定死活呢！谁为这个冤？工作团的人说大家不要有顾虑，让台上的民兵撤下来，意思是要发扬民主，像现在的无记名投票，你点进是黄豆黑豆谁也看不见。这下就没规矩了，有那灰人抓一把黑豆就放在碗里。 
　　最后的结果，你想哇！还有个好？两个人就让这两碗黑豆给作灭啦！ 
　　不能想，想想心惨，害怕呢。 
　　操他祖宗，那么些年月！ 
　　斗争完，就分地，地分下来后，县里抽调民兵要到河西打国民党。冬天，共抽了八十个民兵，跟的是十八团。那一年冬天的雪真多，我们过了河西府谷皇甫一带，其实也没打个仗，主要是骚扰敌人，故意在敌占区出没。白天到一个村子里，照住三百人的队伍号房子，黑夜就来了，搞得动静挺大，住到半夜就起身走。大雪天，队伍排成一排，后一个人的脚踏前一个人的脚踪，等国民党部队赶过来早就走得没影了，而且也不敢追，他闹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其实就我们八十个人。气得国民党说，共产党是属鬼的，来无踪去无影。 
　　就那么着，在山里转了将近半个月，睡不下个囫囵觉，但是李团长指挥得高明，我们这支队伍骚扰了那么长时间，到队伍撤回来的时候也没有伤着一个人。 
　　真正的战斗是参加解放麻镇。麻镇是府谷一个大镇子，不是“金皇甫，银麻镇”嘛，都是些买卖人住的地方，再加上土改逃亡过来的地主、大商，都集中在那里，国民党黄团（团长为黄文炳，故）把守着，解放军上来两个团。 
　　战斗一开始，吹起冲锋号。等发起攻击才发现出了大问题，黄团早有准备，在镇子外围的寨墙上设了许多枪眼，人一冲上去，枪声大作，死人无其数，攻击不得不停了下来。当时两个团一个在北头的山上，一个在河川里，河川的攻击受阻，团长命令通讯员上去通知另一个团从上面先发攻击。通讯员冲了几次都让打了回来，团长下死命令：你给老子死也要冲过去。 
　　通讯员扭头就跑，但一挨近河槽就让打回来，一挨近河槽就让打回来，他很为难地回头看团长，团长再次命令他冲过去，同时拔出枪：你今天冲不过去老子就毙了你。话音刚落，就给打出一枪，通讯员这么一激，还真冲过去了封锁线。人家团长那耍枪打得叫有技术，一枪出去，正好打在通讯员的背包上，背包后面不是捆着一双鞋吗？子弹顺着鞋底就斜插出去了。 
　　信送到，山上一打，川底一冲，麻镇就解放了。 
　　我们的任务是看俘虏，那么些个俘虏都集中在一个院子里，部队上其实对他们挺好。有一条，俘虏里几乎都是些烟鬼，我是负责每隔几天发放洋烟。不够哇！那么多人，几天给指头肚大一点，有一个当官的哭得给我跪下，从怀里掏出个金溜子说，多给点，你把这拿上。我敢？部队上纪律硬，一个金溜子还不把我的命送了？我说，给了你，其他人就不够了，都是些弟兄，你忍心看他们瘾死？ 
　　后来那些俘虏说，共产党仁义呢，还给发大烟。我们民兵撤退的时候，那些兵还拉住我的手一个劲哭，说老孙是好人。 
　　回村后，两国交兵不存在了，河这边，河那边都解放了。后来入党，当干部，一干就是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还说什么？唉！娃娃，过去的事情不能想。 
　
 
 
 
二、就是个运动 
　　 
　　采访时间：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上午。 
　　采访地点：河曲县大东梁村。 
　　采访对象：贺三女，８１岁。１９４７年土改时任坪泉行政村村主任代表，长期担任大东梁村支部书记。 
　　说明：贺在村里显然享有很高的威望，８１岁的老人，思维清晰，思路开阔。在采访时，村里正为城建占地的费用和镇里派来的代表谈判，贺虽然退职在家，但还是被镇领导邀请来“拿事”，他的到来使很嘈杂的会场安静了许多。我在外边等候的工夫，他三言两语就拿出方案，在他接受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镇里的人很恭敬地前来告别，说：按您说下那“道道”办了。 
　　土改？土改那我还不清楚？我从始至终参加下来的。 
　　当时，是１９４７年吧，是１９４７年。过去的行政区划不像现在，坪泉是一个行政村，包括了６个村子，行政村分了６个组，大东梁是一组。１９４７年，我２３岁，被推举为行政村村主任代表，实际上就是大东梁的村主任。 
　　大东梁村以姓贺的为主，再大一些的是李姓。一个村子里，穷得甚也没，全村二百多口人，都是些穷庄户人，除过自己种些沙梁地，下来的劳力都是给人家揽工。春期来了，下城关和周围的村子里给人家抹房顶，上泥，秋上到南元打蓝淀、割地，后来上头让开坟地，一来坟地没地力，不出粮，二来那时候的人都迷信，说是怕动了土引上鬼来，所以坟地都是驻军五团开的，人家自给自足，二十多匹骡子。外出打工也还能糊口，一个工日一升米，管饭，日子过得将将就就，就怕灾年，灾年一来，讨吃要饭没办法。 
　　１９４７年，秋上，应该是阴历七月，上头下来个《告农民书》，通知我、李存柱到坪泉鲁在世家里开会，鲁在世是坪泉的农会秘书，李存柱职位比我高，是行政村的农会副秘书。给我们开会的县武委会主任薛占祥（后任黑龙江省人大主任，笔者），给念了《告农民书》。李存柱当时听得很认真，说，这下子好了，群众就起来了。 
　　李存柱说话有些秃舌，口齿不清，他说：逮下子倒了，群顿就起崖哩！ 
　　就这味。 
　　我不识字，老薛也没让我拿的意思，我说，这个东西总得让群众知道，我不识字，村上还有识字的，得让群众知道。就这样，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这是个什么东西？是几张纸，粉连纸石印的，后来来了一批，张贴在村里的墙上，到斗争干部的时候，这个《告农民书》也惹出了不少风波，有人说村干部把贴在墙上的这个《告农民书》扯掉了，怕群众起来斗争，最后构成一条罪行。 
　　村里的贺玉林、二娃娃、三娃娃识得几个字，大家聚在一起念了一遍。念过也就念过了，蛋大个村子，大家以为没有什么事，这样过了半个多月还真没有事。八月二十几，我正在沟里场面碾场，三娃娃叫我呢，着急火燎说是叫我开会。收拾收拾，到村里，是工作团的苗定邦。 
　　苗定邦说要开会，讨论土改斗争的事情。我说土改就是个分地，把地分下不就完了？ 
　　苗定邦说哪那么简单，土改工作的开展靠的是群众运动，靠的是斗争，不斗争怎么能行？不仅要斗地富，还要斗坏干部。 
　　我问谁是坏干部？苗说，有问题的就是坏干部。 
　　我明白了，这是说李存柱。然后苗就问我谁对李存柱有意见。我说，有意见的当然有，但是李存柱工作那么多年，一直稳稳妥妥，没甚问题。苗定邦说，李存柱工作这么长时间，还能没问题？没大问题也有小问题，还能没冤下个人？这样，几个人稽来究去，还真找出几个人来。他们是武家的大虎文，三惠文，成老汉，贺三蛮，贺四蛮，还有贺三根梁。当下，把这些人都招集起来，给李存柱提意见。 
　　这些人实际上是村上的二流子，平时好吃懒做，后来多少年，村上闹不团结，一有运动他们就是些些红人人。 
　　李存柱这个人，我觉得是个好人。他不是大东梁村的，是从河那边派过来的暗党员，从１９４０年开始就工作上了，说话不得索，办事却麻利，说一不二。这些人给李存柱提意见，球长毛短的些事情，说下一大堆。反正就是这么个理，你宁可活在刀林里，也不能活在灰人嘴里——灰人的嘴能把人活嚼了。会开得很晚，苗定邦就开始部署，一头让贺玉林去叫李存柱，另一头让鲁三毛到李存柱家里把保存在他家的３颗手掷弹拿过来。 
　　贺玉林头脚走，鲁三毛隔了一会儿就到了李存柱家里取手掷弹，这时候贺玉林已经叫李存柱到苗定邦那里了。 
　　 


　　苗定邦当下宣布对李存柱采取措施，要审查李存柱，审查的方式就是把他拘留起来，由贺玉林背上枪带他李存柱离开村子。说是拘留，是在离村五里的水草沟寻一间空草房把他关起来。贺玉林到了那里，才发现整个行政村的干部都被关了起来接受审查。村长刘先开，农会秘书张五元，还有民兵中队长周明，都弄起来了。再下来就是评定出来的些地主、富农、大商、恶霸一大群人，都关在那里。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就没消停过，开会斗争他们。斗争就是个骂，打，女人们还唾。开会是６个村子集中在一起，这村的斗那村的，那村的寻这村子的仇，水草沟杨五狗，刘先开以前骂过他，在会上扑上来就撕扯打刘先开，被坪泉村的人给拦住，不让打，而且一群人后来就围住杨五狗要揍他。工作团的李团长在台上气得直骂，说群众不起来，运动就没法子开展，坪泉村的人是窝狗，斗争不起来。 
　　李存柱既是行政村农会的副头儿，自然也主一些坪泉村的事，坪泉村人伙多，说李存柱他个外村小户，大东梁灰圪泡（方言，杂种之义），欺负咱村哩，非整死他不可。最后揭发出一个事实，说是李存柱在减租减息的时候，拿了坪泉村一户地主的玉石嘴儿大烟袋。这个事其实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也确有其事，当时谁也没说什么，有人还说一个烟袋算个甚，拿就拿吧。但到了这时候就是个事，是个铁证。事实一揭露出来，当场就让脱光衣裳磨了地，打了个半死。 
　　一群上去打，因为他是外村人，坪泉村的大后生们打起来就特别狠。 
　　隔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开会决定怎么处理这些人。对，就是你说的，点豆豆决定。对，就叫人民法庭，工作团李团长亲自主持。其实到最后有事实的就是个张五元和李存柱，张五元定的是恶霸，李存柱定的是狗腿子。张五元怎么会是恶霸？干部嘛，１９４０年开始做干部，能不冤下人？就恶霸了。两个人背后放两个盘，一个青花盘，一个本地产笨瓷盘，让人投票决定生死，黄豆豆活，黑豆豆死，每人投两票放在他们身后的盘里头。两个人没甚表现，早就被打得剩下一口悠悠气，哪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已经进了九月，地上开始落霜，两个人穿得破穿得少，冻得抖抖索索。有些灰鬼抓上一把黑豆就放进碗里了，那还有个活？ 
　　前晌定案，两个人都枪崩。后晌就执行。 
　　执行的时候还出了些风波，大东梁村的人说你们坪泉人把我们大东梁人给送死了，所以坪泉村的张五元要由大东梁人来执行，李存柱交给你们坪泉村执行，我们下不了那个手。最后工作团出来协调，两个人各拉回各自的村执行枪决。最后，李存柱让拉回村里，坪泉村离大东梁有三里多地，就那么在地上拖着拉回来，拉回村里的时候腿上的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我在一旁看不过眼，对贺玉林说，你打得稳稳的，给他个快性算了，不用再受罪。最后，是贺玉林执行的枪决。 
　　枪崩张五元的是王拴柱。王拴柱有些愣，枪崩完张五元，有好几年，他说他经常做噩梦，甚也不梦，就梦见睡着睡着，被子上开一朵越来越大的大红花，说是开得很大很大，一点一点往大涨。后来请阴阳作务了半天才没事。 
　　张五元死后，１９４８年纠偏，说是死错了，家里吃了两年的血饷，一年四百斤。但后来，老婆带着娃娃改嫁到了内蒙，一家人就这样散了。李存柱也一样，本来就穷家薄业的一家人，虽然有血饷，但也不能维持，后来也回内蒙去了。 
　　大东梁只有一家富农，叫贺掌生兄弟两个，也磨了地。脱得精赤条条在地上磨，磨得撑不住劲，交出些洋钱也就没事了。土改，就是个挖浮财，地富们好说好商量，只要交银钱就可以保命，不交钱就是个害。 
　　刘允文的死跟这没关系，他生活作风不好，让刘三仁给告下了。刘允文霸道惯了，竟然和驻地五团闹起了饥荒，那他还有个活？部队上查他，地方上顶着没有办，刘允文气就粗了，二杆子，竟然到部队上骂领导。记得枪崩那天天还特别热，阴历七月左近的事儿。他那天从县上押回来，坐在树荫地直喘气，村里的亲戚给他送了一瓢暴滚开水，他晾都不晾一下端起来就一股气灌下去了。后来，后来枪崩了。看的人多，人山人海。 
　　土改就是一场运动，运动一来就没个好。当时风声紧着呢，不闹不行呀！区委宣传部长张树诚，家住唐家会，富家出身，他亲自回去动员老子往外交土地和银钱，和老子吵起来，据说是他抄起手打了老父亲五个耳刮子，说你是要钱呀你是要命呀。张树诚的老子后来逃亡了，逃亡之前和他断绝了关系。张后来做到陕西一个地区的头儿，从来没回来过，到内蒙找了几次老子，老子不认他。最后不知道怎么样了。唉，这些人，都去世了。恩恩怨怨，一背背到地下了。 
　　周明，行政村民兵中队长，其实群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开会斗争了几次，把他给吓坏了，枪崩了张五元、李存柱，吓得吃上洋烟死掉了。刘先开，在群众中挺有威信，土改结束后调粮食局，谁知道，一场土改吓破了胆，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又是一场运动。运动一开始，就自己拿刀抹脖子自杀了。 
　　土改那就是一场运动，不是运动不会那么惨。现在当干部也悬，这么多年没闹运动，年轻干部们不知道深浅，胡作哩，非为哩，一旦来个运动，这会儿的人的手段，可比那时候的人下得狠啊。 
　　后生家，不知道，你还盼个运动？运动呢，那个不是好耍的？唉，对谁也不好。 
　　 

 
 
  

三、同志 
　　 
　　采访时间、地点：同上。 
　　采访对象：李拴计，８０岁。１９４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之后，与贺三女搭班配套若干年，是村上的乃至镇上“最老”的党员。因此，每年由县委补助２６０元，镇里补助５００元，村里补助４００元，共计１１６０元。但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李拴计三次挨整，一次被开除党籍，用贺三女的话说，是运动一来他就跑不了，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运动员。 
　　正在采访贺三女老人，窑里三三俩俩地聚来十多个人，采访的气氛显得很热烈。采访行将结束，有人从会议室唤来李拴计老人，老人进来的时候，室内的空气陡然之间显得格外凝重，甚至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对李拴计的采访开始后，贺三女借故离开了现场。 
　　我是全村最老的党员，１９４４年入党，１９４５年转正。那时候的党员不公开，都是暗的。为甚？两国交兵，河那边就是国民党朱五美的部队，党内的工作都是秘密的。谁介绍入党的？一个是张五元，一个是李存柱。（说到这里，老人的眼圈红了，强忍没有哭。） 
　　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 
　　我就说说李存柱的死。李存柱是一个老实汉，家住河那边小红沟子，现在属于内蒙地界。日本反过来，路过小红沟，把他全家大大小小十几口杀了个光。因为甚？我估计那家伙那会儿就是共产党。内蒙闹共产党比咱们这里早得多。后来他一个人逃到大东梁，投奔他姑父，他姑父叫个玉兔儿，多少年了，他一直是个揽工汉，穷鬼。可能是因为党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公开，具体情况咱也不清楚——他很快就做了行政村的农会秘书。 
　　１９４７年土改，张五元、李存柱、刘先开这一茬旧干部都让靠边站，不用他们管事了。行政村成立了由鲁三毛、贺玉林、韩二仁、黄拉峪、赵土生，对，还有我三叔——贺三女等七人组成的农会临委会。上头下来个《告农民书》不是？那个东西一下来，我一听就觉得兆头不好，你想想，“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没个控制，没个揪头，很明显是冲着这些当干部来的。事先我有些预感，有些着怕，劝李存柱先出去躲一躲再说。别看李存柱不识字，党性很强，把我训了一顿，说共产党不会说胡话，不这样群众不会起来的。 
　　我是村上的一般党员，就是行政村里知道我是党员的也很少，是行政村的农会委员，因为没有担任过什么具体职务，事也管得不多，所以我没有受多大的治，审查了一下也就过了。李存柱不行呀，平常和张五元走得近，人家是支部书记、副书记，坪泉村的人就说他是张五元的狗腿子，所以他基本上是跟着张五元受的害。 
　　 


