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注定要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被记录下来的特殊日子

14：28

一个注定被千万人铭记的时刻

七天前的同一时刻

一场8级地震撼动了

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３２４７７人死亡

２２０１０９人受伤

泣血的数字注定还要攀升

但此刻

十万万同胞将共同为遇难者的亡灵

默哀

听 共和国在哭泣

看 五星红旗在半空垂泪

我 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

为你们——灾难地的死魂灵

虔诚祷告

一愿你们从此摆脱尘世的罪孽

二愿你们顺利走进梦想的天国

三愿上苍赐予你们永久的安息

在举国同悲的神圣时刻

我向你们低下我卑微的头颅

祈请你们

对还在废墟中苦苦挣扎的人们

赐予无边的怜悯和宽恕

让生命之光

拥有你们仁慈的荣耀

让无声哀悼的故园

尽快恢复往日的勃勃生机

让多难的祖国母亲

从此不再流泪

让2008年

成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真正站立起来的

公民元年

没有留下你生的痕迹

就这样把你匆匆埋葬

当一个个不知名的坟茔

出现在山谷里的时候

人们还在 争分夺秒地

追赶着生命的脚步

而你的呜咽 再没有人听见

孩子啊 我知道

从你气息消失的那一刻起

你的魂灵

就在默默注视着

世间生还的奇迹

今夜 在渐浓的雾色中

我为你燃起一点小小的烛火

让这微弱的亮光

穿过子夜的黑幕

飞越乱石阻隔的山川河流

在阴阳两界的交割处

为你将要离去的魂灵

送上最后的祈祷

愿苍天洒下祥和之光

驱散你独自上路的恐惧 

不要怕那圣洁光明的显现 孩子

那是你的解脱

勇敢地走过去

拥抱它吧 孩子

不要转身

我就在你的身后

目送着

你渐渐拉长的身影

走吧 孩子

天国里

已经传来了你的欢笑

葛勃尔.施丹戈特写的《为财富而战：对权力和资源再分配与再争夺的世界大战》就是一本这样的书。作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副总编，从德国或者说欧洲的视角出发，对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输赢情况（暂时先用作者的这个概念）进行了分析。在作者眼里，亚洲的新兴国家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进攻者，而欧洲目前还处于被动防御者状态。作者认为在这场争夺财富和资源的世界贸易战中，欧洲只有和美国联合，建立欧美自由贸易区才能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和挑战。这个贸易区将有13%的世界人口，目前占据着世界60%的经济能力，“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群体，也涉及到价值的供求双方力量的构成”。

施丹戈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不同民族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搏斗过程，这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历史观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也不同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史观，而是伴随着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力量增长。在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历史重新梳理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今天亚洲国家的发展崛起道路和老牌的世界强国发展道路相似，在创造财富的意志力推动下，容忍国内暂时的贫穷和低福利，把有限的资本投资到主导产业，推动出口，并尽可能地进行海外扩张，以此形成国家财富累积的良性循环。

作者犀利地指出，“在亚洲各地，我们不时感觉到一种相似于西方价值观的通用有效性”，但在实践和实施中确是另外一套。“所有那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情，譬如日常工作的社会福利条件，个人成就感意识及其在受到国家保护得竞争秩序中的确定位置等等，受到亚洲精英成员们的恶意嘲笑。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不外乎是资产阶级的绣花枕头。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国家或者政党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对于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来说，它不仅作为宣传喉舌的制定者、技术的支持者和原料的采购者，而且也是保护圈和推动力。他们的社会无疑也认同利益的补偿，也推行着某种给予和接受的过程，但是决定给予什么，获得什么的要么是国家、要么是党。他们把自己在出口工业方面的成就看作为历史的判决，而这所谓的最后判决并不需要法院。”

在作者眼里，伴随亚洲崛起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世界劳务市场的形成。亚洲、美洲和欧洲（非洲显然落后于此）的劳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行成了一个市场，来自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劳工代表着这个市场里的新生力量。他们好奇、坚毅、充满活力，和西方国家习惯了高工资、稳定和舒适工作环境的旧劳工势力形成对比。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劳工规模超过１５亿，使得３亿５千万左右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劳动力在个过去二三十年间力量大幅萎缩，西方企业家在经历过工会斗争的折磨之后，第一次遇到“由如此顺从的工人构成的如此廉价的劳务市场”，西方工人原来通过不懈斗争获得的成就在这个统一的劳务市场里似乎被蒸发了。

二是欧洲新无产者的形成和工会的势衰。西方企业在本国出现空心化趋势，一般的制造性工作岗位向新兴国家转移。当跨国公司的海外雇员超过本国员工时，公司利益和国家发展相互矛盾。资本无祖国，工人却不是。尽管在西方富裕的福利国家，这些传统的蓝领工人生活水平依然不低，但作者认为如果得不到充分重视，这部分依靠福利制度打发日子的新无产阶层将使欧洲社会从内部衰落，而在西方国家一般性工业领域，面对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冲击，面对工资降低和失业率增加的现状，工会在封闭劳动力市场里发挥的工资谈判和维权功能基本已经完全失灵。

三是知识大转移。作者认为，在合法和非法获取知识的基础上，西方企业的技术领先地位遭到了卓有成效的进攻。“中国人以果断和精明的气魄巧妙展开工作，为加速发展，他们把一种新的交换手段引入国家经济关系中，这就是获取知识，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获取西方的知识”。作者也看到，研发部门现在是中印等国能量最集中的地方，因为这一领域决定是否能够在竞争中保持和发展地位。

在这些新趋势的作用下，欧洲是否必然衰落？作者的答案是未必，但是欧洲必须全力以赴应对挑战。首先要结束民众的麻痹状态，让公众了解“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所产生的积极效应都应归功于不断增加的债务”，这种“贷款驱动下的经济增长”不能保障政府对将来的福利许诺得以实现。二是努力摆脱债务，在当前欧洲不可能用战争、通货膨胀和积极高速发展等手段减少债务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改革现有的福利体系和税收制度，重新达成降低享受的社会契约。放弃一些在经济平衡竞争时期制定的，但实施条件已经不存在的福利措施，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各国都需遵守的“底线税”，像新兴国家学习，转变国家不应干预贸易的观念，制定引导型市场经济，主动采取防御战略。

实际上，这方面的效应已经在欧洲的新政治版图中有所体现，即试图阻止这一趋势的政府无一例外都下台，最后不得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指挥棒下整体向右转，德国、法国、意大利如此，英国工党看来也难以抵挡保守党的攻势。三是重新加强国家意识，“欧盟需要有充满自我意识的各个国家”，在各个国家共同搞欧洲化“不是要放弃国家，而是要扩大它的范围”，“逐渐形成一个多重特色的同一性”。

作者对李嘉图自由贸易将使世界通过一种共同的利益彼此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理念进行了批判，指出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在政府扶持下进行的，此前美国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措施，而欧洲的自由贸易者面对一个受引导的市场经济还缺乏思想准备，“至今尚未作出一个从贸易向贸易政治转变的决定”，而美国一直都在保护和支持自己的经济，在制定以美国为主导的游戏规则上不遗余力。

走到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叫好声中，像施丹戈特这种保守声音的出现，以及这本书在德国的畅销（据说受到默克尔的重视），也许意味着欧洲民众在全球政治上的重新觉醒，这样的印象似乎可以从最近一些欧美民调中获得佐证。在这些民调中，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看成是威胁。从书中所附的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默尔森的访谈录中可以看到，萨默尔森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目前对中国是纯赢利状态，中国的穷人和富人从中都同样获益，但在美国则不一样，美国国民经济中的高级特殊专业人士从中获益，而半数以下的老百姓受到损失，“以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会令各国都同时好起来，那是太天真了”。很显然，这一观点作者也是赞同的，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亚洲有权崛起，但是西方也有权为此进行抗争，以便使自己成功获得新生”。同时，作者也认为，构想中的欧美自贸区不可能阻止亚洲的崛起，但是它能改变亚洲腾飞的方向，使它的航线不要总与我们的发生冲突。

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景。萨默尔森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给西方带来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是在西方社会增长了不平等性；二是信任的本能在失落。对第二个问题，福山在写出《历史的终结》后，曾有专著论述，而第一个问题也不是西方社会独有。这两方面的问题产生的后果就是，过去那种没有压力的工作已经消失，社会风险增加，个人的压力和不安全感倍增。如果说这种状态对新兴国家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好日子”，那么对西方社会那些经历过“好日子”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放弃过于安心的日子，重新迎接挑战。对此，萨默尔森建议，走中间道路，如果不在政策上予以调整，光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弱化不平等；二是想办法使经济一体化速度放慢，按照西方的利益从容发展。这意味着西方政府间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后者看来也是施丹戈特对欧洲的期待。

德国视角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作者点明了中国拥有一个国家崛起最需要的资源——意志力。这个观点，英美很多学者往往语焉不详，以儒家传统的勤劳、耐苦和讲究秩序来解释，都不如这个“意志力”来得直截了当，而发挥举国体制办大事也是中国公开宣传并引以为豪的。当然，从德国人的嘴里说出意志力这个词，并不令人吃惊，其哲学体系历来强调人的意志，而且他们也经历过意志力和国家结合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这也许是作者以价值观为取向，把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划分为进攻者和防御者，并提出欧洲需要联合美国的根源所在。

在后记里作者写到，不少政治家、高级官员、大使、经济界要员在谈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未来时，表现出和流行的乐观主义和外交辞令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忧虑，因此不希望在引述观点时透露姓名和身份。看来，说出真话的确让人不舒服，不过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葛勃尔.施丹戈特，《为财富而战：对权力和资源再分配与再争夺的世界大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许文敏／李卡宁译；

后记：年末重读这篇写于年中的书评，再看看这下半年发生的大事，尤其是次贷危机以降，全球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感慨万千，“世界经济大战”的原标题竟让人产生一语成谶之感。

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风暴，把全球化裹挟到了关键节点，前景却很不明朗。历史进程是可控的吗？非也。这是一场对各国软硬综合实力的真正考验，体格强健者将是全球化治理新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今天

我看公园里的桃树

想在扑面的和风里

找到冒尖的新芽

新芽没看到

枝头冬色依旧

今天

开败的百合

换上了

零碎的紫罗兰

黄色的非洲菊

依然坚挺

踏春时节来了吗

今天

觉察春的气息

燕嬉轻雨迎风舞

尘朦涤烟染山青

红落柳新岁又去

呢喃声里横舟影

中午在埔里乡以绍兴宴著名的金都餐厅吃饭。埔里的水质甘甜，非常适合酿造米酒。因埔里酒厂的绍兴酒有名，被称为绍兴酒乡。金都餐厅以当地出产的绍兴酒入菜，故名绍兴宴。一道绍兴扣肉，酒香入味，肉质细嫩滑软，味道果然不错。餐厅挂有不少自制的迎春图，红纸上，简单几笔梅花，配上一个春字，淡雅中透着暖意。楼梯的拐角处，设有古老的灶台，前面有木桌，上面供有凤梨（菠萝）。餐厅自然流露出的江南风韵，让人很感亲切。

额外的收获之一，就是在这里买了一瓶《海角七号》中反复出现的小米酒马拉桑。这是一种由当地产小米和糯米酿造的米酒，酒精度只有12，酒体纯净透明，口感味甜清爽。吃晚饭时打开来，邀请同行的旅伴一起品尝，没想到三两口之后就喝没了，说是味道淡，换上了更爽快的台湾啤酒。

现在想来，这样的小酒并不适于在大桌上众人一起开怀畅饮，要体会它的妙处，倒不妨在夏日里放在冰箱里冷冻后，和品茶一般，用瓷杯小酌，配上一些清淡的下酒小菜即可。

据当地旅游业者观察，从日本到台湾的观光团成员喜欢结伴请台湾的风水师傅算命，而来自大陆的游客则喜欢逛夜市。的确是这样，至少对我来说，每到一地，在酒店入住后，就想到当地的夜市走走看看，只因那是难得的自由行时间，可以更好地体会当地的民风。

台中市有两个著名的夜市，一个是靠近逢甲大学的逢甲夜市，另一个是台中一中附近的一中夜市。从地理位置看，两个夜市应该都有不少学生。导游说一中夜市更多样一些，就选择了一中夜市。虽然连着几天逛各地的夜市，有些视觉疲劳，不过到一中夜市现场一看，还是对其扑面而来的活力感到吃惊。

各种灯光招牌参差不齐、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沿街商铺的两侧，人流涌动，好不热闹。逛街的多数是少男少女，三五成群，各色商铺里卖的东西自然也主要是针对他们，品种繁多，但价钱不高。各色灯光招牌中，竟有不少是补习班的广告，原来此地也是各类会考补习班的集中地。学生们上完课以后，在街上吃点夜宵，顺便逛逛街放松一下，商家自然蜂拥而至，逐渐就形成了一中夜市特有的青年文化氛围。就连北京有些小区夜市常见的麻辣烫也在这里找到了市场，经过改良，竖起了“北京茶燻”的招牌。做这个生意的一对年青夫妇穿的是印有“北京茶燻”的褂子，摊子不大，却很有品牌经营的意识。

商业营销意识发达，即使是小商贩也知道怎么包装，创建品牌，这也许就是逛台湾各地夜市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在嘉义文化路夜市，比较知名的喷水鸡肉饭，喷水就被店家注册为商标并展开连锁经营。一些摊点打出的招牌，也以传统和历史为卖点，比如一个卖盐酥鸡的摊位，其口号是“20年老师傅，不好吃退钱”。另一个叫卖当地特色小吃蚵仔煎的小店，以40年老店为傲，店前挂着的旗帜上书“有鲜才敢大声”，让人看了，自然想尝尝味道。

最雷人的要数在高雄六合夜市参观时看到的一个郑老牌木瓜牛乳摊，白色亚力克的灯光招牌上有马英九、连战等很多名人的签名，下面还挂有摊主和各路名人的合照。木瓜牛奶是当地流行的水果奶饮品之一，在东南亚一带也很流行，做的时候把木瓜用搅拌机打成水果泥，再混合鲜牛奶而成。说起来简单，要做出名气可不太容易，太容易互相学了。

听说高雄的木瓜牛奶好喝，之前在另一个摊点我已经尝试，看到摊主用鲜奶还不够，还放了些炼乳一起搅拌。这样做出来，觉得味道已经不错了，没想到在夜市里碰到导游，一看我们喝的不是郑记的，鼓动着一定要尝试一下。其实那时候肚子已经很饱了，看到有这么多名人给郑记木瓜奶站台宣传，未免有些好奇，最后还是再接再厉，又买了来品尝一番。

