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土壤肥沃、雨水充沛，资源丰富、四季皆夏，有 “赤道上的翡翠” 之称。在这里，摘下一个木瓜便可果腹，一身单衣即可“过冬”，生活成本极其低廉，人们不需要通过艰苦劳动便可获得生存保障，因此，印尼人较少开拓进取的精神。此外，由于印尼长期受殖民统治，国民教育相对落后。对以勤劳著称的华人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创业天堂。华人肯吃苦，会经商，有文化，懂英语，在印尼，仅占人口总数3%的华人掌控了70%的私有企业。印尼又是贫富差距相当大的国家，一个华人家庭雇佣十个印尼佣人极其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仇富心理难免就演变成排华心理。

　　除此之外，印尼的排华心理也与宗教有关。作为世界上伊斯兰教徒最多的国家，88％以上为印尼人伊斯兰教徒。相对佛教来说，伊斯兰教更为激进。因此，在泰国，少数华裔同样掌控了大量财富，但泰人对华人的态度则温和得多。

　　出口退税是什么？通行的定义是，国际贸易中货物输出国对输出境外的货物免征其在本国境内消费时应缴纳的税金或退还其按本国税法规定已缴纳的税金（增值税、消费税）。看起来，这是一项普通税种，也是国际惯例，但事实上，出口退税制度在多年的积弊之下，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降低了中国经济的质量。

　　这一制度得以持续的背后，是无视国家利益和经济规律的商务部。而热衷于在媒体高谈阔论的经济学家，面对这一畸形现状却鲜有抨击之声。

　　从定义可以看出，出口退税制度旨在鼓励出口，然而中国目前需要鼓励出口吗？——1985年至2005年，中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16.64%，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继续了2002年以来年度增幅不曾低于20%的高速增长态势，外贸顺差打破了去年创造的年度纪录，达1774.7亿美元，增幅高达74%。

　　所谓外贸顺差，就是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国内流动性过剩、资产市场泡沫显著增长，商务部也不得不将“减顺差”作为2007年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为什么还不愿意取消旨在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呢？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这一制度的受惠者是谁。原材料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利润率低的行业如纺织业、玩具业、加工业最依赖出口退税。目前许多纺织品出口企业要凭借10%以上的退税率才能实现3%至5%的利润率。与此同时，纺织业是中国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传统制造业之一，直接就业人数一千八百万人，间接就业人数一亿人以上。如果取消出口退税，也就意味着近一亿人面临失业。

　　如此看来，出口退税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低端产品出口企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商务部则是这些企业的衣食父母。然而，中国企业早已过了婴儿期，却依然没有断奶，这只能说明商务部是极为失败的父母。如果商务部保留出口退税是出于爱护出口企业，那么他们忽视了经济学最为基本的原理，即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

　　当人体受到创伤，创面会流血，会感染，会化脓，但同时身体内部在展开一场激烈的鏖战。那些脓液正是与红细胞作战时牺牲的白细胞。然后伤口会愈合，会结痂，会长出新的皮肤。市场同样有着不亚于人体的自动调节功能。那些在市场的风浪中沉沦的企业如同从伤口流出的脓液，在他们死去的同时，另一些企业在搏斗中获得新生。

　　当然，伤口能否快速愈合取决于人的体质。目前的中国有一副魁伟的体格，广袤的国土提供了经济持久发展的空间。取消出口退税，企业不会坐以待毙，而会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利润。最直接的就是向人力、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从沿海到内地，从中部到西部，从而继续保有出口竞争力。仰仗大国经济的优势，中国可以梯次开发带动经济，以先富带动后富，以此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链已相对成熟，需要腾出空间升级产业，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则迫切需要开发。政府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的口号喊了经年，始终成效不彰，因为解铃还需即系铃人，市场的问题终究要靠市场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出口退税不啻一次涅槃，一些企业化为灰烬，整个行业将获得新生。这是取消出口退税带给中国的经济意义。

　　不仅如此，取消出口退税还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解释说出口退税不是政策补贴，却没有任何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欧盟与美国多次抨击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北京穷于招架，焦头烂额。但事实上，中国政府背负了各方骂名，却并未享受到应有的收益。中国从东亚、非洲和拉美进口初级产品，加工后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实质上是它国的出口能力通过中国这一中介反映在欧盟市场上。原材料生产国不断批评中国掠夺资源，欧美消费国则指责中国倾销商品，中国成为两面不讨好的冤大头。这是取消出口退税带给中国的政治意义。

　　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尴尬地位恰恰反映了出口商品结构急需调整、产业结构急需升级，这再次印证了取消出口退税的必要性。

　　出口退税还有违公平。生产同样产品的两个企业，一个出口，一个不出口，一个退税，一个不退税，可能不出口的企业办得好，出口的企业办得不好，政府给出口企业退税，它反而更有竞争力，把好的淘汰掉，这样的市场如何能够健康发展？中国要建立内外贸的公平市场环境，出口退税就必须取消，而且尽快取消。

　　过高的出口退税率使得一些人铤而走险，骗取出口退税款。中国一年出口两千多亿美元，将近1.6万亿人民币。若退税退到10%的话，就是一千六百亿，有数据显示一千六百亿的退税里已有上百亿骗税，政府部门借退税寻租的腐败之风也愈刮愈烈。

　　商务部为何还不取消出口退税？上述分析已经证明，保护纺织业等低端产品出口企业的说法理由并不充分，事实上，这只是不取消出口退税的挡箭牌而已。在这种公心后面的私心，才能道出问题的另一面。

　　截至2002年底，中国累计出口退税欠款高达2477亿元。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的退税欠款，给中央财政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还款压力。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出口退税更成了难以兑换的白条，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部分民营出口企业正因此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后果，个别实力较弱的则已经而破产，这本身就是对出口退税制度的莫大讽刺。前任总理朱镕基曾说，谁能解决出口退税欠账问题，就给谁颁发中国的“诺贝尔奖”。然而，除了证明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外，这一承诺没有任何意义。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商务部死守出口退税制度，肯定不是像某些官员所说，是“出于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最简单的办法，是看谁最害怕下调出口退税。隶属于商务部的国有外贸公司毫不掩饰对降低出口退税的政策的不满，一位外贸业务员说，“如果没有退税，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甚至在做赔本生意。”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中国放开进出口经营权之前，多数企业选择由外贸公司代理进出口业务。中国加入WTO以后，生产企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潮水般进入外贸出口企业队伍中。外贸公司日渐式微，国有专业外贸公司更是日薄西山，人才流失进入高峰，企业盈利水平不断下降，出口退税成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国有外贸公司原本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培育的怪胎。商务部是制定政策的政府职能部门，它不应该自己去组织出口。它也不能用公心作为挡箭牌，去掩盖自己的私心。

　　中国顺差高昂，外汇储备高昂，经济学家在干什么？他们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甚至包括如何花费这笔外汇储备，但是却鲜有人提及出口退税。曾经有香港教授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此处倒也可以做一番注脚。

　　高企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荣景下的巨大阴影，旨在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如果中国经济走上下坡路，这笔损失要分摊在每一个民众身上。中国商务部应该掂量一下自己的角色了。

　　为什么呢？因为此钱与彼钱差别大矣。货币不是商品，只是一个价值符号，其本身根本不值钱，而只是一张借条，一张从国库里开出来的借条。如果把一个国家看着一家公司，那么国库就是出纳的保险柜。如果这家公司实力雄厚信用良好，那么它开出的借条便可在商业活动中周转；反之，穷酸的小公司要打借条人家也未必接受，就算勉强接受，也会天天追着讨债。

　　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来说，道理基本相同。当国弱民贫，缺少外汇，因而不得不对货币汇兑加以限制时，各国却不买账，持有一点本币还避之不及，惟恐砸在手里。但当这个国家“发达”了，有能力承诺说：把本币拿来，随时给你兑换，换成哪种通货，任你挑，任你选，这个时候，原来的“丑小鸭”，就摇身变成“白天鹅”。这个国家的货币，也就身价倍增，人见人爱，各国都愿意持有，成了国际货币。只要把印钞机开动起来，在纸片上印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买东西了。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国际硬通货，是由美国的自由货币政策、强大的经济实力、较高的政府信誉以及社会稳定性等条先决件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人民币要想像美元那样自由汇兑，首先是中国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如果国内经济蒸蒸日上，产品、技术国际领先，那么，其它国家要跟中国把生意做好，把关系搞好，就得考虑储备人民币了。有这样的实力做后盾，自由兑换就不会有什么压力。如果有人用阿富汗的第纳尔来支付国际贸易中的货款，谁敢要呢。

　　在搞好国内经济的同时，还得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充足，就能对付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外汇就是自由流通和兑换的外币，是国际贸易中的最重要的支付手段。因此，拥有外汇实际上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货物，也可以自由兑换成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货币。这就像居家过日子，手头得有点钱，万一遇上三灾八难，能拿得出来。

　　因此，外币也可以理解为外国政府欠你的债。你手上有外币就意味着你是这些相关外国政府的债主。你拿着美元便可以找美国政府换黄金，拿着日元就可以去日本市场买钢材，拿着英镑就可以在伦敦炒股票。