　　张五元给定成地主成份，其实到土改的时候，他连一亩地也没有。那时候定成份，好家伙，翻三代，你爷爷是地主，你也是地主，极左嘛。张五元纪律硬，对村干部和民兵要求很严，当然在征粮派差方面也得罪下不少人。两国交兵呢，打仗打得那么凶，能不冤下人？所以运动一开始，“龙头”张五元就民愤很大，说是民愤，其实就是平时冤下那些人对他有意见。 
　　你想想，李存柱能有个好？再加上他是外来小户，又不是坪泉人，所以被打得特别狠。刚开始关押着，后来打得腿断了，也就放了出来，在坪泉斗完，送回村里吃住，再开会再从大东梁拉到会场，这样几次三番的折腾，李存柱就脱了形了。我有一次悄悄地看他，给送点吃的，他一个人被扔在草房子里，贺玉林、三娃娃他们看着。其实根本不用看，他哪里跑得了？身上烂得左一块青右一块紫，身上有的地方都臭了，蛆儿在那里爬……（老人哭了） 
　　在坪泉斗的时候，让人把衣服剥光，扔进圪针林里拉成这样的。拉了不止一次，开一次会拉一次，一个活人拉到后来就给拉臭了。 
　　我说，老李，快想个办法跑吧。 
　　那时候他已经不清醒了，听到我的声音，强睁开眼还说……还说，共产党不会亏待我，跑？不跑。 
　　李存柱不是有点秃舌？他说：顿坦躺不会推待我……（泣不成声） 
　　一个活人臭在那里还说这话，你说说李存柱的党性有多强。我看着他难活得不行，恨不得寻一根棒子把他打死，他也能不受这洋罪。不过后来还好，给了他一颗枪子儿，还不至于活受罪死下。但活罪也没少受，村里的贺通顺，人称肚疼鬼通顺，李存柱让拉回村里来，他看见了，说，嘿狗日的，还活着哩。李存柱捆着躺在草堆里，他上前去把李存柱的胡子能一根一根全部拽下来，李存柱最后枪崩的时候拉都拉不起来，嘴巴血糊拉茬的。就那个肚疼鬼给揪的。因为那时候发动群众有一个说法，叫“拔胡花”，这是真拔。 
　　还有，贺满达还打李存柱，抽了一根荆条子，一边打一边问：你认得你满达爷爷不？你说，你满达爷爷翻不了身是因为甚？ 
　　贺满达人称“糠皮”，是个典型的二流子，不务正业，一到秋上就“放绳头”。放绳头？不种不锄，不浇不灌，放下绳头就可以收获嘛，嘿嘿，就是偷人嘛。他也不偷别的，就是糟害别人的庄稼，到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别人收秋他也收秋，他到别人的地里收秋。把糜穗谷穗割下来，一根绳子就背回自己的家里。这叫放绳头。这样的人，在“改造二流子”运动时候没少挨李存柱的训，有一回还让行政村捆起来送到县上改造了一个多月。记下仇了。哈哈，爷爷翻不了身因为甚？莫非李存柱让你偷才对？让你多偷些才对？你就翻了身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那几个月，村里打人成风，工作团苗定邦还说呢：打得好，打得好，这下子群众是真正起来了。日死他祖宗的，苗定邦还是本县沙泉人，在那里看戏一样。对地主富农，先是赶出门，城关有的人家被赶出去，铺盖还没来得及叠，炉子上还坐着锅，正准备下米做饭就让赶出来了。大东梁就是贺掌生弟兄俩被划成地主，后来改正为富裕中农，阖村就他弟兄俩做生意有些钱。弟兄俩被赶出来，农会进去就搜，结果也没有搜出甚来。能搜出甚来？都是些指苦吃饭的人。 
　　搜不出来就打。众人围上去就要打贺掌生，已经预备下圪针牙子准备要磨他的地，这时候，曾经给贺掌生揽长工的王二仓扑上去把贺掌生揪住，对众人说：你们歇手，让我来收拾狗日的。王二仓把贺掌生从墙头上推出去，听见外面打得妈妈老子直叫唤。等了半天，王二仓一个人回来，说贺掌生跑了。众人也以为是跑了。 
　　土改过后，大概是１９５２年，贺掌生从口外回来，一回村就到了王二仓家里。众人以为贺掌生找王二仓算账来了，谁知道不多会儿王二仓家里飘出炒肉的香味，人家两个在那里喝上了。知道详情的这才明白，是王二仓救了贺掌生一命。 
　　因为甚？死鬼二仓子在１９６４年给学生娃们诉苦的时候，哭丧着脸说，人家掌柜的给吃给喝，还给我娶过老婆，娘老子也没对我这么好过。笑话闹了不少。确实，掌生对二仓不赖，减租减息的时候，把上好的牛轭湾水地让给王二仓种去了。 
　　土改时候，沿河一带带害的就是干部，听说打死二十多个干部。这是因为，沿河一带从１９４０年开始就和国民党军队隔河对垒，两国交兵的前沿，干部们成天头皮紧抓抓的，不是派防，就是派粮，冤下的人多。再一个，经过这七八年的战争，富户大商地主富农，但凡有点办法有点财产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就剩下些小门小户，所以矛盾全集中在了干部们身上。 
　　当然，也有那坏干部，比方说城关沙梁村的武二东。武二东也是在阴历九月前后给崩了的。这个人是沙梁村的武委会主任，民兵中队长，我们曾经开会时打过交道，年年轻轻的一个后生。 
　　土改前后，正是地主富农逃亡过河的高潮时期，他收了人家的贿赂负责给往河那边送人。一般情况下，年轻力壮的都早跑了，剩下来求他的都是老弱病残，女人娃娃。冬天冻了河，他在河边事先安排好放那些人过去，走到河中间，让民兵们朝天放枪，他呢，冲那些人就扔过一颗手掷弹，喊：你们还不快跑，民兵追过来了。逃亡的人听见枪声，魂飞魄散，扔下随身带的金银细软抹头就跑。武二东和民兵再到河中间把丢下的那些东西拣回来私分。吃了前脚吃后脚，自己找死。 
　　对，还有你说的那个刘允文，刘允文当时担任行政村的民兵中队长，二十多岁，但他乱嫖哇，好风流，嫖到军人头上去了。说一句不该对你后生讲的话，那时候叫做“公粮的米，军人的×”，都是两样不能动的东西。动了就是个害，就是个死，纪律硬着呢。不过刘允文是个硬骨石，临死的时候跑步到刑场，喊口令，噢！对，喊口令，跑到刑场说你们打吧。一枪打死了。他不是土改时候死的，跟土改没关系。 
　　你说李存柱，没罪没恶，最后落实的就是个玉石嘴烟袋，没落个好下场。他死了之后，老婆娃娃改嫁回内蒙去了。不让埋，说是让喂狗，那年的狗也特别多，一到黑影子下来，梁上的狗叫跟哭一样地叫。趁黑夜，我挖了个坑，半人深，草草把李存柱埋下去。（抽泣） 
　　临委会的组成吧是些甚人？领头的鲁三毛，分浮财的时候过秤不公道，分地的时候又耍奸，土改一结束就让押了一年禁闭。紧跟的黄拉峪，一辈子连个鼻子也吸不起来，开会让说话，他就是一句话：我跟你们一样，就那哇！比死人多出一口气。 
　　哎，大概是土改时候我逃过了，以后的运动可是一场也没拉下。 
　　记得土改前一年，我报名参了军，灰皮也穿上了，死鬼李存柱拍脯子给我妈说哩：娃娃跟上我，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还是留下来进步快。结果留下来，进步也挺快，先是旧党员，后是坏干部，再后来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嘿嘿。 
　　毛主席的朝廷，你不能说人家坏，那是一个清官朝廷，可是跟上老人家多少年，可把人拉扯坏了，三年一个大运动，二年一个小运动，你过了这一关，下一关又在等你过。现在好，现在有甚事坐下来商商量量，实在不行，有法律说活，有政策说话。牛头不烂，多费两锅柴炭，商量的功夫多了，也就解决了。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聂尔2006-1-18 21:05:30<![CDATA[鲁顺民《“左”风暴下的黑峪口》]]>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937582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采访时间：2005年1月3日上午。
采访地点：（略）
采访对象：白××，生于1931年，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人（尊重采访对象，姑隐其名）。

乡关

我们村兴县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刘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有3名，其他就读于晋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的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之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宴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刘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大半也是那些人在胡说八道，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怎么来。
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
刘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事后想想，当时把人整成那样子，武雄可能是怕他老子活受罪才那样做的。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按：查《晋绥日报》，亦名任奴拉）。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治。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易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代贴：鲁顺民《“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

采访时间：2005年1月3日上午。
采访地点：（略）
采访对象：白××，生于1931年，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人（尊重采访对象，姑隐其名）。

乡关

我们村兴县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刘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刘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有3名，其他就读于晋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
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的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之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刘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刘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刘两家还是姻亲，刘家老大刘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刘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解决经费。刘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刘亚雄，二女儿刘竞雄，侄女刘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刘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刘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宴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刘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刘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刘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刘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刘少白很疼爱刘象坤这个弟弟，刘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刘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刘象坤到边区政府找刘少白，趁刘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大半也是那些人在胡说八道，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怎么来。
刘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刘象坤的儿子刘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刘武雄就回来了。
刘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刘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刘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事后想想，当时把人整成那样子，武雄可能是怕他老子活受罪才那样做的。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刘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向刘少白说理斗争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
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刘少白的儿子刘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
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刘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
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
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
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
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刘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刘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按：查《晋绥日报》，亦名任奴拉）。
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家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刘少白说理。
他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
刘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
任奴儿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刘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
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
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刘少白再也没受治。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刘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刘易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井泉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刘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刘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刘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2006-1-13 12:53:00          
 
“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年，笔者）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揎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及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体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用布把他的心脏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本来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得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

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按：查《晋绥日报》，写作任公纯）的闺女。
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公纯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
三女儿名叫任××，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个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1955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8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这就是黑峪口土改的情况，土改如此，以后就不能说了。




“村盖子”刘玉明

土改运动和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1952年我到县委办工作的时候，发现县里科局以上的干部们土改时候没有挨过打的很少。
村支书叫刘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1938年，笔者）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揎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及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刘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刘象坤那样在尸体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刘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刘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刘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用布把他的心脏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刘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刘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刘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本来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刘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刘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得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刘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刘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刘玉明的老婆分给他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刘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

果实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刘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按：查《晋绥日报》，写作任公纯）的闺女。
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公纯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刘××，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
三女儿名叫任××，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
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任有莲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任××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有莲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那位同学也年轻气盛，也别住了一股子劲，就是不同意离，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非离不行。
我就劝她说：你们俩个都是通情理的人，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你们是不是见个面好好把这一层说开，人家也是个开通人，只要说开了不会不同意的。
结果她还真的去了一趟东北，两个人一说，人家那男人也非常理解她“咽不下这口气”，就同意离婚了。他们是1955年离的婚，从分配到离婚，整整用了8年时间。后来，任有莲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那位同学也成家立业，在东北过得挺好。
    这就是黑峪口土改的情况，土改如此，以后就不能说了。


 
 
 2006-1-13 12:54:00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
千余农民扬眉吐气
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本报讯）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日，黄河畔上的重要渡口，兴县黑峪口村，八个自然村的千余农民及水手工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联合斗争地主阶级大会。当四乡的群众涌向会场时，看到场子正面，枣树与枣树间，悬挂着奇艳夺目的皮毛、泥绒、绸缎衣装……看着地主阶级多少年来，从农民身上搾取的血汗展览品，气恨的骂着：“狗日的地主们，不知从哪里闹来的这些东西？！”有的人斩钉截铁的说：“哪里闹来的？从老百姓身上闹来的！”当碧村群众把地主数十个元宝倒在桌子上，让大家参观时，人群拥成一堆，都争着看这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血汗。
会场的一边，捆绑着一伙地主恶霸，过去，他们骑在农民头上，屙屎拉尿，威风十足，今天，都一个个抵着头，他们身旁站着着腰围九龙带，手执七九枪的民兵，站着要翻天覆地的无数农民在嘲骂。这一伙地主的前边，特别为大家包围在场中央的一个，是那罪恶滔天的大地主刘象坤，他又名刘老二，是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的弟弟，外号“二毛鬼神”，这家伙是地主阶级万恶的封建统治的化身，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谁（指农民），还不是我手上捏着的一个东西，要他成个长的，就不敢成个圆的！”黑峪口的人民，在他的淫威下，无论大人娃娃，提起他来没有不怕的。新政权建立以后，刘逆依旧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更依恃他哥刘少白是临参会副议长，公然破坏政府法令政策，抗交公粮，抗做军鞋，不服抗勤，贩运大烟，走私漏税，无所不为。
几年来村里不敢给他家派做军鞋，一年妇救会给派去了两双，刘家老婆大发雷霆臭骂道：“老娘娘，前方有的抗日，后方有的临参会副议长，还做军鞋，我的鞋还想叫你们做哩！”前年当实验学校同志协助本村民兵组织揖私队时，刘逆竟公开叫嚣：“消灭实验学校，消灭民兵。”几年来刘逆更顽抗公粮。第一年征下一些公粮，刘逆搬来刘少白，骑着马带着警卫员，下到村公所，把村干部训诉了半天，吓的村干部都跑了，而后，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拨粮证，顶了他家的公粮。前年征下三十四分六厘公粮，只出了十五斤，至今还欠着六百多。大地主刘象坤，在农民阶级起来要彻底消灭封建的今天，他的罪恶是再不能逃脱人民的清算了。黑峪口村的八个自然村的千余农民，在复仇的怒火下，用自己的力量，把这家伙镇压了。到会农民一个个扬眉吐气，兴奋地说：“人盖子被打倒了，咱们真正见到了青天！”兹将农民控诉刘逆历年罪恶，择要报道如下：

吃租放债养打手
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

抗战前刘象坤拥有千四百余垧土地，吃租放债，魔爪伸至三四十里周围，沟墕头佃户王宝平老汉，年出二十五石租，民国十七年大年馑，欠下四石租子，把老人预置下的寿材强拿了去。任东山一次借了刘家十块钱，现扣利大加三行息（现扣利一元，实借九元，每月利钱一元），只借了二十天，连本带利还了十二元。
刘老二强霸黄河渡口数十年，放着窝赌，手下养着一伙打手，想打谁就打谁。沿河口船户很少不受他欺侮的。一次刘交拉结合着十只船往保德运炭，刘老二说：“给我捎一个船，不然船不能开。”交拉们得罪不起他，只得给他白捎一船，共三次拉炭六千多斤，还得给他担的送到门上。贫农刘有相的媳妇被他挑拨离了婚，退婚洋五十元，他从中就拿走三十元，弄得刘有相人财两空，还不敢吭一个气。×××的父亲卖肉，刘老二割了好多次，一直没说给个不给钱，他父亲叫他去要钱，那时他才十来八岁的娃娃，进了门就吼二先生，说来要肉钱，刘老二训骂：“肉钱，吃还要吃钱啦？”娃娃说：“多不给来少给些。”“快滚出去，给我地上抖上黄土哩！”穷家子的娃娃，站都不让站一阵。贫苦农民刘贵来的父亲，那年接下由陕西逃来的亲戚，刘老二知道后，就怀着邪念来向刘贵来说：“你家来了媳妇子，咱串串。”走进门去那媳妇认不得他，一声未答，他就转身出来拣起一块石头，把门窗打烂，一双水瓮也打烂了，又从炕上把那年轻媳妇拉下来一阵乱打，说：“来到黑峪口，这么大架子。不认人！”一次他又带着一伙打手，因为要赌博账，打得任铁锤躺下爬不起来，后来逼着铁锤舞动了两座酒席，叩头赔情，立刻还了五十元赌账，临走还要了六元“打人工钱”。斗争会上群众吵嚷说：“挨打还得出工钱，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恶霸。”

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
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

民国二十五年产后，红军东渡抗日期间，以刘逆为首的地主集团籍“防共”之名大肆屠杀人民，先后有任好光等七个贫苦群众被杀害了，仅一次即向反革命军队告密了三十六个农民，除被杀害者外，其余不少受尽刑拷打。任好光十六岁的儿子秋生，于父亲被害后的第三天，偷偷为父亲上坟，被刘老二知道后，连忙引上反革命军队把他逮捕了，在不到一天的时间，连着三次催着“快杀！”要把他家铲草除根，秋生被吊绑在青龙山上（本村南山坡），遭受毒打，死去活来，当时村里的人，眼看这一家人将要绝根，都为这可怜的孩子暗暗哭泣。群众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保下了秋生孩子的一条活命。刘老二常讲：“黑峪口，三分之二的人都得杀了！多杀几个才安宁！”今天，被害的家属和一些被害未死的人，在千余人的复仇大会上，痛诉着十几年的冤仇血账，无数群众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任有里的老母亲指着刘逆的鼻子问：“我儿帮助红军买了些东西，腊月初八从陕西回来，你家的人就报告白军。”老人家伤心的大声质问：“毛鬼神，我儿办的红军事，是为老百姓，你为什么报告叫杀？说啊！”碧村农民白日旺，为他两姨尹虎旦的死一开口就失声痛哭。他在黑峪口弹棉花，亲眼看见刘老二和反革命军队刘着如何杀死他两姨的事实，他挥着两臂，高声叫道：“地主是狼心狗肺！打倒地主！”一只眼的曾大老汉，当时是被报告的一个，他赤膊身子指着胸前和脊背上几处被烫和铁锹□□的伤疤，颤抖着说：“刘老二，你害得我好苦啊！”这时很多人都激动的喊起：“向刘象坤算账，消灭地主阶级！”

逼群众修反共工事
乘机大肆敲搾贪污

刘老二当时是汉奸阎锡山的村长，威逼人民修建沿河反共碉堡炮台，并乘机大肆敲搾贪污，任双驴的儿子狗赖，被箍住做苦工，大人打着都吃力的石头，硬压在这小孩子身上，走不动就鞭棍交加，压得狗赖成了残废驼背，至今二十几岁的人，已经甚事都不顶了。至于刘老二乘机敲搾贪污的财物是数不清的：二十二包两千斤洋灰（当时一斤洋灰值一斤面）被他贪污了，做工的所谓工资也被他独吞了，做工的人连个麻钱也没见上。许多村庄群众，被迫拿去修碉堡炮台的工具——铁锹、镢头、桶担等，堆满了好几窑洞，后来都不叫拿走，为他盗卖或霸占成自己的了。光水桶的木料，他家就烧了几年。提起这些事，当时被刘老二逼着做过苦工的人一齐高呼：“向刘老二要工钱，向刘老二要家具！”那年阎军过河进攻革命的红军，刘老二下命令叫家家户户做烙饼一斤至十斤，任王达老汉穷的没钱买面，逼得把推磨挣下的一斤白面做了烙饼，还挨了不知多少骂，后来发下的烙饼钱，都也是叫刘老二贪污了，会上任王达老婆向大家发问：“你们见了一个钱么？”全场回应：“没见！全村人没见一个钱。”来妇女们蜂涌到刘逆面前，一边打一边骂，“还我们的烙饼钱来！”
刘逆看见谁家像样的女人，就强行霸占，贫农脚夫任奴拉在刘家手里当了几十年的奴隶，住的一眼窑，除每年赁钱六块白洋外，还得每日打早起爬黑夜，给他担水扫院跑腿，迟一步都不行，老婆被刘逆霸占着，最后逼的得了鼓胀症身死。而奴拉也被赶出了住院。前后张福九的儿媳妇、任善济的母亲、刘白华母亲等都被他霸占过。甚至为了霸占任善济的母亲，刘逆竟引上人夜出用煤油烧了他家的房子。（李）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头版）

附二：
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自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工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以大地主恶霸刘像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疃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低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份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墕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份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二版）

附三：
兴县黑峪口群众向全村地主总清算

（本报讯）兴县黑峪口继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胜利后，展开对地主阶级的总清算。近日来，连续清算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本月三日，下了一天雨，全村数百男女都齐集前街的会堂里，斗争两个女恶霸——地主任光春（按：为任公纯）的婆姨（她男人已死，生前曾任旧政权县长，村人称她为县长老婆。）和地主任怀春的娘。会上妇女们指着两个女恶霸的鼻子说：“街坊四邻，过去你们想骂谁就骂谁，开口闭口老娘娘长老娘娘短，今天我要看看你们的威风！”贫农陈长孩老婆跳出来，指着任光春婆姨说：那年住在“县长老婆”院里，攒下一点驴粪，他家就拿上上了地，第二年连驴也不叫圈了，并把驴粪抛在我的脸上，又叫他女子抱住我的腿，我那时正大肚，她一脚踏上来，后来还告到旧政权的村公所□了我，今日，我要问“谁是烂腿□子？！”她气愤的说：“那时，你打了我，我得还你几下。”三子娘常出去寻柴，她就诬骂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也不敢走，三儿子娘说：“县长老婆，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瞎子鼓手五圪溜老婆，一次走在她家门口，她就祖宗八代的咒骂，五圪溜老婆问：“咱人穷穿得破，走路都得挨骂，为甚？”会场愤怒地喊道：“什么太太奶奶，狗日的恶霸！”妇女们蜂涌上前，女恶霸任光春的婆姨央求着：“徒弟徒弟的饶了吧！”群众回答：“徒弟徒弟的，你那时对我们怎不乖乖的？！”当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诉说着地主任怀春母亲的罪恶时，她还翻着仇视的眼睛东看西望，人们喊道：“看什么，还想骑在人头上啦？！”数十个男女一个接一个的控诉自己的冤屈。这个女恶霸（任怀春的母亲），甚至因为穷苦群众的羊绊了一些石块落在她家门前，她就“死下他家的人”骂个不停。任福子是他的邻家，小妇子纺线线，她也骂，说是扰烦他的心。她有一些治病的鬼法子，捉弄和骗取了许多妇女的钱财，提起来，群众痛恨至极，大家说：“真是个又顽又臭的老婆。”
七日，群众又斗争了任七子父子等五个地主。恶霸任七子，横行霸道，外号叫“七大王”，无论大人娃娃，提起他没有不痛恨的。任丑旺那年给他打短，开不了锅，饿的要命，向他要工钱，他故意拖延不给，还说：“没吃的，吃屎去吧。”任初应租了他一点地，出了三斗租子，付过以后，他还要再要一斗，并把初应毒打了一顿，刘锁拉的地和他同在一个园子里，同用一井水，他偏不准浇，锁拉上午浇一点，他就骂个不停。妇女刘金过说，那年我妯娌两个在他家地边的石坡上拾了两背柴，背回来赶做晌午饭，他遇上，就痛骂狗日的长，狗日的短，吓的我们把柴给丢下，回去哭了一顿。一个哑子在群众激愤情绪的鼓舞下，也跳出来，痛抽了“七大王”几鞭子，那是这样的事情：一年，哑子给他打短，浇了两天园子，本应吃六顿饭，只给吃了两顿，工钱也不给，向他要，他拿起棒子就要打。又一次哑子吃了他家几颗枣，他就把哑子吊在枣树上，正给晌午，又打又晒，“哑子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今天，哑子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出了气。补大的爷，捞河柴，捞着一颗枣树，“七大王”硬说是他家的，上来一个比斗（按：耳光），夺去了斧子和镢头，还把老汉拉到旧政权的村公所。双怀的娘走到会场中间，因为恶霸诬赖他儿偷他家圪针讹过他家，她说：“那时你是七大王，财主，咱是穷人，走一步路也得操心，今天呢？要出为口冤气了。”会场上有人怒吼：“要出冤气！要报仇！”今年春天，群众曾算过他的账，他就威胁散布谣言，说天阴还有个天晴，这次会上人们说：“今天可是天晴了，你们恶霸们的皮剥开啦！”所有地主都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0日）

