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你——
    走出我十五年的想象
    走出冰冷的机场大门
普普通通的脸上
冒着一冬天的热气

有人在叭啦叭啦按着快门
我们在热气中拥抱   小心谨慎
空气意味深长
冷得像刚痊愈的心理创伤
我把手伸向你
我当你是一个病人
我搀扶你
为我的强壮而感激涕零

这是最冷的一天
忧伤像光线落在我身上
照亮这彻骨之冷
我注视你   看见遥远的一天
比今天更冷   我来自南方
带着新鲜的南方的热气

第二次

我看见你——
    走出地铁湿漉漉的咽喉
    走出一个多年的隧道
一股强有力的风
卷起了你的中国风衣

我看见你幼年的衣袖
渗出一块块绿
你眯缝的双眼
在氧气和烟味中辨认

对于幼年的一切
我记得多么清楚
清楚得像你胸前的一颗纽扣
总在拉紧我的视线
我们青梅竹马   无法说出
那使我们从小相爱的各种事物
如今又集中到一个陌生城市
全然无关的各色人种
挽紧你的手   慢慢的走
满城的汽车从身旁驶过
旧日的病不再疼痛
旧日的苦
已反复咀嚼成一种圆熟
 

第三次

我看见你——
我看你   还是幼年的你
    我看我    已不再是从前的我

幼年的我   麦田里的我
掀连枷的我   雀斑脸的我
如今意志衰落的我
坐在咖啡馆里
已经不习惯握你的手
把你的拉响手风琴的指头
习惯地含在口中
从未年轻过的我老得多么快
很难拉回时间的速度
一根指头   悄悄拨弄唱针
餐馆老板放上一张密纹唱片
从未老过的你的手依然年轻
在桌上击叩   再难叩出那
又轻又痛的火苗
为我点燃一支廉价香烟
你又在高谈阔论   口沫四溅
我寂寞的心慢慢淹入一杯黑色咖啡
 

第四次

我看见你——
在桌子对面
慢慢展开一封信   长长的信
一生的信
长得像电脑里吐出来的
没完没了的亚光纸

你慢慢地读出字正腔圆
我听到家乡的奇怪语言
玉米粒般脱落
那一个一个的字
脱自黑色墨水笔的笔端
每一个小小的字   散落空中
像我们小小的家乡小镇
散落在整版大地图中的
哪一个角落？
我想在每一个字里深入
但每个字都仿佛是重重的一拳
击倒了嘹亮的记忆

正在过去的是什么？
已经消失的是什么？
空气中散布的一些字
小小的蜘蛛织成的网
炫耀什么？
你还未看见？你已落入其中
 

第五次

我看见你——
在地球上奔跑
从这一端到那一端
你躬着身   撒开腿
你总是跑得一帆风顺
只要你跑
速度就抓住你
运动的感觉就抓住你
无人知悉的方向就抓住你
在你身旁轻柔走过的脚
不能刹住你
你眼中生命的消失
也不能刹住你

你跑；
快得像一声呼啸
快得像光线
快得像孩子滚动的铁环
快得没有时间   无踪无影
快得不能再快
快得让我内心发疹
快得像布罗茨基的黑马
接近营地   可无论多快
你已追不上骑手

第六次

我看见你——
没命的笑   牙齿明晃晃
在一盏路灯下爆发
不似我喜欢的
浑浊的、酸楚的低音
你大踏步走在公路上
小腿坚定
你要一步走到天上

慢慢地   我倒退回我的玉米田
我缓缓走进那一亩二分自留地
掐指算算天气
关注我俩的收成
和老去的影子作伴
却越来越喜欢
这生命无用的感觉
    （所有去过的仿佛没去
     所有得到的从未得到）
不再问你：“要什么？”
也不再问自己：“去哪里？”
满城灯火突然出现
又退向很远   我仍停留在
那个路口   并不凄凉

现在   减少出门
不再看日历
忘记死亡这回事
天空越来越高
高过昨天的一切
我活得内心愚笨
看上去却如此聪明

1993年农历十五
于家乡成都

七月一日凌晨五分
一个伟大生日开始
捎上子宫的祝福，爬到阴蒂的尖端
情人呻吟潮红
子夜天空
旗色深深 好像喝了交媾的酒液
七月第一天 月经没有如期到来
夜半勃起
城市迷睡不醒
有人在城头唱一首歌
呜咽的声音徐徐上升
房屋开始发抖
黑夜其实是个强奸犯
笼罩夜半的精白
让所谓的记忆见鬼去吧
没有存活超过五分钟的生命体
琐碎在压迫中爆发后
成为碎片
流入沟中
城市，
没有元老
没有资历

七月一日
凄然迷笑

摘要：1985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25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25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IC供图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都特约记者 晓德

    1985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25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25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25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的生命力，谈“台湾”与“粤国”，谈“柔软的力量”和“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25年后，回头看台湾的变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畅想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愿，现在都实现了吗？

    龙应台：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启超和孙中山的门，叫醒他们，问你问我的问题：“4个25年以后回头看，心愿都实现了吗？”

    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极其复杂的。

    《野火》卑之无甚高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从集体———譬如政府或学校或媒体或社会等等，搬回每一个个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要觉醒。就这个“心愿”而言，25年来，台湾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远。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这样的呼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25年前写《野火》时候的台湾，登记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不论是慈善的还是环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种种箝制，因为执政者害怕你民间力量的形成。一个对自己管治的正当性没有自信的执政者，通常会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间被养成侏儒。

    25年之后的今天，台湾的民间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政府。台湾现在登记在案的，大约有3万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加上没立案或不需要登记的，总共估计有10万个，环境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防止自杀的、协助身心障碍的、保护被虐儿童的、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的、保护同性恋人权的、扶贫济弱的、培育青年领袖的、监督“国会”和媒体滥权的、对抗司法不公的……几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议题和领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说，25年之间，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环罢了，民间独立自发的力量非常蓬勃。

    25年之间，政府变小了，民间变大了。但是，在民间的“大”里头，马上出现一套全新的问题：

    譬如说，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比如媒体是民间吧？当媒体本身滥权、造假，党同伐异时———你怎么办？比如，选民是民间吧？当选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识和胸襟，以选票来违反正当和正义时，你怎么办？这就是《野火》当时的另一个“心愿”———台湾民主的品质提升；在这个层面，可能就离“实现”很远了。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一股脑全部浮现，而且没有一个不重大，没有一个不难缠。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关怀的社会陷入选举的虚耗、政策的摇摆、政客的短视、民粹的凌驾、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极度庸俗和浅薄席卷精神世界……

    25年之后，当我随手打开台湾的报刊，和大陆的几个较好的报刊做一下比较，总觉得触目惊心：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从主流社会里退席？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是个极其精准又骇人的描述。

    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说，台湾迎来了民主制度，但您却对它有点失望？

    龙应台：应该说，台湾的民主实践和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马上跳到“失望”这个结论，我倒不那么认同。因为，当任何实践和期待有落差时，紧接着必须问的难道不该是，是这个实践特别差呢，还是我们的期待过于天真？很多人已经说过，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而仅只是“最不糟”的选择而已。你要我选“毒苹果”还是“烂苹果”，我选“烂苹果”嘛。即使是这“最不糟”的“烂苹果”，都需要我们费尽力气，慢工细磨才能做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犯错，不断学习，不断去检讨、去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个恐怖袭击，一场伊拉克战争，就暴露出它体制里头还有多少滥权横暴的空隙。看看Chom sky(编者注：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名异议知识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国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25年前对台湾的期待是它应该“抵达”某一个境界，而25年后它没有“抵达”到那个点，我们因而“失望”，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认识不够透彻的缘故。

    南方都市报：当年在《中国时报》发表专栏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龙应台：写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我看不下去了”、“凭什么要我忍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环境？”对政治的暗流却毫无知觉。那时刚从美国回台不久，完全不知道人们已经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来排山倒海的回响，像压力锅突然掀了锅盖，我一看，锅子里全是沸腾而不准流出的泪水——— 就明白了。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和台湾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可是，25年前您可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今天，尤其是2000年以来，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您是否有过切身的感受？

    龙应台：25年来台湾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认同的质变。1987年解严之前，人们的认同是被塑造、被规定的、没有自由长的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成长，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树被种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随着风吹雨打霜降，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发生的，要把它再勉强塞回原来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断根了。