　　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是意味着人民币有了自由汇兑的底气，但取消了汇兑限制，也就意味着汇率的市场化。汇率是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相对比率。一种货币对其它货币的汇率会因该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增长率等的变化而波动。反之，货币汇率波动又会影响该国的进出口、资本流动，并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分工异常发达、各国间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汇率的变动也会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正因为汇率体现的是货币之间的供求关系，资本项目放开以后，汇率的定位，就要到世界市场上去考虑了。因此，市场化的汇率是人民币自由汇兑的工具。

　　最后，高水平的监管是人民币自由汇兑的保障。资本项目开放将使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很快传递到国内，健康的金融市场体系能较好地应对各种冲击，具有自我减震作用。但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够成熟，金融机构类型单一，垄断性强；金融产品种类稀少，交易量小；短期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发育还很幼稚，中央银行也无法通过它们进行有效的调控。毕竟国际市场是大风浪，不比现在可以偏安一隅。前面有车，后边有辙，把资本项目放开了，如果监管跟不上，出现前几年像东南亚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也未为可知。（刘苏）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中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从供求关系来说，房地产价格是个市场问题；可是从社会关系来说，这又是个民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衍变为政治问题。所以中央政府花了很大气力来调控住房价格，不仅调子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且各种行政措施力度很大，可是半年多下来，收效甚微，原因何在？从宏观看，这次调控失败大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方法问题，二是制度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调控市场价格其实是个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杠杆来调控，很难看到美国总统谈房屋价格的问题，这事得让美联储局局长去办。市场学的基本概念是，供不应求就会导致价格上升。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决定价格的因素有两个，供应和需求。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买不起房的人确实很多，有人戏称所谓“按揭”就是“按着你的头让你揭不开锅”，甚至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再也买不起房子了。但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用不着什么“不买房运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自然会很快衰退。但是房地产商却说，别看房价高，买的人却不见少。因为比较富裕在支撑着房地产需求，而且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满足这部分需求。

　　整个社会财富增长导致中国土地资产价格上升是房价上升的根本原因，欧美、日本等国的房市发展经历莫不如此。自2002年中国开始逐步走出通缩， 2002至2005四年间GDP分别增长8.3%、9.3%、9.5%和9.9%，而这段时间也是房价高歌猛进的时期。在2001到2003年期间，收入上升幅度甚至超过了房价变化率。

　　虽然中国有商品房的历史不长，但昨天的购房者和今天的购房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2001年，更多的买房者可能仅买得起三十万元一套的房子，而在2006年，买得起六十万元一套的房子的大有人在。

　　一句话，经济在增长，收入增加了，能花在房子上的钱越来越多了，所以房价上涨了。

　　中国经济多年持续向好，第一批独生子女潮的不期而至，成了突然增加的购买群体，这一群体汇合原来稳步增长的成熟消费者，推动四年来房价屡创新高。

　　中国自1978年开始一胎化，现在二十五至二十八岁年龄段的人正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参加工作两三年之时。专家分析购房人群年轻化的原因时表示，这些年轻的购房者可以得到双方父母两个家庭力量的支持，这让他们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时间提前了许多。同时，由于房价连年攀升，也使得不少年轻人出现“价格恐慌症”，提前释放了自己的购房需求。

　　除了独生子女这一购房生力军，其他的购房者还包括城市拆迁改造中出现的大量拆迁购买者、海外留学归来者、富裕的外地购房团、为靠近名校而置业的父母、外地驻京机构、在京工作的外国人等等，而这一切莫不与中国经济的繁荣有关。

　　在如此强劲的需求支撑下中央开始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从去年下半年的国八条，到今年初的国六条，再到建设部、发改委等九部委的十五条政策，再到现在的土地增值税政策，此一轮宏观调控，中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

　　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原来的三板斧，控制银行对开发商的银行信贷；查处炒楼的投资者；进行舆论轰炸，打击房屋市场信心，这些措施都是需求的方式，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方式显得落伍，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然，中央政府对这种方式很熟悉，也很熟练。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用的就是这一套，当时经济面对的问题是生产力又跟不上，市场总是供不应求，只能控制需求的办法来平和供求，比如发粮票、布票，都是控制需求的办法。

　　为什么这些措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效，现在却无效了呢？因为需求不会消失，只是被延迟了。就好像准备结婚一对小情人，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房子了。这种需求是不会消失的，你能推迟他们购房的时间，等到他们掏钱的时候，如果房屋供应没有倍增，房价就会更高，因为新的需求在不断发生。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

　　从1993年到2006年，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政治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用当时一刀切的行政手段来控制房价，无异于刻舟求剑。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1993年宏观调控一声令下，银行停止贷款，大量在建项目中途停工也在所不辞，造成了大量银行呆帐坏帐。但当年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而目前房地产企业获得的银行资金仅占其资产的六成以上，其它资金和外资占有相当比例，仅仅掐住银行信贷并不能扑灭楼市旺火。更何况现在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或者已经上市、或者正在做上市的最后准备。四大国有银行角色在向商言商、追逐利润转变，政府在决策时需要顾及到金融安全、银行利益，强行停止贷款、硬刹车的办法已经不合时宜。

　　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弱化了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效果。虽然中央年中公布限制外资投资房地产的171号文件，但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利用外资折合人民币167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32.5%。前三季利用外资升至259亿元，增长率更飙至46.6%。

　　房市火爆、房价难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与地产商联手对抗中央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为了当地或个人利益，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尤其趁硬指令未达赶尾班车，加大投资。早在去年春季以来的国内商品房市场上，一直就存在着两股力量的博弈：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以稳定房价涨幅为基调的调控政策措施越来越细、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则是各地商品房价格在“涨幅同比下降”的说法中持续上涨，许多城市的房价连创新高。

　　从供应的角度来看，本次宏观调控的一大突出特征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收紧土地供应。这必然推动房价上涨。国土部门再三解释说，市场上并不缺土地，问题是，国土部门不断释放出来的收紧土地供应的信息本身，就足以让人们形成土地供应减少、因而房屋供应减少的预期，这一预期必然推动人们的入市热情，需求增加，房价自然会被推升。

　　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蕴涵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供应与需求、经济过热与硬着陆、市场化与计划经济等诸多博弈，而房价恰恰集中体现了上述矛盾。对于中国经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矛盾的综合体，仅靠宏观调控这一不合时宜的行政手段注定只能是隔靴搔痒。

　　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调控房价呢？其实很简单，推出更多的土地，让更多的发展商盖房子，提高二手房屋交易的效率。如果土地不够怎么办？也简单，扩大城市规模，兼并城市边缘的郊县。总而言之，增加房屋供应才能根本解决房价高企的问题。没有其他办法，在这个问题上讲政治都没用。（刘苏）

　　中日关系堪称世界上最复杂的外交关系之一。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仍存冲突，对东亚主导权的明争暗斗更是心照不宣，同时中日领导人也都明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道理，种种因素的迭加使两国关系忽冷忽热，步履蹒跚。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股看不见的洪流，它既是外交谈判桌上的筹码，也是执政党稳定国内政局的工具，领导人对它既爱又怕——它像一只出栅的老虎，能威慑对手，但一不小心也会伤及自身。这只老虎就是夹在历史与现实间的民族感情。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中国民间一直存在反日情绪。在中日1972年建交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仍定位在挥舞着军刀烧杀淫掠的“侵略者”，对日本文化、日本民众则知之甚少。然而到了1980年代，时尚的中国青年都能哼几句《拉网小调》、《草帽歌》，大岛茂、真由美家喻户晓，电视剧《阿信》播出时万人空巷，《血疑》中女主角的衣服被中国人效仿称为幸子装；日本民间也出现了熊猫热、汉语学习热。而在这一时期，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并未解决，日本领导人也从未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中国人对此视而不见呢？

　　中共1949年建政，1958年便发起大跃进运动，这场空前的经济灾难之后又迎来三年大饥荒，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浩劫更使民生凋敝，国力衰微。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靠闭关自守营造的民族自豪感荡然无存。而此时，日本这个从二战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国家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经济和科技实力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国内一度出现要和美国共建世界秩序的呼声。

　　此时的日本毫无疑问是东亚的霸主，自豪地俯视着中国，而中国的青年在这种强烈落差的刺激下自然仰视日本、追随日本、学习日本，中年人则是跟着政府的政策走。力量的悬殊使两国根本不存在竞争，也无所谓矛盾，中国与日本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到了1990年代，这一局面开始变化。日本经济进入停滞状态，与之相反，中国经济则飞速发展。从政府到民众，中国人在致富之路上狂奔，经济压倒一切，政治退居其次。始于1970年代初的中日贸易关系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日本连续九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是上千万中国人的就业。

　　但随着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两国“蜜月期”结束，曾经被掩盖下去的利益矛盾逐渐浮现出来。特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方面逐渐表现出强势行为，无疑助长了中国民众日渐升高的反日情绪。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开始不断以历史问题敲打日本，这无疑又戳到了日本的痛处。彼此的不信任裂痕越来越宽。