附四：
兴县二千余群众集会  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

（本报讯）九月二十一日，兴县各村群众二千余人，在黑峪口村，向刘少白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场一致决议：撤去其临参会副议长之职，并要求将大会所揭露的事实，登到报上。报纸接受了群众的要求，特发表如下：
上月底黑峪口行政村及附近各村千余农民，向黑峪口大地主大恶霸刘象坤（即刘少白的胞弟）进行了总清算，同时揭露了刘少白借上临参会副议长的职位与权力，包庇他的恶霸兄弟，压迫农民的事实，大会当即决议调回刘少白，向他进行斗争。各村群众联合斗争大会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黑峪口举行，参加者有二区之黑峪口、高家村、赵家川口、桑湾、小善、碾子等行政村农民二千余人，三区之水泉塔、五区之沟墕头的受刘家四代剥削的佃户们亦来参加。当刘少白进到会场上时，群众的情绪都紧张起来了。到会群众争先恐后纷纷提出控诉。首先是关于献地的问题，沟墕头农民揭露：“他在嘴头说‘献地’，下来尽写的‘让’约，‘让’给原佃农，没有经过农会把地分给全村农民，他还把十六垧好地两眼窑，‘让’给他住在黑峪口的侄女婿朱老三，去年只种了四垧，今年都荒了。”又小善畔佃户任根怀的三十六垧地，到去年阴历十一月间，本村初步解决土地问题时，他还不知道如何处理。阴历五月中旬，刘老二写了一道威嚇信，强迫贺家庄佃户白奴啦买他的五十三垧土地，说是如果不买，送你县政府，白奴啦了了三石三斗米，刘老二为怕人知道，安咐奴啦驮来黑峪口粮食，就说是支差来。那张卖契上专门写成阳历四月。白奴啦现在把契和那封威嚇信拿出来，当场念给大家听。农民郭王啦说：“刘家不光是卖地作壁上观献地，前几年，政府早定出来减租法令，他家一点为执行，刘少白派上警卫员马伕赶着马子相跟刘老二（即刘象坤）到处驮租子，到了石家碛，佃户们要减租，刘老二说谁要减，一石租子得给我出两石，吓的农民再不敢提。”过去刘少白的警卫员马伕，听到群众说：开会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也都由家里赶来参加，他们现在出场为群众作证。佃户王宝平四三年到四五年三年减下七石二斗租子，向刘家去要，一颗没给，刘老二说再要来就送你政府坐禁闭。农民们质问刘少白：“减租法令是临参会通过的，你是临参会副议长，为什么不执行？”几个农民指着他说：“你当副议长，给你警卫马夫和马子，是要你给人民办事，你倒用来收租子，吓唬老百姓，这不是地主恶霸行为是什么？”会场群众非常气愤，要刘某答覆，刘某说“自己当时没认识。”几个农民上前驳斥：“你中个大知识分子，你没认识？你是对老百姓没认识，对地主老财有认识。”
今年春天，兴县李家湾大地主李韶荣，伪造军区首长私章，诈骗贸易总公司黄金案发生后，李之儿媳找到刘少白诉“苦”，刘当即去信质问军区首长。自称“人民代表”，并污蔑公安局扣押李韶荣的孙子是“非法”行为，公然为李犯辩护。当王家塔农民揭露这件事后，群众说：“你是什么人民代表？！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剥削，你没有一点同情，地主一找来，你就非包庇不可。你是个地主的代表！”赵家川口农民说，那年岢岚一个地主，因为征下公粮不出，打官司到临参会，刘少白给做主，后来又给介绍做事，在行署修地方，吃起公家饭来。地主刘殿元母亲为向农民夺地，找到刘少白，刘马上派人到黑峪口咋唬的强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民国三十三年，五区张和墕大地主郭廷恩贩卖大烟走私，被公安局扣获（他的儿子郭理修，驻在国党府谷县，是个特务头子），他的姪儿来黑峪口花上白洋大烟，搬的刘老二写下状子告到刘少白那里。诸如此类之事实很多。
接着，群众揭露：在刘少白掩护下，刘老二从来不出公粮，不服抗勤，仅仅四四年按财产富力征下四石八斗粮的那一次，刘少白还带着警卫员来到村公所把村干部大在训斥一顿，以后到行署又大找麻烦，最后以一张空白的拨粮条子顶了数目。主席之一刘贵来，翻开临参会那本册子，念着刘少白关于各阶层公平负担，合理抗勤制度等提案，群众说：“好漂亮的话，真是满嘴革命，做的尽是腌脏事情！”那年行署禁用法币，刘少白还担任晋西北农民银行经理（地址在他院里），区干部召集群众会宣布了这一命令，刘少白在这个会上也讲了话，没几日，他公然拿着法币上街买东西，任家湾一个农民说不要，他还说“你这人真是死脑筋。”后来还是强买了另一个农民的菜。群众说：“知法犯法，该当什么罪？”四二年为巩固农币，临参会通过的发行三十万元公债，刘少白家只认购了一块钱。
刘老二作威作福，几年来群众几次要斗争他，都没有成功，四二年保佃运动中，群众逼迫刘老二退出霸占去的刘□□婆姨的房子，刘老二过河去搬刘少白来，他气势汹汹回来，咋唬“特务”领导的。这个时候，刘少白也到处散播污蔑群众运动的谣言，说是二流子运动。当群众揭发了这些事实以后，群众同声质问：“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大会，是不是二流子运动？”又问：“二流子究竟是谁？刘老二是总头子！抽大烟，贩私货，窝赌包娼，讹诈行凶，无恶不作！不劳而食的地主阶级才是二流子！”
在群众的质问中，刘某一再称：他和刘老二没有什么关系，家里事情管的少。又说：他过去如何革命。群众说：“你做过一些革命事情，我们也知道，但是，那不能说就应该站在老百姓头上屙屎拉尿！”黑峪口群众此次从刘老二家里找出的临参会三个公章和林枫同志等三个私章以及几本秘密文件，现在也拿在场子上给大家看，群众愤激异常，纷纷质问：“你说和刘老二没关系，这是什么东西？三百万人民给你的执把，你不给上级也不给村公所和群众，偏偏放在地主恶霸兄弟家里，这不是要我们的脑袋吗？”
群众要刘少白答覆了这些问题。但对他的失覆，群众很不满意。这时，被他家奴役了二十四年的雇工任奴啦，气狠狠的嘴馋到他的跟前控诉控诉。任奴啦，在二十四年的长久岁月中，受尽打骂凌辱，一次他四岁的娃娃，碰倒了刘少白的茶水，刘少白从躺椅上起来，一巴掌把娃娃打的昏过去。奴啦提起这件事，气愤向大大家说：“我挨过他没数的打骂。”并转向刘少白说：“大先生！大贵人！侍候了你几十年，今天得出这口气啦！”全场群众于激愤之中，一致决议撤掉他的副议长的职。并要求在报上把刘少白这些材料，公布出来。大会从早饭一直开到快黑始结束。

（《晋绥日报》1937年10月1日第一版）


    
附一：
黄河畔上黑峪口
千余农民扬眉吐气
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本报讯）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日，黄河畔上的重要渡口，兴县黑峪口村，八个自然村的千余农民及水手工人，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联合斗争地主阶级大会。当四乡的群众涌向会场时，看到场子正面，枣树与枣树间，悬挂着奇艳夺目的皮毛、泥绒、绸缎衣装……看着地主阶级多少年来，从农民身上搾取的血汗展览品，气恨的骂着：“狗日的地主们，不知从哪里闹来的这些东西？！”有的人斩钉截铁的说：“哪里闹来的？从老百姓身上闹来的！”当碧村群众把地主数十个元宝倒在桌子上，让大家参观时，人群拥成一堆，都争着看这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血汗。
会场的一边，捆绑着一伙地主恶霸，过去，他们骑在农民头上，屙屎拉尿，威风十足，今天，都一个个抵着头，他们身旁站着着腰围九龙带，手执七九枪的民兵，站着要翻天覆地的无数农民在嘲骂。这一伙地主的前边，特别为大家包围在场中央的一个，是那罪恶滔天的大地主刘象坤，他又名刘老二，是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的弟弟，外号“二毛鬼神”，这家伙是地主阶级万恶的封建统治的化身，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谁（指农民），还不是我手上捏着的一个东西，要他成个长的，就不敢成个圆的！”黑峪口的人民，在他的淫威下，无论大人娃娃，提起他来没有不怕的。新政权建立以后，刘逆依旧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更依恃他哥刘少白是临参会副议长，公然破坏政府法令政策，抗交公粮，抗做军鞋，不服抗勤，贩运大烟，走私漏税，无所不为。
几年来村里不敢给他家派做军鞋，一年妇救会给派去了两双，刘家老婆大发雷霆臭骂道：“老娘娘，前方有的抗日，后方有的临参会副议长，还做军鞋，我的鞋还想叫你们做哩！”前年当实验学校同志协助本村民兵组织揖私队时，刘逆竟公开叫嚣：“消灭实验学校，消灭民兵。”几年来刘逆更顽抗公粮。第一年征下一些公粮，刘逆搬来刘少白，骑着马带着警卫员，下到村公所，把村干部训诉了半天，吓的村干部都跑了，而后，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拨粮证，顶了他家的公粮。前年征下三十四分六厘公粮，只出了十五斤，至今还欠着六百多。大地主刘象坤，在农民阶级起来要彻底消灭封建的今天，他的罪恶是再不能逃脱人民的清算了。黑峪口村的八个自然村的千余农民，在复仇的怒火下，用自己的力量，把这家伙镇压了。到会农民一个个扬眉吐气，兴奋地说：“人盖子被打倒了，咱们真正见到了青天！”兹将农民控诉刘逆历年罪恶，择要报道如下：

吃租放债养打手
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

抗战前刘象坤拥有千四百余垧土地，吃租放债，魔爪伸至三四十里周围，沟墕头佃户王宝平老汉，年出二十五石租，民国十七年大年馑，欠下四石租子，把老人预置下的寿材强拿了去。任东山一次借了刘家十块钱，现扣利大加三行息（现扣利一元，实借九元，每月利钱一元），只借了二十天，连本带利还了十二元。
刘老二强霸黄河渡口数十年，放着窝赌，手下养着一伙打手，想打谁就打谁。沿河口船户很少不受他欺侮的。一次刘交拉结合着十只船往保德运炭，刘老二说：“给我捎一个船，不然船不能开。”交拉们得罪不起他，只得给他白捎一船，共三次拉炭六千多斤，还得给他担的送到门上。贫农刘有相的媳妇被他挑拨离了婚，退婚洋五十元，他从中就拿走三十元，弄得刘有相人财两空，还不敢吭一个气。×××的父亲卖肉，刘老二割了好多次，一直没说给个不给钱，他父亲叫他去要钱，那时他才十来八岁的娃娃，进了门就吼二先生，说来要肉钱，刘老二训骂：“肉钱，吃还要吃钱啦？”娃娃说：“多不给来少给些。”“快滚出去，给我地上抖上黄土哩！”穷家子的娃娃，站都不让站一阵。贫苦农民刘贵来的父亲，那年接下由陕西逃来的亲戚，刘老二知道后，就怀着邪念来向刘贵来说：“你家来了媳妇子，咱串串。”走进门去那媳妇认不得他，一声未答，他就转身出来拣起一块石头，把门窗打烂，一双水瓮也打烂了，又从炕上把那年轻媳妇拉下来一阵乱打，说：“来到黑峪口，这么大架子。不认人！”一次他又带着一伙打手，因为要赌博账，打得任铁锤躺下爬不起来，后来逼着铁锤舞动了两座酒席，叩头赔情，立刻还了五十元赌账，临走还要了六元“打人工钱”。斗争会上群众吵嚷说：“挨打还得出工钱，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恶霸。”

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
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

民国二十五年产后，红军东渡抗日期间，以刘逆为首的地主集团籍“防共”之名大肆屠杀人民，先后有任好光等七个贫苦群众被杀害了，仅一次即向反革命军队告密了三十六个农民，除被杀害者外，其余不少受尽刑拷打。任好光十六岁的儿子秋生，于父亲被害后的第三天，偷偷为父亲上坟，被刘老二知道后，连忙引上反革命军队把他逮捕了，在不到一天的时间，连着三次催着“快杀！”要把他家铲草除根，秋生被吊绑在青龙山上（本村南山坡），遭受毒打，死去活来，当时村里的人，眼看这一家人将要绝根，都为这可怜的孩子暗暗哭泣。群众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保下了秋生孩子的一条活命。刘老二常讲：“黑峪口，三分之二的人都得杀了！多杀几个才安宁！”今天，被害的家属和一些被害未死的人，在千余人的复仇大会上，痛诉着十几年的冤仇血账，无数群众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任有里的老母亲指着刘逆的鼻子问：“我儿帮助红军买了些东西，腊月初八从陕西回来，你家的人就报告白军。”老人家伤心的大声质问：“毛鬼神，我儿办的红军事，是为老百姓，你为什么报告叫杀？说啊！”碧村农民白日旺，为他两姨尹虎旦的死一开口就失声痛哭。他在黑峪口弹棉花，亲眼看见刘老二和反革命军队刘着如何杀死他两姨的事实，他挥着两臂，高声叫道：“地主是狼心狗肺！打倒地主！”一只眼的曾大老汉，当时是被报告的一个，他赤膊身子指着胸前和脊背上几处被烫和铁锹□□的伤疤，颤抖着说：“刘老二，你害得我好苦啊！”这时很多人都激动的喊起：“向刘象坤算账，消灭地主阶级！”

逼群众修反共工事
乘机大肆敲搾贪污

刘老二当时是汉奸阎锡山的村长，威逼人民修建沿河反共碉堡炮台，并乘机大肆敲搾贪污，任双驴的儿子狗赖，被箍住做苦工，大人打着都吃力的石头，硬压在这小孩子身上，走不动就鞭棍交加，压得狗赖成了残废驼背，至今二十几岁的人，已经甚事都不顶了。至于刘老二乘机敲搾贪污的财物是数不清的：二十二包两千斤洋灰（当时一斤洋灰值一斤面）被他贪污了，做工的所谓工资也被他独吞了，做工的人连个麻钱也没见上。许多村庄群众，被迫拿去修碉堡炮台的工具——铁锹、镢头、桶担等，堆满了好几窑洞，后来都不叫拿走，为他盗卖或霸占成自己的了。光水桶的木料，他家就烧了几年。提起这些事，当时被刘老二逼着做过苦工的人一齐高呼：“向刘老二要工钱，向刘老二要家具！”那年阎军过河进攻革命的红军，刘老二下命令叫家家户户做烙饼一斤至十斤，任王达老汉穷的没钱买面，逼得把推磨挣下的一斤白面做了烙饼，还挨了不知多少骂，后来发下的烙饼钱，都也是叫刘老二贪污了，会上任王达老婆向大家发问：“你们见了一个钱么？”全场回应：“没见！全村人没见一个钱。”来妇女们蜂涌到刘逆面前，一边打一边骂，“还我们的烙饼钱来！”
刘逆看见谁家像样的女人，就强行霸占，贫农脚夫任奴拉在刘家手里当了几十年的奴隶，住的一眼窑，除每年赁钱六块白洋外，还得每日打早起爬黑夜，给他担水扫院跑腿，迟一步都不行，老婆被刘逆霸占着，最后逼的得了鼓胀症身死。而奴拉也被赶出了住院。前后张福九的儿媳妇、任善济的母亲、刘白华母亲等都被他霸占过。甚至为了霸占任善济的母亲，刘逆竟引上人夜出用煤油烧了他家的房子。（李）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头版）

附二：
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宏森

工作团六月间来到黑峪口，中间经过两个月的抢种工作，八月初才开始了土地改革。一开始，在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工作路线和一些同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均走了弯路，存在着问题。

不了解市镇群众的特点

当时工作团同志，费了很大劲，作每户调查，考察成份，从三代自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土地改革工作未正面进行，只一般的提了提。而情况的了解反越来越复杂，说是真正正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认为占一大半的小摊贩（此处摊贩，多无抵垫，当日刨闹当日吃）、水手、脚行、吹鼓手（该村有三家鼓坊）和一些皮木铁匠等手艺工人，他们中有的也捎种一点土地，这些人不好发动。一些同志特别对其中某些比较油腔滑调，人面前要强些，或是到处倒贩跑打的人怀疑。结果造成群众心理上的疑团：咱有剥削啊，“一个钱买的，不肯一个钱卖”，这怎么办呢？工作圈子狭小得只在几个比较纯正的贫苦农民身上打圈圈，他们自然感到没有力量。要他们诉地主的苦时，他们向黄河诉苦，说河路不通，水推走了地，靠“河桶子”吃饭吃不成；诉苦今春调剂土地不公道；诉一些坏干部欺人；这些，确也是些苦，但真正的苦——以大地主恶霸刘像坤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全村人民残酷的压迫剥削，则没人诉或者诉得很少。
在“太复杂”、“正派农民不多”的概念下，就自上而下的组织了那少数群众，对后湾（该村分三个地段：前街、后湾、后崖，各有六七十户不等）的贫雇农小组，起先由四个人组成，再由他们吸收扩大，但是，在讨论中很难通得过，一个月左右，仅仅增加了三个人。这个贫雇农小组实在是脱离群众的。

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

工作团重新检查和研究了情况：黑峪口是市镇地方，黄河渡口，有它的许多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农村，但不是那么“太复杂”，“基本群众少”，“不好发动”。遂确定疃不提贫雇农小组，放手发动群众，从无地缺地户着手，团结多数进行斗争，同时在斗争中形成骨干，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再进行组织。
从最低层算起，水手、脚夫、吹鼓手、铁匠、小摊贩等，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都是基本群众。他们有土地要求，有斗争恶霸地主的要求；其中一些作风上有毛病，油腔滑调些，或好为强的人，是长期的教育改造问题。这时，向群众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解释了什么是剥削的问题，使一些没有直接剥削关系的群众，了解了自己是受着地主的剥削，打破他们的疑虑。大会小会个别教育，宣传土改政策，工作开始跳出了小圈子，群众情绪振奋起来。
接着，以地段发动无地缺地的贫苦群众，选出土地改革代表，条件是由大家提出大家通过的。
一共选出廿四个代表（内女的六个），除两个是旧日的干部外，其余多是从来没有在村政上出过面的人。他们为全村群众拥护。以他们为首，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向地主斗争。