    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的出版，让更多的华人读者从此开始认识您，了解您。那么，您个人把《野火集》看作什么？一个孩子吗？它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龙应台：跟孩子不太一样。孩子大了，独立了，我还时刻惦念，他们常说我“粘”，还不让粘。对《野火集》，或任何一本自己的著作，我有个不回头的习惯。写完了，它就属于社会、属于读者、属于历史。感觉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南方都市报：25年了，对于您的作品仍影响着现实的世界，让现实中的部分华人心有戚戚。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是很开心和快慰的事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是否也会有某种的苍凉之感？

    龙应台：有一次在台湾中央山脉深山中一个原住民部落里，我遇见一个志愿者正在为部落的小学生建图书馆。是个中年人，从一堆石头砖块中向我走来，头发沾着木屑，看起来满面风尘。他放下手中的活，告诉我，他在上大学时读《野火集》，一边读，一边就决定自己要以服务台湾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为一生的志业。在深山遇见我时，他已经在偏远的部落里工作20年了。他走过来握我的手，郑重地跟我说“谢谢”。(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还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个妇女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她从忙碌的志工队伍中走过来，跟我说，她在怀孕时读《野火集》，放下书就觉得，如果身边的大环境是恶劣的，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幸福呢？孩子还没出生，她就开始发起这个环保组织，十多年的累积，已经有好几万个母亲加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一本书带给人什么样的触动，是很难预测的。有一次还遇见一个中年的比丘尼，在山中修行。她用那无比澄清的眼睛看着我，说，会走上修行这条路，是因为18岁时读了《野火集》。我没想到《野火集》也会使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也许18岁的她想的是：如果我无力改造社会，那么我至少可以改造我自己，内在宇宙也是一个宇宙？

    25年来，一路上我都会碰到当年的《野火集》读者，在深山最贫困的部落里，在台湾南部的渔村里，在某个“环保妈妈”的示威队伍里，一个中年人走向前来，轻轻地说，他或她之所以选择了社会改造的人生路，是因为年轻时读了《野火集》。当年他20岁，现在已是中年，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每次有这种邂逅，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身为作者，25年前种下的，25年后竟然有福分能亲眼看见。感恩这些读者多么慷慨，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人生最慎重的一部分。

    当然在很多方面，我有无力感。当你看见，曾经批评过、讨论过、呼吁过、建议过的事情，在25年后，又被重新提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知识的累积或经验的传承，问题依旧，好像永远从零开始。你发现智慧和经验都不是直线累进前行的，它是那么令人顿足、无可奈何地向前三步倒退两步。原地踏步重复多了，有的人变成“愤老”，有的人选择放弃，沉默以对。至于苍凉，是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个极其苍凉的“老灵魂”。但是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你说你懒得重复了吗？读3000年前的经典时，不论是希腊悲剧或是先秦古文，你不是常常惊诧出声：老天，这个问题他3000年前就谈过！难道你自己不在那个亘古的大苍凉中吗？

    但是大陆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新问题纷纷冒出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社会最生猛、最有力气“生气”的时候，也是最精彩的时代。

    《野火集》：一面折射准确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时候，您曾提到过，许多大陆人看来，《野火集》似乎是为大陆而写。这对您来说，当时是否也是一个意外？

    龙应台：意外比2005年早。《野火集》最早的大陆版是在1988年的北京发行的，没有我的授权。那时候得知北京的大学生在传读这本书，很惊讶，不明白一本专谈台湾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书，为何远在北京的读者会有任何共鸣呢？那感觉有点像，给一个病人开的诊断书竟然被另一个人拿去买药了？其中必有历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随着我对大陆的认识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别忘记，那曾经是多么蓄满能量的年份啊。

    2005年以来，《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陆一直不断再版而且被广泛讨论，透露出很多讯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经济发展，加剧而且扩大地恶化———假奶粉、假酒、化学污染、招商引资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几乎像个“预言”书一样。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相对于1988年，人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个纪录片一样，呈现了25年前台湾人在开始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如何艰辛地挣扎和努力。对今天的大陆而言，它就再度成为一面惊心动魄、折射精准的镜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方都市报：您曾羡慕德国人阿弗瑞，他可以带您看故乡的小镇，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和门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却感叹自己找不到过去。今天的大陆，拆迁问题几乎无处不在。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个外国侵略者或殖民者做这样的处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让出来，给另一群人享用，你会称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点欧洲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夺和暴力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南方都市报：这25年，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美国到台湾，又去欧洲，再到台湾，又到了香港这种时空的转换，对您来说是不是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华人群体？您是否曾经考虑到大陆多停留一段时间？

    龙应台：香港的体验确实使我对“华人世界”的认识起了根本的改变。我发现，我要用“粤国”的概念来看香港和广州，才比较能抓到这个非常特别的文化语言圈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住在香港使得我常常思索“南方视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相当受“中原本位视野”的局限，如果多一点“南方视野”，可能很多事情的解释都会不同。

    确实也在想，是否该到大陆去住一年？有了生活的经验，才能深刻地体会那个社会吧。但只是模糊地在想，一直还没有冒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也要看因缘吧。

    南方都市报：非常喜欢您的《目送》以及其他一些非评论性非政治性的著作。有人因此评价说，龙应台变柔软了。这是岁月的回归吗？

    龙应台：我倒觉得龙应台其实从来就没有“不柔软”过吧？《野火集》的写作，是和《孩子你慢慢来》同时的。白天写怒目金刚的《野火集》，晚上可是抱着婴儿哺乳，换尿布，唱催眠歌的。

    但是《目送》不同。《目送》不是柔软不柔软的问题。《目送》是溪水冲过千山万壑看见大海的顿时的明白。

    南方都市报：读了您的《大江大海1949》，我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庞大的工程。为了写作这本书，您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寻找亲历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让您选择了如此艰难的坚持？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所谓辛苦，其实不值得一提。很多作家或学者，花几十年的工夫，皓首穷经做一个题目，写一本书。但是《大江大海》是我这个一向最没有毅力的人最耗费心力，最坚持的书。支撑我的是一个单纯的心情：60年，是一个忌日，对那千万个内战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用文学为他们上一炷香，立一个“慈悲”碑。对那些还活着的，在夕阳西下之前，用文学向他们致敬，说一声谢谢。没有国共之分、两岸之别，《大江大海》里的人，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都是我的同胞，我的长辈。

    有些书，是酝酿了一辈子才写得出来的，即使你不知道它在酝酿中。

    南方都市报：从《野火集》到《大江大海1949》，这两本书在您迄今的写作历程中，是否有着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我个人感觉，与前者的辛辣相比，后者更加波澜壮阔；前者让人思考，思考当时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后者让人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历史观，并很自然地被带回到6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您个人怎么看待两者的区别和对您来说的不同意义呢？

    龙应台：《野火集》是火。《大江大海》是水。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25年了，当年的读者如今都已经进入不惑甚至可能已经年过半百，而新的读者可能正值青春年华。对于当年的读者和如今的80后、90后年轻读者，您是否想对他们分别说点什么呢？

    龙应台：对那已过中年的，我想说，读者和作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共老了。不坏。

    对大陆的80后90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于1947年先以英文出版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深入地分析了描写1934年纽伦堡党代会的专题影片《意志的胜利》，指出这是一幕精心策划的华丽演出：旗帜的海洋、夜空的篝火、广场上的进行曲、齐声朗诵、难以数计的人组成不同编队的活人造型……最后，希特勒从天而降，欢呼声响彻云霄。人群，国旗飘扬，汽车、装甲战车整齐地隆隆驶过。

空前的拍摄条件、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无数的聚光灯，16名一流摄影师、30台摄影机所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摄影队，22辆配备司机的汽车和身着制服的机动警官，专门修建了特殊的桥梁、塔和斜坡路，使大导演里芬施塔尔的摄影机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然后是从17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凝聚为一份法西斯主义的视觉美学盛宴。克拉考尔的评论是：“只有无视一切传统人文价值的虚无主义政权才会如此毫不犹豫地操纵整个民族的身体和灵魂以掩盖自身的虚无”。

