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思博客_西风碧树http://blog.stnn.cc/goahead秋天的桦树<![CDATA[我们言说着谁的话语]]>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206965    我们往往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这时，我们所言说的就不是自己的话语。即使在我们自认为说着自己想说的话时，我们也不是在言说我们的话语。这在很多的话语（包括书面的）中可以看到。譬如提起爱国，我们必然要摆出屈原、岳飞；谈到英雄，一定会列举李自成、洪秀全。屈原与岳飞爱不爱国，姑且不论，只说他们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屈原的《离骚》、《涉江》里，大多是渲染自己品德的高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也有大部分抒发了不为所用的苦闷，“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离骚》中则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高贵的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可以说，屈原所谓的爱国，很大程度上只是爱君——求得君王的宠幸、恢复自己失去的地位而已。至于对祖国的依恋对人民的同情，这种“话语爱国”谁都可以做得到（包括贪官、暴君）。而岳飞所处的时代，战乱连年，民不聊生。而岳飞为了一苟安朝廷，不惜以百姓的生命来进行着垂死抵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像是出自一位嗜血魔王之口。可见，岳飞的爱国也只是一厢情愿的为主子效力而已，收服不收服失地，与百姓何干？或许有人说，只有收服了失地，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其实错了，像这样的朝廷，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百姓也没有好日子过。（从这个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当一个文明的民族入侵一个落后腐朽的国家时，落后国家应该要投降，负隅顽抗不仅让百姓遭殃，也让国家失去了向文明靠近的机会。）我们本该痛恨腐朽的统治者，我们本来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中，我们却对那些忠诚于统治者的人，对那些为了统治者而战斗的人充满了敬仰。——我们不是在言说着我们的话语。这些话语是统治者的话语，在他们的话语里，爱国就意味着要爱君主，要忠诚于主子。
    至于李自成、洪秀全，就更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了。从他们揭竿而起的那天起，他们心里头想的就是杀人享乐，颐指天下。虽然口里嚷着“均田免赋”、“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干的却是杀人如麻、骄奢淫逸的勾当。难怪当时百姓对他们的恐惧要远远甚于对官兵朝廷的恐惧。从百姓的角度看，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魔王而非英雄。而在我们的话语中，他们摇身一变，却成为了英雄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的每个朝代，无一不是像李自成、洪秀全之流靠着暴力与鲜血建立起来的。统治者称他们为英雄，实际上就是标榜自己是英雄。
    话语是一种权力，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谁说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话语，谁就可能遭来杀身之祸。于是，我们只能言说着由统治者为我们制定好的话语，不是我们在言说着话语，而是话语言说着我们；也因此，我们的话语中就没有了我们自己的地位，没有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接受了统治者给予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也逐步成为了统治者的奴隶。我们明明对专制者恨之入骨，但却显出无比的敬畏与忠诚；我们知道自己有生存的权力，但我们又常常“要考虑大局”（实际上就是为了少数人而牺牲自己）；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但我们仍会不由自主地“感谢国家”（其实应该是少数人感谢我们养活了他们）。在这样的话语中，我们终于学会了忍受，学会了顺从，学会了感恩，我们终于成为了统治者的奴仆。
]]>西风碧树2006-4-28 16:11:01<![CDATA[藏缅语人称标记的表现手段]]>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611595

藏缅语族各语言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人称标记现象，其形态多样，语法作用也错综复杂。本文仅从人称标记的表现手段角度略作分析。

一、人称标记的综合性手段

即在谓语动词上以词形变化的形式来体现人称的不同。根据其语法地位的差异又分如下类别。

（一）附缀式

附缀（ clitic ）是指形式上依附于相邻成分而功能上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语言单位。附缀式人称标记在形式上依附于谓语动词（附于动词之前的为前附，附于动词之后的为后附），在功能上却可像独立的词一样充当句子论元。严格来说，它不是词内形态成分而是句法成分，因而不与控制项（ controller，指决定语言一致关系的语言单位，如主语。有些语言的人称标记还与宾语一致，则宾语也是控制项） 同现。属于这种标记形式的语言有嘉戎语以及克伦、独龙等语言的部分人称标记。

嘉戎语兼有人称前附和后附。当宾语为第三人称，动词一般只体现主语的人称和数（如主语为第三人称复数和双数，动词还体现宾语的人称和数） ； 当宾语是第一、二人称，动词前附与主语人称一致（有的同时与主语宾语一致，如 ta- 、 ku- ，又称双论元标记 [1：210] ），后附则与宾语的人称和数一致 。如：

[ 1 ]   qapri  ci       pjɤ-    rɤʨáʁ  -a。  我踩到了一条蛇。

     蛇   一（非亲验完成）踩（主语人称后附）

[ 2 ]   tɯthɯ   kɤ-        ta-      ɕtʂɯ.    我把锅子寄放在你那里。

     锅子（完成）（1>2人称前附）寄放

例 [ 1 ] 的 人称后附 -a 标记主语人称，例 [ 2 ] 的前附 ta- 是双论元标记，同时标记主宾人称。两例的人称形式都可独立充当论元，故代词充当的主语宾语不必同现于结构中。

克伦语、独龙语部分人称标记也具有附缀性质，如克伦语单数第一、二人称标记 jă 33 、 nă 33 ，独龙语单数第二人称标记 nə 等。因此，它们也不与由代词充当的控制项同现。如克伦语：

[ 3 ]   (ja 33 )     jă 33      mi 55    ne 31  li 55 .    我睡着了。

     我 （人称前附） 睡    着  了

[ 4 ]   (na 33 )     nă 33     mi 55    ne 31  li 55 .    你睡着了。

     你 （人称前附） 睡    着  了

两句主语要省略，因为人称前附已经充当了它们应充当的功能。当然，克伦、独龙语的人称标记并非全是附缀式的，见下面词缀式的说明。

（二）词缀式

以动词上的附加成分（前缀、后缀）来体现相关论元的人称形式。词缀式与附缀式不同，它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充当论元，只能视为一致关系形式，因此必须与控制项同现。羌语便属此类语言，克伦语、独龙语等的部分人称标记也属此类特点。

羌语用后缀标记论元人称，当宾语为第三人称时，动词可以有两套人称后缀：第一套与主语一致（第三人称单数主语取零形式）；第二套以后缀 -wu 与宾语保持一致 。如：

[ 5 ]   kəliɛ    jə    -wu        -ʨin      tə       mɑ-       ʁ uji    kɑ

   你们   说（宾语人称）（主语人称） 既然  （否定前缀）  喊      去

   你们既已告诉他，（我）就不去喊（他）了。

[ 6 ]   ʔiʨi  thəmli   ni   -xe   -w         -əəʴ.       我们骂了他们。

   我们  他们（已行）骂（宾语人称）（主语人称）

[ 7 ]   thɛ:     kə      thɛ:     dɑ-      gʐə    -wu.       他给了他了。

    他 （施事助词） 他 （过去时前缀）给 （宾语人称）

例[6]、[7]的人称后缀都与句子的控制项同现，例[5]前一分句中只有宾语人称后缀 -wu ，而宾语控制项没有同现，这可能与句式有关，也可能是人称标记较早的形式。

独龙语除第一、二人称人称标记具有附缀式特点外，其它人称标记则是词缀式的，它们与所指论元要同现（第三人称标记取零形式）。如：

[8]  ang 4    ang 1 ʣa 1   kai 4   chia。 他能吃饭。

    他      饭     吃  能（零形式）

[9]  ing 1    ang 1 ʣa 1   kai 4   chia    -i 4 。   我们能吃饭。

    我们   饭     吃   能（第一人称复数）

[10]  gnie 1 gning 4    ang 1 ʣa 1   kai 4        nə      -chia   -n 4 。  你们能吃饭。

      你们      饭     吃 （第二人称前缀）  能（第二人称）

（三）屈折式

分词根屈折和词缀屈折两种，都只标记主语人称。词根屈折式以动词词根的元音屈折体现人称的不同，如道孚、普米、却域语等。道孚语有两种人称标记形式：词缀式和词根屈折式 。三向动词一般用词缀式，有的三向动词在宾语为第一、二人称代词时还可以同时用词根屈折式；单向和双向动词一般用词根屈折式。 [2：28-33] 如动词 ngə “吃”： ngu （我）吃； ngi （你）吃； ngə （他）吃； ngəgo-ŋ （我们）吃； ngəgə-n （你们）吃。却域语的人称标记是比较典型的词根屈折式，如：