集中火力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

经过吐苦水挖穷根的教育后，群众最大最普遍仇恨着的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这以前群众中曾有很大的顾虑，刘象坤是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刘象庚）的兄弟，依仗哥哥的势力，在旧政权时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到新政权手上，仍是这样，几年来群众几次打算斗争他，但都没有闹成，每次都中途失败了。所以人们□□说：“快不要鬼拾翻了，凭咱黑峪口这些人能搬倒人家？”“那还不是蚂蚁搬大树，费死劲也不行。”有的竟说：“官官相为，马头相连，谁还不让人家几分？”经再三的说明解释，群众才扭转来相信工作团这一次是真正来为大家办事，是一定听群众的意见的。
接着经土地改革代表会和群众决定，首先斗争刘象坤，群众纷纷控诉受其压迫剥削的事实，数十年的冤仇开始洗雪。贫苦群众是诉苦中最积极的份子。参加斗争的群众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发展到全行政村的联合斗争大会，还有赵家川口高墕头村等村群众起来参加，将刘逆斗倒，一个向地主阶级普遍斗争的运动开始了（在斗刘的会场上，因为事情的牵连，其他一些地主又被群众扣起）.
斗争过程中，涌现了大批积极份子，群众觉悟提高，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表现积极主动。

一条重要经验——诉苦教育

从土地改革开始到斗倒刘逆这一时期工作，重要的经验之一，即是充分发动诉苦，通过每个人的苦事，激发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这一点，在本行政村的几个自然村说，有的是做的较差的，群众急于扣起地主，因而未经过充分的诉苦教育。黑峪口是注意了诉苦教育，但开始只着重一般的内容，如世界是谁创造的，地主的土地财产哪里来的等等。没有放手引导每个人诉说自己的事情。因而好几天中诉来诉去就是那几句话，群众认识还不深，情绪不是激愤的后来发展到接触了具体人的具体苦事：陷害人命，霸占财产，杀人放火，吃租放债，打人骂人……每个人诉说自己亲身经历的苦事，群众情绪大大提高，这样大家不仅认识了某个地主的罪恶，而且逐渐提高到认识了整个地主阶级的罪恶。

（《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二版）

附三：
兴县黑峪口群众向全村地主总清算

（本报讯）兴县黑峪口继斗争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胜利后，展开对地主阶级的总清算。近日来，连续清算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本月三日，下了一天雨，全村数百男女都齐集前街的会堂里，斗争两个女恶霸——地主任光春（按：为任公纯）的婆姨（她男人已死，生前曾任旧政权县长，村人称她为县长老婆。）和地主任怀春的娘。会上妇女们指着两个女恶霸的鼻子说：“街坊四邻，过去你们想骂谁就骂谁，开口闭口老娘娘长老娘娘短，今天我要看看你们的威风！”贫农陈长孩老婆跳出来，指着任光春婆姨说：那年住在“县长老婆”院里，攒下一点驴粪，他家就拿上上了地，第二年连驴也不叫圈了，并把驴粪抛在我的脸上，又叫他女子抱住我的腿，我那时正大肚，她一脚踏上来，后来还告到旧政权的村公所□了我，今日，我要问“谁是烂腿□子？！”她气愤的说：“那时，你打了我，我得还你几下。”三子娘常出去寻柴，她就诬骂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也不敢走，三儿子娘说：“县长老婆，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瞎子鼓手五圪溜老婆，一次走在她家门口，她就祖宗八代的咒骂，五圪溜老婆问：“咱人穷穿得破，走路都得挨骂，为甚？”会场愤怒地喊道：“什么太太奶奶，狗日的恶霸！”妇女们蜂涌上前，女恶霸任光春的婆姨央求着：“徒弟徒弟的饶了吧！”群众回答：“徒弟徒弟的，你那时对我们怎不乖乖的？！”当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诉说着地主任怀春母亲的罪恶时，她还翻着仇视的眼睛东看西望，人们喊道：“看什么，还想骑在人头上啦？！”数十个男女一个接一个的控诉自己的冤屈。这个女恶霸（任怀春的母亲），甚至因为穷苦群众的羊绊了一些石块落在她家门前，她就“死下他家的人”骂个不停。任福子是他的邻家，小妇子纺线线，她也骂，说是扰烦他的心。她有一些治病的鬼法子，捉弄和骗取了许多妇女的钱财，提起来，群众痛恨至极，大家说：“真是个又顽又臭的老婆。”
七日，群众又斗争了任七子父子等五个地主。恶霸任七子，横行霸道，外号叫“七大王”，无论大人娃娃，提起他没有不痛恨的。任丑旺那年给他打短，开不了锅，饿的要命，向他要工钱，他故意拖延不给，还说：“没吃的，吃屎去吧。”任初应租了他一点地，出了三斗租子，付过以后，他还要再要一斗，并把初应毒打了一顿，刘锁拉的地和他同在一个园子里，同用一井水，他偏不准浇，锁拉上午浇一点，他就骂个不停。妇女刘金过说，那年我妯娌两个在他家地边的石坡上拾了两背柴，背回来赶做晌午饭，他遇上，就痛骂狗日的长，狗日的短，吓的我们把柴给丢下，回去哭了一顿。一个哑子在群众激愤情绪的鼓舞下，也跳出来，痛抽了“七大王”几鞭子，那是这样的事情：一年，哑子给他打短，浇了两天园子，本应吃六顿饭，只给吃了两顿，工钱也不给，向他要，他拿起棒子就要打。又一次哑子吃了他家几颗枣，他就把哑子吊在枣树上，正给晌午，又打又晒，“哑子吃黄连，真是有苦说不出”。今天，哑子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出了气。补大的爷，捞河柴，捞着一颗枣树，“七大王”硬说是他家的，上来一个比斗（按：耳光），夺去了斧子和镢头，还把老汉拉到旧政权的村公所。双怀的娘走到会场中间，因为恶霸诬赖他儿偷他家圪针讹过他家，她说：“那时你是七大王，财主，咱是穷人，走一步路也得操心，今天呢？要出为口冤气了。”会场上有人怒吼：“要出冤气！要报仇！”今年春天，群众曾算过他的账，他就威胁散布谣言，说天阴还有个天晴，这次会上人们说：“今天可是天晴了，你们恶霸们的皮剥开啦！”所有地主都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0日）

附四：
兴县二千余群众集会  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

（本报讯）九月二十一日，兴县各村群众二千余人，在黑峪口村，向刘少白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场一致决议：撤去其临参会副议长之职，并要求将大会所揭露的事实，登到报上。报纸接受了群众的要求，特发表如下：
上月底黑峪口行政村及附近各村千余农民，向黑峪口大地主大恶霸刘象坤（即刘少白的胞弟）进行了总清算，同时揭露了刘少白借上临参会副议长的职位与权力，包庇他的恶霸兄弟，压迫农民的事实，大会当即决议调回刘少白，向他进行斗争。各村群众联合斗争大会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黑峪口举行，参加者有二区之黑峪口、高家村、赵家川口、桑湾、小善、碾子等行政村农民二千余人，三区之水泉塔、五区之沟墕头的受刘家四代剥削的佃户们亦来参加。当刘少白进到会场上时，群众的情绪都紧张起来了。到会群众争先恐后纷纷提出控诉。首先是关于献地的问题，沟墕头农民揭露：“他在嘴头说‘献地’，下来尽写的‘让’约，‘让’给原佃农，没有经过农会把地分给全村农民，他还把十六垧好地两眼窑，‘让’给他住在黑峪口的侄女婿朱老三，去年只种了四垧，今年都荒了。”又小善畔佃户任根怀的三十六垧地，到去年阴历十一月间，本村初步解决土地问题时，他还不知道如何处理。阴历五月中旬，刘老二写了一道威嚇信，强迫贺家庄佃户白奴啦买他的五十三垧土地，说是如果不买，送你县政府，白奴啦了了三石三斗米，刘老二为怕人知道，安咐奴啦驮来黑峪口粮食，就说是支差来。那张卖契上专门写成阳历四月。白奴啦现在把契和那封威嚇信拿出来，当场念给大家听。农民郭王啦说：“刘家不光是卖地作壁上观献地，前几年，政府早定出来减租法令，他家一点为执行，刘少白派上警卫员马伕赶着马子相跟刘老二（即刘象坤）到处驮租子，到了石家碛，佃户们要减租，刘老二说谁要减，一石租子得给我出两石，吓的农民再不敢提。”过去刘少白的警卫员马伕，听到群众说：开会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也都由家里赶来参加，他们现在出场为群众作证。佃户王宝平四三年到四五年三年减下七石二斗租子，向刘家去要，一颗没给，刘老二说再要来就送你政府坐禁闭。农民们质问刘少白：“减租法令是临参会通过的，你是临参会副议长，为什么不执行？”几个农民指着他说：“你当副议长，给你警卫马夫和马子，是要你给人民办事，你倒用来收租子，吓唬老百姓，这不是地主恶霸行为是什么？”会场群众非常气愤，要刘某答覆，刘某说“自己当时没认识。”几个农民上前驳斥：“你中个大知识分子，你没认识？你是对老百姓没认识，对地主老财有认识。”
今年春天，兴县李家湾大地主李韶荣，伪造军区首长私章，诈骗贸易总公司黄金案发生后，李之儿媳找到刘少白诉“苦”，刘当即去信质问军区首长。自称“人民代表”，并污蔑公安局扣押李韶荣的孙子是“非法”行为，公然为李犯辩护。当王家塔农民揭露这件事后，群众说：“你是什么人民代表？！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压迫剥削，你没有一点同情，地主一找来，你就非包庇不可。你是个地主的代表！”赵家川口农民说，那年岢岚一个地主，因为征下公粮不出，打官司到临参会，刘少白给做主，后来又给介绍做事，在行署修地方，吃起公家饭来。地主刘殿元母亲为向农民夺地，找到刘少白，刘马上派人到黑峪口咋唬的强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民国三十三年，五区张和墕大地主郭廷恩贩卖大烟走私，被公安局扣获（他的儿子郭理修，驻在国党府谷县，是个特务头子），他的姪儿来黑峪口花上白洋大烟，搬的刘老二写下状子告到刘少白那里。诸如此类之事实很多。
接着，群众揭露：在刘少白掩护下，刘老二从来不出公粮，不服抗勤，仅仅四四年按财产富力征下四石八斗粮的那一次，刘少白还带着警卫员来到村公所把村干部大在训斥一顿，以后到行署又大找麻烦，最后以一张空白的拨粮条子顶了数目。主席之一刘贵来，翻开临参会那本册子，念着刘少白关于各阶层公平负担，合理抗勤制度等提案，群众说：“好漂亮的话，真是满嘴革命，做的尽是腌脏事情！”那年行署禁用法币，刘少白还担任晋西北农民银行经理（地址在他院里），区干部召集群众会宣布了这一命令，刘少白在这个会上也讲了话，没几日，他公然拿着法币上街买东西，任家湾一个农民说不要，他还说“你这人真是死脑筋。”后来还是强买了另一个农民的菜。群众说：“知法犯法，该当什么罪？”四二年为巩固农币，临参会通过的发行三十万元公债，刘少白家只认购了一块钱。
刘老二作威作福，几年来群众几次要斗争他，都没有成功，四二年保佃运动中，群众逼迫刘老二退出霸占去的刘□□婆姨的房子，刘老二过河去搬刘少白来，他气势汹汹回来，咋唬“特务”领导的。这个时候，刘少白也到处散播污蔑群众运动的谣言，说是二流子运动。当群众揭发了这些事实以后，群众同声质问：“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大会，是不是二流子运动？”又问：“二流子究竟是谁？刘老二是总头子！抽大烟，贩私货，窝赌包娼，讹诈行凶，无恶不作！不劳而食的地主阶级才是二流子！”
在群众的质问中，刘某一再称：他和刘老二没有什么关系，家里事情管的少。又说：他过去如何革命。群众说：“你做过一些革命事情，我们也知道，但是，那不能说就应该站在老百姓头上屙屎拉尿！”黑峪口群众此次从刘老二家里找出的临参会三个公章和林枫同志等三个私章以及几本秘密文件，现在也拿在场子上给大家看，群众愤激异常，纷纷质问：“你说和刘老二没关系，这是什么东西？三百万人民给你的执把，你不给上级也不给村公所和群众，偏偏放在地主恶霸兄弟家里，这不是要我们的脑袋吗？”
群众要刘少白答覆了这些问题。但对他的失覆，群众很不满意。这时，被他家奴役了二十四年的雇工任奴啦，气狠狠的嘴馋到他的跟前控诉控诉。任奴啦，在二十四年的长久岁月中，受尽打骂凌辱，一次他四岁的娃娃，碰倒了刘少白的茶水，刘少白从躺椅上起来，一巴掌把娃娃打的昏过去。奴啦提起这件事，气愤向大大家说：“我挨过他没数的打骂。”并转向刘少白说：“大先生！大贵人！侍候了你几十年，今天得出这口气啦！”全场群众于激愤之中，一致决议撤掉他的副议长的职。并要求在报上把刘少白这些材料，公布出来。大会从早饭一直开到快黑始结束。

（《晋绥日报》1937年10月1日第一版）

 
 
 2006-1-13 12:56:00    

（转自小众菜园）
       
 
谢谢鲁顺民先生记载历史。

不思量，自难忘。

陈村]]>聂尔2006-1-17 14:26:20<![CDATA[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91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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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雄飞——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
贺雄飞——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 
           
     
        第1楼  博客论坛网友： zhenluo13 发表于 05年11月15日 11:24 [回复数]：0 [点击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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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的演讲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能来贵校演讲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这次陪同“哲学乌鸦”黎鸣先生到全国18个城市40所大学进行“思想文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对上海文坛的几个“大哥大”——王安忆、陈思和和王晓明等先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能欢迎我们吗？这可是他们几位的根据地啊，我可是有备而来的呀，准备好了“枪支弹药”，到他们的家门口“骂敌叫阵”，希望他们的弟子能站出来和我们辩论，也好活跃一下上海的文坛。复旦大学的朋友们，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先生的弟子们，你们有这个胆量吗？ 

            　　（全场沉默不语） 

　　此次巡回演讲的题目叫《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坛的反思和批判》，目的是清理文坛垃圾，呼唤人文精神，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尽早聪明起来。对此，一路上议论纷纷，认为我只是一个出版商，最多只是个编辑家加出版家，没有足够的文学功底及资格来批评其他作家；也有人认为这是本人作为“文化商人”的一次“营销策略”，以“出位或者批判”来抓眼球，意在商业目的；中国的作家更是集体沉默，保持一种所谓“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当记者采访时，他们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知道此事”，要么就是“懒得理会”；还有人认为我们这是“作秀”行为。 

　　可悲啊，“作秀”是没有风险的，而我们是“批评长征”，是一种“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愚蠢举动，是面对着中国文坛的集体堕落和“黑社会”化的反叛，是经过在“垃圾中觅食”的痛苦咀嚼后，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呐喊。至于中国作家的集体沉默和“懒得理会”，恰好印证了他们的自卑和缺乏对真理探求的精神，绝大多数作家是贫血缺钙的软体动物，要么是帮忙帮闲的伪作家。当然嘛，有时出于激愤，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但谁又能保证自己所讲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呢。但我信奉这样几句话：第一句话，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第二句话，我能用一句话就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用大头针把蝴蝶钉在墙上一样；第三句话，尽管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第四句话，每一种真正的思想，最初总是作为一个陌生来客出现的；第五句话，我，一个哲学家，不关心满桌的钞票，只关心数钞票的人。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为了作好今晚的演讲，我特地买了两部书，一部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名为“思想的声音”；一部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名为“复旦大讲堂”。 

　　第一部书是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组织的“新世纪论坛”的演讲精选，该论坛发端于2000年7月份，先后邀请了余秋雨、姜文、白岩松、陈逸飞、金庸、莫言、王安忆、杨澜、唐季礼、王蒙等“文化名人”作了“精彩的演讲”，我试图通过这些文化名人的演讲水平，来判别一下上海读者的水平，以免自己不自量力。 

　　余秋雨的演讲名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完全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絮絮叨叨，对中华文明提及很少，主要是炫耀了一下他和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所见所闻。最后由于演讲题目的关系，他又不得不对中华文明作了不痛不痒的两点反思，他认为，中华文明虽然千年不衰，但他的老年病也特别多，包袱也特别重，需要做一做减法——也就是对这种文明做精致化的选择。他认为，中华文明主要有两大毛病：一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它变得特别累，二是千年不断的文化遗产重担使它特别累。这是中华文明面对新世纪时的第一挑战（众笑）。 

　　姜文的演讲名为“透过看电影的眼睛”，刚开始的时候，姜文笑得很灿烂，语言也很谦虚，他说：“我是来跟大家座谈的，不是作什么演讲??”紧接着他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演艺生涯，最后则对《动物凶猛》、《鬼子来了》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作了一点阐述和闲聊，只是一些个人经历和体会，根本谈不上什么观点和思考。最可笑的是，当有人问他“我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时，他的回答出语惊人：“我有三个答案，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不知道；第三，我还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来干什么？本来我认为姜文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演员，这下我总算解开了他狂妄背后的真实面纱，原来是“无知者无畏”啊，又一个王朔（众笑）。 

　　白岩松和陈逸飞的演讲，我不想评判，我想谈谈金庸。金庸演讲的题目叫“迎接新的五个世纪”，主要从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一些观点谈起，谈到了35亿年前的微生物，阿拉伯妇女头上顶的东西，地球是圆的，上海人喝的黄浦江的水，伤风、感冒和咳嗽，以及史蒂文霍金的小儿麻痹症，最后又提到了斑马追豹子与郑和下西洋。金庸先生从来都很谦虚，当有人问及东西方哲学有何异同时，他坦然地承认，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能没有资格回答。经过了若干个海阔天空的问答后，一名读者忍无可忍地问道：“金先生，我问一个有些困惑的问题。今天您演讲的标题叫“迎接新的五个世纪”，但我没听清楚是哪五个，你能否再简单地概括一下？”金大侠非常豪爽地答道：“您提得对，今天恐怕我讲的有些文不对题了，对不起啊。”看来还是钱钟书先生说得对啊：“你只管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见见下蛋的母鸡呢？” 

            　　（众人大笑，掌声） 

　　由于时间关系，我该讲讲王安忆和莫言在《新世纪论坛》中的表演了。二位演讲的题目叫“悲壮的抵抗”，主要是围绕莫言的三个观点展开的：第一、全球化给写作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第二、文学本身的不景气，也给写作带来了悲壮的意味；第三、写作是悲壮的抵抗，也表现为作家向自我做抵抗。观众提问还有点意思，有人问：“现在有种观点说当前的小说创作是处于三无状态——无志、无趣、无爱。请问你们如何看待？能否对当今的文坛作一评述？”莫言的回答是：“原来我听说‘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这‘三无’，现在提出来这种说法太武断，太以偏概全了。中国有这么多的作家，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小说，而我们的阅读量毕竟是有限的，简单的用‘三无’来概括肯定是不对的，起码我和王安忆的小说还不是‘三无’嘛，至少主观上不希望是这种状况。”（众笑）又有观众问：“您如何给自己的写作定位？”莫言答：“我的写作没有定位，写作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如果有人要看，那最好；明明知道没有多少人在看，还要继续写下去，那就是悲壮的抵抗。”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悲壮的抵抗啊，真让我哭笑不得，看来作家的理论水平还比不上普通读者的水平，有什么资格耽误别人宝贵的时间呢？来上海滩演讲的，原来是这么一帮混饭吃的人啊！ 