这些年，电影与其他一些美术中的 “宏大叙事”又开始流行，每当看到电光声色中的空间与虚饰时，莱妮·里芬施塔尔就注定会被人们提起。对于这位大导演，苏珊·桑塔格质疑她是在真相与美之间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原载：2010年11月21日《羊城晚报》-b2《观点·众议院》，编辑：吴小攀

凌晨忧郁
假面晚宴如期召开
左右心室指挥指挥——
每一步 向西 向西

每人是自己的凶手
明天苟延残喘
不知 一道孤独的门环
已被叩响

光线是你的子女
他们欢呼雀跃
他们积蓄生命
他们 是你的子女

无远弗届
在云下栖息的诸
逃不过
时光纤毫毕现
被你计算

计算明天的见白
需要多少过程
多少次的见面多少次微笑
多少次的温暖多少拥抱

有一些
有一些 黑暗是你的私生子
激动是他们躲藏的密室
逃出来遍体鳞伤
走出 废弃叹息

颤动的下午
阳光的轨迹暴露
先于主体的降落
我目光迷离
想和你对话

“地之主
天之羽！……”

你习惯于赞美
你的私生及正生儿女
满地逃窜
所以全部的地平线
都是蓄势待发的准生证
未出 云吟霞唱

这是交织的关口
黑暗关不住太多的挣脱
手上的魔杖金光四射
千万伏
万千伏
死与生 不可逃避

只是……那些阳光
是否愿意老去

在一些照不到的角落
很多伤心的 密室之外
他们抱头 互相安慰
“这样的阳光
你是否愿意老去？”

正处于亚运盛会的广州，依然以一贯的静谧、千年不变的沉稳，来观察与体谅。城市的观察从身边的这条路上的商店、旁边匆匆的行人开始。

我的观察呢？今夜我是偶然到这里做客，来一个晚餐。这里进门有一个小院，门口有转动的水车，庭园里摆五六张方桌，食客三三两两而来。这里有好听的名字：青翠馆。

朴实的楼房，一个尚宽大的阳台，有些满洲窗风味的木框窗户包裹相贴。青翠馆就这样傲然地立在六榕路上。右转角是百灵路，一条朴实却有沉淀百年生死的短短几百米路途；左侧便是著名的六榕寺了——“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无树记东坡”——这块历经千年的牌匾在夜色中，在经历过整天又整天的香火熏染后，今夜也静谧地和我站在一起。

当晚餐开始的时候，那些小窗已经一扇扇打开，里边飘出的，已经不止是香味。烹调食品的香味，是这个城市这条老城区路上所从未断绝的。我今夜神往的，是从那从未关闭的小窗中、从宽大阳台打开的门里边，所传递出来的笑声。

声音是个神秘而飘逸的元素，尽管不觉厚重却披风雨而来。我所经历的短暂年代，有记忆的声音曾从此处飘起。在广州老城区中轴线上的这一角，是街巷边的大北肉菜市场的交易声、煤店卖蜂窝煤卖木柴所产生的运输声，还有沿街而过的“磨铰剪铲刀”吆喝声。

当然，细小的声音更是不可细数。兴隆东街口的斜坡处，有家剪发的，那些推剪的声音往往在周日的上午显得密集。小孩喧闹的声音能忽略不计了，他们是追逐在自行车背后，或是跟随大人帮忙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或根本只是在街角在树上在麻石巷中玩耍。

当年的小孩在40多年后，已长大。他会默默地用夜色，在同样的地方，迎接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惆怅。

铅华如洗，心中默默。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嘈杂所在。人可以为生死闹哭——百灵路，在百年之前，本身就是一条殡葬用品的集散地；我的很多小学同学，家里出生就是至今看起来都有些可怕的特种行业。百灵，不是百灵鸟，是百求百灵？是生与死的边界。

这里应该还是灵气会聚之地。六榕寺、光孝寺旁列其地，千年古刹巍然。六祖慧能的足迹从这里出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心动！”偈语亮起，六榕无声……

而今夜那飘出的笑声何来？是万种风情所至，抑或是清冷风霜偶得？青翠馆，以一种华丽的转身，豁达地在今夜，我与它一道回归。

悬崖边 定是凿上脚印
一步步爬升天的路
摔下 或 上升间哆嗦
骰子机会闪闪烁烁
深渊边无数熟悉面孔——
哦，他们早已失足

我迈开左脚 出发点亮起猩红的臂章
愚昧的人 把玩自己 瞪着彼此
他们津津乐道
其实我 早已失去了另一只脚
勇气是为偷窃者准备
命运垂青疯狂的人

我们读诗
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仍在读诗
我们喝茶
喝茶和读诗哪个是正确的次序？
浓茶催促胃部抽搐
灵魂同步呕吐
高潮并诗歌的雨点
从天而降
凄厉 真实

幸福
是等待下一刻希望的永动机
死亡学会了随时探头
来路坟头飞飞扬扬
飘满
说过的语言

　　某个暴躁的士兵开枪后，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是99年前的一起偶然事件。

　　如同一切宏大的历史，偶然事件的背后，一定是必然的逻辑在作用。大清帝国不是因为甲午海战才腐朽败落，苹果即使不落在牛顿的头顶也会落在其他科学家的头顶，欧洲列强决不会仅仅为了萨拉热窝那个冲动的中学生就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辛亥革命的基础，是孙中山的执着、黄兴的冲刺、宋教仁的理想，是康有为的探索、梁启超的思考、谭嗣同的牺牲，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严复的《天演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

　　更早的渊源，可以上朔到康熙皇帝，这位英明神武的圣祖仁皇帝，在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欧洲语言、西方历法的时候，却不肯把这些足以启蒙的知识推及其臣民，而其孙乾隆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若干世孙媳妇叶赫那拉氏则不肯修铁路。为了一朝一姓之私利，满清统治者选择的封闭，给了时代更大的刺激。

　　然而，人民要通商以至富强，人民要学习以求智识，人民要铁路以便流动，人民要电报以利资讯，人民要办报以彰思想。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国家求宪法巩固根本，国民盼宪政确保权利。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当国共两党在美国的斡旋下就建立联合政府会商于重庆，真正的宪政曙光一度投射在神州大地。但是——中国的事，往往就坏在这“但是”二字，权欲极盛的蒋介石发动内战，温暖的曙光化作无情的战火。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在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荡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国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意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者，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

　　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1975年，哈维尔致信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强调“历史已经不能不被理会”。亲爱的读者，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用一年的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琢磨这从三峡中千转百回、喷薄而出的历史，以及历史抵达蓝色海洋的路径。时光飞逝，这艰难曲折却奔流不息的走势，仍然在我们心中跳动。

　　是为编辑动机。

那晚的完整
从无数割裂拼凑
我们在不同的房间诳语
里边没一张完整的大床

你的手急切撩开自己的衣装
我瞅见了洁白中的不完美
怀缅乳汁是男人的天性
同样，崇拜理想也如崇拜乳房

我们被伸出窗户喘气
那些奔驰的汽车不停收割
溅起一堆头颅
粉碎吧

流着的风是灰暗的
灰尘是大气的清洁剂
我们是家园的灰尘
我们的心纯净如斯

其实，理想是个洞
打扫垃圾的会淘一下
打高尔夫的击中一下
世界：悬扣不入细若空

注：10年10月10日10时10分10秒……无聊的完整，注定的残缺。所记。

是的 我相信
我们一定忘记了什么

那场骤雨来得不是时候
浓云的裂缝打开过
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吗
那缝隙中吐露过彩虹

