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注1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注2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注3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注4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注5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注6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注7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注8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注9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注10《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注11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注12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注13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注14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15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注16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注17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注18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19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注20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注21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注22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注23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注24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注25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注26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注27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注28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29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注30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注31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注32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注33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注34“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注35、朱穆之注36、李鑫、华楠注37、王殊注38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注39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注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注41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注43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注44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注45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注46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注47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注48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注49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注50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51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注52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注53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注54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注55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注56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注57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注58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注59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注61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注62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注63“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注64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注66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注67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注68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注69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注70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71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注释：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附：《人民日报》2011年02月19日文章《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

　　最近这段时间，校园里似乎更加忙碌起来，大家先是忙工作，忙论文，忙答辩，接着是拍合影照，吃散伙饭，食堂旁边、宿舍楼下、学校的贴吧里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地处理物品，这一些似乎都在提醒人们——又是一年毕业时。

　　年复一年的毕业，就像话剧似的，有人要谢幕，有人要上场，总会有人要离别，只是这一年，逢到了你们的青春散场。

　　有的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事，一恍惚，就定格为回忆。“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却各奔东西”，原来岁月是这么经不起推敲与研磨。在校时对学校的林林总总不尽人意的地方总是不停地抱怨，真要离开还真有几分依恋，几分不舍。记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回忆从离别时开始，今天的典礼是个标志，随着岁月的过滤，往日的种种不快都变得脉脉温情起来。

　　毕业之际，伤感、惆怅、无奈、无助；向往、兴奋、憧憬、期待；还有几许恐惧，几许焦虑……这重重的感觉在校园里氤氲起来，弥漫开来，不同程度的缠绕在即将离校的同学心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的毕业仿佛与往年没有什么区别，老师们说着一些发自肺腑的相似的话，大家忙着一些相似的事。但是，今年的毕业与往年又有很大不同。2009年毕业的同学们，你们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每一届毕业生都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应该承认，你们毕业的这个时代或许更为困难，在某种意义上也更令人生畏。

　　然而，这正是需要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首先，不要过分抱怨。老实讲，大家处在这样一个时期：读小学时，上大学不要钱；读大学时，上小学不要钱；要读研究生了，研究生不值钱了。还没能力工作时，工作是分配的；有能力工作时，找不到工作了。对于这些，在学校里抱怨一点，吵闹一些，学校会宽容大家，不会苛求大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走出校门，离开学校，社会不会在乎你的抱怨，不会同情你的处境，不会在意你的感受。所以，需要大家做的，先摆正自己的位置，存大志，做小事，先找个吃饭的职业，从小事做起，先做你能做的，再做你想做的。不要因为眼前暂时的不如意，就怨声载道，相信生命之中一定会有逢回路转之时。大家要承认，今天的暂时挫折，源于我们昨天的努力不够;大家更要坚信，今天的努力，将来一定会有大收成。

　　其次，学会适应社会。大学里不是教给你现成的东西，她给你的只是一点获得更多东西的思维方式。现在四年的河大学习已经结束，但是课有终结，学无止境。社会也是一本书，更需要大家去阅读，去学习，去适应。任何一位同学，不管他在学校里学得多么努力、学得多么优秀，他所能学到的现成知识，也只能占整个人生所需要的知识的很小一部分。从校园到社会，会有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自觉地去适应社会，融入社会，要做好身份的转换，角色的转移。社会不会再像老师那样，欣赏你的天真清纯。社会不会迁就年青的新成员，社会要求你遵守规则，社会期望你的劳动与贡献。社会奉行自然的法则：适者生存。偶有成功，千万不可得意自满;倘遇困境，也不必气馁绝望。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也许是无法改变的，但如何适应环境则是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一个有追求的人是不会轻易被生活所征服的，总会去适应，去磨合，去融入，这就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生。

　　第三，规划好自己的人生。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四年的大学时光过去了，才发现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完。这些天，学校贴吧里也有不少毕业的同学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会好好珍惜”，问题是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大家需要反思，需要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在走出校门之前，大家要有明确的目标，要规划好近期目标与长远理想。没有前进的目标，就会茫然无措，就会失去快乐和激情。不管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所爱的人砍柴看花;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生总得需要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越明确，你成功的几率就越大。人生需要不停地往前走，朝着目标不停地走。

　　第四，要有信心。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承认，但不付出肯定得不到承认。在向目标行走的过程中，肯定会有挫折，会有迷惘，甚至有失败;面对艰辛的生计和复杂的社会，焦虑乃至畏惧在所难免。但是，无论何时，都必须坚信，天道酬勤，天道酬诚，对于勤奋的人，对于诚实的人，世界是不会永远沉默的。

　　一句话，走出校门，你们要告别的不仅仅是学校，是老师，是同学，你更应该做到的是告别自己，告别从前的自己。现在需要大家做的是：点击一下刷新键，一切从零开始。

　　六月是一个舞台，啤酒、眼泪和电闪雷鸣是它的背景和音响。就是在这样季节，你们要毕业了。不管你喜不喜欢，河南大学注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但是，河南大学不能也无法注定你的命运，一切都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今天是一个值得在座的同学铭记的日子!从今天起，你们将跨入人生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我所能做的，就是祝贺你们、祝福你们，祝贺大家顺利毕业，祝福大家前程似锦，一切平安。

　　谢谢大家!

但遗憾的是，我读书的盲目性一直很大，而且又太自我和随意，所以，至今都没有初步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读研究生以后，才慢慢懂得，我初中以来的阅读都只是停留在业余阅读层面，另一个层面的专业性阅读却被我无情地忽视了。专业性的阅读，似乎无论喜欢与否，都要认真的去读，也许这个过程是艰深而无趣的，但为了专业体系的完备，也别无他途。当然，为了享受每一个阅读的过程，我会尽量培养对专业书籍的兴趣——但实话实说，有些专业著作甚至是一些经典的著作，读来真的很辛苦，完全培养不起兴趣来。而对于业余读书，我却可以一直坚持读与自己有共鸣的作品，再经典的著作，不和个人的脾味，且不说阅读过程的艰辛，阅读的效果也是微小的。许知远的文字，真正给了我阅读过程的最大享受和阅读效果的最大收获。

单说他的这本《新闻业的怀乡病》。让我这个不甚喜欢新闻史的新闻学子读得那样如痴如醉，他让我读到一种别致的新闻史的写法：在给你提供足够的史实的同时（当然，他不会机械而枯燥地罗列史实，而是为你极力营造置身其中的现场感，尽可能地调动你阅读的欲望和追查结果的兴趣）又能给你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思考与启示。北大微电子专业的他，对新闻史的解读竟可臻于如此境地，实在让人敬佩，让我惊叹：果然是一等一的高手，不走寻常路。

刚看到今天（2009-6-18）的《现代快报》，头版头条的《南京确诊首例甲流》的消息是那样抓人眼球。让我情不自禁想起2003年那个非典的春天。而时下各种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甲流报道，让我不得不联想起对非典时期新闻媒体对SARS的过度渲染和阐释，六年过去了，媒体对这种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仍旧是简单地讲SARS置换为H1N1，在理念和形式上没有任何的改观。

我不禁想问：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是不是能够减少你对甲流的恐慌？100个版的甲流专版是否就能增加你对疫情状况的了解？媒体一边说状况很严重，一边又请某砖家说，不必恐慌。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一种判断？作为一个新闻人，我对媒体甲流的报道感到厌恶，因为世界在它们的描述中，除去甲流，似乎别无他物，似乎全球2万个确诊案例就可以涵盖其余60亿人的生活。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记者，将隔离医院视作海明威战斗的意大利前线，他们试图呈现、放大、回放每一个病人的细节。

但是，人心并未因此而安稳，至少我是这样。是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为信息公开为世卫组织、卫生部的甲流“零报告”制度叫好，但是我们却越来越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信息公开除了能够镇定人心，它同样可以制造混乱。记得非典的那个春天，就有媒体报道说，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就试图禁止民工收看电视，因为他们在恐慌中试图逃回家乡。真不知道类似版本的故事会不会发生在六年后的今天？

 2003年春天的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都在考验中成长进步。但是时隔六年后的甲流疫情，却再一次质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惯性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新闻界生存在两种自我营造的氛围中。他们中最锐利的，将自己包装成斗士，代表着正义与弱势的一方，去刺破束缚与黑暗，他们大多是唯事实论者，认为只要尽可能地披露真相，就越可能接近真理；而其余的部分，则深感时运不济，流年不顺，将自己的平庸推卸到制度层面上——不是我不想怎样，而是环境不允许我那样。

许知远在《新闻业的怀乡病》中多次感叹，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对现今大多数的中国记者的深远影响。他们习惯将自己的职业想象成一个转型社会的先知，试图在价值失衡的年代，充当暂时的立法者。他们迷恋于追求真相，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的中国在面临转型的同时，还要同样面临着CNN与互联网开创的大传播时代，在这样的宏大语境下，中国新闻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呈现更多的信息，而是信息泛滥。中国记者需要的有勇敢，更要有新闻判断力。新闻的判断力在当下的语境中比勇敢要重要。因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事件不再是非黑即白，它往往有着太多的牵连，杰出的记者应该越来越注重为读者提供线索的梳理，而非简单的呈现。

      四天的河大之行相当圆满，我虽然没有亲历但仍为兄弟骄傲，为我们曾经言行如一的彻夜长谈骄傲，因为，我们俩不止一次地说，我们是那么地热爱河大。
      昨晚，我04级的站友张凯打电话给我，说，站里让他给08级的小记者做一次培训，我说，不要跟他们讲太多具体的操作，讲广播人做新闻的激情和梦想就足够了。我们果然是一起摸爬滚打了四年的站友，他讲演的题目是《光荣和梦想》。虽然我无法听到他的讲演，但我知道他一定可以让08级的小记者激动和感动，并让他们充满梦想地走在新闻实践的大道上。在这里我为兄弟开心，因为他可以有机会面对新闻，接近新闻现场，可以和小记者交流曾经仗笔天涯的点点滴滴。
       ……
      虽然记者节已过去多日，虽然记者节那天，我和现在的战友一起请假外出喝酒吃饭庆祝节日，虽然那天我也有时间上网，但是却没有写下任何文字。今天补记上这段文字，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了曾经的新闻理想。

附：

《南方日报：我们的言说因为真实才有力量》
　　今天是记者节。这是2008年普通的一天。在那些忙碌的城市里，人们依旧行色匆匆，在那些贫瘠的农村里，人们依旧在为衣食而担忧、操劳。历史的指针依旧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优秀的新闻人，则依旧在真实地记录、叙说以及评价每天所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在平凡与非凡之间交织，我们不过是在书写言说。
　　文字本身是没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是文字背后的社会、江湖以及政治等等形成的“场”，这些“场”因为传播而让大众知晓。在一个越来越多元的世界，在一个公民意识逐渐发育和成长的世界，大众因为知晓而有更多选择，因为选择而有更多智慧，因为智慧而有更多理性，因为理性而进步。
　　今年又是不普通的一年。从年初抗击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的悲怆感奋，我们在灾难中奔走，还原一个个灾难现场，描绘灾难之下人们的不放弃、不抛弃，真情在纸上流淌，生命在镜头前激越，新闻人为此付出辛劳，既有汗水，也有泪水。我们为祖国的不幸而流泪，也为公民的责任、担当而流泪。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到神七升空，我们又为祖国每一点每一滴的进步而感怀，我们更为此写下我们的祝福。
　　我们既关注社会宏大叙事，关注历史每一次铿锵有力的脚步，也关注那些具体而微的新闻事件，关注那一张张或鲜活或骄傲或自卑或满布皱纹的脸。这一张张脸庞，构成了一系列新闻事件的图谱，在这张图谱中，有幸运的相逢，有不幸的苦楚，有正义不得的迷茫，也有公平彰显的沉重。在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中，透过个体化的命运变迁，我们观察着社会发展的脉络。我们是观察者，也是记录者，更是参与者。公众在我们公正和公开的叙述面前，给予了我们无数的掌声，这掌声，就是新闻人努力后的最好回报。
　　但我们依旧需要反思。当戴骁军惊险拍下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真假记者们的“封口费”的时候，当一些本该报道出来的新闻被某些因素“和谐”掉的时候，新闻界理应为那些肆虐的“潜规则”感到耻辱。利益的召唤会让人失去起码的判断力，在真相面前说假话，或者故意不去发现真相，有意遮蔽真相，公正就会越来越远，新闻理想也就逐渐消弭在虚假当中，直至沉沦万千。多少年来，公众给予了舆论监督莫大的希望，那一起起优秀的新闻人为此做出的努力乃至牺牲，让我们倍感荣光，然而，荣光如果不保有，荣光如果不珍惜，也会因为简简单单的“潜规则”而烟消云散。
　　只有真实才能让新闻的生命持久，只有真实才能让历代新闻人所创造的荣光接续永存。但做到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新闻人来说，既需要优良的专业素养，也需要对人生社会的洞察，更需要秉持职业精神，学会如何利用现有的社会空间挖掘出最好的新闻，学会如何让信息更有效地流动，如何让大众从中汲取所需要的各类知识。这都需要有理想的新闻人不断为之努力，为之拼搏。
       我们的言说因为真实才有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中国来说，从来都无比珍贵。
       祝贺第九个记者节。

《记者节，我们擦拭着自己的灵魂》
       今天是我们的第九个记者节，是我们互道辛苦，回味收获，品尝喜悦的时候，前天我给我的读者们讲了我们新闻背后的故事，今天又站在讲台上做了主题发言。还是那句话，一个人难得对自己的工十几年热情不退，激情不减，我就是属于这种幸运的人，下面就我的讲演稿。
       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今年一月我们以《跳河救人凤城小伙没上来》为题，报道了丹东凤城鸡冠山镇小伙为救自己朋友已经离婚的妻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了小山村，看到了那个拄拐的白金父亲和他多病的母亲，之前我们曾经六次约好了都由于下雪而去不上，或半路折回。经过半年的努力，凤城县政法委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和2万元奖金，乡亲们也给他竖起了墓碑。就在她母亲手捧着鲜花证书和奖金来到墓前时，我让记者于海涛搀扶着他的父亲，他母亲掏了一个信封要给我们钱，被我们拒绝后，她哭着扑通跪在了我的面前，哭着说，你们《辽沈晚报》太好了，你们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太思念儿子，除夕夜一个在外边要不活了，一个拿着自己儿子的鞋，在啃着。这一次他们露出了笑容，因为儿子有了英雄证。
       当我和海涛扶起她时，我们也流泪了。 “责任媒体，服务民生”通过我们记者的一件件采访报道体现出来了，百姓感动了，也说明我们责任到位了。
       我曾经和小温历尽艰难写出了《禽兽教师为何课堂施暴两人年》，我们顶着压力采访着（因为在我们去之前已经有了三家新闻单位5个记者），可他们都没有发出来。当我们把报道写好时，其中一个被害女孩的爷爷老王，给我打来电话，说“栾记者我们非常想把这事披露出去，但别因为我的事把你的饭碗给砸了。 ”我当时热泪满眼，我不信那些捂着这事的小官们有那么大的能量，而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坚持正义的精神才让老百姓对我们是那么的真诚。
       我再给大家讲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大上个星期天，我们的一个民生记者接一个市民的电话，是一个买了小茄苞的市民打来的电话，大概意思是这小茄苞掉色，记者李国旭就开始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咨询，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把电话打到了省农委，找到了那里的农产品安全管理处，处长给了满意的答复，也回复了这个读者。
       对责任的态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责任，是一个人的使命，是主动把工作做好的一种积极心态，每个人都肩负着许多责任，对工作，对家庭、对朋友、对亲人，我们都有一定的责任，而责任决定我们新闻的一切。
       人最难得的是多年从事一种工作，却依然对这个职业充满情感，热情不减，我就是这种幸运之人。虽然期间面临诱惑，但还是坚守着新闻品格，我个人认为新闻品格就是追求真实，其中也包含着记者的不懈努力。
       我曾经怀揣温度表在居民家中的椅子上静坐彻夜，为的是体验居民家供暖不好而饱受的寒冷；我曾经在漆黑的夜里，在空楼里披着棉大衣守候两昼夜，为的是证明沈阳“鬼楼”是荒谬的谣言；我曾经凌晨去沈阳南塔鞋城扮作三轮车夫，为的是彻底揭露那些收黑钱的不法之人；为了配合公安部门揭露假币黑帮，我领着部下三下合肥，冒死暗访；为了揭露腐败医院院长，我顶住压力，捍卫了一个媒体人的尊严。为了那些被欺诈的民工们能够拿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血汗钱，我敢于面对身旁站着打手的黑心老板。为了清除路霸，曾经面对着20万买我一只胳臂的恐吓，好多人见面都说些为我担心的话，可我自己从容淡定，因为我揭露的都是那些或是被权力遮蔽或是被利益遮蔽见不得阳光的事，或是违背了道德观念但被遮蔽的真相。这可能就是朋友和同事们说我胆大的原因吧。
        我自己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作品受读者欢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终于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进行舆论监督、新闻调查，最需要的是勇气。恐惧是人的本能，如何战胜惧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需要长期修为，善养浩然之气。技巧是可以学的，而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职业态度、正义良知、责任感一开始就必须建立。 ”看了这段话，我感觉挺对我的心路，我开始做记者那天起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拳打 “叫屈人”交通稽查当街撒野》揭露辽阳县交通雇非法执法者的野瞒行径，《16岁女生“冤”死再调查》是本溪一所学校的一个女孩被老师怀疑偷了手机而跳楼的调查。
       他们都说我是个“工作狂”，我觉得“新闻狂”更准确。其实这里包含着更多的还是我扛在肩上的那种媒体追求真实、公正的责任。在媒体进入市场经济竞争的时代，一个记者如何坚定树立自己的职业意识尤为重要。记者如果不秉承自己的职业责任，他的行为就会影响到他所编采的稿件。因为职业的特殊性，记者所制造的精神产品不仅影响到一个个体，而且还会影响到某个领域，某个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
       记者的职业意识决定新闻敏感。一个记者的职业意识，会在他捕捉的新闻中折射出来。 2002年我写一个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的系列报道：《出租车撞出“狗官司”》，这个事件发生在2002年春节期间，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沈阳一条一级马路的转弯处，将一个狼狗撞伤。狗的主人要求司机赔偿损失，司机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拒绝赔偿。
       狗的主人最后把出租车司机告上法庭，经过一系列运作，出租车司机被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狗的主人七千余元。司机父亲找到了我，详细地介绍了出租车撞伤狼狗的前后经过。意识到这个特殊的事件背后，一定有好多幕后新闻，记者便从狗的主人报案开始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并做了连续报道。记者在报道中首先论证了沈阳市政府规定市内五区不允许养狼狗的事实，进而又揭露了这个狗的主人违规养狗办假狗证，以及狗受伤后疗伤的假病历等，私自对狗价值进行估价等问题。报道层层深入，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最后沈阳中级人民法院推翻了原审法院的判决，并判狗的主人承担全部责任。市中级法院还对这起案件的审判长、审判员给予了纪律处分。这个报道至今在出租车司机中还经常被提及。
        记者所以能够捕捉这种新闻，是因为记者的职业意识使然，记者的职业意识里包含着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情感和职业作风。如果没有对老百姓负责的情感，就不会那样的深入。
        作为一个社会公正的守望者，不但要有一种与邪恶而斗，宁折不弯的精神，而且还要守得住自己廉洁的灵魂，这是目前记者面临的一大难关。记者如果挡不住面临着的各种诱惑，那么职业意识中所包含的那些公正、客观、真实都将会被淹没在利欲之中。
        在目前的新闻从业人员中职业精神尤为重要。正是这种精神做支柱，我们的许多记者才能够不辞辛苦，甘于奉献，为了公众利益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记者的责任意识决定奉献精神
        一个记者对事业的追求不仅体现在他新闻敏感上，而且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也尤为重要。有人说“好新闻是跑出来的”，这话有道理，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记者的勤奋工作和奉献精神。
        戴维斯说：“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心，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的生存机会。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节目所以受欢迎，是因为那些记者为了公众的利益不畏惧任何困难，而且能够克服许多艰难。一位知名记者这样说，记者的采访写作技巧可以学，而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职业态度、正义良知、责任感一开始就必须确立。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介绍揭露煤矿瞒报事迹时说，一开始根本不相信记者，怀疑我的身份，他们觉得记者拿了钱就不会把事情报出来，不愿意接受采访。这让我觉得很心酸，记者这个职业的口碑已经如此，这更坚定了我的想法，一定要把事情报出来。事实上，我最痛恨那些整天去敲诈勒索别人的记者。如果我去做，可能早已经是百万甚至千万富翁了，但我不会抹杀自己的人格去做这种事，我虽然守得清贫，但我感觉自己精神上很富有。
       其实，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很难做到一夜成功，我们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坚持到底。许多人在事业上的失败，常常不是因为没有选准目标，也不是因为难度太大而难以实现，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坚韧的品格。
       我的成功秘诀有三个：第一是，决不放弃；第二是，决不，决不放弃；第三是，决不，决不，决不放弃。 