            　　（众大笑，热烈的掌声） 

　　第二部书名为“复旦大讲堂”，编辑了王晓明、陈思和、李欧梵、朱维铮、哈贝马斯等15位名学者在复旦的演讲录。陈思和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内容从1990年代以来王安忆最著名的两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谈起，又高度评价了王安忆的另两部作品《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紧接着又谈到了张炜的小说，苏童的小说，林白的小说??最后又回到了王安忆的《富萍》，并以相当长的一段篇幅进行论述，并认为“张爱玲对农民没有什么感情”，而对王安忆的底层情结却给予高度评价。有趣的是，这位陈思和教授不仅对张爱玲不屑一顾，对王小波更是不屑一顾，在回答一位学生的问题时，他说：“我还没有通读王小波的作品，无法对他作一个全面的评价。我这人有一个毛病，凡是流行的作品我都不读??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没有选他的作品，其实我很想选??但我对流行的东西基本上是不愿意发言的，因为说他好是凑热闹，说他不好是装酷。”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陈思和教授复杂的内心：一方面他毕竟还是一个教授，能看出王小波作品的好来；另一方面由于说好的人太多，他不愿意凑热闹，完全没有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健康心态。问题是，王安忆的作品也很畅销啊，每一本书也有十多万的发行量，而且赢得评论界一致的交口称赞，您老人家为什么也去凑热闹呢？为什么不装一下酷呢？ 

            　　（众笑，掌声） 

　　如果说陈思和对王安忆的吹捧还有所节制的话，毕竟还捎带讲了一大堆别的作家，那王晓明教授对王安忆的赞赏便更有点“情不自禁”，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赞扬王安忆。老上海的故事多了，难道只有一个王安忆在描写上海吗？在这篇演讲中，只有二三百字提及张爱玲和苏青，而且认为张爱玲对上海的感受非常浅薄。我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由于张爱玲死得太早，不是圈内的哥们，而王安忆是现任上海作协的主席之故吧，权力和哥们的感情永远大于艺术真正的价值，通过字面意思分析，我只能这么讲，不知背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掌声，笑声） 

　　在我没有真正介入文学界这一行时，由于受钱理群先生、葛红兵教授、章德宁社长、刘庆邦先生及何玉茹女士等师友的影响，我曾对王安忆女士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而且寄予很高的希望。可是，等我后来推出“蓝色书坊”这一小说系列时，系统地拜读了中国90年代以来广受好评的一些文学作品后，尤其是在2003年春节前后，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拜读了王安忆女士几乎所有的大作（我是读着她的《长恨歌》守岁的）后，禁不住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被陈思和王晓明不遗余力地追捧着的一个“准大师级作家”竟这般模样？以至于我原计划在春节前后读完的雨果的《九三年》、海塞的《荒原狼》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竟被迫搁浅。阅读这样的文字垃圾真是太痛苦了，等于浪费生命。讲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则关于美国歌唱家的笑话：他唱的第一支咏叹调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听众喊道：“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又唱了一遍。可是听众还要求他再唱一遍。接着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地问观众道：“这支咏叹调我还得唱几遍呀？”人们回答：“到你唱准了为止。”王安忆君，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总觉得您还没有唱准，所以还要继续唱下去。这既是一名普通读者对您的要求，也是广大读者对您的殷切希望。 

　  2004年3月的时候，我和李建军等人联合推出了《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书，对王安忆、池莉、莫言、贾平凹、二月河这五位当红作家进行了激烈而有理性的批判，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这部书中，我以苍狼为笔名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媚俗是媚俗的通行证——关于<有了快感你就喊>及文学诸问题的思考”；另一篇名为“阳光和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君的一封公开信”，对王安忆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定位为：肤浅中的深刻，欲望化写作和小资情调，小人小悲欢和伪艺术，时尚匠人和陈腐的观念，并为王安忆们指出了困境和出路。在我们所批评的五位作家中，批评前四位的不乏其人，惟独对王安忆的批评成为显学，到目前为止只有三篇文章，一篇是李静的《不冒险的旅程》，已收入《与魔鬼下棋》一书，另一篇是吴俊的《瓶颈中的王安忆》。为什么这部书要叫《与魔鬼下棋》呢？就是借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女人的裤腰带以上属于天使，裤腰带以下则属于魔鬼。现在许多的作品关注的都是裤腰带以下的东西，是人最简单的最本能的低等欲望。书中的那些人物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灵魂，稀里糊涂地跟人上床??他们的小说里都是这样一种景象，所以这就叫“与魔鬼下棋”。我跟这些东西下棋，而这种下棋恰恰也是人生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可能最后失败，但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 

　　在这本《与魔鬼下棋》中，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评池莉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我认为池莉这篇作品一是地摊文学；二是庸俗的审美趣味；三是伪平民里立场；而第四，小说不是传奇，中国人就想把小说当成传奇，非常热闹，但看完了也就完了，什么印象也没留下。而小说是那种真正的灵魂与心灵的奇迹，就像我所说的歌颂“平凡中的不平凡与不平中的平凡”，这才叫一种艺术。 

　　像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通篇“我操”出现了17次，“肛门”、“阴毛”、“下体”这种词出现了40多次，我看了之后三天都吃不下饭，太肮脏了。所以干这样的批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一方面我的书架上有9000多册图书，那里边有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谢德林、克雷诺夫等一批世界级的大作家等待着我与他们的交流与对话，另一方面我又被迫发出我的呐喊。 其实我不是搞评论的，我是搞经济的，但我没办法，我是为思想者找市场，为市场找思想，我只能做这项垃圾中觅食的工作，而且这些作家有那么多的量，王安忆出了100多本书，贾平凹100多本，池莉几十本，你不把这些书看完你怎么去评论人家，但看了之后你又难受。这种情况下多难啊。而且你还要找到有力的武器与弹药，你用什么子弹、弹药去抨击他，你还要再读些书，用你的生命的体验与直觉，再加上你的思想理论去剖解它，这样你的批评才有力量。可惜中国当代这样的人太少了。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有学生站起来问：文坛和官场、商场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把它想象得太纯洁了。在物欲横流的大潮面前，你会不会有一种冷风刺骨的感觉？ 

　　有。我和这类人打交道多了，更觉得冷。我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作家与批评家的共同犯罪”，现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是一些阐释家或者代言家，在互相吹捧。就拿北京的情况来说，一个新人要想进入北京，你如果出一本书，给一个批评家300块钱，他理都不理；500块钱，他会给你写一句话；给1000块钱，他会翻一番，写一段话；给10000块钱的话，他会给你写三五千字的评论，发在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刊物上。这完全是一种名利交换。 

　　我获悉了一些这样的内幕之后，觉得非常可怕。一个文人的良知与激情，导致我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坛发出一种呐喊，呼唤有共同志向的同道来一起参与。还有一些内幕，如某大学中文系的院长为了讨好某著名作家，聘请其担任中文系的教授；然后作家协会主席为了回报他，又聘请其当杂志的主编；就是这样的合谋。又比如刚刚落幕的某某文学奖，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进入初评，却由这位著名人物深夜怀揣着直接进入中评。我当年以苍狼为笔名写过一篇《致鲁迅爷爷的一封公开信》，说一些评上奖的，横看竖看左看右看，怎么也不像咱们鲁家的人，没有那种批判的精神，却是些帮忙与帮闲的文人。 

　　在写完池莉的评论之后，我写了《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致王安忆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方面引起一些正面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转载了这篇文章，还有2003年的中国文论选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书名。另一方面，也激起作家协会一大批人的反感，尤其是上海文坛的9位老人家，联合对我进行声讨，说贺雄飞根本不懂文学，他在玷污我们中国神圣的文学。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究竟谁在玷污我们中国的文学？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王安忆的《我爱比尔》开美女文学之先河，是中国美女文学的教母。《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一所大学本科学美术的四年级学生，为圆她的外国梦，连着跟五六个外国人稀里胡涂地上床，为了勾引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用一种人体行为艺术的方式，在身上画了一朵盛开的玫瑰，搞得外国人都对她的身体很向往，然后阿三还说“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啊”。这是一种妓女与嫖客的逻辑，有什么文化可言啊，纯粹是一种媚俗与堕落。卫慧后来的《上海宝贝》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里边的王琦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一个摄影家给她拍照，上了《上海画报》的封面，后来在上海小姐的选美大赛中得了第三名，被国民党的一个中将看上，做了人家的二奶，成为“埃利”公寓丝的寓主，窗帘拉得黑乎乎的一天不出来，惟一的工作就是晚上陪人家睡觉，没有爱情也没有阳光，纯粹是一种欲望。后来那个国民党中将在一次战争中死掉了，这个王琦瑶就来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然后跟一群人打麻将，认识了两个人，就又跟人家上床。之后怀孕去医院生产的时候，那两个人没一个肯承认，还是以前给她照相的那个程先生还爱着她，关键时刻帮了她。但她没有一点感恩之情，这使程先生心灵上受到伤害，自杀了。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性爱，还应有一种感恩之爱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生活中的一点亮色，最苦难的时候可以维持人生。而王琦瑶却连一点感激都没有，你说她的生活中还有阳光吗？这之后王安忆本可以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母女相依为命活下来的感人故事。而王安忆却没写这段历史，“啪”跨过去直接进入90年代，王琦瑶“吾家有女初长成”，出落得像“出水芙蓉”，她妈虽然50多岁了，但是很有风度，母女俩经常争风吃醋，王琦瑶竟去勾引20多岁的年轻人，最后被掐死在床上。 

　　王安忆这种写作就是把锁链当项链来歌颂的，没有一种真正的悲剧的精神。什么叫“悲剧的精神”？就是说人生的主色调是苦难，是苦难向幸福过渡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主色调或起点是快乐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快乐更快乐的呢？那么只能是苦难，面对这种心灵的苦难。有些作家选择了逃避，像池莉；有些选择了麻木或苟活，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与《活着》；第三种就是对黑暗的反抗，这种反抗真正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寻找人类存在与活着的理由，这样就造就了一种艺术，像《唐吉诃德》。 我经常对池莉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写了《有了快感你就喊》这部污七八糟的地摊文学的时候，你敢给你15岁的女儿看吗？如果你敢，就说明你的作品还有些价值，而你恰恰是不敢啊。” 

　　所以说，我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状况，而被迫发出我的呐喊（掌声）。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坛的良性发展，2004年8月的时候，我又推出了《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这部书虽然没有《与魔鬼下棋》一书畅销，却在文学界反响极大，许多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和博士人手一册。这部书推出的第一个博士就是南京大学的王彬彬，他现在已是博导了，在这部书中他对金庸、王朔、残雪、余华和王蒙等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作了全面的批判；第二位出场的是中国社科院的王兆胜博士，他重点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散文进行了剖析；第三位出场的是北师大的才华横溢的赵勇博士，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骨灰盒里的秘密》，重点对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等，进行了全面解读；第四位出场的是华东师大的吴俊博士，他虽然对王安忆的作品略有微词，但对60年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却进行了全面分析；第五位出场的是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傅瑾博士，他对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话剧《切格瓦拉》进行了深刻的解读；第六位出场的是清华大学的肖鹰博士，他不仅对周杰伦的演唱进行了学术批判，还对当前中国诗歌界的缺失进行了分析（众笑）；第七位出场的是山东大学的黄发有博士，这位慈祥可爱的客家人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与小说的问题进行了解剖；第八位出场的是北大新锐女博士邵燕君，她对“卫慧复制棉棉现象”，以及“大家红河奖”的评选问题作了有力的揭露；第九位出场的则是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博士，他对作家明星化现象和市民小说的审美特征作了认真的阐释；最后出场的重头人物，则是《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的作者，有“文坛清道夫”之称的李建军博士，他对贾平凹的“消极写作”，阿来《尘埃落定》的病象，以及朱大可的“流氓批评”作了有力批评。通过我的叙述，大家对中国文坛的问题该有个初步的了解了吧？商人们做的是普通生意，我做的则是灵魂的生意，每一部书都要为读者负责。坚决拒绝那些既没有眼泪又不含钙的文字垃圾！ 

            　　（热烈的掌声） 

　　在《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的最后，我以亚伯拉罕为笔名发表了《新文学改良宣言》，现在给大家读一下： 

            　　一 

　　读罢《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让人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陷入了怎样的境地。文学正在与时代、与历史脱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及核心价值脱节，与宽广的、开放的文化视野脱节，与真实、丰富的想象力和活跃而磅礴的创造力脱节，与文学本身的人性、诗性与神性脱节，与人类的崇高精神脱节，与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脱节，甚至与我们母语涵养了几千年的天良、天赋、天性脱节。那么，中国当代文学还剩下什么？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许是杞人忧天了，我以为太多的伪作家和伪文学批评家正在合力，以集体的无德性、无操守、无精神，由表及里地完成着对文学常识、文学精神、文学品格、文学伦理的瓦解、异化和颠覆。 

　　当下，热热闹闹的“下半身写作”、“美眉写作”、“美男写作”、“我是流氓”写作、“窥私”写作、“我爱美元”写作、“渴望堕落”写作、“讴歌帝王”写作、“迷信暴力”写作无所不在，然而，却少有直指病穴的文学批评。太多的文学批评家成了文学阿谀家，成了文学真精神的杀手。 

            　　文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文学的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标志着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此时此刻，十位博士以纯正的文学批评，直击中国文坛，犀利、理性、睿智和卓识远见的文字力透纸背。读之，我不能不心存感动，肃然起敬！ 

　　文学的真精神，是需要人格来担当的。 

　　这里，十位博士志识与共的努力，正是一种义无返顾的担当。 

            　　二 

　　长期以来，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打破中国死水一潭的局面，以营造多元、鲜活、自由而生动的文坛新格局，并宣告一种真正文学批评群体的首次实力出击，以期引发更多的文学精神的担当与振作。 

　　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写道：“艺术存在于灵魂之中，它是灵魂的某种完善??艺术是一种善，是一种实践智性的善——这种特定的智性的善同应完成的客体的创造有关。”巴赫金在《艺术与责任》一文中写道：“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责任中。”在《爱与意志》一书中，罗洛梅以思想家的敏锐和热忱，高屋建瓴地洞察到：20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因此，他大声疾呼：“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而今天，人们已远不是缄口不谈性问题，事实上，如果真有火星人降临到地球的话，恐怕人们除了跟他们谈论性问题之外，就再也找不到别的交流话题了。”关于“为何写作”这一问题，萨特指出：只为自己写作是十分糟糕的，没有一种艺术可以以不为别人或没有别人参加创造的，它是观念和创造的综合。阅读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契约。每个人相信他的对方，每个人依靠他的对方，对自己有多少要求，也向对方提出多少要求，从而达到相互的信任。因此，任何奴役作者的企图，都会危及作家自己的艺术。列托尔斯泰也说过：“评价一部艺术作品，不能够说：‘你还不懂哩！’假如别人不懂，那就说明这个艺术作品不好。因为艺术的任务就在于使不懂的东西变得大家都懂。” 

　　上述引言，道出了中国文学存在的症结，对每一位写作者都有启迪。文明的品格应该是进步的，向上的，朝着真善美的方向。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功能性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方向。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应有高尚而神圣的情怀，着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使每一位读者早日摆脱野蛮、愚昧、庸俗和受奴役的状态。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一文中所言：“真正的哲学永远是斗争”。 

　　其实，真正的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 

　　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胡适先生针对中国文坛的状况，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了文学改良，须从下面八事入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针对当代中国文坛的现状，本人有意提出如下八条，呼唤新世纪的文学改良： 

            　　一曰，须直面历史和现实。 

            　　二曰，不照搬外国作家。 

            　　三曰，须关注人类的苦难。 

            　　四曰，不躲避崇高、不崇拜“流氓”。 

            　　五曰，务去媚语假话。 

            　　六曰，不玩文字游戏。 

            　　七曰，不比恶俗、无耻。 

            　　八曰，不结党营私。 

　　文学乃国民灵魂之灯火，批评乃文学扶正祛邪之手段，故以上述八条与文坛同道共勉，以振文学刚健清新之精神，以挽中国文学萎靡不振之颓势。 

            　　（热烈的掌声） 

　　耽误各位同学的宝贵时间，这就是我在新世纪之初关于中国文坛被迫着发出的最后呐喊！ 
     

http://forum.bokee.com/p800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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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一人：文化商人--贺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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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2/01/25 17:40   新浪文化 

　　播出时间：2001年4月23日

　　争议一人 文化商人--贺雄飞

　　【文本提示】


　　在近两年的中国出版界，一彪自封为“草原部落”的民间出版商，煞是闹腾出了不大不小的一点名堂。而部落的“酋长”--贺雄飞，这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汉子，也由于他所传播开来的生猛偏激的独特声音、不乏俗媚的商业操作和频频得手的图书码洋而备受各方争议。

　　贺雄飞简历

　　968年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非蒙古族”。

　　1991年在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分配至内蒙古政府办公厅工作。

　　1992年下海，在海南混迹三年。

　　1995--1998年，奔波于蒙、京之间，或编或写出版若干品位平平之书刊。

　　1999年3月，“扎营”北京，树起“草原部落图书创作室”旗号，当年即推出“黑马文丛”--《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47楼207》《耻辱者手记》。

　　记者：贺雄飞壮硕，不修边幅，迄今不过三十有二的他，却已闯荡江湖多年。一贯以民间出版商家自居，从他的经历言行可否看出这点。

　　贺雄飞：当然啦，作一个民间出版家是我的一个梦想。

　　余开伟{文艺评论家)：他的本质上是个商人，从他的经历以及他的操作方式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记者：贺雄飞的人生转折始于余杰等文学“黑马”的出位。在这套“黑马文丛”的序言位置，贺雄飞亲自操刀，以“酋长话语”的模式，对余杰等青年学者进行了近乎完美的评价。

　　余开伟{文艺评论家)：贺雄飞自己写了一篇序言，大肆吹捧余杰，而且这种吹捧不是实事求是的，对余杰本人我认为是有害无益的。

　　贺雄飞：因为如果没有一些过激的过誉的溢美之辞，读者可能不会关注到他(余杰)；但是即使用这种方式让读者关注到他，他的东西最后也没有什么思想，是一堆垃圾，读者发现上当受骗，他也不会火起来，我觉得他之所以火爆，跟这种推销和他本身的价值、思想都有关系。

　　余开伟{文艺评论家)：再说呢，贺雄飞本人是个文化商人，他在文化界并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任何影响。并不是说他的地位的条件，而是说他本身的学术水平、本身的思想水平，他本人在学术界的影响，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一个文化商人来评价一个文化学者或者文化学人，他必竟带着一些商业偏见。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误，对读者来讲也是一种误导。

　　贺雄飞：当然我不是专家学者，所以肯定没有权威性，但是对余杰这种赞扬也好，我首先是发自内心的，当然可能由于偏爱，有些过誉，也是难免的。另外由于我们将来要考虑市场问题，要让余杰的书走向市场，肯定要考虑它的商业效果。

　　记者：在贺雄飞身上，商人的味道是溢于言表的。他的精明、他的左右逢源无不在他粗犷豪放的外表下并行不悖的存在着。当然，还有一定程度的真诚。

　　贺雄飞：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才是一个文化人。当然如果光说我是一个文化人，不是一个商人，那是假话，因为我毕竟要从事书这种特殊商品的推销；如果光说我是一个商人，那么我出的这些书的风格、品位、追求，就没有现在这么明显了。

　　贺雄飞虽然强调自己的“文化追求和品位”，不过面临商业利润，这种追求却也难免变味。

　　余开伟{文艺评论家)：(《看上去很丑》)这部长篇小说原来的名字不是这样的，原来的名字(泥泞中飞翔)是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但是贺雄飞为了商业目的把它改为《看上去很丑》，这就完全是借王朔之《看上去很美》这部书的光。对这部书的文化内涵本身只会起到一个消极作用，而不是积极作用。再说对作家本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意图也是一种扭曲和伤害。

　　贺雄飞：我承认是借光了，但是不承认是跟风。因为所有的跟风就是人家的书出来以后，你就紧跟着出同样题材的类似的书，然后紧急炮制出来，而这个书是桑地已经写了很长时间，只不过在名字上形成了一种挑战性的或者有商业点、有卖点的这样一种容易吸引人的策略。

　　记者：其实，抛却其商业性铜臭味的争议不言，“草原部落”出版的“黑马文丛”、“知识分子文存”以及“名报名刊精品书系”都还不乏文化品位，最引人注目的争议倒是针对贺雄飞策划推出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这本书始一问世就引发了教育界、文化界的激烈辩论，《中国教育报》以及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分别发表整版文章对其进行批判。

　　贺雄飞：一个呢，他们认为这本书比较偏激，一笔抹杀了中国50年的教育(成绩)，第二个就是认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中学语文教材是个政治课本，政治性比较强，他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另外就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提法了......