　　日本普通民众认为自己本身也不是二战的受益者，希望东南亚的受害国尽快忘记战争造成的“不快”。这一心态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逐渐增强。而这样的心态却被日本政客所利用：永不道歉。但只要不道歉，对方就会“喋喋不休”地提出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民众必然反感这种“喋喋不休”的“噪音”。特别是五十多年已经过去，老一代日本人多已作古，而新生代由于没有那段战争的体验与经历，他们对东南亚各国不断地要求自己承担父辈过去的罪过会自然地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此外，日本人不愿意看到中国超越自己，又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为了迎合这一心理需求，日本多数公共电视台播报的有关中国新闻多数是负面消息。这种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宣传，再加上中国人在日本行为不检点，必然会增加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反感。

　　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日本经商，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投资中国。中日经济关系日益热络，政治与外交趋冷，民间对立情绪蔓延。

　　2000年之后，中日关系逐渐降低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冷点：最高层连续几年没有实质性接触。2005年中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而在日本也有一股情绪敌视中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使得日本领导人不能在中国问题上成为“软脚蟹”。中日民族主义情绪横流的结果是使得双方政府在政策妥协上不剩什么回旋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次反日示威游行的主要是年轻一代，不是日本侵略的实际受害者，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们的愤怒并非来源于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而是情绪性的民族主义。

　　有中日问题专家说，中国政府多多少少是卷入指引、鼓励和挑起这种示威行为的，他们至少可以控制这些行为，但却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中国在文革之后，全民经济活动取代政治活动，但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共同的目标，民族凝聚力必然减弱。日本对华姿态的强硬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展示执政能力、团结民心的大好机会，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被政府鼓励。

　　在日本民间，反华浪潮更成为执政党稳定政局，赚取民意支持的重要手段。1993年自民党因为丑闻不断，终于结束三十八年来一党执政的历史，成为在野党。众多新党轮流执政，如同走马灯一般，长不过两年，短不足一年，1990年代的日本可谓“十年九换相”。在这种背景上台的小泉，必须抓住民众最迫切的想法，才能稳定民心及政局——此时的日本民众，在中国崛起后感到强烈的民族失落感，急切希望成为政治大国。而小泉能够成为自政党轮替以来首位做满任期的首相，很大程度上正是仰仗了对华政策的强硬以及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

　　可以说，如果没有自民党的衰落，日本对华政策便不会如此强硬。但是可以反过来认为，随着自民党在日本政坛的得势，对华政策会有所软化吗？这倒也未必。时势已经发生变化，未必会有这样的反证可以成立。

　　中日两国目前都在推动民间交流，这是一种积极的外交姿态，同时也可缓和国内反对情绪，在把握民意上争取主动。但正如拿破仑说，“相邻强国无友善”，虽然中日世代为邻，但从没有同时作为两个强国共处的经验。因此，只要两国的力量对比短期内不会变化，从政府到民间，对立仍将长期存在。

　　一切都像比赛的样子，闹哄哄忙个不停。单位忙着总结，商人忙着进货，黄牛党的脸笑起来了。

　　民工偷偷地从厂里跑出来，焦急着，等待着。火车站，代售点，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挤着，推着，带着棉被，带着干粮，熬几个夜，托几层关系。人黑压压的，风冷嗖嗖的。

　　科长、处长、股长，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赶趟儿给局长送礼。红包像火，钞票像霞，礼单像雪。贡品酸里带着甜味，闭了眼，自己仿佛已经升了官、发了财、遂了愿！局长门前成千成百的轿车嗡嗡地闹着，大小的官员来来去去。珍品遍地是：香茹山参，貂皮燕窝。套套近乎，联系联系感情，投资总是有回报的。

　　“春晚每年都要看的”，不错，因为的确没有别的事可干。歌声里带着和谐的气息，混着喜庆味，还有小品舞蹈，都在莺歌燕舞的空气里酝酿。美女为了能上春晚，潜规则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性感的腰肢，展示诱人的妩媚，与好色导演应和着。台湾那边刘谦的魔术，据说今年又受到“邀请”了。

　　超市里的年货渐渐多了，来逛的人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打折的打折，砍价的砍价，各做各的一份事去。「年货促销正当时」；这才刚开始，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走亲访友是最寻常的，一去就是一整天。可别烦，看，拜拜年，聊聊天，打打牌，感情就这么维系着，虽然很多时候彼此帮不上什么忙，哥哥嫂嫂喊得你心里热乎乎的。中午的时候，上菜了，一点点薄酒，烘托出一片安详而亲情。吃完饭，没事做，烤着火，你看我我看你笑着；在心底里，都为对方默默祝福着。

　　过年最欢喜的是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他笑着。

　　过年最尴尬的是恋人，为了决定去谁家过，争吵着。

　　过年最无奈的是中年人，忙里忙外的，应酬着，累着。（作者：wolf611）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地里还有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都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

　　“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作者：朱自清）

　　贵吗？我觉得一点也不贵。肯德基香辣鸡腿堡的价格是12.50元，老北京鸡肉卷的价格是11.00元，加了烟熏鸡腿肉或培根片，再搭配鲜嫩的煎蛋及爽脆生菜丝组成的“法风烧饼”，卖10块，很合理。路边新疆人买的大饼，除了面粉啥也没有，还卖3块呢！

　　那为啥那么多人嫌贵？因为他们觉得成本和售价差距太大，不值。说到值不值，那可就复杂了。因为一旦牵涉到价值判断，就要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玄而又玄哪！

　　3块钱一个的新疆大饼，那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但是，哪怕一样的烧饼，进了肯德基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宜家广告说的好：我们卖的不是枕头，是惬意。麦当劳大叔说，麦当劳不出坏孩子。肯德基烧饼的定价里，包含着肯德基的空气——明亮的店堂，干净的环境，快捷的服务，柔和的音乐，亲切的微笑，还有——欢乐。

　　你可以说，这些东西别处也有，但是，肯德基的招牌是无法替代的。这才是一个烧饼的真正价值。价格，向来都跟成本无关。

　　民意一面倒的嫌贵，我觉得也可能是不嫌贵的人没说话而已。不怕各位拍砖，前天晚上我就去了肯德基，结果被告知烧饼是早餐，晚上没得卖。鄙人只好怅然而去，决定改天起个早去尝尝。

　　不过，我倒不是肯德基的忠实拥趸，这只是“烧饼情结”使然——你看，说到情结，从营销的角度看，烧饼情结和肯德基情结恐怕没什么区别——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

　　记忆中的烧饼是这样的——鞋底状的面饼贴在一个窑洞式的炉子内壁，洒芝麻的那一面正对炭火，烤成微黄的、脆脆的一层，而底层的面非常有嚼头，微咸之中混杂着芝麻的香和面粉的甘甜。不过，烧饼炉子通常都是很脏的，卖烧饼的人总是面孔黝黑，头发和胡子上挂着煤灰，和面跟找钱是同一双手。

　　如果肯德基的门口有一个这样的烧饼摊，你会选哪个呢？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肯德基，毕竟，这样的卫生条件让人不放心。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原因，物美价廉的小吃在大城市销声匿迹，只有偏远的村镇才能觅到它们的芳踪。为什么中国不能诞生自己的肯德基，专卖烧饼油条呢？

　　我期待国产的烧饼，记忆中的烧饼，焦脆又绵软的烧饼。大概两年前，“土家掉渣烧饼”风靡深圳，但很快销声匿迹。土家烧饼创始人晏琳说，在自己注册专利后需要等待18个月才能得到审批，而事实上，不到6个月，土家烧饼就已经被复制了不下百次。被仿冒者毁掉的还有巴比馒头、武汉鸭颈等等，为数不少。

　　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其实也是行业成长初期的必然。多一点耐心吧，美国餐饮业已有两百多年的市场化竞争，而肯德基、麦当劳的诞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中国餐饮业的自由竞争，才不过三十年。短短三十年，中国餐饮业的天空来不及孕育出太阳和月亮，却不乏星辰——兰州拉面要上市，百盛入股小肥羊、英联5000万美元注资呷哺呷哺、俏江南获中全/鼎晖等3亿元融资，真功夫已走出广东，攻城略地……

　　中国的餐饮企业就像草原上的一群野兽，在混战，在厮杀，他们遵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市场是惟一的裁判。因此，尽管它现在很弱小，但前景值得看好。

　　假以时日，中国必定也能诞生红遍大江南北的连锁烧饼铺。它出产真正的烧饼，用长江水和面、飘着腊梅香的烧饼，让游子吃出乡愁的滋味。

　　世界上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包括战争，包括爱情。城管打人当然也不例外。经济学的问题，离不开一个“钱”字。街边摊消灭不了，因为那些小贩要赚钱，要活命。就算挨打受骂，也只能在路边摆摊，他们没有技能也没有本钱去做别的。每一个小摊贩都在苦苦支撑着一个或几个家庭的生活，他们生存的压力当然要大于城管工作的压力。赚钱已经很辛苦，利润已经很微薄，他们又怎么可能去缴那些莫名其妙的税费？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税负痛苦指继续攀升，达到全球第二。

　　至于中国为什么不允许路边摆摊，那就要倒过来想一想，允许路边摆摊谁吃了亏。如果街边菜摊和菜市场同时存在，结果会是什么？要么菜场铺位降价，要么就租不出去。铺位租不出去不仅影响房子价格，也会影响土地价格。而土地的收入归政府，土地价格上不去，政府收入就少了。所以，土地想卖个好价钱，得有高房价和高租金撑着。铺位的租金贵，必须有足够的人来租铺位。为了有足够的人来租铺位，政府就必须取缔路边小贩，所以就必须有城管。