     现场助威者打出令中国球迷汗颜的标语——

也许，你不曾知道：第一个击缶节目共有2006面缶，每面缶的造价在2万元左右。表演缶的不是真正演员，而是从各军区调来的战士或军校学员。他们的身高相差极小，媒体报道都是1.7米，经过严格挑选，因此从各个方向来看都整齐划一。训练时常常一站就是一天，经过长达一年的训练后，每个人的脸色都被晒成了近乎相同的红黑色。他们演出完毕后从鸟巢各个出口迅速退场，周围的演员要早早让开通道。其奔跑速度之快令人心跳的紧张。终于解放了！这是他们退场时的狂奔场景。 一些人说这政治性强全是军人，我问：不是军人，您受得了吗？

也许，你不曾知道：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全身发亮的仙女姐姐是不是很神奇？可你不知道，在彩排时一位仙女姐姐一步蹬空，从高空中摔了下来，伤势严重，短期已无法跳舞。扮演飞行员的哥哥所穿的那身衣服相当厚重，鸟巢空气湿热，他们每彩排一次后几乎都要窒息过去。   

也许，你不曾知道：表演唐朝歌舞的妹妹们每天只吃一顿饭。看上去约二十五六的年龄，实际上十九岁算年龄大的，大多数只有十六七岁，一个妹妹怯怯的问我：姐姐你能帮我穿下衣服吗？我欣然帮她别别针、整裙摆，问她多大时，她答道：十三岁。

也许，你不曾知道：在各地区文艺表演的队伍中，有一支团队特别引人瞩目，你一看他们举的牌子就知道了。这支队伍要上场时，所有候场的演员、在场志愿者和安保都向他们鼓掌致意，那种大家庭的温暖已经让人感觉有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也许，你不曾知道：你看到了演员表演时观众的荧光棒和欢呼，但其实在台下有另一群为他们鼓掌欢呼的观众，那就是候场的演员们。每当有演出队伍准备上场或正在撤场时，总会听到雷鸣般的掌声在后台响起。这掌声源自演员相互之间的尊重和理解，饱含了更加凝重的期盼和温暖。

也许，你不曾知道：表演龙凤柱的演员在退场时必须全身趴下，否则就会被房顶磕到头部。你看，龙凤柱上方的那一点黄色就是演员紧紧蜷缩的身躯。我曾看到一名演员被磕到。当时我心里一紧，心疼的不行。

也许，你不曾知道：运动员入场时一直在旁边蹦蹦跳跳欢呼雀跃的白衣MM们，要连续加油助威两个小时，她们穿的是3厘米的高跟鞋。记得第一次彩排下起倾盆大雨的那次，她们浑身湿透着坚持到最后，可想而知会淋病多少孩子。这些看似柔弱的女孩子内心却是如此坚强果敢，为了共同的荣誉和使命，她们再苦心也甜。

也许，你不曾知道：任凭表演动人，任凭焰火绚烂，有一些人注定是身在鸟巢，却与这些无缘了。那就是站在各个通道口、楼梯间里的安保、武警哥哥们。经过几次彩排，我和很多安保、武警哥哥都相当熟悉了。8月8号晚上，我在轮岗休息，看了看热闹非凡的表演，之后想去休息区坐一会时，在楼道里碰到了一位熟悉的特警哥哥。在聊天中他告诉我，今天他的女朋友结婚了……这位哥哥是边疆的特警，常年不能回家，即使回家几天，和女友相聚的时光也极有限。女友的妈妈告诉他：要是他在8月8号这天不能回去，女友就要和别人结婚了。哥哥回答说“我回不去”。就这样，成了又散了。哥哥说道这里，凄然一笑。要知道军人苦，军嫂更苦啊。 另一位武警哥哥告诉我，他被安排到一极少人通过岗位站了9小时，无水无米，因为没有人替换轮岗连厕所都不能去。说道这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组织会这么安排岗位？开幕式事情太大，要考虑的事情太多，组织难免会有疏漏和缺陷，而这些军人们被安排到了这些有缺陷的岗位上，却依旧无怨无悔的奉献和付出。军令大于天！

向为开幕式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致敬！

今天，一位香港的网友一堂红采在QQ上忽然发来信息——

一堂红采 15:19:46

    这次地震，你们那边有影响吗?

刘彻 15:26:15

    有震感但不是很严重，怎么了？你这么一问让我忽然感觉到仿佛地震刚刚发生一样……

一堂红采 15:26:28

    没事最好，无论如何希望你和亲人都平安啊。

一堂红采 15:27:03

    虽无法到灾区做什么，只要QQ能上线，网友间还是可以互相关怀的。

一堂红采 15:28:14

有个网友告诉我说他人很好，只是脚断了。我以为他开玩笑，没想到是说真的…听了都好痛。

……

和一堂红采为时十分钟不到的聊天，让我深思和震惊，5月12日过后的那些日子里，所有的悲伤、感动、气愤、震撼、担忧等等情绪仿佛又一下子袭来了。512地震过去2个多月，但恐怕在不少人的心中，四川地震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尽管“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感天动地，但仅仅2个月过去，“汶川人”依然在帐篷里苦熬日子，“我们”又重新忙起了自己的鸡毛蒜皮，周正龙，俯卧撑，上海袭警，日本G8，新的媒体热点吸引着更多闲人的目光。奥运圣火传递的火炬手们也不再需要默哀、募捐，而纷纷抓住机会“秀”自己，作为灾区以外的人，与其说是感受了地震，不如说感受到的是“媒体地震”，被铺天盖地的媒体所控制，被精细过滤的画面所包围，被动人心魄的场面所感动。媒体让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到什么，让我们哭就能哭得泪流满面，让我们坚强就能马上握起拳头。而当薄情的媒体追逐新的热点时，四川也离我们渐渐远去。

幸好还有一根筋的媒体，比如中青报的冰点周刊。7月9日的特稿《第三方角色》依然在关注地震，这是冰点关于地震的第4篇特稿。在与时间赛跑的媒体大战过后，冰点的独特视角和味道体现出一贯的价值。从人类学的角度记录这次地震，从被刻意引导和过滤的地震新闻富矿中挖掘出新的线索。在电视画面里，生活在帐篷里的灾民井然有序的笑逐颜开，而在本文中“帐篷里的热浪稠密得成了一道有形的墙”。面对电视镜头里“被切割的世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找到了定位：“媒体和现实之间，我们站在中间”。在电视机前哭得稀里哗啦的人们到了真正的地震现场，却没有太多感觉，“不觉得太惨，也不觉得悲痛”，虚的存在反而盖过了活的现实，“媒体地震”的威力何其大哉。然而，“媒体地震”来的猛，去得也急，一阵风过后，谁关注地震灾区的一片狼藉？！

生活还要继续，遗忘在所难免。只祈望卢跃刚笔下坚强乐观的“四川人”能遗忘得尽量快些，而灾区之外的“我们”遗忘得能稍微慢些，再慢些，因为重建美丽家园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和持久的努力，抗震救灾不在一朝一夕，这是全民族的“持久战”！

     我们每一个来到《南方周末》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怀着理想来的。
　　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因为我们有种期待，我们相信这里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比如我们隐于新闻背后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启蒙思想，正义、良知、理性和爱心。这永远是我们要坚守的底线。我们相信，如果这个底线都保不住，即使她能苟活着，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南方周末》了。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媒体中，首先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媒体，一份有良知的、说真话的报纸，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相对于目前因浮躁而备受诟病的大众媒体而言，这是最稀缺的资源。相比而言，《知音》或者《家庭》有好看的情感故事，《读书》或者《天涯》有尖锐的文人思想，但用现代新闻的操作方式，呼吁法治和公正、张扬人性和良知、关心弱势群体，仍然是我们在上千种报刊中凸显出来的最重要原因。这已经在广大读者心中形成了期望值。
　　这种精神气，要渗入我们每个记者编辑的心中，才能体现在报道中。我们万不可因久在其中，如豆腐坊的师傅不爱吃豆腐一样，反而淡漠了这一点。
　　一种错觉是，《南方周末》的正义和良知好像是这个报纸的固有品质。我不这么看，品牌是需要更大力气去维护和加深的。以前我们做了，铸就了这个品牌；但如果现在不做什么了，读者说我们“没有人味”了，这个品牌怎么还能天然地延续下去？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新闻部曾为一篇《收容所里被强奸的女性》的稿子被耽搁而痛心不已。那题材因编辑的犹豫和记者的疏忽，而没在本报首先刊发，却被《中国青年报》炒成全国性的大新闻。在心痛之余，当时的张平写了一篇编务文章，沉痛反思我们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心是不是已经麻木？是不是在张扬理性的同时，变得“人味”不足？我们是不是因为老接触各种恶性事件，“胃口”吊高后，就失去判断和怜悯？
　　今年，我们发了一篇观察写真《他们的儿童节》，在所有媒体都渲染城市孩子如何娇气滴滴花样翻新地过儿童节时，这组报道关注了贵阳的小报童们如何在卖报中度过这一天，关注了湖南一个因贫困，23岁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姑娘如何在尴尬中度过这一天。这些人，从来没有媒体为他们付出版面，但却是《南方周末》不能遗漏的关注人群。
　　平民视角，不是简单的报道技术手段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报道的初衷和去向，是一个根目录上的东西。
　　一张报纸，是一个灵魂。报纸除了商品的特性外，精神气是很重要的。不少报纸也想模仿《南方周末》，也搞批评报道，也搞深度报道，但还是缺了那股精神气，缺了公信力。
　　我们要警惕这种气质远离我们而去。

　　●我们的定位

　　本报的定位是严肃新闻周报，这就决定了新闻版块的定位是：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萌芽和变迁，关注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喜故事，关注在这样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况，《南方周末》希望成为这些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评说者。
　　我们要关注社会保障、关注基础教育、关注社会安全、关注市政建设……在这些政府也在着力解决的难题前面，我们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在对上述题材的具体操作中，我们将用现代新闻的报道方式，用我们独有的报道视角，反映出来。
　　对读者群来说，它是给受过初等教育、而且关心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人看的。他们想真实、完整而且充满阅读快感地看到中国和世界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告诉他，最好的选择是看《南方周末》。党报或者都市报到处有，但你从那里看不到这些东西。
　　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是，新闻版块将不再沿袭过去单纯靠揭露性报道打天下的老路，就是我们将以一种内涵更成熟、形式更现代的面孔出现。从气质上讲，他好像一个正直而愤怒的青年随着阅历的增长，在向成熟的中年人过度，他将更具理性、更从容，因此也更具吸引力。

　　●我们的新闻构成

　　我们的新闻由哪几种类型构成？粗分，大概有4种。
　　第一类：深入地报道最新发生的、有重大新闻价值的、符合《南方周末》理念的重大新闻事件。(注意：这里共有3个要素需要满足)
　　这种报道的基本要求是，采访更加踏实细致、语言更加生动翔实、角度独特犀利、更接近新闻事实的核心所在。有的可以及时用专家评点、链接、权威部门解释来增加报道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这类题材往往是数家媒体同时报道，我们的原则是：不求最快，但务求最好。
　　这类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份新闻周报必须关注、必须做大、必须做好的题材。如果《南方周末》失去对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参与、发言的优势，就会缩小影响。打个比方，某个重大事件发生时，舆论就像一个广场，很多媒体都在敲锣，招徕路人来听演讲。我们等于和数个讲客同台竞争，看谁的锣敲得响、说得有道理，让人信服。以后让人形成心理定势，一到这个时候，都期待着《南方周末》在敲什么锣、说什么话。
　　第二类：开掘我们独特的报道对象，体现我们独特的报道视角。
　　独家新闻，永远是新闻媒体梦寐以求的目标。我们要不惜代价，来挖掘我们独特的题材。面对繁复的社会事件，《南方周末》的报道将像“探照灯”一样，聚焦于我们认为有价值、有品位的新闻事件上。
　　还是打那个比方，在舆论广场一片嘈杂，我们突然敲起锣来，开讲一个别人没听过的题材。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让锣敲得更响一点--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把新闻形式包装得更好，更要求我们把这个题材讲得有声有色--新闻事件的表述更加流畅、亲和。而且最好的效果是，让别的媒体跟着我们敲锣。
　　第三类：就是对重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革做成扫描式的、宏观和有高度感的“大部头”作品。题材绝对重大而新颖，深深切入国计民生的“关键点”。这种题材重大而有力度，能够提升本报的品位和深度。但不足是，它能满足关心社会进步的高知人士，但可能不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要求。这类题材，频率和篇幅不能太多，但一旦采用，就要用足、用好。
　　还打那个比喻，我们在舆论广场上用几个版面搭了个展览会，在这里摆放更有品位、更有教育意义的展品，有一些人进去了，看了后赞叹不已；但很多人不会进去，因为觉得台阶高看不懂，但仰着头看看，隐隐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别的媒体搞不来这个东东。
　　第四类：我们独创的品味小品。
　　我们直击人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用我们自己独创的，有灵气的报道，来体现我们的价值取向，呼唤一些东西。比如，我们在舆论广场的一个僻静角落坐下来，远离喧嚣，气定神闲地拉一段很优美的二胡，拿一根羽毛悄悄撩动人的心灵，不一会，就会来一堆人来静静地听，还会有人落泪。
　　这四类题材，都是我们报纸所必须的，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但有两点规则必须遵守：第一点是比例，一期报纸中，各类新闻题材要软硬适宜，像做一道好菜一样，荤素搭配，太碎，或者太沉闷，都是败笔；第二点是质量标准，力求每种报道都是最高质量的，符合标准了，才出炉，题材创新，不应该以妥协质量为代价。

　　●题材的界定

　　《南方周末》选择新闻题材有双重标准：其一，符合“新闻”自身的标准，这是一个朴素得、必需的标准；其二，符合是周末自己的理念。
　　社会新闻的题材将进一步扩展，大概举出几大类领域：
　　政府的决策行为对个人命运(或某一群体)的影响。有的题目敏感，但以法律为准绳监督政府行为是媒体应该负起的责任，里面衍生出无尽的题材，但最好还是要给出出路。
　　社会道德和法治的冲突。这里有无数悲喜故事可细细道来。
　　官场现形记和运行规律。不能放弃的吸引眼球的好题材。
　　企业和政府关系以及投资环境。官场、人心、利益格局，各种怪事与乐事的集中。
　　城市人群生存状况。与就业、保障、城建、心态相关的事件。
　　农村人群生存状况。村民选举、农民负担、宗族以及观念引发的冲突或事件。
　　环保。读者关注度最大的题目，以及因此引发的事件。
　　政府改革。进一步做下去，从巧妙的小角度入手，反而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上不能一一列举，但一个原则是：不流于浮浅或庸俗，必须在有相当背景和足够典型性的题材下，进行足够职业的操作。
　　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8年下半年所做的一次北京地区受众调查
　　媒介的传播必须是“重要的”、“丰富的”、“知识含量大的”、“有见地的”和“实用的”。
　　调查以报纸为例，列举了可能成为报纸“必读性”构成成分的十五个因素，请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考虑其自费购买或订阅一张报纸时所最看重的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作为一张读者愿意自己掏钱去订、去买的报纸，它首先应该是“报道紧扣社会关注的热点”的(占49%)，其次应该是“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的(占46%)，“知识含量大，有保存价值”的(占37%)，“目光敏锐，见解独到”的(占35%)以及“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占34%)。这便是广大读者在自费购买或订阅一张报纸时最看重的五个基本因素。
　　此外，作为读者对具有 “必读性”报纸的次一级的要求还有：它应该是“独特的”(32%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常有令人感兴趣的独家新闻”)、“及时的”(31%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报道迅速，时效性强”)、“好看的”(29%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有品味的”(29%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有较高的品味和档次”)以及“可信的”(26%的读者希望他所买的报纸“公正客观，可信度高”)

　　●事实的力量

　　《南方周末》是一张新闻纸，“新闻”的主要定义是“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她在本质上，要与“社科类论丛”或者“政经类期刊”区分开来。
　　新闻就是新闻，新闻有自己本质的和朴素的规律。事实的力量最能震撼人。新闻从哪里来，不是从故纸堆中来，也不是从玄想中来，是从深入扎实的采访中来。包括新的事实和新的见解。坐而论道不是在做新闻。在事实和理论上选择，我们当然选择事实。
　　普通读者不喜欢听“说教”，他们很实际地看这期报纸“有没有新闻”，或者是“有没有好看的新闻故事”。我们谈新闻报道的创新，不是对《南方周末》传统题材的摒弃，而是用更新的视角，用更好的文本，让我们的“新闻故事”意境更悠远、内涵更浑厚、形式更优化。
　　当然，这是个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承认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举个例子，对一次改革的成败，你可以找个专家点评，可以弄得条理清楚，也可谈出点精彩的东西来，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你找出这次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和旁观者共10人，从不同角度，用鲜活的例子说明，当然是辛苦的。但两种方式，体现在文章中，读者就得出完全两样的感受。
　　记得有一次，一个记者在采访后期，打来电话说，太累了，实在不想再追下去了，干脆找个专家来评点评点，“理论上补充一下”算了。当时我就说，这不是《南方周末》记者的口气。你必须到实地拿出第一手的材料来，这是你的本分。
　　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堆砌事实，却没有透彻的思想。《南方周末》的事实报道绝对不是茫然的。它是“冰山上露出水面的一部分”，一个好的新闻报道是在有思考背景的、有透彻想法的前提下，通过新闻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报道要蕴涵一种启示性的精神内核，故事肯定要好看的，但不是无聊的猎奇，而是传递一点让人思考的东西，让读者看了后觉得脑子里有东西被触动了。
　　报道要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萌芽、变化保持充分的好奇心和敏感度，要选取适当的角度关注和阐释他们，看了后觉得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
　　报道要对一个值得关注的状态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人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现在这个东西就像摆在他面前一样，栩栩如生，叩动他的心弦。
　　在多数报道中，我们将尽量“以小见大”，通过对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命运的刻画，反映重大的社会背景，而不是直接将社会现象和社会变革做成评论式的稿子。相比之下，典型事件更好看，更易于理解，更让人记住。在编辑手段上，可以及时用言论、专家评点或者链接“权威部门解释”来增加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好文章不等于必读