　　薛根生(长沙市教学科研所理论室主任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我们不能说少数学生说话不能出口成章，写文章不能下笔成文，甚至于还有一些错别字，就全面否定语文教学。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提出来‘我们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学什么坑死人啦’什么‘以学生为敌’啦，什么‘我们再不为中小学语文教育伤心的话，我们就会为我们的民族伤心啦，为我们后代伤心’啦，‘如果今天再不去拯救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话，就要让我们的民族由聋变哑’啦。其中有些语言还让人很快想到了文革当中一部分红卫兵的语言。我觉得这些话太过头了，太偏执了，这些话不是一些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一种心平气和、为了疗救中学语文教育的态度。

　　贺雄飞：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没有过头，我觉得当然偏激的地方可能有，毕竟当时我们写这本书的大多都是年轻人，象余杰、摩罗、孔庆东这些人都比较年轻、是有血性、有锋芒的，另外权威性也不一定是非常强的。但是是真诚的，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学语文有自己一套比较深刻的看法。

　　记者：贺雄飞再三强调一种声音的血性和锋芒，却仍然难以圆说业界对其动机不纯的质疑。雷池月(文化学者)：如果是一个搞写作的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一定要考虑是在自己所拥有的所谓话语空间里面去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达到宣传自己的目的。但是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它有时就不是这样。它只要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其读者和购买者的口味，就行了。(所以)它有意识的采取了一种过分偏激的态度。就是所谓走钢丝而且走得一种最危险得姿态，用这样的方法来吸引人。

　　贺雄飞：包括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不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而做，都是有自己的一种想法和真情实感，那么尤其中学语文这个，首先我觉得，不管这个问题将来如何解决，怎么样(遭到)批评，我都在思考(中学语文教育)这个问题，我认为它(中学语文教育)是有问题的。它只是反映一种声音，一种文化思考，它最终能否有价值，还有待于中国教育界和读者去鉴定它、评判它。

　　记者：也许正如他所受到的质疑所言，贺雄飞的商人身份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会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当然，是“以文化的名义”，“以社会效益的名义”。

　　贺雄飞：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赤裸裸的追求经济效益，可能往往欲速则不达，可能经济效益得不到，最后的社会效益也没有；那么往往如果我们首先追求社会效益，等大家都说你这本书好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不买你的书。经济效益也就达到了。实际它是一个迂回策略。因为要赚钱，必须要手段的，而如果直接想赚钱、每个人想赚钱，其实哪有那么好赚的。天上掉馅饼是不可能的。

　　编导：孙振坤

转自新浪：

http://cul.sina.com.cn/s/2002-01-25/92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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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贺雄飞：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 



   北京频道 （ 2005-08-03 10:24:49） 稿件来源：新华网北京频道 


    人物：贺雄飞，犹太学者与民间出版家 

    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时间：2004年11月20号 

    地点：广州帽峰山凤凰庐1号 

    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靶牌，一类人是枪手。贺雄飞扮演了靶牌的角色，而且是经常移动的一个靶牌。 

    自古至今，人类最伟大的优点和最伟大的缺点就一个：喜欢听好听的话，奉承的话。贺雄飞好像是有点另类，专拣别人不爱听的说，而且是那壶不开提那壶，那里痛往那里戳。 

    清朝的一位宰相为官一生，他的名言是“万言万语不如一默”。他那是深谙官场的险恶，明哲保身的一种技巧。 

    从中国汉字里研究，凡是带有言字旁的共计有197个：讣、讥、讦、讧、讨、讪、讫、训、议、讯、记、讳、讲、讴、讶、讷、讹、论、讼、讽、设、诀、证、评、诅、诈、诉、诋、诌、诓、诔、诘、诙、诛、诞、诟、诡、诤、诧、诩、诫、语、诮、误、诰、诱、诲、诳、诼、诽、诿、谀、调、谄、谅、谋、谍、谎、谑、谒、谗、谜、谚、谣、谤、谬、谪、谴、谶、谵。 

    认真看一下，基本没有好词，原因何在，我想在造字的时候，人类脱离荒蛮、原始的社会还不久，你追猎时，出声会吓跑猎物；而当你深居穴洞和休息时，出声又会召来更凶猛的野兽；只有不出声为上策。 

    贺雄飞不管这个，一路狂歌，从北到南，聊得痛快，骂得舒服。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加速浮燥的社会中一种稀有的原素。少，珍贵。 

    田炳信：你的题目是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好像有一些情绪色彩。 

    贺雄飞：不是情绪色彩，是我对当前时代的一种判断，就像哲学家黎鸣先生说的作为一种活的哲学，每个人应记住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谁。第二句话我能做什么。第三句话我还希望什么。针对这三个问题我自己做出了我的思考，就是作为一个文人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应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第二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价值。第三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作家文人面对社会的黑暗、不公正、苦难持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觉得他才能成为一个有责任的、有良知的文化人，否则就是一种犯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代表了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认识。 

    田炳信：那能否用你的语言来概括一下这个时代呢？ 

    贺雄飞：好的，不过我先引用科尔·凯戈尔的一句话：我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我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国家要发展经济，但这种经济发展是盲目的追求各种各样的高速度，而对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视而不见。

后略，请见新华网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ds/2005-08/03/content_47894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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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渠道书商：徘徊在书市边缘

简东方 

图书市场，长期以来埋伏着可供开发与挖掘的巨大潜力，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喻国明先生称传媒与出版业为现在乃至未来新世纪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

但目前就图书市场而言，无论是主渠道还是二渠道，都问题多多，这不能不使人对其在入世后近在咫尺的变局捏一把汗。

二渠道概念

自1988年图书市场出现火爆现象以来，图书出版业似乎一直走走停停。走不了直线，民间就改走曲线，据1989年以前从事出版工作的业内人士介绍，二渠道就是那个时候叫起来的。当时正逢改革开放，百业兴旺，图书出版也不例外，一时成千上万的图书推向市场，如三毛、汪国真、席慕蓉、琼瑶等作家的作品，出版几十个版本之多，每次印量都在万册以上。有书商自豪地介绍，市场上80％的畅销书都是由书商制作、炒作出来的，如当时非常知名的一些出版社有工人出版社、华夏出版社、花城出版社，还有因种种原因被注销的农村读物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社、天则出版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等，都出版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而那些被注销的出版社则是因违反出版纪律或者有买卖书号行为先被停业整顿后被注销。

应该说，买卖书号就是书商的二渠道首创出来的，二渠道就是民间的个体户从事的出版发行网络。他们往往有对市场最直接的感受，市场缺什么类型的书，什么类型的书受欢迎、畅销，他们都把握个八九不离十，什么赚钱他们就做什么书，书稿有的是找好枪手“攒”出来的，也有找作者买的。有了书稿并不见得就可以出版，出版是国家专营的，私人不准入，所以书商到出版社买书号，一些出版社几千元上万元一个书号，不承担任何经济风险，所以出版社也愿意与书商合作。

个体书商昙花一现

自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成功的书商并不太多，比较知名的就是“草原部落创作室”的主任贺雄飞、正源图书工作室、东方万圣图书工作室等，还有许多书商生意做大但一直隐姓埋名，或许是怕出事，先隐身为妙。而贺雄飞就不一样，他注重自己的品牌效应，无论在大小书店，在北京还是地方，在批发市场还是零售市场，都能看到贺雄飞“草原部落”系列图书，比较叫好的有《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儒商时代》、《犹太人之谜》、《资本家的秘密》、《47楼207》等等，现在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几乎每一本都有盗版，尤其是余杰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在高校尤其畅销，大约有五六种盗版之多。贺雄飞为此还邀请作者余杰、孔庆东、摩罗、钱理群等人去成都、厦门、广州等地签名售书、到当地高校开讲座、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等等，一时反响很大。而贺雄飞一年出版新书达到四五十本之多，多数比较畅销。有人估算他的销售码洋在数百万之多，贺雄飞介绍说，他策划组织出版这些“黑马文丛”、“知识分子文存”，体现了对知识与财富双重尊重的理念，现已被读书界公认为有思想、有卖点的图书。刚开始时贺雄飞做书也没有把握，他策划了一套“百角丛书”，取“100个角度看社会，100个角度看人生”之意，同时定价10元。后因这套书的人文力度不是很强，最后半途而废，并没有打开市场。这使他意识到，以前在内蒙古做书，距离北京这个文化中心太远，应该到北京去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他就在1998年到北京发展，黑马文丛就是一大成绩。

贺雄飞曾说：“我希望自己成为中国一流的出版家。”可是事与愿违，他的草原部落现已停止出版新书，他此前购买了许多作者的书一时无法出版，以前出版的黑马文丛几乎每本书都有不法书商盗版。到了2000年10月，他在长春的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本书——史铁生《对话练习》、王彬彬《为批评命名》、李锐《谁的人类》、申维《爱情乞丐》，总策划署名“牧歌”，因没有历时两年的“草原部落”品牌效应，在市场上销售并不见好。

另据青年评论家余杰介绍，他的第一本书由贺雄飞出版，就是列入“黑马文丛”的《火与冰》，发行量高达30万册，余杰是这样计算的：码洋20元，10％的版税将是60万元巨款，最后他实际得到的稿费是“一个大家几乎想不出的数字：仅仅一万元人民币”。可见出版30万册的图书的收入就这么可观，要是一年出版5至10本这样的图书，效益就更惊人了。

主渠道的好日子?

针对二渠道的是国家图书销售的主渠道，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新华书店。由于新华书店是国营，所以自身体制有很多限制，一本新书的出版由出版社定，可新华书店有订货权，它把订单印发后就等着结果，如果一本新书有3000册订量，新华书店就吃3000册的量，如果没人订货就不接出版社的这笔生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有时候需要半年，出版社为此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些出版社就等不及了，自己找各地的批发商做生意，一本书给新华书店的折扣或许高些，但是是计划的，死死的，而出版社或者书商自己发行就很灵活，先把新书铺满市场，随时补充、调剂，全国各地都可以周转。

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邓耘抱怨“出版社自办发行就是在捣乱”，他想到的最好的前景是国家下决心把全国新华书店系统的资产、管理、运作方式都整合起来，由总店统帅，形成全世界最大的连锁店托拉斯，这样国家的意志也可以得到统一的贯彻。

不过，有统计资料表明，1999年全国图书销售73.29亿册图书，新华书店占了绝大多数，整个教材、教辅可以说都是新华书店最稳定的收入，民间份额极少，书商是没有一点脾气的。但现在看来，随着“外敌”的迫近，民间书业的自下而上阻挡不住的悄悄发展，残酷的竞争注定不可避免，书业的重新洗牌势在必然。

据了解，二渠道做书当前的发展后劲明显不足，没有什么大作品在市场上叫好又叫座，类似《绝对隐私》、名人传记等也只是各领风骚三两天。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里·波特》，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怀念狼》、余秋雨《千年一叹》，知识出版社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等主渠道出的书，应该说都是大手笔，顺应市场潮流，发行量都在十万册以上，依照现在二渠道的实力也可能有一两家敢于冒险，但这些书的作者未必把版权转让给书商。此外，二渠道书商缺乏原创眼光、急功近利，不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很多麻烦。1999年底，改革出版社因与书商合作出版《新官场秘经》而导致关门，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上海宝贝》而被撤消该社多年来的品牌项目“布老虎工作室”，中国戏剧出版社因出版棉棉《糖》而受到处罚，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男人传》比较“另类”并涉及性这个已经禁不住的禁区而受到一些文学界报刊的批评。

来源：ask100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24/7/class002400007/hwz550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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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话语

    读一本新书，乃享受思想的初夜权，其乐无穷
                                          ——贺雄飞

    一
    这篇话语原来是不打算写的，一来时间不允许，二来气候不适宜。但出一本新书不对读者说一点什么，心里总觉空荡荡的，还是忍不住呵。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一吐为快。

    策划这套丛书，有两个出发点。其一，“黑马文丛”已宣告封圈，它的优劣任读者和历史评说。我自己则一定要见好就收、激流勇退。中国人最不善于见好就收和激流勇退，作家和政治家概莫能外。草原部落要想生存和发展，一要超越自己，不抱固有的成见，不搞小圈子，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大隐隐于民。二要丰富自己的内涵，使思想多元化，题材多样化，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嘛。当然，以后发现“黑马”同样也不放过，宁缺勿滥，欢迎广大读者说三道四。其二，由于信息时代的来临，各种媒体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就以杂志为例，亦是几千种色彩纷呈，时间有限、经济有限，许多人不知读哪种杂志更好？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后来在《冰点’98）一书的启发下，我决定为广大读者搞一个索引和荟萃，选出近几年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刊物，然后再选出这些名刊中最精彩的文章，岂不妙哉？古代的皇帝看奏折的时候也不全看，先请御史过滤和摘编，省时省力一举多得，当然这御史必须独具慧眼。因此，这套精品书系中，酋长无疑成了那个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御史，广大读者无疑成了皇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
    我本人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业余搞犹太学研究，写过七、八本关于犹太人的书，今年5月美国希伯来大学邀请我作客座教授并赴美讲学。我虽不是思想者,但却热爱思想和思想者，尊敬思想和思想者，追随思想和思想者，努力思想并成为一个思想者。因为在当前的时代，我们除了思想还能做什么呢？我的角色就是为思想者找知音、找市场，充当思想的媒婆，为缺乏思想、不思想甚至反思想的土壤注入思想，我希望国人都来思想，都来与思想者共舞。思想者也决不应该故作矜持、清高、深刻，应走向民间。凡“故作”者，皆表演也。什么都可以表演，惟独思想不能表演！我以为，真正的深刻的思想者是不会表演也无须表演的。凡表演者，“故作”者、唱戏者、“作秀”者，你都要好好往里边瞧一下，他贩卖的可能不是思想，而是伪思想、劣思想。大家都来思想了，我们就会少起哄，少办蠢事、少犯错误、少无聊。伪思想者自然就会丧失市场。我认为，文人——学者——思想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三个不同境界，梁晓声、贾平凹们是文人，钱钟书、季羡林们是学者，鲁迅、顾准是思想家。

    “草原部落创作室”的“草原”，并非单指生我养我的内蒙古大草原，而是泛指一切辽阔博大，绿茵竞生，繁花似锦，任千里马纵情驰骋的一个精神自由的绿色语境，是屠格涅夫的俄罗斯大草原，是惠灵顿的美利坚大草原。“部落”取其原始涵义，乃纯洁、无污染、原生、野性的象征，因此草原部落的使命就是访奇人、求奇文，挖掘思想界的新人新书，把这些高品位的人文关怀和卓异思想推向社会。

    黄河的波涛与朔漠的雄风永远滋润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放纵。

    三
    草原部落刚出版的书中，最值得大学生阅读的是:《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亵渎偶像》、《骄子的叹息》；最值得中国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书是：《历史的先声》和《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即将出版的书是：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书斋里的革命一朱学勤文选》、《问题与主义一秦晖文选》、《自由的言说一徐友渔文选》等……我不知道这呕心沥血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

    四
    经过这么久的风雨和坎坷，我深深地感觉到，草原部落的力量太弱小了。常常让我感动的是，每天要收到几十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或鼓励、或批评，宛若亲人；令人愧疚的是，由于太少事多，我几乎没有亲笔复过一封信，这份情债常使我喘不过气来。在刚结束的首届“草原部落之夏笔会”中，邵燕祥、蓝英年、钱理群、朱学勤、秦晖、王晓明等五十多位先生和报界同仁畅游草原，这是草原部落的荣幸。

他们的情谊让我深深铭刻在心。

    不知不觉，又到中秋节，月亮照在书房母亲的遗像上，忽明忽暗。想想近一年来的颠沛流离、忍辱负重，想想母亲的忽然仙逝，想想未竟的中国出版事业，想想无数双读者企盼的眼睛，禁不住热泪盈眶……
                                                   雄飞
                                               1999年仲秋于
                                             呼和浩特·静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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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灵魂：〈上海文学〉随笔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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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7 20:02:00           
 
  赵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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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楼  
 
 

 

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种生活。

他在复旦演讲中提到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文学界水很深……

不可测。
 
 
 2006-1-7 20:55:00           
 
  小转铃     
  
  
  头衔：腮帮zi帮主 
  等级：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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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楼  
 
 

 

此文要顶

我双手赞成他对王安忆的看法



凝视着远方，想起什么事情，就笑了起来。 

我喜欢那种感觉。 
 
 
 2006-1-7 22:27:00           
 
  陈村     
  
  
  等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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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楼  
 
 

 

以下是引用赵耀民在2006-1-7 20:55:00的发言：
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种生活。

他在复旦演讲中提到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文学界水很深……

不可测。

就那个演讲而论，我知道有些不是真的。我等会说。

有些是无聊的噱头。如“最可笑的是，当有人问他“我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时，他的回答出语惊人：“我有三个答案，第一，我不知道；第二，我不知道；第三，我还是不知道。”你不知道来干什么？本来我认为姜文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演员，这下我总算解开了他狂妄背后的真实面纱，原来是“无知者无畏”啊，又一个王朔（众笑）。 ”这有什么可笑的，王朔又有什么可嘲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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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0:09:00           
 
  陈村     
  
  
  等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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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楼  
 
 

 

莫言答：“我的写作没有定位，写作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如果有人要看，那最好；明明知道没有多少人在看，还要继续写下去，那就是悲壮的抵抗。”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悲壮的抵抗啊，真让我哭笑不得，看来作家的理论水平还比不上普通读者的水平，有什么资格耽误别人宝贵的时间呢？来上海滩演讲的，原来是这么一帮混饭吃的人啊！ 