那张笑脸依然的
依然绽放
我们却竟然忘记了
忘记了舌尖的味道

是的
我们一定忘记了什么

我还把一句好诗忘记了
忘得莫名其妙
如同沮丧爬上长满樱桃的山坡
欲望的含羞草
铺满湿润 随即枯竭

我们一定忘记了什么

忘记了谎言能百说成真
忘记了两只微生物

貌合神离
已隔关山

一具蠕动的身躯

是造化的一个产物

一个丰满的背后

是一些忧郁的弹琴

我没有意象

我不是这个岸边的一粒小沙

波涛汹涌极目浮沉

你在那边

我没有眼泪

那些洁白的盐晶

怕且是一些抚摸的污秽

沉渣泛起

我没有明天

明天是一些断线

东搭 西搭

不至天边

我没有完整的呼吸

呼出欲望

吸进寂寞

心痛透彻

我没有过你

从来没有过

有过一些残缺的笑容

和仍未残缺的你

穿透了洁白

与殷红搭配 你的胸脯

竦竦而下的怨恨

点缀成贯注的注目

长河学会装满而来

装满一些破碎的泡沫

映射如同碎片的语言

嘶声声仰望

叫着 不是欲望

只是昨天

起码……没有……

不能回到六千个日子前了

月色当空

要重看你我的面目么？

有几颗泪水

悄然飞溅

视网的轨迹 边缘搭在河边

凝视成古老的痕迹

后：多少天没有来了，今天贴上一首，听着王靖雯，看着世界杯……我等只是俗人，凡夫俗子喷了一些泡沫……有缘，就有续吧。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谷歌称，它遭到了源自中国、针对其公司基础架构的高技术、有针对性的攻击。谷歌对这一情况非常公开化的反应酝酿了数周之久，其间谷歌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深度参与。

对这两个人来说，“中国”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与布林交谈过的人说，很久以来布林就曾向朋友和谷歌的同事吐露他对于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说因为他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所以对于与政府内容审查合作的道德困境就更显突出。多年来，布林一直是谷歌非正式的企业良心，及其“不作恶”(Don't be Evil)信条的守护者。

针对网络攻击的调查在数周前展开，但谷歌是怎样侦测到攻击的还不清楚。据知情人士称，当谷歌员工搜集到更多证据、并相信这些证据表明攻击与中国和中国当局存在关联时，首席执行长施密特(Eric Schmidt)与佩奇、布林开始一起讨论应该如何做出反应，由此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探讨究竟是留在中国、尽力从内部改变这个政权，还是应该离开。谷歌一位发言人说，佩奇、布林和施密特都不会发表评论。

据这些知情人士称，施密特坚持一贯看法说，在中国经营业务以尽力开放这一政权是道德的。布林竭力反驳说，公司已经尽了力，继续审查搜索结果再也说不过去。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三人最后一致认为，他们应当公开披露这起攻击，努力与他们眼中企业界存在的一种暗箱文化决裂，不像它们那样对这种性质的攻击保持沉默。

上述几位知情人士称，很快，谷歌负责公共政策与传播事务的副总裁惠特斯通(Rachel Whetstone)开始为公司计划公开发布的声明起草并修改了数个版本，然后让三人过目。

三位大头一致认为，博客文章除了谈论攻击事件本身以外，还应该加上一些有关人权问题的措辞，其中最强硬的措辞是博文倒数第二段中的一句话。

该段落说道，在考虑了这些网络攻击以及中国过去一年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后，他们决定重新评估谷歌在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

由于担心谷歌在中国的员工有可能遭到报复，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及其顾问要求在声明中加入了一行文字，说该决定是由公司在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的，谷歌中国团队对此毫不知情，也未曾参与。

据两位知情人士说，谷歌的一批管理人士周一被告知，公司计划周二公布上述声明。

为了进一步保护在华的中国员工，谷歌的管理人士在声明发布前几分钟才将此事通知中国团队的绝大部分员工。

谷歌三位最高决策人士发生意见不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说，施密特去年就对记者们说，他曾一直反对佩奇让谷歌推出一个网络浏览器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接受了佩奇的意见。

谷歌在中国的行为一直在为西方公司是否应在中国做生意这一涉及范围更广的地缘政治争论输送话题。2006年，在谷歌表示将审查其中国搜索引擎后，美国众议院要求该公司前往国会解释其这一行为。美国众议院已开始考虑通过立法手段禁止美国公司除某些特定情况外与中国官员合作。

谷歌周二表示，它将不再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对其在华网站Google.cn的搜索结果进行过滤。该公司说它将与中国政府讨论此事，并表示，它意识到此举可能意味着公司将不得不关闭Google.cn以及公司在华的办公室。

谷歌的决定与许多美国企业加大在华涉足力度的经营策略可谓背道而驰。中国既是美国企业重要的潜在出口市场，也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所需众多制成品的来源地。

美中贸易的资深观察人士暗示，谷歌和美国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可以迫使中国放弃互联网审查或其他行为的影响力。

除了Google.cn这个网站外，谷歌这一决定还有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中国的一系列商业项目与合作伙伴。由于如此公开地斥责了中国当局，谷歌自身及其合作伙伴有可能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谷歌的决定也会影响到其在中国本地市场的竞争者，谷歌撤出中国有可能使他们受益。

Jessica E. Vascellaro

首先，此次攻击并非仅仅针对谷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至少有其他20家大型公司也成为了类似的攻击目标，这些公司所在的行业分布广泛---包括互联网、金融、科技、媒体和化工行业。我们目前正在通知这些公司，并与美国有关部门携手展开调查。

第二，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入侵中国人权活动者的Gmail邮箱账户。根据我们掌握的调查数据，我们确信他们的攻击还未能达此目的。只有两个Gmail账户有被侵入过的迹象，而入侵者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账户信息（如账户创建时的数据）和邮件主题，而不是邮件内容。

第三，我们在对谷歌案件的调查中发现，有很多拥护人权活动，注册地在美国、中国和欧洲的Gmail邮箱账户似乎经常受到第三方侵入。入侵者并非是通过Google的安全漏洞进行攻击，而极有可能是通过在用户的电脑内植入钓鱼网页或是恶意软件来达到目的。

我们已经利用从这次攻击中所获取的资料，改善基础设施及架构，提高谷歌及我们用户的安全。从个人用户来说，我们我们建议他们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信誉好的反病毒和反间谍软件程序，给他们的操作系统安装补丁，并更新所使用的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信息和电子邮件的链接时，或要求在线提供个人密码等个人资料时，要保持警惕。在这里，你能够阅读到更多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电子安全方面的建议。如果希望获得更多关于这种类型攻击情况，请阅读美国政府的这份报告（PDF）。

我们已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来分享这些攻击信息，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已发现的信息涉及到网络安全和人权问题，也是因为这些信息已成为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对于言论自由的全球辩论的焦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以及中国公民的企业经营才能已帮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毫无疑问，这个伟大的国家将在今天的世界里取得更为巨大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2006年1月，虽然我们对一些搜索结果将受到审查而感到不适，但为了加强与中国用户的联系以及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互联网环境，我们还是发布了Google.cn。从发布之日起我们就有着明确的运营思路---我们将仔细审视中国的运营环境，包括新法律的发布以及对我们所服务领域的其他规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取得既定目标，我们将毫不犹豫的重新考虑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策略。

这些未经报道的攻击和监视，以及过去几年来政府试图进一步限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已使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运营。我们已决定我们将不再继续审查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且如有可能的话，未来几周内我们将与中国政府就我们是否可以依法运营一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展开讨论。我们认识到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关闭Google.cn，并有可能关闭我们设在中国的办公部门。

审查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运营一直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这将可能导致深远的后果。我们希望解释的是，此举是由我们美国管理层推动，与我们中国雇员无关，正是由于他们的卖力工作才使得Google.cn取得今天的成功。我们愿意负责任地解决所发生的这一相当困难的问题。

发布者：高级副总裁、企业发展及首席法律官大卫·德鲁蒙德（David Drummond）

　　　　　　2000年2月初稿
　　　　　　2002年3月定稿

爱群大厦对开江面

人民桥1

人民桥2

天子码头？

从人民桥上看沿江路

西堤二马路？

貌似文化公园附近

人民中、大德路附近

文化公园附近的公交站

东山电车总站

卖花的女人：起义路附近

中山五路（有已拆除的越秀饭店）

中山五路核心：新星电影院

中山路-起义路交口

解放北，越秀公园正门附近

解放北路，拉三轮车的人

如花
不开在边缘
中心是尖锐的温柔
泪擎巨压

远飘
脚无从踏足
看孤单之影
迈着双数的步

最后
没有告别的华丽
用一袭世俗的呼啸
送予嘶哑喊叫

——写于蔡琴09平安夜广州演唱会后

这些注定的年份，又是不可复制的岁月。当然，不可复制的，是这岁月当中遭遇的事事、人人、心心……起起伏伏过去，2009，注定是个遭遇之年。

能在不惑之年到来的第一岁，认清了世界的面目。她不很狰狞，只是有些邪恶；同样，她也不矫情，然而现实的实在让我知道，日子本来应该如此。

2009，使我开始怀疑命运之手，是否若有或无，也对人的命运起伏更为感慨。心痛的惋惜毫无惊觉之时，华发已生。有几个夜晚，我在夜色中暗视，视变迁如烈火，叹命运之无常。此刻，心中有撕裂声发出，同时并着营生的萌芽。那是——那是从无而有的际遇，不可避世的面对——是赞许着，那些微小的生机那么艰难在黑暗的压抑下，勃发而来。