　　在编辑或者记者中，有种冲动是把自己偏爱的领域的文章放在版面上，认为这是好文章，让别人读，要不然很可惜。这种想法当然值得嘉许，但还要回头想想，一篇好文章就是读者必读的内容吗？
　　这跟好文章的标准有关系，因为好的标准对不同的读者而言，就有不同的判断，这个判断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知识面的差异、不同的爱好、不同时期的兴趣、环境变化等因素而转变。
　　有人对媒体转播的内容，作了六个层次的划分：
　　第一层是与受众居住地关系密切的，符合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如：本地域新闻事件(对《南方周末》来说不适合)
　　第二层是与当地受众无关，但能引起国内受众共同关注的，如：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国内新闻事件；国家政策法规的解释性报道。
　　第三层是突发性造成危害性极大的，并具有悬念性质的内容，如：“9．11”恐怖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等；
　　第四层是与受众居住地无关，但却能激发受众情感共振或诉求的内容，如：人性化报道、趣味性新闻等；
　　第五种是与受众居住地无关，但与受众娱乐性需求有关的，如：体育、娱乐、文化新闻等；
　　第六层是专业内容或者有精英趋向的新闻，如对国家政经走向的分析，或对某个专业领域的剖析等。
　　以上六个层次的内容，都有好文章，但未必都是所有读者必读的。其中有的可以成为小众“必读”，有的可以成为大众“必读”。而无论是大众的“必读”，还是小众的“必读”，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应该是：与读者有关的；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与多少读者有关，以及有多少读者感兴趣。
　　这个必读性，要具体细分到我们的读者群上面，这里有个比例问题。我们是一个大众媒体，与读者的关系度和感兴趣度，就是我们判断题材的最重要的杠杆。我们要按比例来安排不同读者层面的内容，难易都将有，但有一个相对的标准要弄清楚：一个题材，如果我们读者里有50%不感兴趣，那就不能说是个成功的报道；而如果只有20%的读者感兴趣，即使这20%的读者对这个报道非常满意，我们也不能拿到版面上。因为你抛弃了另外的80%的读者。
　　因此，我们选择和操作选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读者能否接受，必须考虑到选题的包装和亲和力。

　　●让我们的报道鲜活起来

　　在一段时间里，一种对《南方周末》的指责是“沉闷”。
　　具体分析，第一方面是题材问题，远离人们生活的“宏大叙事”多了，理智分析利益博弈的文章多了，平民视角的东西少了。
　　第二方面是时效问题，周报的深度报道需要时间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总体上，新闻核心部位的发生时间过于靠后，讲的是几个星期前，甚至是几个月前，几年前的东西。
　　第三方面是文本问题，有人反映我们的文本不如以前好看了，形式也陈旧，总是一大块文章，读起来累。
　　这些批评，我们要接受，要改进，要让我们的新闻报道鲜活起来。
　　首先，我们在题材的选择上，要控制比例，形成新闻事件为主，新闻述评为辅，同时加强新闻时评的速度和力度。
　　第二，要求我们的新闻编辑的目光更敏锐、触角伸得更长，迅速判断新闻价值、迅速派遣记者，并且有力督促记者及时出发、及时进入新闻现场、及时成稿件。编辑不能把选题扔给记者后就不管了。
　　最后，着重讲文本的问题。如何让我们有价值的新闻变得好看。这是个需要用大量篇幅来探讨的问题，这里只是提出几点，每一点，将有一些文本来详细说明。
　　1)细节的表现力
　　2)文气贯通和文章结构的优化
　　3)场面渲染
　　4)短句的运用
　　5)书信、录音、帐本、日记等记录性文件的运用
　　6)示意图和漫画的运用
　　7)长篇对话的运用
　　8)创新式文本的挖掘

　　●重视发行

　　我们反对“别太在乎发行量，《财经》发行那么少又怕什么？”的说法。
　　《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不用跌到那么少的时候，她就已经完了。她的巨大覆盖面，就是她生命延续的重要因素，就是其他任何周刊或周报不能企及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四川宜宾桥塌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有那么多陌生的读者热情地给我们提供线索、照片(李月群共接到当地20多个电话)，最后我们就是靠他们抢出了那篇文章。别的媒体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吗？当我们的发行量掉下来，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下降了，你能拿到《财经》那样的影响力吗？《南方周末》和《财经》、《三联生活周刊》根本就不是一种发展路子，盲目模范，隐患很大。
　　默多克在 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媒体的一种批评是：“报纸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媒体变得沉闷和自鸣得意”。大多数报纸为了吸引大广告赞助商，急于赢得高消费阶层读者的参与而鼓吹“精英新闻”，抛弃了原来的“蓝领工人”。默多克警告他们：“一家报纸如果不能使整个社会对它发生兴趣，它最终将成为精英基层的内部出版物。”
　　《南方周末》想成为精英阶层的内部出版物吗？显然不。

　　●发展和风险

　　必须承认的是，近一段时间来，我们处于一个空前逼仄的空间里。压力来自“上面”和同行。
　　一方面，我们的报道受到各种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的同行(指的是有较大传播能力的媒体)进步很快，他们的新闻操作方法和文本都有提高，和我们的差距在缩小中。况且，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树大招风”，操作空间反而比我们大。
　　这是事实，我们必须正视，埋怨和牢骚是没用的，我们注定是要戴着锁镣跳舞，《南方周末》在近几年来，始终是在各种压力下一步步走出来的，我们的新闻理念本来就是在一个畸形的环境下艰难前行的，需要的是从石头下顽强生长的韧劲。只不过这次更严酷些，需要我们拿出更多的智慧来对付而已。
　　分析一下《南方周末》最近出现的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一个弱点，就是对现行政策不熟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我们要做两点：一是通过学习增加对政策的敏感度，庖丁解牛是因为熟悉牛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就是多交政界的朋友，在约稿中发现，其实很多政界官员是对《南方周末》是很有好感的。要积极联系，了解信息。
　　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我们已经无可路退，我们要把目光放长远，这里仍然是一个英雄心向往之的地方。
　　发展，是一个硬道理，我们只有不断前进、不断领跑，才能摆脱目前困境的羁绊。我们不能沉陷于我们不能做什么了，而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看我们能做什么，而且如何做得最好。

    到底改革是什么？现在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用了很多辉煌的大词，什么史无前例的呀，划时代的呀等等，这一类的词到处在用，而这些词虽然很华丽，看起来很振奋人心，实际上没有说到整个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特点。实际上我认为，整个改革不需要用那么多辉煌的词，究其实质是归于常识、回归常态、走出非常、进入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对于整个中国这一段的历史来说，我倒更希望用另外一个没有多少辉煌色彩的词，即从癫狂时代进入正常时代，我们做的是回复常识。比如一提到改革开放就提到1982年农村的土地承包制，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措施。实际上你想一想，农民种地，种地者你要给他一定的权利，几千年农民就是这么种地的，只不过有一段我们搞了另外一种充满幻想和浪漫主义的东西，现在把它回归常态，，把土地交给它本来应该的主人手里。这是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给农民以土地难道是很新的划时代的事儿吗？孙中山就说过“耕者有其田”嘛，好多的这种评价都忘了这个。

　　我刚才讲的癫狂时代不是乱用这个词，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可以癫狂到什么程度我给你们讲几个我亲历的，保证是真实的事情。

    1958年，全国搞了个大跃进。不管怎么评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个时代的东西我永远忘不了。癫狂时代怎么个癫狂呢？我不说大的，全国的，他们可以举出很多数字来，我说说我身边的。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河南，曾经在一个县的农村里面插队劳动了四年，后来在那个县里的学校当过教师。我去的时候离五八年大跃进还不算太久，每天吃饭的时候听那些老教师们老校长讲那个疯狂年代的时候我都觉得匪夷所思。那时候提了一个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想吧，你敢想多少它就有多少，这个不是一个口号，当时这几乎是全民都信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放卫星”，所谓的“放卫星”就是苏联放了一颗卫星我们也要“放卫星”，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人民日报》天天宣传这个口号。那么落实到一个县、一个学校里怎么“放卫星”呢？这就费脑筋了。县委书记指着一个教师说你是教什么的？那教师说我是教语文的。县委书记说好办嘛，你放个卫星。我怎么放？他说现在全世界小说最长的是哪个？这老师也说不准，说大概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吧，有七八十万字。书记说超过他，全校一千多师生，你们拉个提纲，一人写一段，一个星期之内完成任务超过托尔斯泰。这就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项目去做了，全校师生总动员，一个星期之后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我们已经超过托尔斯泰了，而且已经超过托尔斯泰好几倍，我们写了300万字。语文教师的“放卫星”问题解决了，历史教师怎么办呢？教育局长说，这好办，你看毛主席现在不是有新指示吗？叫厚今薄古啊不要厚古薄今。你领会这个精神，以后你那个历史课啊倒过来讲，从后往前讲。从今年讲到去年讲到前年最后讲三皇五帝。于是历史教研室的人就忙着倒编历史。最笑话的是生物教研室没办法了，后来那个校长想了个点子，他说你看这个蜜蜂采蜜的时候滚了一身花粉，采回去那么一点蜜，它就那么大个，你看地里那屎壳郎这么大个，你们这么研究，如何让屎壳郎不去滚屎蛋让它去采蜜。这个科研课题就下来了，全校师生都停课，到农村抓屎壳郎去。抓了很多屎壳郎，地下也是，墙上也是，满屋子爬的是屎壳郎，唯一没有解决的是屎壳郎只会滚粪球，不会采蜜。　　

    跟你们讲这些你们觉得就像是相声演员在说相声，但这就是真真实实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儿。是一种癫狂状态，一种非常状态。我们所作的很多事儿都带有这种色彩，而我们所谓的改革呢，那些史无前例的改革无非是把它从癫狂状态回到正常状态，把土地给农民，这是一项改革吧，实际上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回到常态。其它事情也带有这种色彩，包括我们的新闻事业改革。　　

    我认为新闻改革的实质是回到新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的要义。那过去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宣传。宣传和新闻是两回事，宣传不顾事实，甚至可以抹杀事实伪造事实，而新闻就一定要真实，新闻叫传播而宣传叫灌输。所谓的新闻改革就是把它恢复到新闻的本义，恢复到正常。但是这种思维大家现在因为长期陷在里边就无法跳出这个东西。你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很可笑的讨论。去年有一个叫俞可平的先生写了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直到现在网上还在争论，有的人说是个好东西，有的人说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看了这场争论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我当时想仿照他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写一篇《空气是个好东西》然后我告诉大家空气这个东西人离开它活不了，你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得死，所以空气是个好东西；粮食也是个好东西，你不吃的话就得挨饿，你就没法生存。咱们的整个所谓的理论争论已经降到如此水平，要为一个常识进行一场大辩论，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这还要争论吗？就像空气是不是好东西还需要证明吗？这个现象正说明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认识方法已经降到了正常水平之下或者还陷于某种程度的癫狂，包括最近网上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司马南先生非常左的开始大批普世价值，就像说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把人道主义等等所谓的普世价值都否认了。这些东西还用争论吗？有没有普世价值这是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不管是奴隶社会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盗窃是个美德吗？哪个社会从东到西从，古到今不都是否认盗窃吗？《圣经》里面说盗窃是一种罪恶，那么我们这儿逮住小偷也是要惩罚的呀，这是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说没有普世价值的人你就忘了这些东西？比如全世界都已经流行的遇到灾难妇女儿童应该优先让他们逃离，例如大家看到的《泰坦尼克号》，在文明社会里这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政党，你如果是一个现代的文明人，应不应该遵守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全世界都公认的道德准则呢？这是不是普世价值呢？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而这个问题居然在咱们这里每一次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还没讨论完，普世价值有没有现在又在讨论，怎么这么低能、这么弱智啊？我说一些题外话，实际上和今天说的有关系。就是我所认为的新闻改革最根本的就是回到新闻去，把新闻当新闻来做。　　

    最近这十几年产生的都市报，都市报崛起乃至改变了整个宣传格局，它的切入点就是有了新闻了。我在90年代以前是在党报工作，在《河南日报》。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报纸，只有党报，从中央的《人民日报》，到下边的各级省委的机关报，到下边的小到县报，统统都是党报。党报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甚至成了一种特定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那个时候新闻系的学生学新华社新闻稿怎么写：几月几日在哪儿召开的什么大会，主席台上是张三李四王麻子，谁谁谁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强调指出……他最后指出……，最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这个其实用不着大学生学，找一个高中生，培训一个星期我保证让他写得非常熟练。可是多年来，我们整个党报体系所谓的新闻就是这么一个架构、这么一个模式，而且其中还有着说不完的窍门。比如有一次下面培训通讯员，请了几个老师，就是党报的一些编辑。一个党报编辑在讲课的时候给通讯员们讲两会报道的窍门。说有的记者很笨，到了那儿就采访，完了写出的稿子不合格被毙了，他说我写的稿子没有一次不被采用的。他说我告诉你个窍门，你要真去采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你让他说，他还得说的符合你的要求，符合你见报的口径，他说这很难。他说了半天他的话可能你记下来没法用，他说后来我就不采访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你别说张三说，你来个张三李四王麻子人大代表这三个人说，然后后边想说什么你就拿人大报告的文本抄一段话，这个保证通过，还没人打你的官司。有些话他明明没说，但是你说他说了，那么张三想不是我说的可能是李四说的，李四说我们俩没说可能是王麻子说的，反正这个话不错。他说这种稿子最容易通过，拿回去就通过，完全符合要求。他在给通讯员讲课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套搞好两会报道的秘诀。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偷懒、如何制造假新闻，而这些东西充斥了我们的报纸。这叫做新闻吗？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一种党报，最早在50年代有两个例外，一个上海的《新民晚报》，一个北京的《北京晚报》。那时候全国的新闻界非常羡慕这两张报纸，它办的报纸很受欢迎、好看。但它的办报理念是“党报的补充”，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解释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它自己就把这个报纸放到了党报体系之下的一个角落，让它有一种生存空间。我那时候很佩服，还研究过一段《新民晚报》。《新民晚报》的服务意识应该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最强的。有一次我看上海《新民晚报》，在全国党报根本没讲服务性的时候《新民晚报》非常详细地告诉你如果要做一件衣服缺了纽扣到哪儿去买。那个时候这样的办报思想是很受欢迎的。但严格的讲，它还不是一个新闻纸，跟我们现在讲的报纸还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那个时候全国已经是南北各一支独秀了。　　

    真正打破这种局面的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发生一些变化了。在80年代中期街上开始出现地摊报纸。最早出现一个报刊的市场，这个是新事儿。那时候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最先摆上地摊的报纸是什么报纸，因为全国的报纸都是党报，都是机关报。但最早走出这一步的是一些有特权的机关的报纸，比如司法类、公安类的报纸。这类报纸本身就是受公安厅、政法委管理的，它又有得天独厚的的权力，能接触案件，采访各种案件。所以在党报体系之外，街头上出现了这么一批小报，很受欢迎，形成了市场。这是8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的现象。但是地摊小报内容黄色的，血腥的东西太多，后来中宣部要管理这些东西。一方面在管，在禁这些东西，但也开了一个思路。你能不能也办一个受欢迎的能进入市场、摆上地摊卖、读者愿意花钱买的报纸呢？最早想到这个做法的是党报。一些党报脑子比较灵光的社长或者总编辑们就搞了一个试探，一周七天中，有六天按传统模式办报，每星期拿出最后一天，自由一点，办的好看点，叫周末版。当时几乎所有报纸都办周末版。周末版一办，反响不同，一个星期的报纸就这一天卖得快。其他六天的报纸送到报摊上没人要，这一天的报纸去了就有人要，而且能卖很多，比报纸的正常发行量还多，给报社带来了直接的效益。这是8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了一个各级党报纷纷办周末版的热潮，这一拨到现在硕果仅存的是就《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是那时《南方日报》办的周末版后来独立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报纸，发扬光大乃至今日，是那一批报纸留下来的一个文物，当然它的发展远远超过那个年代了。　　

    到了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由于周末版的畅销，走出了一条路，这些报纸的老总又心生一念，新闻改革党报是没法改的，到现在也没法改。但是能不能在照样办好党报的同时再按照市场的需求办另外一张报。这批报纸就出来了，一开始都叫晚报，后来办的越来越多产生矛盾，最后新闻出版署做了一条规定，一个城市里只批一个晚报，后来就又挤出一个办法，不让办晚报我叫都市报行不行啊？于是全国在晚报不让办以后又纷纷出现了一批都市报。这是从90年代初开始，高峰是1995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出来一批叫做晚报或者都市报的报纸，后来把这些报纸统称为都市报，但还有些晚报在里边。这一批报纸一产生，在90年代中期就产生了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批都市报占领了整个报刊市场，而且迅速超过了它的母报──党报。《大河报》是1995年8月1日创刊的，到97年一年半的时间里，发行量已经到40多万了，《河南日报》当时发行量是30万，后来到直到现在《大河报》发行量是70万，《河南日报》已经萎缩到20多万。这些不是一个报纸的情况，全国都是这样。南京的《新华日报》一直保持在20万份左右，《扬子晚报》发行量最多到了一百二三十万。子报发行量超过母报还能够咽的下这口气，紧接着出现的是子报养母报。它的广告收入迅速攀升，不仅超过它的母报，而且是几倍的超过它的母报。拿今年的数字，《河南日报》每年的广告收入是5000万到6000万，而《大河报》是5个亿，差一个数量级。发行量远远超出党报，广告收入也数倍于党报，形成了所谓的小报养大报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几乎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同的现象，这个发展的顶峰时期应该是2000年。每个地方，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多的报纸都不是党报，都是党报所管的子报。　　

    为什么党报现在还能生存呢？党报是另外一个市场，实际上不进入市场。每年到11月开始，各省委宣传部就要开一个党报发行工作会议，然后下命令下指标报纸上还登进度，要求各县市按期完成党报征订任务，而且每天在报纸上登出进度，再由各宣传部门向每个单位摊派，你订不订都得订，实在不行从党费里交你也得拿出来把报纸订出去。全国的党报到现在还是这样发行。而都市报类的报纸呢，宣传部从来不管你的发行，你有本事自己去卖去，到市场上求自己的生存。在原来的铁板一块的大一统的党报体系下面突然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生出一个叫都市报的报纸来，而且呼呼啦啦地把整个中国报刊市场给冲散了，给占领了，这是从现象上来看。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有没有新闻，是不是做新闻的。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报纸上是没有的，比如城市里发生了火灾，哪里出现了大的灾难，包括哪里出现了恶性的案件，党报是决不会登的。它不担负这样的任务，登的话也是过几个月处理了，某某某被判刑了，党报上会发一条消息。它应该是这样几个主要功能，当然后边有些版现在也增加了些功能。前面的新闻部分，比如说省级党报，首先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第二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第三他们在某某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第四类是政府，包括人大通过的一些法律文件，后面弄上几个版，这些东西严格的讲不是做新闻，是一种公报性质，像政府公报一样的东西，而不是新闻，而真正在社会上最鲜活的，每天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报纸上极少有反映，所以党报记者的工作节奏和都市报记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党报记者的工作范围基本是每天上班以后先看看桌子上有一摞请贴，然后就去跑会场，一般的后边还有个节目是跑完会场中午再吃顿饭，如果发了什么材料再领一堆材料，下午回家写稿子，晚上把稿子一交，一天任务完成了，他们不用进入那种大量的现场采访，党报记者的工作很轻松但是很枯燥。都市报所以能够一炮打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它当时是从做新闻开始的，一开始可能面还比较窄，大家选了个最简单的办法叫做社会新闻，到现在也是在党报的视野之外的，那么这张报纸去做一做社会新闻，这样的话就有了广阔的天地。我记得在《大河报》一开始办的时候我强调了两个东西：一个强调要把记者赶到街上去，第二个是让记者们到民间去、到街头巷尾去、到老百姓家里去。我记得第一个月我们开了一个专栏，叫《记者打工》，要求那些年轻记者们这一个月最少在这上面发一篇文章，方法是你必须到民间去，到那些最脏最累最让人看不起的行业里去扎扎实实跟人干一天活、打一天工，回来写一篇所见所闻所感，当时记者们真这样做了。后来我把这个经验介绍以后，全国好多都市报也都效仿。要培养一种新型的新闻队伍，一种新的新闻观念，找到一种新的新闻视角，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宣传的做法，这些东西导致都市报诞生以后不久就以一种崭新的不同的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使这些都市报充满了读者身边发生的读者关心的新闻，张金柱案等都是这么来的。而且最早在都市报体系里建立了24小时的值班制度，建立了24小时值班电话。不管白天和黑夜，随时发生新闻都有人去。后来有的报社还建立了流动采访车，24小时值班车等等，这一套到现在党报体系都是没有的。　　