　　菜价、城管、房价、土地及老百姓的生活，这些东西可以用一根链条连在一起，这根链条就是利益，简单说就是钱。政府要赚钱就得雇佣城管，城管拿了政府的钱，既不能以理服人，又不能依法制人，所以只好使枪弄棒，充当打手。这就是城管打人的经济学原理。

　　如果你认为周小川有推翻美元、让人民币上位的雄心，那就是低估了他的智力。这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官员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常识：货币的生命力不是取决于短期的经济形势，而取决于主权信誉和实力。如果中国有朝一日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现状将会改变。但这一梦想看起来如此遥远，何况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全球流通的货币。

　　就在美元话题延烧之时，中国国务院决定，在2020年之前把上海打造成全球金融中心和海运中心。上海的这种战略定位，可视为中国全球战略定位的一部分。短期的战略意图，在于减少美国金融体系的破坏性；长远战略目标，则是要建立独立可控的世界金融中心。

　　为什么中国在此时对美元地位说不，而不是美联储决定印钞救市，拿出万亿来买债券的时候？为什么宣示把上海建成全球金融中心也在这时发生？

　　《华尔街日报》不无揶揄的写道：当被问及中国为何在此时对美元表示意见时，樊纲的兴奋程度似乎达到了顶点。他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说美元及美元贬值的风险，但却无人理会。现在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时候了。

　　金融危机让美国得罪了全世界，这给中国声讨美元创造了条件。更直接的原因是，G20会议即将召开，中国到了“引起大家注意的时候了”。

　　因此，这样围绕美元地位的论战与其说是一场货币战争，不如说是一场政治斗争。中国声讨美元点了一把火，各国对于美国的不满则助长了火势。但中国并不指望这把火能烧毁美国，只是借此机会把自己推到舞台的中央。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近交远攻，蓄谋已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央行先后与周边经济体货币当局建立了总计5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安排；明年中国从东盟进口产品将有93%实现零关税。这些动作暗示，中国央行正在努力朝着用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方向前进。人民币不太可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但或许可以成为亚洲地区的实际货币。

　　央行网站的四篇文章，是中国挑战全球金融体制的“攻击发起号”；将上海定位于全球金融中心，则拉开了争取全球金融事务主导权的序幕；在亚洲扩大人民币的经济影响力才是实质的动作。

　　这是一则美国新闻——废话！谁不知道这是美国新闻呢？

　　哦，我的意思是说，在美国，这才是新闻。在中国，国企边吃救济粮边拿高薪，这是惯例，不是新闻。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网等垄断国企亏损时，高管叫苦不迭，高喊为国家利益牺牲企业利益，最后往往财政补贴了之；而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时，高管的勤勉和奉献又被大书特书，成为企业的功臣。电信、电力、金融等大型垄断行业莫不如此。

　　互联网上“你怎么看待中国金融业高管的高薪”的调查中，认为“可耻”的高达88.6%，说明中国的纳税人其实和美国人一样恼火，不同的只是政府的态度。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愤怒地说，“18个月来最让我气愤的是AIG利用纳税人救市进行新的投机，制造了新的道德风险。”而在中国，国企高管限薪的口水战仅限于民间。

　　　伯南克为什么如此愤怒？可以从他所说的“道德风险”来解释。什么是“道德风险”？——张三买了一辆车，并给车买了防盗保险。该保险说，如果张三的车被偷了，保险公司可以赔付。有了这份保险，张三往往就会对自己的车疏于防范。这就叫“道德风险”。AIG有了政府的救助，就等于有了政府的保险，就会大胆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生气？难道中国的国企就没有道德风险吗？不，中国国企的道德风险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在眼下这场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各种方式退出阵地。仅以航空业为例，从2008年底至今，民营航空公司奥凯、东星停航，鹰联航空接受四川航空集团公司注资，退出民营航空公司阵营。不到半年时间，民营航空公司已是七零八落。

　　民营航空公司原本在航线结构、资金储备和运营经验等方面就处于劣势，当全行业亏损时，政府不但没有丝毫支援而是趁火打劫——正是武汉政府急于建成航空枢纽的雄心，让资金链本来已经断裂的东星航空走投无路。而获得巨额注资国有航空公司，他们的亏损并没有止血，拖欠的机场费用也不比民营航空少。

　　航空如此，其他行业也一样。中国国企远比美国国企恣意，却很少受到“道德风险”的审视。

　　不过，美国朝野震怒绝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而是因为AIG几乎断送了奥巴马的财路——美国政府正着手启动民间资本，目标是募集至少2万亿美元的民间资金。AIG乱局一出，原本疑虑重重的民间资金更是迟疑不决。奥巴马已经买了那么多国债又掏空了家底，2万亿民间资金拿不来，难道卖白宫不成？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问题一样比美国严峻。现在的中国经济，投资、出口、消费，已经都没太大指望了，如果政府继续对国企的“道德风险”视而不见，从制度上打压民营企业，那时，危险不仅仅是民营企业，也是整个中国经济，更不消说那些依赖输血的国企了。

　　就业难，怎么解决？光指望“X万亿”恐怕不行。以下两组数据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家政行业可提供2900万个就业岗位，目前已吸纳1500万人，也就是说还有约1400万个工作机会。以平均每10个家政服务员需要一个管理人员计算，还能吸纳上百万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家政管理人员。而中国仅有的一个全国性的家政服务业协会属国资委管，但国资委没有能力与意愿来规范和管理这个行业。

　　政府对出租车服务市场实行牌照管制，创设了数额惊人的垄断租金。如果放开垄断自由竞争，就能解决200万人就业。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开出租或做钟点工，但这足以说明，中国存在大量潜在就业机会，但这些机会却被政府管制掐断了。

　　不该管的，管的太多，该管的，却任其自生自灭。中国经济的50%是由中小企业贡献，75%的就业要靠民营经济解决。但支持民营经济的口号喊了多年，事实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打压就是支持。

　　银行针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而70%的贷款流入国有企业。那些国有大企业拿到贷款干什么去了？投机股市、楼市，或是再转手贷给下游的企业。

　　政府总说要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垄断行业要么不开放，要么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这样让资金少、规模小、实力弱的中小企业怎么进入？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以国家安全、产业安全为由严格控制。真有那么多不安全吗？恐怕是舍不得垄断利润吧。

　　中国富人税赋全球最低，平均税赋痛苦指数全球第三。个体户抱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1/3要交税，2/3要交费。

　　信贷、准入、税收，是民营企业当的三座大山。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每年仅增加10万家法人企业，个体户每年减少87万户，大学生创业热情逐年下降。但即便如此，民间资本仍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近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3%，大大高于国企与外企的增速。

　　最近的两则热门新闻：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失败、东星停航再次证明，民企受到经济环境、审核、大资金等种种因素影响，生存越来越艰难。

　　1978年，政府为安置大批回城知青，允许他们自己创业，这在当时只是权宜之计，但从此中国有了个体户，启动了市场的发动机。1997年，大批下岗职工自谋生路，或摆摊，或开店，或南下打工，成为民营经济的主力军。

　　如果把中国经济的近三十年来的飞速发展比作一列火车，这些个体户和小企业主就是承载铁轨枕木下的碎石。没有这些碎石路基，列车还怎么奔驰？现在的中国经济，投资、出口、消费，已经都没太大指望了，到了放开管制，让民营经济施展手脚的时候了！

　　第二颗星：货币供应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10日透露，2月份新增贷款超过1万亿元。1月的货币供应量和新增贷款，则同现爆发式增长。理论上来说，松弛的信贷投放有利于缓解经济下滑的压力，为经济反弹创造条件。

　　第三颗星：固定资产投资
　　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0276亿元，同比增长26.5%。固定资产投资是衡量中国钢铁和建筑材料等领域投资的一项关键指标，同时也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点点星光能够照亮中国经济吗？

　　星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它们都是反射太阳的光。照亮中国经济的太阳是什么？——进出口。中国的GDP70%是要靠进出口拉动的。

　　进出口的情况怎么样呢？2月中国出口总值下降25.7%。如果平均到工作日，跌幅将高达30%到40%。要知道，以往进口和出口都是增长20%以上，现在却达到30%以上的跌幅，这一上一下，中国的出口可不是一般的惨烈！

　　最关键的是，进出口靠内功不成，还得看别人的脸色，现在全地球都是一片凄风苦雨，中国的外贸想回暖，基本上属于墙上挂门帘——没门！

　　更何况，这些“星星”本身也是经不起细看的。就拿货币供应来说，2月份新增贷款仍然超过1万亿，但分析构成可以发现，2月票据融资规模仍在6000亿元左右。这意味新增贷款虽多，但大部分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很可能还在资本市场转悠呢。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钱太多又找不到出口，就会引发通胀。如果这时候来了通胀，央行可就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了。

　　说到通胀，2月CPI、PPI一个是六年新低，一个是十年新低。物价持续下跌表明社会消费信心不足，企业库存增加、不敢追加投资，就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岗位减少。物价下跌也印证了进出口的紧缩——出口不了只好抢着转内销，竞争多了，价格自然会下来。东西便宜了表面上看是好事，事实上，麻烦大了去了。

　　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大势。仅以“点点星光”来判断中国经济复苏，那就是瞎子摸象。

