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拾起自己熟悉的状态

以为能持续    一直那么下去     平淡而随和

但一如既往的生活依然留下了空白

与灵感无关

这世界最致命的是:心情

春节情人节清明节过去了

八公山日本访问团回去了

婺源三日游结束了

教育图片巡展与科学发展观学习圆满完成

春天来了

我在一团乱麻的景象里

憧憬着

窗明几净    有条不紊

小小的想法

距离远吗?

最近没什么文字了

其实文字一直在

或者说所谓文字

不过是自以为是习惯的挤压

它本可以无形的

每天似乎渐渐习惯了回到父母家的生活

很奇怪的感觉

自己的住房似乎多余了

9号,就是今天

全体开会

阳光在下午的窗外温暖着

单位的QQ群在联欢会的搞笑照片里也一样温暖

春节快来了

突然想:这个春节一定好好过.

答案其实早就写在开始的地方

只是我们不知道

所以就有了过程

我把自己刚写的小说开头发给几个朋友

Z说：我更喜欢你的诗

最近两天看了两集:中国故事

一:廖晓义

二:陈哲

今晚8:00是樊建川

最近也在读两本书:

一:丁钢的 《 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研究》

二:张文质的《教育的十字路口》

还有一篇文章

南方都市报"最后的文化贵族"系列里的

《陈志华:残损的乡土建筑在呻吟》

我很投入     甚至兴奋

笔记本上记下很多他们滚烫的思想

田野的情怀   乡土的姿态

那是他们的

更应该是我们的

我们彼此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细腻想法

或许一个细节
我们会在思想的黑暗中潜伏很长时间

那是自己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九月。

在上海华师大校园书店里遇见《教育的十字路口》。

22元，作者：张文质。

我现在极少买书，一则网络的原因，其次自以为还是阅读口味在逐渐成熟务实。

《教育的十字路口》吸引了我，来自教育实践实实在在的思考，与主流并不苟同的声音。更有那努力着呼喊着坚持行走的单薄但倔强的身影。

中国教育缺少诚实，这本书给了我希望。

他说：不能期望教育像一首诗。

是的，但我们无法放弃的是诗的梦想。

真的梦想在并非轰轰烈烈的路上。

参看:  张文质：以读书推动“生命化教育”