[ 11 ]   ŋa 13       kɯ 55       ʨho 55 。   我吃了。

    我 （已行体前缀） 吃（一人称单数）

[ 12 ]   ŋa 13 nə      kɯ 55        ʨhiɛ 55 。   我们吃了。

    我们 （已行体前缀） 吃（一人称复数）

[ 13 ]   ʦɛ 13      kɯ 55        pʨhi 55 。   他吃了。

    他 （已行体前缀） 吃（三人称）

词缀屈折式以时体后缀的内部屈折表示人称的不同，如木雅语、扎坝语。木雅语自主动词的人称范畴在完成体中用词根屈折式或后缀屈折式，在未完成体中则只用词缀屈折式。 [3：266] 扎坝语动词人称以后缀屈折形式来体现，并兼表体范畴。如现行体：

[ 14 ]   ŋɑ 13   ʦɿ 13        -tʂə 55 。          我在吃。

     我   吃  （第一人称现行体）

[ 15 ]   ŋɷ 55 ʐɷ 55   ʦɿ 13         -tʂe 55 。     他在吃。

     他     吃 （第三人称现行体）

[ 16 ]   ŋɑ 13   to 13         -ʐɛ 55 。     我害怕。

     我  害怕 （不自主动词第一人称现行体）

综合手段的标记形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与人称代词有某种关系：词缀式和附加式人称标记多是由人称代词虚化而来，即藏缅语界所谓的“代词化”现象；有的屈折式也可能与人称代词有关，如普米语第一人称过去时后缀 -sã 55 可能来自 -si 与古人称代词 *ŋa “我”的融合。 [3：263] 二是人称标记的虚化程度不一：附缀式还具有代词性功能，只能算是准标记形式；词缀式和屈折式虚化程度则较高，一般被视为人称一致标记。而 羌语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ɑ 与将来时后缀 -ɑ 融合为长音 -ɑ: 或 -æ: ， [3：260] 道孚语的人称标记由词缀式向词根屈折式、木雅语由词根屈折式逐渐向词缀屈折式等现象也说明了人称标记仍在进一步演化之中。

二、人称标记的分析性手段

即不以谓语动词的词形变化而以不同的助词来体现人称形式。根据语法地位的不同又分为谓语助词式和语尾助词式。

（一）谓语助词式

在谓语部分以助词形式来标记人称，如景颇、浪速、载瓦、仙岛等语言。一般能综合表示多种语法范畴。景颇语的人称标记形式上属于句尾词 ，又与句子的式、体等范畴紧密结合。就人称指向看，多数只表主语人称，少数表领属语人称，也有的兼表主语和宾语人称。由于指代的人称和数比较明确，部分标记所指的论元在由人称代词充当时可以省略。如：

[ 17 ] （ŋai 33 ）n 33   sa 33      n 31  ŋai 33 。    我不去。

      我   不   去 （第一人称单数存在式）

[ 18 ] （nan 55 the 33 ）n 33   sa 33      mă 55  ni 51 ？    你们不去吗？

       你们    不    去 （第二人称复数存在式疑问句）

[ 19 ] （naŋ 33 ）n 55 t a 51   wa 31       u ˀ33 ！   你回家吧！

      你    家     回 （第二人称单数一般式命令句）

[ 20 ]   ʦ u n 33 tan 55    na 33          teˀ 31  ai 33 .   （我）将告诉（你）。

      告诉 （情貌助词）（兼表主宾句尾）

句尾词 n 31  ŋai 33 、 mă 55  ni 51 、 u ˀ33 等表明了主语的人称，因此人称代词主语可以省略。 teˀ 31  ai 33 兼表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因此可以省略宾语或同时省略主宾。现代景颇语的句尾词正呈现简化的趋势，如 sai 33 本 为表第三人称单数句尾词，现在还可以出现在第三人称双数、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主语完成体中；与此 同时， 句子使用人称代词作主语的频率也开始增多。 [4：85]

浪速、载瓦等语言的人称标记只标记主语人称，更多的是表现出句法性，主语即使是代词充当也不会省略。如浪速语：

[ 21 ]   ŋɔ 31  lɔ 55     ʒa 55 .   我去。

     我  去（一般体单数）

[ 22 ]   ŋɔ̆ 31  na̱uŋ 55  lɔ 55     nə̆ 31  va 55 .  我们即将去。

        我们   去（一人称复数即行体）

[ 23 ]   jɔ 35  na̱uŋ 55  lɔ 55   və̆ 31 kɔ̱ 55 .   他们去了。

        他们  去（三人称复数已行体）

（二）语尾助词式

在语尾部分以助词形式体现人称范畴，如门巴语、藏语等。这一类语言的时体等范畴都靠语尾体现，语尾由附加成分与助词构成，助词兼表人称形式。门巴（错那）语语尾的助词有三个： jin 13 、 nəm 13 和 nəˀ 13 ， 习惯上称为助动词。除与前面的附加成分一起表示时体范畴外，还具有标记主语人称的功能： jin 13 （已行、将行体中）和 nəm 13 （现行体中） 用于第一、二人称； nəˀ 13 用于第三人称。如已行体句中：

[ 24 ]   ŋe 13   ji 13 ci 53   pri 13   wo 53          jin 13 .     我已经写字了。

     我    字    写（附加成分）（第一、二人称）

[ 25 ]   ʔi 53   jɛ 13   ji 13 ci 53   pri 13   wo 53          jin 13 .     你也写字了。

     你   也   字     写（附加成分）（第一、二人称）

[ 26 ]   pe 13   ji 13 ci 53    pri 13   wo 53          nəˀ 13 .     他已经写字了。

    他    字      写（附加成分）（第三人称）

藏语的语尾助词部分通常包括附加成分（如 -ki 54 、 -pa 等）和辅助动词（ jin 、 jø 等）。 [5：90] 其中辅助动词充当人称标记，其用法与门巴语大致相同，如现在时中：

[ 27 ]   ŋa 12  ʨha 12  thuŋ 55   -ki 54    jø。  我正喝茶、我常喝茶

     我  茶   喝 （附加）（自称）

[ 28 ]   kho 54  ʨha 12  thuŋ 55  -ki 54     tuˀ。  他正喝茶

      他  茶   喝 （附加）（他称）

[ 29 ]   ŋɛˀ 132       ʨha 12  thuŋ 55  -pa     jin。  我喝了茶

    我（作格）   茶   喝（附加）（他称）

分析手段的人称标记也各具特色。来源上，有的源于人称代词，如景颇语的部分句尾词，有的源于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如门巴语和藏语的语尾助词，也有其它来源。语法化程度上，有的独立性稍强，如景颇语部分人称标记，而多数人称标记则主要是句法性的，因而也被视为一致关系形态。

藏缅语人称标记表现手段的多样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人称范畴的错综复杂性。这既与各语言的类型差异、人称标记的虚化程度有关，也可能与语言间的接触影响有关。

参考文献 ：

[1] 向柏霖 .嘉绒语研究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黄布凡,道孚语 [ A ]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等.藏缅语十五种 [C]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3]黄布凡,羌语支 [ A ] .马学良.汉藏语概论 [C]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4]戴庆厦 , 吴和得.景颇语动词与藏缅语语法范畴 [ J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

[5] 胡坦.藏语 [ A ] .胡坦.藏语研究文论[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西风碧树2009-11-6 23:09:34<![CDATA[乃琼小学的春天]]>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514897乃琼小学位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乃琼镇。从镇榨油厂边的小道往北，穿过人烟稠密的居民区，走过一段沙石小道，便到了乃琼小学。学校周围，是古朴的民居。四面都是大山，北面的巍峨肃穆，山尖还披着白白的积雪；南面的山峦起伏，在蓝天白云下显得高远空旷。乃琼小学，像一位刚刚出生的婴儿，静静偎依在村子和大山的怀抱。

校园不大，而风景却是这边独好。开阔平坦的校道，平石铺地，把校园分成两部分。右边是篮球场，没有什么树，只有靠围墙一边刚栽下的小白杨，显得有点空阔。而左边已是满眼的苍翠：两排白杨枝干粗壮，绿叶婆娑，将教室掩映在绿色之中；阳光格外明媚，慷慨地铺撒在浓密的叶子上，又反射出点点耀眼的金光。白杨下面，是草坪。草还没完全返绿，有的只留着经冬的淡黄色；有些地方草还没有铺到，露出斑驳的灰土和陈年的黄叶。金色灿烂的阳光，绿意勃发的白杨，白墙红檐，绿草黄叶，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四月的校园，正是春意盎然的时候！