－－－－－－－－－

我想他还是要卖自己的书吧。以上莫言说得并不错。一定要发点豪语才过瘾吗？反正要说你不对你就很不对了。这种文风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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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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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本帖的第 410 个阅读者    
 * 贴子主题：贺雄飞——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           
 
  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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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 楼  
 
 

 

还有一些内幕，如某大学中文系的院长为了讨好某著名作家，聘请其担任中文系的教授；然后作家协会主席为了回报他，又聘请其当杂志的主编；就是这样的合谋。

－－－－－－－－－－

这段话大概是在说陈思和与王安忆。以前也听到有这说法。但这是不确的。

中文系没有院长，人文学院才有院长。陈思和大概是副的。王安忆去复旦，复旦大学将她当宝贝，给予特殊待遇。这哪里是陈思和可以搞定的。陈思和当《上海文学》主编，也不是王安忆可以搞定的。作协主席在作协没有实权，也没有行政级别，一名誉而已。上海作协的党组书记是局级干部。《上海文学》的主编社长要报宣传部批准。

有事实说事实，流言传来传去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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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0:22:00           
 
  管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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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楼  
 
 

 

是的。我也是这样觉得。

有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批评人，其实极不老实。
 
 
 2006-1-8 0:24:00           
 
  正面     
  
  
  等级：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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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楼  
 
 

 

越看越觉得他象他谈论的人物中之一人的马甲？或者什么杰、什么沙的，不鲜艳了。


 
 
 2006-1-8 0:26:00           
 
  陈村     
  
  
  等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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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4 楼  
 
 

 

另据青年评论家余杰介绍，他的第一本书由贺雄飞出版，就是列入“黑马文丛”的《火与冰》，发行量高达30万册，余杰是这样计算的：码洋20元，10％的版税将是60万元巨款，最后他实际得到的稿费是“一个大家几乎想不出的数字：仅仅一万元人民币”。

－－－－－－－－

如果所言不虚，作者碰到这样的出版人，只好一头撞死了。



小众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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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0:28:00           
 
  管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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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楼  
 
 

 

这个人我在国内就听说过，包括余杰说的话。

还有，他说的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作秀更明显。

其实，谁随便说说，能一点道理没有？
 
 
 2006-1-8 0:30:00           
 
  陈村     
  
  
  等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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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 楼  
 
 

 

我现在越来越烦那种瞎七搭八的说法。明天不活了？什么叫“最后的呐喊”。生意就是生意，去骗骗大学生最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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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0:49:00           
 
  管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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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楼  
 
 

 
对这种人捧的人也要当心。什么十博士，谁知道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2006-1-8 0:54:00           
 
  菜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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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 楼  
 
 

 

这篇演讲实货不多，上海话说也就是骂骂山门。

我也很反感一些人老是把结党营私挂在嘴上。

文人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事事避嫌也逃不过骂将们的山门。



世事无有常之常
庸人有无聊可聊 
 
 
 2006-1-8 1:02:00           
 
  陈村     
  
  
  等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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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 楼  
 
 

 

金庸是腐朽文人，二月河是反动文人，中国的文人90％是卑鄙文人

面对“乌鸦”，中国文坛为何整体失声
倪方六 

  　中国的文坛总是热闹的，但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也不再合适，而应改为“你方骂过我再骂”。“骂”能成为时下中国文坛一道奇特的风景，功劳不应是具体有语言天赋的妇女，而应是极具雄性的特征，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人；如果再具体到哪一个人，号称“文坛三只乌鸦”黎鸣、贺雄飞、李建军不能不算。这是记者近来的一大发现。昨日，当记者与其中的“两只乌鸦”黎鸣、贺雄飞在南京的咖啡店里面对面时，记者又有发现，“骂”如果能改变一点什么，索性让他们去骂好了；但问题是，“骂”如果解决不了困惑，不能让被骂者变得聪明，甚至被骂者不屑一顾，根本就不响应，你骂人的举动是否也显得愚蠢？！

　　思想长征变味成“骂人”长征？

　　哲学家、文化学者黎鸣和贺雄飞，是到南京大学作报告时，顺便与记者见面的。在南京的活动，除了演讲，还有签售安排。12月12日（今日）下午，黎鸣将到以经销人文书籍而闻名的先锋书店签售其新书《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和《西方哲学死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去交流）。他们将在全国30个城市、60所高校，进行“思想文化二万五千里长征”，南京选择了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在南京的演讲中，他们与在成都、兰州、西安、南昌、合肥等地一样，仍在使用他们用惯了的武器———骂。在题为“中国人怎样变得聪明起来———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学热点问题分析”的演讲中，愚蠢、卑鄙、黑社会、肤浅、反动文人、堕落……这些语句不时地冒出来，让听众领教了乌鸦“叫骂”的看家本领。
　　有人昨日对记者说，他们这种思想长征，实际是“骂人”长征，走一路骂一路，其中中国的当代作家，金庸、王朔、余秋雨、二月河、梁晓声等等，几乎都被骂得一无是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的作家都是可耻的，下流的。
　　对于有人指责这是一趟变味的“思想长征”，“两只乌鸦”并不太在意。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们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坦然，并很喜欢“乌鸦”这个比喻，但不认为是骂人，而是一种呐喊。年过花甲的黎鸣告诉记者，我不想做喜鹊，喜鹊是报喜不报忧，乌鸦报忧不报喜，现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令人忧的地方太多，到处是战争到处是危机。搞这个全国演讲，就是想让中国人聪明起来，不再愚蠢！

    文人“四分论”的根据在哪？

　　骂人要骂出道理来。贺雄飞为他的骂人找了一个理论支持：中国当代文人“四分论”。第一种是休闲文人，像周国平、莫小米、李杭育、李庆西等等，美食美女花鸟鱼虫都是他们笔下的人物，文章不痛不痒，可看可不看；第二种是腐朽文人，像余秋雨、贾平凹、金庸，他们只敢对历史叹息，不敢对现实发言，沉湎于秦砖汉瓦的传统文化，没有真正的对灵魂的拷问，读者看不到鲜活的时代气息，看不到真实的现实，有的是历史的感叹，历史的回忆；第三种是反动文人，他们反对自由民主科学真情，如王朔是反智，柯云路反科学，梁晓声说谎反人性，二月河歌颂皇权反历史；第四种是进步文人，而在中国，进步文人是稀缺动物，眼下可数得出的只有三个半，三个是阎连科、杨显慧、尤凤伟，那半个是北村。前三类的文人都是卑鄙文人，占去中国文人总数的90％。
　　这样划分的根据在哪？贺雄没有直接说，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畅销书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书不畅销，文坛上少的是有理性有思想有灵魂有良知的作家，多的是天才的疯子。黎鸣拥护这种划分，并揪出了金庸：金庸的书就是在宣传黑社会暴力，真正的金庸迷是没什么前途的。

    中国的文人为何整体沉默？

　　除了贺雄飞对中国文人的“四分论”，黎鸣则在他的思想力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里，专门为中国的文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一篇《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称，“卑鄙”是中国文人的共性，中国的当代文人不仅无耻，也无格。秦统一中国以后，就形成了卑鄙的传统：互相攻讦，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而且，现在中国的文人没有创造性，整体“缺钙”，如“下半身写作”、“床上写作”，太多太滥的性描写……这本书让记者想到了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黎鸣说，他这本书与柏杨的不一样，他是文艺家，《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情绪和感慨，而《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重在说理。
　　在这本书作者的《自序》中最后一句话是：“欢迎辩论、驳难，更希望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有意思的是，现在“共鸣”者不少，起来“驳难”的却没有。“乌鸦呱呱叫”，那些被指名道姓的文人却鲜有人站出来，指责他们的无端，中国文人整体沉默了。昨日，记者想采访一些挨骂的作家，却无
　　一人响应。不是“没有时间”，就是“不知道此事”。凭着多年的交情，一位南京作家给了一句话：懒得理会！记者试图从黎鸣那边找到一些与他论战的对手，他说在中国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中国文人是不屑理会还是懒得理会？

　　黎鸣语录
　　■中国人自秦汉以来一直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祖国，人心却如一盘散沙，中国人有统一的方块字，却没有统一的宗教，甚至也说不上有明显统一的民族特征。
　　■西方人讲理性，中国人讲礼性。
　　■中国人不会因为说了假话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中国人心中没有“真”神。
　　■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到头来还是君子，还可以合作，中国人却是先君子后小人，到头来不仅合作不成，反而结下深仇，全都是小人。
　　■中国人重做人，不重做事。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象。
　　■中国有一座古老而巨大的文化垃圾，它阻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所谓二十五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即是这个文化垃圾中的一系列称呼。

    《江南时报》 (2004年12月12日 第十版)
http://www.people.com.cn/GB/wenhua/27296/3050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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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2:44:00           
 
  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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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 楼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此君已有六个“最后呐喊”了，不知到第几个是最最后。

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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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2: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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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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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的失语与崛起
——在山东大学文学院的演讲

山大文学院的朋友们：

你们好！春天来了，草也绿了，桃花也开了，我和黎鸣先生又开始了我们“思想文化两万五千里长征”新的征程，济南是我们所到全国的第18个城市，山大则是我们走到的第40所大学。是不是刚才黎先生演讲的话题过于沉重，为什么同学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掌声太不热烈了，请为我们喝彩！
（热烈的掌声）

刚才在路上和黄发有教授闲聊，谈到山大在全国大学人文学科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北大、北师大、复旦和南京大学，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机会。因为北大的人文精神正在一步步丢失：钱理群先生退休了；温儒敏乃一平庸之辈；陈平原夏晓虹夫妇是一对书呆子；乐黛云玩弄学术概念；严家炎本来就是一个“混子”；孔庆东乃堕落之辈；陈晓明是一万能赞扬家，毫无良知和个性，给几十个女作家写过评论；张颐武更是一个“跑江湖”的，打着北大教授的幌子，在北京文坛到处活动、到处发言，来得晚走得早，红包一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广征博引、学贯中西，但讲完后，你发现他没有讲出来一句有用的话，无非是一堆学术泡沫而已。张颐武或许是当今时代中国教授通病的代表，他也曾说过我的好话，我不愿得罪他，但个人的良知迫使我不得不说出真相。有人曾这样描述北京的文学理论界，说有一名大学教授一天参加了三次关于作家作品的讨论会，而且都作了精彩的发言。关于这三个作家研讨会的纪要同一天在三家报纸上见报，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教授对这三位作家的评论，除了名字换一下，其他一字不差。这正是对这些“万能赞扬家”的绝好讽刺啊！
（众大笑，掌声）

大学教授们经常在讲台上讲课，黎先生则是北京公认的“大演讲家”，而我乃一介书商，一个小小的本科生，为什么敢于斗胆到全国这么多所大学演讲呢？完全是有感于当代文坛的腐败（圈子化、黑社会化和庸俗化），被迫发出最后的呐喊。凭的是一腔热情、激情、理性和书柜中收藏的一万多册图书罢了。我的文学观大多不是来自于课堂，而是来自于我的生命体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感而发。
（热烈的掌声）

我到了山东大学，更是惶恐不安。一来这里是孔子的故乡；二来这里曾出现过一个非常伟大的知识分子，当全国人民都在批斗胡风时，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为胡风辩护，他就是山东大学的骄傲——吕莹先生，让我们为他喝彩！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山东人不应该被儒学文化所困，更不应该躲在孔子的声名之下睡觉，否则就愧对于这个时代。前一阶段，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些研讨会，有人提倡复古主义，有人提倡读经运动，有人鼓吹复兴中华文化，但大多数人流于形式、流于口号。我们在提出“中华文化”这个概念时，应该仔细想一想，究竟什么是中华文化？如何认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有四大病灶：一、中华文化缺乏异端思想，缺乏个人价值，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严酷统治，每一代产生的思想家很早就被杀光了；二、中华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这一缸把儒家、道家、佛家三家都酱了，缺乏一种核心价值，什么都说了，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三、中华文化有时是一种诡辩论，有时是一种神秘主义，缺乏一种科学的、系统的、逻辑的思辨和传承；四、中华文化是一种实用主义，临时抱佛脚式的烧香跪拜，缺乏一种信仰精神和普世价值。我曾经到过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名寺古庙，包括也到过孔庙，参加过纪念孔子诞辰2500多年的“世界思想家巅峰论坛”，我有个惊奇的发现：中国人把这些真正的思想家都当作“神”一样供起来，不是继承他们的精神，而是烧香拜谒，祈求保佑，把他们的思想风干。
（热烈的掌声）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专制主义。中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不是出于一种生命的需要或推动现代文明进步的使命感，绝大多数人都是想讨好当权者和统治者，要么是好为帝王师，藉以换取功名利禄；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休闲文化，但休闲背后蕴藏的却是残酷。所以，以我个人愚见，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继承，必须是批判的继承，必须是扬弃，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须要面对现实和真问题，弘扬启蒙精神和普世价值观，倡导自由、民主、科学、市场经济、法制和人权等现代精神，空喊口号的结果，只能让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愚蠢！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当时有学生站起来，你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我们还有悠久的历史，还有四大发明，如何解释？）

我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至于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黎先生说，如果光从史书上看，中国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二十四史》中公认的是前四史好，前四史中又公认司马迁的《史记》最好。即使是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个克隆的文本，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基本是一部王侯将相的历史，按现在的话说，地委书记一级以上的官员全部进入史书了，尚缺乏一种独特的史观，缺乏对鲁班、毕升、孙思邈那些真正劳动人民个人价值的认可，非政治人物，除了孔子、老子、庄子、韩非子、仲尼弟子等文化人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而且这些人中也有一些“帝王师”。这样的书有何价值？既然是名著，有几个人读完它了？有何启迪？至于“四大发明”，现在也有人提出质疑，这一提法不过是英国人李约瑟为了讨好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助手鲁桂珍，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炮制的，结果却不胫而走。在指南针出现的同时，外国人已出现了航海用的“司南”；印刷术中真正令世界发生巨变的是“铅活字印刷”不是“活字印刷”，而“铅活字印刷”则是由德国人古腾贝格于15世纪发明的，被称为“第二个千年改变世界的人”；可能只有火药和造纸术是真正由中国人发明的。问题是，中国虽然发明了指南针，却不知道指南针为什么要指北或指南。虽然发明了火药，却不知道火药爆炸的物理和化学原理。虽然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却没能写出诸如《圣经》和《塔木德》那样的伟大作品，并让它们发扬光大。鲁迅先生说，读了中国的历史，只读出两个字“吃人”。所以，黎鸣先生终生的研究使命是，一定要搞清“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的终生研究使命是，一定要搞清楚“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这些都是有趣而值得争论的话题，如有不同观点的人，我们可以私下辩论。至于关于“四大发明”的事，同学们可以翻阅两部书；一部书名叫“李约瑟文录”，另一部书名叫“鲁桂珍与李约瑟”，鲁桂珍是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荷尔蒙和激励者，正是她“引出了一个李约瑟”。鲁桂珍是李约瑟合作最久的亲密助手，最后在晚年双双结成伉俪。还有人认为中国人真正的“四大发明”是：科举制、督察制、特务制度和黑社会。
（笑声，热烈的掌声）

也许是太激动的缘故，今天的话题扯远了，本来是讲《中国作家的失语与崛起》，却讲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评判一个作家的基础，没有宏观的文化认识，何谈文学？

去年我在浙江大学演讲时，有一名学生送我一篇他写的文章，名为“我的人生观体系”。体系根本谈不上，太杂乱了，但这位同学却列出了影响他的500个作家，真是读了不少书啊，大学中像他这样的“读书种子”太少了，应该大力提倡。在这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啊！

影响这个同学的作家实在是太多了，戴尔·卡内基，北大教授王海明，作家张炜、周国平、狄更斯、王小平、孔子、鲁迅、孙中山、邓小平、拿破仑、罗曼·罗兰、路遥、余华、村上春树、摩罗、余秋雨、王蒙、李泽厚等人，确实也太杂了。他将这些人的格言都写在文章中，我给大家读一下：

王蒙：“当然，谈人生首先要谈人的维持生存，一切为维持生存而做的劳动、工作、奋斗都是正当的，是不应该回避和无视的。”
王晓明：“每个人都愿意吃得好，穿得好，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赵汀阳：“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
季羡林：“恕我大不敬，他们的哲学（指西方哲学）同吾辈凡人不搭界。”
周国平：“人得救不是靠哲学，而是靠本能。”

浙大的这位同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喜欢西方哲学，它一贯注重追求真理，而忽视人的感性生命。”因此，“在秋日暖暖的阳光下，与心爱的女友在青草地上深情地拥抱，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这就是在上述这些所谓的当代知名学者影响下当代大学生的“最高理想”，而且这是认认真真读过500本书，并做了读书笔记的好学生。他们厌恶真理，最高的哲学就是“生存哲学”。

问题是，若我们心中没有强烈的使命感，不知生命的意义何在，当痛苦的遭遇袭来时，我们又如何抵挡？只有清晰地知道“生命对你仍有所期待”，才能凭借个人意志和精神，驻守我们的精神防线，来决定自己要成为的人。英国伟大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在其代表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为野蛮人（贵族）、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平民），严厉抨击了他们的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来对抗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与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乏自我批评、准则和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以期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从而确立国家的观念、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和民族的健全理智。在他的那部传世名著中，马修·阿诺德严肃地指出：文化的最高目标，即致力于人的完美，并使天下变得完美。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人的完美就是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拥有财富的目的，并不是财富本身，如果不是文化清扫了我们头脑中的污垢，净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每个人便会变成唯利是图的中产阶级。“想想这些人，想想他们过的日子，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做派，他们的说话腔调。好生注意他们，看看他们读些什么书，让他们开心的是哪些东西，听听他们说的话，想想他们脑子里转的念头。如果拥有财富的条件就是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那么财富还值得去占有吗？”

这种声音不仅是对王蒙、王晓明、周国平等人倡导的人的动物性本能的批判，也是对整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的批判。这就使文学发出了自身的声音，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健康力量。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本身的讲话空间就非常狭小，而他们还非要说一些废话、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真是太可悲了！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所幸的是，中国的作家中终于有一部人觉醒了，虽然他们的作品未能超越自己，但他们开始反省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现实和作家自身的使命。张炜、李锐、吴亮和老村等人，终于从一度失语中重新崛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05年2月19日，乙酉年春节刚过，上海批评家吴亮给“文化茶园”的版主、上海作家陈村发去了一篇文章《顺手记》，专门批评发表在2005年第1期《上海文学》中发表的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精神的背景》，立即在网上引起巨大的反响。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次争论。其间，山西老作家李锐也参与这一讨论，并在网上发表了严辞激烈的文章。