电话上的时间是乱的   甚至年份

桌上有我喜欢的铅笔

回避虚词

喜欢在河滩的荒地上随意埋下彼此陌生的词语

无须流畅

裸露着颜色的土地上有我割下的大片野草

等待圣诞

酝酿除夕

气温严肃

我的2008

打印机里谋划着剩下的几行

又一年

有点悲伤

我们无法在彼此欣赏的愉悦中相处

我给她的回答

其实

不仅仅

边缘未必寒冷

我很好

关于恋爱

智者空仓

文学：梦游与苏醒 
 
 
● 韩少功   

    2006年6月30日在上海大学演讲的记录

　　向大家学习。这个文学是最不好讲的，所以我接到这个约请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该知从何讲起。
　　大家看题目。题目叫“文学：梦游与苏醒”。所谓梦游，就是指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看起来是大活人，实际上是一个昏睡者。这个意象也许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文学：看起来很活跃，很繁荣，但可能并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轻。我接下来分四个方面来谈：
　　文学的第一个旧梦是“精神导引”。曾经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这里引了两条经典语录。同学们英语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条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 这是贺拉斯在《诗学》里的话，可译成中文的“寓教于乐”。他强调“教育”和“教化”，把文学家当作老师。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seriously。他说“表达”不过是“游戏”，我们不要过于“严肃对待”。这与我们现在很多文艺家的“游戏说”是相通的。看来我们眼下的许多争论可以追溯到罗马、希腊的时代。那时候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争论。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把音乐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思路。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个老子是不是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他是不大看的起文学艺术的，是把真、善、美割裂开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文科生，我们这个学科，原来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图和老子给予轻视甚至蔑视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受到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接班上岗，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像雨果和托尔斯泰。他们的名字都曾经被用来命名主义，叫“雨果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他们是整整一代或两代人的精神领袖，是民族的灵魂，受到各种美誉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并非无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国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会说雨果太煽情，其实不高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雨果是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在那个时代的太阳，是价值和真理的权威性标尺。托尔斯泰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书籍，发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顺便翻一下，发现他的文字不怎么样啊——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请教了一位俄国文学专家。他说托尔斯泰的语言在当时俄国也有非议，有时是松松跨跨托泥带水的那种。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的准上帝，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汉区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但儒家就是我们的“上帝”。晚清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一大批作家成了推翻圣人的圣人，比如鲁迅和巴金。巴老去年去世了。有些青年作家对他感到陌生，找他的《家》《春》《秋》，读了一下说，写得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别小看这几本书，在那个时代，巴金可是一代人的精神路标。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一本《家》，就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去追求自由和幸福。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一些烈士事迹，“永远的丰碑”什么的。那些烈士大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牺牲了，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其精神支撑很可能就是一本鲁迅的书或者巴金的书。所以你不可想象，鲁迅、巴金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处于怎样崇高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人类还充满着理想色彩。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卡察金有一段内心独白：“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这种人生信念，拿到我们今天这个消费时代里来，会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红色宣传。其实这里有一点误会。因为这一段独白并非小说作者的独创，而是来自富兰克林的《自传》。富兰克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资本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小册子里面，还专门谈到富兰克林，认为他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伦理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奇怪的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实业家，他们怎么共享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怎么都立志投身高尚的事业？其实不奇怪。在后上帝和后儒家时代，由于历史的某种惯性，上升的无产阶级和上升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理想主义气质。
　　到了“wenghuagemin”，文学的精神引领功能用到了极致，也最终出了问题，比如革命样板的宣传后来受到大家抵制。同学们比较年轻，对“wenge”难有切身体会。我并不是说样板戏一无可取，比如有些剧目在音乐上、表演上、乃至思想情感上还确有亮点。我只是说样板戏所代表的精神教化到底取得了多大效果，显然值得怀疑。有些道德说教甚至产生了很多负作用，比方说造成讲假话，造成虚伪、偏狭、残暴等等。“wenge”期间的许多灾难，恰好与这种教化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灵魂工程打上一个问号。精神蒙受污名，也是“wenge”副产品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市场消费时代，作家们大多对精神躲得远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几乎烟消云散，倒是大批“人类肉体工程师”冒了出来。屏幕上这是一位“美女作家”。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你们也不知道。但网上有大量的类似图片，据说她们眼下都大红大紫。她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代表了文学的游戏化，而且代表了文学的欲望化。柏拉图说文学是GAME。但游戏还需要智力，需要技能，需要严格训练，智商低的还不行啊，就像玩棋玩麻将踢足球。但现在有些文学是欲望化的，连游戏精神都没有了。比如网上的那本著名的性日记，性流水账，完全没什么技巧，但在国外出版了很多译本，被当成中国的前卫文学。
　　作家们耻谈精神，知识分子把精神当传染病，那么精神交给谁呢？请看，屏幕上这些江湖术士就开始接管作家们的业务。他们比作家们的水平低得多，说句话可能连语法逻辑都有硬伤，但他们身后有浩浩荡荡的信众队伍。他们正在指导人们该怎样生活，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有些信众的死心塌地和坚韧不屈，让司法机关特别头疼：转化不过来啊。现在农村还出现一些仿基督教，仿伊斯兰教，与上帝和真主没有什么关系，打着宗教的幌子，相当于一些改头换面的邪教或准邪教。他们对文化领域里的精神空白实现了大规模的乘虚而入。
　　文学的第二个旧梦是“个人发现”。文学是发现个人和表达自我的一个载体。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一个使用频度最高的词叫做“自我”。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我曾说得温和一些。我说：“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但有意思是，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里，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相反，到了一个个人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个人化越来越成为热潮的时代，文学倒出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抄袭案越来越多。屏幕上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帅啊。他的小说可以发行到一百万、两百万，让我们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前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他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的一本书，责令他道谦和赔款，闹得有点沸沸扬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从书架上撤下来。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在这里，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些被指控者的辨白。他们说，他们不是抄袭，只是写作中“撞车”了，不经意之下写得“雷同”或“近似”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抄袭实在是太笨了啊。抄袭一个同时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么？哪一个作家的智商会这么低？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算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以致闹腾得我们的法官们忙个不停？
　　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换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屏幕上的这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你们猜得出来吗？是广州还是沈阳？是武汉还是上海？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是猜不出来的。要我把这样的图景写出什么个性，我也会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但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wenge”以后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文学高峰，那时我们把作家们分别称为“延安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等等。其实这些名称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经历。哪怕我们将他们命名为“乡村作家”、“工人作家”、“军旅作家”等等，这些名称后面也都有特定的职业和经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巴，自驾旅游……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这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
　　有些作家的经验开始寄生于报纸或影碟。前不久有一个作家被指控为抄袭，其实他的小说取材于报上的一则新闻，而被抄袭的那篇小说，也同样取材于这一则新闻。问题的结论：都是新闻惹的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自称订了五份报纸，每天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找素材。还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时间看碟，比如说要写土匪，要写爱情，要写大海或高原，把相关的影碟看上一二十个，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写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就像有些画家，现在也都不写生了，带个数码机出去走马观花一轮，拍上一堆照片回来，对着照片就可以妙笔生花。这种文化成品之间互相寄生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当然很难把我们引向真正的个人化。屏幕上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曾经访问过。它有一些经典保留节目的展区，也有新作品展区，经常更换的，甚至三天两天就换。我的朋友说，这地方你一定得去看，但你一年看一次，一月看一次，一天看一次，感觉会差不多，所以也不必经常去看。这样的“现代艺术”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现代玩古典，新潮的装置或行为也多是大同小异。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高产中的疲惫？有发展但没有惊讶，有演进但没有陌生，就像我们吃了大苹果小苹果好苹果烂苹果红苹果青苹果，但没有遇见香蕉和桔子。罗马尼亚作家E. M. Cioran说：As art sinks into paralysis, artists multiply…we realize that art, on its way to exhaustion, has become both impossible and easy. 我把这段很精彩的语录送给同学们。
　　下面要讲第三点，也是文学的第三个旧梦：热点娱乐。屏幕上有几个八十年代的数据：《人民文学》发行一百二十万以上，《上海文学》发行五十万以上，《湖南文学》发行三十万以上……当时没有因特网，几乎没有电视，所以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这种情况至今让很多作家怀念。但现在你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问问杂志的发行量多少，他们大概都会守口如瓶，就像大姑娘的年龄不能问。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有时得一个晚上读一本，第二天把书流转给别人。当时读小说就是人们最大的娱乐呵。但时至今日，文学的娱乐的功能已大量的转交给电子产品了。大家去看看报纸，“娱乐”、“娱乐版”、“娱乐圈”这些词基本上与文学没有关系了。