这里只是镇中心小学的一处村级教学点，规模不大，算上学前班共三个班级，九十多学生，四位教师。这里的生活却是快乐而热闹的。每天早上，当高原明丽的阳光撒满校园的每个角落，孩子们也带着满脸的欢笑来到校园。于是，阳光里便融进了甜美的笑声。上课之前，孩子们要为校园打扫清洁，给新栽的花草树苗浇水。高原地区，植物不易成活，春天又是干季，水是最重要的。大一点的孩子们每人照顾一棵树，他们会精心地为自己的小树苗浇上甘泉；小一点的孩子则去给花坛的种子浇水。水源不远，就在校门前的灌溉渠。边巴老师和次吉达娃老师总是与孩子们一道，把清澈的泉水均匀地浇在花坛里，还边告诉孩子们，这边种的是洋菊，这边种的是格桑，洋菊花经霜而不凋零，格桑花美丽而不妖艳。花坛里多是沙土，不保水，每次得多浇上几遍才能浇足。不一会，浇完树苗的大孩子们也抢着加入进来。阳光下，来来往往的身影，叽叽喳喳的笑语。校园的一草一木，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课间时分，孩子们有的在逗乐着，更多的则是与他们的老师一起，围坐在教室前的台阶上。边巴老师喜欢拉着孩子们的手，给他们看看手上的聪明线，然后突然假装重重地打一下孩子手掌：“不听话！”孩子也往往会调皮地打一下老师，然后赶紧跑开。而其他的孩子则抢着把手伸给他们的边巴老师。两位女老师仓决老师和达珍老师则喜欢把小女孩搂在怀里，或是给她们梳梳头发、扎扎辫子。次吉达娃老师呢，他喜爱校园的花花草草。此刻，他正带着一群孩子，仔细察看着每棵幼苗。原来，新栽的树苗开始长出了新绿，埋下的种子开始也发出了新芽……

    阳光，绿树，笑脸。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乃琼小学的春天，格外美丽。

]]>西风碧树2009-8-6 11:54:57<![CDATA[朱学渊：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505883 

    当今使用突厥语的大小民族有：裕固、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它们分布在地域辽阔的欧

亚大陆。 

    历史上本无“突厥”的记载，六世纪中（五四六至五五二年）它异军

突起，一举击败强部高车、柔然，统一了漠北。此后的两百年中，突

厥汗国号令血缘广泛的诸多部落。然而，居统治地位的是“阿史那”

家族，《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它的起源：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

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

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

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

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

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

欻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

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

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在这些描述中，有些是不可靠的，如“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

厥”，显然是妄说；而“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其后狼生十男”等，则

是屡闻的北方民族传说。然而，“阿史那氏”出自“平凉杂胡”，是五

世纪初被北魏逐出河西走廊的“沮渠氏”，以及它发迹于“高昌西北”

之山间牧场，则是可取的史料。 

    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的故居，沮渠、乞伏、秃发部落也在那里生息，

《魏书》说“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是说秃发

是从河套来的鲜卑部落。月氏、乌孙、沮渠、乞伏、秃发，即是兀

者、爱新、女直、且末、拓拔，河西种属复杂，“平凉杂胡”之说即由

是而来。阿史那（Asina 或 Osina）应即爱新或乌孙（Asin 或Osin）

之音展，它出自沮渠，就是出自女直民族的“金姓”氏族。

    “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

又是说五世纪初，几百家“女直·爱新氏”辗转迁至阿尔泰山，初附

柔然，锻铁为生。六世纪中，终成气候，建立突厥汗国。他们不仅屡

犯中原，还远追柔然残部至东欧。六世纪末，它分裂成“东突厥”和

“西突厥”两大汗国；拜占庭史籍遗有西突厥使臣国书一份，内中有

谴责拜占庭的强悍言辞，突厥之名雀起于欧亚大陆。

 

·突厥民族走出漠北进取世界 

    东突厥的汗庭设在今外蒙古中心地区，西突厥汗庭是在哈萨克斯坦

“千泉”附近。东、西突厥虽然强盛，但内乱纷争不息。六三〇年，

唐军联合薛延陀部用兵漠北，灭东突厥；六五八年，在归附的阿史那

家族将领的协助下，西突厥也被唐朝击灭。六八二年“后东突厥汗

国”复兴，但七四五年又被长期亲唐的“回鹘汗国”取代。而西突厥

灭国后，有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可萨汗国”为继；它与拜占庭连

手对抗阿拉伯帝国，有效地阻遏了伊斯兰教朝东欧的发展。

    公元八四〇年，蒙古高原有天灾，回鹘汗国饥馑大作，发生内乱。有

人引的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逃亡的回鹘诸部，人分两路。一路十

万之众抵阴山地区，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汪古部；另一路西迁入河西、

高昌、中亚各地，与当地居民融合成欧亚大陆突厥语诸族。今世维吾

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实际上是传承于

漠北的回鹘语。

    以前，突厥语的势力可能不像今天这样大。八世纪时可萨汗国曾两度

与拜占庭皇朝联姻，一个嫁去的公主叫 Chichig，即蒙古族姑娘常用

名字“其其格”（花），因此可萨汗庭使用的语言可能是蒙古语。又

如，公元七二七年新罗僧人惠超游经今乌兹别克东部，他在《往五天

竺国传》中说，那里时用的语言是“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

今天中亚和新疆南部使用单一的突厥语，应该是九世纪回鹘民族西迁

后才形成的。 

    当代突厥民族的正宗，却是欧亚要冲的土耳其，那本是后续东罗马的

“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但源自漠北的民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辉煌的

国家。十世纪时，哈萨克斯坦黄水（Sara Su）流域的乌古斯（Oghus，

即“护骨”）部落南下布哈拉，在酋长塞尔柱及其后人的统领下征服

阿富汗、波斯，还皈依了伊斯兰教。一〇五五年占领巴格达，操纵了

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先知继承人”）教廷，建立塞尔柱帝国，并开

始征伐近东诸国的“圣战”。一〇七一年塞尔柱与拜占庭军决战于今

土耳其东部的曼兹克尔特（Manzikert），结果拜方大败，连皇帝也

被俘虏。拜占庭势力退出安纳托利亚大部地区，这片原是希腊、亚美

尼亚、库尔德等民族的家园，就此开始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

突厥民族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导致欧洲基督教国家和教会的恐惧，

因此多次组织十字军运动，力图消除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力量。

 

·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三洲的统治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时，塞尔柱帝国已经衰落，入侵中近东的蒙古

骑兵摧枯拉朽，以波斯和两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但却始终未

能深入安纳托利亚半岛，那里出现许多突厥部落割据的局面，其中一

个名叫奥斯曼（Osman I）的突厥战士，崛起为离君士坦丁堡东南不远

的比提尼亚（Bithynia）的“异密”（amir，阿拉伯语“酋长”），他祖

上来自乌古斯的喀伊（Kayi）部落，据说参加过曼兹克尔特战役。奥

斯曼之子斡儿汗（Orhan, 1324-60）以颇有春秋笔法的谋略，先逐尽

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势力，又吞并其它突厥小国，进据达达内尔海峡

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然后与拜占庭结盟进驻巴尔干半岛。接着又在拜

占庭宫廷内争中协助“约翰六世”（名 Cantacuzenus）登基，从而获

得了在色雷斯（Thrace，今土耳其欧洲部分）劫掠的权利和与怀抱公

主希欧多拉（Theodora）的恩准。

    奥斯曼人洞悉了拜占庭腐败，就留在色雷斯不肯走了，还开始了向马

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发展，一三八九年，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60-89）于科索沃（Kosovo）一战击败巴尔干联军，本人于此役

战死，但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站住了脚跟。穆拉德之子白济德一世

（Bayezide I, 1389-1403）继位，白济德以联姻和金钱兼并安纳托利

亚的突厥诸侯，又回巴尔干地区镇压叛乱的基督教王公，并对保加利

亚实行军事占领，从而完成对君士坦丁堡合围。一三九六年，匈牙利

国王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十字军，但出门不远就被击败，奥斯曼人巩固

了在多瑙河南岸的统治，于是白济德的名声在穆斯林世界不可一世，

开罗傀儡哈里发不顾统治埃及马木鲁克王朝苏丹的妒忌和反对，册封

白济德为“罗马省苏丹”。

    一四〇二年，中亚新兴的“帖木儿汗国”远征安纳托利亚，在安卡拉

击败奥斯曼军，还虏去了白济德（次年死去）。但帖木儿意未在近东，

早早就撤了军。十五世纪初，经过争夺皇位的血腥内斗，奥斯曼帝国

重新振作。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 1413-20），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5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1451-81）三任苏丹精明