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是“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和“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对中国的商业文化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吴亮则在自己的两篇文章《顺手记》和《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中，对张炜的观点提出挑战和质疑，并认为张炜的文章“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是一篇“坏文章”，并认为张炜是“井底之蛙”，不具备谈论当今时代和全球化精神背景的能力。张炜则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反唇相讥：“市井之蛙是群鸣，井底之蛙是独鸣。说起能力、资格这个老话题，让我想起了梁漱溟，他曾经说过：‘我的中学不行，西学也不行。’但他愿意‘想问题’，并把这些想法‘原原本本’写下来。”记者又问， 你领受“井底之蛙”这个说辞吗？张炜答道：“这是一种大赞扬。想想看，如今还能安于做井底之蛙，发出井底之鸣，不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事业和现象吗？这是我努力的方向。井底之蛙反而有了谈谈‘背景’的条件和可能，因为他与‘背景’产生了距离，他呆在了自己的井底世界，坐守自己的良知。至于小范围内鸣叫的‘私德’之音，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意义上的‘公德’，倒是观察的一个起点。要求一只井底之蛙每一次鸣叫都符合市井之蛙的音调不太可能。”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了旁观者李锐的兴趣。山西作家李锐在给朋友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张炜这篇文章过于简化，是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他忽略了这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时代对人的思想奴化和压抑，过于夸大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弊端，过于诗意化和道德化的对待历史，是张炜的一贯立场。正如一位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主席”，正是中国文人在这个时代卑琐处境的最好处境。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主席、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主席、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就干脆做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巨大的贫富差距，疯狂的环境破坏，城乡之间极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公有资源越来越不公平的划分，国有资产被国内外强豪们的随意掠夺，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冲突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抗议事件等等问题，每天都在我们身边蔓延，并愈演愈烈。我们山西闻名天下越治越乱的血腥煤矿，无不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如果把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出的话，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三千多万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才完成道德上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我之所以如此苛刻，说到底，张炜是一个值得苛求的作家。

对此争论，广东作家林贤治也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精神的背景》一文，“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的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精神构成”。他还质疑所谓的“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何时开始，有无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是困境。讨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

如果不是陈村等人有意策划这场争论，从而为《上海文学》和吴亮做广告的话，这场争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代表中国作家在沉默之后的爆发和崛起，以及严肃的历史使命感。按照国外的惯例，读者如果不了解哪个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和声音，就不会产生对作家的信任，也不会购买作家的书。绝对不会像中国的读者，稀里糊涂光凭一个书名就自动掏腰包。中国作家，能够在历史、现实和公共问题中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太少了。说到底，作家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

按照犹太思想家鲍曼的观点，知识分子是一些“专门从事文化价值观创造的人”，他们具有对官僚政治进行批判的态度，并“应该在社会中获取支持”，从而赢得同政权体制辩论的胜利。鲍曼认为，主宰社会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信仰，它由党的行政机构和教育系统所传输；另一种就是大众文化。然而，有一种因素在抵抗着这两股促使社会趋于一致的力量，那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和社会作用，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社会确立标准，致力于自由、平等和正义。如果按照鲍曼的观点，张炜批评的重点是大众文化，李锐批判的侧重点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负面作用，两人的观点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只有吴亮是一个多余的人，却成为这个事件的导火索，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谈论问题，有“人身攻击”和“哗众取宠”之感。无论如何，中国作家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新世纪初年的一个好的开端。
（热烈的掌声）

2001年夏天的时候，本人推出了《皇帝与流氓》一书，该书选用了已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的两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山东荣城某大宾馆的总经理非常喜欢该书，专门邀请本人到威海小住几日，本人第一次免费住总统套房，享受豪华的资本主义生活。期间，本人参观了当地名胜“天尽头”，据说许多领袖人物在参观完该风景不久后便下台或去世——秦始皇、胡耀邦、杨尚昆等人都去过“天尽头”。“天尽头”——天的尽头，天子的尽头，中国东边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公元前210年初，秦始皇巡游至“天尽头”，看到东升的太阳，无比兴奋，指点江山，挥笔写下“天尽头”几个大字，意思是“本人威加四海，疆域辽阔，直到天之尽头”。丞相李斯会其意，立一石碑于此，借以纪念秦始皇统治的文治武功和江山永固。

同年十月，秦始皇在巡游途中驾崩。第二年，陈胜、吴广起义，几年后，刘邦杀项羽，一统天下。专制统治的丧钟敲响，秦的暴政终于消亡。
（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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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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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3:18:00           
 
  赵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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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楼  
 
 

 

对这个人的这些话，就我一个对其人其事毫无了解的人来看，撇开小节，还是很有些道理的。中国文化界需要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不是多了而是太少。至少从台面上看，他的立场和观点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思考的。

可我又担心是个骗局。对我这样多少上过一些貌似崇高正义之士的当的人来说，还是保持些警惕的好。

一，我不知道此人列举的事例有多少是确凿的事实。

二，我不知道此人在演讲台下是个什么人。

三，我不知道此人演讲的内在动机是什么。

这样也好。我没有偏见。我只当正面听之，取其精华，亦不无启迪。

小众菜园真是个好学堂，几乎天天有新课听。




 
 
 2006-1-8 4:57:00           
 
  小转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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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楼  
 
 

 

赞一个楼上的坦荡。

动辄分析人家动机是肮脏卑鄙的行为。



凝视着远方，想起什么事情，就笑了起来。 

我喜欢那种感觉。 
 
 
 2006-1-8 6:01:00           
 
  管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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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楼  
 
 

 

骂人听上去有道理是特别容易的事情。问题是，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我们的朋友吗？

批评真的太少吗？我看，少的不是批评，是有效的批评。
 
 
 2006-1-8 7:57:00           
 
  童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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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说几句。我也是搞市场的，但从来不敢这么大胆作秀。

有些事情得两面看。市场中作秀之人，当然是为了卖他的商品。作秀卖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分寸要把握得好。或者叫作秀的艺术。

有些文学成功人士，拥有权力地位，操控着杂志，也是在不断作秀。只是作秀方法不同而已。我看《上海文学》有关《精神的背景》秀，也差不多。

有意思的是，贺先生用“人文精神”这种道具，还在王晓明、陈思和的地盘上表演。

这个世界，多一些人作秀，也许更有趣。


 
 
 2006-1-8 11:02:00           
 
  步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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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当姚文元又活过来了。就当我有问题好了，上岁数了。  
 
 2006-1-8 11:13:00           
 
  吴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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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楼  
 
 

 

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凡是摆出这一类架势的演讲  社论  文章

看了实在太多

不管是列宁毛泽东姚文元

还是余秋雨余杰黎鸣贺雄飞

政治八股一贯以势吓人

特别是那种审判腔

即便它在某些地方说对了

也因它的形式上的非正义而成为一纸空文

  

  
 
 2006-1-8 13:30:00           
 
  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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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读到木心的一段话：

这样一种人，很不容易道破。

试道而破之－－只有正义感，没有正义。

木心：《已凉未寒·十一》



小众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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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8 13:38:00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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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9 楼  
 
 

 

以下是引用陈村在2006-1-8 13:38:00的发言：
正好读到木心的一段话：

这样一种人，很不容易道破。

试道而破之－－只有正义感，没有正义。

木心：《已凉未寒·十一》

唉！世道人心，一语道破。在下以为：正义得以体现（不然正义本身令人怀疑）更是种方法，是极难以操作的复杂工作，是在学习，实践中慢慢形成的作用力。因为其本身的时效性，往往迫使人们仓促上阵，留下无数遗憾。而正义感相对容易得多。即便动机可疑，也能迅速披挂阵。。。。。。（此言给自己一记，戒！）



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却被迫周旋于成人世界，还力求游刃有余。其实一切男人说的所谓实话，只是诚实地反映了彼时彼刻的心情，一出口就过去了…… 
 
 
 2006-1-8 14:08:00           
 
  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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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楼  
 
 

 

俺讨厌一切夸大其词、不择手段的秀。因为秀是术，非道。

不择手段的正义，就是非正义。

不择手段的正义感，就不是正义感。

不择手段只能使正义成为不可感，或使正义变得令人反感。

正义而守其分寸，最难，因为它是道，不许有任何术的成分。

不过有些人是有心用术，有些人是尚未悟道。

鄙人见过楼主，一起吃过饭。以上议论并不针对楼主，对其观点有赞成也有不赞成，要详说没时间，只好发几句空议论，恕罪！



非议是非即是议，静听动静更动听。 
 
 
 2006-1-8 1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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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本帖的第 412 个阅读者    
 * 贴子主题：贺雄飞——忍无可忍的最后呐喊           
 
  刘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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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 楼  
 
 

 
    　远山话中多有箴言。一旦正义、激情、政治勇气等等可以用来，或已被用来换钱时，我总是暗暗保留一点怀疑。因为如果这一套不值钱了，反其道而更值钱时，他会不会马上换位行事呢？我见过这样的人，如一位现正大写主流长篇的某作家，如曾经与精英学人联系最密切的某学人，都在形势剧变后立场也剧变，而喊口号的姿势一点没变。从此，我也有了一丝（仅仅一丝而已）鲁迅式的多疑。  
 
 2006-1-8 15:20:00           
 
  管风琴     
  
  
  头衔：BangBan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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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2 楼  
 
 

 
对亚，人跟他反对的人往往一线之隔  
 
 2006-1-8 1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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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尔2006-1-8 15:53:27<![CDATA[陈丹青演讲稿：《我的师尊木心先生》]]>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0912317
我的师尊木心先生


大家好。木心先生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终于面世。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愿，今天，我的心愿实现了。

1982年，我与木心先生在纽约结识，从此成为他的学生。24年来，我目睹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九十年代初，我与其他朋友听取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介绍先生与他的文学，仍然像二十多年前我初识先生时那样，感到困难。这种困难是：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应该怎样看待木心先生？他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中是怎样一种位置？这种位置，对我们，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芽，世界文学刚刚介绍进来，中外经典文学的记忆刚刚开始艰难地恢复，总之，我们刚刚从漫长的文学休克期苏醒过来——今天，中国文学已经换了几乎三代人，出版盛况空前未有；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很可能就是学中文出身。所以有理由说：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文学，过去五十多年、过去近百年，乃至更古早的经典中国文学，都在被我们广泛阅读、评价、研究，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上，大大小小的星座经已各得其位。虽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命运是大家持续议论的话题，但大家都会同意，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告别了文学的无知年代。

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木心先生的名字不在其间。我相信在这几天之前的数十年内，除了可数的大陆作家听说过他，绝大多数文学读者不知道这个名字，更没有阅读过他的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表上，木心先生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在空间上，他密集写作与出版的地点都不在本土。总之，在他的祖国，他之所以未被淹没，是因为他尚未被认知。

这就是我的叙述的困难：木心先生与我们同在一个时代，但是他出现得太迟了，我应该怎样介绍他？

木心先生不是一位“新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超过六十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八十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

但木心先生也不是所谓“老作家”，虽然他今年将届79岁高龄。大家应该记得，七十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胡兰成……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他被大陆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因此，以我的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在我们视野所及的中文写作及外语写作的华裔作者中——包括美国的哈金、法国的高行健——我暂时找不出另一位文学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样的命运。我这样说，不是在陈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这唯一性，即暗示着木心先生的重要性。

敏锐的人士在八十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宾逊”：就我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最早在大陆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位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于新世纪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乃为文宣告说：

“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最近几年，网络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开始期待木心先生的登场，上海青年作家尹庆一与王淑瑾夫妇是其中之一。这些读者仅从极有限的转载文字，便意识到他的唯一性与重要性。

现在大家终于能够阅读木心先生的书。但我们仍然有可能遭遇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代人已经被深深包围并浸透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们经常谈论一件作品，但很少反省自己的阅读——初读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我斗胆以简略的方式陈述这种阅读经验，那就是：当我们打开木心先生的书，很可能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

木心先生在阅读什么呢？阅读我们的“阅读经验。”

什么是我们的“阅读经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几句粗暴的、涉嫌冒犯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家，甚至六七十岁的作者，你看不到他们的语言和汉语传统有什么关系。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么，这就是我们几代人的书写习惯与阅读经验。

有学者曾经将我们的文化概括为四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大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假如我们承认“阅读习惯”也意味着“传统”的话，那么，我还要加上一个传统，即近二十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五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上一项传统的过程。逆向的回归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近年所谓“国学教育问题”被争论不休的缘故，因为，在抵达所谓“国学”之前，我们先得跨越好几道不可能跨越的“新”传统。

因此，今天我可能会承认：古典大统、五四传统，在我们整整两三代人的知识状况与阅读习惯中，已经失传，很难奏效了；第三项，尤其是第四第五项传统，则全方位的构成了我们的话语、书写、阅读、思维与批评的习惯。

我们应该记得，当二十多年前大家忽然发现中国曾经有过譬如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们惊异的是什么呢？正是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阅读经验。这种被长期中断、遗忘的陌生经验立即征服并动摇了我们的阅读经验——这种征服动摇的过程还得加上八十年代西方新文学带给我们的新经验（譬如昆德拉、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大家想想看，近三十年来如果我们的写作实践与文学观发生了变化，正是起于阅读经验的变化。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诸位读了他的书就会发现：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上述五项传统先后吞噬的问题完全不存在。我们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以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新派”而“现代”，我不知道从五四一代直到我们，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至于《上海赋》，我想，凡是读过的朋友都会承认，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我们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这文体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谁曾在我们的写作生态中见过这样的文学“物种”？

二十多年前当我初读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错觉就是将他与五四那代人相并置，但随即我就发现，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实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我们的困惑犹如发现“文学不明飞行物”：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之中？

在眼下诸位尚未读到木心先生新书之际，我的陈述必须克制。广西师范出版社特意在散文集之外，另行印制一本小册子，全文发表了二十年前由纽约华语报刊《中报》为木心散文召开的一次讨论会文本。我建议诸位格外留心其中一位台湾旅美文学家郭松棻的发言。作为导读，他的多处评议点中了木心先生的精要，又正好针对我们的阅读经验。

郭先生称木心先生是“喜剧家”。他引戴卫·达契斯评价乔依斯的一段话，说“乔依斯的文学事业是要逐步把自己跟生活绝缘，然后达到一个喜剧的境界。”写作者为什么要“与生活绝缘”，可能正是我们集体性阅读经验中的一个盲点。

郭先生称木心散文始终把握着一种“彼岸性”，指出中国的散文通常是此岸写彼岸，而木心先生的文学境界相反，是处处向此岸带来彼岸的消息。他进一步提出木心先生的“第二主体”（引读郭先生原文）。这“彼岸性”与“主客体”在写作中的关系，是我们集体性阅读经验中的又一个盲点。

此外，郭先生还点到了木心先生的“知性主义”，点到了他在书写中长期把握的“形上生活”，点到了木心的散文美学为什么是因为“生活的退息”，点到了木心散文“对细节的敬意”，指出他是极少数“将读者看得很高很高”的作家——以上这些，是不是我们阅读经验中普遍的盲点？

我不想过于理论化地谈论木心先生，这也非他所愿。他曾说：“文学、哲学，一入主义便不可观。”但阿城正确地指出：阅读木心先生是要有“知识准备”的。当我最初接触先生的文学，面对他开阔渊深、左右逢源的国学与西学根底，痛感自己没有知识，没有准备。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主编杨泽先生在那次座谈会中稍微提到这一层。譬如，他认为在文学气质上，单是“地中海精神脉络”即“都有因缘于木心”，为此他列举了孟德斯鸠、列兹、蒙田、瓦雷里、纪德与兰波。而在先生教授的《世界文学史》课程中，自中国《诗经》、希腊神话一路下来，兼及波斯、印度、日本、东欧、美洲等区域的文学史话，直到二十世纪文学——今日专修文学的年轻人可能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文学史教育，但我要提醒大家，在木心先生成长的三四十年代，在封锁知识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文学的全景观始终是木心先生个人写作的制高点。    

但是他说：“知识不必多，盈盈然即可。”因此不要误会木心先生是学问家，这不是尊敬他的好方式。他之出国，不是像五四那代人取西学的“真经”，而是去对照、验证、散步；而“国学”之于他乃是一种教养，他是与先秦以来历代古人的对话者；他于写作所看重的是古人所谓“神、智、器、识”，所以也不要将木心先生误作哲学家：从先秦诸子到希腊哲人，从但丁到尼采，他取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予以观照，而不是学者式的焦点透视，他说，哲学与思想只能作为文学的遥远的背景，推近到纸端，文学会烧焦、冒烟的……此外，散文家、小说家、文学家这些称谓，对于木心先生即便不是误解，也可能不是正解。我记得1994年陪他在英国拜访莎士比亚墓，墓碑上写着“诗人”而不是“剧作家”，先生看见，深以为然。

我们已经有许多许多地上地下、主流或者边缘的诗人。诸位稍微等等，今年明年，木心先生将有多部文集、包括大量诗作在国内出版。他的《巴珑》和《我纷纷的情欲》，都是白话自由诗，他的《会吾中》则以纯正的诗经语言将诗经、甚至一部分先秦文论，全部重写，而每一首都成为十四行结构的“商籁体”。但我没有资格谈论诗，我应该像先生那样将读者看得很高很高，我愿相信在座的朋友以及今后的木心先生的读者，会在我所不及的高度认知木心先生的诗学。

今天，我一再提醒我的陈述必须保持克制。我只是他的学生，不是一位有资格评价文学的人。而当此向大家介绍先生，我哪里做得到像他的文字那样精确而恰如其分。我不敢说在座的朋友中没有一位读过先生的文章。人不能单凭一篇文章认识作者，尤其是像木心先生这样丰富、深沉而多变的作者；然而有时一段词语、一句话，就能透射光芒，直指人心，先生正是这样的作家。前天，当我接到印刷厂送来的第一册木心散文集，翻阅那些我在20多年前就阅读过无数次的散文，再次感到先生是一个无解的谜——他有宽阔的来路，但没有师承，他秉承内在而顽强的意志，但没有同志，长期以来，他与文学团体和世俗地位绝缘，因此没有读者，没有知音，没有掌声……这是他所追求的吗？在五十多年来庞大的中国文学群体之外，我看见，这个人自始至终单独守护着、同时从不受制于五四开启的价值、精神与世界观，凭一己之身、一己之才，持续回应并超越五四那代人远未展开的被中断的命题——譬如白话文如何成熟？譬如传统汉语在当代文学的命运与可能性，譬如中文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譬如在种种世态与时代的变幻中以文学挽救文学……我们会说，几代文学家都在寻索实践同样的命题，但现在我们有了比较的机缘：一端，是我们历来所见的庞大的中文写作；一端，是木心先生的书。我们会看见，前者所有的，木心先生那里半点无有，前者所无有的，请在木心先生书中见——我所谓的“有”与“无有”，是指什么呢？

这一层意思，在诸位阅读木心散文集之前，在诸位获得各自的心得——或没有心得——之前，我应该缄默。

最后，恕我略微交代我与先生的关系。先生从来画画，我也从来画画。先生写作，我于是在旁边叫好——现在我简直不敢相信，当年我读的都是他一叠叠手写原稿——然后先生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也要写呀……回国六年，我竟然出了几本书，迟迟不敢给先生看。承国内读者错爱，我得到几位热心的读者，其中一位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王淑瑾。我看她当了真，于是借木心先生的著作给她读。她来电话了：

“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一只小瘪三！ ”

我听她这样说，当下大喜：真的文学总算公道的！可是我的阳谋同时也就被点穿，我今天索性说说破：什么阳谋呢？请大家原谅：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我的夙愿今天实现了。以下，借文学的名义，我要向第一位在国内网站为读者介绍木心散文的陈村先生鞠躬致敬！我谢谢在南方周末纂文呼应的陈子善先生与何立伟先生！感谢在此书出版前阅读并期待木心先生的陌生读者和今天到来的记者们！感谢这本散文集责编、脑袋长得像列宁般宽大的曹凌志同志与封面设计师蔡力国同志！感谢作主出书的贝贝特头目刘瑞琳同志！当然，还要感谢青春大好、今年刚满二十岁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丹青 2006年元月7日]]>聂尔2006-1-8 11: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