    我讲这些是说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就是从一种非常态的，从一种癫狂时代回到一种正常状态来。对新闻来说，就是老老实实的知道什么是新闻，然后做新闻。我认为这就是所谓新闻改革在这30年里头实质的东西。就是回到常识，回到它的本义上来做新闻。这一波的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可以基本做一个阶段的结束。全国整个报刊业出现了个新格局，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报纸市场，在这个报纸市场里边几个领军者几乎都是都市报类的报纸，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华商报》、《三湘都市报》等等。这个格局到两千年的时候已经基本形成了，它的发展也到顶峰了。　　

    然后就是都市报开始进入困境，直到现在还找不到方向，我把它叫做都市报的“迷向阶段”。报纸的这种大发展给各个报社，包括办这些子报的党报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也给党报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己的左手打右手了：小报卖的快了，大报更卖不动了，发行更难了。另外还带来一个矛盾，一个《大河报》能几乎是一夜发财，于是别的系统也办报，于是变成一个全国办都市报热，多到一个城市办六张。于是出现全国各地报刊业的大竞争，后来成了恶性竞争。南京出现过卖一毛钱一份的报纸，有的是你订报纸送你一桶油。产生了剧烈的竞争，竞争本身也不可怕，但是这个竞争给它的内涵也就是新闻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一家报纸报做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大家都抢着看，假如你发现一个城市有6张报纸，昨天街上有一辆汽车着火了，然后这六张报纸头版的照片都是这辆着火的汽车，然后所有的报道文字不一样，消息都差不多，都说这一件事儿，后来就产生了一个词叫雷同化、同质化。一个城市的报纸大同小异，同的是内容基本相同，异的是记者的名字不一样，所描述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太一样。仅仅是销售报纸的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报纸在内容上撞车，撞的非常严重。有的城市四份报纸卖一块钱，买了之后发现四份报纸内容都差不多，产生了同质化的问题。这是报纸内部竞争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前面打狼后面来虎了。随着都市报发展时期，90年代后期到现在现代的传播工具电脑网络急剧发展，它一出来之后给所有报业，包括给都市报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前段到北京在小范围搞了个调查，调查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中青年、白领或者是有文化的城市工作人员，我问他们你每天得到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什么？80％的人回答是上网。而且有好多人形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八点钟上班，打开电脑用半小时把新浪、网易等几大网站浏览一番，主要新闻就都有了。这已经变成最有活力也最有实力的中青年阶层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问这些人订报不订，绝大多数人不订，他们不订报纸。和这个相反的是带来另外一个变化，你到报纸那儿调查，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看报纸，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报纸读者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报纸的订户或者街头零售报纸的主要客户是两种人：老年人和街头靠苦力干活的打工者。这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对传统报纸包括都市报是个莫大的挑战。失去了中青年最有活力的一群意味着失去了报纸的财源。广告实际上不是给穷光蛋做的，它是对着有钱人的，所以随着读者群的转移，网络都很明白，它知道上网的人是谁，广告商也很明白，把大量的广告投资转到网络上去了。信息传播方式技术的变化也给整个传播行业包括都市报带来巨大挑战。　　

    还有一个挑战，来自报业自己。我为什么把都市报的发展截在2000年，2000年有一个我认为是标志着全国都市报走向迷途的标志性事件，是在南京召开的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会上大家在共同发牢骚，发牢骚的一个原因是99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对全国媒体的从业人员和党政部门搞了一个大调查，这个调查的题目叫《小报问题的调查》。在中宣部眼里大报小报不是指开版多少，它讲的大报是指各级党报，其他的报纸是小报。当时中宣部为了加强对小报的管理就搞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在全国都市报编辑里边引起了反感或者是议论。为什么？我现在的发行量远远超过党报，我的广告收入已经养活党报了，还叫小报。它现在不如我了还叫大报，待遇还不一样，它在政治上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我永远是个二奶，尽管我挣钱很多长得很漂亮还是个二奶。所以那个会就变成这些都市报总编辑在那里发牢骚的会。在这个会上，有一家老总提出来个口号，叫主流化。都市报下一段的方向要进入主流，变成主流报。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就受到全国各家都市报的欢迎，这个词就在那年产生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界定，就是什么是主流报。主流报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办成主流报，这些问题通通没有讨论。　　

    回去后各报纸就开始转向。在这之前，包括我办的那个报，为了有意识的和党报拉开差别，保留自己的特色，对当地的所谓的政治新闻这一类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规格：发标题新闻。比如采取一个通栏标题，然后下面一行小字，详见今日《河南日报》，保持自己内容上的特点。2000年后不一样了，当这个主流化提出来以后，很多报纸主动转向，开始向党报靠拢，开始抢发这些新闻。开什么会你不让我去我也要去，我还要发，把这个理解为是进主流的一个标志。用我当时的话来说这叫开会有一张请柬，到了会场留一把椅子，会后吃饭有你一双筷子。这些本来被撵到街头的记者这时候登堂入室，而且很快的党政部门也发现这些报纸的宣传效果比党报好，所以后来下请帖的时候专门列了都市报，地位提高了，记者们也很高兴，终于从街头走进会场了，甚至可以陪省长副省长吃顿饭了，找到做记者的所谓尊严了。但是由此带来的缺点就是本来借以生存的那种特点被削弱了，不仅是报纸与报纸之间雷同化，而且都市报与党报之间的特色也开始削弱了。大家怎样认识主流化，怎样成为主流，主流新闻是什么，像这样一些概念到现在都没有理清。　　

    这样一搞搞得报纸特色减弱，原来的办报思路受到冲击，向党报开始靠拢，后边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虽然各个报社情况不大一样但基本是差不多的，就是报社内部官场化。本来都市报创办那天起，它有一种新的机制。像我在的《河南日报》那绝对都是正式国家干部编制，过去都有福利分房，那是很好的，但是办起都市报来之后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没有这个条件，当时都是向社会招聘，不给你任何这方面的保障，你来了之后就靠你的努力，甚至于连现在对普通劳动者的三金，直到现在大部分都市报都没有落实，靠你挣分，靠你写稿子，这种机制在都市报发展的早期比党报的官僚化的管理更具有优越性，能把记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撵的记者不敢睡觉，从早上就得跑新闻一直跑到晚上要交稿子，一天最好多跑几个，马不停蹄地干着活。在党报里看不到这种景象，但是在这种报纸里有。这些带来的记者劳动权益包括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但实际上当时这一批记者确实跟党报记者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内部的机制也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当时很多报社里内部的考核机制，各个报社的办法用的很多，记分的，评等的等等，各种各样非常多的办法，逼着这些记者们马不停蹄地去干活，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但是随着主流化了以后，内部管理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先是把一批骨干转为正式人员，另外从中又提拔了一些干部，给内部又带来一种新的东西，内部开始官场化。内部为了要想摆平这个东西，办法也想得多呀。现在好多报纸有首席记者，那是摆不平才产生的，部里提了一个主任俩副主任只能提三个，那还有一个同样资历和他同样能力的没法提了，命名为首席记者，享受副主任待遇。首席应该是一个，后来很多报社一大群首席记者，这都是为了摆平内部管理上想的办法。本来最有活力的一种报纸，完全是一种新的体制，逐渐逐渐的内容上开始向党报靠拢，管理上也逐渐向官场化靠近。都市报已经十几年了，当年进来二十多岁大学刚毕业的，现在都三十多了，快生孩子了，有的报社还作出严厉的规定，生孩子每个月发500块钱，别的不管了。这种生活压力都来了，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所以从2000年以后，我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做中国都市报的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始，残酷的竞争，兼并、淘汰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这里我需要总结一句，就是都市报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是一个重大的阶段，它是打破原来党报一统天下，使中国开始产生真正的做新闻的新闻纸，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第二是真正产生了一种在市场下生存的报纸。90年代这一段应该是都市报的顶峰时期，但是现在已经走入一种困境，这个困境不在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在于办报理念的缺失和理论的缺乏。我把它叫做迷向，随着主流化以后，多数都市报已经找不着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了，以我自己亲身体会。我所在的一家报纸，当时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锐气的一份报纸，曾经有两年在97年、98年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份报纸曾与南方都市报并列，感觉到很敏锐，在新闻上有所创建，有所前进，当然争议也最多。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不用看别的，就看网易，每个月里头还有几条网易上的新闻是《大河报》的？我记得以前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没有《大河报》的新闻，而且还是在很重要的位置。报纸失去锐气是一种成熟吗？我觉得不是一种成熟，你该坚持的东西没有坚持，本有的特色被削弱了，这不叫成熟，这叫老化。而且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随着这种主流化以后，这一批报纸，有时候我说一句开玩笑的话，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报纸的好多报人走上这条路了，当然他也没有“杀人放火”。当年官场上流传的一句话是对《大河报》产生的：“防火防盗防大河报”。他认为你是杀人放火，因为整天搞这种社会新闻报道，搞反腐败的报道，成为官场提防的一个东西。现在突然不“杀人放火”了，受了“招安”了，而且在主席台上的坐位也靠前了，它把自己原来形成的风格和办报的理念给丢弃了，使这个报纸再发展没有目标了，再办报没有理念了，仅只是维持而已，维持这个报纸的现状，维持现在的广告收入，风险再也不想承担了，有前车之鉴，以后凡有可能带来风险的报道咱一律不搞，这个是现在多数都市报共同的一种生存状态，这带来的就是没有出路。　　

    内部矛盾大量的产生，不是靠干事业，不是靠写好新闻去激励记者，而是靠给官去平衡关系，永远平衡不了。我在《大河报》的时候是四个总编辑，一个总编三个副总编，现在大河报是一个总编15个副总编（包括享受副总编辑待遇的总编助理等），吃饭的时候两桌坐不下，平均下边的一个部门都不够一个副总编分管。报纸如果从外部到内部形成这种状态它能办好吗？我不是说他们坏话，作为那个报纸的创办人之一我感到很痛心，而这种情况又不是独此一家。　　

    讲到这儿得讲出路啊。我想的法是这样，春秋时代得标志是每个地皮上都有一个霸主吧。如果满足于占山为王，在一方当个老大，那么这种优势还可以保持几年，就像一辆列车虽然不给它加油加煤了，但随着惯性它还会滑行一段时间，效益短期也不会有明显下降，现在是最好混日子的时候，但是这个报纸没有前途了。我一直很看重的是任何一家报纸，它应该不断有新的目标，这个目标模式的确立对一家报纸关系极大，你如果已经满足于现在占山为王这个地位了，就意味着你现在开始停止了。希特勒的战略是闪电战，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希特勒的进攻停止之日就是他开始失败之时。到了斯大林格勒，他的进攻停止了，他就开始失败了。我们不是希特勒，但是我们办报一定要注意，你永远给你的报纸一个不懈的动力往前走，瞄准一个更高的目标，有更高的追求。这个东西说起来很空很虚，但实际上是一个报纸生命力的源泉。我认为在现在这种状况之下，从都市报来说，都市报的出路在于什么呢？在于确立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　　

    很高兴的看见已经有这样的报纸出现了。当年《南方都市报》如果从发行量来看它的发展和发育比《大河报》还要晚一年到两年。现在在这些都市报里我最赞成的是《南方都市报》他们秉承的东西。它们在广东可以说称了王以后，我没有发现第二家其他各省的都市报有提出它这样的目标来，它要把它的报纸办成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之一，这是他们提的口号。它的眼睛已经越过了广东，指向了全国。它要让它的报纸走出广东，进入全国影响最大报纸的行列，这个目标的确立对这张报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看它这几年连续的动作，不管是成还是败，你看他们的程益中进京办《新京报》等等，最近他们好像又到云南去收购了个《信息报》。从报纸的内容上来看，它现在已经不是光给广东人看的报了，它的视野已经远远超过了广东，是全国视野。而且这样一种姿态也给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全国各地的新闻人才，东南西北的有志于做新闻的人都奔那里去了，它能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实际上这两年它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又打出了两个拳头产品。第一个是它的特别报道或者是深度报道。我觉得这不仅是南都，是全国这类报纸将来要想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独特的影响力必须要抓的一个拳头。什么叫深度报道？第一，是要不同凡响，第二是要抓到那些新闻的富矿，把它狠狠的挖出来，形成一个时期的核心报道。实际上南都的核心报道过去也有过一些，造成全国影响的是孙志刚案报道。那一个孙志刚案给南都带来的影响力超过当年张金柱案给《大河报》带来的影响力。不管他后来付出了多惨重的代价，孙志刚案可以牛到促进废除了一部中国的恶法。付出了如此代价终于给中国的法治进程推进了一步，把收容法给取消了。新闻用自己的牺牲给中国换来了一点，哪怕一步的这样一个进步是何等的意义。　　

    新闻，大家不要把它仅仅作为一个饭碗，它确实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的职业。继孙志刚案报道之后，那一年包括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等一系列的冤案报道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促成了把死刑核准权收到最高法院去了，少杀错杀多少人，这是一个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只要做得好，做得正，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而《南方都市报》现在正在走，它的第一个拳头就是不断的制造一些不仅是影响广东而是影响全国舆论的，一个时期、形成全国舆论中心的这样一些核心报道，这个是它的一个拳头，是好多报纸现在求之不得但又不敢做的。　　

    比如在这次四川地震灾害以前，曾经有大约两个月形成网络上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南街村的报道，南街村报道的第一家报道是第一财经，但是力度不够，第二家是《南方都市报》，这个报道是一帮年轻人做的，后来有一些跟进的，比如凤凰卫视，还有北京的一批记者跟进，把这个报道做下来了，引起了巨大反响。原来我估计这场大的争论已经拉开阵势了，结果被这场地震给冲掉了。我不敢贪天之功，南街村报道我是全力的支持者，因为这是我一个多年未了的心愿。我是河南人，我对南街村最少观察了10年了，对他们内部的问题、对他的矛盾，起码在04年就有了相当成熟的看法，但是那时候我手头已经没有报纸了，我没有阵地了。我只好作为一个线人，把我所掌握的材料提供给一些还有胆识敢做这个的记者，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是终于把这个红气球给戳破了。我不想多讲这个报道，我是不能容忍这个拿着国家17亿的贷款，造这么一个文化革命模式管理的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模式的村庄。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还不应该算一算这个帐吗？不应该把这个气球戳破了，让它的精神面貌露出来？　　

    就是说一个报纸，你能保证你不断的提出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能够迅速形成全国舆论核心的这样一些报道，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很蹩脚的话，《公众话题与新闻媒体价值评估》，我提出一个现象，咱们现在评价媒体的时候有一套标准，在这些标准里头大家最常用的，第一是发行量，意味着你的影响力；第二是广告额，意味着你的造钱能力或者吸钱能力；然后从新闻业务上来讲，是每年能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数量。凡事报社里生存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很看重这些东西。我认为这里漏掉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准，这个评估标准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影响力的标准，这个研究时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你的新闻被几个门户网站的采用率，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当时还从传播学引过来一个词，叫公众话题，什么叫公众话题呢？就是在现代社会或者是信息社会里会在一个时期由于一些信息的刺激形成一些大家都关注的话题，谁都看着，谁都想说一句话，这样的一些话题。公众话题往往由一种信息引起，这个信息一般是新闻，当然不完全，有些即使新闻不做也会引起一些话题。这几天菜涨价长得太多了，你新闻再不报，老百姓也会骂也会议论的，他有别的得到信息的方法，最简单的是他一买东西发现贵了。可惜咱们新闻现在限制，一到涨价的时候各报社说不要报道物价上涨的消息，以免引起群众人心波动。那群众都是傻子，你不报道他不知道东西卖贵了？这是种掩耳盗铃的做法。这种公众话题的形成如果是由新闻造成的，那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个媒体或者哪个报道能形成这种新闻，而有的报纸就形不成这种新闻。你比如说有的报，客户订了一年到年底问哪个报道印象深，回答说没有，记不起来了。但反过来有一些报纸，人们会记得它做过的报道。这是不是一种评价啊？是官方评价之外的一种评价吧。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说一个好的报纸每个月那么多报道里能够有一个报道构成全国性的话题，引起全国各大网站的注意，引起好多网民的争论。一个月有一个，一年就是12个，一年下来这个报纸就不得了。按照传统评估，南都的发行量没到上海，在上海应该没有影响力，但是有几个人不知道南都，不知道南都的报道？它有其他的传播途径，比如说有网络，下边写着据南都报道，南都评论今天是什么，对不对？这种影响力用简单的发行量没法去衡量，特别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这种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至于把它如何量化来衡量，这个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我觉得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指标，很重要的影响力指标。我做报纸的时候曾经给记者夸下海口，我说我办一年报，如果每个月咱们能打响一个报道，形成全国一个时期关注的热点，成为其它报纸转载、各个网络和门户网站都转载的消息，一个月做一个，一年做12个，我保证这个报纸的影响力，乃至于它的发行量、广告额都会上去。可惜这个话说完之后干了10个月被免了，没干到一年。但那年也确实做了几件包括聂树斌案，巨能钙，还有直到最后的封口费等报道，一个月一个大概没有达到。我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标就是影响力的指标，超越发行量。这个指标对于报纸来说应该是最有激励也是最能说明报纸真正实力的东西，而现在南都正在这样做。我觉得这帮年轻记者们做的挺好，在走出一条新路。如果能按这个方向坚持走下去，不管再写多少检查，再撤几个总编辑，我觉得几年之后必成为全国一大报，不管它的名字大小。美国的所有报纸都是地方报，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太阳报》等，但它们不但是美国的报纸，而且是形成了世界影响的报纸。影响力的指标我觉得对于一个媒体一个报人来说应该是个最吸引人的目标，是应该想办法去打造的一个武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会带来内部的强大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从办报的策略上来考虑的出路所在。　　