比较之下，味道果然好极了。这个郑记的饮料摊位创建于1965年，它的木瓜牛奶名声远播，其秘诀在于所用的牛奶非超市里卖的牛奶，而是当地奶牛场出品的新鲜牛乳，再加上用足木瓜原料，奶香和木瓜香都很浓郁，价钱也比一般的摊位贵10个新台币。摊主对各路名人支持获得的名声非常看重，看我们打包后，不打算立即喝，再三强调，一定不要放太久，最好立即就喝，生怕我们晚喝了，口感打折，影响到口碑。

回到台北的时候，同伴在当地的一个朋友切丽带我们逛西门町夜市，繁华喧闹，年轻人很多，衣着光鲜时髦的俊男靓女随处可见。台北白天的气温20度左右，晚上虽然有些凉意，也不会低到北方冬天的温度，但是偏偏就能看到有些型男靓女身穿各式冬衣，脚蹬冬靴，身披围巾，穿梭在街头，和周围普遍的春夏穿衣氛围很不搭界。朋友揶揄说这是“摆造型”，我听了直乐，想起了以前洪晃写过的上海人“凹造型”的故事。

看我们还有胃口，切丽推荐了她平日里喜欢吃的西门町小吃——阿川加热卤味。看食摊上的招牌，这里的卤味曾经获得东森电视等台湾媒体的推荐。可选择的食料很多，鱼丸、鸡翅、豆腐、米血、海带、卷心菜等等，挑好以后在特制的卤味汤中煮熟，再淋上咸辣口味不一的调味料。做法类似平日所见的四川麻辣烫，不过因为卤汤比较特别，也比较入味，口感很是鲜香。

我平日里很少吃这样的街头小吃，主要担心不干净。不过看到这个摊子如此受欢迎，还是买了一些尝尝。吃相不是很好，煮好的东西就放在塑料袋中，用筷子当街夹着吃，但为了体会台北的小吃，也只好暂时不顾这些了。

在台中逛夜市的时候，没有尝试当地的珍珠奶茶，不过这个遗憾在西门町夜市得到了弥补。据说这珍珠奶茶就是从台中市兴起的，如今不但红遍台湾，还传遍东南亚和大陆，可以称得是台湾为茶文化的创新做出的一大贡献。用通常制作冰奶茶的方法，加入山圆粉球，用比较粗大的吸管饮用。我在西门町喝到的珍珠奶茶，奶香和茶香都很浓郁，山圆粉球入口滑嫩，果然是很Q。

简单、快速、口感好、携带方便，这样的奶茶和口味，无疑是时尚年青人的最爱，难怪它这么快就风靡起来。在台湾各地的夜市里，这样的饮品店随处可见，其普及程度就像喝可乐一样，很随意，很街头的感觉。不像在北京，做得好像是一种上档次的饮品，在厅堂里出售，反倒显得过于刻意，和与其相依为伴的街头年轻人文化有些脱节。

看我们吃得开心，切丽又带我们去了一间名为“阿宗面线”的小吃铺。一看招牌，也是有四十年历史的老字号了，由几个年轻人共同打理。这个小吃铺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不提供座椅，食客只能站着吃。还没到店铺前，就看到一些年轻人站在那儿，津津有味地啜食着碗里的面条，一对情侣还面对面共享着一碗面，吃得很是火热投入。

晚上10点多，面条几乎已经全卖光了，我们幸运地赶上了锅里的最后一碗。面条看起来很细，汤汁浓稠，空中飘逸着浓郁的香味。一吃，果然满嘴留香，滑爽细嫩。老板很聪明，不让你坐下慢慢吃，即增加了销量，门前站立吃面的食客也自成一道风景，天然的活广告。

品尝了这些风味各异的小吃后，下一个目标就是诚品书店了。好几年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就通过《诚品读书》杂志知道台北这间有名的书店，一直以来对其品位抱有好感。原来以为它的24小时经营模式是通用的，在台北才知道只有几家是全天运营。我们到位于信义路的诚品店时，已经是夜里11点半。

街上行人稀少，书店里飘出管风琴音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曲风听来让人顿觉心清气爽。店内空间很开阔，没有拥挤局促之感，黑褐色的书架和书台旁稀疏散落着一些看书人。我想找一些关于台湾当代史和人文地理方面的书，根据书籍分类的标示，直接去了三层。目标明确，没怎么费尽就找到了自己比较中意的书。书架上通俗一些的、学术类较强的都有，选择也很多。最让人喜欢的一个特色是中英文图书的并列排放，而且英文类书籍的选择排放和中文版的同样专业，品种也很丰富，翻译书籍往往都能找到对应的英文原版。

我很喜欢这间书店给人带来的惬意，在书店悠闲翻书自然是乐事一件。不过谈到买书，似乎现在从网络上购书已成潮流，同行的幼芬就承认自己买书多是从网络购买，还便宜。出了书店已是凌晨1点，找个地方吃点夜宵，切丽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间贝果（N.Y.Bagels）夜店。

不大的店面人满为患，里面的人有的在安静地看书，有的在和朋友低声耳语，大多看起来很年轻。门外有一排椅子，可以坐着等候，聊聊天，看看街头的风景。贝果店在北京还没见到。贝果看起来像甜甜圈，但吃起来口感完全不同，制作方法也不一样。先将面团揉成圆圈形，放在滚水中煮烫后再烘焙，其表面有一层硬皮。

这间连锁夜店的贝果来自纽约，因为口味纯正，在台北的外籍人士中口碑很好。就像切丽说的，其实就是美式馒头。来这吃的外籍人士可以疏解一下怀乡之愁，我们则是尝尝新鲜，也能体验一下台北夜生活的随意。

边吃边聊，气氛轻松。谈起我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直到凌晨3点方才告别，相约北京再会。

跟团游，以旅游观光的标准来说，可说是最初级的观光形式了。吃住行无忧，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路线，一边走、一边听、一边看，接收很多信息，杂乱而且无章，有时为了赶行程，身心也未必能很好地放松。就像一杯浓缩的果汁一样，现在重新回味环岛游一路来的所见所闻，其实就是对记忆的稀释和释放，仿佛八天的旅程是在一个月内走完的。

现在，我终于可以对这个美丽的宝岛说再见了。

期待着台湾自由行能够早日实现。

台湾的海景风情多样，从最南端的垦丁到北端的野柳，沿岸的地形地貌迥异，让人叹为观止。野柳地质公园位于台北县万里乡，为突出于北海岸的一个长约1700米的狭长海岬。海岬顺着台湾北部断层脉络，延伸凸出于东海海面，因波浪侵蚀、岩石风化、以及地壳运动的作用，不同层的岩石抵抗侵蚀的力量不同，从而形成了烛台石、蕈状岩、豆腐石、壶穴、拱状岩等奇特岩石景观，是北海岸风景区中地质地貌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形状优雅高贵、惟妙惟肖的女王石是野柳闻名世界的代表性景观，也是野柳180余个蕈状石中最著名的一个。一颗颗貌似香菇的蕈状石分布在狭长的海岬上，穿行其中，聆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涛声，宛如置身于人间奇境。

海边的层积岩层经过上百万年海水的侵蚀和地壳运动，暴露出质地坚硬的砂岩结核，除在下面较软的岩层在风吹、日晒、雨淋、海浪冲刷的作用下，形成颈部粗细不一，或有颈，或无颈等不同形态的蕈状石，不同的形状代表着此类岩石不同的演化过程。有些蕈状石上不满大小不一的洞穴，犹如蜂窝一般，因而也被称为蜂窝石。

和蕈状岩同样奇特的还有烛台石。在海水魔术般的冲刷下，岩层中坚硬的石灰质球形结核被暴露出来，在其周围海水冲击出环状沟槽，并向下雕刻出圆锥形的岩台，看上去就像蜡烛台一样，故名烛台石。

姜石则是岩层中较坚硬的钙质岩块，其周边较软的岩石在海水长期的冲刷下剥落流走，地壳运动作用于岩石内部，挤压出纵横交错的裂缝，形成表面嶙峋峥嵘，状如老姜的外貌。其中一个型似一只大鞋，民间赋予其仙女来到人间后匆忙离去时留下一只鞋子的美好想象，称其为仙女鞋。

整个野柳岬的地质地貌至今仍在慢慢地自然演化，可以说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著名的女王石也不例外。从其细长的脖颈可以看出，它正处在风化演变的后期，将来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断颈石，只是谁也说不准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到。

当地渔民把野柳岬称为野柳龟出航。相传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村民在野柳港外发现一艘船，除了一尊石像和一对青草石四角石墩外，空无一人。石像经查看后，被当地村民认定为陈元光将军像。此人因在唐武则天统治时期，提议创建漳州获准，并出任漳州刺史，而被福建漳州人和包括台湾在内漳州移民尊为开漳圣王。

传说中的神明来到这个渔村，自然是吉兆，于是万里乡的渔民就为这尊被认定为开漳圣王的石像建了一个保安宫。寺庙建成后，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当地渔民都会在保安宫举办神明进港祈福仪式，祈求神明保佑他们出海平安，渔获满仓。除了祈福仪式外，还有净海巡洋、渔获满仓、神明过火等一系列仪式，从早到晚持续一整天。

如今，这个野柳神明净港仪式已经成为台湾每年春节最重大的民俗活动之一。在野柳的那天是初十三，没有看到元宵节热闹的祈福活动，但从一路上各个新闻媒体机构派出的现场转播车，已经能感受到它的热烈。那天公园对面的海鲜餐厅美观园正在举办09年祈福仪式的一个外围活动——“千人办桌拼经济”，吸引了来自台湾各地的游客参加，主办方还请来台北县行政长官致新年贺词，台湾各大媒体也蜂拥而至。我们的午餐正好安排在这里，餐厅里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过节的喜庆气氛，和在经济寒冬里大家抱团取暖的热烈。

不经意间看到一个野柳小学的广告牌，蓝色的底板上用白色的隶书写着“波澜壮阔的胸襟，坚如磐石的毅力，野柳国民小学——孕育海洋之子的摇篮”。当天的天气风雨交加，远处海天一色，迷茫一片。风中裹挟了海的气息，飘到脸上，让人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海水。

到南投参观中台禅寺，刚一下车，抬头望见其高耸的金顶，对其不同寻常的建筑风格很是吃惊。和传统寺庙的平面布局不同，中台禅寺采用的是立体布局，远眺其形状犹如一个在群山中打坐的修行之人。

一楼天王殿建在一个高台之上，殿前方的下面是一个种有很多槟榔果树的园林，俊俏笔直的树干上，青黄相接的叶子连成了一片，纹理独特，仿佛是天然的迎宾地毯。四天王殿殿里，供奉着弥勒菩萨、韦驮菩萨以及十八罗汉。大殿的四角伫立着黑花岗岩雕刻的四大天王，高达12米。每尊天王的头部皆为四面，象征四面归一。如此高大的佛像，在运输组装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周折。驻寺修行的一位女居士介绍说，佛像在大陆雕刻完成，每尊佛像分割成若干块，运到禅寺后，再组装搭建起来。

大雄宝殿位于二楼，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像，由红灰色大理石材雕刻而成，来自印度。佛像体态丰腴，面庞圆润，双目自然下垂微闭，嘴小唇薄，耳垂及颈，项颈粗短，面部表情威仪中散发出安详宁静的神韵。两侧的配殿分别为祖师殿和迦蓝殿，分别供奉着达摩祖师和守护道场的迦蓝菩萨，皆为红灰大理石雕刻。

有意思的是，这迦蓝菩萨采用的是关公的形象，附会的是民间关公是迦蓝菩萨化身的传说。达摩祖师像浓密的络腮胡子原型取自真人，据说为在现实生活中找这样的原型，还颇费了一番周折。那天正好有个参观者蓄着浓密的络腮胡，讲解的比丘尼看到他，开起玩笑说，如果他早被发现的话，也许会被用在达摩祖师像的形象设计上。 

再往上走，还有大庄严殿、大光明殿和万佛殿，据说内部装潢和佛教艺术品更让人眩目，不过，我等俗人无缘参观。

中台禅寺属临济宗，在开山方丈惟觉大和尚的带领下，从1992年开始，历经三年规划，七年建设，于2001年9月1日正式落成启用。从建筑规模看，其恒心和毅力让人敬佩，而其抱负之大，似不输于当年西行的玄奘法师。这可从其创办的普台国民中小学的课程设置看出一二。除政府颁定的课程及加强国语教育外，特别开设英、日、法、西四国外语教学，以及禅修、国学、田园、才艺学习等课程，意在培养学养具佳的下一代。

这个能容纳3万信众，从日用生活起居、吃穿住行、到佛法教育一应俱全的机构，以六和敬为宗旨，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组织相当庞大，宛如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同时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参与社会教育，在台湾各地开设了众多禅修精舍，定期举办研修会、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

整个丛林宝相庄严，气氛清净肃穆，我所见到的修行弟子面目安详平和，气质不俗。在离开大雄宝殿，前往停车场的时候，偶然看到园区里一个僧人正在清扫落叶。只见他一耙一耙地把树下的落叶归拢，再均匀地摊开，形成围绕树木一周的环形。从我在的地方望下去，一个个落叶堆成的圆环绕着树木，形成美丽的组合图案。扫落叶的僧人并未注意到我的观看，园区里很安静，耙子梳理落叶的刷刷声很有节奏。徐徐的清风中，传来风铃阵阵的叮叮当当声。宝刹清音，落叶重归大地。

随缘获得一书签，书签上写有中台四箴行：

“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

著名的阿里山森林铁路始建于1912年，是当时的日治政府为开发利用山区著名的优良木材台湾衫而建。如今漫步森林景区，依然能看到不少树木被砍伐的遗迹。随着阿里山成为自然保护区，铁路也逐渐为山区的重要交通工具，列车路线在崇山峻岭中蜿蜒曲折，出没于山林云海之中，沿线自然风光迤逦，成为和日出、云海、森林、晚霞并列的阿里山五奇之一。

沿森林浴步道行走，可以在姐妹潭看到独具特色的邹族部落凉亭。这是一个连体的木质四角亭，建在潭中的一个小岛上，草棚屋顶在周围浓密的树林衬托下，显得古朴自然。传说这个姐妹潭是当地原住民的一对姐妹因为爱上同一男子殉情而化。当天经过的时候，附近山林飘下渺渺云烟，渐渐环抱起湖心小亭，为这别致的世外山景平添了一些神秘色彩。

漫步林中，尽情呼吸着充满天然负离子和树木清香的新鲜空气，红桧、扁柏等当地知名树种随处可见，树干笔挺俊俏，上百年的良材比比皆是。这两种树从外形上看并不容易区分，导游小郑不失时机地为大家上了一堂当地植物的普及课，告诉大家如何从叶子的形状和手感来区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红桧的枝叶没有针刺感，轮廓更圆滑一些。