2009，我知道不可有仇恨，也不可有屈辱。因为凡所遭遇的都是你人生之必遇。正如人的福星高照与祸不单行一般的几率并存，取的是心态。如果没有一种宽怀的快乐，那么每天的明天，又会考验你我如何地坚强坚忍？

2009，我迷上了微博，我知道了民众的声音如何以低沉的姿态来吼动，我也如何不断地在信息的潮流中踉跄。我知道有些提醒永远有效，有些人永远值得深爱，而有些真相必将认清。

所以，我所幸运的是能在这年末最后的几天，写下那么点不算无聊的文字，因为这样的符号一定是永恒的印记。曾记录过这年365天数字下，光阴曾有过怎样的波澜，自己有过怎样的长吁短叹，又学会过保持一些认识与策略，包括妥协。

毕竟，2009，是一个难忘的遭遇之年。

纪念列维-斯特劳斯
致一位南比克瓦拉族印第安少女

我在忧郁的热带看见你，
在列维-斯特劳斯滴沥着雨水的文字之间，
像篝火熄灭后的余烬般暗红色的，是你的笑。
你天真地笑着，猴子“鲁西达”爬在你的头上。

苦涩的河水断续地流着，又快到干旱的季节；
你是否听到了你父亲和兄弟们狩猎归来的歌声？
星星笼罩荒凉的四野，而阳光
还是照耀着你的脸，你瞇着眼。

列维-斯特劳斯已经老去，印第安的森林﹑
森林的神祇已经枯萎——那金刚鹦鹉的羽毛
已经不能带着一个孤独的民族飞向远方。

在远方，你也苍老了，也许是最后一个部落中
最后一个记得森林的传说的老祖母了；
没有苍老的，只有你留在人类学家照片中的微笑。

以你赤裸的身体﹑你除了颈上
一串蚌壳项链以外一无所有的幸福生命，
你告诉他：昨晚你梦见什么。

一百年来你梦见什么，一百年来你的族人梦见什么，
数千年来我们﹑这些终将消失的人们梦见什么。
老祖母，我们内心祭坛中永远的少女之神，
猴子“鲁西达”爬在你的头上，森林“母亲”搂抱着你。

就像你的母亲——酋长的妻子用树皮巾背着年幼的你
走过一片片沼泽和荒原，迁移到一个新的世界——
也许是一个更贫瘠的世界，但是新的世界。

数千年对你算什么，一串蚌壳项链，一句湿润的
求雨的歌将把你带到时间源初的泉水深处。
我们的文字与忧郁又算什么？
当一个时代最终腐朽的风吹过，
另一个时代崭新的风又迎面吹来，我仍会记得
你的传说：

男人死去后会变成月光下的美洲豹
寻找着黑夜的乳房；
而女人死去后，她们的灵魂
会飘散于狂风暴雨之中，随着洋流﹑
时光的变幻，吹入大洋彼岸一个新生儿的唇间。

1999.11.24.

俄罗斯走向宪政的历史与俄罗斯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紧密相联而又“负相关”的，俄罗斯宪政史上两个转折性关头——1918年1月的解散立宪会议和1991年的“8.19”政变——同苏共的兴衰也密不可分。下面我们按照历史的逻辑简要剖析俄罗斯宪政的否定之否定进程。与此同时，也能一览苏共百年轨迹。

一、历史转折

追求宪政

1898年3月俄国“劳动解放社”、“斗争协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的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大会通过的党纲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主张宪政民主还是反对宪政而鼓吹“人民专政”，成为当时区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界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等人看来，无产阶级应当比资产阶级自由派更积极地追求宪政民主；而民粹派鼓吹的“人民专政”则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政治畸形现象”。1917年3月（俄历2月）沙皇宣布退位，毫无准备的俄罗斯陷入混乱。临时政府仓促上台，是为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
当时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在政治体制上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攻打冬宫的炮声中开幕，会议进行中传来消息：已经逮捕了临时政府几位部长。绝大多数党派和组织并不赞成这样做，拒不接受这个事实，纷纷宣布退出代表大会并离开会场。会议主席团从多党派变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
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全俄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重申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临时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之一，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内、国际问题的机关。他还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焦点只是召开的“快慢”问题。
布尔什维克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一党独揽政权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遇到了各党派的反对。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什维克反对、国际主义者派(即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派)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报》派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知识分子群体反对、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形成强大的反对派。有人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不了三天。但是，这些反对派最终“还是向暴力让步了”。
1917年11月12～25日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按期进行。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自己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之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11月28日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1917年12月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的秘密警察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用暴力惩办反革命分子、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商人。根据列宁所确定的原则，“契卡”拥有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监督党政军的大权。

否定宪政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此时，在左派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示威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彼得格勒，示威工人是举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红旗走向立宪会议所在地的。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行业工会纷纷支持。
当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出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彼得格勒的工人再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
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宪政梦想!
显然，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废除宪政的事件使俄国近百年来“宪政革命”的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逆转。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
“一月剧变”之后，俄国的国内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1919年有个坦率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
的确，内战就是一场围绕立宪与否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
与列宁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1918年4月在病危中口授了著名的《政治遗嘱》，他指出：“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90年后俄国人反思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和宪政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无疑发生了悲惨的断裂，这个断口在哪？就在1918年的1月5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否定宪政。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受伤，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契卡”进行全面搜捕，枪毙了7 000多人。既包括武装叛乱而被俘虏的军官，也包括昔日盟友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党员。整个社会革命党被逐出苏维埃政权。
1918年夏至1921年初，苏俄逐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余粮收集制”，即强行收购农民的余粮和饲料，此举遭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和反抗。

二、七十四年专政及其瓦解

恐怖时代

1921年3月8～16日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要求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观点组成的派别，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实际上开启了“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历史阶段。
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
1922年8月4～7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大会讨论了反苏维埃党派问题。决议要求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采取镇压手段。于是，苏俄其他政党逐渐消失，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党内开始关于新方针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派认为，党的机关已经官僚化，严重脱离群众；它凌驾于全党之上，压制普通党员的意见。他们要求改变“一派统治”的局面，建立党内民主，撤销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1924年1月26日～2月2日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选一名。
1924年5月23～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会议期间在各代表团中宣读了列宁生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又称“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对一些中央委员作了评价，认为斯大林“太粗暴”，建议由其他人来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俄共（布）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同托洛茨基的矛盾比较突出，他们没有感到斯大林是最危险的人。因此，他们没有接受列宁遗嘱中的建议，而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代表大会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
1925年12月18～31日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次年被逐出苏联，后在国外组织“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被斯大林派人刺杀，次日因伤势过重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曾是十月革命的第二号人物。他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他的生命终结方式，也许为这句话又增添了一个注释。
1929年1月斯大林第一次宣布联共（布）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右倾反党集团”。
在1928年至1931年间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至少有500万富农被镇压。斯大林后来曾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积极地进行反抗的富农及其子女常被枪决。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全部被消灭了。由于农业集体化和随后的饥荒，导致1450万人死亡。仅仅因为饥荒，乌克兰就有500万人死亡，北高加索有100万人死亡。
1933年4月28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在1933～1934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党。1917～1939年间，苏共进行了四次清党。1917～1922年被清洗出党的有22万人，1925～1933年有80万人，1934～1935年有36万人，1935～1939年有122万人。前后总共有260多万人被清除出党，是1939年的正式党员159万人的1.6倍。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时有270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只有3名代表对基洛夫投了反对票，但大会宣布的结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张反对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人提议基洛夫担任总书记，但基洛夫没有接受。斯大林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内，出席此次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数人死于监禁中，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捕并被处决。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几天后，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要加快对恐怖组织案件的侦察和审理，要从重判处；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必须立即执行。
1934年12月28日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将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人，作为涉嫌暗杀者处死。不久，陆续将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全部消灭。随后，便以追查刺杀者的名义在全苏开展了大规模肃反运动。
据《米高扬回忆录》载，苏共二十大以后已查明，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苏联大约有2000万人遭到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
1936年8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陆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苏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原党内反对派领袖被当作人民公敌处以死刑。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时期所处死的共产党员是沙皇俄国处死的布尔什维克人数的8倍。
在肃反中，苏联陆军遭到镇压的有36761人，海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苏联5个元帅中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3人、12名二级集团军军长（全部）、67名军团长中60人、2名海军最高指挥员（全部）、6名一级海军指挥员（全部）、15名二级海军指挥员中9人、2名一级军政委（全部）、15名二级军政委（全部）、28名集团军政委中25人、97名师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被处决或监禁，还有一部分人被开除军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敌”斗争中，各军区司令员全部被撤换，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的90％、军和师一级管理人员的80％以及参谋长的90％被撤换。清洗的结果是军队高级干部素质下降，红军战斗力减弱，给苏联卫国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秘密协定书》。后一文件主要是确定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1939年9月～10月苏联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被迫同意苏联在其境内驻军。次年8月，在苏联军事压力下，三国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39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恩?贝拉在苏联被处以死刑。在30年代肃反中，几千名长期住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和政治避难者以“托派分子”或“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此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将约600名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和犹太人交给了法西斯德国。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这次大会使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达到顶峰。