    现在南都还有第二个拳头，是它的时评。尽管报社都有社论这一体裁和栏目，但是一般轻易不用，而南都把时评，把社论和读者的评论当成一个新闻品种，而且拿出最重要的二、三版，每天发出很多有思想有见地的评论，已经成了报社的一面旗帜。现在不管你同不同意它，南都已经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它所发的一切评论都是坚持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经常请的学者是影响中国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它有自己的价值理念，敢说自己的话。笑蜀在北京开会时回答了一个问题，有人说你们南方报系不平衡，你们只发自由派的声音，成了自由派的阵地。他的回答我觉得有道理，他说从这张报纸上你看到了不平衡，你从全国看到不平衡了没有？全国两千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纸说自由派的话，这难道平衡吗？你为什么对这个不平衡不去反对了？就是一个报纸要有自己的理念，要敢有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个也是南方报系现在在全国打出重要影响力的一个原因，这是它的第二个拳头。　　

    所以我认为都市报现在的困境是能走出去、有出路的，但这个出路不是自然形成的，要靠报人自己的觉醒、觉悟和一种新的理念的确立。说到最后就是谈到整个对报纸新闻包括都市报的新闻还应该有个努力方向，这个你可以从技术上总结出各种能总结的，我只是讲一点，我觉得对所有的新闻人，特别是都市报的新闻人来说，要有一个新的目标，要把自己新闻的品位、新闻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到的层次和水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学会要懂得做“人的新闻”，这是我这两年包括做新闻和想新闻时候痛切的感受到的一个缺陷。现在中央十七大讲“以人为本”，这次救灾的时候高喊“生命第一”，这是一种新的表述和新的声音。我们媒体在这方面不自觉的东西太多了，忽视人和人的价值，在我们新闻里屡见不鲜，包括我们自己思维定式里都有这个东西。我举几个例子，每年发生那么多灾难，多的死几十万，比如驻马店水灾死24万，唐山地震官方数字是24万，这一次地震恐怕不会少于10万吧。我要问一下，有谁知道这里头死的都是谁？当我们做新闻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一个个数字，这场火灾死了309人，那个矿难死了多少人，你知道的是一个数字。这里有几个人，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是哪里的人，他的家庭情况如何，他的死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谁知道？不要说读者不知道，记者也不知道。记者就没有去采访这个，或者官方也不去发布这些东西。大家做一个对比，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是什么样的？是一堵墙，这堵墙上是一个一个的名字。整个越南战争当中死的每一个从将军到士兵的名字都刻在这个墙上，对人的尊重体现在这里。每个人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失去，最简单的追悼方式是你不要遗忘，你记住曾经有一个人活着，曾经有一个人就这样死了。哀悼的前提是你得记得他，如果你都忘了还哀悼什么？日本人指责我们，你们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不可靠，你拿出来的数字是30万，你拿出名单来。但是我们拿不出来，我们连一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中国历来视民如草芥，一个普通百姓、一个草民的生命值得记吗？值得去搞调查吗？没有人管这些事儿。　　

    还有一条我后来才觉得残酷的规定，前两年国家定了一个标准，以后再发生各种灾难，死10人以上视为特大事故，就要报国家最高的部门。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你注意最近报道的几个矿难都是死9个。一起是巧合，多起我就觉得不是巧合了。人们在数字上做文章啊，死9个就不够10个，就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和追究。后来这居然成了咱们新闻界报道新闻、判断新闻价值的一个标准，死不够10个不报，大家也默认这个标准了，我对此感到非常悲哀，也非常气愤，我想突破。　　

    2004年的时候我做过一个题目叫《一个人的矿难》的报道。当时河南有一个煤矿发生了一次号称小的矿难，遇难的是一个人。我派了一个记者去，记者去了现场说就死了一个人。我说我就让你给我写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家庭情况怎么样。到了现场他发现一些让他感动的东西：第一是这个人姓陈，叫陈奎，因为井壁倒塌把他封到井下了，但是看样子没有受伤或者受伤不重。怎么知道他活着呢？从井里边通上地面一个水管，从矿难发生以后他就在井下不停地敲击那个水管，当记者去的时候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敲击声，这个声音一共响了七天七夜。这个细节让记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一个人，在几百米深的井下，在一片黑暗中，七天七夜不停地敲击那个水管，传递着一个求生的信号。但是记者后来见到的情况让记者气愤。矿山救难队去了，当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矿山救难队的救护是分批下井，一次下去两个人，其他人在井口的房子里打牌、睡觉。每下去两个人一个小时上来再换两个人下去，一个小时的掘进大约是50公分左右，不紧不慢地在搞着所谓地救护。上面还在打着牌，下面不停地敲击水管声还在传来。我说你去写这个，你就把你现场所看到的一切写下来，写了就发了，后来多次到这个现场，过了21天才终于挖通了倒塌的那个井壁，这个人已经死了。原来我已经答应了，我说当陈魁的尸体出来那天我要写一篇评论，我要为他哀悼，我要写他死于什么，他死于灾害也死于人心，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结束了。结果后来有个变故，在那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我就离开那个报纸了，所以悼陈奎我也没写成，但是我有这个心。　　

    我们做新闻的人不能太冷血，不能把人都看成一个一个数字。一旦它变成一个僵硬的数字的时候，它里边传达的人性感情统统没了。洛阳火灾死了309人以后最让我感动的东西或者是最引起我悲伤的东西不是写在稿子里的，是第二天记者回来跟我汇报的一个细节。309人都像是睡着了一样，身上一尘不染，火灾之后没有一点烟火样。为什么呢？那天着火是地下二层起火，一个家具商场着了，家具着火的一股浓烟顺着中间那个天井直冲最高一层，最高一层是个歌舞厅，正在开一个盛大的圣诞晚会，这股和着毒气的浓烟一下子冲进去，在场的所有人马上倒地，两秒钟，吸了那个毒就死了，但火没有烧到那里。这些人一个个穿着节日的礼服，看那样子一个个像睡觉一样。但是记者告诉我最悲惨的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当他找到一个熟悉的军队朋友，穿着军装混到停尸现场的时候，一排一排的尸体停在那儿，他说他的感觉是像走在夏天的庄稼地里，满耳听到的是地里蝈蝈蛐蛐的叫声。因为所有的死者身上BB机和手机都在叫。第一天晚上参加圣诞晚会一夜没回家，第二天家人还不知道死活拼命打电话，整个停尸场里头一片手机声，但是没人管。没有人去接，也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告诉他们家人死去的消息。这样一个细节让我感觉到咱们这个社会太缺乏对人的人文关怀。包括对死者对生者都是一样的，而我们做新闻的时候只能作出死亡309人，其他什么都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个家庭的痛苦都在这数字里过去了。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既然咱们第一个给地震死难者降了半旗，能不能在将来的四川修一个地震的纪念碑，把死者的名字一个个镌刻出来？让我们第一次尊重一下这些人，尊重这些生命，尊重这些姓名。我们记者写报道的时候也不要再那样冷血了，不要把所有的死亡、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简单的数字。我们过去做新闻讲的是见事不见人，我们只注意事儿，这儿死了几个那里死了几个，我们没有看到这背后是多少个生命的失去和带来的悲剧，我们没有注意过人，甚至死的是男的是女的，大人还是小孩我们也没有关注。只要他不是大人物，普通草民是没人关注的。好人如此，坏人也一样。回想起我们过去做的报道里有多少违反人道或者是违反普世价值的报道。　　

    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赖宁的故事？山林着火了让孩子们去救火，烧死了之后作为英雄去表彰，这人道吗？现在已经停止了，幸亏有点儿进步，以后发现森林火灾禁止动员学生去救火，我觉得这才符合人道。在我年轻的时候全国曾经宣传过一个上海的典型叫金训华，一个上海知青到黑龙江，发生水灾，一根木头被冲到水里去了，他为了救这根木头跳进去最后把自己淹死了，也作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来宣传。这人道吗？一个人的生命就不如那根棍子？即使他这样做了我们能这样宣传他吗？能号召人们都去学习他吗？直到现在朝鲜不是还在宣传吗？发生水灾的时候一个朝鲜小姑娘为了到水里把金正日的画像抢出来自己牺牲了，朝鲜课本上现在还有这一课呢，为了抢救领袖画像而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非常高的地位。这人道吗？我们过去搞的宣传里这种不人道的东西还少吗？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年的新闻实践，特别是这次灾难的报道我们现在要反思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真得去向普世价值靠拢一下，真不能再做这种愚蠢的傻事，更不能干那种血腥的事儿。　　

    在我一生中见过很多次死亡，80年代我在《河南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曾有一个没有发出来的报道，当时豫西山区里的基地里发生了官兵之间的矛盾，一个当兵的拿了枝枪把连长毙了，然后携枪外逃，整个豫西所有的路口都有军警把守，所过的每一个行人和每一辆车都要接受检查，把这个士兵的照片印出来对照。那天晚上在洛阳东面的孟津县黄河大桥桥头拦住了一辆长途汽车，公安人员拿着罪犯的照片上车跟所有乘客对照，没想到对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士兵。这个当兵的也发现了，就拿出身上带的枪把这个警察打死了，枪声一响司机开开门就跑掉了，然后重兵包围了这一辆车，向车上喊话，劝他出来投降等等，他不下来。相持了几个小时，眼看天黑了他也不下来。天黑了以后怕他趁黑逃跑，有人下令开枪，冲锋枪手枪步枪机枪一起开，我后来见那辆汽车了，打的像蜂窝一样。那个罪犯加上全车的乘客同时被击毙了。这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真实案件。后来很快就通知这个案件不得报道，到现在也没有报道。但是前些天我突然发现在河南警察学校的教材里有这个案件，它是作为警察处理各种案件处理不当的一个例子把这个案件讲出来的。不要在这里骂什么普世价值了，在任何一个世界的文国度里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警察总长都要引咎辞职的，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发生了人质劫持案的时候第一个原则都是要保证人质的安全，宁可让罪犯有逃跑的可能也不能让伤及一个人质，这是普世价值，这是全世界都遵从的东西，而我们从来不懂这东西。我们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这事儿就发生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还是这种水平。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新闻要学会做人的新闻，当我快要离开新闻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在这方面做的太不够了。　　

    要学会做“人的新闻”，甚至于坏人也要如此。王书金给我一个震撼，一个杀了四个人的强奸杀人犯，居然在自己一生中最后的时候办了一件男子汉的事儿，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个罪犯，而且是要执行死刑的，他用自己最后的举动来为一个已经替他死的人恢复名誉，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某种意义上让我感动的人。最坏最坏的人你也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怎么形成的。我这辈子见过最冷血的杀手叫彭妙记，这个人现在保持着中国连环杀人案的纪录，他一个人在先后四年时间杀了77个人。这绝对是个恶人，是个杀人狂，但他是怎么形成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让记者采访，记者回来跟我汇报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从来没有过过一天正常人的生活。他家里非常穷，从小没有父亲，跟着母亲要饭，当他记事儿的那天起就是个要饭的，没上过学，没受过任何教育，正常人的家庭生活他没有，从小要饭要到大。他做的第一个案子是17岁时贩卖人口，他贩卖的第一个人是他母亲。当他母亲把他拉扯到17岁的时候他找个机会把他母亲卖了，赚了点钱。即使犯罪分子也有他形成犯罪的环境条件，以至于他后来杀了很多人。其中杀的最惨的是在一个村边的破房子里杀死了一家四口，杀完了一家四口得到的钱是五块钱，那家很穷。他杀的最后一个人是跟着他杀人的一个同伙，怕他走漏口风。让我特别吃惊的是就这样一个杀人狂在法庭上居然要求免他死刑，希望从宽处理，希望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他最后的回答让人又想笑又可气又可恨，但不能不深思。法官问他你说你立功赎罪你能立什么功？你有什么本事?他很认真的回答说我会杀人，你把我派到台湾去我保证把李登辉杀了。让人苦笑不已，他的唯一特长是杀人。　　

    我们的报道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几个把这个人写成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了？我们写这一篇报道总是某某某罪有应得，或者等待法律的严厉惩罚，我们看到人了吗？我们看到人所生活的环境，所形成的条件，所走过的历程，所给予大家深思的教训了没有？包括这次救灾我希望你们特别是学新闻的学生，在等大家激动的情绪冷静下来以后，认真的检点一下这次赈灾的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太好的，哪些是应该避免的。我现在不说，但是我有个感觉，给我启发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这一期的封面，也是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美国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两只手，下面一只从水泥板下伸出来的已经青黑色的死者的手，一个孩子的手，上面是一个红润的孩子父亲的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这张照片的名字叫做中国的心碎了，你可以理解为汶川地区正好相当于中国的心脏地带，发生了一次山河破碎的地震；你也可以理解到它所带来的悲剧让中国人伤了心，但这张照片决不血腥。你可以回忆一下9.11，据统计数字，整个美国世贸大厦死了3000多人，从电视报道到报纸报道中你们谁见过一张残肢断臂血腥的照片？没有。美国没有宣传部，也没有禁令，但是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很自觉的遵守一个规则，就是死亡已经很令人悲哀了，不要把死者的惨象给留下来，或者是让他们家属再受到那个刺激。那些家长，孩子死了，你再把那个断了头的断了臂的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照片拿给她看，这个母亲受得了吗？这里面是对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没有向美国同行学一学这样一种理念呢？不是去掩盖灾情的严重，而是为了救助人心，对人的一种人道关怀。在这些东西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中国新闻人，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太多了，我们对普世价值理解的东西还是太少了。我觉得地震给我们留下不尽的话题，大家将来想或者是有可能做新闻工作或者新闻研究工作的，希望你们能够在将来资料攒齐了之后认真琢磨琢磨。

  （按：本文系马云龙先生2008年6月14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座的录音整理，并经马先生审订和授权特刊于本博，转载请注明转自资深助教的博客。）

（马云龙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座录音整理）

深度报道是新词，这些年来对这种新闻形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早叫特别报道、深度报道等等，实际上这种报道形式，远的不说，近的开山之作就是刘宾雁1979年冬天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深度报道，叫《人妖之间》。

我惊讶的发现在很多大学里，别说本科生，甚至搞新闻的研究生都不知刘宾雁为何人，我感到很吃惊，时间过去的并不久，从刘宾雁发表《人妖之间》到现在也就是20多年，现在居然被研究新闻和学习新闻的人这么彻底的忘掉了。我一直认为也主张，中国深度报道这种形式确实可以追溯到刘宾雁这篇文章，它确实是一个开山之作。你对刘宾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读过《人妖之间》和刘宾雁的另外一篇代表作《第二种忠诚》的人，都应该知道那是一种何等的社会责任感，那是一种何等敏锐的对历史动向的观察力。1979年冬天，也即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刘宾雁作为一个刚刚在北大荒改造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回到了新闻岗位，到《人民日报》做了记者。他敏锐的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腐败也随之到来，当时他就抓住了一个在那时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的的案子，写了《人妖之间》的报道。我当年读到这个的时候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全国人民都受到极大的震撼。一篇新闻作品能够在全国引起那样的反响，咱们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现在再看看那个王守信，她贪污的数额是50万，跟现在那些贪污犯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那个时候50万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了。刘宾雁作为一个敏锐的新闻记者，非常早的注意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也是贪官们疯狂的节日到来了，他写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作为现代新闻反腐的开山之作，也是咱们所讲的深度报道的开始。

刚才这个视频里边对刘宾雁的评价你可以了解也可以不了解，但是我告诉你，虽然刘宾雁被开除党籍，逐出国门，但他直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他有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叫做《第二种忠诚》，他在那里用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血腥但又非常典型的事迹叙述了另一种忠诚。咱们讲的忠诚于党的事业就是党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切听党安排。但是刘宾雁提出一个问题，党会不会在一定阶段犯错误，比如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当党犯错误的时候，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你该怎么办？难道你也要跟着犯错误才算是忠诚吗？他提出一个概念叫第二种忠诚，我是忠于党的事业的，但是我更忠于真理，在党历史上这样一个重大错误的时期，一个真正的公产党员应该是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去纠正党的错误。刘宾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而且他直到死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很可惜刘宾雁最后的十八年是在美国过的。他1985年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被第二次开除党籍（反右的时候第一次开除党籍，后来回复党籍）。1988年，他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讲学，但是他到了美国后这边就宣布他的护照作废，因此他就回不来了。当他癌症染身面临死亡的时候一连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6封信，唯一的要求是我是中国人，我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直到现在还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求死在中国，但是没有做到。我把这个录像作为咱们今天讲座的开始，是因为希望关心新闻、喜欢新闻、决定投身新闻事业的人记住，中国的新闻事业是由几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走到现在的。

我就是在刘宾雁的影响下走上新闻岗位的，我本来不在新闻业，我开始做新闻是在40岁。我所以选择走上新闻，就是在看了刘宾雁的一些报道以后，懂得了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是什么，历史使命是什么，我愿意走这条路。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老新闻工作者，我跟他们讲，我是老的新闻工作者，不是老新闻工作者，如果从1984年做《河南日报》记者开始，我的新闻工龄也就是20年左右，算不上老，现在好多年轻的他们工龄都比我长。我一直在河南做新闻，在全国开始产生一些影响或者是新闻界内部知道我的名字，是从1997年的张金柱案报道开始。这个报道是我一手操作的，具体写稿人是江华，我当时的职务是河南《大河报》的副总编辑，所有的新闻是归我管的。我今天从张金柱案讲起有一个原因，我不想表功，我想辩护，我不想给自己辩护，而是要给中国新闻辩护。在现在不少大学的讲堂里，讲到张金柱案的时候是把他作为一个反面例子来讲，认为张金柱案是中国新闻干预司法、新闻影响判决，甚至是 “新闻杀人”的典型。有些人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太多了，多到可以新闻杀人了。我作为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我要为中国新闻辩护。