有些砍伐过后遗留下的树根，更是如枯木逢春一般，生长成形状奇特，酷肖逼真的活根雕，有宛如猪头的“金猪报喜”，还有两个老桧木的头和根相连形成的“永结同心”，以及一个树头上生长出的三株独立树木“三兄弟”，四株的“四姐妹”等，无不让人惊叹自然的造化神奇和杉木旺盛的生命力。

最壮观的要数一株有阿里山神木之称的红桧木，其胸径达到12.3米，树高45米，已经有2300年历史，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健硕无比。离它不远是另一株树龄近2000年的千桧木，胸径达11米，树高35米。

连日来的行进，感觉颇有些疲倦。到了阿里山森林，漫步其中，呼吸着异常清新的空气，五官总动员，身心彻底地放松，森林浴的作用果然妙不可言。

台湾南端的垦丁公园里，有一块被称为“猫岩”的珊瑚礁石。虽然叫猫岩，看上去似乎更像只小狗。它是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分界点，隔着南湾，与台湾岛的最南端鹅銮鼻遥遥相对，后者则是巴士海峡和太平洋的分界点。

鹅銮鼻头上的灯塔是垦丁公园里的著名历史景点，关于它的建成还和一个叫乔治泰勒的英国人有关。费德廉和罗效德编译的《看见十九世纪的台湾》一书中对此人有这样的记载：泰勒，英国人，中国海关税务局职员，1877年至1887年在澎湖群岛与台湾南岬（即鹅銮鼻）服务。1882年兴建灯塔时，泰勒被调到南岬帮忙，同年6月，接管灯塔看守事务，手下有一两位欧洲人，一些清朝士兵，以及几个厨师。

直到1887年离开为止，泰勒一直负责鹅銮鼻灯塔的看守工作，其间考察了当地的原住民社会形态和文化，在其于1886年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福尔摩萨原住民》一文中（注：此文收录在《看见十九世纪的台湾》一书中，下面援引的文章亦同），这样描述居住在台湾岛最南端的排湾族人，“这是一个身体很结实的种族。他们形体高大，四肢强健，相当敏捷。”据泰勒的描述，排湾族人有一个很有名的大统领卓杞篤（Tokitok），整个族群在其领导下一度非常强大，并与其他的部族结成联盟。不过，在他死后，联盟瓦解，分成好几个社，其中包括龟仔律社。这个族群曾经占据着鹅銮鼻一带地区，因为“罗发号”事件而著名。

罗发号（ROVER）是一艘美国商船，1867年（清同治六年），由汕头前往牛庄途中，在七星屿附近触礁。船员在谭仔湾登陆时遭龟仔律社族人袭击身亡，只有一人逃脱。此后在1874年，又发生琉球船民在附近遇海难，船员遭排湾族联盟的另一支——牡丹社原住民杀害，由此引发日本攻台的牡丹社事件。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各国前往中国的商贸船只常在台湾附近搁浅或沉没，落难船员上岸后屡屡被原住民袭击杀害。台湾岛南端船难事件频仍，想必当时的各方外国势力给清廷施加了不小压力，由此“清廷于光绪元年（1875年）委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毕齐礼至恒春地区勘查灯塔建地，并支付一百银两向龟仔角原住民购买南岬灯塔预定地”（语出鹅銮鼻灯塔说明标牌）。

上述说明文字中的毕齐礼应该是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又被译为必麒麟，是苏格兰人，曾做过水手。1863年到台湾后做过海关检查员和英国洋行职员，其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涉台事件的记录上。当时清廷对台湾的统治并为要求原住民归顺，只要和大陆移民相安无事，就放任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英美日等国的外交官往往绕过官府，直接和当地原住民谈判。据记载，因“罗发号”事件，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德（Charles William LeGendre）曾在毕齐礼的协助下，和排湾族人的统领卓杞篤会谈，并制定了一个处理海难事故的协议。

《看见十九世纪的台湾》一书中收录的一篇无名氏写的《福尔摩萨与日本人》中这样描述协议的效果，“此后船难的人应该扣押，用来领取赎金，而不应将其杀害。那是相当大胆的作为，很长一段时间也颇成功。”

这篇发表在1875年第328期《全年周刊》（All the Year Round: A Weekly Journal）的文章对当时台湾被各国列强觊觎的状况多有着墨，对牡丹社事件的影响亦有直接观察和记录。根据作者的记载，当时“福尔摩萨18个独立部落的战士人数总共不超过2500人”，而据泰勒在《福尔摩萨原住民》一文中的记载，牡丹社的战士只有“500名左右”，而日本方面则“以三艘（蒸汽）战舰，一条炮艇，以及一艘武装的史鲁普型炮舰，共载3500人，三个牡丹村落很快形成一片火海。。。。把其他部落吓坏了，于是都来归顺，。。。，有点让人不舒服的是，得知日本人开砍下战死敌人的首级，并且带走”。

日本人袭击并打败牡丹社原住民后，意欲在当地常驻。整个过程，台湾府并未及时干预，一直到局势平静后，才张贴告示称，“日本人来惩罚残忍的牡丹人。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但现在似想延长滞留。中国皇帝告知，他已派遣两位高官来命其离去。牡丹社的人是犯了错误，不过应由我们来处理。在此同时，皇帝命令所有的部落都将武器收起，照常工作。他会跟日本人解决问题的。”日本人还想继续留下来，但“经过许多外交上的交涉，以及许多措辞强烈的公报后，日本终于暂时屈服，而福尔摩萨不再是一个宣战的理由。”

自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至1885年慈禧正式下诏闽台分治建立台湾省，11年间，围绕台湾的国际纠纷不断，尤以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群岛为甚。清廷重新认识台湾的国防地位，派遣一批优秀人才来台办理外交、海防与行政事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在1885年至1891年间主政台湾的首任巡抚刘铭传。

整个国家公园跨越台湾东部花莲、台中和南投三县，园内有27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百岳大山，山脊大致由西向东倾斜，拥有壮丽的大理岩峡谷景观，富饶的动植物生态资源。我参观的九曲洞步道位于著名的太鲁阁峡谷，步行约30分钟，处处是溪流淙淙，山高谷深的千尺绝壁地形。各色大理岩经过上百万年的地质运动和流水切割，形成奇绝无比的纹理，仿佛凝固了大自然的生命动力。

世界各地著名的地质公园都有步道系统，太鲁阁公园也不例外。除了中部的横贯公路直达九曲溪大峡谷外，还有两条凝聚着山区原住民智慧和血汗的合欢古道和苏花古道。如果时间充裕，沿古道健行，不仅可观赏沿路的山岳、溪谷、山林、断崖等自然美景，还能寻找原住民的历史遗迹。

园区内立雾溪流域分布有被称为太鲁阁族的原住民，以前靠农耕狩猎为生，还有纹面风俗，据说是一种成年的标记。一直到上世纪初，太鲁阁族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原生态。有资料显示，当时共有97社，1600余户，共计9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还有枪械。日治时期的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在1914年发起对太鲁阁族人的理番行动，意欲收缴他们的枪械，强行把山林纳入治理开发范围，遭到奋力抵抗。经过60多天的激战，抗争终以不敌日军而失败，太鲁阁族人被迫从山区迁移到指定的平地进行精耕农业，从此改变部落族群的生活方式。

《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得圣即将开拍的新片《塞得克。巴莱》（《真正的人》）就是以原住民抵抗日治的雾社事件为背景。去台湾之前，我不知道魏得圣早在5年前就开始筹拍这部有关台湾原住民的电影。导游小郑找到了他当时为筹集资金而制作的5分钟片花，并作为讲解太鲁阁原住民生活的素材。

5分钟的片花就耗资200多万新台币，具有史诗巨片的气质。据说这是第一部关于台湾原住民抗日题材的电影，因为耗资巨大，一直没有找到投资人。如今《海角七号》在台湾的巨大成功也帮助魏得圣解决了制作《塞得克。巴莱》的资金问题。看到当地媒体对他的采访称，拍《塞得克。巴莱》是为了给台湾寻根，立意相当高远。

这部片子将会在岛内外激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值得关注。

这一路从北向南，穿越北回归线，从亚热带进入热带，始终都能看到台湾东部面临的太平洋海景，其深邃、壮阔、博大的胸襟让人深深地感动。“当海风轻轻吹拂，牵起那浪花的手”，车上放着邓丽君唱的“恰似你的温柔”，很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但面对着眼前的海景，我才突然领悟到为什么词作者会写出如此优美的歌词。也许，正因为这碧海蓝天、青山白云，才给思念的情愫平添了几分悠远绵长的回味。

眼前的东岸沿线海景，即陌生又亲切，似乎就是歌中唱道的那曾经相识相知的恋人。

花莲县东岸的石梯坪，受海水侵蚀和地壳运动，灰白色的火山石灰岩层在岸边铺陈开来，形成阶梯状，晴天下湛蓝透亮的海水轻轻拍打着各色的岩石。沿这些天然石梯走进大海，眼前的太平洋在蓝天的映衬下愈发显得宽广深沉，一波一波的海浪哗哗地洗刷着最远处一大一小两个礁石。

沿岸礁石有的在错落之间形成海壶，几个海钓者站立在礁石上，手持长长的钓竿，等候着鱼儿的上钩。安逸闲适中透着些许的雄浑和野性，海钓的快意一定是江河湖水中的垂钓所不能比拟的。当他们将自己的身影融入这青山环绕下的碧海蓝天，却不知，他们也成了取景框中美丽风景的一部分。

车子沿着东部海岸风景区内的滨海公路继续南下，穿越花莲丰滨乡的时候，会看到一座白色的圆塔状北回归线标志碑，中间有一道纵向的狭长缝隙。由此再往南，就进入了热带气候的台湾。

正是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了西边的山头上，临海一面的梯田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刚插下不久的翠绿水稻秧苗整齐地排列着。走在田埂上回头望北回归线标志塔，白色的塔身被拉出一个长长的影子。虽然还是春季，从北京的冬天来到这里，似乎夏天一转眼就降临了。

整个台湾岛有三座北回归线标志，花莲境内就有两座，除了丰滨乡静浦村的一座外，瑞穗乡还有一座。据说在北回归线经过的世界各地，共有十余座纪念标塔，全部分布在海峡两岸。除了台湾以外，其它的几座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眼前的“立竿见影”景致，在夏至这一天将消失。人们看着四季里光影的变化，感知天象，调整生活起居，祭祀祖先，这些农耕时代的传统虽然不再那么鲜明，但华人之重视北回归线意义却可从建立标志塔看出。

落日映照下的静浦村，东面临海，背靠青山，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海峡两岸以北回归线串起来的各色标志塔不正是中华文明共有的精神纽带之一么？

从台北到花莲，穿过耗资巨大的雪山隧道，进入台湾的东部海岸。导游小郑适时地在旅行车上播放了一个探索频道专门为此工程制作的节目。长达13公里的雪山隧道排名世界第五，1991年动工兴建，历经13年才完工。因其施工所克服的地理条件之艰巨，被誉为台湾工程的奇迹。

这个颇有争议的项目隧道的开通，实现了台湾人克服中央山脉的阻隔，贯通东西交通动脉的梦想，使原来需要绕行两小时的宜兰县进入大台北半小时交通圈内。过了雪山隧道，车子沿着山间公路一路蛇行，透过车窗可以看到东海岸壮丽的太平洋。途中经过多个在悬崖边开凿出来的开放隧道，为观赏沿路的海景平添了几分惊险的想象。有这美景相伴，到花莲4小时左右的车程变得似乎不是那么无聊了。

这条临海公路由清代光绪年间开始修筑步道开始，到日治时期改扩建拓宽，直到1932年才筑成公路通车，其中尤以清水断崖一处施工最为艰险。单向车道不仅行车不便，每逢风雨，还多有塌方。一直到1990年，才得以扩建成双向车道。

天色渐暗，还下起了小雨。在和仁至崇德路段，车子在一处观景台停下来。站在清水山崖边放眼望去，太平洋波澜壮阔，海天一色。那些行进在山腰蜿蜒曲折公路上的车子显得如此渺小，车灯发出的亮光宛如萤火虫般点缀着墨绿色的山林。涛声阵阵中观赏绵延不绝的拍岸堆雪之壮丽，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亦可想象当年修建这临崖公路是何等艰辛。

导游说，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八景之一清水断崖了。当年葡萄牙人在海上接近台湾岛的时候，看到如此壮观的壁立千尺、惊涛拍岸的景色，惊叹“福尔摩萨”（美丽的岛），由此福尔摩萨也成为台湾岛的别名。

曾记麻糬

因时间有限，在导游的带领下主要参观了器物的藏品，包括青铜器、玉器、瓷器、珍玩类。在玉器类的藏品中，可以看到商周、两汉时期在贵族阶层流行的玉器名品，如商代的龙冠凤纹佩。作为由史前的泛灵信仰和玄鸟崇拜演化而来的祥瑞动物，龙凤主题从商代以来就历久不衰。还有西周时期的覆面玉饰，五官俱全，一共26件，组成一个完整的人面图案。

青铜器的藏品也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有西周的毛公鼎，商代的蟠龙纹盘，还有春秋时期全套八件的子范编钟。其中口径为47厘米的毛公鼎内壁，有铭文32行500字，记载周王对毛公（）册封以及赏赐的器物，文词典雅，据称可抵尚书一篇。商代的潘龙纹盘以龙首为核心，龙身盘绕，鸟纹、鱼纹和双龙纹为立体复层，据说盛水后看起来会更加凸出，显得栩栩如生。

台北故宫收藏的瓷器之精也非常罕见，尤其是宋代和清代官窑瓷器的收藏，可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宋代白瓷和青瓷，质朴典雅，呈现出内敛宁静的郁郁文风，很值得细细品味。北宋定窑的白瓷婴儿枕以前只在教科书里看到过，实物中憨态可掬的婴儿造型和表情仿佛触手可及，汝窑的天青莲花式温碗，色泽温润柔和，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清官窑瓷器的藏品，亦品类齐全，且皆为同类陶瓷中的精品和上选。值得一提的是瓷胎洋彩（亦称粉彩）彩瓷。珐琅彩瓷是清宫内的珍藏，从设计到完成皆由皇帝亲自主导，几乎从不赏赐，并从乾隆朝开始集中保管收藏，所以到民初故宫博物院成立为止，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即使现在，恐怕知道其全貌的人也不是很多。

在台北故宫，我第一次看到如此丰富多彩的珐琅彩瓷，对当时西洋画风在中国宫廷瓷器上打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很是惊讶。

两地故宫现正在商榷合作办展事宜，如果得以顺利开展，相信将会是文博业界的一件盛事。

  上午10点左右海南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飞行了大约三个多小时，于13点左右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天气晴朗，飞机开始降落时，从舷窗望出去，碧海蓝天下绿色的海岸线愈来愈近。从淡水河入海口的上空进入，好奇地看着地面上沿河道两岸分布的城市区域逐渐变大变近，心想，这就是台湾了。