2008年12月11日，美国底特律。一位女士因失业和疾病无力偿还贷款而被没收房屋，她透过窗户看着曾经的家。

　　美国人的灾难真的要来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3月4日说，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会为中国救市案加码，美股闻声大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德水放的是“空炮”，次日美国三大股指齐齐收跌。

　　中国真的能在全球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了吗？不，这只能说明，美国股市处于怎样一种紧张状态，市场上的希望之光又是多么稀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数据越来越失望，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中国身上。对于利好的饥渴，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如此虚弱的市场，美国总统奥巴马用鼓动和恳请兼而有之的口吻说，现在是入市买股票的好时候，希望投资者重返股市。当一个总统要靠口头呼吁来拉动股市，他真的无招可出了。

　　股市几乎是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最后一道防波堤坝，如果这道堤坝崩溃，美国将承受末日般的劫难。

　　进入2009年以来，短短两个多月，美股市值已经蒸发掉2.1万亿美元。美股的持续暴跌是插在美国经济心脏上的一把尖刀，这把刀把美国各个行业砍得七零八落。

　　花旗股票3月5日跌破1美元，至每股0.97美元。一个最便宜的汉堡包的价钱，就可以买一股花旗。通用汽车股价3月6日盘中一度跌至1.27美元，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曾经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情。花旗曾是美国市值最大的银行，一年前的股价还高达57美元；而通用汽车，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

　　从金融业到制造业，衰退的传播就像癌症的转移。下一个，就是IT业。以科技股著称的纳斯达克市场，相比2007年的高点，已经损失了一半市值。

　　从持续下跌的股市，你可以看到行业的凄凉，也可以看到许多美国人惨淡的后半生。

　　诞生于1896年5月26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从最初的40.94点到1999年突破一万点，用了103年。而从2007年10月至今，不到一年半时间，道指已从史上最高的14198点下挫50%，是有史以来第二大熊市。全球经济看不到任何曙光，道指想要涨回14198点，需要多少年？

　　如果道琼斯指数从此一蹶不振，长期徘徊在6000至7000点之间，一直到2020年还升不到8000点以上，那么，美国总统就该坐下来，扳着手指头，算算美国人的养老金了。

　　美国股市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万人坑。现在，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的中产阶级家庭是美股持有者的主体，全美拥有股票账户的人超过8000万，拥有各种股票的家庭比例约为60%，为历史最高水平。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把养老金存放在美国股市中。这些人不是富人，他们的积蓄并不多，如果股市不能如期实现回报，他们就得像那位86岁的老太太艾尔维拉一样重回职场，端盘子维持生计。

　　美国国会预算局局长彼得·欧尔萨格去年10月就已经预计，在过去15个月里，美国的退休金账户已缩水2万亿美元，相当于账户总额的20%。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信任股市，而停止买入甚至撤出，那将是美国股市的灭顶之灾！

　　灾难不仅仅属于华尔街。中产阶级家庭是个人消费主体，而个人消费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现在，这个发动机即将熄火——金融风暴改变了许多美国人的消费观念，今年1月份美国个人储蓄率升至5%，创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股市下跌——养老金蒸发——消费信心低迷——经济恶化——投资者信心崩塌撤出股市——再次引发股市下跌——这将是一个噩梦般的连环。

　　灾难还没有结束。

　　8000亿-10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再加上拯救美国金融系统未来潜在亏损，将形成1.2万亿的财政赤字，这些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国债来弥补；那么国债的发行量将相当惊人——3万亿甚至4万亿。

　　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国债要压在国外投资者身上，但除了中国，各国都在减持美债，即便中国继续增持美债，消化能力也是有限的。那么，这些国债谁来买？如果最后卖不动，只能由美联储来兜底。

　　美国政府将面临两种选择：1、美联储购买国债。这意味着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投放，将酝酿大规模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而威胁美元的地位。2、大量发售国债，而美国政府、美联储任由国债票面价值狂跌，那么美国长期贷款的利率和利息成本会狂涨，从而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包括美国自己。

　　美国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摆脱这场危机。

　　林肯总统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国王命令他手下的智者想出一句任何情况下都无懈可击的至理名言，这句话是：“这，也会过去。”是的，战争总有打完的一天。许多年后，当2008成为一个遥远的年份，美国人将对他们的后代追忆：那一年，美国发生了一场灾难……

　　别笑话这位村长，其实很多人都说不清楚GDP的含义，只知道它跟经济有关，而且很重要。GDP的确很重要，每年都要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上上下下的奋斗目标。今年两会开幕时，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多名部长一齐表态，说虽然有困难，但对今年中国GDP保持8%的增速有信心。

　　有网友在这则新闻下留言，说，别说8%，9%都没问题。只要国务院有决心，统计局就一定有办法。赫鲁晓夫说的好：“统计学家这种人，可以把屎变成枪炮。”

　　虽然有些愤青，不过，GDP统计确实闹过笑话：各地的GDP总和居然大于国家统计的总和！2003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发布的GDP汇总数为134,853.1亿元，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值高15.56%；2004年，各省市自治区公布的GDP总和达163,097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136,515亿元，两者相差近20%。

　　还有一个半真半假笑话：外商的口号是：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拿走！的确，中国的财富很大一部分以其他方式流到外国，这是事实。

　　GDP这东西，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年内创造的财富量。假设所有的财富都不外流，仍然要涉及财富分配的问题，人均GDP才是更重要的指标。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世界排名为131位，连泰国都远远不如。

　　撇开中国的特殊国情，GDP也并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重要。GDP是战争年代产生的核算办法，那个时候只考虑取胜，暂时的取胜，不考虑产值的代价。 GDP之父是英国的约翰·尼古拉斯·斯通和俄裔美国人西蒙·库兹涅茨，他们二人都曾供职于战时政府控制经济的机构。正是在战争年代的国家计划部门，发展并完善了那些总量统计概念。这表明，GDP与冷战思维联系在一起。当时苏美两大阵营的政客和战略家们除了计算双方的核弹头、核潜艇数量之外，也在时刻关注双方的GDP数据，因为它作为最为宏观的一个经济数据，能够体现国家的战争潜力。

　　现在，国际上已经不那么把GDP当回事了，因为它的取得还要看资源消耗是多少，环境代价是多少等等，加上这些因素，按照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GDP越大越可怕，我们连子孙的饭都提前吃掉了，这不是值得高兴的事。

　　考虑到上述各个方面，GDP（鸡的屁）还真是连鸡的肋都不如。

　　因为浇地太不划算。如果按小麦亩产700斤、每斤卖8毛钱算，一亩地能赚600元，但肥料要300多元，收割要100多元，农药50多元，这已经快赚不到钱了。而浇地的成本，每亩至少20元。

　　粮食最低收购价涨了又涨，但是农民没落着好处。因为农民卖不起粮。要想卖到国储库，要排几天几夜的队，而雇车卖粮，一个车得给300元，如果在粮库外等一天还得再给车主50元，这还不算司机和自己的食宿费。

　　急用钱的，就只能低价卖给粮贩。不少官员义愤填膺，高喊打击粮贩，保护农民。这如同自己喝醉了酒走岔了道，却骂卖酒的缺德，很可笑。生意人，只要不违法，赚到钱就是本事，再说那赚钱的机会也是你给的。

　　更可笑的是，在很多地方，水稻收购价格受国家支持一路走高，而大米价格却在下降，加工企业举步维艰。事实上，国家收储能力有限，如果没有粮食加工企业介入，卖粮难就永远是个解不开的疙瘩。

　　很明显，粮食最低收购价与市场脱节，完全失去保护意义。

　　这个粮食最低收购价是2004年出台的，因为中国粮食产量从1999年到2003年持续下降，政府希望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鼓励农民种粮。这项政策果然奏效，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粮食连续三年丰收，而新的粮食收购价格导致粮食零售价格在2005年底开始飙升。

　　粮价涨上去了，以粮食为原材料的其他行业的价格也就普遍上涨。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饲料。于是，生猪收购、猪肉、牛肉、禽蛋等就不能不连锁涨价，方便面、牛肉面价格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

　　这就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生效比不生效还要糟糕。

　　老家的乡亲说，麦子是懒得浇了，反正去年的粮食没怎么卖，有得吃。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这样。

　　可是，农户储粮条件差，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和浪费？这不是农民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管不了那么多了。

　　麦子烂在囤里，比麦苗枯在地里更可怕。

　　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八荣八耻的第一条也是“以热爱祖国为荣，背叛祖国为耻”。可是爱国到底是什么？老实讲，这个问题我一直很迷惘。

　　经过反复思考仔细斟酌，我认为：爱，是感情问题，爱国当然也不例外。我一哥儿们，原本是个大老粗，出国几年迷上了李后主，连签名都改成了“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认为这就是爱国，赤裸裸的爱国。

　　家家户户挂一幅伟人肖像，敲锣打鼓，奉为救星，那不是爱国，是可怕的集体无意识；购物要买本国货，裁员要裁外国人，那也不是爱国，是丑陋的贸易保护主义。

　　1933年，全球经济最萧条的一年，英国发起一场国际救市高峰会，希望清除贸易壁垒，稳定货币。二十国参加，只有美国不出席，总统罗斯福说美国要照顾本国的制造业。救市高峰会无功而散，结果是欧洲民族主义大兴，希特勒这一年上台，法西斯情绪暴起，后果是一场世界大战。