　　再看几个数据：中国现在拥有电视机是五亿多台，以三口之家算的话，平均每一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网络游戏用户是二千五百多个，而且这个数字在继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五亿多台电视机：如果一个电视片的收视率是10%，那就意味着全国有近五千万人在收看；如果每台电视机前有两个观众，那么就有近一亿人在同时接受这个作品。游戏用户是二千五百万个：如果一个游戏软件有10%的在线使用率，那就有近两百五十万个用户在使用它。可以比较的是，作家余华前不久的小说新作发行，放了一个卫星，也就是四十万，相对于电视和电子游戏的市场占有量来说，也许连个零头都不到，但已被我们的出版界都视为奇迹。几年前，我在海口看到一个聚集着农民工的录像厅。我很好奇，看这些民工在看什么，就走了进去。这时一个武打片放完了，店主拿出王朔的片子来放，但农民工一齐起哄，说我们不要看这个什么王朔，我们要看艳情猛片！王朔是谁？九十年代的大玩家，流行通俗文学的代表，曾经被很多严肃文化人恨得咬牙。也就是几年、十几年的光景吧，连王朔都被很多人看作太闷片，在录像厅里被人起哄，不大能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了。苏童也曾是九十年代阅读的一大热点，《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红遍中国光照世界。但他最近对记者说得有点悲壮，说哪怕是只剩下几千个读者，我也得坚持自己的写作追求……批评家李陀在海南见到苏童，说你别那得意，你的读者也在减少，你知不知道？苏童说：咋不知道呢？不是一般地减少，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减少。这里更不用去说那些诗人。他们发表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活得有点像地下黑社会团伙，偷偷摸摸，暗中串联，相濡以沫。我说这些，不是说这些作家和诗人黄花菜凉了，其实他们可能写得比以前更成熟了，但时过境迁，文化生态在剧烈变化，娱乐功能从文学里流失和转移出去，带走了大批受众——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文学的第四个旧梦是：“强势媒介”。在人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文学并不是特别发达。比如在古代欧洲，人们没有草木造纸术，只是使用那种又昂贵又笨重的羊皮纸，所以并没有文学发达的技术条件。他们那时候主要的叙事艺术是戏剧，是口传艺术，即亚里士多德说的“诗”——史诗是戏剧的前身。那就像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也是以口传文化为主，史歌一唱三天三夜，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去雅典、去罗马，乃至去庞贝古城，可以发现那里大量剧场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特定历史的证明。到后来，壁画也曾经成为一种强势媒介。那么多宗教的、历史的、权贵的故事画在墙上，构成了当时主要的公共传播，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电视台。至于文学，什么时候比戏剧和壁画变得更重要呢？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以后。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较牛，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造纸业，文学家们也就大量涌现。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董仲舒这些人，著作量都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空前发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科举制度。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以造纸和印刷为前提的文学霸权能否长久？历史还在不断的变化，新技术还在不断的涌现。正像造纸和印刷一旦发明就不会退出历史，现在电子技术一旦发明也不会退出历史，而且肯定要改变以纸媒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与新技术相关的写作方式：影视脚本，广告文案，网络博客，网上QQ，手机段子……这都是写作，但我们也许很难把它们叫作严格意义下的“文学”。在这些领域里出现了很多著名写家，各地的作家协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传统作家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是作家吗？或者他们不是作家吗？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写作、小文学”的时代。“小文学”是指传统纸媒的小说、散文、诗词等等。“大写作”是指文学的扩散化趋势，指各种新兴的泛文学体裁和领域。有人乐观地说，这个“小文学”是“大写作”的核心，起到了引领和标高的作用。比较难听的说法是：“小文学”正在被“大写作”边缘化。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适，我们可以讨论。
　　艺术界早就有所谓“波普艺术”，POP，以反艰深，非专业，即兴式等等为特征，其中很多是通俗化和流行化的那种。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些人：他们不用上美术学院，不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做功课，只是在广场上把衣服一脱，上千人就都成了艺术家。这是艺术吗？很难说。这个艺术作品属于谁？也很难说。实际上，我前面提到的“大写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开始POP，越来越缺少专业的背景和内涵，甚至与日常生活难以区隔。墨西哥原住民运动“萨帕塔”有一个领袖，叫马科斯，自称“副司令”——实际上他们那个组织从来就没有司令，大家都是副司令。你们看他的装束，像个蒙面的恐怖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和平主义者，是格瓦拉和甘地的结合，甚至是一种符号学的反抗。他们并不打仗，只是用文化来作战。他们说：我们不能给世界一个结论，只能给世界一个谜语。所以他们的很多政治文宣是寓言和童话，拿一个甲虫或者小鸟来说事。我这里摘了一段他们的公告：“我们是言说者，我们是玉米人，我们走遍大地，我们分享思想，我们是编织匠，我们是历史，我们同花朵交谈，我们是雨……”好诗啊！但是它是2003年发布的一份政治公告。你们说这是不是文学？
　　下面这张照片，是前不久在罗马大学拍摄的。中间有苏童。右边这个人是我。这些大学文学系的孩子，几乎全是女生。这种情况以前只在我们国家的大学外语系出现过，现在也出现在文学系，以及文科的其它专业。男性几乎缺席，是不是在证明传统文科的人力资源危机？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对语言和感觉有天然的敏感，有一点性别优势。但男生统统跑光肯定不正常，至少使这个学科的后备军少了一半。当一个学科后继乏人的时候，我们没法对这个学科保持盲目的乐观。有时也得不得不问一问：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同学们，总结以上四个方面，我有一个小结，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两种变化，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如人死不能复生，破镜不能重圆。文学的技术因素正在出现这种变化。另一种是可逆变化——如季节可以循环，土质可以恢复。文学的心智因素大概正处于这种变化。这就是说，文学正处在以上两种变化的交织。
　　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让历史停下来，停在一个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让我们的文学家美滋滋的过着好日子。这就像我们没法相信基督教还可以再造一个中世纪。中世纪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耶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会有人再超过耶稣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后人就是再有雄心壮志，也只能瞎起劲。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死亡。基本面的情况上：文学也许不再鼎盛，但还可优秀。马原到海南讲课，说小说已经死了。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小说哪会死呢？连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筷子也死不了。不管人类发明多少高科技产品，你发明一个吃饭的机器给我看看！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饭机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万寿无疆，用不着我们过于担心。
　　中国新文学第一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晚清社会危机之后。当时国家危亡，经济和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开始很激进，要废科举，但慈禧太后真废了科举，大多知识分子又如丧考*。因为读书不能再做官，就没出路了。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让你去作CEO，也没有那么多大学让你去当博导，知识分子就有了就业危机，还有了爱情危机——漂亮女孩子都不来找你啊。知识分子一郁闷，不平则鸣，就产生了第一次文学高峰。中国新文学第二次高峰释放出现“wenge”的社会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在“wenge”中也郁闷，当右派，蹲监狱，下农村，当苦力，学业荒废，还找不到对象——当时女孩子第一找解放军，第二找工人阶级，“臭老九”是排不上队的。这种郁闷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感觉的敏锐，所以一旦“四人帮”下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先锋文学”，就实现了高压井喷。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文学高潮总是与社会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状态有密切关系。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用的都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还有美国的9，11和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如果信奉利已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作家的迅速上流生活化，还有一个本土特殊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出版大国。这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所没有的条件。冰岛30多万人，丹麦400多万人，瑞典900多万人，就像意大利和法国也只有5000万人。所以在那些国家，作家是比较难当的，大多数赚不了多少钱，写作经常需要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资助。当然，人口并不等于市场。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以前，文学的市场并不存在。回顾历史，文艺家供养制度出现过多次变化。以前很多文艺家曾经是由宗教供养，比如很多音乐家、壁画家、雕塑家，专门给教堂或寺庙打工。有很多文艺家由宫庭来供养，比如唐代好些诗人就进了翰林院，吃皇粮，但没有什么稿费，写出诗来就赠送朋友，或者敬献上司。还有些文艺家曾经由贵族供养，包括中国豪门贵族“养士”，“养门客”；包括欧洲贵妇人热心于艺术沙龙，附庸风雅，资助文艺家。真正的文化市场，其实出现得很晚很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并不是指全民，而是指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及其小资化及外围群体，比方说他们子女，他们的文化模仿者等等，比较布尔乔亚加波西米亚的那种。这才是市场的真实所指。前不久有一个“超女”事件。国内外许多媒体把它命名为“伟大的民主”，说由老百姓来投票选秀，不是很好吗？其实这个说法有一点道理，但大体上没道理。我当时住在农村，知道绝大部分农民是与“超女”毫无关系。因为参加选秀首先需要一台电视机，还需要一个手机，还需要几十块乃至几百块钱的短讯投票费——不是发一次短讯就是一块钱吗？农民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对此也不可能感兴趣。这样，“超女”闹得再火爆也不是一个全民事件，充其量只是一个中产阶级及其影子化外围的事件，但它已经在媒体上冒用了“全民”的名义。同样的道理，出版市场并不能自动反映全民意愿，一般来说只能反映具有购买力的部分人口的兴趣。
　　版权制度把文学与市场利益空前严密地捆绑在一起，闹出了“发行量”、“收视率”这样一些东西，引来了广告商、投资商等等的资本介入，于是实现了一部分人口对文学生产和接受的超强控制。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伯尔尼公约》诞生的1886年，全世界只有十个国家签署这个公约，连美国也没有签署。《世界版权条约》达成于1952年，体现了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发育文化市场的趋势。到了最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产生于1996年，最终完成了市场化的严密体系和一统天下。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推动创新，应该说有一定的正面功能，至少不会比宗教、宫廷、贵族来供养文艺家更糟糕。我本人也在这个市场里赚了稿费，似乎不该对它说太多的坏话。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第一，市场并不能代表全民——这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二，市场更不一定能代表全民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说，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完全有可能破坏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大量文化垃圾的泛滥，进而抑制优秀文学的生产。比如，八卦新闻正在淹没正当的新闻，垃圾小说正在淹没优秀的小说，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在国我外见到一些翻译家，他们说到中国某一本三流小说，说它不过是垃圾，但是他们还是要翻译它。为什么？因为它畅销，因为它带来暴利，因为出版商和发行商都青睐它。这就是市场的逻辑。结果，这本书在全世界暴得一千万大利，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让更多写作人跟进，由此产生的利益联盟把更多的作家、批评家、研究家、翻译家、记者、文化机构等网罗进来，形成声势浩大的垃圾霸权。劣质文学的生产速度，常常超过优质文学的生产速度。
　　当然，在市场导向之外，还有政治控制下的很多资源，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其它福利等等，都曾经是有效的政治操作手段。所以作家圈里曾有一种行话，说作家分四种：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白道的，吃红道的。同学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吗？“红道”，就是专吃政府饭的，专拿“五个一工程”奖或者其它政府奖项。“黄道”，就是专吃市场利润的，是怎么卖钱就怎么干的那种。“黑道”，是专吃西方政治饭，比方说恨不得每个作品都被中国政府查禁，一查一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涨。最后一条“白道”，指的是保持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有大体上洁白无瑕的境界。这四条道，当然是非常简化的概括，也不一定说准了。但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很多文学现象都牵连到社会利益，都隐含着各种利益资源的分配。
　　中产阶级并不可怕。并不是说，作家们一中产阶级了，文学就不可能优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除了一部分口头民间文学，文学的主流从来都有广义的中产阶级烙印，从来都属于那些可以写闲书和读闲书的人士。《红与黑》中那种个人奋斗秘笈，《简爱》中那种灰姑娘碰上好贵族的爱情想象，不都有中产阶级的人生轨迹？中国戏曲中最多才子佳人，也表现了一个农业中产阶级及其知识精英的最大梦想：一是读书以后进京考个官，二是讨一个漂亮老婆。毛泽东对才子佳人戏很瞧不起，因为从社会属性来分析的话，它们确实是不代表农夫、工匠、士兵的现实利益和思想情感，虽然很多农夫、工匠、士兵也可能爱看这些戏，并没有阶级意识的自觉。在这里，我无意贬低和抹杀这些作品，也不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学才是好文学。我想说的是，当中产阶级日子不大好过的时候，倒可能是一个很活跃的阶层，一个感觉和思想非常开放的阶层，一个文化创造力较为强旺的阶层。比如李白刚到长安的时候，在翰林院有个小官差，但笔下的宫庭诗和应景诗没有多少生气。他真正写出好诗的时候，是他比较倒霉的时候，从四川到湖南再到湖北流浪，于是个人情怀的表达，对社会和自然的观察和表现，使他的诗歌喷发出来一种奇异景观。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也不光是玩所谓现代主义，玩什么Magic Realism，其经验资源来自拉丁美洲在百年殖民主义加新自由主义下的悲苦历史，包括来自充满焦虑和伤痛的拉美中产阶级。
　　这就是说，对中产阶级不能一概而论。我们需要注意中产阶级的沉浮之分，看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他们的地位是在上升呢还是在下降呢？是更接近于权贵呢还是更接近于底层呢？一般来说，文化与精神差不多是救灾用品。中产阶级身陷危机，或者身涉危机，便可能获取较丰富的经验资源，表现出良好的感觉幅度和强度。眼下，很多作家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他们的中产阶级化——他们在一个承平和发展的社会里迟早是要这样化掉的吧？问题在于：他们的感觉辐度可能在迅速收窄，甚至成了一种自恋，成天照着镜子。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80%在写偷情。女性作者来稿，80%在写离婚。在这里，我不是说偷情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床上那点事。