  飞机降落的松山机场不大，也不新，停机坪停了两三架中华航空的飞机。拿着台湾通行证和台湾方面出具的入境许可证，很顺利地出了检查站。虽然北京刚过完春节，天气转暖，但大家都还穿着冬衣。台北当天21度左右的天气让人立刻感到了她的热度。在机场卫生间换上夏装，一身轻松，游玩的兴致立刻就来了。松山机场离台北市中心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听随行的地接导游小郑介绍，这个安排是为方便大陆游客来台旅游特意做出的安排，而且只有大陆来的航班能享受到这样的便利，否则在桃园国际机场降落的话，从桃园到市中心，经常堵车，路上行车通常需要一个多小时，很不方便。

  车子行驶在台北街头，引入眼帘的是生机盎然的绿色，又见到了南国特有的榕树。4车道的街道不宽，但空间尺度适宜，路上行人不多，街道也很干净。这时的北京还是一派冬日的气象，树木尚未发出新芽，而台北却是阳光明媚，绿树成荫的。

  著名的地标建筑101大厦位于信义路5段，建筑式样取意竹节，每8层就有一个节突出。03年建成的时候，以其508米的高度成为世界之最。不过，这项世界纪录去年已经被迪拜塔超过。印象里，新年那天大厦外立面会进行冷焰火表演，在节点处绽放的绚丽焰火巧妙地和建筑式样本身相融合，其图片作为各地庆祝新年的一个象征曾经传遍世界。

  据说，只所以称之为台北101大厦，除了1和0是数字时代的代表以外，还有超越100，更上层楼的意味。其英文名称TAIPEI也被巧妙地赋予了不同的意义。T代表技术（Technology），A代表艺术（Art），I代表创新（Innovation），P代表人性（People），E代表环境（Environment），I代表认同（Identity），这六项特质的融合，使台北101大厦成为台北的骄傲，也是来台北参观旅游必看的景点之一。

  从一层坐电梯到88层观光平台，在电梯入口处有一个世界纪录的牌子。小郑自豪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快的电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的数据是1010米/分钟。进入电梯间，在操作按钮上方可以看到一个液晶显示屏，随着电梯的运动实时地显示着速度。用光纤装饰的天花板，在运行中像星空一样闪烁着。从一层到88层，除了耳膜感到一定压力外，没有任何加减速的不适感。速度的确非常快，到观光楼层的时候，显示屏上纪录着高度382米，时间37秒。

  要想对台北市貌有个全面把握，没有比在101大厦第88层的观光平台上走一圈更适合的地方了。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从空中看下去，台北盆地的繁华景致清晰可见，规划错落有致，几乎就看不到城市的死角和“城中村”。

  记得龙应台以前写过一篇质疑北京城现代化的文章，说其光鲜的外表经不起大雨的洗礼，一场夏日的暴雨就让它落后的下水处理系统原形毕露，而其沿街的新建筑门面也不能挡住小街小巷腹地里局促拥挤混乱的场面。这应该是有感而发的，不过台北市的人口规模和北京相比并不大。400万左右的人口，近140万是通勤流动人口，不少人是在周边的卫星城居住，上班在台北市内，这样的规模和生活形态为宜居的城市生活奠定了良好基础。城市人口拥挤并非北京城市容规划失败的借口，只是每到一处市容不错的城市，就不免感叹北京城的改扩建已经错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发展的良机，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市中心松智路一带的高楼并不多，没有太多建筑对人的压迫感，所以在街头行走感觉比较舒适，骑自行车也不错。我使劲嗅了嗅，感觉空气质量尚好，不过还是能看到一些对环保很在意的潮人戴着各式口罩，特别是骑摩托车的。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我对台北市容的第一印象还不错，至少没有大陆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犯上的摊大饼般的城市规划病。就这样，台湾歌手赵传也曾唱出“钢筋水泥丛林里的小小鸟”。当时这首歌在大陆那么红，很多人对城市病看来都是感同身受的。

  出了101大厦，接着去国父纪念馆。它的建筑式样比较独特，从101大厦的观光平台向下看，金黄色的屋顶和翘角看起来像隶书的“中”字。位于台北市中心中山公园内的这座仿唐式建筑于1965年奠基，由民间筹资，耗时7年建成。整个建筑高30.4米，长宽各100米，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建。20米高的正大厅内，中山先生的坐像高达5.8米，由南非紫铜打造。对公众开放的时候，每个整点时刻都有5名身着军礼服，佩带专门制作的仪仗钢枪的卫兵进行换岗仪式。整个过程简约、庄重、肃穆，令众多围观者不由得对中山先生的威仪肃然起敬。

  纪念馆西侧有国父史籍展览，对中山先生的三次台湾行和其影响做了详尽展示。在一块关于三民主义和国家发展的展板上，有对三民主义这样的阐释：

民族（nationalism）：民有(of the people)——自由(liberty)、民族平等(people equality)、族群和谐(racial harmony)；

民权（democracy）：民治(by the people)——平等(equality)、人民有权(people’s political power)、政府有能(government’s governing capability)；

民生（livelihood）：民享(for the people)——博爱(fraternity)、安和乐利(to be at peace in riches and stability)、天下为公(the world belongs to the general public)；

  晚上在南京东路5段299号可利亚餐厅吃小火锅，和大陆的小火锅店有所不同，配料多样，还包括饮料，199新台币，并不贵，但提供的材料很丰富。

  这条老旧的街道上，贴着一些毛笔书写的标语，一则是“待人退一步，爱人宽一寸，就会获得很快乐”，另一则是“学习稳重的待人接物，情绪化最伤人害己”。老街道，小店铺，陈旧的建筑，街上来来去去的人群，乍一看到这样的小字报，心里不由一动。

  有些日常的点滴，还是让人觉得台湾这个社会的不一样。“失礼了”这个词已经很难在大陆听到了，不曾想，刚到台北的第一天就听到了它。下午在101大厦观光台参观珊瑚纪念品店的时候，店员先是用中文热情地对展示品介绍，见我没有什么反应，就改用日文说“你好”。我说自己来自大陆，她连忙回答说“失礼了，请不要见怪”。我虽然什么也没买，但对这样的温文尔雅之风却很是赞赏。

环形大屏幕上出现连绵不绝的燕山山脉和蜿蜒逶迤的长城时，周围的观众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叹声。我和几个同伴是周围金发碧眼的人群中为数不多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听到周围那些惊叹声，心里不由涌起一种愉悦，也许还有些自豪。那是在8年前，我去德国汉诺威参观世界博览会时，游览中国馆时亲身经历的一幕。

最近到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参观，在放映室观看到一个关于北京城市发展的短片，发现8年前那个环形大屏幕上出现的长城和介绍北京城市的画面在表现手法上很相似，都是大量采用空中俯瞰视角。在惊叹于画面呈现出的庞大尺度时，我越发觉得，这些镜头下的长城和北京风貌是给一个高高在上的天，或者说上帝看的，它所满足的是观看者自由飞起来的潜在欲望。而这种自由飞翔的感觉，不是观者在自然行走状态中获得的。

再回想一下那个8年前在汉诺威世博会中国馆看到的航拍镜头里的长城，当周围的人对在荧幕中出现的蜿蜒身姿发出惊叹时，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从空中向下看获得的视觉愉悦，它想要传达的含义并未直接表现在中国传统的主流叙事里。它是国家大一统、抵御外敌入侵的象征，尽管这样的设计初衷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但这样的理念还是在近现代不断地被强化，并在潜移默化之中慢慢进入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

然而，除了这个正统叙事，还有一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它从来没有进入主流的历史话语，但却深深扎根于民间，并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真要说起来，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具有真实质感的民本叙事。然而，长城毕竟是先辈留下的遗产，无论是它的外在表现还是精神内涵，都不太可能激发人们对中国迈向开放平等社会的全新想象。

纵观当下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真正体现开放平等精神，但同时又可堪称伟大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那种除非动用庞大人力物力才能完成的标志性宏伟建筑，在民主人文精神相对发达的国家已经很难实现，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建筑在设计阶段，就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更遑论在建造过程中无法动员足够多的人力来完成。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教堂也许是唯一一个继续在建的欧洲宏伟建筑，但它难以脱离固有的宗教色彩，体现的依然是前现代的人对上帝的敬仰。不过它的人文色彩也异常丰厚，它的建造速度非常缓慢，没有具体的完工日期，开放的工程节奏并不对人造成压迫，所以它的建造过程本身反而逐渐被升华成为一种不断成长更新的文化精神资源，新的设计想法和高迪当初的构想在相互碰撞中找到完美的对接点，汇聚交融，成就了尚未完成的建筑奇迹。

每个建筑师都希望自己能够设计出传世流芳的作品，但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很多天才的设计方案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也许在当下，建筑设计师的万丈雄心只有在像迪拜或者北京这样的地方才有用武之地，而这正是这些地方突然冒出的新兴建筑耐人寻味的地方。

我初次看到迪拜光鲜时髦的帆船酒店时，也颇为惊叹，但了解到这些建筑背后的印巴民工故事后，它们的魅力顿时减弱了许多。欣赏建筑师的创意和设计让我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因为创意总是隐含着精神上的自由，但是一砖一瓦背后的血汗却又把我拉回现实状态。这是对建筑审美的两难困境，建筑设计的创意更多体现建筑师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要实现创意却和建筑所在的社会息息相关。

随着作为奥运会主赛场的鸟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关于北京奥运的视觉元素中，鸟巢这个北京新建筑奇观的代表作大有取代长城，成为北京乃至中国新标志的趋势。但是，最近质疑赫佐格是否应该为北京设计鸟巢这样一个划时代标志建筑的声音也频频出现，言下之意不外乎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生态不配拥有这样的建筑。这些道德完美主义者质疑赫佐格，为什么当初在提交设计方案的时候，不提出附带条件，比如要求设计被采用的前提是，必须让参与施工的普通农民工获得更高的工资。我很理解诘难者的立场，正如我了解到迪拜超豪华建筑中印巴劳工的故事之后，对眼前所见之奢华景象有了另一层认识。但是，我对这些诘难者是否真正理解了鸟巢的意义却有些怀疑。

沿着北京城市规划的中轴线从南到北看过去，能看到皇家祭天的天坛，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新建的国家大剧院，最大的宫殿群落故宫，还有皇家园林北海公园等。和这条线上体现皇权的历史建筑，以及代表所谓阳春白雪文化的国家大剧院不同，鸟巢以一种开放亲和的姿态伫立在中轴线的北端。对它的欣赏不需要俯瞰，也不需要仰视，而是平视。它那纵横交错的钢铁骨架编织分割出来的无数小空间，就像一个敞开胸怀的母体，感召着每一个注视它的人。在它的面前，你不会有自惭形秽的卑微和无力感，也不需要掂量自己的腰包是否鼓到使你可以跨过门槛迈入其中。它的内在就是外在，亲和力无与伦比，正是表里如一的完美体现。

鸟巢的设计师赫佐格说，这样一个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体现建筑设计理念的最高境界之作能够从一个设计构想一步步走完最终实现之路，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可以这么说，鸟巢是当下北京建筑奇观中最能代表平等开放精神的建筑。虽然它的建筑过程离完美的人本精神有很大差距，没有众多农民工的辛劳和委屈难以成就，但它同时又是对普罗大众开放的，正因为如此，对它精神内涵的阐释不应该被国家权力的象征所绑架。

面对着眼前的鸟巢，我要对赫佐格表达由衷的感谢，对他为北京带来这样一个体现平等开放思想的伟大设计而欢呼，更对致力于把这样的一个设计从纸上变为现实的每个参与者表达崇高敬意。因为我相信，这样一个体现平等开放精神、表里如一的伟大建筑在北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南北中轴线的整体气质。它给中国带来的启示意义一点儿也不亚于那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唯一不同的是，它的非凡亲和力没有太多的悲情，它让在它面前驻足停留的人不再感到卑微渺小，而是有了想飞的冲动。

那种周日懒洋洋地晚起，早餐中餐合一块的brunch在记忆中渐渐地模糊起来，不知不觉间传统的刻板饮食文化又慢慢地上了身，以致突然之间需要找个适合和朋友享用西式早中餐的地方，竟乱了方寸，遍寻不得。

喜不喜欢喝粥突然间成了一个文化震荡的问题，哑然失笑之余，不禁对自己是否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惰性警觉起来。

这算不算是一种反向的文化反思呢？前一阵刚读完卡赞扎基斯的《中国纪行》，当时想写个读书笔记，但意识里一直有某种模糊的东西看不清。直到自己最近突然面临早餐是选择喝粥，还是羊角包和咖啡的选择时，那个看不清的东西才渐渐清晰起来。《中国纪行》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些外国作家写的民国期间来华访问的游记，总有些平淡如水和隔靴搔痒的感觉，作者通常以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描写评价和自身文化不同的林林总总，就像在一个帕穆克笔下的白色城堡外围打转，可以得其型，却不能得其神。

怎样才能真正进入到异域文化中的深层呢？帕穆克用小说《白色城堡》解答了这个问题，卡赞扎基斯则用游记给出了一条路径。这个写过《基督的最后诱惑》的希腊作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深厚哲学素养，但是其笔下1935年的中国行，却是由无处不见的精微细致的五官感受开始的。

在关于一个中国宴会的篇章中，宴请他的官员为了给饭局助兴，请了一位哲学家、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一位年青外交家，还有两个著名的演员。宴会的气氛在卡赞扎斯基眼里有些诡异，因为吃的、喝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东西，而且每样东西还都有名堂。

这顿官府的宴请，餐前准备的是瓜子，正餐有甲鱼、鱼翅、涂了紫胶的鸭子，还有蘑菇和皮蛋，喝的是泡蛇酒，此外还有艺妓和名伶唱歌助兴。作为陪客之一的哲学家先给卡赞扎基斯上了一堂瓜子课，看起来这堂课的内容已经被客人照单全收了，因为在书中可以读到哲学家所说的话：

“瓜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会他们有耐心，习惯于长时间重复同样的动作，安定神经。所以，我们的农民在西瓜丰收后，把西瓜送给人，但是条件是必须把瓜子退还给他。没有瓜子，谁知道呢，也许会有更多的造反。中国历史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这样的瓜子高论真让人眼界大开，没想到中国社会曾经还有返瓜子就白送西瓜的风俗。当时卡赞扎基斯听到这样的话，是止不住地一个劲儿连续嗑瓜子呢，还是拿起其中的一颗，细细地品尝呢？这只能任由你想象，作者省略了自己当时吃瓜子的感受。也许，哲学家的一番高论，对他而言，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文化震荡效果。