强干，他们安抚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王公诸侯，还建立了一枝舰队

封杀海上霸主威尼斯，渐次兼并希腊诸邦和爱琴海诸岛；一四四四年

十一月十日，奥斯曼在黑海港口瓦尔纳（Varna）战胜最后一枝十字

军；一四四八年，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抵抗军；一四

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罗马帝国漫长生命。接着又占领塞

尔维亚大部和波斯尼亚全境，还派遣一枝非正规军进驻阿尔巴尼亚，

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祖先。

    在突厥民族征服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波斯、阿拉

伯、亚美尼亚和希腊等民族的血缘，今天土耳其人的面目和身材更似

印欧人种。而与拜占庭和巴尔干诸王室的联姻，又使奥斯曼苏丹家族

的血缘更为复杂。例如，战死在科索沃的穆拉德一世的母亲，就是拜

占庭公主希欧多拉，穆拉德一世本人又娶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公主，

而他的儿子白济德一世则娶了塞尔维亚公主黛丝碧娜（Despina）。每

次这样的联姻，都为奥斯曼帝国宫廷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侍臣和谋

士，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宫庭里说的是希腊语或塞尔维亚语。特

别是，白济德一世几乎淡忘了先人的习俗和伊斯兰教法，乃至在安卡

拉大战时，穆斯林众叛亲离，只有基督徒为他护驾，遂至大败。

    突厥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但对其他信仰却持宽容态度。一四五三年，

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后，改索菲亚大教堂为

清真寺，但对拜占庭帝国国教“希腊正教”（或东正教）仍持宽容态

度，至今伊斯坦布尔正教牧首地位依然如故。一四九二年，也就是哥

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颁布了强制犹太人接受

天主教，否则就离开的法令。因此大批犹太人迁徙他乡，许多人在奥

斯曼帝国得到了荫庇，而且被允许组织犹太教教会和享有自治权的社

团。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世界对犹太民族的仁爱，与西方基督

教世界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适成对照。由于奥斯曼人的统治和移民，

以及基督徒的改宗，在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形成了一个巨

大的伊斯兰教社团，这也是后世巴尔干地区宗教残杀的起因。 

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60）在位

时，奥斯曼帝国鼎盛。除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诸国外，它还拥有阿尔

巴尼亚、希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

利，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和环黑海地区的欧洲属地，和阿尔及利亚、突

尼斯、利比亚、埃及等非洲属地，疆域超过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的总和，惟罗马帝国与之可以比拟，但从此也就开始了它漫长的衰

落。在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中，逐步丧失了在欧洲的土地；在西

方列强兴起后，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在一次大战中更站错了队，

随着德、奥战败，奥斯曼帝国也被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肢解，只剩

下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东南一隅的疆土，朝廷全靠在英国炮舰

的保护，苟延残喘。

 

·凯末尔的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运动 

    一九二二年，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革命，推翻奥

斯曼帝国。从一〇五五年塞尔柱人入据巴格达，到一九二二年奥斯曼

帝国覆灭，突厥民族在中近东和东南欧的统治，维持了近九百年，为

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

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并一直连任到一九三八年去世。凯

末尔推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妇女权利的全面改革，奠

定了政教分离和民主立国基础，并废除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

许多不平等条款，使国家获得彻底独立。一九三三年大国民议会授予

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之父”（Atatürk）的称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末尔推动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

的群众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非突厥语成分，并以拉丁文替

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这是突厥民族语言的伟大复兴。据统计，

二十年代土耳其书面语言中的阿拉伯语、伊朗语和法语成分占百分之

八十；至八十年代已减少到百分之十。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

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后逐步

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

是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和“通古斯语”辞汇，它们很多

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

竟也无意地为北方诸族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采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例如，“白色”一字突厥语是“阿克”，蒙古语和满语同为“叱干”，古

鲜卑语为“素”。而土耳其语“白”有三字ak、solgun、soluk，其中

ak 是“阿克”，solgun 是“叱干”的变音，soluk 则与“素”同源。

从“白”字的多源现象，可以窥见突厥语的多元背景。

    又如，突厥语的“水”和“土”是 su 和 toprak ；而突厥语的“伯

克”（beg）又与汉语的“伯”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突厥语民

族的祖先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水”、“土”、“伯”等是遗留在

汉语中的古突厥语成分。土耳其语词典中的“青铜”列有两字：tunch

和 bronz，后者显然源自欧洲语言，而前者就是汉语的“铜器”。这

表明土耳其民族的祖先与中原民族的最后交往应该追溯到漠北“回纥”

时代。

 

·突厥民族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度控制 

    突厥民族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廷的控制，可追溯到公元八三○年

代初，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从“拔汗那”（即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

那”盆地）引进了一枝四千人的“突厥奴隶”雇佣军。八三六年这些

“奴隶”开始在巴格达闹事，二十多年后即全面干预阿巴斯王朝的政

事，他们不仅包办了地方行政和税务，连哈里发也成他们手中的玩

物，任意拥戴或废黜，甚至剐眼杀害。十世纪中，哈里发只是一个虚

设的精神领袖而已。是塞尔柱人的到来，才将这些“奴隶”雇佣军逐

出巴格达。

    先后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和阿尤布王朝，同样热中引进中亚

“突厥”和北高加索“切尔克斯”（Circas 或 Cherkess，皆匈人的后

裔）雇佣军。后来，这些“奴隶”利用阿尤布王朝宫廷内争，取而代

之，在埃及建立了“马木留克王朝”（公元一二五〇至一五一七年，

“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一字），一二六〇年马木留克人曾予

蒙古军以致命的一击，终止了蒙古帝国进入北非的企图，也保护了伊

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近东的圣地，据说马木留克人既不笃信真主，也不

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化，但他们在开罗恢复了哈里发制度，还把它当做

号令伊斯兰世界的傀儡。

    后来，奥斯曼帝国虽然兼并了近东和北非地区，但在埃及保留下了一

个庞大的马木留克特权阶级。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马木留

克人又重新控制了埃及的军务、税务和政府的权力，并以向伊斯坦布

尔贡税换取了自治权。一七九八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实际遇到的是

马木留克人的抵抗；直到一八一一年，他们的统治才被摧毁。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三年六月号

二○○六年三月十一日修改

]]>西风碧树2009-7-28 8:18:55<![CDATA[朱学渊：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395971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族名作为人类血缘的语音标识，产生于语言

的早期发育阶段，因此它们是人类历史最深层的化石。而族名又会转

化为姓氏、人名、地名遗留至今。中国传统学术将“天、地”视为根

本，以为族名是从山、水而来的。其实，没有人类的到达，是没有这

些山水之名的。

    《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说法，汉儒郑康

成认为它们是“衣皮”的游牧部落，而“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

而用以为国号者也”。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昆仑、析支、渠搜皆本

族号，而用以为山名者也”。东北内蒙有许多“鲜卑山”，它们都是“鲜

卑”部落曾经居住的地方。

    人类之初走出非洲，由于种落隔绝，近亲遗传导致人类体征的群体性

分离，同时产生出了许多不同的部落语言，那时候“血族”就是“语

族”。后来，在迁徙和征伐活动中，人类血缘发生了融合，人类的语

言也发生了兼并，语种逐步减少，今天的汉族、满族、蒙族、维吾尔

族、藏族等，都是血缘极为混杂的大语族而已。

     ·中国北方民族族名研究的意义

     由于语种的大量湮灭，族名语义也大量地被遗忘，音义皆明的族名只

有不多的几个，如 “爱新”（金）、“蒙古”（银）、“叱奴”（狼）、“呼

延”（羊）、“叱罗”（石）等。有一些古代族名只有译义，如“林胡”、

“山戎”、“黄牛”、“白马”，真音反而无人知晓。绝大多数族名有音

无义，如“突厥”、“鲜卑”、“女真”、“华夏”，因为失去了语义内涵，

所以就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而成为较稳定的语音成分，亦不失为训

读汉字的一面镜子。

     北方民族的祖先出自中原，它们的族名却播迁到世界，如“西伯利亚”

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

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而匈牙利族名 Magyars 是女

真的“马佳氏”；德国国名 German 与一枝叫 Cimmerian 的蛮族族

名有关，其字根 Cimmer 是东方族名“吉里谜”、“济尔默”、“哲里

木”。而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如果英国人不打进印度，

南亚次大陆也未尝不因名“莫卧尔次大陆”。北方民族族名之于世界

地名、族名、国名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北方民族用族名来做人名，努尔哈赤的儿辈名字“巴布”是“拔拔”，

“多铎”是“鞑靼”，“多尔衮”是“吐浑”，“德格类”是“吐火罗”，

“费扬果”是“费雅喀”，“莽古尔泰”是“蒙古惕”，“汤古代”是“唐

古惕”。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个特征，如“虞舜”是“乌孙”，“无

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

“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

“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从人类学来看，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

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朝鲜”是“彩虹”

     《史记·朝鲜列传》是第一篇高丽的历史，朝鲜半岛上曾经是“高句

丽”、“新罗”、“百济”三国并立的局面，“高句丽”又与“扶余”民

族有关。然而，这些国名族名，却没有一个能与“朝鲜”挂上钩的，

因此始于春秋的国名“朝鲜”的由来，一直是个谜。

     蒙古人叫高丽做“肃良合”，明代杂著《登坛必究》附篇〈蒙古译语〉

记作“琐珑革”，现代蒙古语是 Solongho，本义“彩虹”。汉语“朝”