　　感觉的“辐度”之外还有一个“强度”问题。现在很多作者的感觉不可谓少，但常常是滑溜溜的，轻飘飘的，一锥子扎不出血。比如说要表现底层和人民吧，他表是表现了，但给人一种假惺惺的感觉，勉强为文的感觉，缺少细腻、丰富、真切以及强烈。我对这种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左翼写作也不敢恭维。
　　再往下说，中产阶级还有精粗之分。这取决于他们修养的深度和精度，取决于他们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寡。有时候一个民族受苦受难，经验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但也不一定出现什么好文学，其中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民族文化资源太贫乏。可以担忧的是，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激进的市场意识形态再次摧毁了我们很多文化资源，“读书无用论”一次次流行，对作家们也有极大影响。王朔说过，我最自豪的是在我们摄制组里最高学历者是小学毕业生。这样开开玩笑是可以的，但我不相信王朔不读书，不相信他从不学习和钻研，不相信随便在大街上找几个民工就拍得出伟大的影视作品，所以对他的贫嘴只能姑妄听之。我还是相信老祖宗的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要有丰富的经验资源。读万卷书，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一个作家群体也好，一个作家个人也好，要使文学优秀起来，离不开这两个前提。
　　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快速的变化，人类最新一个乌托邦，即所谓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的神话并没有把大家都带入天堂。相反，深重的灾难和危机正在扩大，正在加剧，正在逼近。屏幕上接下来的这些图片可以让同学们重温一二。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如果人性仍然让我们屡感陌生，文学就应该在这里苏醒。但我得坦白地向同学们说，我也是一个梦游者，有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今天提出这些线索，只是与同学们来做一个交流，向在座的各位请教。也许有人会说：你今天的题目是《梦游与苏醒》，怎么没听见你谈“苏醒”？对不起。我只能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昏睡状态有所觉悟，那也许就是苏醒的开始吧。
　　谢谢大家。
　　王晓明：我觉得少功先生讲得真是非常好！大家听了文学周的第一个圆桌讨论，接着又听了后面的作家的一场一场的演讲，今天少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前面的这些演讲和讨论的一个更为开阔的基础。他所谓梦游，当然首先是一个文学的梦游，是对照着过去对文学的梦想来分析今天的文学的现实；但说完了这个文学的梦游之后，少功又描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精神的梦游，他用这个精神的梦游对照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更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目前的状况。国外的学者、知识分子、作家，常常对中国作家有一种批评，说你们中国人就只关心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对中国以外的事情没有兴趣，不了解，因此也就没有想法。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今天韩少功先生的演讲却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正面的例子：如果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文学，你必须同时要理解整个人类的精神困境和现实生活的困境，你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可以更深切地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学的种种困境和生机。听了少功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我想大家对前几天作家们的讨论、演讲，以及前几天讨论会上的许多意见，一定会有更深的理解。比方说，刚才少功讲到，作家的生活经验愈益狭窄，不得不在雷同的生活里面寻找个性，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报刊文字，大家还记得第一天的讨论会吗？王安忆和莫言讲现实比文学更奇特的时候，举的第一个例子都是来自报章杂志。所以我觉得，少功的演讲跟文学周的前面的各项活动，是互相呼应的，而且他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呼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前面那些演讲和讨论的精彩的参照物。我们通常都会说，作家是聪明的、机智的，能说很生动很有趣的话，让大家哈哈大笑，好像这就是作家的演讲。可实际上，真正的好作家绝不只有那些品质，他同时是一个对生活、对人类世界有自己的看法的人，是一个认真思索、有独特洞察力的人。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请大家问题。我只提一个要求，就是提问也好评论也好，请尽量意思明确，更不要一上来就说：“我提三个问题，一二三……”，这个太长了，就提一个问题，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不好？
　　问：我提一个问题。韩少功先生刚才讲了对文学的整个功能和作用。你的整个视野十分开阔。作为一个和这个国家同时代成长的人呢，你有自己独立的思维结构和思想方法，这有别其它作家，而且你非常严肃。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么有正直感的作家非常少，而且能脱离于城市的喧嚣到乡村去开拓自己的那份天地，不光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学生应该用什么思想方法、思维方式或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作为自己比较正确一些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能够走自己的路？
　　韩少功：这个问题有点大，我好像能力不够，回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生观啊，世界观啊，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我觉得你们首先要珍惜在大学这段时间，同学们之间，师生之间，可以多切磋多讨论，找到一些方法，使读书尽可能的更有效果。另外一方面，希望你们尽可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从口舌之学走向心身之学。从书本到书本的思想一定是没有活力的，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的好思想一定是从亲历性实践感受中产生的，是从生命中分泌出来的。一般是这样。这样回答也许不能让你满意，对不起。
　　问：韩老师，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你《山居心情》这文章，也不能说是小说，有点像日记一样的东西。在这篇文章里，你贯穿着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思，这也是你持续多年的一个思考，你选择乡村居住是你反思现代文明城市文明的一种方式，我想问的就是这种方式——选择在乡村居住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人所分享，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意义的事件而不只是你个人的一种事件？谢谢！
　　韩少功：其实我对现代文明一直热情赞扬，包括这次来讲演的几个作家中，我是唯一采用多媒体技术的，可见我对好的现代技术一点也不排斥，而且非常愿意学习它，使用它，享受它。我只是说，现代文明肯定也有弊端，需要我们冷静分析，不必盲目跟潮，不必以为大街上吆喝的都是真理。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膀上，对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体验，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这样一种态度也许比较可靠。至于这种态度怎样才能成为更多的人的态度，对这事我还真是不知道。有时候我很悲观地说：危机才能带来觉醒。没有社会灾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宣传的工作，虽说也是有效的工作，但效果很有限。一种思想实现社会化和大众化，常常得依托灾难的出现。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残酷？但事实上就这么回事。比如我要小孩子不要乱跑，说乱跑就会摔跤。但你说一百遍，他都可能没有反应，直到真摔跤了，他才可能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关于摔跤的真理。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真摔跤了，才会回头，才会长见识和明道理。沙尘暴不刮到中南海的时候，我们用一千个喇叭呼吁环境保护，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认识问题。所以说灾难是最好的老师。这真是让我们很无奈。我们只能希望，灾难到来的时候，牺牲品少一些。我会经常告诉我的亲朋好友：牺牲品会有的，但愿你不是，但愿你能躲过一劫。
　　问：韩老师，你好。我还是接着刚才这位师兄的话题，我想问一下你在乡下生活的这段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觉得这种收获对你的文学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韩少功：我在乡下的第一个好处，是突然觉得时间多了。因为我以前居住海口，是一个旅游城市，人来人往特别多，我很多时间浪费在应酬啊接待方面。第二个好处是我对文学圈以外的人有了多的了解。我以前在文联和作协工作，接触的都是教授啊，评论家啊，作家啊，出版家啊，大家同性繁殖。我读的几本书他们也读过，我想聊的话题他们也能聊，这种交流的效益很差。相反，你与那些与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人打打交道，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在乡下，每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两个特别会说话的农民，说得极其生动活泼，那种语言技巧是我们在大学里学不到的。这是一个例子。第三，刚才那个同学也说了，乡下生活可以帮助我对现代文明有所反思。中国的乡村很有特点，是一个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撞击和融合的交错部位，很多有趣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我站在两种文明的夹缝里，左看农村，右看城市，可以有更多的比较和辨别。比方说乡下人喜欢把人往老里称呼，叫我“韩爹”就是尊敬我。但城里人喜欢把人往少里称呼，把“大姐”叫成“小姐”，对方就可能高兴。虽说这只是不同的称呼习惯，但它的后面有历史观、文明观、时间观的差异，能让我们以小见大。
　　问：韩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本来刚才我还想继续问乡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讲的太多了，我认为你自己是在逃避什么东西，但现在我不问这个问题。我认为你处理《马桥词典》这本书就是要处理人类经验的差异，但现在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马桥词典》中你不是不要表达人类经验的一种普遍性？谢谢！
　　韩少功：其实我这个人野心挺大，不光是《马桥词典》，很多作品都想表达人类经验的普遍性，只是力有所限，做不到而己。其实，每一本书虽说是独特的角度，甚至只写非常小人和事，但所包含的经验都有普遍性，是一种接近人类精神的全息载体。我以前特别不同意《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说法。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或者其它蒙昧特点，美国就没有？英国就没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
　　问：韩老师，你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是《wenge为什么结束》，然后你也翻译过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我是有一个问题，当昆德拉来写东欧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新时期以来所谓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也在讲中国社会主义经验，那你翻译昆德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描写东欧共产主义经验的时候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wenge经验之间有没有什么反差？连带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今天昆德拉的书被如此的当作一些小资的必读之书时，它和我们对于wenge的描写之间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勾连？因为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已成为了我们想象wenge的一种主要方式，只有通过那种方式来想象wenge，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两者之间你是怎么看的？
　　韩少功：我在八十年代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候，很欣赏昆德拉的批判勇气和很多想法。当然我个人也是有变化的，比如今天我会不大满意他的某些想法，认为那些想法过于简单。所以我也同意你说它变成了一个小资的流行读物，这种读物通常把生活卡通化，巧克力化，矫揉造作化。如果作者没有这样做的话，读者也把它强行读解成这样的东西。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正像我们的“wenge”。但“伤痕式”的写作有揭示性也有遮蔽性，有一些不够全面——我们说得温和一些吧——就是“不够全面”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免得大家觉得这个理论话题非常沉闷。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叫叶蔚林，写过《没有航标的河流》，得过全国的奖。他说他们“wenge”中下乡的时候，农民经常骗下放干部的钱，借了就不还。好些基层干部也来揩油。他是用这些事实来诉“wenge”之苦，是伤痕文学的调子。但他忽略了一个情况：他之所以能被别人骗钱，恰恰是因为他当时还拿着高工资！“wenge”常常被比作奥斯维辛，但呆在奥斯维新集中营的人会有高工资吗？ 所以我赞成全面地、深入地揭示“wenge”灾难，但也反对刻意把“wenge”妖魔化。我对伤痕文学的不满，并不是说所有伤痕文学都是假的，只是说很多作品在强调一种真实的时候，往往在掩盖另一种真实。是这样一个问题。
　　问：韩老师，你好，很荣幸和韩老师还是校友，还在读本科的时候都很少有机会见到韩老师，今天能够见到韩老师感到很荣幸。韩老师刚才讲到很多观念我都很赞同。韩老师说在危机的时代更容易产生更好的文学，当然就我的经验来看，比如文艺复兴是在当时意大利几个繁荣稳定的城市产生的杰出艺术，包括我们今天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作家也恰恰是在九十年代写出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我对韩老时的观点还有一点疑问，就想请韩老师能否给我解答一下？
　　韩少功：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因为”什么“所以”就什么，比如说“因为”有社会危机，“所以”中产阶级就会有好的文学。这肯定是不对的。这里是不能随便划等号的。危机不构成文学繁荣的充分条件。你说的希腊，我暂时没法讨论，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它。至于说到文艺复兴，当时“上帝死了”，其实是一个令欧洲人很痛苦的时代，至少是一个心理危机时代。当时地中海地区一些都市很繁荣，还有欧洲一些都市跟着繁荣，但据我粗浅的了解，那种繁荣也是与野蛮和残暴紧密相关的。当时发生过很多内乱和外乱。曾经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艰难时世》，是狄更斯写的。还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叫《悲参世界》，是雨果写的。他们描写那个资本主义上升的繁荣时代，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为什么要大声感叹“艰难”和“悲惨”？回头说我们中国，晚清是个危机时代，这一点大概不会引起多少异议。但假如我们远距离地看看中国，晚清也是欣欣向荣呵。张之洞洋务运动多红火！中国的舰队的吨位当时还超过了日本。所以说，第一点：我们不要把“危机”与“文学繁荣”做一个固定的链接。第二点：不要把发展当作唯一指标，不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康做一个固定的链接，也就是说，局部的经济繁荣并不一定意味着危机的消解，更不意味着某种文化心理危机的消除。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与不同的条件相联系，会有不同的情况。
　　(2006年6月30日，录音整理：蔺建昌，内容经本人审订)