解冻时代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1953年12月18日苏联判决贝利亚和在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工作的6人死刑，从而沉重打击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秘密警察体系。
1956年2月14～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反对个人迷信，他还专门向大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给苏共和苏联带来的恶果。
1964年10月14日、15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为近2000万名受迫害者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下台后部分改革措施被撤销。

改革时代

1985年3月10日又一位继任苏共最高领袖仅一年多的契尔年科因病逝世，终年74岁。次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尔后苏联5次修改宪法，其主要内容是：（1）取消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确认多党制；（2）取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苏联经济制度基础的规定，确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原则；（3）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制；（4）改革国家权力机关体制，实行议会民主原则；（5）设立苏联总统、副总统职位，由苏联总统直接领导内阁，确立三权分立原则；（6）成立专门的苏联宪法监督机关——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7）取消马列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实行新闻出版自由等。
1988年2月《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报道：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这个数字是当时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谢苗?伊格纳捷夫在一份给斯大林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的。受罚人数（没有包括被判处死刑者）分类统计如下：1200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万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农民被判徒刑或流放；4200万集体农庄庄员被吊销了国内护照，从而完全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更换工作和旅行的权利。
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4。
1988年6月苏联《新世界》月刊发表文章，批评列宁废除私有财产和建立劳改营制度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认为列宁为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奠定了基础。
1988年6月25日　莫斯科约600人集会，要求建立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纪念碑。
1988年8月中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重申改革的政治和道义的力量源泉是“民主、公开性和责任”，认为“国家必须付清过去的旧账”，改革才能向前推进。
1989年1月5日苏共中央决定撤销1934年在各州成立的非司法机关“三人小组”对数十万苏联人的判决，为受迫害者平反。
1990年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在市中心十月革命广场举行集会，向即将于次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示威。示威者的标语口号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等于没有肉的香肠”、“不要专制独裁者”、“不要极权主义，要民主的俄罗斯”等。
1990年2月5～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建议提前召开苏共二十八大；认为苏共不应享有优越的政治条件；主张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叶利钦在发言中对准备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提出10点向宪政民主方向修改的意见。
1990年3月12～15日苏联召开特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补充宪法和实行总统制的决议，修改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在苏联社会中领导作用的条款，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首任总统。
1990年6月16～17日“苏共民主纲领派”运动拥护者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决议，规定该派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1990年7月2～13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共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视为前进目标。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规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并准备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竞争和合作。叶利钦在发言中称，党内应当允许各纲领派别并存，党的名称应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0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总统发布命令，要求电视广播系统独立于政党组织。
1990年全年在苏共1900万党员中，退党的有270万（1989年退党的只有12.5万），另有130万党员对党采取消极态度，他们不交纳党费，也不再参加党的会议（1989年采取这种态度的只有7.6万人）。两项合计，在1990年一年内，苏共力量的损失已超过1/5，基础已经动摇。
据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能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认为苏共代表他们的利益。
1991年6月12日，“民主俄罗斯”总统候选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俄罗斯全国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中，以“推动激进的改革”纲领，以57.35%的高票，一举击败雷日科夫、巴卡京等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
1991年8月13日苏联各报公布了新的联盟条约《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正式文本。预定于8月20日第一批共和国在条约上签字。

三、曲径通幽，重上宪政轨道

风云突变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
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又称“白宫”）。
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

人心向背

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已聚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评论家说，这与七十四年之前十月革命时列宁在群众大会上挥动手臂的场面有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二者的意义截然相反罢了。当年列宁要推动俄罗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如今叶利钦则呼吁俄罗斯结束专政，重新向宪政民主迈进。
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柏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
与此相对立的保守派则采取了声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公开发表拥护声明的主要有三家——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议员团”、自由民主党及全苏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委员会。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已经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拒绝执行违宪命令

“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不执行这个命令。”
“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已经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国外某些军队向平民开火的惨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余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

政变失败

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随着8月20、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就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

苏共威信扫地

“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合法的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无异于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
8月23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当他辩解说“并不是俄共全党和全体党员都参加了政变阴谋”时，台下喊：“就是俄共参与了政变”。在白宫门外，尽管有三卡车精锐警察的保卫，戈氏还是遇到了愤怒的示威群众，他们把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了：
“审判苏共！”
“解散苏共！”
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的紧张磋商之后，到8月24日晚上才做出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此外，他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正在自行崩溃中的苏联共产党又遭到一次致命打击——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非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在于失去民心。

列国独立  宪政归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早的三个发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国家元首，于1991年12月8日在明斯克郊区的别洛韦日森林举行会晤，共同作出了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1991年12月 12日俄罗斯议会批准了《别洛韦日协定》，只有两人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人民代表，包括共产党议员，都对协议投了赞成票。在白俄罗斯，只有担任国家总统的卢卡申科对协定投了反对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早在《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第二天就召开会议，履行了对解散苏联的协定的批准程序，几乎没有争议。
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会晤，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议书》，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等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不同寻常的圣诞夜，1991年12月25日 19时，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点38分，印有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暮色苍茫中从克里姆林宫上黯然降下；13分钟后，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徐徐升起。这天，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还差5天。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院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履行了苏联停止存在的法律手续。联盟院通过了终止苏联存在的声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恢复其原有的独立地位。
1992年4月21日第六次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对197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进行第七次修改补充。
1993年6月5日叶利钦总统召集由各联邦主体、各社会联合组织代表等700余人参加的制宪会议，企图撇开议会制宪。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坚决反对。后来，双方达成妥协。制宪会议拟定出以“总统方案”为基础，考虑到“议会草案”的意见，基本上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三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
1993年11月10日叶利钦总统抓住时机公布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第四部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从此结束了1991年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以总统和议长为首的两方，围绕未来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而进行的长达两年的斗争。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确认法国式总统制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即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
1993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宪法》是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和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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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个世纪漫长曲折的斗争，走过了专政推翻宪政，再到结束专政、恢复宪政的大弯路，俄罗斯终于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重新走上了宪政民主的轨道。
然而，发生巨变的并不仅仅是俄罗斯。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尽管国情各有不同，但是它们在数年之内陆陆续续都建立起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标志的宪政体制，同时都在宪法中取消专政条款，都实行总统制，都实行议会直选等等。如此惊人的一致，却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宪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是吗？

越越 作

我想知道，我是谁。

我为了这个问题而问了许多人，可是他们都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说了我的名字，但这只是一个代号，父母们说我是他们的儿子，但这也只是一个代号。

我是谁，这个问题无法用任何东西表达，更不能用语言表达,我是谁不能用人类的方式表达吗？我是谁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吗？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谁？

不过不知道我是谁，并不代表没有存在的意义，在这个世界，可以发现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薰妮（卢国沾词 顾嘉辉曲）