当年的情况并不复杂，1997年8月24号晚上九点钟，有一辆车在郑州省委前的金水大道上撞了两辆自行车，那两辆自行车的骑车者是中州宾馆的厨师苏东海和他儿子，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路上走，被后面来的一辆汽车撞倒了。儿子当场死亡，他的父亲和两辆自行车被卷在汽车底盘下面，肇事司机从肇事地点稍微减了一下速然后又加快速度还转了一个弯逃逸了。结果被后面的一辆军车看到，军车拼命追赶，在肇事汽车跑出1500米的时候军车就横着挡在它前面，把这个车拦下来了。就是这样一件撞死一人、重伤一人，而且这个人被拖得很惨，这样一个恶性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后来引起全国关注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情节确实挺恶劣；第二是身份不一样，肇事司机是郑州市公安局的一个分局长，叫张金柱。那天晚上出这个事故的时候正好我的夜班，九点钟的时候有读者打来电话报告这个事故，正好江华在，我就叫江华赶到现场去看看。江华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怪现象，当事故科的交警来了之后到肇事车前一看，交警对肇事司机敬了个礼，然后说了句，“哎哟，张局长，是你啊。”然后就拉着这个事故车直接到事故科的院子里，然后把大门一关，所有记者不准进去。这个事情当时我觉得很气愤，如此恶劣的事件，而且看来肇事者还有来头，所以当天就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了。在发消息的同时，我写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里我实际上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命令，无论这个肇事者是多大的官，本报一定要跟着报道，一定要查明真相。我给江华第二天的任务是今天就是想办法出去查明这个局长是谁，查不清楚你别回来。江华去查了一天，最后回来跟我说终于从公安局内部打听到了，此人是一个分局长，叫张金柱，我说好，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张金柱我认识，我还和他一个桌子喝过酒呢，我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作出这种恶性案件你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从当时操作上就遇到一个技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社会责任感或者使命感如何把它变成一种技巧。这个事情一报道之后引起舆论的一片大哗，报社的电话那天都被打爆了。每个电话只要一响都是读者纷纷谴责这件事，而且要求查明是谁如此放肆。当知道这个事后我就想这个事儿公安局的压力够大的，他不但是一个公安的干警还是一个中层干部，这事情如果直接报道出来，老百姓的所有愤怒都会指向公安局。因为当时群众对公安干警的警风警纪已经充满了意见，甚至街上大家都流行了一句口头语，“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这类的东西群众里头是非常多的。如果你真的说明这个是一个公安干部干的，那么这个舆论就会一下子指向公安系统。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新闻人不愿意看到的，谁的事是谁的事。我当天就找到郑州市公安局，跟他们去交换一下意见，我说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张金柱了，我们就要做第二篇报道，希望在我们第二篇报道的时候郑州市公安局能有一个主动的做法，既能向群众交代也能缓和群众的愤怒，不要形成更大的群众对公安局的怒潮。他们说我们一定尽快研究一下。第二天的消息发的时候就采取的策略一点，标题是这样做的，《肇事人身份已查明，等待有关方面证实》，还没有点出来。这样一登出来确实给公安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台阶，让他们采取主动。所以那天晚上，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兼郑州市公安局局长去找我，说我们已经定了要把他刑事拘留，把他关到看守所去。怕群众不相信，请我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到现场监督，让我亲眼看到张金柱被关进看守所。我就陪着他们到了看守所，他们给执行的民警下的命令是晚上12点以前一定要把张金柱抓来。到11点的时候忽然打来电话说不能把张金柱送来，说张金柱现在心脏病发作了正在医院里紧急抢救，而且张金柱的儿子女儿女婿跪在公安人员面前说你看我父亲病的这么重了你们还要抓走他，公安民警也下不了手。当时公安厅副厅长问我说老马你看怎么办，我说你们平时执行任务遇到这种情况按常规该怎么办。他们后来研究了一下又给下了命令说把他从医院里直接拉到看守所来，如果他真的有病的话，打着吊针连大夫护士一块儿过来。所以到11点50的时候来了一辆救护车，张金柱躺在一个病床上，后面还跟着护士举着吊瓶，把他送进看守所的监号里。第三天的消息发出来了，说已经查明是张金柱，郑州市公安局采取措施对他实行了行事拘留。公安局第一次亮相是主动的，怕群众误解，我当天还又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再呼公安万岁》（因为在两个月前我写过一篇评论《公安万岁》）。我还记得这个评论里有这样的话，说我们上次写公安万岁的时候是王玉荣救出孩子们的时候，我们和群众一起高呼过公安万岁，现在当我们的公安机关把法律之剑刺向自己身上的毒瘤时，我们再呼一次公安万岁。用这种东西让群众冷静下来，对这个事有个对个人和整个公安之间的区分，这是报道初期的基本情况。

后来，这个案件就一直进入检察院、进入法院，最后张金柱被判了死刑。张金柱庭审的时候我们派了6个记者带了录音机把检察院的起诉书、张金柱律师的辩护词、法庭辩论经过，直到张金柱的最后陈述都记下来 ，发表时我记得大概是用了五个版还是六个版，把整个庭审的全部情况没加删减的全文刊登出来。因为当时这个案子不仅在河南，在全国都是深受关注的。我记得在所有案件报道中那次是做得是最大的。但到了那年12月12号，宣判的时候让我吃了一惊，判的是死刑。因为整个庭审过程我都听了，他当时依据的法条不是新刑法的交通肇事，交通肇事致死人命然后逃逸，按现在的新刑法最高是七年徒刑。也就是按照交通肇事和逃逸来说张金柱判刑的最长时间是七年，没有死刑。但当时法庭引用的法令是另外一条，是新刑法里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情节恶劣的最高可判死刑。但是这条有问题，我当时就认为有问题，故意伤害是需要证据证明张金柱是故意伤害的，而张金柱和他的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始终围绕着不是故意。他说那天喝酒喝多了，是在高度醉酒、没有神智或者是神智基本不清的情况下肇的事，他们就是驳斥了这个“故意”二字。但是法庭最后的判决没有提出铁证，我记得当时检察官对这个事情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开过汽车的人都知道，汽车底下不用说挂了两辆自行车一个活人，就是车底下挂着一根铁丝开车的人也应该觉得声音不对，应该知道，这是一种推理，并没有回答他当时是不是清醒这一点，最后就这样判了。我记得当时是12月12日上午判的死刑，下午我以我和江华的个人名义写了一份紧急内参，对这个死刑判决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判决证据不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这个内参第二天就紧急发出去了，给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乃至省里的各级都发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闻人除了忠实于新闻职责的同时，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记者还有一个法治精神，我希望按照法治精神来做事，并不希望对他进行死刑判决。第二天新华社河南分社也发了个内参，也提出来了，他那篇内参的题目叫做《张金柱罪不容赦、罪不当株》也对这个死刑判决提出了疑问。当地最大的报社和新华社都对这个死刑提出疑义，这使张金柱的死刑推迟了，让张金柱多活了五十几天。

但是过了四年之后到2001年，突然在报告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后来这个报告文学出了个单行本，书名叫《第一种危险》，作者叫做邢军纪，此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个作家，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以前是河南炮校（现在叫防空兵学院）的一个人，张金柱的女婿、儿子都在炮院，跟邢军纪以前都是很好的朋友，邢军纪在过了四年后出了一本书替张金柱翻案，这个可以理解，你有这个自由，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论点，说张金柱案是新闻杀人的典型。由于《大河报》等新闻单位对张金柱案的报道，导致法庭误判，判了张金柱的死刑，这是新闻干预、影响法律，他直接用了新闻杀人这个词。这篇东西出来之后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沉寂已久的张金柱案变成了当时的一个热点。这个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现在在多数大学的新闻教材里，都这样认定，认为这事儿是新闻干扰干预法律造成错杀，把新闻杀人这个帽子基本给坐实了。当时这个事情出来时我很气愤，我给发表刊物的主编打过一个电话，让他转告作者，我说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你以客观的面目来写张金柱案的时候，你采访了张金柱家里所有人，但是作为当事的另一方，作为主控的新闻这一方，你也不是不认识我马云龙，你为什么没有采访过我呢？这个案件的前前后后包括幕前幕后你知道吗？你说是新闻杀人，我说你知不知道第一个反对死刑的人是我？12月12日上午公布的死刑，下午我写的内参，我反对死刑，虽然拖延了死刑，但是这个反对无效。后来公安厅厅长告诉我，你别试了没用，在法院判决以前已经有四个中央领导作出批示了，这四个领导里面最大的一个批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第四个人是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任建新的批示我看了原文，十个字：“同意。只此一案，下不为例”他知道这个案子按照正常情况，不作政治考虑，单纯从法律出发的话是不该判死刑的。你说张金柱是被新闻杀死的还是被中国那种非法治状态杀死的？怎么能把这个事情扣到中国的新闻界头上面？怎么能在中国的新闻自由还没有起码的法律保障的时候，连个新闻法都没有的时候，你又给中国新闻加上一个新闻杀人的帽子？这是我多年一直想讲的，但是当时赶巧了，正在我要写文章跟邢军纪就此展开论战的时候，突然被撤职了，直到现在邢军纪的那种东西还在成为一种主流舆论，认为张金柱案是新闻杀人的典型。这个我坚决不承认，这不仅仅是我不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我认为不能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闻自由再加上如此下流的大帽子，好像中国新闻可以杀人了，大家应该知道这不是事实。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讲张金柱案是为中国现在可怜的新闻自由辩护。

如果说张金柱案我所追求的既是新闻的职业责任感，也包括新闻记者的法治精神。其他的报道，大家耳熟能详的还有一些，比如比佘祥林案揭露还早的聂树斌案。这是2005年春天的事情，后来2005年被有些人说成是平反冤案年，那年出了一系列大的错案的纠正，其中第一个是聂树斌案。见报的时间好像是在2005年2月，我当时在《河南商报》以总顾问的身份代理总编辑职务，那是我最后一个工作岗位，在那里工作了10个月。我讲这个案子有一个意义，就是所谓深度报道你怎么去深呢？怎么叫深度报道？我觉得深度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对事实的真相的深度挖掘，第二是对事件意义的深度挖掘。聂树斌案应该是个典型。

这个报道是一个偶然的因素造成的，每年公安例行有个春节前的治安大检查，郑州市下属的荥阳市一个派出所到农村的一个砖瓦窑审查外来人口的时候，听说一个人的行迹比较怪。窑厂里面有一个打窑坯的工人叫王书金，不知道他的家乡，几年没有回过家，也从来没有人找过他，而且这个人有一个反常的情况是怕警察，只要一听到附近有警车响他吓得就钻到窑里躲起来了，走路看见前面过来一个警察就躲到庄稼地里去了。这样的细节引起当地警察的注意，就把他传到派出所，把他传到派出所的当天晚上他就交代了四起强奸杀人案。他是河北广平县的一个农民，在广平县强奸杀人三起，还在河北省石家市郊区一个孔寨村旁的玉米地里强奸杀死一个。荥阳公安局就把这个罪犯引渡给河北公安方，让河北广平公安局的人把他带走了。这边就给荥阳警察立了功，因为破了一个大案，然后把记者们找去发布了这个新闻。结果记者在吃饭的时候听公安局长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事儿还有麻烦呢，听说这小子交代的四起杀人案有一起可是另有人死了，已经枪毙了。记者当时没在意，回去之后当笑话一样跟我说起公安局长的话，我说这个事可比那个事还要大。当时就派了两个记者到河北去，开始了对这个案件的艰苦的发掘真相的调查。幸亏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广平县公安局负责这个案件的副局长郑成月，在他办案过程中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前三起在广平的案子都落实了，而且王书金指出每个人埋在哪里，去了之后就能把尸骨挖出来，都很准确，唯有石家庄这一起坏了。邯郸广平的公安局到了石家庄说是办这个案子的时候，石家庄警方不配合，只告诉他这个案子早就破了，罪犯叫聂树斌已经枪毙十年了。然后邯郸警方就提出要求把聂树斌当年的案卷提出来看看，石家庄警方不给，说这个案子已经定案，已交最高法院了，已经没什么疑义了，连公安局办案都看不到这个案卷了，这时王书金还在交代这一起是他干的。而公安局只有王书金的口供却无法取得比如案发地的现场勘查记录，当时聂树斌的口供、笔录等等。当时公安办案也办不下去了，我们的报道也遇到困难，这个怎么办？后来光为这个事儿我领了两个记者跑了四五趟，广平、石家庄跟各方交涉，不可能，不提供任何材料。

后来终于有一个突破，发现10年前枪毙聂树斌的时候，一个参加破案的民警在当地的一家公安报纸上写过一个破案记，叫《青纱帐疑案》，他把破案经过写了，这个报道里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把这个和当时王书金的口供做了比较。一对照发现惊人的一致，当时有三种设想：第一，有没有可能不是王书金做的，是聂树斌做的？但王书金如果知道有聂树斌这个案子后故意把水搅浑，说你们杀错一个人，是我干的，给案件的审理和最后判决制造障碍，可以保证他多活几天；第二个考虑是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共同作案的？当时抓住一个毙了一个，还有一个漏网的；第三个有可能非常小的几率是两个人先后在同一地点对同一个人先后作案。按照逻辑来说我们只能设想这几种情况，后来把这设想一一推翻了，最关键的是第一种，王书金是不是故意把水搅浑。我们发现王书金从被捕开始，直到现在，至少有七次正式审讯中他讲话都是始终如一的，这案是他做的，时间、地点、情节都准确，而且直到去年一审开庭的时候，他依然不知道他做的这起案子已经有人替他死了，这样就排除了王书金搅局的可能性。在经历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在那年的2月中旬《河南商报》就发出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

这个报道当时我在技术上还采取了一个一般报纸没有采取的措施。我知道这个案子关系重大，也知道难度非常大，很可能报道的第二天上面就一纸禁令，不能报道了，那么悄无声息地或者影响很小的范围就被压下去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我发明了一个办法，我不搞独家新闻了。那天晚上我采取了一个反常的措施，我在《河南商报》组版的同时给全国200多家报纸，包括上海的，都传去这篇稿子，而且注明“欢迎转载，不收稿费”。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一夜之间变成全国所有报纸都关注的热点，到那个时候你再来禁止就晚了。如果只有一家报纸的话第二天狠狠一冲就没了，其他即使想转载也不敢转载。这个方法是在信息时代利用网络突破新闻管制和封锁的好方法，我已经屡试不爽，当年巨能钙就是这么干的。凡是发现了重要的报道，估计会有很大阻力，我就干脆首发权都不要了，发给所有愿意发的报纸，大家同一天发。结果第二天，全国东南西北各省的主要报纸同时都发了这个消息，这个让你禁也禁不了。这个冤案影响非常之大，包括网络，当时网易、新浪上面一天就跟了七万多帖子。也巧了，这一炮打出来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湖北的佘祥林案出来了，紧接着是湖南也是这样一个错杀案，接着是唐山的李久明案等等，我当时的统计是这种严重的错杀冤杀的案件和这种错判死刑案件连续在全国报道不下10起。佘祥林案很侥幸的已经平反了，而且佘祥林还得到了100万的国家赔偿，因为佘祥林案简直是没办法再辩解了。而第一起聂树斌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聂树斌案去年又掀了一波，《南方周末》的赵凌又追踪了一下，把这个案件最新的戏剧性发展给弄出来了。

当时聂树斌案出来之后，全国禁是禁不了了，媒体跟进。结果后来又出现一个变化。聂树斌家对这事如梦初醒。大家可以想，一个农村的家庭，他母亲叫张焕枝，一个农民母亲。她告诉我她已经十年没有抬起头走路了，尽管不相信她的儿子犯了强奸杀人的死罪，但她儿子被枪毙以后他们全家十年走路都低着头，村里没有一个人跟她们说话，觉得很不光彩，家里出了个强奸犯的儿子。当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一家人就看到了希望，张焕枝开始申诉、开始告状，而且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她的生存环境已经变化了，过去是没人理她，后来张焕枝拿着报纸的报道去最高法院申诉时村里有五十个人跟着她一块儿去，支持她申诉去了。在小范围里老百姓已经给她平反了，老百姓认为她的儿子死得冤。但是没想到法院不接受，理由是除了申诉状之外还要附一份当年的判决书，这是法定的程序。她说我没有判决书，你们把我儿子枪毙的时候就没有给我判决书，我哪儿来的判决书呢？法院说没有判决书只有申诉书不接受，不受里她的申诉。没办法她就跑到最高法院去申诉，最高法院也是不接受。然后她通过律师到河北法院要当年的判决书，河北法院的回答是10年前是新刑法执行以前，旧刑法当中没有规定给犯人执行死刑要给家属判决书，所以我们没有给判决书，现在我们也没有义务给你补发判决书，这就造成一个死结：没有判决书就不能申诉，要判决书又不给你，拖了两年，就这个死结过不去。结果到去年七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机，有一天张焕枝突然收到一个没有下款的特快专递，打开来看就是判决书，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把判决书的原件给她寄来了。这次张焕枝拿着判决书又到了河北省高院，那边说没有判决书不行，她说有判决书，高院的人大惊失色，你哪来的判决书？她不回答。但是河北省高院还不接受、她就到北京，到北京我又替他找了一个重磅的律师张思之，现在张老是聂家的代理律师。这次最高法院受理了，受理之后一个月，张焕枝又去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给她出示了一纸公函，说你回去找河北省高院吧，我们已经把你的申诉转到河北省高院了，让他们重新审理这个案件。我前两天跟张换枝联系，直到现在河北高院还在按兵不动，还没有重审。

还有一个戏剧性的是王书金本来不知道有人替他死了，他就是如实交代了他的四起杀人案。王书金的律师也是我替他请的。为什么我要替一个杀人犯请律师呢？当时我从广平公安局长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是遇到一些障碍，这些材料不能用。办案的公安局长告诉我的这些材料我一旦用了他就有泄密之责，我不能害了一个给我提供材料的正直的公安干警，我明明有材料没法用。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让王书金直接把话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用了。而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王书金请一个律师，律师现在可以去会见嫌犯吧？我去北京请了一个姓朱的律师，他愿意义务的做这件事。请律师也很戏剧性，王书金被关起来了，他不可能出来写委托书啊。王书金在荥阳有一个家，他在砖瓦窑的时候已经跟当地一个叫马金秀同居在一起了，而且在这几年里还生了两个孩子。我派记者去找马金秀说明这个意思，希望她能代替王书金写一纸委托书，替王书金请个律师，马金秀同意。但是后来律师告诉我不行，马金秀和王书金没有正式婚姻关系，是同居关系，不能代表他去请律师。后来又想了个办法，他的妻子不合法，孩子合法呀，以他两个孩子监护人的身份代表孩子写份委托书。这事儿有人怀疑说，你这个记者这样做违规不违规呀？你这个记者又替聂树斌请律师，又替王书金请律师。我觉得我没有违法，作为一个公民我可以这样做，作为一个新闻人我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律师就见到了王书金才发现王书金根本不知道有人替他冤死，直到去年7月一审以前律师告诉王书金，说你这里有麻烦，你这儿讲的第四起案子已经有人枪毙十几年了。王书金的反应很让我意外，他说我不管是杀三个人还是四个人都是死刑，但是我不能让一个人替我冤死。

法庭上的情况是，检察院只起诉了王书金三起案子，根本不提第四起案子，检察院不起诉法院也不提，结果是王书金在法庭上提出来说不对，还有一个呢。当时法官就制止他，说你所说的与此案无关，不让他说。这反倒出现一个奇闻，杀人犯替被杀的人喊冤了。现在王书金上诉到最高法院的的上诉书里不是要求减刑，而是要求加刑、加罪。他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书是法院判决不对，判决说我杀人案是三起，实际上我一直交代的是四起，还有一起。现在这两个案子很有意思，因为死刑判决的核准权已经回收到最高法院，王书金的案子已经由河北省法院送到最高法院了，而聂树斌的申诉由于有了申诉书也送到最高法院了，看这个戏怎么演下去。这可以说是那几个大冤案里头经过曲折最多、拖得时间最长，到现在还看不清下一步怎么发展的案子。

我在这个里讲的是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搞深度报道的记者，他的难度之大、风险之大、所需要耗费的精力之多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我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还是《河南商报》实际上的总编辑，可是过了10个月之后，那年10月我又一次被免职了。我现在叫做“有事无业”，但聂树斌这个案子我始终关注。几乎每个月都会跟他们家里通通话，问问事情的进展，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永远割舍不掉的。别的事可以上班下班，这个事是无法忘掉的。