哭河清 文/胡晓明

高炜 2008-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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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2 20:48:30 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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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  

 
●   贺卫方 （进入专栏）

    对欧洲中世纪文化产生兴趣
    
    要说３０年来读过的那些书，其实是不大容易谈的，因为杂七杂八的，看过很多。回忆起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最初是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世纪史》启发，记得作者的名字仿佛是Sidney Painter。对于我这样一个上大学后才开始从ABC开始学英语的人来说，读这样的书真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虽然由于背景知识的匮乏，读得很慢，也很粗，不过，这样的书让我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一些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还读了北大哲学所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感觉很有趣味，我也很喜欢读。另外，杨真的《基督教史纲》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当时关于基督教历史的书并不是特别多，国内学者写的尤其比较少，那时我对基督教比较感兴趣，所以找来仔细读了一番。
    我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期间，很喜欢看美国学者汤普逊著的两卷本《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较早前就已出版，这部书非常仔细地描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和王国之间的斗争。同时，我也读一些文艺方面的书，比如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之前读大学时我读过钱锺书发表的一些论文，也读过《围城》，所以后来就想读一读他另外的一些著作。记得当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四卷本的《管锥编》已经出版，我很想全部买下来，但由于当时助学金有限，我只能一个月买一本，四个月才凑齐了。当时那种对书特别渴望的感觉，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深受《光荣与梦想》文笔影响
    
    还有一本书在我求学期间让我特别喜欢，估计很多人在这次访谈中都会提到，就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分为四册，我一册一册地读了下来，觉得作者的文笔特别好，董乐山等人翻译得很好。应该说，这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在现当代的经历，作者的笔调也让人觉得很新鲜，尤其是对人物的描述，以及对时代变化的反映。作者的语言非常幽默风趣，后来我在写作上也追求一种幽默的风格，跟这本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上世纪８０年代，我的阅读一直继承了本科求学阶段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趣，比如一些探求基督教与西方文明、法律之间关系的书，包括后来我跟几位朋友一起翻译伯尔曼的作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也是受这种兴趣影响。最近几年我比较关注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套相关丛书，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还有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等，前不久我还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黑船上的汉学家》，就是专门谈卫三畏。此外，在一些老学者的回忆录里，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是我看到的关于中国学术百年历史最有价值的一本书。 
    在学术方面，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基础》在我们重新理解西方法律思想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种非常细致、具体的分析。此外，《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托克维尔的两本重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这些书对我的观念形成也极其重要。     
    严复与胡适带来的启发
    
    在法学领域，关于阅读的争论热点往往集中在对国家法律制度演变的看法上。改革开放３０年，也是逐渐建设民主法制的过程。民主法制如何建立，以及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很多争论都与这些方面有关联。例如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在刑事法律之中如何去解决“罪”与“非罪”之间的关系？国家的权力要如何去限制？国家的宪政体制现状如何等等。我个人更偏向于在更深的层面去思考：我们的国家从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历史，如何过渡到宪政的、保障个人自由的历史。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特别值得阅读的书是《严复集》。我觉得严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一直在思考中国跟英国这样的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异究竟是什么。现在的译者很少在翻译之间穿插自己的东西，但严复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加入一些自己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和思考，包括传统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结构等等。我在读严复的一些按语时，收获了非常多纯粹的观念，并不断地理解他的思考和观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对胡适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在他曾经做过校长的学校里当教师，特别重要的是因为胡适对中国社会有一种独特的认识理解，对现代中国如何过渡到自由民主的社会有许多思考。我大致上把胡适的作品都读过了，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逻辑的学者，同时，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走向，以及如何避免走一些弯路，他给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余英时曾说，其实胡适在学术上从今天看来已经有点过时，甚至有些缺陷和错误，但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观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对待的。关于胡适的书，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余英时对胡适思想历程的论述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相关作品中最有深度的。此外还有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还有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及唐德刚系列，我认为这些书在今天都很值得我们去读。 

     
    对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对于我来说，读书一直有“开卷有益”的意义。１９７９年，《读书》杂志提出“读书无禁区”。这里要特别说一下《读书》，它是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引领整个国家时代风潮的一个刊物，既引导着大家去读书，又启发大家去思考一些很深层的问题；既有社会科学的深度，又有人文精神的传播。在我看来，当时这本杂志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精神的家园。

    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潮影响，比如说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带我去关注近代中国那些出使西方的人，如何去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我非常喜欢，读得很认真，后来也一本本买齐了，这个过程也非常不容易。在８０年代，钟叔河先生在出版界应该是一个旗帜，一个符号。另外还有一些丛书的编者总是默默地为我们带来一套套具有深刻意义的书。我们在回顾个人阅读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为我们的阅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在专业上看，应该说整个８０年代中国法律书籍的出版不是特别景气。到了９０年代，法律著作的翻译就变得非常活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亲身参与，并鼓励学生们去读这些书。做我们这一行，读书就是职业的一部分，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在读这些书，而是如果不读这些书，就没有办法教好自己的学生。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既包括正襟危坐地读一些专业的书，也包括闲闲散散地读一些轻松的书。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时代，每次到书店里都可以看到许多非常让人喜欢的书，很多出版社不论大小，都坚持在出版一些非常好的书。作为一个读者来讲，这些都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贺卫方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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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学》主编，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198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1996）。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研究、教学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研究范围包括比较法学、法律理论、法律史学以及司法制度。著作包括《走向权利的时代》（合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运送正义的方式》、《具体法治》、《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随笔集《法边馀墨》等。另有译著多种。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判决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 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机 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传媒与司法三题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公正 抗议权与意识形态 中国足球困境的宪政透视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许霆案：法官何以说理 有朝一日倒过来？ 当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 我奶奶也可以当法官——从《法院组织法》的修改看中国司法改革 （中日球赛）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难以完美的平衡 如何走出拆迁困境 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幌子下 崛起为何？ 法治与所谓大国崛起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宪法课题的学术自由 法学作为抵御专制权力的堡垒 关于中国法学家的国际影响 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 真相难求？——自己与自己的商榷 真相难求 关于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大学之道：内地与香港 量化考核症结何在 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功夫在法之外 学术引用的伦理规则 让正义在每一个案件中实现 关于足球与宪政建设的思考 异哉所谓个案监督问题者 司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 关于停招硕士生事答批评者 请吉林艺术学院不要再制造一个“有害的先例” 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 三六九等说教授 法学之羞 法院名称的变与不变 为什么法官当律师的多 律师当法官的少 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1 为什么法院不可封杀记者 走向司法公正的八要件 自治与开放之间的法学 复转军人进法院 法学家的缺席 书记员不再是法官的预备队 人大监督与法官独立审判 我们的路在哪里?——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座谈会的 京师客居心安否 祝福郭明瑞校长 记者挨打与新闻真相 没有新闻的日子 宪政理想的亲情之旅——贺廉希圣老师75华诞 孙志刚三年之祭 赋予我们身份的八十年代 宪政随笔八则 悼念普西 历史与社会交错中的当代法学学术史 宪法的命运 生机盎然的宪法 无法之法：传统与司法改革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暴力价值观是悲剧的根源 宪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1949年后中国的法律翻译 修辞学视角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不朽的史学家——在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上的讲话 同性恋的中国处境 九大问题拷问死刑 法律职业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律师参与群体性案件代理的问题 张保生 贺卫方 杨玉圣：学术规范与法学研究 法官的法袍代表了什么 在“首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文化与中国法学 司法与传媒的复杂关系 怎样学法律 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 在法学所聘请江平先生为荣誉研究员仪式上的讲演 司法改革八大难题 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 宪政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力 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面向新世纪的司法改革 在阅读中思考社会的走向 黑船上的汉学家 拿破仑的治国理念——政教关系、文官政府和司法责任 读《胡适留学日记》 律师生涯的起跑点 刘仁文《具体权利》序 法律教育中的一个悖论（研究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评《言论自由的反讽》 法治是整个民族的一项事业 中国公众参与的网络依赖症 与《南都周刊》谈所谓钉子户事件 贺卫方 苏永钦：司法独立，一场没有终结的“革命” 从西学返回中土 十字路口的法律教育 并发症困境中的大学