　　2009年4月，全球救市高峰会又在伦敦举行了，奥巴马没说是否出席。但他叫美国人买美国货了，言下之意是：我不要做大佬了，你们的死活我管不了，我要照顾本国的工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美国实行保护主义，世界大战或许也不远啦。

　　市场容不下泛滥的感情，经济问题最好别拿感情说事儿。以“爱国”为名义推行的经济政策往往是非理性、违背市场规律的。

　　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可他妈谁爱我呀！我想说，我倒想卖国来着，可哪块地能给我卖呢！

孙爷爷

陈立夫

蒋兄

美龄

经国

登辉

秦孝仪

于右任

不喜欢英九的字

连爷爷

　　连续念三遍而舌头不打结者，建议直接报考广播学院。

　　太长了。同样的部门，其它国家一般都叫劳动部，惟有中国，洋洋洒洒九个字。如果申报吉尼斯纪录，一定能成功。

　　为什么这么长？有历史原因。该部门由人事部与劳动保障部组合而成，叫劳动部，怕原人事部的同志有失落感，反之亦然。所以，二合一，公正、合理。组织上用心良苦，大家应当体谅。

　　明清时期，中央机构中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六部分别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及工部。好看，好听，又好记。可是时代不同啦，这年头，能把短的说成长的，瘦的说成肥的，底下还有一帮人竖着耳朵听，那就是权威。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了一个记者会，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展情况”。整理成文字，有六七千字之多。不过，对此类文体较为熟悉者，略扫几眼便可看出有用的不过几句话。

　　“目前的就业局势还是稳定的……迄今未发生大规模裁员”……“目前的就业局势还是严峻的。很多农民工……是处于隐性失业的，所以年底到明年失业率肯定要比现在有一个增长。”

　　因此有媒体以《中国迄今未发生大规模裁员》为题，有媒体则以《中国就业形势严峻明年失业率还会增长》问题，都很正确。

　　身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特别理解那些在会议上打盹的官员。这实在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理反应。奥巴马的获选演说词也很长，但是假使他们懂英文，我相信他们不会打盹。

　　因为英语国家上台演讲，都要用心经营。讲任何题目，至少要包含一个前人的金句，一个故事，一个笑话，最后还要来一句自嘲。据说撒切尔夫人登台演讲时，往往不马上开口，而是先一呷面前的一杯水，眼睛由左到右环视全场。这时会场死寂，没人敢咳嗽，约有半分钟左右，才开口讲话。

　　中国的官员们不屑于耍这些花枪，他们遵从孔子定下的祖训：“巧言令色，鲜矣仁”。他们的公文喜欢用数字说话。一篇政府报告，往往有无数个小数点、百分号。这体现了政府的作风：务实、严谨。

　　不过这里可以提供一则香港政府的公文，虽然简短，却如有千钧：“此铜门为纪念香港义勇军在战时保土殉职及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不幸身故者而建。镌此以垂不朽，香港政府谨识。”

　　这段碑文镌刻在中环大会堂的两扇铜门上，为纪念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而死亡的英军。全文只有五十个字，三个标点。除了讲清楚一件事情，还顾及到用字、行文、语境之得体，“保土殉职”是阵亡的军人，“不幸身故”则属另案，可能是被俘或受伤，层次清楚。“镌此以垂不朽”六字何其肃雅，连落款也干净利落。

　　再来欣赏一则笑话：小女孩初次上教堂做礼拜，结束后，祖父问她喜欢不喜欢做礼拜。

　　她说：“音乐很好听，可是广告太长了。”

　　爸爸说，这样死去其实最幸福，远胜久卧病床。说的没错，但是痛苦留给了活着的人。年高病重的大姨遭到这个打击，痛不欲生。

　　最痛苦的应该是高墙之内的表哥。从我记事起他就呆在那儿。大概95年到98年，出狱、娶妻、生子。仿佛专为完成这个任务似的，一口气做完这些，他三进宫。重罪加累犯，再出来怕等到十年之后，那时他就快五十岁了。

　　最初表哥进的是工读学校，因为年少、罪轻。但只是轻轻跌了一跤，却绊住了命运之绳，他的人生就此打成了一个死结。

　　姨父是纪委官员，表哥第一次入狱，他连降三级。半夜警察冲进门，姨父大发脾气，要别人先搞清楚他是谁。可是第二天，这个骄傲的汉子留着眼泪写检讨。

　　大姨不听劝阻，一个人顶着八月骄阳去宣判现场。她打了伞，不为遮阳，却为避人。看着最疼爱的小儿子被五花大绑，大姨昏倒在地上。

　　我见过表哥在狱中的写的日记。16开的黑皮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洞察一切，包容一切，超越一切”。我不好意思细翻，只粗粗看了两页，有他在狱中的思考，迷茫和感悟。说不上深刻，但文从字顺，笔力遒劲。

　　在家那几年，表哥摆过小吃摊，开过K歌厅，贩过粮食。钱也赚到了一些，可是他嫌太慢太少。他憋得太久了，他想把输的都赢回来。

　　一个真正的赌徒，从不会真正输光的，就算在别人都以为他已输光的时候，但其实他多少还留着些赌本的。可是表哥太想翻本，不惜把最后的赌本也押上了。

　　这一次，他偷了纪委的车。

　　大姨下岗之后开了一家糖烟酒小店，就在纪委门口。地段好，人缘好，生意倒是不错。姨父刚退休时拉不下面子去店里卖货，但终究还是不忍看大姨一个人忙活。老两口一人进货，一个看店，就这样带大了表哥的儿子。这个娃娃或许是大姨和姨父晚年惟一的暖色了。

　　大姨和姨父，都是慈眉善目，一脸福相，可是老天却不肯眷顾这两个好人。大姨二十年前得过乳腺癌，切掉了一边乳房。十几年前的一个中秋节，姨父突发心脏病，险些丧命。去年，大姨又摔得大腿骨折，养好后便很少下楼。

　　在我的记忆中，大姨一直都那么开朗热情。去年春节我打电话回去，大姨的笑声还是脆亮脆亮的。我该高兴，却觉得心里酸酸的。

　　以前姨父每次喝了酒，总爱说“那些年如何”。那些年，姨父帮过很多人，可是现在，大表哥和表姐都下岗了。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大姨叹气，更没听过她抱怨。只有姨父说 “那些年” 的时候，她的脸上偶尔闪过凄惶的神色。

　　这次回乡本该去看看大姨，但行程仓皇竟未成行。大姨已经七十五岁了，我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人是为感情而活，如果两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吞噬了感情，生活不再有乐趣，生效的只剩一纸婚约，那不如趁着恶话还没有说绝，好和好散，也不失为上策。

　　如果你念及一起打拼的艰辛，不忍绝情撒手，那也有许多选择。你也可以来个“一国两制”，只要有足够的钞票和说谎的本领，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若能哄得她一辈子，也算没有负她。更好的选择，是让她跟上你的步伐。你可以帮她请个形象顾问，送她去读书充电，把黄脸婆培养成上流社会的名媛。

　　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把大着肚子的糟糠妻赶出家门。

　　仰仗那些鞋厂玩具厂，珠三角成就了今天的“世界工厂”。可是现在，他们成了将被抛弃的黄脸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倒闭的）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政府应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上先进的生产力！”

　　一句话，不是我要抛弃你，是你自己不上进，被时代抛弃了。

　　不调整产业结构，就要被产业结构调整，这没有错，可是汪洋书记的豪言壮语，叫人寒心，也叫人忧心。

　　广东的那些企业，并非上不了台面的黄脸婆。以东莞为例，经过这么多年贸易战的洗礼，能在东莞存活五年以上的企业已经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打贸易战的时候，国外的订单会减少，一些密集型和技术含量低的厂家（比如制鞋、服装、毛织等）会转去做内销单，或者削减员工，半开半停来度过难关，这也是技术含量低的企业船小好掉头的原因之一。

　　而这类厂家，却正是政府想赶走的主要厂家之一。目前政府想走的路，是就地产业升级。东莞的产业本来就是放任自流的形态，这种形态虽然看上去比较乱，但在产业链的构建上却比政府规划出来的要完美得多。在石碣镇，台达厂周边有四五十家企业，专门为台达厂供应零配件，台达搬到哪里，这些厂就会跟到哪里。台达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98%以上来自广东，而且大部分都可在15分钟内送到。而南城的诺基亚，多少做零部件的小厂围着它转，高埗宝元鞋厂，又有多少鞋厂在做他的外包？这是多年形成的产业配套体系，鱼水相得。

　　东莞没有闲厂更没有弱厂，能生存下来的都有他们的价值。产业链形成不易，想破坏它却很简单。如果因为电镀厂有污染就抛弃所有电镀企业，这将废掉机械、玩具等一整条产业链，无异于把大着肚子的老婆赶出家门。

　　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东莞的笼子也不必只养一只鸟。在引进先进生产力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护和扶持优质的制造业、加工业，从“腾笼换鸟”，变成了“扩笼壮鸟”，从“产业转移”进化为“就地升级、就近转移”，而不是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一个“落后生产力”的罪名，就把许多优质的企业全部否定。