是“天”，“鲜”是“艳”，“朝鲜”是取了“鲜艳天色”来代替“彩虹”。

那时，蒙古民族还没有抬头，东胡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看来中原

民族对这种北方民族语言是有所了解的。

     国名就是部落名，因此一定有人用“肃良合”来做人名。《八旗满洲

氏族通谱》里的十七世纪人名“萨郎阿”、“索凌阿”，都是“肃良合”

的别写。非比寻常的是，连孔子父亲“叔梁纥”也是“肃良合”，即

一个名叫“彩虹”的人。因此“彩虹”部落是出自中原的，在古代中

原和后世北方民族中，这个部落名是被用做为人名的。

     ·“兀者”是“林胡”

     “兀者”是一个重要的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个族名词条（贾

敬颜撰文）说：

     又作吾者、斡者、斡拙。辽代称乌惹、兀惹、乌若、乌舍、嗢热；

金、元两代又称乌底改、兀的改、兀的哥；或称野居女直、兀者

野人（一作吾者野人）。兀者或兀者野人是一种泛称，它用以称呼

广布于松花江下游直到黑龙江下游以及精奇里江南北、乌苏里江

东西从事渔猎和采集的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清代有各种以

“窝集”命名的部落，即指兀者。

     何秋涛首先指出“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朔方备乘》）

的满语语义。匈牙利语的许多基本词汇来自通古斯语，其“森林中人”

一字，也适为 erdesz。

     〈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这个“林胡”当是“林

中的部落”，也就是“窝集”或“兀者”。“兀者”与“女直”、“野人”

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是通古斯民族，又被蒙古人视为“野蛮人”的

缘故。说来，农业民族看不起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又看不起山林中

射猎的民族，于是它就成了“戎狄”眼中的“戎狄”了。

     中原地名“武陟”、“尉氏”（河南），“无极”、“元氏”（河北），“无棣”

（山东），“吴旗”（陕西）；中原人名“无忌”、“无知”，姓氏“尉迟”

等，都是“兀者”，可见它是一个中原古族。〈殷本纪〉说“伯夷、叔

齐在孤竹”，史家对“孤竹国”有许多求证，只是没有人点明它是“兀

者国”（“孤”古读“狐”）或“林胡国”而已。

     ·“月氏”就是“兀者”

     中亚国名“乌兹别克”（Uzbek）是由 Uz 和 bek 两字复合而成，亦

简做“乌兹”（Uz）。Bek 是突厥语的“王公”一字“伯克”；即如“蒙

古汗国”或“阿拉伯酋长国”一样，“乌兹别克”就是“乌兹伯克国”。

然而，这个民族的由来却有不同的说法。

     俄国学者认为，十五世纪蒙古金帐汗国瓦解，它的 Узбеки 部

落军进入河中地区，与操突厥语的居民相融合成“乌兹别克人”。它

在《元史》里作“月即别”或“月祖伯”。可知直到元蒙时“月”字

还是读“乌”的。有古人训“月氏”读“肉支”，如果今天还有人坚

持这个古训，就实在太可笑了。

     其实，乌兹别克就是“大月氏”地方。“氏”读“支”、“兹”（zi, dzi 或

dji）之音，“月氏”、“月支”、“月即”、“月祖”就是“乌兹”，“乌兹

别克”也就是“月氏别克”。可惜“月氏”没有留下语言记载；以致

某些西方学者猜测它是印欧人种，竟也得到国人认同。但一旦辨明“月

氏”是“乌兹”，就不难确认它是“兀者”；它也就不再只是东北亚的

通古斯部落，而是作为西戎的一部，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

了。

      ·“山戎”是“乌洛浑”

     春秋时就有“山戎”，《史记·管晏列传》就记载了“桓公实北征山戎”

的事件，“山戎”是蒙古语的“山里人”一字—“乌洛浑”；汉代开始

用音译族名“乌洛浑”或“乌桓”后，意译族名“山戎”就退出了历

史舞台。显然，齐桓公时代，中原对这个今天是蒙古语的族名，还是

能解其意的，但后来的人们却忘记了它的由来。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

以为号焉。

鲜卑者，亦东胡之枝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

乌桓同。

     其中“保乌桓山”和“依鲜卑山”而得其名号，都是瞎说；但东胡、

鲜卑、乌桓都是说蒙古语的民族，却是千真万确的。

     契丹族建立辽朝时，还没有蒙古民族。但《辽史·属国军》有“乌马

山奚”和“胡母思山蕃”两部的记载，“胡母思”就是族名“库莫奚”

（音 khu-mo-si），而“乌马”是名气更大的“宇文”（音 u-ma），于

是“乌马山奚”当是“宇文鲜卑”之别称，山戎、山奚、山蕃当是“前

蒙古时代”等同东胡、鲜卑的族类统称。

     ·以天象作的族名

     满语的“天”字是“阿巴嘎”，欧亚大陆遍布阿巴嘎部落，内蒙古有

阿巴嘎旗，中西伯利亚有阿巴嘎地方，格鲁吉亚有有一个阿巴嘎共和

国。“阿巴嘎”又转写成“呵不哈”，《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呵

不哈曰田”。这是姓“天”太冒犯，因此女真人改汉姓时，择了踏实

的“田”。齐鲁是东夷—通古斯民族的地方，春秋时代出了许多“田

姓”人物，他们可能都是“天族”之裔。

     法国人伯希和说“阿巴嘎”是蒙古语的“叔叔”，于是国人亦云它是

“叔叔部落”了；而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人皆有之，用来做族名是不合

理的。其实，上古中原的“金天族”，即是“爱新—阿巴嘎”部落联

盟，以“阿巴嘎”的通古斯语义，和“爱新”与之伴生的历史来看，

“天族”是个通古斯血缘部落。

     蒙古语的“太阳”是 nara ，形容词是 naran。清代名人“纳兰幸德”

和姓“那拉氏”的慈禧太后，都是“太阳族人”。蒙古常见人名“纳

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人名“纳良阿”，乃至东周谏臣

“芮良夫”之名，都是“纳兰胡”的谐音。说来古代中原人名，的确

与北方民族的人名是一样的。

     《金史·国语解》说的“兀典，明星”，可能是女真语里的蒙古字。

《汉书·西域传》有“乌贪国”，《晋书·北狄传》有“乌谭种”；它

还遗下西域地名“于阗”（Khotan），《秘史》记其作“兀丹”，《元史》

则作“斡端”或“忽炭”，二十世纪改作“和田”，西文作西方学者想

在印欧语里找它的语源，但终归于失败。我以为黄河流域地名“洪洞”、

“邯郸”等都是“兀典”的谐音，“星族”发源于中原，后来才逸散

四方。《史记·赵世家》记载的人物“黑臀”，应是一位“明星”。

     ·以动物作的族名

     人类游牧活动，可能远远早于定居的农耕生活，否则人类是不可能遍

布全球的。以动物名为族名是非常合理的，驯顺的“羊”，或者凶恶

的“狼”都是人类的族名，突厥语的“羊”字“呼延”，蒙古语的“狼”

字“叱奴”，是最为人知的的东方氏族名。

     《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尼忙古曰鱼”、“兀颜曰朱”、“女奚烈曰

郎”，这三个姓氏其实就是“鱼”、“猪”、“狼”。《女真译语》说“鱼”

是“呢木哈”，“猪”是“兀尖”，但没有说到“女奚烈”是“狼”，然

而西方古籍却将它一语道明了。

     希罗多德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誉，他的《历史》（The Histories）

有很大的篇幅记载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其中有个叫Neuri的部落，

Neuri显然就是金代女真姓氏“女奚烈”，或唐代靺鞨姓氏“倪属利”，

或匈牙利姓氏Nuiri。希罗多德说：

     Neuri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与息西安人是一样的……那里的息西安

人和希腊人都说，每个Neuri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过几天后再

恢复成人。（《历史》第105节）

     这个“Neuri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的不经之说，与“女奚烈曰郎”

不谋而合，也证实“女奚烈”曾经是某部落语言中的“狼”字，而这

种语言在人类融合的长河中湮灭了。

     “牛”、“马”也都是族名，《魏略·西戎传》说：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

     后来西羌民族大量转化为藏族，藏语的“牛”字在康方言作“索”（so），

在甘青方言作“索格”（sok），均有别于拉萨方言，它们都是传承于

西羌语言的。而藏北索县（Sog）即是“蒙古地方”，藏族把蒙古族视

为“牛族”，可能是因为“黄牛羌”或“牦牛羌”，都是鲜卑—蒙古系

民族的缘故。

     北方民族的语言以“宾语—谓语”为序，满语“骑马”是 morin-gha

（“莫林阿”），gha是“骑”；morin 是“马”。萨满教崇拜白羊、白兔、

白马，满语萨满神歌中有“红脸白山总兵，骑马从天而降”（《满语萨

满神歌译注》页245）的颂词，其中“骑马”为 yalu-ha，故尔 yalu 应

为“白马”，其音恰为“挹娄”。因此历史上的“白马羌”、“白马氐”，

乃至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实际都是挹娄之裔。

     ·以金属为族名

     开始使用金属，是人类生活的重大进步。族名“爱新”是金，“蒙古”