我的小灵通昨晚从我睡着的手上滑落到地上

本已需要我双手搀着工作的它彻底无法再帮助我与外界联系了

今天是它的哀悼日

这一段的岁月里

我最近的朋友是它

淮南一醉(80529362) 23:37:29
:淮南人的照片我印象最深的是老高的那张人民代表人民选

有人表扬你
能不高兴吗

我很高兴

一醉喜欢的是这张照片

两年前拍的吧
那时
我根本还不懂摄影

现在的我还是不懂

今天QQ群里聊天
我说:
摄影其实与摄影无关

现在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想着抓紧点时间写写昨天的事情

遗忘是很快的

晚上的时间又被高中的文旷同学预订了

昨天    是下午

在淮河路上一对年近50的夫妇很热情的引领下

我依序拜访了几个即将消失的老建筑:

红旗照相馆,田区第一座政府楼,清真饭店,第一座工商银行,第一座农业银行   淮南京剧团,向阳旅社,日军警署

还有淮河码头大楼

当时的码头 

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船只开往蚌埠开往寿县

现在  08.12.15

我好羡慕那一天坐在船上看风景的人

昨天的印象里

还有胡爷

85岁的他依旧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摆弄花草

他的腊梅在院角已经开放

他的水仙花绿油油的叶子虎头虎脑

据说他的院子以前很大

据说他故去的老婆是解放前的姨太太

据说她咽气时留了一句话:这宅子我只留给我那傻儿子

傻儿子     我见到了

在听半导体  

送我们出来

他站在门里

还有程

颇有点帅气的年轻男子

他是向阳旅社现在的主人

我花钱买了这四合式的两层破楼

现在不知道是扒掉重新开发好还是留着好

我没有回答

我忙着让旅社院子里几个玩耍的孩子站成一排拍一张合影

下次我还来看你们

给你们送照片

照片名字就叫:老房子新孩子

离开旅社走到马路上没几步

同行的桑瓦拉住我

你听,孩子们在唱你的词呢

呵呵

老房子新孩子

是呀

当年这旅社楼院里的孩子又唱谁的词

我的办公桌上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分析检查阶段征求意见表

16开白纸 4个题目 4个问号

黑白分明地躺在那里

它是派来与我交流的

我们面对面

一起沉默于12月的温度

亲爱的老高,我们聊聊

呵呵

谁在喊我

好暖的声音

今天老记着昨天那男子的一句话.

他是位个子很高今年50岁的男子,名字里还有红旗这个词汇.

我们约他来是做为媒体听他说自己打算与房产商打官司的事情

他拎了一大包材料,还有他存了很多资料的手提电脑

近乎2个小时的谈话

最后

我们问:你真的做好打官司的准备了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记得他用带着山东的口音说:

我很担心中国的法律问题,我似乎感觉中国没有法律,我们只是一个政策国家.

我真地想有理由在那一刻站起来

以一位有着38年生活阅历的身份

手指着他的鼻子

但我沉默了

走出电梯

我们互相握手

在冬天的夜晚大声地说:再见  再见.

11月11日淮南石料场爆炸

事故发生后，淮南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出差在外的市委书记杨振超接报后当即电话指示开展事故抢险和人员救治工作，市长曹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亲自指挥伤员搜救、现场清理和事故处理等抢险工作。

12月8日淮南化工厂爆炸

事故发生后，淮南市委书记杨振超、市长曹勇等市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并组织公安、消防、安监、卫生、环保等部门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组随即成立。

我和你是新闻的读者。

希望，永远是。

当然，更希望

这是

我们最后一次de阅读。

太平点吧

08的最后

09的未来

新闻链接：淮南一化工厂昨晚爆炸 3人死亡2人轻伤

         淮南市大通区一建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

四月即使骤冷，它依旧是春天

沉默吧，看水流去

文字是水上的浮尘

谢绝打搅

留一点虚伪作答案的唇彩

距离是聪明的结局

2008-03-24 12:31:43    

晚上做梦

白天睡觉

累了

就走到雪的大街上

看紧张的司机

看疲倦的售票员

偶尔看见老高

站在对面的站台

听小店的人说

他是没有规律也没有规矩的人

呵呵

好亲切

2008-01-28 13:32:47    

你安静地玩一会

话梅在凌晨里有种温暖的甜

<最好的时光>不紧不慢

阳光温淡   岁月静好

自南而至的文字一尘不染

想起那突然的短信

有疲惫里的幡然

听

有个女子在唱:

"我想过我们的未来,以为不会太坏"

你的轮回

我们的状态

另一个城市有几瓶啤酒漂洋过海

2008-01-20 02:36:44

情歌又起

东风难破

我的文字

      你的感觉

你的惆怅

      我的徘徊

别人不清楚

自己不明白

过去的过不去

现在的未到来

天已荒 地已老

痛未殇

心难却

在写什么

再写什么

某个点

某个位置

某个状态

那一刻

发呆

不知所往

音乐没有了

文字没有了

安静

无声

慌乱或是安详

是张惶

电脑经常看的是股市大盘

看自己参与的两三个电视连续剧的演出

最近红红的喜剧色彩一点点浓了起来

但我还是偷偷给剧组写好了辞职报告

明天上午十点递交

准备休息两天

那么冷的冬天

首先需要的是一件能出去的棉袄

老人经常带着他的爱犬在这个街心公园晨练
但今天爱犬便秘的毛病又犯了
毕竟爱犬的年龄很大了

医生说：别再花医疗费了，不值得。

老人用手帮助它
这已经不知多少次了

几个巡警是老朋友
关切地停下来
老人说：也不是啥名犬，但我们真的是有感情了。

他的手里
一个空空的矿泉水瓶

那是八里河风景区任何一个游客可能丢弃的
包括我

我相信
那一天的老人没有想到环保

老人失去颜色的鞋子
老人没有纽扣的中山装
老人微微向下的眼神
有对比环保更重要的两分硬币的需要

这是我们历史书里走出来的刘安
职务:淮南王

在淮南这座城市
刘安的雕像散落在不少地方
骑马的
看书的
思考的
造型参差不一

这是淮南龙湖公园里的雕塑
那一天是公园免费开放后不久的日子

一个孩子问她的妈妈
这是谁呀

他是刘安

昨天给海卉的文章: 【新闻评】 红色 . 寒冬

题了四个字:文风凌厉

洋洋洒洒,无匠气,有真情有真义,有批力.

看好的文章是享受

我不太会写,阅读比较自信

晚上五元钱买了两份报纸:南方周末与上海一周

十三元要了南瓜饼和鸡汤面

十字路口旁的永和店七点钟人很多

现在,周六的中午

我坐在我的办公室

外面太阳很暖

屋里音乐很暖

下午出门   摄影

顺便买一个打火机

一元钱

此刻我的手里是个火柴盒

里面 

躺着一根火柴

晚上见

阅读参考:海卉

书房是个老屋子,重新搬回来住有点新鲜又有点突兀.

这里似乎是一种新的状态.或许不是.也许本就没有离开.