让卡赞扎基斯留下印象的还有中国官员说的这样一句话，“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面具，下面是人类逻辑的面孔”。但是很显然，这位官员隆重推荐的有滋补作用的泡蛇酒并没有给卡赞斯基留下好印象，“很有劲，无味，刺嗓子”，这是他的评价。

这顿饭局的陪客中有一位诗人，他的反应看来很机敏，在卡赞斯基担心喝高了，人类的逻辑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来了这么一句，“让逻辑给音乐让位。音乐才是最高的逻辑”，还不遗余力地顺势为孔夫子作了一次形象广告，“您知道吗，孔夫子非常爱酒，爱女人，爱音乐。你们的苏格拉底也一样。”

正餐结束后的甜品我猜是糯米桂花藕片（他写的只是藕）。让人绝倒的是，对这甜品的赞美辞，宴请的官员居然说的是“您吃吧，会忘掉祖国！”。几道菜都享用完以后，宾客继续喝酒，此时歌女名伶陆续上场。卡赞斯基出现了微醺的反应，“周围的一切开始模糊”，酒神似乎开始起舞了。

歌女化了浓妆，“面孔仿佛被无数次手的抚摸和唇的亲吻融化了，使我想起了阿西基平原上圣弗朗基斯克小教堂里的大理石塑像，由于弗朗基斯克崇拜者的抚摸和亲吻，大理石风华了，走样了。”歌女的歌声单调无望，让卡赞扎基斯想起印度佛教徒在落日时分吟唱的“虎歌”，也让他看到了一支驼队经过戈壁沙漠的景象。歌女临走前，把头上戴的茉莉花取下来，分给在座的每人一朵。卡赞扎基斯拿在手里，感受到了这个浓妆女人的体温，但这个“中国之夜”并没有结束，官员说它“最美好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这只是《中国纪行》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像这样值得仔细品读的部分还有很多。我为卡赞扎基斯异常敏锐的觉受所折服，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捕捉细微感受的能力，而且他对这些感觉拥有天才般的记忆力和哲学思辨能力。这些非凡品质的充分体现，让这本《中国纪行》的第一部分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文字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和风俗穿透了通常以一种文化范式看另一种文化的浅显描述。

193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后，卡赞扎基斯第二次访问中国是在1955年。第二次中国行，他也留下了纪录。两次游记放在一起阅读，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中国的变化是颠覆性的。很明显的是，这期间出现了一个难以弥合的文化断层，但卡赞扎基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智者，他没有直接告诉你前后的差别是什么，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描述，引领你慢慢进入一个已经消逝的秘境，通过感官的觉受进入一个异国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核心部分。

1935年，在即将进入中国港湾的小船上，卡赞扎基斯对陪同的中国朋友梁凯说，“一个有新希腊勇气的古希腊人说过，灵魂是触觉的训练。我就是这样的灵魂，一头被驯服的用五个感官触摸世界的动物。中国对我来说，是一片草原，那里可以放牧我的五个感官。”抛开中国的关联，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人要充分认识世界的金律？

《中国纪行》，尼可斯。卡赞扎基斯/著，李成贵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1月

《白色城堡》，奥尔罕。帕穆克/著，沈志兴译，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2月

一则是利休年轻时求学茶道，师傅现场给他出的一道考题：眼前只有几颗树的小庭院，看起来很干净，如何才能让它更有情趣？时值秋天，树叶已经发黄，只见利休走到树下，摇晃树枝，黄色的叶子纷纷飘落下来，散落在绿色的草坪上，庭院里顿时增添了几分自然的风情。

另一则是有一次利休去参加一个清晨的茶会，进入茶亭以后，看到庭院内飘落一地的落叶，感叹秋天已经到来。看着眼前美丽的秋色，他对一起来的客人说，主人修为有限，定会把这些落叶收拾干净。茶会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再次回到庭院，一看落叶果然被扫干净了。利休于是说，如果是清晨的茶会，对庭院的打扫应该在夜里，这样的话，既能保证庭院的干净，也能让早晨来的客人体会到落英缤纷的美。

乘着这落叶美学带来的兴致，网上找到一小段利休茶室——待庵的录像。绿草坪中的小径，不长但曲折有致，看似不经意排列的垫脚石，形状不规则，颜色也不一致，但彼此搭配很协调。洗手处的石盆外长满了青苔，使盆里的水显得愈发清亮。庭院里绿茵浓密，但阳光可以透过精心修剪过的树冠，在茶亭上留下一片光阴的斑驳。很遗憾，上次去京都未能去参访，只能看着画面想象人行走其中的感受。

那是个只有两张榻榻米席大小的茶室，除了茶道必备的器具以外别无它物。喝茶在利休的眼里很简单，先把水烧开，加入茶叶，再用适当的方式喝茶，除此之外，茶一无所有。虽然如此，这“本来无一物”的状态要靠喝茶来达到，可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还说，要在茶事中体会“和敬清寂”。

如果说“清”和“寂”代表了个人修行的状态，那么“和”“敬”就包含了与吃茶人之间和谐、平等、尊敬的思想。利休茶室的门楣设计得较低，每个来客都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据说有一次利休主持茶会，邀请的来宾既有位高权重的地方领主，豪门望族的公子，也有农夫和渔夫等普通平民。当时的茶会都是按社会等级身份排列主次席，但利休的做法却不一样，农夫先到之后，被请到了正客位置，迟到的领主只能坐到次席的位置。点茶以后，作为正客的农夫先喝，然后茶碗才传到领主的手中。这种不考虑喝茶人的身份，人人平等的和敬思想，在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眼中，无疑是个异端。

到利休的茶室喝茶还有一个规矩，武士要把佩刀放到门外。当时有个很有名的武士太古，受利休茶道思想的影响，整日静心修行，不太过问俗事，引起门下其他武士的不满，其中一个叫加藤的武士就想把利休杀死。他到利休的茶庵拜访，道行很深的利休看出来者不善，所以在进入茶室之前，要求他照例把佩刀放在门外。加藤说，我的刀和我是不分的，即使是你茶道的规矩，我也不能把我的刀放在外面。利休顺势说，这样的话你就带着刀进来喝茶吧。小小茶室里，因为一把刀的存在，顿时弥散出杀气。炭火上的炉子烧着水，开了以后，利休借取水的时候，故意不小心碰翻水壶，吓得武士慌忙跳出屋外。利休在屋里沉着地说，真是抱歉，把你的剑也弄脏了，我让人把它擦拭干净再给你。听到这话以后，加藤意识到利休已经知道他的来意，不由心生敬意，立刻放弃了杀他的想法。

这样一个道行深厚的人，在捐资修建京都大德寺山门的时候，为什么明知要犯忌讳，还要求主持在上面放一个自己穿芒鞋披蓑衣的雕像，从而惹来杀身之祸呢？乍一看，这个要求的功利意味非常浓厚，和利休所推崇的“清寂”思想显然是矛盾的。

下令赐死利休的丰臣秀吉本是利休茶道的弟子，但在他完成统一日本的大业后，两人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茶道上，两人也是渐行渐远。丰臣秀吉处处以黄金茶室显耀其财富和权力，利休则坚守着朴素清寂的草庵茶室之风。利休虽是秀吉的茶头，对奢华虚浮的风尚却很鄙视，然而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又不得不服从丰臣秀吉。如果利休像陆羽那样，选择隐遁的生活，也许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但利休又是入世的，“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和当时丰臣秀吉推崇的靠武力和财富向邻国扩张势力的野心格格不入，其门下追随者众，所形成的势力甚至威胁到秀吉的统治地位。史家普遍认为这是利休因为大德寺山门事件而被赐死的根本原因，不过，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利休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以自己是山门重修的最大施主为由，要求大德寺主持为自己塑像。

雕像刻好没多久，就被秀吉派人从山门上取下，拦腰截断后抛弃。预感到自己难逃一死的利休，临死前办了最后一次茶会。弟子们来到茶亭的时候，已经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悲肃气氛。茶壶还是原来的茶壶，茶碗还是原来的碗，只是人的心境已变，那次茶会成了真正的“一期一会”。喝茶结束以后，照例是要欣赏茶具的。利休把自己设计的各式茶碗拿出来，在每个来客的面前放上，作为留给他们的纪念品，唯独留下茶会用的茶碗。拿起这只茶碗，利休说，这个被厄运之唇沾染过的茶碗再也不会被人用了。还没等众人回过味儿来，啪的一声，利休就把碗砸碎了。

众人含泪离别，只留下一人做死亡仪式的见证者。临死前，利休吟咏了一首诗：人世七十，力图命拙。吾这宝剑，祖佛共杀；伴我一生，今予天公。这首利休留下的死亡之歌，唱出了以脆弱肉身成就不死精神的一曲悲歌。也许只有把那流传甚广的牵牛花茶会体现的禅意，那群芳落尽独捧一支的幽玄之美和这舍我取谁的刚烈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利休当年坚持在大德寺山门上为自己塑像的意图所在。

说一花一世界容易，识得无中生有却难。

心动了吗？吃茶去。

以前因为路远，我很少到家乐福，如果嘴馋了，想尝尝法国奶酪或者鹅肝酱，会去买一些。现在新店离住家那么近，吃的诱惑看来是难免了。家乐福在国内的存在已经很久了，不知道在国内开了多少间店。乐天比较新，我对它的印象还是通过王府井购物街的乐天商场建立起来的。不规则排列的波浪型玻璃外立面，让那幢新潮时髦的建筑看起来像插在王府井老态龙钟建筑群中的一枝蓝色妖姬。

乐天，一个很青春靓丽的名字；家乐福，一个很中国化的、喜庆的名字。

时间一晃快两月了。4月26日的那个周末，我在家乐福国展店买东西。那天购物的人并不多，除了三两警察在天桥上走动，一辆警车停靠在马路边，店里似乎没什么异样。向收银台走过去的时候，听到店员议论网站上关于家乐福的种种热闹传闻，再看看四周陈列的中国商品，蓦然发现虚拟空间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网络上很鲜明的家乐福法国意象在现实中突然有些模糊不清了。这次普通的购物行为在平淡中结束，没见有人来指责和干扰。

后来和法国朋友B君聊起此事，我说去了家乐福，还买了法国奶酪，他突然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很诚恳地说了句谢谢。我嘲笑说，原来你也很爱国嘛，当然，你们法国人也可算是爱国主义的鼻祖了。他听了先是一愣，后来不由得笑起来，表情有些尴尬。

法国货被外国人抵制也不是第一次了。０３年的时候，因为不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美国人把菜单里“炸薯条”（french fries）改成“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如果不是刻意提起，这事儿很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更远的说，好几年前，巴黎也发生过反全球化的法国农民怒砸麦当劳的事件。那次抗议对麦当劳毫发无伤，而且据说法国还是麦当劳全球布点中经营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法国提供了三万多个就业机会，是法国最大的外国雇主之一。

家乐福也好，乐天也好，平日里去这些超市购物，我不大会想起它的国别身份，但就我个人的了解，海外的法国人却很认同它。在北京生活的B君也不例外，日常购物多半会去家乐福。在那里，他能买到家乡的红酒和各色奶酪，而且作出这样的选择，对他好像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这个选择本身，指向的其实是法国人对法国本土品牌的认同，其中甚至还隐含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愁。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每每想起四川榨菜、王致和腐乳，就要到当地的唐人街，华人开的商铺里去寻找那熟悉的口味。虽然这些商场通常比较简陋，商品陈列也不太规范，售出的商品给人档次低的印象，但是当我进入这些华人商店，看到那么多熟悉的货品和土特产时，往往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我不知道沃尔玛的情况，是否遍布在全球各地的美国人，在购物时会首先选择沃尔玛超市？也许没有特产的奶酪或是红酒，美国人不会像法国人那样把去沃尔玛购物看作是舒缓自己乡愁的场所。

当然，对比跨国零售巨头和海外华人商铺的店面，孰高孰低是一目了然的。这就是全球化的两面性：你我彼此互相开放，但最终获得的效益却因为彼此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引起不满的主要原因所在。在过去，它引发了西雅图、坎昆等地的大规模抗议，它指向的是国家竞争力的不对等和由此造成的不公平感。

在开放的世界里，抵制的虽然是家乐福，但却产生了别样的效果。法国农民对麦当劳的抵制，没有挡住麦当劳在法国的发展势头，但让全世界的人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同样，抵制家乐福的国人虽然没有对家乐福的经营产生什么影响，但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民间的爱国热情。

这是善于沉默和隐忍的中国人发出的声音，也许它过于偏激，也让人担忧，但这是真正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中国普通民众和世界的对话交流，因这一响亮的发声而拉开序幕，而它之所以让人心生疑惧，也正因历史曾经见证过很多一个族群对另一个群体的仇恨，导致对其他群体的普遍仇恨。

我和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西方，或者东方和西方，这是很多人被教育强化的两分思维定势，它天然蕴含着紧张和对立，但也可走向融合和包并。近日读森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关于泰戈尔的一章，看到这个印度大文豪这样表达对爱国主义的看法：“爱国主义不能成为我们最后的精神避难所；我的避难所是人性。我不会用钻石的价格购买玻璃，而我只要一息尚存，也决不会允许爱国主义战胜人性。”这一主题通过他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予以表达，布莱希特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它对民族主义的堕落提出了“强烈而文雅的警告”。

看完之后，突然想到了奥运火炬接力、家乐福事件和它引起的风风雨雨，一些话不吐不快，是为记。

PS:恰逢好莱坞的《功夫熊猫》在国内上映,又有人提出抵制。昨日刚看完，很是开心。这封美国人发来的情书很是让人受用，画面精美不说，对中国功夫的内涵也颇有体会，还有对中国功夫片的戏仿，看得人直乐。

对中国是做屠龙者（dragon slayer)，还是做抱熊（猫）者（panda hugger），这是美国人这几年一直争论的话题。影片里熊猫就是神龙（大侠），神龙就是熊猫，本来就是一体的，看来这美国编剧已经深刻领会了太极之道的精髓。不断融合吸收他者经验为我所用，是美国大众文化世界领先的法宝，只知道实有，不明白空无，在两分思维里转圈圈的大龙再强大，终究还是敌不过那四两拨千斤的天地普适之道。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只对了一半，是美国人打破了中国熊猫的传统意象，通过充满想象力的创新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而这个效法太极之道的苯熊猫打败的恰恰是偏执于最强功夫的大龙。这只熊猫是具有普适精神的熊猫，一只得天地之道、可爱而仗义的熊猫。

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看到在信封口的地方用大斜体写着1999。应该是在99年封的口吧，收件人就是今天的我了。