像这样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案件，我这几年经历过不少。我为什么到2005年10月份又一次被免职呢，又是因为一个全国人都知道的报道。2005年10月18日，在《河南商报》上发了一篇报道，汝州一个煤矿发生了一起死亡人数不详的矿难。记者去采访碰到了巨大的阻力，根本矿区不让进去，不给提供任何采访条件，只听说里面有矿难了，死亡多少到现在不清楚。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记者从现场给我打回电话来，说不让采访、不让报道，但是给钱。我说谁给钱呢？他说县委宣传部给记者发钱，县委宣传部给去的记者定出标准来，中央媒体每人1000，省级媒体每人500，地市级媒体每人300。结果现场形成一个奇观，大约有500人在那儿排着队领钱。由于去领钱的记者蜂拥而上、秩序大乱，当地还调来保安拿着棍子敲着记者的头“排队、排队，挨个都有”丑闻，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我是干新闻的，是当记者的。新闻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记者怎么变得如此无耻了？后来我知道，这个钱不是县委宣传部掏的，是矿难的矿主掏的。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说，这个矿主拿出20万交给宣传部，让宣传部安抚这些记者，叫封口费，结果宣传部给记者发了10万，宣传部赚了10万，这是真事。这个新闻一报道，又引起全国舆论大哗。新闻界有一个潜规则，本行不说本行的事。都是新闻单位，尽管互相有竞争，但在这种事儿上，你不揭我的短我也不揭你的短。我这是是近10年来第一个新闻界自己揭自己的短的报道，而且我这个报道是有充分证据的。记者把这个报道拿回来之后，一共有现场录像1小时，还有1.5小时的现场录音，我都刻成光盘准备将来打官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稿子发出去.没想到发出来以后中宣部命令<河南商报>停刊整顿一个月，把我这个假总编辑解聘了。就是我最后一次丢掉这个新闻岗位，理由是这个报道严重的损害了中国新闻界的形象。你们都在社会上生活了，我觉得这个例子应该不是罕见的吧？ 1999年，当时的河南省宣传部长问我有没有新闻腐败？我当时想了想回答说，有，但是暂时以不提为宜。为什么？不是说要护短。老百姓现在告状、上访不解决问题，打官司解决不了问题，就去找报社找记者。老百姓认为这还是有时候能解决问题的地方，但你告诉他报社别找了，现在记者也腐败了，那还有一点好的没有了？还有一点希望没有了？我说我同意严抓，但是不同意现在公开新闻腐败这个命题。但到这个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如果我的新闻生涯就此结束了，这个报道就是我的终篇之作。我过去写过这个腐败那个腐败，我离开新闻岗位的最后一篇报道是我揭露新闻界的腐败，我自己干的这个行业的腐败，这个恰恰是我感到自豪的。

我讲这个大家不要造成误解，说你马云龙是一个扒粪记者，我只是讲我做的一些深度报道或者是舆论监督的例子，实际上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发的80％以上的稿子是正面报道，而且有时候是一些很好的正面报道，也有得全国新闻一等奖的。我今天讲是因为谈社会责任的时候我着重谈这个，不要给大家造成印象好像我就是专干这个事，专跟共产党过不去，不是的。但是很奇怪，你说写过多少好的稿子也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记住你，唯独你所做的这些事儿人家记得特别清楚。花儿看见了，没人表扬花长得好；刺儿扎了手了他骂你一辈子。     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以我切身的经历，以我这些年实践讲的，做新闻难，在没有新闻法，所有新闻工作没有一个法律保障的时候，想做一个正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是何其难。

全国我还有一项记录呢，我曾经在《大河报》一版批评过省委宣传部，这个又是犯了大忌。顶头上司，宣传部是管报纸的，有个报纸敢批评省委宣传部，但是这个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不是我的功劳，我讲的是新闻舆论环境是由什么构成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省委宣传部为了配合香港回归搞了一个读书活动，利用暑假期间组织了一次读书活动积极分子港澳游，让青少年读书积极分子到香港看看7月1日回归的香港，这是个好事。一个女记者写这样一个事的常规报道，到机场突然发现不对了。这个青少年读书夏令营一共30个名额，真正的青少年读书积极分子是2个，其他28个是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的官员。青少年夏令营只有两个是青少年，其他都是宣传部官员，他们借机会到香港逛去了。记者回来没有写稿子，告诉我这稿子写不成了，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活动都是宣传部的官员们去，我说你是个记者，你的责任就是保证你所说的都真实，她说那绝对真实，我当场都数了，还看了名单了呢。我说那好，你的任务就是把稿子写出来，至于发还是不发、怎么发不是你的责任，你的任务完成了，你把稿子给我拿来，她就写成这个稿子给了我。晚上开编前会的时候其他几个总编辑都在，我说要发这稿子，其他几个总编辑一听说你疯了，竟然敢发稿批评省委宣传部，那是咱们顶头上司啊，大家一致意见是不发。我不甘心，我说这样行不行，咱们请示一下省委宣传部部长行不行，听听他的，我当场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把稿子给他电话里念了一遍，最后他的回答是“省委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嘛，我的意见是发”。这个稿子是这么发出来的。这里头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也没有任何权力保障，你就是碰到一个明白人，就像这样的官，他有他的判断，你这个稿子就可以发出来，换一个人，你杀了他也不让你发。《大河报》那些年所以能发这么多东西，能取得那么大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这一任宣传部长是个明白人。张金柱案发了以后，他受到莫大的压力，省委常委会开会的时候除了他一个人其他常委都在谴责《大河报》，都在要处理我。他一个人起来辩护，他认为这个报道是好的，因为他是主管的宣传部长，所以他一说话其他人就不太说了。所以上面有一个明白官，就能保证你一个报纸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个相当好的舆论环境，如果没这么个人换一个人的话那一切就不一样了。我讲这个不是要歌颂某一个人，我是讲咱们新闻太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了。新闻到底有什么权力，有什么义务，有什么责任，这些都需要法律来保障的。第二，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必须有一个社会责任心，没有社会责任心，这种风险是谁也受不了的。我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4次被免职了。被《大河报》免职直接原因有两个，间接原因也是两个。

直接原因之一是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在河南郑州召开了一次医改会。劳动保障部要定公费医疗的药品单子。这事儿牵动了全国的药厂，只要列入公费医疗的单子药厂就可以大量的销售它的药。所以那个会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参加会的人是100个左右，各药厂派出的公关小姐是200多人，平均一个人两个公关小姐。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不仅是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新华社也采访了，然后同时发稿，报社发的那篇稿子叫《靓女包围医改会》，这稿子发了之后，当时副总理李岚清和吴邦国就这篇报道做了批示，要求河南省和劳动社会保障部就这个事写出检讨。让劳动部和河南省给国务院写检讨了，这当官的恼火呀，一边交检讨，一边开始处理报纸，把我传到省委。当时的省长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会是怎么来河南开的？劳动部本来不到河南开，是我争取让这个会到河南开的，结果你一篇报道让劳动部写了检讨，你知不知道劳动部掌握着河南下岗职工最低保障金一年是60多个亿，如果因为这个把劳动部得罪了，河南这60多个亿拿不来了，我唯你是问。老天爷，这个责任我担不起啊，让我直接到北京找到劳动部长就这个事儿向他作出深刻检讨。我去了，讲明了情况，他们说算了算了，这事儿全过了。一个月之后，3月27日的时候又出事了，正好是全国开两会。河南省代表团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两会的时候新华社发了一篇稿子，叫《外商痛哭流涕》，这个省领导恼火至极，正在北京人代会要露脸表政绩的时候新华社发了这么篇稿子，但他们又不敢惹新华社。而我那天正好值班，这篇稿子是当天标在新华社要闻里的稿子。我当时有个判断，第一投资环境确实是大问题，第二这是新华社正式的稿件，第三它排在新华社要闻里，作为当地报纸我当然要发了，我就把它发在一版的下题栏。这个事出了以后省领导再也不能容忍了，又是你马云龙干的，上回那个事儿刚完了你又给我捅。于是省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专门研究了《大河报》和我的问题，省委决定把我撤职。当然我不服了，哪有发新华社的稿子被处理的道理呢？我给新华社社长发了一封信，新华社社长接到信以后专程从北京赶到河南，跟省里交涉说这事儿你这样处理是不是不合适，如果稿子有问题你应该找新华社，不能处理转载新华社稿子的人啊。省委书记告诉他，我们早就要处理他了，我们处理他不单为这一个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呢？其实不能说出来的还有河南艾滋病问题。

大家知道河南是中国艾滋病最重要的疫区。河南艾滋病在公开媒体上做大规模的报道，第一是大河报，在这以前一些报道多是内参、网络等形式。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那天，我记得应该是2000年的12月1日。之前我派了两个记者到艾滋病疫区，住在艾滋病人家里进行采访，半个月，搞了一个系列报道的稿子，我抓准了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那天我用了10个版，总标题是《艾滋病在河南》，把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和严重情况在公开媒体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做了报道。当时有个编辑不理解，说你这个这么长，用那么多版，你能不能分开十天，一天一个版发十天？我说不行，我只要发了第一天，第二天肯定发不出来了，干脆一次十个版把它推出去。果然，这个报道第一天出去，第二天省委宣传部下命令，以后关于艾滋病不得做任何报道。特别是里边我们用很重的笔墨写了抗爱老英雄高耀洁高老太太，而且从那一次规定，河南的媒体上不准出现高耀洁的名字。

我还有一个惹祸的报道是2000年12月25日，圣诞之夜，洛阳的东都商厦着了一场大火。官方现在宣布的数字是死了309人，这应该是仅次于克拉玛依火灾的第二大火灾，而且很惨。在舞厅里大家庆圣诞夜的时候被火灾所造成的毒物在几秒钟之内熏死了三百多人。这事儿也很有戏剧性，当天晚上又是我值夜班，当时有一个记者组派到洛阳去搞正面报道，去了4个人，一个摄影记者，三个文字记者，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洛阳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老马出事了，东都商厦着火了。我就给记者打电话，说你们别吃饭了，直接赶到东都商厦那儿的火灾现场，他们半个小时之内就赶到现场了。12月是天最冷的时候，记者的设备也不好，没办法写稿子。我说这样，你看到什么就用电话说，我家里边找了编辑，电话不放下，记者说什么编辑就记什么，把现场看的东西断断续续记下来，记完之后整理成稿，所以速度很快。到夜里两点半的时候说里边已经抬出八十多人来了，而且记者说是死尸。我们那个时候报纸的截稿时间是两点半，不能再等了，就把这稿子整成了。发在《大河报》的一版，题目是我做的，叫《悲惨圣诞夜横祸降洛阳》然后这报纸就付印了，开印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又给记者打电话，问你说看见抬出八十多个人，说是死尸，你怎么知道是死尸？他万一还有气儿怎么办？你这个报道不就失实了吗？他说我是听人说的，我说那不行，我让那个已经开印的机器停下来，把那八十多个死者改成八十多个伤亡者，省得技术上犯错误，就开印了。结果到了五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省委宣传部紧急通知，通知各报社电视台的一把手早七点到省委宣传部会议室开紧急会议。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肯定就是这事儿。我就给那一把手打电话，说起来吧，通知早上七点开会。他说什么狗屁事儿七点钟开会？我说肯定是火灾的事儿。他说什么火灾？我说昨晚上你不在，我值班。我把这情况简单一讲，他说老天爷，见报了没有？我说不但见报了而且现在已经印出来了。我建议你去省里的时候先到印刷厂带几份报纸去，如果省里说禁止报道的时候你就说对不起，在你们下禁令之前我们的报纸已经印出来了。在现场他悄悄跟我通电话说省里通报死了309人，我说好啊，数字没失实，心里踏实了。最后宣布河南省所有媒体不得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这时我们去的总编辑说对不起，你们这个禁令是刚下的，我们报纸两点半就复印了，报纸已经印出来了。拿着报纸给主席台上省委副书记和宣传部长看，他们一看大发雷霆，谁让你们发的？他说在那个时候没有谁不让我们发。然后说别跟我说，拿去找书记去。书记看到报纸还是那句话，谁让你们发的？说那个时候夜里两点半没有人通知我们不能发。书记说把报纸收回来。那时候已经早上八点钟了，街上的零售已经上市卖了，投递的已经投递到户，我们只好说我们没办法收。说这个事件一定是世界性的大新闻，假如现在满街收报纸会不会构成另一个大新闻？这样是不是政治影响不太好。这个报道就发出来了，第二天全国的报道包括国外的报道依据的就是这一篇，后面的都没有了，因为现场的所有东西都封锁了。这几个事儿加在一起，都赶在那一年了，我就这样很光荣的下台了。

我讲这些东西不表任何功，但是我也没有任何遗憾，我因为说了真话，因为做了这样一些报道，受到这些惩罚是应该的，这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一种命运。我认为，我今天讲的主要题目是作为一个深度报道的记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东西不是一句空话，是作为新闻人自己应该有所准备。我主要是想给大伙儿唤出一个理念：我希望中国新闻界会有一代一代的比我们更强的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最终给中国新闻界带来一个辉煌，迎接中国新闻真正的大发展的时代。  

（按：本文系马云龙先生2008年6月12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座的录音整理，并经马先生审订和授权特刊于本博，转载请注明来源。）

附：马云龙：河南新闻界的扛鼎人物

这位可敬的女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了一个保护学生的姿势。  

都江堰灾区，一位母亲嚎啕大哭。

愿天堂里永远没有地震。

从汶川县灾区步行走出来的小女孩，她是那么可爱。

迷彩绿是废墟中灾民的希望。

这些身影，都在为一个生命而努力。

这个小男孩叫郎铮，在担架上给解放军敬礼！

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

       这个被三块预制板压住的男人叫陈坚：“我要坚强，我一定要坚强，我必须要坚强，为每一个深爱我的人。一定要顽顽强强地活下去。我要对得起他们。我要对得起他们对我付出的那么多的好。”

     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送她去太平间。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看到被埋在废墟堆中的孩子，温总理泪流满面。

被困废墟72小时的代军勇伸出等待救援的手，经过23个小时的科学营救，他成功获救。

这只手，显示的也是生命的期望与留恋。

      四川江油县公安局一名普通的民警蒋晓娟，她把才6个月大、同样需要母乳喂养的孩子交给了父母照料，自己却义务为一些急需哺乳的地震灾区孤儿喂奶。

我的孩子，你的明天将如何？这个孩子的妈妈生前留下这条短信。

书包还在，人已天隔……

老天。为什么要夺走孩子？！

都江堰新建小学，赵建中抱着9岁儿子的遗体，失声痛哭。

这位老人失去儿子，也失去了孙子，苍天啊，为什么要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老公在这里，在这里，快救救他……

失散的姐妹重逢。

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刨开妈妈腿边的瓦砾，救出妈妈。

原来生命就是时间的瞬间。

那些勇敢的救援人员，他们的艰辛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一个新生命在救灾的帐篷中降临人间，重量6.8斤，生命的力量是顽强的。

 消防员摘下手套，握住被困民众的手，鼓励他要更加坚强。

   那些离去的孩子，我们该怎样面对亲人的泪水？

 如果他活着，他一定是个好学生，很不忍心看到这只手……

鲁豫哭了……

心形蜡烛内布满鲜花悼念死去的灾民。

更多感人瞬间请点击：历尽劫波中华不倒

http://news.sina.com.cn/z/08earthquake/top10/inspire.html

娃
光华
你在哪
听到回答
妈妈很牵挂
战友和那座驾
多少次飞越屋瓦
可你不曾房前落下
看一眼你年迈的老妈
地动山摇那风那雾那峡
为了乡亲你没有丝毫惧怕
驾驭战鹰不停飞呀不停地拉
不愧为总理亲点的羌家飞行娃
回来呀总书记叫你再次出发
回来呀多少战友把你牵挂
回来呀家中羊肥肉已腊
回来满罐米酒等你咂
回来和老妈说说话
回来装上导航匣
回来看看老家
回来看看妈
回来光华
回来呀
光华
娃

以下是引用《解放军报》6月10日成都电：       今天，他们真的飞走，再也不会回来了。     和你们一样，守在塔台的记者难以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宁愿等待，哪怕这样的等待遥遥无期。     11天来，泪也干了，心也痛了，你们和大家在用坚强和执着等待他们归来。他们知道，你们是坚强的，你们是深明大义的，所以他们走得壮烈而潇洒。     你们知道，作为飞行员的妻子，嫁给他们，就等于嫁给了蓝天，就与风险紧紧拴在了一起，可你们义无反顾，和他们认真地爱着，勇敢地爱着。     你们知道，作为飞行员的子女，喜欢爸爸在蓝天潇洒的飞行英姿，喜欢爸爸披着彩霞驾着战鹰凯旋的样子。爸爸走了，可他在你们心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爸爸是为人民而牺牲的，我以他为荣。”得知噩耗，邱光华的儿子邱锋含泪安慰母亲。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父亲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飞行34年，他早已把飞行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这次救灾他本可以少飞，可残酷的灾情，让他一次次冲锋在空中生命线上。我一定会完成父亲未了的事业，邱锋说。     你们知道，此次救灾的航道，处处充满险情。失事地域陡峭的高山峡谷，连一个人站立都非常困难；湍急的岷江，更难寻觅一块能够托起生命的平台；遇上诡秘的云雾气流，更让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     可他们在你们的牵挂和祝福中，驾着雄鹰一次次化险为夷，救民于危难之中。李月是年轻飞行员，妻子汪玉告诉他，只要有机会就要多飞呀，灾区人民很着急。那段时间，她天天为丈夫做两件事：收集灾区气象信息、发平安短信。     你们知道，大家都没有放弃。连日来，为了找到他们，军委领导坐镇指挥，从空中到地面再到水下，从将军到士兵，动用了一切技术手段用于搜救，调来了先进的航测遥感飞机，派出了海军潜水分队，数万军民几乎踏遍了映秀周围的山山水水。而今，他们已将生命写入蓝天，融入大地。     陈林的妻子曾婧说，这几天，她一直活在梦里，梦见陈林就在身边。今天梦醒了，当军嫂承载的牺牲和奉献变成这个可怕的消息，那种痛啊，如同刀子突然扎进心里。她知道，领导和战友们尽力了，陈林走得没有遗憾，她必须用坚强重新站起。     你们知道，他们是在用生命飞行。抗击冰雪，你们倾力支持，当时他们所飞航线一样因气候恶劣而充满危险。当时王怀远的女儿王爽对爸爸说：爸，你快去报名吧，有很多人正饱受饥寒之苦呢！这次抗震救灾，灾区众多同胞正处在生死之间，你们更没有半点迟疑，异口同声地说：放开飞吧，家里有我！     让眼泪尽情地流吧，坚强的父母，坚强的妻子，坚强的儿女，坚强的战友，为了灾区人民而远飞的雄鹰。

    （二）２０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速度赢得赞誉。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紧急号令。震后不到１小时，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随电波传遍全国；震后不到两小时，温家宝总理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迅速成立，指挥机构高效运转。主题只有一个：“第一位是救人！”“一线希望，百倍努力！”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第一时间，解放军、武警、公安快速反应。震后１３分钟，全军启动应急机制。在第一时间，受灾地区省委、省政府部署救灾，各级干部奔赴现场指挥。在第一时间，国家减灾委、中国地震局、民政部等启动应急预案，派遣救援队伍，调拨救灾物资。在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社会伸出援手。
    时间就是生命。在这场生死竞速中，“第一时间”成为最有力的号令，最引人关注的新闻，最能够体现动员能力和应急能力的指标。２０个日日夜夜，一个个急促的时间刻度，清晰地记录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

    （三）２０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力量令人惊叹。
    灾情重，蜀道难，救援急。全军和武警部队１１万精锐２０余个专业兵种雷霆挺进，短短几天全部到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支支工程部队短短几天打通生命线，电网、通信全面修复。近４００支专业救援队，４．５万医务人员源源赶赴一线，覆盖到每一个受灾村庄。灾区各级党组织站起来，冲上去，共产党员这个名字再一次叫响。
    空中、铁路、公路、水路立体运输，国家战略储备紧急筹措，各种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数百万吨食品、药品、帐篷、机械驰援灾区。截至６月１日，中央财政拨款已达１８２．９８亿元，社会捐助超过４００亿元。
    “一切为了灾区，全力支援灾区”。全国一盘棋，有力、有序、有效。这场举国参与的生命大营救，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物质保障条件的集中检阅。２０个日日夜夜，世界看到：灾难有多大，中国有多强。