这两天不少感触集中发作

有书房老唱机的声音

有过去日子很旧的信笺

还有墙上以前喜欢现在依然舍不得更换的装饰画

阳光还是持续地很好

去看了老邻居:篆

她依旧喜欢趴着那张有青苔痕的小木方桌

去时很认真地看了她前几日写的:<小时候>

文笔恬淡得让我嫉妒

书房也有新认识的朋友:慕鸿

她的那篇<老李的驴样年华 >

很少做回复的我忍不住也在文后现了丑

昨天买了手套来应对全世界的降温

顺便买了两个烤红薯  

一边口袋装一个

回来后发现居然跑了一个

今天阿闻送来了尼康镜头

我的喜悦相当灿烂

正好明天是我与那几位小学生朋友约好拍摄的日子

假如能拍出好的照片

我一定挂在我的书房里泡一杯茶天天享受

今天当然有思考

可惜理不出头绪

只是反复地在听:死去的稻草和孩子们 那两首歌曲

其实今天的文字写给的永远是以后的你

我们照片前站着的是未来的日子

阅读参考 : 小篆    慕鸿       

          死去的稻草和孩子们

十一

今天没有预料的雨

从接近九点的时间，与反方向钟纠缠在一起

各自奔波

去的路上时间很快

回来的路很长

LGG打来电话：在西部要注意安全

我说我在西部

我说我一个人

我没有明白LGG的想法

他也不会知道我与近百人在一起

化肥厂的氨水味能刺进车窗

我们的新闻却无法隔离企业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力量

我在揣测机枪的MP4是什么形状

我在想：他是不是会约我去大街小巷扫射民间百态

也猜测

一个月以后的机枪是否还有那么坚强

。。。

淮南王离他返贵的时间已经很近

WH403在等我安排与淮南王亲切会晤

小悉在等二日游的最后敲定

我无从下手

一切都与我有关，一切都与我无关

身手略一闪失

聚光灯下就会是有点尴尬的我

仔细想想

完全被动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盛世说：一个女孩是教师，还做着自己的事情。

老雪说：政府里有个不错的女的，挺合适。

随遇而安，印象那么劝我

偶然与必然或许本没有什么联系

婚姻，惯性下一个未曾想到的踉跄

诗意下常有无聊的流露

矜持里会藏起轻浮的微笑

物质的精神随处可见

精神的物质却滞留在传说里的终点站

中午的工作餐根本没有吃饱

我在考虑晚餐怎么丰盛

当然如果有人安排

我一定会有时间

吃饱了，喝足了，走在路灯下

做一条有思想并期待艳遇的狗 

十二

有人是领袖，有人是百姓，你以上都不是，你是什么？

不要给春天固定的画面

阳春三月的选择早已超出了ABCD

角落里的他是最真实的你

你去过淮南六区一县的风景名胜

人头攒动，大家一起感叹：春天好美

六里站不在旅游线路上

六里站不在旅游计划里

六里站的春天是我们用来与丽江、周庄、婺原对比的参照

六里站在淮南的东部灰色地等待着有钱的开发商喝多了随便施舍一点油彩

六里站一些稍微有眼光有远见有头脑有学识的百姓

已经在大兴土木

两层加为三层，三层变为六层

他们想给自己与子孙支起不能再高的画架

监督泥瓦匠给自己盖房子的老张说：

唉，谁叫俺做的是单项选择题！

六里站也有自己的春天

六里站更有对春的期待

宠物医院里挂着盐水的阿狗，它们想身体好了去草地上追逐风筝

沿街一排排簇新的三轮车，红，蓝，绿

等待买主的老板眼里，它们比花好看

铁轨枕木间萌发的小草

在用很严肃的态度和脾气暴躁的火车洽谈环保问题

还有那红砖墙下可怜的一小片油菜花

它们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派谁去江西婺原考察学习

最烦人的要数拾破烂老头家墙外那株开了不少桃花的桃树

它孤独地站在一堆破砖中翻来复去地向我抱怨长错了地方

我笑笑：你要安心本职工作，在废品破烂掩映下，更能衬托你的美

结果小桃同志说：原来世界上最假的牙装在你嘴里

六里站属于田东，还是田东属于六里站

这是一个愚蠢的地理问题

六里站属于淮南，这更不是问题

六里站附近有电厂有开发区还有纸厂木材公司纺织厂

这是事实

可如果我说我文字的题目是《六里站的春天》

我估计有问题

是比818更严重的问题

十三

电脑终于罢工

已经给它办了挂号手续

就等着有水平的医生通知住院，安排手术时间

唯一不安的是手术费用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下班了还不离开办公室

那一定是劳动模范：我

最近老是听见停电的消息

国祥说：火车站最近停了一次电

望归说：新庄矿旁的居民区屡屡没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停电

一位网吧老板说：东苑小区那也是不打招呼就掐电，他很担心自己网吧电脑集体残废

818刚惹过事，电力部门又开始不老实

是不是都等出了事情出了人命交了学费才会憋出个说法

建议制作一批徽章，上书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不是别在嘴上

而是别在心里

每次步行回家

都会看见绿苑山庄大门的保安对进出轿车敬礼

象我这样的步行者出入

他们无礼可致

记得有部电影有与之相关的情节

是哪部，你还记得吗？

矿内村安静了几十年

最近开始拆迁了

那些居民搬到哪里，估计矿务局的英明亲民的领导已经做了合理合法十分妥当的安排

我倒是有点担心那里生长了几十年的白杨树

真不知道在规划设计的图纸上是否还会保留它们的位置

我喜欢那两排高大的树

那是小时候一段时间我上学的必经之路

现在想想

我小学有一位女同学就住在那里

十四

喝了点酒

是不是就会言不由衷

我不知道酒后与吐真言的因果关系

历史是永远打不开的黑匣子

原理很简单

你能试着写出完全真实的日记吗？

不要争论历史

不要争论真理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没什么可以相比

上午下班

我被老军分区看草坪的老戴给喊住了

我在太阳下被他灌输了两分钟的道理

两分钟里，我知道他是看草坪的，一个月400元的工资

我因为思考矿内村拆迁的棘手问题一不小心踩到了草坪

老戴说：5：30有人接班，因为晚上还要看下夜班的人

他说：市里一位令人尊敬的领导就住在附近

我不由地回忆起老雪的一篇表扬稿

我对老戴说：对不起，我今天做了不规矩的人

想别人很累

想自己才轻松

小宜与我的对话里，我说：

我喜欢理性中去感性

随意打出的一句话

我佩服自己

中午回家的路上

因为我的摄影爱好被矿内村的暂时留守的居民挽留

我讲了很很多诺言也看了很多复印件

明天和以后

我还要为我的信仰做更多可以不做的事情

怎么协调

我真地无语

小钟明天来单位，弟弟明天回家，矿内村的他希望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

我有点骄傲了

我感觉自己比总理还忙

十五

中午陪首长去大学生食堂吃饭

身边坐一位来自巢湖的大一新生

学采矿的男孩很憨厚，他说：上学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淮南煤矿的工作很能挣钱

男孩端详我与首长半天

说：你俩是在学校包工程的吧

今天很热   今天也很累

下午与年近80的洪老谈到6：30

接受了洪老布置的一大堆复印件编成的阅读作业

临走，洪老说：如果你喜欢，可以把我这棵樱桃树栽在你的院子

喜欢，我当然喜欢

但我还是愿意它一直长在这本属于它的地方

虽然相关文件早已红着脸酒气熏天地告诉我：未来的淮南地图上将不再有矿内村、南山村这两个地名

一件事是孤独的

联想起来又是可怕的

淮南谢区露天俱乐部里黑压压的人群

淮南八区路边四辆轮椅车凑起来的牌局

淮南职防所里得矽肺病的老人

他们对我无比热情

他们对我无比信任

他们无比相信每一个被他们看作从上面下来的人

除了相信

他们的心里就还剩：等待

我有点迷茫

等待与忍耐是否可以用在同一个地方 

十六

我的东西发到教育局网了

我的东西发到了教育局网

两句话有什么区别

我瞬间品味出了那鸿沟一样的界线

在未发出的情况下我做了下意识最虚伪的掩饰性的选择

子凡说：老高，你要请客

我在想：招安真地很容易

即便是网络，悬梁也成了最高待遇

站在脚下这块土地

嗅着周围浑然不觉的空气

我真地在想念那位没见过面的朋友：徐特立

中央一套：恰同学少年

但我在思考：为什么那矿内村年近80的洪老更比我们象少年

屡屡与从沧桑中走来的老人谈话

我会微笑着感受他们摧毁式的压力

他们思考的

我们忽略了

他们坚强的时候

我们脆弱了

他们关心国家如何健康发展

我在找会计查看此次调整工资有没有算错

我在计算如何才能用我有限的工资结束房奴的生涯

他们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

70年代的父母最擅长的是培养孩子：

在中庸中平衡，在平衡中快乐

我快乐

我更失落 

十七

弟弟从南京回来

商量5月3号结婚的事

弟弟终于要结婚了

读报的王亮做他婚礼的主持

我是那天的摄像

但弟弟说：真不想让你做摄像，那天需要你忙的地方太多了

弟弟要结婚了

我什么时间结婚

看别人结婚的喜庆场面

我更担心的却是：谁是我结婚时的摄像

轮到我结婚的那天

技痒难忍的我或许真地会挂个相机隆重出场

说那么热闹

转一圈还不知道百面千容的她在哪个雨巷

自封为婚姻上的“钉子户”