怀缅过去常陶醉
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
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
悲苦深刻藏骨髓
韶华去四季暗中追随
逝去了的都已逝去
啊常见明月挂天边
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
怀缅过去常陶醉
想到旧事欢笑面常流泪
梦如人生试问谁能料
石头他朝成翡翠
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
遇到半点风雨便思退
啊常见红日照东方
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
遇到半点风雨便思退
啊常见红日照东方
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

卢国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们常说中文出身的人往往不能在写作上有所所发挥，观乎卢国沾与林夕，此语可以休矣（不过切莫以为梁伟文铜子是中文大学毕业的，他是港大的～）有词评人认为，卢国沾与林夕，是香港词坛文字功力最高的两人。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卢国沾开始他第一一份工作——在无线的《香港电视》周刊当记者，七年之后，已在无线身兼二职：既主持推广部的宣传工作，还兼顾监制《K100》。一九七六年，发表第一首词作：电视剧《巫山盟》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先由卢氏填词，后由顾嘉辉谱曲。 八十年代初先后为甄妮和张德兰包办过全碟歌词。八十年代后期，曾自行出版《歌词的背后》一书，叙述自己数十首词作的创作经过（比起那个唱片公司给某人弄的音乐词典有诚意多了，唉～）曾发起非情歌运动，无疾而终。

卢国沾，香港流行曲填词人，活跃于1970年代、1980年代。虽然只是业余，但却质量极高，曾写过千首粤语流行曲及电视剧主题曲的歌词。风格多样，文学造诣高，在乐坛备受推崇，有“词坛圣手”之誉。2001年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颁发“音乐成就大奖”。在七、八十年代电视武侠片热潮时，他写下了不少经典武侠片主题曲，如“天蚕变”，故亦有“卢大侠”之称。1977年至1984年间，他的著名作品包括《天龙诀》、《大地恩情》、《雪中情》，《平凡亦快乐》、《渔火闪闪》、《人在旅途洒泪时》及《变色龙》。但是在八十年代起，香港乐坛兴起“无情不为词”的现象，卢国沾对此风气十分不满，为此，他于1983年发起了一个“非情歌运动”，但是成效不大。卢国沾曾经在香港报纸上有专栏，写填词之道。於卢国沾而言，他很少借仗「发电机」、「眼角会发电」、「热力似火」之类的字眼来写清歌（反而，黄沾、郑国江、林振强等却经常这样写），很多时他反而喜欢通过词中主角面对某处境的独白或内心独白来表现这主角的爱恨。这写法骤看好像很易，但要写得深刻，却一点不易，需要用字遣词很准确，以达到字少意多，以点为线，以线写面的效果。不过，卢国沾就是这样舍易取难，有「发电一千伏」这样容易着笔的方法不用，偏采用处境式或（内心）独白式的写法。 卢国沾的《找不着藉口》、《千百滋味》、《愿你鉴谅》、《紫玉坠》、《陪你一起不是我》、《情若无花不结果》、《回来问你》等可谓这种写法的代表作。也正是这种写法，常能探触和呈示一种潜隐的情绪，表面上是认命和无奈，在内心深处却有挣扎和攀越的欲望，通过词意表象及句子形式，造成张力，令欣赏者也感受到这份压力。这份压力，是从词中主角的内心由内到外的放射，从里到表的渗透，那种充满感性的情绪令人颓然意悟到人生的爱情中，每一片段都有痛苦一面的故事。当然，这种写法也不一定是情歌才合用，哲理歌如《戏剧人生》，还不是这种写法吗？片刻快乐似不难求，片刻消逝却感难受， 就在眼前一闪过，留下你，我怨愤怀旧。每篇往事怕数从头，每幅景象似新还旧，但是彼此不欺骗，这刻分手彼此也有恨忧。 现实既令我落泪时，更需要冷静时候，但是我愿你鉴谅，原谅我原谅我不回头。痛苦故事上演已久，起初怎料那般长寿，热泪怕流也是流，两者之中必须有个罢手。《愿你鉴谅》　亚视电视剧《八美图》主题曲　曲：周启生　唱：王雅文。这首《愿你鉴谅》，知道的人比较少，但词中那份激烈的无奈，可比美《找不着藉口》、《情若无花不结果》等名作。「片刻快乐似不难求，片刻消逝却感难受」，一开始便於轻描淡写中牵动了听众的一缕情思。这两句劈空而来，似说理非说理，似诉说感受又非全属感受，事实上，若落在庸手，大概会先写一番风花雪月，以景衬情，如「秋风起」、「残红乱舞」等等，但总不及这两句喷薄而出的话撼人心弦。接着下去，依然不写山、不写水、不写落花，却带出「每篇往事怕数从头，每幅景象似新还旧」，感情一样是荡漾不休的，唱到「但是彼此不欺骗，这刻分手彼此也有恨忧」时，语势的节奏感把像山似水的起伏一层层推涌。一些悲剧性的情感，可以是故事，所以卢国沾接着在歌词中说：「痛苦故事上演已久」，而真正的悸动和感触是「热泪怕流也是流，两者之中必须有个罢手」，既是解脱，也是最痛苦的一刹那。<卢国沾敢战人生恶浪>眼前的香港「词坛圣手」卢国沾，左边身体瘫痪，坐著轮椅接受访问。十年前的一场大病，令他半身不遂。十年来，他凭著《前程锦绣》里的一句歌词「总要步步前望」，用坚强毅力，重新战战兢兢学走路。两次「死里逃生」《前程锦绣》歌词激动人心，财爷梁锦松也引用了其中「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两句，勉励港人发愤图强。提起「学走路」的艰辛日子，回忆两次「死里逃生」大病，这位在二十多年前与黄沾、郑国江等三人雄霸香港乐坛的填词人，将经历娓娓道来。他希望将「苦海翻细浪」的斗志，与目前意气消沉的香港人，共勉之。凭歌寄意,斗志昂扬.卢国沾的成长过程，就像香港一页历史。「在六、七十年代，日子艰苦。记得读中学的暑假，我在农场做临时工，专替发瘟鸡打针，经常日晒雨淋，满脚鸡屎。」这种辛苦，跟往后所碰到的挫折比较，实在算不上甚么。大学毕业，卢国沾加入无线电视台推广部，在创作部门任高职。期间，曾转职至佳视和丽的两间电视台。当年事业上难免遇到打击，卢国沾恐怕涉及太多是非，避而不谈。但凭歌可寄意，这段日子他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词，例如《天蚕变》里「冷眼对血路」和「再与天比高」两句歌词，均道出了作词人的意志昂扬，可惜「四面受敌」。在《变色龙》里「让我今后面对名共利，或者迟早心中有悔」，说出作词人的壮志未酬。险被医生推进殓房.可能是意兴阑珊，一九八五年卢国沾离开电视圈，与妻子创办广告公司。九零年的一个晚上，他担任完歌唱比赛评判回家，突然昏倒浴室，血流披面，送院后呼吸一度停顿。「医生对我说，准备将他推往殓房。」一直站立在卢国沾身旁、为他添衣加茶水的卢太，忍不住插嘴，向记者描述事发日的恐怖情景。当时卢妻拥著丈夫不肯放：「他那年只有四十一岁，一句话也没留下就离开，我不甘心。结果，卢国沾昏迷四日后苏醒，从此半身不遂。人生苦短,享受生命.卧床数月，初次出门一步步学行，碰到住在附近的甄妮，她被卢国沾青白脸色和虚弱身体吓坏了，抱著他痛哭。卢却不以为然，他决心克服困难，适应新生活。「他的毅力很惊人。刚康复不久，就要从清水湾住所，开车往香港的利园喝茶，在外人看来，他好像跟自己的生命过不去。」卢太讲述丈夫「不听话」的经过。卢国沾不让自己闲下来，是觉得人生苦短，应该把握时间享受生命，贡献社会。病后两年，他坐著轮椅参加许多公益服务，例如，成为爱滋病基金会委员、家计会公民教育会员等，积极推广宣传活动.徐小凤探视感悲伤.一九九二年卢国沾第二次发病，这次情况更严重，「他像一堆烂泥，推也推不动，不仅要学走，连坐也要学。」卢太回忆往事，说起来像很轻松，其实谁都明白这些日子难熬。当时徐小凤曾上医院探视卢国沾，后伤心而离去。别人的雪中送炭，卢家不会忘怀。疗养院留医数月，冬节将至，医生建议卢国沾回家过节。「我听了医生的话，一下子吓呆了。那时候我们住在跑马地一幢唐楼的五楼，没电梯，他怎能走上去？」卢太说，就算用担子抬他上楼，也是天方夜谭。却二话不说，决定自己走上去，他只要求在楼梯转角位放一张椅子，让他半途休息。一步一步的，卢国沾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回到家。坐轮椅「气魄更壮」卢家本来打算搬家，方便卢国沾出入，但他不肯，坚持要借助上落楼梯，强迫自己运动，好早日复原，他们后来在唐楼多住了两年。如今卢国沾出街才坐轮椅，最近几年，他依然忙著社会活动，出席一些讲座介绍填词经验，偶尔还回公司「视察」业务。「我不想他回去，一到公司他就失去理性，不肯走。」卢太说。 卢国沾的坚韧精神，就像他在《前程锦绣》内的歌词「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不必惊慌」，因为，他看到「天边一光新的希望」。去年卢国沾坐著轮椅上台，领取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卢国沾主要填词作品