里面的东西很杂乱，有稿纸，有照片，还有剪报，中间夹杂着一封拆了口的信。

信封是老式的航空信封，瘦长的躯壳四周印了一圈红蓝相间的条纹，‘AIR MAIL’，‘PAR AVION’，‘VIA AEREA’，三种语体的“航空”字样夹杂其间。一枚15毫米见方的小邮票，斜贴在信封的右上角，很简单的枫叶图案，绿色的叶子外带了一圈金色的套边，衬着淡橘红色的底。邮票上盖了一枚印有加拿大邮局的邮戳，日期是1999年4月29日。

信封是三角折叠在背面的中心封口的，却是在右边用手撕开的，不规整的锯齿形状吃掉了红蓝色的套边。

通常，这样的信封应该用拆纸刀从背面的三角折叠处插入，再从正上方划开。那样的话，信封就会留下一个很整齐的开口，信封的完整性就不会被破坏。这缺了口的信封，如果发信人看到了，一定会对拆信人的粗鲁皱眉吧。

里面装了三片长条的纸，那种不是特别光亮的留言纸。三张上面都写满了字，正反面都有，还在左上角标注有页码，1、2、3、4、5，每一页的长度都不一样，像多来咪的音符一样，一页比一页短。

黑色的圆珠笔下，手写的英文类似花体，活泼的笔迹中带着些许的刚毅。

“C：你是对的，这次经过机场，我能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一下机场的内部空间设计。候机室长长的两翼非常漂亮，45度的斜角立柱穹顶，自然光从打孔的光面钢柱中透射出来，有种让人眩目的效果。”

那时的香港赤腊角机场才刚建好，它的设计也曾被《建筑回顾》详细介绍过。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福斯特的作品。

我们好像谈过它的设计，就像谈论一件艺术品一样。

信的第二页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早晨，刚到目的地后不久。斯堪的纳维亚式早餐，当地人很客气的说着优雅的英语。

“请问，您的咖啡是要加糖的，还是要加奶的？”

你说这服务生说话的腔调和你在南方的咖啡屋里听惯了的说话方式很不一样，在那里他们通常是直截了当地问，“咖啡加糖还是加奶？”。

服务生的语气没有逃过你敏感的耳朵，让你对不由得对优雅二字大发一通感慨。

优雅，你说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重视的品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自得，还不忘贬损一通白白胖胖的加拿大当地人。

见鬼！如果不是再次看到这封信，我连你骨子里的傲慢都差点儿忘了呢。

这几页纸是怎么裁出来的呢？左右两边都有些很有规律的锯齿状痕迹。

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T3候机楼里，记录着眼中看到的一切。

“C：你是对的，这次经过机场，我能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一下机场的内部空间设计。候机楼中国红／橘红柱子搭配抛光花岗岩地面，清晨的阳光从玻璃幕墙照射进来，顶棚采用自然光和人造光混合，内部空间非常宽大明亮，色调热烈而柔和，人在这个‘人民的宫殿’中顿觉渺小。”

喔，对了，信封里还有一个剪报，应该是从IHT上裁下来的吧。Les Murray的《五张明信片》，最后一句用斜体这样写着：“我在书里读到这样一句疯狂的句子：‘每只鸟都有一颗石头假牙，从它的棺材里进入这个世界。’它就在那儿。”

1999年5月10日我收到了这封信，打开看过。

经过这么多年，辗转过这么多地方，我最终才在它发出的9年之后收到它。

它就在那儿。

我对北京的巨大空间尺度认知也是从它的道路开始的，习惯了国外那种车让人行，人可从容过街的氛围后，刚回国的那一阵子，每每在穿越北京的人行横道时，我都感慨它的宽大，宽大到让你完全无法心平气顺地在人行绿灯亮着时，从从容容地穿过大街。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按正常散步的方式，对一个通常的八车道城市主干道，往往人还在路中央，人行绿灯就变红了，因为中间还要为左转的车让路，所以我现在经常是快步或跑路过街的。这样一种大尺度意味着在北京普通的大街上很难看到悠闲的行人，他们要么扎堆在各个购物中心，或者专门的步行街，或者就是像后海南锣鼓巷这样的老城区，要不就是在公园里才能看到北京人比较舒坦地遛弯。

我住的小区附近就是明城墙遗址公园，黄昏的时候，像是有号召令一样，很多人会聚集到遗址墙角下的一条步行道上，完成一种叫散步的仪式，而旁边就是一条车流拥挤的六车道马路。这样的空间格局，因为沿遗址城墙伸展出去的绿地宽度足有六车道宽度的两到三倍左右，再加上城墙以外没有高楼，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空间非常开阔，虽然散步的人很多，却不拥挤和局促，还能看到不少人放风筝，也有不少在街边的椅子上闲坐纳凉的人，安然于车流的噪音和排出的尾气之中。这个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周围居民的公共休闲空间要求，但作为遗址“旧”的历史内涵却大大降低。满眼的绿地和花木，全新的道路，怎么也无法让人和城墙的残缺美带来的历史厚度融合起来。

北京虽说是一个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都，但实际非常新，现在要找一些古老的感觉，还真就要到老城区的胡同去转，皇城根、钟鼓楼、南锣鼓巷、后海一带。在这些地方闲逛，还能找到一些行走的乐趣。‘悠客’这个京味儿十足的词是谁发明的，我不太清楚，不过‘悠’这个字很能抓住法国词‘flaneur’的精髓，因为要说起来，诗人波德莱尔就是一个巴黎的悠客。前一阵子来过北京的土耳其作家帕穆克也是一个悠客，否则写不出《伊斯坦布尔》这样精彩的城记。

要营造适合‘悠客’的氛围，人性化的空间尺度是必须的，这意味着人走在其中的时候，不会有来自周遭建筑的压迫感，不会让自己感到很渺小，身心很放松，周围的民居建筑要有独特的文化风格，移步换景，生活气息浓郁，视觉的新鲜感不断涌现，还要是亲水的环境，最好有河流穿过，另外一路上要有各色的小店，吃的、喝的在走累的时候能随时保证，价钱不贵，环境不用太高档，但一定要舒适，还要有数目不等的书店散落其中，最好是像塞纳河左岸莎士比亚书屋那样的，书堆到了天花板上，书香气息十足的小店。你也许会说这太小资了吧，且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条件，这样的街区决不能是新的人工创造的氛围，一定是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传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然积累演变形成的，能让人闲下来发发悠思，想想过去，看看各色人等的地方。

现在，恐怕在北京很难找到这些条件都满足的地方，在中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也已难以寻觅。钟鼓楼和南锣鼓巷有这个潜质，但其面积相对于整个北京市来说实在太小了，人一扎堆，气质立刻发生了变化，生活的质感不再，商业娱乐氛围扑面而来。按我自己用双脚丈量过的区域，从南池子大街起，穿过菖蒲河公园，中山公园，沿着故宫护城河，走到景山公园，再从景山公园进北海公园，再进入后海区域，整个区域一路的景色都不错，基本上没有大马路的干扰，沿途京味儿十足，是我心目中北京最适合闲逛的区域，不足的地方就是沿路的老北京生活气息还不够浓郁，文化氛围也不足，过去和现在处于一种割裂而不是融汇状态，似乎只有景山公园里老头老太的高声歌唱能够穿越时空让人精神一振，但那也不是激发想象力和沉淀历史感的场景。

帕穆克笔下伊斯坦布尔的精髓——“呼愁”很难在京城被捕捉到，尽管书本上的北京完全是可以在历史文化方面和伊斯坦布尔比肩的城市，但现实世界中的北京已经太新了，以至于新的氛围压倒和冲淡了老旧的痕迹，很难让人在闲逛时，被新与旧的张力触动。当诗人戈蒂耶写下‘城墙的厚度与耐久，它们的剧变，时间的裂缝与蹂躏’时，一种幽远忧伤的气氛蔓延开来，‘死寂的城墙后头存在着活生生的城市’，这样动人的时刻只能发生在历史的幽魂在陈旧的空间中把活着的人完全笼罩的那一刻，恰恰是这样的强烈对比，让诗人体会到了美的眩目。北京虽然保留了老城墙的遗址，但周遭的氛围是断然无法让人体会到“呼愁”的，除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没了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和愁绪，要想写出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记，确实不大可能。

法瑞毕竟只是建筑师，就单体建筑评价北京新建筑时，他不知道民间的北京早已给这些新建筑想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主题词——鸟城，一个有鸟巢，鸟蛋（国家大剧院），鸟腿（央视新大楼）、鸟屎（水立方游泳馆）和巨鸟（T3航站楼）的城市。这民间的京式幽默虽然粗俗了些，但却很有想象力，且现代气息十足。既然老北京已经不再，大部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逆转地离开了传统的胡同根基，大一统空间格局下北京的新希望，也许就在于以民间的多样生活为基础形成的一个充满活力和青春气息的创意北京。这样一想，巨无霸的新北京南站其实并不可怕，那个巨大屋顶下的来往人流绘织出的将是一幅前所未有的文化图景。而一旦实现三分钟间隔的京沪发车频率，它给南方和北方的交流融汇将会带来怎样的活力，实在是无法估量。对这一充满无限可能的前景，您还别说，我还真有所期待。

上一次进南京城的时候还是1992年的初春，这么多年过去，如果不是故地重游，几乎想不起它的模样。市区内的街景乏善可陈，直到车子驶入中山陵景区，看到路两边参天的法国梧桐和大片遮天蔽日的浓绿时，心情才舒畅起来。

这些梧桐的形状有些特殊，在大致相同的高度被截头，然后分叉，长出4、5个枝干，还都很直很高，一路排开下去，整齐有序，不似印象里别的地方看到的法国梧桐，枝干自由向外伸展着，形成一个宽大的树冠。虽然有些奇特，眼前这一排整齐的梧桐树，倒给通往中山陵的路平添了一丝肃穆气氛。

从山脚下的“博爱”牌坊向上走，山路的一半是一个碑亭，碑上刻字“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纪念堂的设计庄严大气，青天白日的穹顶下，孙中山的塑像静静地看向远方。走进陵堂，本打算默默致敬，无奈周遭游客不但拥挤喧哗，还不顾禁止拍照的指示，对着棺柩上的白玉卧像频频打闪光灯拍照，实在有失体统。

呜呼，中山先生被我等后生仰慕致敬的同时，魂灵也难享安宁。要达致安静肃穆气氛也非难事，园方加强一下监管就可以让现场秩序井然，使来访的游客心灵受到洗礼。于点滴之间，教化国民之精神面貌，何乐而不为呢？

二、乱象苏州火车站

动车组从南京到苏州只需一个半小时，相当快的速度。车次很多，买票也方便，车厢干净明亮，座椅舒适，车窗大，视野开阔。卫生间干净，有洗手液，还有纸巾，这样的火车旅行才有了现代文明的风范。一块快形状不规整的田地，一幢幢没什么特色的民居，还有密集的连绵不断的高压输电线，透过窗外看出去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江南水乡风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足迹已经踏平了这块土地曾经的诗意，也许除了藏青线外，中国铁路线沿岸的景色很难给人带来赏心悦目之感。

窗外的景色不够养眼，小睡了一会儿，精力得到了恢复。出了苏州站，才发现怎一个乱字了得。上次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一九九零年春节，十八年了，这火车站竟然还是那么拥挤凌乱。站前正在修新路，一些破烂的电摩托等着拉客。出租车还算有序，车况却不敢恭维。排队上了一辆，听说我要去阊门，司机说那边正在修路，不好去，路也不远，让我走过去。也没多想，刚要下车，两个纠察员过来问到什么地方，一听说到阊门，立刻训了一通司机，让他拉我过去，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司机犯了不爱拉近活的老毛病。他嘟囔着，无奈地拉着我上了路，一路都在自言自语，说什么修路难走，又不远，为什么不坐11路（徒步的诙谐语）等等。他不知道我能听懂个大概，不过我听他用苏州话自言自语的抱怨，心里却不由得一乐，这抱怨的话用吴语一说，软绵绵的感觉。

转头看看两旁乱七八糟的街景，心情有些低落。追求发展的城市病就像一场瘟疫，席卷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不分地域南北，历史传承，除个别的街区被刻意保留，其他则无一例外地走向千城一面，就连这个江南水城也没法避免，难以入眼！

阊门内果然在修路，尘土飞扬，一些小巷的生活风貌依然如故，上水在外，屋里屋外的生活向街道裸露着，没有阻隔，晚上纳凉的老头老太就拿把椅子坐在外面，任我等行人好奇地打量和观看。沿街的一面房屋少有不开店的，杂货铺、小五金、音响制品，摆放杂乱，没什么特别风格，还好不少店铺的招牌依然采用老式的风格，黑底木板上用不同字体刻出店名，至少能看出点文化气息，不像那些到处泛滥的亚力克板和电脑打印字体，廉价而无味。

三、寻幽悟道寒山寺

阊门外市井气息十足，人流和车流混杂，很不清爽。赶紧打车去寒山寺，一路上都在回忆十八年前那个下雪的冬天，不过印象里郊外的景色早已不见，没有了天际线，高架桥在远处横穿运河。熟悉的黄色山门前，江村桥依旧，却怎么也不记得寺里有座塔，待进了普明塔院，才发现那是在99年重建的。

张继的枫桥夜泊名篇用多种字体书写后刻成碑，书写者不乏名家。诗碑陈列在碑廊里，如果有足够的闲情，大可精心揣摩。端午节到寒山寺的人不少，除了旅游者，还有一些当地人来祈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寺庙里开始张贴一些寒山子的诗，在一处幽静的角落，看到这样一首：

不见朝垂露

日烁自消除

人生亦如此

阎浮是寄居

切莫因循过

且令三毒怯

菩提即烦恼

尽令无有馀。

摘抄下来，发给家人朋友当作端午的祝福和问候，算不算和寒山寺结缘呢？因缘际会，起落紧舒之间，寒山诗集放在案头，近两月未曾翻过。现在拜见了他曾驻留过的寺庙，坐下来看看眼前已经开败的玉兰花，在庙里的性空世界里听着空中时不时传来的悠扬钟声，想着什么又没想什么，意会着自在。不远千里一路走来，随性所致，并未刻意求之，却与它在此相遇，读来恰如清风扑面，怎敌一个妙字！

出了山门，一路着一路看题写在山墙上的寒山诗句。远处暮霭渐重，江村桥和枫桥历经千年依然对峙无语。今非昨，云起月落之间，这古运河的景致早已悄然改变，只有江枫渔火的绝唱还在耳边回响。