在自己的孤岛上

一边抗拒一边荒唐地期待某一天被“强行拆迁”

听，已经有人在拿着喇叭喊话

“妥协吧，避免决战。”

今天淮南的最低气温是五度

早晨母亲打来电话喊我起床，说：多穿点衣服，今天是春天里的冬天。 

十八

不喜欢狭隘

不喜欢无聊

不喜欢自私

不喜欢幼稚

因为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

有些日子了

熟悉了 厌倦了

可以冷漠了

那一端的烟灰要掉了

转身看

春天来了

希望来了

冲动消失了

找不到喜欢的图片

听不见喜欢的音乐

写不出满意的文字

遇不到恋爱的对手

真地无事可做吗？

桂姨说：锻炼身体

是啊

锻炼身体

把国标捡起来

把自行车推出来

让自己和思想一样挺拔起来

穿T恤的季节已经从能看见的地方赶来 

十九

四月刚开始的日子
去了寿春
恍恍惚惚
出走一样
三路车西行中
下车的想法在心里犹来豫去

是去赏春吗
是去踏青吗
不是
不是“寻找”
是：回头瞥见影子的逃跑

90年青春的仲夏
曾与寿春偶然瞬间的邂逅
只记得城墙上茂盛的野草
只记得墙下阴影里为我算命的他模糊的面孔
和烈日余晖里
县城小巷里他们望着我时兴奋疲惫的眼神

此又去
懵懵依旧
以洞山为起点
3元的价格，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又一次看见他
已不是楚国的样子
我站在南门
那里通淝

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他的历史
说不出他的典故
不知道这里到那里有多远的距离
我的身边是落寞的拳师与两个习武的孩子

拳师说：你去报恩寺，你去博物馆，三轮车两元钱就把你送到
我不想去
逃学的孩子从小厌倦了去阅读印刷出来的表情

坐了三轮车
有一点晃，也有一点慢
虽不是那青石铺成的路
我知道：他累了
我的方向：
从南向北又向东
那是东城外
蹬车的他说：他小时候就爱在那里捱到放学的时间

那是城外
更象城里
那一段完好的护城河宛如寿春的魂魄在春天的阳光里汩汩流淌
算不出年纪的杨柳
没有人走过的草坡
河边土路上一串参差不齐的孩子和欢跳带路的狗
这边望去
城洞那方寸的地方竟还有金黄的油菜花在告诉你故事第一页的地方

我在寿春的小巷里以穿梭来等待夜晚来临

我认识了老方
在他家散发着泡菜芳香的陋宅里
他为了陪我喝多了
他一边记下我的电话一边反复对我说：
你还来，3月15你还来
我带你看孙家鼐的老房子，带你去四顶山看化石

老方呀
我来看你

因为无意闯进的鲜有人知的木宅子
我认识了黄家的后人
还有那两个漂亮的姑娘
借着两扇天窗上洒下的光
我虔诚地一遍遍看黄老先生以前的样子
那时候他很年轻
那时候他很英俊
现在的我是他当年的年纪

还有谁
还有谁的名字可以写在你寿春的记忆旁
我会想起城墙上寿春三中两个一边采花一边赶着去上课的孩子
我会想起从合肥赶来的两个安大女学生
她们与我一样，喜欢在镜头的摇摆里享受随意

我还会想起我自己
穿着少年里染了钢笔水的衬衫
依旧可以在四月的绿色里一个人独行

二十

五楼的高度

看不见山南

很近

不知什么时间阅读

与谁

还是自己

自由的反面是孤单

她打了个叉

我笑了

陌生在平行线的位置

瞬间的停顿也会产生延伸的纠缠

好在年轮触到了浪费的意义

书写习惯里

句号早已不知不觉取代了逗号

春风从某一刻起

也让它的轨迹步履轻松

做一棵简单的树

站在文字的外面

思想

在里面

二十一

一件事情

总盘算有个帮手一起做完

可惜待遇不高

招聘广告已经发黄

过路人说：高处不胜寒

我说

倒也不寒

只是觉得尚不够高

双臂常用来拥抱

双翅常用来飞翔

错误的拥抱是可耻的

怎么办

不如飞翔

 淮南散语 [一]

火车穿行于南方的水乡

准确地说:江苏境内

她叫阿雪

25岁的女人

列车车厢靠窗户的座位

我们面对面

蜷曲的棕黄的长长的头发

她说:我的鼻子不高

手里,一个玩偶

随着车窗外的灯火明灭

玩偶闪烁地笑着 

它会哭吗?

不,我的玩偶永远只会笑

那个"不"透着很浓的苏北口音

她叫阿雪

南京的工厂里做了七年的玩偶

玩偶们一律欢笑的表情

从她的手中一直笑到四面八方那些幼儿园孩子的手里

但现在

我面前的她

玩偶丢了

那是城外断了线的风筝

你是去找他?

不,我在等他

突然她有泪水疯涌

我失措了

第一次见面,他就是我喜欢的样子

虽然,他不爱干净,说话大声

虽然,医生说他只有20年的寿命

刮胡子刮烂了

血流不止

可

我爱他.我不相信他拿了我那点钱就会跑掉

没有考证那男子的真假

我惊讶

惊讶今天一个25岁女人的感情

我看着她,竟然有摆脱听众身份的企图

他没有给我留下一件他的东西

我有一个发卡

上海的南京路,是我请他帮我挑的

我根本不戴,我怕坏了,丢了

每天,它在我的包里

还有扑克牌

那是我与他一起的时间小旅馆里打过

我锁在抽屉了

这是那把锁

他在南京租的房子的锁

钥匙他拿去了

我没有钥匙

只有梦里,我好像才能打开.

我的手机号都不敢换,怕他打来

她又流泪了.她淹没在幸福的上海

她曾在黄浦江边举着他买的雪糕:

如果你负了我,我就还会来到这里

我相信.

其实

其实阿雪有一个做装修的老公

其实阿雪有一个才2岁的孩子

现在,她坐在我的面前

我爱干净

可我

不是那个男人

一位与油画相关的人物

其实

她是油画老师

今天吃饭

我拎了一瓶酒去

她吓了一跳

说：今天我嗓子不好，不喝了。

记得那天

她是喝了一点的

虽然我没有劝

我一直有自斟自饮的毛病

饭菜很丰盛

四十几元居然超乎意外的效果

价格上我其实还是欠我们简老师一顿饭

谈话从潘玉良开始

怎么开始的

我那么快就忘记了

但她极其肯定地夸奖潘的神情

我记住了

我接着她的潘说了一段话：

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有很多知识点

但能我们产生兴趣的不过是亿万分之一

为什么

那是因为某个人某个环境某个瞬间

我们才有了对那亿万分之一的点

发生了无限幻想的空间

潘或许是

（简介绍：潘的画作在安徽美术馆是免费开放的，地点在二楼）

她说绘画

我就扯到了摄影

我最近两天都赶着还有太阳的时间去刚免费开放的龙湖公园

我打算拍一组照片

再配上文字

简：我不感兴趣，打小就不爱去公园

我辩解：

我觉得现在的城市公园的意义已经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

个人的影像记录其实已经超越了私人意义

一座公园记载了很多人的成长片段

简不在听，饺子下去了一半（有点渲染）

话语权适当时间需要放弃

我谙熟于此

本学期的讲座估计要推到下学期

题目是：女性绘画

简继续解释：女性绘画有两层含义

我的讲座是说女性画家

哦

我点点头

等你讲完第二天

我还在原地讲：女性绘画

她笑了

在她随身带的相机里

有才画的草图

一位着牛仔裤的青年女子意欲飞天的动作

我打算画一组：飞天

为什么不画向下的飞天

我的感觉里向下才是更批判的意识

不。我画得是我自己的感受。

感受着她的固执

我只能放弃我对女性的理解

是呀

毕竟这世界依旧有飞天的女子

八点多了

揣上还有九两的酒走出饭店

她说：

我还以为你挺能喝呢

我用我的车送简回家

电动车

路上还在想

她应该画她儿子与侄女在一起的那张合影

那感觉才是我喜欢的

我没说

还是老老实实等待她飞天吧

现在我用文字记录今天的生活

她或许又在搜寻飞天相关的素材

两个人

两种生活

背景：一代画魂——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