　　不要以为经济只是数字，它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你欺骗她，戏弄她，鄙视她，冷落她，总有一天她会报复你。看看美国，把次级贷款裹上漂亮的包装纸，一时蒙骗了她，但等她醒悟过来红颜大怒，广袖一舒，一场金融海啸震撼全球。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啊，盼汪书记手下留情！

　　今天在卓越买了一本《中国古代建筑师》。因为在开封，有一位蹬三轮的师傅提起古代的门，我一无所知，很是惭愧，觉得应该补补课。

　　那天，我和秦总在开封府转悠的时候，一个高且瘦的汉子迎过来说，这种千篇一律的景点有什么意思，走，我带你们去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答，没来过，先看看。

　　转了一圈出来，他又迎上来说，看完了，坐车吧？秦总说去龙亭，我们上了车——一辆带蓬的人力三轮。秦总建议车上装两个靠背，他立刻朗声答道：今晚回去就设计改造！

　　这人一口京腔，言语爽利，又文绉绉的，却长一副黑红脸膛，佝偻着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很有些滑稽。我问，你不是本地人吗？他说，生于斯长于斯，讲普通话只是一种职业习惯，已经讲了四十年了。

　　之后开讲开封历史，总是四个字四个字的，数字背得滚瓜烂熟，且抑扬顿挫，说书一般。虽然这些我们大体也知道，但这样坐着三轮穿梭在闹市，听这么一个人讲来，别有一种风趣。

　　开封城已寻不到什么汴梁遗韵，也没有秀丽山水，可是我很喜欢它。遍地小吃摊，三轮车叫卖的是五香蚕豆，卤鸡头；大槐树下一块牌子——人生终点站！以为是什么呢，近了一看——丧葬一条龙！这种悲哀的事情也可以如此幽默，是北方才有的彪悍。还有老张打铁铺，王麻子烧饼，人们硬朗朗的眼神，都和南方不同。热腾腾的市井气，偏又带着些古旧，叫人真想在这儿住上几个月。

　　我们本来想去龙亭的清明上河园，可这位师傅说，上河园占地五百多亩，而我们现在进去两个小时后就得出来，太不划算。那该去哪呢？他建议拉着我们在整个开封城转一圈，路过的景点，想去便去，他在门口等着，转完他送我们去车站回郑州。全程讲解，还可以帮我们拍照，拍得不好，当面训斥。费用是30元。

　　本来我们对那些人造的景点也无兴趣，于是欣然接受。路上秦总想和我说话，可是这位大人在前面字正腔圆，不好打断，只偷偷摸摸，交头接耳。就这样穿行在人流中，也堪称一景。

　　有时他问我们，这个你们知道吗？我们说不知，他便耐心启发：再想想。启而不发，便叹道，历史没学好啊！我来告诉你们吧……车过古玩街的时候，他还背诵了一段《道德经》。

　　路过一些老房子，我等不及车停稳跳下来拍照。看我疯疯癫癫的跑来跑去，秦总说，是不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客人？他说，也很多。拍吧，多拍点，再以后拆得什么都没有了。犯罪啊！我觉得他的痛心是真诚的。或许真正痛心的正是他们，我们只是过客。

　　他说，他有导游证记者证残疾人证，还停下车来亮了一下。我们不太相信，也并不关心。不过他的确远远超过了那些饭桶导游，如果做记者，稍加锻炼应该也强过很多人。

　　可他为什么是一个蹬三轮的呢？交警对他的呵斥，是严厉而不屑的。他说他年轻时在刘少奇纪念馆工作。可是后来呢？

　　到了铁塔公园，他说你们不进去看看？我们没兴趣，他擦擦汗，说那走吧。上车后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去转一圈，好让他歇一会儿？

　　最后看的是贡院。他就在这里讲了古代的门。他说，你们去跟旁边的门卫说一声，或许可以绕到后面去看看。行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他说试试嘛，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也无所谓。这种态度倒是我所欣赏的。

　　结果门卫要工作证和介绍信。我们陪着笑解释了一下，居然放行了。于是撒开脚丫子往里面跑，门卫大叫站住站住，我们以为他们反悔，跑得更快了，然后听见说，跑过了，这里往左拐！于是笑着转回来，又道了谢。

　　从贡院出去遇到一个上坡，我们要下来走，他坚持不让。到底有没有下，我也不记得了。

　　秦总说，遗憾没有吃到烧饼。他立即说要去开封最正宗的烧饼铺。我们忙说算了，天已经擦黑，他也该累了。行程匆忙，来不及吃的东西太多，一个烧饼何足挂齿？倒是他有些悻悻的。

　　下车时我想要不要给他五十，这一趟也挺累的，真有些不过意。可是之前讲好的价钱，这样是不是显得不尊重？正想着秦总已掏钱出来，他找了两张十元，说，给你二百！我很诚恳的说，谢谢你啊，今天实在是辛苦你了。可是他头也不抬的调转车头，含混的“唔”了一声，就消失在暮色里。

　　是不是在他背诵《道德经》的时候，有一种有优越感，此刻却还原了人力车夫的身份，仿佛脱掉了水晶鞋的灰姑娘？或许在这个城市，蹬三轮并不是一个多么低下的行当，此刻他只是累了？或许做完了这单生意，他想到要回家，面对病重的老母，或不争气的儿子？

　　这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长大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是于我，青春是一本装订拙劣的书。十五岁到二十岁，原该是豆蔻梢头好年华，可我一直在病中，在等待中，东奔西撞，仓皇逃窜。好容易安定下来，又来一番风雨，打回原形。十岁以后的照片，没有一张带笑的，总是一脸呆滞，倒是现在，一张张都笑得憨憨傻傻。

　　初二时，总是无端端发烧，整天吃不下睡不着，瘦得锁骨里可以放一颗鸡蛋，只能休学养病。每到饭时妈妈就坐在一边流泪，甚至为了我的病烧香拜佛。

　　我不怕药苦也不怕病痛，可是正常的生活总是被打断，像一盘哽哽咽咽的磁带。有什么办法呢？什么办法也没有。就这样葳葳蕤蕤地长着，时好时坏，仿佛推石上山，好容易到了山顶，却又轰隆隆滚下来。

　　高二时又离开学校，从家到医院，再从医院回家，每天吊针打几瓶，中药喝几碗，手背上青青紫紫没一块好肉。北方的冬天黑的很早，过了下午四点日光就黯淡下来，我躺在床上，听着钟表滴答滴答，看着太阳一点点小下去，缩成一个没有温度的团，常常想放声大哭。

　　都说青春如花，可我是一枝错过了季节的花，刚长出蓓蕾就到了秋天，来不及绽放就被埋在风雪里。

　　上小学时，我和哥哥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就叫《蓓蕾》，自己写作文，自己配插图。爸爸还题了词，前两句是“****兄妹俩，携手浇灌蓓蕾花”，后面还有很长，不记得了。我们还有一份剪报集，叫做《包罗万象》，还梦想以后办一份报纸，叫做《民间大报》。

　　可是刚刚步入少年似乎就不会做梦了。雾太大了，看不见未来，可是也没有放弃。考高中的时候，体育课有30分。以我的身体状况，这是很吃亏的。于是每天放学后蹦楼梯，腿都肿了。高二休学，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学习到七点，吃完早餐就该打针了。一个学期多没有上课，回校参加考试，我记得很清楚，八九十人里考了26名，历史考了128分，当然理科就很惨了。

　　在家自学的时候，每天早晨五点多钟，鸡叫声此起彼伏，热闹极了。那时我满心欢愉，真的，一点没觉得苦。这次回家看到那时的笔记，字迹十分瘦硬，依稀可见当年模样。

　　此后的几年，求学，恋爱，就业，走了很多弯路。到今天，青春只剩尾巴，我才觉得刚刚绽放呢。

　　昨晚梦见地震。周公说，地震是让所有高处的东西跌落地面，象征一切回到本来的位置，意味着找到了生命的重心，可以坚定而无所畏惧地展开自己的人生。我愿意相信他的话。现在我一无所有，可是觉得无比踏实。

　　我还常常梦见花开，梦见彩虹，梦见绿色的云，梦见月光下的雪。我相信梦是现实的倒影，因为美丽是一种心情。而今天种种，也是过往的倒影。过往的种种，已经风干，可以下酒。

　　大地突然变了颜色，土黄，暗绿，一片苍凉。你可以说它是萧疏甚至破败，可是在我眼里，它厚重，质朴而又雄健。那些平房和瓦房，你可以说它土气，可是我喜欢它们老实的样子。

　　飞机俯冲了，我扭过头，看见了北方的云。那些瓦块状的、灰色的云，像山一样，像海一样。我感觉到它们沉默的眼神，像在那里等我一样。

　　起飞时，南方的阳光那么热烈，树丛蓊蓊郁郁，水塘闪着光。这是夏天，还是秋天？在深圳，冬天的风也是黏腻的。南方属于水，属于火，而北方的秋才有金属的质感。因为北方有冰霜，有长风，有严酷和冷峻。而南方，没有资格悲壮。