    （四）２０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精神感天动地。
    日继之夜，生继之死，生死关头呈现温暖深沉的人性光辉。父母张开双臂为孩子撑起生命的天空，老师用血肉之躯为学生肩起死亡的闸门……灾难来临的瞬间，多少人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生与死的边缘，多少人将死的选择留给自己。当母亲给怀里的孩子留下临终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当年幼的孩子在废墟下吟唱“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当痛失亲人的县长从废墟中爬起冲向救灾一线……我们读懂了什么叫人间大爱，什么叫尊严勇气，什么叫凝聚挺立。
    强忍悲痛，守望相助，中华大地奔涌空前规模的爱心热流。成都数百“的哥”冒着余震赶往都江堰抢救伤员；南京拾荒老人把零钱换成百元钞票塞进募捐箱；许许多多城市，献血长龙将血站“挤爆”；一笔笔“特殊党费”，表达着７３００万党员的忠诚；全国宣传文化系统《爱的奉献》募捐现场，短短４小时募集１５亿元；各式衣着各方口音，近２０万志愿者奔向灾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各族人民伸出援手……“我们都是汶川人！”成为震撼神州的强音，国际舆论纷纷赞叹中国民众“井喷式”热忱。
    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全球华人结成空前亲密的生命整体。香港特区搜救队、台湾红十字会搜救队赶赴灾区，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遥寄哀思、慷慨解囊。重洋隔不断手足情，关山挡不住中华心。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世界各个角落，义赈义演、捐款捐物……“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共同心声，又一次道出这个民族历尽磨难而弥坚的生命宣言。
    中华民族在大难面前的表现令世界动容。美国媒体载文指出：在这场举国上下的民族行动中，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再铸民族之魂。俄新社则赞誉：“一个能够出动十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数十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五）２０个昼夜，汶川作证，中国的透明度世界瞩目。
    这次抗震救灾，从第一刻起，就在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中进行。
    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震情得到了公开报道。几小时内，国家和地方数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最新震情统计数据，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相关地方政府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发出上百万条安民信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受灾地区政府的发布会天天举行。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
    在这场信息传播中，新闻工作者刷新着中国传媒对重大事件的报道模式。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网络、手机，所有的传媒一起开动，全程进行“实况直播”。大幅照片，前沿报道，在线访谈，生死文字，全面真实地传达了最近的现场、最近的感动。新闻工作者成为又一支抗震救灾先遣队，开放、客观的报道，在传递真相的同时，展现着一个文明社会的公信与责任。

    （六）大地震带来了大灾难，但这过去的日夜也让我们看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未必不是一个国家成长的特殊历练，未必不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强烈激发。困难是阻挡弱者的高山，也是冶炼勇者的熔炉，更是砥砺强者的砺石。挫折让中国更加团结，磨难让中国走向进步。
    回望２０个昼夜，许多意味深长的“第一次”令人感怀。
    ５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全国哀悼日。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第一次，普通百姓可享国哀。新中国近６０年，第一次，国旗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而降。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履行最庄严的承诺；一个把人的生命摆到最高位置的社会，刻下迈向现代文明的标记。当国旗缓缓垂下，人的尊严冉冉升起，一个国家的品格抬升到新的高度。
    汶川大地震，作为受灾国的新中国第一次向国际救援队敞开大门。
    爱，没有了疆界；生命，超越了种族。废墟之上一幕幕感人场景，展示了跨越国界的人性和亲情，是人类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见证，也是中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精神支撑。
    中国感谢世界。中国人民将铭记这危难时刻的温暖援助，铭记国际社会的深情话语“整个世界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并把它化作自强不息的动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七）“中国原来是这样！”２０天来，人们都在感叹。
    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看它在大灾大难面前的国家意志、社会价值和公民精神。那些灾难面前一个个“第一时间”，一个个“中国纪录”，不仅是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的展示，更是进步的中国对人民生命的尊重，是发展的中国人文精神的提升，是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见证，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文明力量的升华。
    抗震救灾让中华民族空前凝聚，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普通网友留言：“汶川，挺住！中国，加油！”海外华人寄语：“我为有这样的祖国而骄傲！”外国媒体评价：这场地震让世界看到一个有爱心的中国，一个有竞争力的中国，一个真实可敬的中国。

    （八）回首２０个昼夜，抗震救灾这场伟大战役催生的一切，必将成为珍贵的国民记忆，写进共和国文明进步的历史。
    ——我们看到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执政党。
    生命权是最大的人权。抗震救灾２０个昼夜，写下中国人权辉煌纪录。及时通畅的信息披露，举国动员的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以人为本的制度创新……始终支撑着大地震中的大爱大智大勇，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生命至上、人民为先的政治伦理，彰显着一个执政党的成熟与坚定。
    ——我们看到了一个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
    公开透明、全程监督、阳光赈灾，充分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离不开世界。开放，体现社会主义中国对国际人道主义的认同，表达１３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融入国际大家庭的信心。
    ——我们看到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升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文化迸发出凝聚力；“团结、奉献、互助、友爱”，现代志愿精神拓展着新内涵；“众志成城、和衷共济”，因千万个平民英雄的真情故事而鲜活；“坚守岗位、干好本职”，为爱国主义增添着理性的厚度。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
    ——我们看到了公民意识的蓬勃生长。
    公民意识的培育是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抗震救灾筑就公民精神的里程碑：民间爱心涌动，志愿大军汇集，社会资源与政府资源良性互动。灾难中无数普通人用朴素的行动，诠释着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美国一家周刊这样评价，“这里的人民不仅懂得如何哀悼，而且懂得如何给予，中国的‘公民精神’并未缺失”。
    ——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集中展现。
    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鱼水情、民族一家亲……抗震救灾让我们重新品读这样一些字眼，再次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利益诉求日趋多元的今天，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找到了生长壮大的空间。

    （九）抚定思绪，回望汶川。
    面对数万同胞的骤然逝去，汶川依然是亿万国人血脉同搏、泪水涌动之所在。但２０多个昼夜的坚守拼搏，１３亿人民的同风共雨，更蕴藉着中华民族向死而生的期待，书写着共和国浴火重生的希望。
    美国媒体感慨，“在八级地震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现代、灵活、开放”。
    毫无疑问，灾难之中，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民族内在精神的重塑，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必将让“以人为本”的理念深植于国家的肌体。它会升华为一种文化力量，也会激发出一种制度动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底气所在，成为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软实力”所在。

    （十）汶川大地震，还让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中国。
    这是一次发生在信息时代的大灾难，也是一场展开于改革开放３０年后的大救援。它让全体中国人又一次深刻领悟到“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
    汶川大地震，唤起人们对当年唐山大地震的痛苦记忆。两次灾难相隔３２年，其间，正好经历了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表面看来，这一次，是突如其来的危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应急管理方式、灾难救助方式。仔细思之，这一切改变，莫不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莫不系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中呈现的新理念、新实践、新突破，正是对于３０年改革开放的一次特殊检阅。
    没有３０年一心一意谋发展成就的综合国力，就没有这次抗震救灾中强大的技术保障和丰厚的物质支持；没有３０年全面推进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没有今天协调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和现代高效的国家管理能力。
    而信息的公开透明、公民精神的成长壮大，更是深深刻下３０年民主法治建设、政治文明进步的烙印。
    一位网友留言：“这一次，我们悲恸而不苦痛，哀伤而不绝望，关切而不惊慌，焦急而不失信心。因为，国家的进步已经成为佑民的天。”
    灾难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增强了中国抗击灾难的物质基础，更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整体形象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西班牙报纸写道：“在任何一场灾难中，都未曾见过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精神。毋庸置疑，这个民族表现的精神与力量将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

    （十一）再过６７天，我们将迎来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
    奥运盛会，百年梦想。然而，悲欣交集的２００８考验着我们。挫折面前，中华民族表现出的坚强自信，让世界感叹：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意外的“考试”。历经百年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也因此得以升华——
    当火炬手高擎圣火举起手臂为灾区人民加油，当火炬传递沿途无数群众在募捐箱前表达爱心，“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与超越苦难、自强不息的中国品格找到了结合点。
    当胡锦涛主席紧握俄罗斯救援队员的手，当温家宝总理拥抱美国志愿者，当中国灾区居民为日本救援队送去方便面，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站在汶川废墟上感叹：中国人民是充满力量、勇敢无畏、坚韧不拔、富有自助和合作精神的伟大人民，“和平、友谊、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以一种凝重的方式闪现光辉。
    新加坡报纸评论：“四川大地震给中国人带来巨大悲痛，但抗震救灾的快捷、有序、开放和深沉的人道精神，却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奥运会所期待的展示现代中国形象的目标，已经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冰雪阻断归途，我们没有放弃；圣火遭遇阻挠，我们团结反击；今天当地震撕裂大地，我们以同样的声音告诉世界：坎坷和磨难，只会激发我们更加出色地办好奥运会，只会推动我们更加积极地融入地球村，一同兑现诺言，一同承担责任，一同分享荣光。

    （十二）余震还在继续，大地仍在痉挛。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抗震救灾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但随着工作重心的逐步转移，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巨。受灾群众的安置牵动人心，堰塞湖的安全令人担忧，疾控防疫尤为紧迫，恢复重建异常繁重……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需要真情更需要实劲。
    中国没有停步。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支出减少５％，用于抗震救灾。各个部门继续同心协力，给予灾区急需。全国人民一如既往，奉献爱心与力量。支援灾区，每个人每个岗位都是主角；重建家园，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
    万众一心，共克时艰，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赢得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

    （十三）汶川５月，满目伤情。但垅间的小麦已在收割，６月的新绿就在眼前。
    ５月１９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地震重灾区北川中学师生齐唱国歌重新开学。
    ６月１日，国际儿童节，灾区的孩子说最想要的礼物是“快乐”。
    这是顽强生命的礼赞，也是不屈中国的象征。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也许我们无法回避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灾难，是生者的勇气将人类无数次劫难，砌入文明演进的长河。
    从治河而兴的黄河文明，到浴血重生的近代中国；从３２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到１９９８年抗洪抢险；从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到今年年初迎战冰雪，正是一次次灾难忧患的严峻考验，砥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推动着中国社会在挫折中奋进，在逆境中前行。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巴山深处，在灾区考察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在简易防震棚小黑板上给孩子们写下１６个大字。
    从灾难中汲取信心，从灾难中汲取力量，对于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汶川大地震是一个悲壮的过去，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希望与中国同在！

P.S

    新华社北京６月３日电  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的署名文章《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写在中国人民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之际》。全文俺读了两遍，相当好。

   今晚，2008年5月21，全国志哀日的最后一天。因为九天前的灾难。这世上，多了多少再不能圆满的幸福。从此又该有多少人孤零的漂荡在这尘世。我们手捧烛光，一起，祈愿那些游荡的亡灵早日安息。

   每个人都一脸哀伤，点燃手里希望的烛火。且让我在烛光中，带着所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们的祈盼，愿可温暖一路孤寂的灵魂，你可听见，无声的送别，你可看见，眼里的泪水……“汶川，5.12”这道伤痕，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这些伤痕，该何时才可抹平。哀泣，坚强，我们不抛弃，我们不放弃。

    逝去的生命，我们为你点亮烛光，照亮天堂的路。废墟下的同胞，我们为你点亮烛光，让你不孤单。

    去了天堂的孩子们，一路走好！留在人间的孩子们，勇敢坚强！ 

      今晚，河大人用爱点亮烛光，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让我们彼此坚守诺言——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明天在一起，我们今后在一起……虽然远离灾区，无法亲赴现场参与救援，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系挂着灾区的同胞，几天来，走在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关于救灾的各种话题，大家第一次这么不约而同地关注着，相互鼓励相互鞭策着，今天你捐了吗？成为彼此见面最熟悉的问候？三天来，学校各单位，学生组织已组织了十余场捐款、捐物、献血等活动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心。

5月14日下午，河南大学支援地震灾区为灾区人民捐款献血活动在大礼堂广场举行。

      校党委副书记梁晓夏代表我校全体师生向失去生命的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对受伤群众表示诚挚慰问。他说，此次地震是一次巨大灾难，造成了极大损失。我校党委、行政和广大师生员工均十分关心灾区情况，积极开展救助活动。因公出差的张秉义书记和关爱和校长也十分关注灾区情况，嘱咐要做好针对灾区的相关救援工作。他希望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党委号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充分发扬不畏艰险、临危不惧的精神，与全国人民一起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

另外，我校知名学者——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王立群教授在得知四川灾情后，第一时间向北京中国红十字总会捐赠五万元人民币，另随河南大学捐赠一万元，共计六万元人民币。我校淮河医院和东京医院分别组织了10人和9人医疗救助小组并已奔赴灾区开展救援工作，校医院也做好了相关准备工作，随时响应号召，到地震灾区开展救助。民生学院和艺术学院也分别于礼堂广场两侧设立募捐点，接受我校师生的诚挚爱心。

王立群老师在博客中写道：“汶川地震，举世震惊。灾区的现场更令人触目惊心，心底悲痛难忍。人民子弟兵和各类救灾队伍不顾危险，奔赴现场，抢救灾民，感人至深。现捐出《王立群读史记》版税人民币六万元(其中一万元随河南大学捐赠，五万元直接寄往北京中国红十字总会)。希望这点微薄之力能为灾区人民做一点切切实实的工作。灾难一定会过去，灾区的明天一定会好起来。”

王立群教授迅速向灾区伸出援手，奉献爱心，表现了一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有网友在得知消息说，王立群老师不仅专心于学术，传播知识，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令人钦佩。

 5月14日晚，河南大学四川籍的同学在金明校区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祈福活动。赵国祥副校长说，大家的家乡遭遇重灾，我们心情都很沉重。但请同学们放心，党中央和政府会竭尽全力救灾的。现在同学们的任务是保重身体，努力学习。他还说，今年的雪灾和地震给南方大部分地区带来了严重灾难，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同学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奋发图强。赵校长还向大家介绍了学校组织的一系列救灾援助活动。从灾害发生当日，学校集中各有关部门组织力量，排查学校安全隐患，保障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并积极组织医疗队奔赴灾区救治伤员。安全保障工作安排就绪后又积极组织开展了捐款、献血等活动，对灾区人民献上了学校的爱心。赵国祥还认真了解了同学们的实际困难，并表示学校将在第一时间全力解决问题。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坚同学是四川德阳人。他说，直到5月14日中午才与家人取得联系。家人无恙，但房屋受到一定程度的损毁。并表示要努力学习，重建一个风采迷人的四川！

      环境规划学院07级地理信息技术专业苏强同学的家乡受灾较严重。得知这一消息，赵国祥立刻关切询问其家中的情况。一句句关切的问侯，令这位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不禁热泪盈眶。他说，家中无人员伤亡，但房屋已倒塌。自己会坚强地面对这一切。

在《让世界充满爱》的乐曲中，赵国祥和各部门负责人与近百名同学共同点燃了红烛，为四川家乡的人们祈祷平安。蜡烛点亮了这个普通的夜晚，也温暖了这些学子的心，温暖了整个河大园！此外，艺术学院的王安军等同学还特意赶制了一首曲子《我们在一起》，表达了对灾区人民的慰问之情。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直奔河南大学大礼堂旁的小花园。因为我们确信，在那里一定可以遇到要采访的那位老者——张豫林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仍坚持为学生“义务纠音”。每天清晨，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学生耐心地纠正发音，平和亲切得让人想起邻家讲故事的爷爷。

张豫林，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河南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河南分会名誉会长……谈起他的经历，张老师像讲久远的故事一样平静，但一说起他的学生，他就显得特别激动。

他拿出一沓沓照片，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他的各届学生的过去和现在。最让他感动的是在他七十大寿的时候，各届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精心组织了“师恩难忘，情同父子”专场朗诵会。“真的没想到他们都能来！”张老师说。

张老师的精神感染着学生，学生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爱戴和崇敬。“我上班后第一个月发的工资就要为张老师买辆自行车，好让他出门方便些。”一直得到张老师点拨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小郎这样表达对恩师的谢意。一封封称呼为父亲，句句含情浸爱的书信；一个个从千里之外打来只想问候一下甚至听一下恩师声音的电话……张老师都像珍藏自己的宝贝一样珍惜着这些时常的牵挂和不间断的祝福。“最快乐的事就是看着这些孩子，他们是我最大的成就和资本，名利之类的东西我不在乎，只要能得到孩子们的肯定，我觉得一切都值得！”张老师动情地说。1995年退休的他没有高枕无忧，去享受老教授本该拥有的悠闲与轻松，还是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大礼堂旁的练声地。“张老师每天都比我去得早，而且最感动我们的是他每天都去。有时我觉得天气不太好就不去了，但老师却是风雨无阻。现在我们都坚持每天练声，因为我觉得那里有一种精神的召唤。”正在练声的郎森錾向记者表白心迹。“我不是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一开始怕老师不管我，惴惴不安地去了大礼堂，没想到张老师是那么的亲切和蔼，而且老师特别耐心，每次都是等我们所有的问题解决之后才离开！”04级旅游管理专业的唐晓燕对张老师的感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当关心教学、关爱学生成了一种习惯，张老师的生活便多了一些忙碌，也多了许多快乐。“张老师放心不下院里的工作，经常来院里询问。几乎院里的所有晚会他都会亲自指导、观摩并上台表演。”该校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建伟谈起张豫林老师时一脸的钦佩。他告诉记者，张老师不但在大礼堂旁给同学们纠正发音，在家里还为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开小课，随时为他们答疑解惑，甚至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还会登门拜访张教授以求指点。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这句歌词最好地概括了张老师退休后的生活。读报纸看杂志，或跟自己的邻居老友下象棋，有兴致时他还会露几手自己的二胡、萨克斯，而且他还经常代表该校离退休工作处参加各种文艺比赛，总能载誉而归。张老师身体不好，每个月都要输液来调节不适，但他会经常忘记自己的病痛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有时还会邀请老伴跳舞，自己饶有兴趣地为她弹琴伴奏。也许，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魅力更加精彩。

 发表于2006年12月6日《大河报》

P.S

   今天下午，在学校资源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优美人生》这样一期经典的节目，之所以经典因为节目记述的是一位有着崇高人格修养和魅力的老师，这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众学子倾力打造、精心制作、真情奉献，为河南大学首部人物谈话类节目。谨以此片献给恩师--张豫林教授。

    看完节目，我才发现自己记述的这段文字是如此苍白，没有更震撼人心地把张老师的高贵形象表现出来。所以，强烈向浏览此文档博友推荐这期节目：http://vod.henu.edu.cn/

     河南，河南，何其难矣？ 
     大河，大河，何其大矣！
     河南有幸，拥有《大河》。
     大河有幸，扎根河南。
     大河之大，在于关注世间百态传递人文关怀；
     大河之大，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为万民造福音！
     责任所系，大河传递；民意所托，大河传播！
     厚重河南，大河相伴！
     大河相伴，真诚永远！ 
     ——谨献数语，给相伴了三年的《大河报》十周岁生日！
P.S
     这是2005年7月31日《大河报》创刊十周年征稿时，我写的几句话，算是一个准新闻人对一份有激情和影响力的都市报的期待吧。
     当时，我在校团委值班，看到了当天的《大河报》上征稿的消息，写好后就投给了总编室王文明老师，没有想到，《大河报》生日专版专册用了。那一期，我们学校就四个人在上面发稿，第一位是我们敬爱的关爱和校长，第二位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院长，另一位是我02级很牛气的师兄，他当时在大河报实习……后来，这几十个字还给我挣了50两银子的稿费，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寄样刊给我，我后来也没有买到，做得相当大气的专刊，但份记忆却会永远的留在我的脑海里了。
     昨天翻电脑里自己的文件夹时，看到了这篇稿子，就贴在自己的博客里，以訨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