是银，可能与人类最初接触到的是天然纯净的贵金属有关，而不是须

经冶炼而得到的铜和铁。

     还有一个尚未被认识的族名“吐火罗”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

活罗”。为什么“锡”能够在远古时代就成为族名呢？那是因为它的

熔点低，很容易被冶炼出来，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可能就是“吐

火罗”的祖先。而青铜又是锡与铜的合金，如果没有炼锡术，就不可

能有青铜时代。

     ·结论

     陈寅恪曾强调：“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也急待研讨”。其实

北方民族“以族名为人名”，急待研讨的只是“胡姓”或“族名”而

已。较好的的北方族名记载，是《魏书·官氏志》和《金史·百官志》，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提供了更丰富的女真人名姓氏，但没有人注意。

     希罗多德对携带青铜器的 Cimmerian（寄蔑）、Scythian（息西安）、

Sarmatae（悉万丹）等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近东，就有许多翔实的记录。

后来的历史地理著作《地理志》、《日耳曼尼亚志》等，也都不乏“蛮

族”族名的记载，尽管《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是伊朗人种，但以大

量的族名和语言的对证，都表明他们只能是蒙古人种的中国北方诸

族。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和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在六十年代初才得以

出版，但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完成的以罗列为主的工作。现代西方著

作《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是一部研究东欧地区蒙古人

种民族的重要著作，该书“语言”一章几乎都是对西方历史记载的匈

人人名的讨论，这也为中西“胡名胡姓”的语音比较，提供了便捷之

径。

     今天，我们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还知之甚少，既不知道它们是从

中原出走的，更不知道它们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世界性的迁徙。中原

社会因农耕而进步了，北方社会却长期停滞在游牧和采集的时代，他

们使用的通古斯、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北方民

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本书就以北方诸族的族名发

端了。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六年三月十六日修改

 

]]>西风碧树2009-5-19 8:02:17<![CDATA[布达拉宫]]>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67209          The Potala Palace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Potala Palace/Dazhao Temple was granted the name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by UNESCO. The Potala Palace locates on the Maburishan Mountain (Red Mountain) in northwest corner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t is a complex building, which can include palaces, temples and towers. Potala Palace was first built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Zhenguan of Tang dynasty for Songzanganbu, a Zanpu of Tufan, to marry Wencheng princess. When the 5th Dalai Lama was conferred a title, he built the current Potala Palace in 1645 and the State allocated lots of money to repair it in 1988 and it took 5 years to revive its former charm.
    The Potala Palace including thousands of rooms was built depending mountains, length of which from east to west is 420 meters; width from south to north is 300 meters. Its main building is 119 meters high. In this building there are two palaces, white palace and red palace. The former locates in the middle and the latter traverses its two sides. The red palace includes coffin tower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various kinds of family halls for worshipping Buddha and halls containing the lections; and the white palace is a place for Dalai Lama to live and work.
    From the east mountain foot going along the steps, you can get the Peng Cuoduo Door and goes on through the curving corridor, enters the broad east roof—Deyang Building. In the old times, there were performances when in some festivals. Going up the stairs, you can access various palaces.
    The East Palace, the biggest one in the White Palace, is the place where the ministers accredited to Xizang hold the Zuochuang and the accession procedure and where is the place to carry out important religion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Red Palace, there locates 8 sacrifice halls, each among which contains a coffin tower. Among these towers, the ones of the 5th and 13th Dalai Lamas are the most extravagant. The bodies of towers are covered with gold and on the surface there are various designs.
    If you go through a little door from the coffin tower, you can access the West Palace, which is the biggest one in the Red Palace. On top of Red Palace is "Sasonglangjie" where there are Qianlong Emperor’s portrait and memorial tablets of kings. In Qing dynasty, the Dalai Lama would come here to go worship at the emperor’s birthday.
    On top of White Palace are the two sets of sitting rooms for Dalai Lamas, which are called the East Riguang Palace and the West Riguang Palace where there are halls of lections, living rooms and sitting rooms.
Potala Palace is splendid in green and gold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from the whole world.

    1994年12月，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坐落在西藏拉萨西北角玛布日山(红山)上，它是一座融宫殿、寺宇和灵塔于一体、规模浩大的宫堡式建筑。布达拉宫始建于唐贞观中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联姻，为迎娶文成公主而首建此宫，后世屡有修筑。今天气势雄伟的布达拉宫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达赖五世统一西藏受清朝册封后修建和重建的。一九八八年国家拨款进行大规模维修，历时五年，使布达拉宫再现了它原有的艺术光辉。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主楼高119米，13层，东西长420米，南北宽300米，房屋近万。主体建筑分红、白两宫，红宫居中，白宫横贯两翼。红宫有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和各类佛堂及经堂；白宫部分是达赖喇嘛处理政务和生活居住的地方。
    从东部山脚沿着之字形的石阶拾级而上至彭措多大门，经幽暗弯曲的走廊，即进入宽阔的东平台-德阳厦。过去每逢喜庆节日，总要在此举行跳神和歌舞表演。由东平台扶梯直上即为上楼去各殿的松格廊廊道，廊道内雕梁画栋，满布壁画。
    东大殿是白宫最大的宫殿，清朝驻藏大臣曾在此为达赖喇嘛主持坐床、亲政大典等仪式，是西藏地方进行重大宗教、政治活动的地方。
    红宫内环绕正殿共有八大祭堂，每一祭堂各有一座灵塔，其中以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最为奢华。塔身全部用金皮包镶，通体饰以珠宝玉石镶嵌的各种图案。
    从灵塔穿过一小门便进入西大殿，它是红宫内最大的一座殿堂-五世达赖喇嘛的享堂，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均在此举行。红宫的最高层叫“萨松郎杰”，殿内供有乾隆帝画像及皇帝牌位。清代，各世达赖每逢藏历年初一和皇帝过 生日都要来此朝拜。
    在白宫的最高处，有历代达赖喇嘛生活起居的东西两套寝室，分别称东、西日光殿，内设经堂、客厅、经室、卧室，陈设非常豪华。
    布达拉宫宫顶是一个金碧辉煌的艺术世界，浮光跃金，辉煌夺目。

]]>西风碧树2008-8-16 20:35:51<![CDATA[湖北仙桃话的正反问]]>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956673 

  摘要：湖北仙桃话的正反问在句法上使用前省式“VnegVO”结构，语音上有音变现象。句法上，“VnegVO”式的产生主要与南部方言反问句的功能转换有关。语音上，“neg”的充当者“不”和“没”有不同的音变方式：“V不VO”式有吞音现象，“不”只保留声调，使前面动词V的声调高化；“V没VO”式有合音现象，“没”保留声母和声调，声母m成为前面动词V的韵尾，声调使动词产生复合调。二者音变的不同说明它们语法化进程的不同。

       The Positive-and-Negative Questions in Xiantao Dialect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a front-omitting format “VnegVO” in syntax and mutation in speech sound in positive-and-negative questions of Xiantao dialect in Hubei Province. As for syntax, the emergence of format “VnegVO” has relation to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positive-and-negative questions in Southern China dialect . As for speech sound, the mutating ways of “不” and “没” wich act as “neg” are dissimilar: the segment of “不” in “V不VO” has been elided but the tone remained, making the tone of verb in front of “不” high; the syllable of “没” in “V没VO” has reduced, only remaining the syllable onset which has become coda of verb in front of “没”and tone which produce complex tone for verb. The dissimilarity of mutation may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between “V不VO”and “V没VO”. 