　　一出机场大门，冷空气立刻包裹过来。我拿出外套，却舍不得穿。我要享受这熟悉的干脆和清澈，享受这迎风而立的感觉。北方的秋，真是清明世界，朗朗乾坤。

　　在新郑到郑州的大巴上，我一路笑眯眯的，看着夕阳在树梢跳动。灰色的树枝是寂静的，红色的太阳忽高忽低，一路滚过去。偶有群鸟飞过，像一把撒向天空的种子。

　　南方的云也是美丽的。有时早晨上班，在天桥上，会停下来看一眼。那些云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有时夏雨初歇，漫天的墨迹锣鼓喧天，如宴宾客，如赴战场；有时，在下班的车上，窗外的晚霞蜜一样流淌，身边陌生的面孔都是一片金色。

　　记得那一年，在高高的寨墙上，月光洗净了山野，高天上挂着一丝丝薄云。风仿佛从月亮里吹来，带着桂花的香气。

　　南方的绮丽只是一场艳遇，北方的苍茫才是心底永远的牵念。

　　回家前父亲在电话里说，你回来刚好赶上十月初一，我们一起回老家上坟。九月二十九，我在郑州，早晨醒来便听见雨声。出了城，雨脚住了，日色还是冷冷的。隐约看到前面车投下淡薄的影子，一阵惊喜，可是倏忽又不见了。我贪恋这久违的平原景色，可是车窗蒙了尘垢，亘在那里，亲近不得。

　　夜里，雨竟越发大起来，打着竹叶刷刷响。明天还下怎么办，我问。爸爸喝高了，大着舌头说，那也得去。

　　早上雨停了，只剩浓雾。十点半，我们打好纸钱出发。我已至少有四年没有骑过自行车了。

　　叔叔在村口等着。他说小路太泥泞，让我们步行去坟地。路很不好走。二伯远远的迎过来，似乎更瘦更小了。二娘前年去世了，妈说，二伯日子不好过，晚景很是悲凉。

　　不过家人见面总是乐呵呵的，二伯还说，咱祖坟上有条龙哩。我们忙问在哪，二伯笑说，是那个蛇皮嘛！

　　我给爷爷奶奶磕头，叔伯们都说算了算了。他们大概真觉得无所谓，可是在我心里，上坟，磕头，是一件隆重的事。

　　我也给大伯磕了头。大伯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耿直得迂腐。如果不是这个脾气，恐怕也不会如此早逝。

　　我要给姑上坟，他们都说不要去了，路远又难走，天像要下雨，况且人已经不在了，看不看也就那么回事。我没说什么。快中午了，我想吃了饭让堂弟带我去。我一定要去的。

　　二娘的坟地在另一处，二伯带我一个人过去。摆好祭品，二伯说，起来拾钱吧，小苏给你送钱了。我和二娘说不上有多深的感情，我甚至已经记不清她的样子。可是，毕竟亲人又少了一个。妈说，二娘刚去世时，二伯天天来坟上哭。

　　我们到家之后天就晴了。堂兄做了好多菜，每个盘子都是尖尖的。爸爸和叔伯们划拳，猫和狗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家里的米汤真香，我喝了两大碗。

　　三点多钟，堂弟带我去给姑上坟。二伯怕我们找不到，也跟去了。我想，一定是姑想我了，故而天晴。可是，就算下着雨，我也一定要去的。

　　我是姑抱大的。姑去世的时候，家人没有告诉我。可是那一夜，我从梦中哭醒，胸口钻心的痛，已经醒过来，却止不住的大哭。最后一次去姑家，回来的路上车链子掉了五次。那一定是姑舍不得我啊！所以，我相信姑今天一定在等我去看她。

　　姑的坟上缠着枯萎的藤蔓。春天来了，它们会发芽吗？夏天它们会开花吗？应该会吧。我跪下来，咬紧牙关磕了三个头。

　　淡金色的日光下，鞭炮的蓝烟贴着黑土地铺展。秋庄稼收完了，耩下去的麦子还没出芽，大平原空空荡荡。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只有和远处村庄的鸡鸣，给荒原带来些许烟火气。

　　离开的时候我很想回头再看一眼，终于还是忍住了。走了，走了，我的姑姑安息吧！

　　回到家，婶正在做辣椒酱，准备给我们带到深圳来。自己家种的辣椒，炒过以后香得勾人口水。

　　一个月后，爸还得回来，因为堂弟要结婚了。爸不是行老大，却是家族里主事的。叔叔有些喝多了，说，三哥在电话里一说回来，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都笑了。

　　小时候，叔伯们都叫我小妮儿，那时我以为这是我的另一个名字。后来才知道，小姑娘都可以被叫做小妮儿的。现在再也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巴菲特说，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明智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这是信任的纪元，这是怀疑的纪元；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老子说，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三十六计说，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也。

　　巴菲特还说，他已经通过个人账户购买美国股票。他说，如果股价继续下跌，也许会将账户内的资本全部转移到美股。

　　你还等什么？

　　是的，全球经济还是凄凄惨惨，但你要知道，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脾气完全不同。美国大选当日，美股暴涨；奥巴马获选，美股却大跌。为什么？因为第一天投资者预期奥巴马会取胜，而第二天他真的获选，投资者立刻面对现实——在他提出经济计划之前，应该耐心等待。

　　你看，股市是多么灵敏，多么细腻。

　　等到知更鸟报春时，春天已经结束了。现在，积雪覆盖着荒原，坚冰封锁着河流，可是，一个睿智的投资者，将在暴风雪中听到花开的声音。

　　还记得那个捡金子的故事吗？贫苦的兄弟俩得到神谕，叫他们到太阳山上捡金子，但必须在日出前离开，否则就会被太阳烧死。山上的金子真多啊，遍地都是，捡得差不多了，弟弟催促哥哥快走，可是哥哥舍不得离开，最后被烧死了。

　　其实哥哥不是被烧死的，是被闻讯赶来抢金子的人群踩死的。

　　趁着月黑风高，趁着邻居家的狗还在睡，趁着其他人还没有听到神谕，赶快出发吧，背着你的麻袋，捡金子去。

　　如此尴尬人尴尬事，若不是朋友亲身经历亲口所述，简直难以置信。今天的几条新闻又让我想起这桩趣事——真是好玩的很，中国政府拉动内需的招数，正与这位高人不谋而合。

　　这几天，从总理温家宝，到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央行的诸多官员纷纷表示：要拉内需，保经济。内需谁来拉？当然是政府；怎么拉？一是投资，一是消费。投资方面，政府动用两万亿修建铁路；消费方面，那就乏善可陈了。——还是老路一条：政府总喜欢把钱拿来搞基建，而不愿直接花在民众身上。

　　自己不愿花钱，只想把别人的钱掏出来，这不正像那位AA请客的老兄么？可是中国老百姓兜里有多少钱可掏呢？——截至2008年8月末，中国居民人均存款1.5万元，且不说其中分布不均，即使是人人有1.5万存款，这点钱能干什么呢？日常生活米珠薪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又哪样不要考虑？何况这些项目如此之贵，老百姓当然要未雨绸缪。这样一来，还有多少闲钱可用于拉动“内需”？

　　政府眼下数箭齐发，又是减息，又是救楼市，又是助农业，又是促出口，忙里偷闲还要帮一帮中小企业。效果如何？看看跌跌不休的股市就明白了。其实谁都清楚，人们不敢花钱，一是怕得大病，二是想存钱买房。如果政府现在给全国人民免费体检，查出15种大病的免费给治；同时大建经济适用房，民众免了后顾之忧，花钱自然不会羞涩。   

　　所以说，内需不能靠拉，而要靠给，光喊口号不出钱，那是没用的；就像请客吃饭，不愿花钱，就别搞什么AA，自己没面子，别人也不爽。

　　几个情妇来闯灵堂，拖着他的私生子讨债。这个说他答应过她一座别墅，那个闹他欠她一笔两百万的分手费。情妇与遗孀吵成一团，就像几家银行之间为了同业拆息的纷争。

　　他这一生多姿多彩。就在几天前，他带着一个绝色女子走进江诗丹顿专卖店，为她选了一款价值10万元的手表。付款时，他潇洒地签了一张支票。店员有些为难。

　　他说：您担心这是一张是空头支票，对吗？今天是周六，银行关门。我建议您把支票和表都留下。等到星期一支票兑现，请你们把表送到这位小姐府上。怎么样？

　　店员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星期一，店员拿着支票去银行，发现果然是张空头支票！愤怒的店员打电话给他，他很平静：您用不着生气啊，因为您没有任何损失。上星期六的晚上我已经同那个女人上床了，多谢您的合作。

　　跟那些歇斯底里的情妇比起来，这个女人算是幸运的。失去了一款江诗丹顿，却保全了自己的青春。

　　可是——他走了，情场上还有无数泡女人的高手，一不提防，他就会掀起一场爱情海啸。下一次，当有人告诉你，他拥有幸福的衍生工具，只要把感情付托给他，就能收获令人陶醉的快乐股息。你，还会心动么？

　　要知道，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包装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有无数像你一样的客户，他的实力本钱明明有限，却在全世界都有情欲的投资。而媒体和分析师们，总是扮演江诗丹顿店员的角色。——“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美国大片《华尔街》中的台词，正是华尔街的灵魂。

　　女人要终其一生来防范爱情的海啸，把眼睛擦亮些，再擦亮些，免得到了最后，山盟犹在，锦书难托，只剩下情天恨海，一夜清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