四、七里山塘怀旧曲

白天太阳正热烈的时候，七里山塘似还沉睡着，慵懒的身姿仿佛在为夜的来临蓄积能量，就等待着天黑下来，一串串的红灯笼在河边亮起来的时候，才舒展开她的妩媚身影。只是，这串串红灯笼映照下的小桥流水，这沿着古老的青石板路一路铺陈开去的各色店铺，似曾相识。黄山老街，丽江古城，秦淮河畔，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只是建筑风格么？少了市井生活气息的七里山塘干净了，漂亮了，但也少了几分让人动心的活力。倒是那个以勺为笔，糖为墨，在一块刷了一层油的砧板上游龙走凤的糖画艺人，那个用七彩果脯丁细心点缀梅花糕的糕点师傅，还有一丝不苟地拉伸着萝卜丝糖的伙计，让人忆起昔日街坊邻居生活中的点点乐趣，给这个商业味渐浓的老街带来一些清新的气息。

走走看看之间，耳边传来舒缓悠扬的评弹。从古典的木兰辞、黛玉焚稿、赏中秋，到江南小调四季歌、天涯歌女，山塘书屋的女歌者手抱琵琶半遮面，男歌者一柄三弦横胸前，弹拨之间，吴侬软语丝一般流转而出，高时激越，低时哀怨，人美，词美，声也美。一杯清茶在手，尘劳疲惫皆消。

夜浓时分，游客渐散，沿街店铺多已打烊关门，这时的山塘才弥散出小街特有的静。虽然青石板路再也不会回响那清脆的敲梆子声，怀旧的恋曲却不肯轻易地散去。故乡在梦里，故乡在久远的记忆里，也在徘徊于这小街的执著里。

五、四面荷风拙政园

一大早兴冲冲地赶到苏州博物馆，没料到还是闭馆了。虽然周一是正常闭馆的日子，但在网站上分明写着节假日例外嘛。就因为看到这个例外，才特意安排了一个早上，想着好好地看看贝聿铭的杰作。看来，这个例外也是例外，馆方不认为端午假期是节假日？

大门的设计颇巧妙，板栏结合，板用朱红色，栏用灰，庄重而典雅，透过栏杆往里看，能依稀看到展馆内那面白墙为纸，山石点缀成画的庭院一角，入口处建筑的坡顶几何处理很有现代感。

不得入内好好欣赏，悻悻然走进毗邻的拙政园。登上东部的放眼亭，四周看去，树木苍郁，曲水环绕，恰似这纷乱城市中的世外田园，其清远超拔的气象让人顿感精神一振。踩青云二石，穿过复廊，来到梧竹幽居，进入四面皆开圆形洞门的四角亭，东面望去一池荷花，更有远处巧妙借入园景的北寺塔，西面握有寒梅，南面梧桐青竹撒翠，北面桃花已落，东西南北一年四季的景致皆纳于这方寸小亭，再借清风和明月，观流水房山，难怪这亭上的对联要突出一个“爽”字。

这亭前的一池荷花正合我意，若不是参观者众，信步走到池塘另一头在四面荷风亭小憩，该是何等爽快之事。“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想来那文徵明也是爱荷之人，这一六角小亭四面皆为婷婷荷花环抱，任你人间何等的烟火俗气，身在其中，自然是飘然欲仙了。

只是这荷花尚未开，雨也未下，待转到听雨轩的时候，只能看着窗外的青青芭蕉叶，想象着雨打窗棂和蕉叶的碎玉之声，任这园子的清逸缓缓地蔓延开来，融入眼前的一汪绿水。

六、沪上老友匆匆见

上海行程匆匆。梅雨季节刚开始，天气预报的26度气温不是很高，小雨一下，平添了几丝清凉。衡山路很静，地铁出口旁的唐韵茶坊就是我们相约的地点。四个老同学于我，都是十几年未见过面了。入门的一瞬最有意思，之前的猜测和想象都会得到答案，或如所想，亦非所想，刹那之间，时光流转，各种印象重叠交织。

老友胖的胖了，瘦的更瘦了，简单的寒暄后，说说笑笑之间，十几年的光阴浓缩进了一个人生的概要，了解如此，似不用多言。心性、脾气、禀赋有些变化，但又未变，同学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似也未曾有很多变化，甚至还有那些个熟悉的眼神和表情。结婚、生子、事业平稳顺畅，说得最多的还是记忆深处的片断、点滴，那些当事人早已忘记，却被别人记住的小事，还有那些原来未曾谈过的朋友同学间的小秘密，那些因为身在其中而不得知的，那些曾经不愿谈不可谈的事，经过时空的洗礼，都释放出了它们的本色，让这样的聚会变得通透和温暖。

因了这些个记忆的助兴，酒喝得开心，人也很开心。临上了飞机，才发觉自己有些醉了，只是这醉意却让人非常舒坦。

“我们不了解奥巴马”，这是《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的标题，火药味十足。通篇看下来，美国商界精英对奥巴马的顾虑一目了然。这篇文章质疑的还是奥巴马的不透明，他是属于那种来自草根民间，没有家族王朝背景的政治“超新星”，像高尔夫明星伍兹和脱口秀女王奥普拉那样熠熠生辉，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和希拉里、麦凯恩等观察人士知根知底的老派政客比起来，奥巴马对华盛顿政治观察家来说依然是一张白纸，但他拥有的惊人民众亲和力一举击中美国民间渐成气候的求新求变心理。

关于奥巴马的政治立场，《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找不到任何一个他背离民主党内左倾利益集团的例子，这包括加大对公立学校的资金投入，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谈判，以及提高对富有阶层的收入所得税等。除了这些，《华尔街日报》继续抓住奥巴马和精神导师划清界限，脱离三一教堂这一点不放，质疑他的信仰并不坚定。看来，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已经做好和奥巴马一斗到底的架势。

“变革”是很多奥巴马支持者对他的期待，这些支持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资产正在缩水的中产阶层、蓝领工人、有色族裔，他们希望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改变让自己不爽的现状。看看那些庆祝奥巴马获得提名的场面，那些拥挤着热烈地想和奥巴马握手的支持者，那些蜂拥着摸他脑袋的狂热分子，还有奥巴马看着他们露出的招牌笑容，下一阶段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美国偶像”竞赛，四平八稳的麦凯恩，即使经验再丰富，恐怕也斗不过奥巴马的魅力攻势。既然奥巴马已经在筹集竞选资金上表现出惊人的民众动员能力，他的拥趸对他的支持热度必然会继续上升。

“今晚，我们结束了一段历史性的旅程，并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从这一刻起，海洋的上升开始放缓，地球的创伤开始愈合；这一刻，我们结束了战争，让国家更安全，让美国的形象得以恢复。”奥巴马的修辞术可谓炉火纯青。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精英媒体，虽然努力把奥巴马描摹成一个左倾分子，但恐怕那些支持他的选民已经沉浸在他那些鼓舞人心，热情洋溢的演讲中难以自拔了。也许，美国真的会就此摆脱富豪政治，出现第一位被民粹主义拥入白宫的黑人总统。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的情形，可能逼使那些很少去投票的美国精英阶层不得不认真对待这场美国历史性的总统竞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准。

5月23日以来发生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并蔓延到新德里周边地区的骚乱就凸显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和不平等。该邦的游牧民族古贾人（Gujjar）本来属于“其他落后阶层”，为了获得“列表部落”具有的保障高等教育和公务员入职等优惠政策，这几年一直要求政府把其身份类别降低至“列表部落”，但因为这样一来，同一个邦里属于“列表部落”的米娜（Meena）族群享受的权益就会缩水，而米娜族群的选举话语权比古贾族强，所以邦政府一直没同意。米娜族群在拉贾斯坦邦里所占的人口比例为11%，古贾人只有8%，眼看今年地方议会选举即将到来，地方议会中的第一大党派人民党决不会轻易得罪米娜族人而失去他们的选票。为实现自己的诉求，古贾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事件很快就演变成流血暴力冲突，示威者向警察仍石头，警察开枪还击，持续一周的暴乱已造成40多人死，印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平息事态。

印度社会的阶层划分异常复杂，历史传统因素和当代政治需要互相交织，代表身份的种姓不但没有随着印度宪政民主的发展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反而还和政治越来越密切。传统的种姓制把社会分为五大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不可接触者，但这种划分方法在1950年印度独立后就不再使用。印度媒体关于拉贾斯坦邦骚乱的报道充斥着像ST、SC、OBC这样的缩略词，如果不了解印度人的身份划分系统，看起来简直是一头雾水。奇怪的是，国内介绍印度种姓的文章和书籍大多还在采用传统的五个等级，所以不妨先更新一下对当代印度人身份划分的认识。

目前任何一个印度人的身份都按“列表种姓（Scheduled Castes，简称SC）”，“列表部落（Scheduled Tribes，简称ST）”，“其它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简称OBC）”，以及“先进阶层（Forward Class，简称FC）”四类予以划分。传统上属于贱民（达利特）的社会群体被划为“列表种姓（SC）”、原住民非被划为“列表部落（ST）”，把不属于这两部份但在传统上也属于低级种姓的人群划分为“其他落后阶层（OBC）”，这三部分群体除外的人，就是所谓的“先进阶层（FC）”。

由于种姓压迫在印度社会根深蒂固，印度在独立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公共干预方案，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矫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为弱势的种姓族群专门设计的配额保留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印度人按上述四种类别被贴上不同的身份标签，除“先进阶层”以外的其他三种身份在高等教育和政府职员方面有一定数额的配额保障，有点类似美国保障黑人权益的平权制度。比较特别的是，印度的这个制度保障的并非少数弱势群体的权益。据印官方不完全的统计，“列表种姓”和“列表部落”的人口约占印度总人口的三成，而“其他落后阶层”和“先进阶层”各占约三点五成。因为人口基数差不多，所以对任何一种身份类型采取的优惠政策让先进阶层感到不平等的切实存在，来自于这一阶层的要求废除配额保留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像印度理工大学，德里大学这样的名校，来自先进阶层的学生竞争异常激烈，即使高考考分远远超出来自落后阶层的学生，但因为有配额保障，落后阶层的学生反而能被录取，所以很多考分很高但因为配额限制上不了国内名牌大学的先进阶层学生不得不到国外留学。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印度宪法中明确规定地方和联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按一定的比例对列表种姓和列表部落予以保留，1950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保留10年，不过后来的政府都采取到期延续的办法，一直保留至今。

印度独立初期，这种矫正性的配额保留制度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大学教育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和自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保护的弱势群体习惯了这种公共干预庇护下的好处时，一旦社会形势变化影响到特定族群的利益，这些受保护的群体反而会采取一些另类或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发生在拉贾斯坦邦的骚乱有悖于常理的怪异之处就在于，这个邦的古贾人主动要求降低自己族群的身份划分等级，为的是获得更多的大学教育、公务员和议员配额。也就是说，获得配额的实际收益超过了身份降低带来的“面子”影响，就像国内有的贫困县，明明已经脱贫了，还要想办法拉关系保住贫困的帽子，目的就是获得中央政府额外拨划的救济款。

古贾人希望通过示威抗议向邦政府施压，显然是看到了确实存在降低自己身份类型的可能性。他们责怪邦政府背信弃义，因为03年代表人民党的女强人拉杰(Vasundhara Raje)在拉贾斯坦邦地方议会选举时，曾经承诺如果选举胜利，将把古贾人划归为“列表部落”。几年下来，已经当上拉贾斯坦邦首席部长拉杰并未兑现这个承诺。实际上古贾人去年5月就曾发起抗议示威要求满足降低种姓阶层的要求，当时也发生了流血冲突，并造成26人死。事后，拉贾斯坦邦政府为平息局势，曾提出投资改善古贾族人聚集地区的学校、医院和道路状况一揽子援助计划，但因为这样的措施改善的是古贾人占多数的社区环境，而不是古贾人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的拒绝。

刚发生的这起骚乱事件就像对去年5月拉贾斯坦邦骚乱事件的周年纪念，成为目前拉贾斯坦邦政府手中的一个烫手山芋。用落后种姓配额制度带来的直接好处作为吸引选民支持的工具实在是有悖当初配额制度设计的初衷，这个恶例也是人民党首开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谢克哈瓦特（Bhairon Singh Shekhawat）和瓦杰帕伊分别出任拉贾斯坦邦的首席部长和印度总理的时候，人民党曾经成功兑现在竞选时对贾特斯族群（Jats）所做的承诺，把原来不享受种姓配额保留制度优惠的贾特斯族群划归为能够享受优惠的“其它落后阶层”类别中，但这次拉贾斯坦邦的地方首席部长拉杰属人民党，而联邦政府的总理辛格属国大党，党派间的不同利益自然不大可能使他们通力合作让古贾人如愿。

最关键的是，目前“其它落后阶层”这一身份类别所保障的弱势种姓族群已经达到三千个之多，印度社会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很显然，这次印度政府如果对古贾人妥协，把他们从“其它落后阶层”降为“列表部落”，将竖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其他的族群很可能纷纷效仿，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难以控制。

在此之前，单纯以种姓为基础制定的配额保留制度就已经遭到很多批评，它的缺陷愈来愈明显。比如它忽视了超越种姓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而且因为越来越多属于列表种姓和列表部落的印度人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属于先进阶层的人，它已经不能有效地保障印度社会中真正弱势群体的权益，为各党派政治斗争所利用，成为争取选民的工具。

古贾族人再次引发的骚乱让不少印度有识之士意识到种姓配额保留制度的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因为这方面的改变对印度来说意味着重新进行全面完整的人口普查，重新修改宪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势力重组，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搞不好就有局势失控的危险，所以历来执政党，不管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只是因势利导，做一些修补性的工作。（这种状态有点类似中国的户籍改革，都知道必须改，但是动起来很困难。）

这次拉贾斯坦邦的骚乱是否会成为推动印度种姓配额保留制度改革的催化剂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悬念。

这次排挤外人的冲突是如此激烈和血腥，以致总统姆贝基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报道说，持续两周的骚乱已造成五十多人死，三万多外国人逃离住所。骚乱者矛头多指向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比如肯尼亚、喀麦隆、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指责他们抢夺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而其中占多数的津巴布韦移民更是首当其冲。作为非洲大陆经济最发达、最自由开放的国家之一，南非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赞比亚的朋友曾对我说，南非对那些落后的非洲国家来说就像美国一样。但就在短短几年里，成千上万的津巴布韦人涌入南非境内，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终于导致这起暴力排外风潮。

实际上，这股南非难以承受的移民潮和穆加贝政府对津巴布韦糟糕的管理有密切关系。这位从1987年起就担任津巴布韦总统的政治强人搞土地改革，杀富济贫，使本来一个很有发展希望的国家一步步走向经济崩溃的边缘。有钱、有知识的人走的走，逃的逃，外资纷纷撤离，国际社会也予以制裁。在他的治理下，津巴布韦的经济水平持续走低，通货膨胀率像火箭一般上升。最新发行的高达5亿津元面值的钞票，实际只相当于两美元，而且还在贬值。很难想象，穆加贝本人还得过伦敦大学的经济管理学位。