  湖北省仙桃市地处江汉平原南部，其语言属北方话西南官话区。仙桃话的正反问句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式上采用南方方言区常用的“VnegV（O）”的结构；二是语音上有两种不同的音变现象。

  1 “VnegV（O）”的结构形式
  1·1 “VnegV（O）”的结构形式有两种情况：如果表对存在、意愿等和普通体动作的正反问，则用“V不V（O）”形式。如：
（1）他在不在屋里？
（2）你敢不敢去？
（3）你吃不吃饭？
  即使是“有”作动词，其正反问也仍然是采用“V不V（O）”式（“有不有”）而不采用普通话常用的“V没V（O）”（“有没有”）式：
（4）屋里有不有凳子？     *屋里有没有凳子？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表对完成态的询问则用“V没V（O）”的形式，如：
（5）你吃没吃饭？
（6）你回没回屋里？
  此外，从词性上看，形容词、介词，甚至双音合成词也能构成同样结构的正反问：
（7）这朵花红不红？ 
（8）他在不在这里玩？ 
（9）这衣服漂不漂亮？
（10）他回来哒你晓不晓得？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将这种正反问结构统称为“V不V（O）”式。
  1·2 为什么属北方方言区的仙桃话，其正反问不采用北方方言普遍使用的“V（O）neg”式或者“V（O）negV”式，而采用南方方言区常用的“VnegV（O）”的形式呢？从地域位置的角度看，这与仙桃话受南方方言很大影响有关。第一，历史上的仙桃曾为古云梦泽地，虽直至南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时才置县[1]，但它地处古楚国故地，古楚国语言对后来居民的语言习惯不能没有影响。第二，元末农民战争使得湖北（主要是鄂东、江汉平原等地）人口几乎损失几尽，从明初起大量江西人陆续迁至该地，即所谓“江西填湖北”，使这些地区的语言带有赣语的色彩（也因此，江汉平原中、南部方言与邻近移民较少的武汉、荆州等地方言有较大不同）。第三，就目前语言状况看，仙桃所在的江汉平原南部地区又位于北南文化线之上：文化线以外的东南面是嘉鱼、蒲圻、咸宁等赣语区，南面则是湖南湘语区；文化线以内的东面是西南官话武门片（如武汉话），西面是西南官话的成渝片。所以，仙桃虽属西南官话区域，但地处我国偏南部，又深受南部方言的影响，仙桃话正反问“VnegV（O）”的形式应该就反映着南部方言正反问的特征。
  1·3 从语言的角度看，仙桃话中“VnegV（O）”式的产生也是南部方言正反问功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老一辈仙桃人（70岁以上）的口语中，常有在句尾用“不哩”表正反问的形式。如：
（11）他能来不哩？（静态，表能愿）
（12）这衣服颜色亮不哩？（静态，表性状）
（13）有去仙桃的车不哩？（静态，表存在）
（14）你去不哩？（动态，普通体）
（15）你在吃不哩？（动态，进行体）
（16）你吃哒不哩？（动态，完成体）
  可见，“不哩”的使用范围很广：既可表能愿、性状、存在等静态情况，又可表动态的动作行为；在动态表述中，既可对普通体的情况进行提问，如（14），又可对进行体的情况提问，如（15），还可对完成体的情况提问，如（16）。那为何这种形式的正反问在后辈人的语言中大多不用了呢？这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不哩”的语法功能。“不哩”主要表达正反问语气，但有时在普通体中也能够表达祈使语气。如第（14）句，在仙桃人的语感里，这句话有两种理解（且不考虑语境的作用）：一是问对方去不去某地，即一般的正反问；一是委婉要求对方去一趟某地，表达的却是祈使语气。如果对该句的谓语部分再作一些修饰，如：
（17）你去（一）下不哩？
（18）你赶 忙去不哩？
  较（14）句而言，（17）句谓语部分多了一个动量词“一下”（即“一趟”之意，口语中，“一”常省略），（18）句多了一个副词性短语“赶 （音dī，“一点儿”之意）忙”，更具体指明了行为方式，使令意义更强，祈使语气也更明确了。仙桃话“V不哩”有时表正反问语气、有时表祈使语气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否定词“不”在否定静态情况时具有客观陈述性，如“不在”、“不亮”，而在否定动态行为时具有主观意愿性，如“不去”，“不吃”。具有客观陈述性的“V不哩”表达的就是正反问，如（11）—（13）；具有主观意愿性的“V不哩”就具有祈使语气，如（14）、（17）、（18）句；而例句（15）、（16）虽涉及动态行为，但其动作正在发生或已经结束，已经成为了客观事实，所以也是正反问。另一方面，“哩”（仙桃话中有时也发成[ti]）不仅仅表达疑问语气，而且还因它位于句末，使得前面的“不”不可能虚化。在仙桃话中，像（17）句那样以“不哩”表祈使语气的还有下面两种变式：
（19）你去（一）下不？
（20）你去（一）下呗？
  （19）是省略了“哩”的形式，（20）是“不”的语音进一步弱化为[.pə]后的形式，以“呗”表示。其表达的祈使语气按强弱依次是（17）﹥（19）﹥（20）。这说明，“哩”的失去会使得“不”逐渐虚化，表达的祈使语气也随之减弱；反之，“哩”的存在不但没有使“不”虚化，而且会使其意义得以加强。而北方话“Vneg”中的“不”处于句尾，容易虚化为语气副词，即使在针对动态行为的正反问中，也会丧失主观意愿性而不具备祈使意味。总之，原本用于表达正反问的“V不哩”也可以表达祈使意义，具有双重语法功能。
  第二，“没哩”形式的出现。在完成体正反问中，老一辈的仙桃人有用“没”取代“不”而成“V没哩”的表达式，如：
（21）吃哒没哩？
（22）吃哒没？
  （21）是“不哩”的取代式，（22）是（21）的省略式。“没哩”中的“没”读音为[me5]或[mo5]，应该是受北方话“V没”影响而成的，因为 “没”在仙桃话中读为[muŋ13]或[mau13]。
这样，仙桃话“不哩”在普通体中既具正反问功能又具祈使功能，而完成体被“没（哩）”的取代使“不哩”又失去了部分正反问功能，“不哩”的祈使功能从而变强。功能的转换使得仙桃话的正反问开始变换其表达形式，从“不哩”与几种形式的变换中来看它的演变过程：

体 语  气 ――V不哩 ―    ―V不（没）V  ――V不（没）
静态 正反问 这衣服颜色亮不哩 这衣服颜色亮不亮 *这衣服颜色亮不
普通体 正反问/祈使 你去不哩 你去不去           你去不
祈使 你去一下不哩 *你去不去一下  你去一下不
完成体 正  反问 你吃哒不哩 *你吃哒不吃 *你吃哒不
你吃哒没[me5]哩 你吃没[muŋ1]吃 你吃了没[me5]

   从转换形式可以看出，仙桃话中“不哩”的演化过程应该是，①首先是完成体“V不哩”变成了“V没哩”式进而有了“V没”式，因为它既不能变为“V不V”式又不能变为“V不”式，可见 “没哩”取代“不哩”在前。②其次，静态和普通体中表正反问语气的“V不哩”变为“V不V”式，而普通体表祈使语气的“V不哩”式则保持原有形式，后省略为“V不”式，这两种语气的变换是相互排斥的 。③最后，普通体正反问“V不V”式又影响到完成体正反问“V没（哩）”式，使之类推为“V没V”式；“V没V”中的“没”读音为[muŋ13]，这是仙桃话中的读音，可见这一结构与“V没（哩）”不同：“V没（哩）”是受北方话影响而成，“V没V”是由本地方言的“V不V”类推而成。现将“V不哩”变化过程图示如下：

       完成体V没（哩）－－－－－－－－－－ ③      完成体V没V 
                                    静态、普通体正反问V不V
 V不哩                                            普通体祈使语气V不（哩）
                 ①              ②