　　《陆小凤》 填词／卢国沾 作曲、编曲／顾嘉煇 主唱／郑少秋——无线电视剧《陆小凤》主题曲
　　《杀手、神枪、蝴蝶梦》 填词／卢国沾 作曲、编曲／顾嘉煇 主唱／陈秋霞——无线电视剧《杀手•神枪•蝴蝶梦》主题曲
　　《决战前夕》 填词／卢国沾 作曲、编曲／顾嘉煇 主唱／郑少秋——无线电视剧《陆小凤之决战前後》主题曲
　　《变色龙》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变色龙》主题曲
　　《英雄本色》 填词／卢国沾、黄沾 作曲、编曲／顾嘉煇 主唱／甄妮
　　《天蚕变》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天蚕变》主题曲
　　《天龙诀》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天龙诀》主题曲
　　《新变色龙》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新变色龙》主题曲
　　《浮生六劫》、《戏剧人生》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叶振棠——丽的电视剧《浮生六劫》主题曲
　　《人在江湖》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主题曲
　　《人在旅途洒泪时》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雷安娜——丽的电视剧《人在江湖》主题曲
　　《大内群英》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叶振棠——丽的电视剧《大内群英》主题曲
　　《大内群英续集》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张伟文——丽的电视剧《大内群英续集》主题曲
　　《大地恩情》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大地恩情》主题曲
　　《只求相爱过一生》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陈秋霞——丽的电视剧《大地恩情》主题曲
　　《金山梦》 词／卢国沾 曲／James Last 唱／关正杰——丽的电视剧《大地恩情》主题曲
　　《浴血太平山》、《找不著藉口》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叶振棠——丽的电视剧《浴血太平山》主题曲及插曲
　　《IQ成熟时》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蔡枫华——丽的电视剧《IQ成熟时》主题曲
　　《武侠帝女花》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张德兰——丽的电视剧《武侠帝女花》主题曲
　　《甜甜廿四味》、《一束小菊花》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卢业瑂——丽的电视剧《甜甜廿四味》主题曲及插曲
　　《今生无悔》 词／卢国沾 曲／Ismail Iskandar 唱／王杰——无线电视剧《今生无悔》主题曲
　　《醉眼看世界》 填词／卢国沾、黄沾 作曲、编曲／顾嘉煇 主唱／罗文——无线电视剧《十三密杀令》主题曲
　　《悲声问句天》 词/卢国沾 曲/黎小田 唱/余安安-《大地恩情》插曲

《游威：我的八十年代-词坛“变色龙”卢国沾》

香港填词界泰斗有两个“沾”，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充满侠情的“老怪”黄沾，一个是看透风云变幻的“变色龙”卢国沾。两人风格各有千秋，棋逢对手。连前香财政司司长梁锦松都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引用两人写给罗文的《狮子山下》和《前程锦绣》来勉励香港人共度难关，开创美好将来。“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这便是卢国沾的经典名句。

"难得一身好本领！"卢国沾的一身本领包括为报章、杂志撰文，从事电视、电台、电影等媒体工作，以至经营出版、广告及贸易等业务，作词从来都是业余手作，却质量甚高，共写了过千首粤语流行曲及广告歌的歌词，当中尤以发人深省的哲理歌词及文学色彩浓厚的抒情歌词备受推崇。香港一位专门研究粤语文化与流行歌词的学者曾做过一段很精辟的比喻，说卢国沾是“欲掣鲸鱼碧海中”，以形容他的”霸气“、“杀气”，如果说郑国江写词是要太极拳，那么黄沾就似耍咏春拳，而卢国沾则似耍铁沙掌或鹰爪手，这与他的个人性格、才气、雄心和经历有关。卢国沾是填词人中唯一在无线、佳视、丽的(而今的亚洲电视)三个架构截然不同的电视台干过事的，亲历佳视的兴亡，也亲历电视台瞬息万变的惊涛暗涌。这些冲击，更锻炼他成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填词人。

黄沾在歌词中写到“变幻是永恒”，这是他对“变”的唯一阐述，此外不多解释，而卢国沾的“浮生多变”却是渗透到他整个填词世界，像一条宿命链连接始终。《前程锦绣》是他难有的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作品，也不乏“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秦始皇》)的王者气概，但结果总不免唏嘘——武侠名曲《小李飞刀》看似豪情，都依然脱不了“无情刀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而其他的众多作品却几乎都以“变”来概括所有的风云起伏和时势兴衰、波诡云谲，表面上所指的是武侠世界或家族恩怨，实际上影射当年他在无线亲历的人事纷争，乃至娱乐圈、商界股市的动荡循环，以此局部的“变”反映整个社会的“变”，有的甚至在歌名就直接以“变”切入，如《变色龙》、《天蚕变》等。

对“变”的态度，卢国沾似乎是很悲凉的，他以一曲“戏剧人生”(黎小田曲，叶振棠演唱)来高度概括，无奈提出“快乐时要快乐”的解决方案，惟有以酒一醉方休，“醉下来休醒觉，美梦如酒醉了后更寂寞”！

但我个人觉得，真正讲到“变”，卢国沾境界最高的还是那首入选1978年度第一届十大中文歌曲的《每当变幻时》(顾嘉辉曲，薰妮演唱)，这表面是一首追忆似水恋情的怀旧金曲，薰妮粤曲般娓娓道来的演绎中渗透着无奈，其实卢国沾是在用禅理解析人生，人们都爱比喻“人生如梦”，他却敢说“梦如人生”，真的睿智到了家；他说人生是悲喜交加的，却用“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来表现；他说“变”，却用“红日”和“斜阳”，“明月”和“变幻”来暗示，“常见红日(明月)挂天边每当变斜阳(变幻时)，便知时光去”。此曲我苦寻多年才在网上找到，在深夜连听几十遍，一直听到“明月”变成了“红日”，才恍然顿悟之前三十年的“变幻”，于是豁然开朗......

正当卢国沾为他人写尽“变幻”之沧桑时，他自己也经历了“变幻”之劫，1983年，他有感乐坛情歌泛滥的现状，遂发起“非情歌运动”，并亲自撰写了《螳螂与我》、《小镇》等非情歌的扛鼎之作。然而，在市场品味和商业原则下，非情歌运动最後还是无疾而终，卢国沾也慢慢淡出词坛。然而，历史终究是公平的，事隔9年后，在香港CASH作曲家作词家协会颁发的2001年度“金帆奖”上，卢国沾终于被肯定，获得“音乐成就大奖”，当原唱者薰妮唱到当年的成名作《每当变幻时》，她感慨的说：“我到今日再唱这首歌，自己已经是离婚妇人，而卢国沾又坐在轮椅，回想起真是歌如人生。”并禁不住落泪。

是啊，歌如人生，梦如人生，有谁会想到当年急流勇退时被人笑“老饼”的歌神许冠杰，在10年后成了挽救香港娱乐经济的灵丹妙药，而坐看“浮生多变”，“欲掣鲸鱼碧海中”的“词坛变色龙”卢国沾，又未必不能趁怀旧浪潮的汹涌再起“风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