就像东盟各国对缅甸军政府的强权统治采取不干预政策一样，包括南非在内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对津的国内局势也没有过多的干预。作为津巴布韦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总统姆贝基对津采取的“安静外交”政策不但未对穆加贝给予积极影响，现在还反射性地严重影响到南非自身的发展。姆贝基也许没有想到，对穆加贝的容忍，以及对两国边境线采取的宽松控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很多津巴布韦人因为不堪穆加贝的独裁统治，跨过边境到南非，希望在南非国内获得相对自由和富足的生活空间。这些在南非工作的津巴布韦人，不少是在津从事教师、公司职员等体面工作的人，因为没有正式的身份，他们在异国他乡不惜斯文扫地，降低身段，从事清洁工、餐馆服务员这样卑微的，不需要多少知识技能的工作，而南非本来贫富差距就很大，虽然经济增长前景被看好，但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严重短缺，所以这些大量外来非法移民冲击的正好是南非底层黑人的工作机会，这也让南非本来就很高的犯罪率和失业率更加难以控制。

在姆贝基治下的南非，此前人们普遍期待的棒槌形的以黑人中产阶级为中坚的社会不但没有形成，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黑人数目反而急剧增加，极端贫穷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的数量从1996年的189万增加到2005年的420万，居高不下的艾滋病感染率也未得到有效遏制。

按照一般民主转型国家的规律，如果要让民主得以巩固，需要完成一次执政党的平稳更替。自1994年南非走上民主道路以后，非国大一直把持着南非政坛，反对党逐渐走向式微，非国大有一党独大之势。而此前被普遍看好的新任非国大主席祖马因为腐败丑闻缠身，已被正式指控并将在8月出庭受审。如果罪名成立，非国大因为推举总统侯选人问题，内部的派系纷争将更为激烈，这也将对其支持率造成负面影响。明年南非大选，虽然外界普遍预测非国大依靠过去积累的政治资本将再次获胜，但反对党也许会借此次排挤外来移民引发的社会危机，重新扩大民众支持的基础。

无论如何，最近南非发生的这起大规模暴力排外骚乱事件，突然之间让人觉得这个国家离“彩虹之国”的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在姆贝基说这次骚乱是南非的耻辱的时候，已经90岁的曼德拉老人能不仰天长叹吗？

最近美国网民把他在04年竞选国会参议院议员时的一篇报道翻出来，指出他在那时发表的对伊朗的看法和现在并不相同。根据04年《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奥巴马认为伊朗政权比起前苏联，更让人难以琢磨，‘和苏联打交道的时候，你能感到他们用的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模式，他们不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我们也不想，所以双方可以通过博弈找到遏制对方的方式。伊斯兰世界则不同，有些因素使我们无法像和苏联打交道那样考虑问题’。一个政教不分的政权如果拥核将让奥巴马感到棘手，“我想我的本能将会是阻止伊朗拥核”。

口气很强硬，但怎么阻止，奥巴马没有具体说。4年之后，奥巴马对伊朗核问题的表态似乎有所软化。20日《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在周日说，“强大的国家，强大的总统，通过和对手谈判解决问题”，并称这是里根对戈尔巴乔夫采取的对策。奥巴马说，当时苏联号称要把美国铲除，但是美国依然能和苏联坐下来谈，和苏联相比，现在伊朗、古巴、委内瑞拉都是小国，伊朗的军事开支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言外之意，怎么就不能和伊朗谈判。

保守的《华尔街时报》的编辑抓住这点不放，在其21日的每日媒体点评中略带讽刺地说，要么奥巴马是为了预选，有意讨好党内反战派，要么就是他认为04年以来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已经转变。易变，《华尔街时报》编辑这样评价奥巴马对伊朗态度的转变，并预测大选后期他的调子还会变。共和党对伊朗不应拥核历来保持强硬立场，所以作为民主党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对伊核的态度将备受关注。

除此之外，华尔街时报还抓了奥巴马另外一个小辫子。曾经被指控在关塔那摩从事间谍活动，后被证明亲白的美军上尉余尤素福，将作为奥巴马的支持者之一出席民主党全国大会。有网民把余尤素福最近在叙利亚媒体上的一段电视访谈曝光，访谈中他说关塔那摩监狱里狱警亵渎古兰经并非自己亲眼所见，而是被关押者的陈述。《华尔街时报》立刻质疑，什么样的人支持奥巴马？是去对美国怀有敌意的阿拉伯国家，并在对方意在煽动反美情绪的电视节目上露面的人。

也许就是这种人性的自然流露，让希拉里在新州的初选中，从青睐奥巴马的女性选民中夺回了多数票。以女性选民划分，艾奥瓦州的女选民倾向奥巴马，但新州的更倾向希拉里，希拉里在新州女选民中的支持率超过奥巴马13 个百分点。敏感的媒体立刻就此展开解读，认为女性选民在新州的转向，再次说明女人容易被情感而不是理智左右，并提示说，希拉里身上体现出的性别差距，并不如奥巴马体现的种族差距重要。

在初选的第一站艾奥瓦州，奥巴马强调改变的竞选路线吸引了年轻选民的热情，也获得了不少女粉丝的支持，有媒体在描述奥巴马的吸引力时甚至使用了“巴拉克明星”的标题。他的清新阳光风格确实让人看着舒服，但是希拉里也在调整风格，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她不再担心当众掉眼泪。

其实深究希拉里掉眼泪是真情流露，还是竞选策略之一并无意义，因为最关键的是泪流了之后，选民的反应如何。从新州的反应来看，的确效果明显。希拉里的竞选团队认为，希拉里此前在艾奥瓦州的演讲中过多地强调了她为选民做了什么，而奥巴马则把重点放在他将为选民做什么。这的确会对选民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人们并不喜欢侯选人讨人情似的口气，好像你为我做了什么，我就欠你一票。这次在新州当众流眼泪，柔化了希拉里一贯的强悍形象，让她突然有了一丝琢磨不透的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正是希拉里和奥巴马相比所欠缺的。

其实奥巴马并不完美，他也会讽刺希拉里缺乏吸引力，说“她足够讨人喜欢”。这种刻薄话自然让人心生反感，所以在奥巴马展示个人魅力攻势的时候，希拉里适时地展现被感动，可以说恰到好处，亲民可是装不出来的，那个问她问题的普通女选民真是希拉里的守护天使。“我依然相信有个叫希望的地方”，在聆听选民呼声的同时，她也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奥巴马在艾奥瓦州赢得了多数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但希拉里在新州受到了这一阶层选民的青睐，得票率超过奥巴马10个百分点。如果不计密歇根州的情况，奥巴马和希拉里可以说在风向标初选中战平，接下来其他四十多个州的情况怎样，实在难以预料，可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有人开玩笑说，今年的美国大选就是希拉里和奥巴马之争，共和党只是一个陪衬。两个人在台面上争来争去，台下做决定的普通选民心里想什么，票投给谁却难以预测和把握。民调、选民分析、竞选广告的投放，所有这些人为的、预设的条件，都不一定带来必然的结果，而这种结果的不确定性正是美国大选这出戏的魅力所在。

可是对我这个旁观者来说，真正值得注意的却是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集中体现在民主党的两个热门侯选人上，这个美国大选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为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实际上，各个侯选人的竞选团队所做的工作是相当庞杂和细碎的。比如有报道说，希拉里的团队早就把一份包括7万多忠实选民的清单，按教育程度、收入、性别等统计数据进行了分项细化分析，为的是找出他们要瞄准的目标选民，结果发现女性选民是其中的关键。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去投票的选民在周末被挨家挨户动员了至少三次。在新州初选前的一天，希拉里的阵营动员了4000名志愿者挨家挨户地敲开10万5000个新州选民的家门，为希拉里争取选票。奥巴马的团队是怎么做准备工作的，尚未见到报道，但是相信其细致程度也不会低于此。实际上，这些隐藏在侯选人台前风光的惊人幕后数字才是美国大选的奥秘所在，它所指涉的正是政党政治成功运作所需要的财力、人力、物力和动员组织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而这正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1-19）

《民主如何才是一个好东西》

这篇题为《民主如何才是一个好东西》的文章说，民主要成为一个好东西，需具备典型的现代社会条件，意志的自愿与理性的自觉的统一，围绕着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尽量避免把认同问题作为争论焦点等几个条件，同时还要有合适的文化土壤。

　　文章节录如下：

　　一、民主的基础是现代社会

　　“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只有在现代社会，它才会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社会之作为现代社会有这样一个鲜明特点：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人们只要参与社会生活就必须遵守一些集体行动的规则(法律、政策、命令等等)，而这些规则已经无法以传统社会中常用的那些理由作为正当性依据了。不管是天意神旨，还是祖宗之法，或者是具有特殊资质或特殊魅力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张，在典型的现代社会里，都已经不那么有说服力了。相反，对典型的现代民众来说，他们必须遵守的那些行动规则如果确有正当性的话，这些规则就必须是由他们自己参与制定的，至少是由他们信任和委托的人参与制定的。现代社会中最具有说服力的遵守规则理由是：“你不能出尔反尔，自我否定”——既然这是你自己答应了要做的事情，你就应该照着这样去做。在很大程度上，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实行民主的那个社会就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典型的现代社会”。现实中很少有哪个社会能算得上“典型的”现代社会，但相对来说，人们是否真的只把自己参与制定的行动规则才看作是正当的规则，在不同的社会中还是有非常不同的情况的。

　　二、民主决策过程应符合“自愿”和“自觉”两个原则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的“自我决定”，因此，民主是否真是一个“好东西”，还要看人民的“自我决定”或民主决策是怎样进行的。民主涉及的是集体行动，像个体行动一样，集体行动也要如已故中国哲学家冯契所说的那样，一方面要体现“自愿原则”，另一方面要体现“自觉原则”。自愿是意志的品格，自觉是理性的品格，两个方面必须密切结合起来：没有意志的理性是无力的，而没有理性的意志是盲目的。常有人把民主政治归结为民主选举，而没有看到，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是自愿原则的体现。换句话说，如果只有民主选举的话，对于真正是一个好东西的民主来说必不可少的自觉原则，就还没有落脚之地。人民表达同意与否或愿意与否的渠道确实重要，但这种“同意”和“愿意”又有一个是不是合理的问题：无论是选民自己的无知和冲动，还是选民背后其他人的欺骗和强迫，都会使表面上依据民主程序而形成的公共意志成为盲目的、非理性的东西。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民众的意志必须与民众的理性有机结合；民众自愿表达的要求应该是经过自觉思考和理性判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民主选举不能是唯一重要的环节，因为自愿原则不能是民主的唯一重要的原则。

　　三、体现自觉原则的民主讨论必须围绕实质问题而不是抽象词句

　　那么，意志的自愿原则如何与理性的自觉原则统一起来呢？民众的意志总是有所指向的，总是以民众作为一个集体要做什么事情作为具体内容的。因此，民众的理性如果要与民众的意志一起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他们就必须围绕“要做哪件事情”、“如何做成某件事情”、“由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样的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协商。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里涉及的是诸多人们的事情，不能单靠个别人或少数人；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须是理性的，是因为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要求，更好地缩小各个方面的差距，更好地对待暂时无法化解(有些可能是永远无法化解)的分歧，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逼近乃至形成共同的目标。这种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但它的实质内容，却是任何真正称得上“好东西”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并不是“选举民主”(或“投票民主”)之外的一种民主形式，而应该看作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民主程序的主要成分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最重要成分。完整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人民及其代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投票来显示讨论协商的结果，亦即任命官员、形成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它必须是围绕实质问题而不是抽象词句而运作的，必须是以有关实质性问题的民主讨论作为其基本形式的。

　　四、重要的是利益分配、价值分歧而不是认同纷争

　　民主讨论和协商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民主决策所涉及的问题常常相当复杂，而且是因为影响决策的人们和被决策所影响的人们常常是分成各个群体的。从原则上说，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影响决策者”和“被决策影响者”应该是同一批人，但即便是这同一批人，比方说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或某个城市的居民，也常常因为利益、价值和认同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群体。对于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用讨论协商来处理人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处理人们之间的价值分歧和处理人们之间的认同分歧，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通常来说，用讨论协商来解决利益分歧比较容易一些：即使无法借助普遍原则找到共同利益，也可以通过利益权衡、各自让步而达成暂时妥协。用协商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价值分歧比较困难一些，但通过协商讨论澄清各自的价值立场，发现对方立场的合理之处，甚至找到各自立场的重叠之处，也不是不可能的。最困难的是认同分歧：在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问题的时候，群体之间的分歧往往很难通过实际利益的让步和妥协来解决，也很难通过价值立场的澄清和调整来弥合。一不小心，就会出现敌我分明甚至你死我活的局面。当然，认同之争背后往往隐藏着利益之争和价值之争，但真正要进行有意义的民主商议，必须在认同问题上尽可能相互尊重，在价值问题上尽可能求同存异，并且在此基础上把利益问题作为中心议题，以求得对利益分配的公平安排。不管怎么样，民主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它不能把认同之争作为一个争论焦点，尤其不能把一些个人无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认同特征如种族、肤色、部落和性别作为争论焦点。

五、除了合适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框架之外，民主还需要合适的文化土壤

　　上述几个条件——典型的现代社会条件，意志的自愿与理性的自觉的统一，围绕着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尽量避免把认同问题作为争论焦点——的具备，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由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要求这个社会逐步建构起有利于民主协商和理性行动的制度；也要求这个社会中的人逐步养成遵守规则、尊重差异并且理性地形成意见和表达意见的意愿、习惯和能力。

　　民国初年，李大钊在反省当时的“民主”实践的时候发现，我国国民有两大弱点：第一，“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第二，“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不仅要抽象地谈论感情和理性如何统一、腕力和法律孰轻孰重，而且要具体地思考这个问题：要使这些方面的恰当安排成为可能，从而使民主真正成为一个好东西，我们除了特定的物质条件、制度框架之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从下午开始一直到午夜凌晨，cctv就反复在播出几个哀悼的场景，伴随着的是一串很长的名字。如果要做一下画面剪辑的文本分析，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明天的报道还会是煽情的吗？我想看到灾区的救助情况，我想看到除了二三十个官兵一起抬出一个奇迹生还者之外，普通灾民的生活情况，我还想看到除了10万大军以外，众多民间自助互助的场面和故事，我更想看到对那些遇难者尸体是如何妥善处理的真实画面。

情为灾难而动，但不可因情蒙蔽了视线和理性，更不可因泛滥的煽情而忘了那些艰难活着的灾民。关注灾情，了解灾民实际需要，并行动起来永远是第一位的。

泪洒过，默哀过了，我抬起头来，再次注视灾区，再次向活着的灾民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