  可见，仙桃话“V不V”式的产生是由于正反问功能发展的结果。事实上，不独仙桃话，在以“V不VO”为正反问形式的南部方言中，几乎都有以“不哩”或相应形式既表正反问又表祈使语气的情况，如赣语用“不哩”，吴语用“勿啦”，粤语用“唔呢”等，这说明“V不V”形式的产生是南部方言正反问功能发展的必然结果。
  1·4 仙桃话由“V不V”式进一步发展出“V不VO”式，主要原因在于其语法化的成熟性。仙桃话中“V不V”形式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①词组阶段“V·不V” 。以正反并列的形式表达正反问意义，一正一反构成词组，并产生疑问语气。这种阶段实际上是选择问的简缩形式，“不”前可以加入“还是”还原为选择问，回答时可直接或正或反。
你吃·不吃？—→你吃，还是不吃？
——我吃/我不吃。
  ②紧缩阶段“V不·V”。表现为中间否定词“不”的音段（声母韵母）形式省略但超音段形式（声调）仍然保留，并使前动词声调高化（因此我们仍将这种形式看成“V不V”而不看成“VV”动词重叠式），说明“V不V”已经开始了语法化。在这一阶段，“V不·V”可以和其它词构成“V不·VO”结构；由于“不”附于前动词，所以“不”前不能插入“还是”，也不能插入V的宾语O：
你吃不·吃？—→你吃不·吃饭？/你吃不·吃两碗饭？
              —→*你吃不·还是吃？/*你吃不·饭吃？
  从词组阶段发展到紧缩阶段，可以看出仙桃话“V不V”在词组阶段时期的口语以单音词为主，而且单音词在口语中的使用有相当长的时期，这才能发展出紧缩式进而构成带宾语的“V不VO”式。考察仙桃话中“V不V”及其原式选择问“是V，还是不V”，可以看出直至现在，这些形式仍然以单音词为主，而不用双音词和词组： 
V不V 是V，还是不V
单音词 吃不吃 是吃，还是不吃
双音词 *吃亏不吃亏 *是吃亏，还是不吃亏
词 组 *吃饭不吃饭 *是吃饭，还是不吃饭 
  此外，在“VO没”结构中，仙桃人说“吃了饭没”，均是用单音词，而北方话一般说成“吃饭了没有”，则用了双音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仙桃话口语的单音词特征。北方话里虽也有“V不V”式，但结构松散 ，没有发展为紧缩式，最终发展出带宾语的“VO不V（O）”式，这可以看出双音词在北方口语中占有优势。可以拟出仙桃话和北方方言正反问的发展过程：
  仙桃：你吃，还是不吃？—→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你吃不·吃饭？
  北方：你吃，还是不吃？—→你吃不吃？—→你吃饭不吃饭？—→你吃饭不吃？
                      —→你吃饭，还是不吃饭？—→你吃饭不吃饭？—→你吃饭不吃？
  我们可以把仙桃话这样的“V不VO”式称为单音词正反问的“扩展式”，把北方方言的“VO不V”式称为双音词正反问的“省略式”。
在此基础上，有些非VO型结构的双音词的正反问也因之类推而成了“V不VO”式：
（23）你认不认得我？
（24）屋里扫得干不干净？
（25）他年不年轻？
  同时， “VO没”也渐渐被“V没VO”取代。仙桃话中虽有“VO没”的说法，但更多的则采用“V没VO”形式：
（26）你吃没吃饭？
（27）你回没回来？
（28）你清没清楚？
  与北方话“VO不V（O）”形式相比，“V不VO”式的语义焦点更加集中。在一个疑问句里，最重要的是疑问信息的传递，疑问信息也就是疑问焦点，在正反问中，正反两项就是疑问焦点，“VOnegV”和“VnegVO”相比较，前者的焦点被O隔开，比较分散，后者V和negV毗邻，焦点集中。[2]也因此，“V不V（O）”逐渐取代了“VO不V”。

  2“VnegV（O）”的音变现象
  “VnegV（O）”的紧缩形式“VV”式在不同方言里具有不同的紧缩方式，一是否定词neg跟前边的动词融合成一个音节，二是省略否定词。[3]仙桃方言“VnegV（O）”音变属于前者，又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是“V不V（O）”的音变，一是“V没V（O）”的音变。
  2·1 “V不V（O）”的音变。仙桃方言有五个声调，分别是阴平[55]、阳平[13]、上声[21]、去声[53]、入声[24]。在“V不V（O）”结构中，存在着吞音现象，具体变化情况是，“不”的音段省略而音调保留，使得“不”前面V的音调高化。如：
（29）你拉不拉我一把？
（30）你回不回屋里的？
（31）你买不买这件衣服？
（32）你做不做作业？
（33）你喝不喝茶？
  这几例“不”前动词音调调值变化情况如下：
阴平：拉[la55]—→[la55]
阳平：回[xuei13]—→[xuei35]或[xuei45]
上声：买[mai21]—→[mai35]或[mai45]
去声：做[zəu53]—→[[zəu55]
入声：喝[xo24]—→[xo24]或[xo25] 
  除了阴平因为本身是高平调保持不变外，其余调类的调值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表达过程中，语言的经济原则使得三字组结构“V不V”中的“不”会省略，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突出正反问的语义焦点，“不”的意义必须保留在这种结构中，这样的结果便是：发音动作性较强的音段部分被省略，而动作性不很强的音调保存下来，与前面的动词合音。音变的过程首先是“不”弱化为轻声，然后其声母[p]脱落，接着韵母[u]也弱化消失，只剩下声调附于前面动词，使前面动词声调高化。以“回不回”结构为例：
  [xuei13pu53xuei13]→[xuei13.pu5xuei13]→[xuei13.u5xuei13]→[xuei13-5xuei13]→[xuei35xuei13] 
  在仙桃话“是不是”、“有不有”这样的组合结构中，如果语速较快，则这种合音现象会表现得更为彻底，最终三个音节合并成为一个音节。“是不是”的音调变成[553]，其过程为：①“不”和前面的“是”合音，“是”成为高调[55]；②“是”与后面的“是”合音成为高平降调[553]。同样，“有不有”合音的调值为升降调[353]。
  可见，仙桃话“V不V”紧缩式与以动词重叠手段表达疑问的“VV”式不同：它有音变现象，表现出其是由“V不V”形式过渡而来的。也与普通话“V不V”结构的音变情况不同：普通话“V不V”中的“不”多表现为轻声，还未与前面的V合音，从中可看出普通话“V不V”结构相对松散一些，同时也说明南部方言“V不V”发展更为成熟一些。
  2·2 “V没V（O）”的音变。仙桃话中，“没”的语音有[muŋ13]和[mau13]两种，[muŋ13]是“没”的中古音[mu]（入声）阴阳对转后的音，[mau13]是“没”的中古音在本地方言中的异读。在“V没V（O）”结构中，“没”的读音为[muŋ13]，其音变情况是：“没”弱化只剩声母[m]成为前面动词V的韵尾；同时，前面动词的声调变成复合调。以（29）—（33）例句的“V没V”式为例，“没”的调值变化如下：
阴平：拉[la55]—→[lam553]
阳平：回[xuei13]—→[xueim131]
上声：买[mai21]—→[maim211]
去声：做[zəu53]—→[zəum533]
入声：喝[xo24]—→[xom242]
  前动词由于受后面轻声[m1]的影响，单纯调变成了复合调，其中阴平变成平降调，阳平和入声变为升降调，上声、去声变成降平调。其变化过程是：①“没”首先变为轻声；②“没”韵母弱化乃至脱落，最后只剩下声母[m]；③声母[m]附于前动词成为该词词尾并使其声调变成复合型。以“回没回”为例：
  [xuei13muŋ13xuei13]→[xuei13.muŋ1xuei13]→[xuei13.m1xuei13]→[xueim131xuei13]
  与仙桃话的“V没V”相比，普通话“V没V”的“没”除读音不同外，音变情况也不相同，它读轻声，韵母并未省略，这也说明南部方言“V不V”发展更为成熟一些。
  2·3 “不”和“没”同属“VnegV（O）”中“neg”的充当者，在普通话“VnegV（O）”中它们的音变情况相同，都弱化为轻声，因此可将它们看成一类。在仙桃话“VnegV（O）”中，“不”“没”的音变也大体相同，都是与前面动词形成合音，但具体情况却有所不同：“不”的声母和韵母都已经消失，参与合音的只是声调；“没”的韵母消失，参与合音的有声母和声调。将仙桃话与普通话“VnegV（O）”结构中“不”“没”的音变比较如下表（＋代表存在，－代表消失）：

声母 韵母 声调（轻声）
仙桃话 V不V（O）   － － ＋
V没V（O） ＋   － ＋
普通话 Vneg（O） ＋ ＋ ＋

  在三音节单位中，第二音节的弱化、与其它音节合音（主要是与第一音节）乃至消失是语言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仙桃话和普通话的“VnegV（O）”中“neg”都弱化为轻声，这是它们的共性，但从上表三种音变的情况可以看出它们语法化程度的不同：仙桃话中“V不V(O)”语法化较成熟，其音段已经消失，只剩声调；仙桃话“V没V(O)”其次，韵母已经消失；普通话“VnegV（O）”只是声调弱化。语法化程度的不同，表明它们发展的进程不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三种形式的影响关系：仙桃话“V没V(O)”是从“V不V(O)”式中类推出来的，而普通话的“VnegV（O）”也是受与仙桃话“VnegV（O）”相同的南部方言正反问的影响而形成的。

  3 结论：分析仙桃话正反问形式“V（O）不哩”的语法功能，结合其不同的形式转换，可以看出仙桃话“V不V”式的产生与正反问形式的功能转换有关，这也是南部方言正反问形式“VnegV（O）”产生的原因；比较南部方言“VnegV（O）”两种具体形式和普通话正反问的音变情况，说明在正反问“VnegV（O）”的形成过程中，南部方言早于普通话，南部方言中“V不V”式早于“V没V”式。

  参考文献：
[1]仙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沔阳县志[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0:5
[2]邵敬敏,周娟.汉语方言正反问的类型学比较[J].暨南学报,2007,(2):110
[3]朱德熙.“V-neg-VO”与“VO-neg-V”两种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J].中国语文,1991,(5):321

]]>西风碧树2007-9-21 0:35:08<![CDATA[隐喻与同义词的产生]]>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796719

    1同义词的产生  
    同义词应是在语义演变中产生的，而非在语言的产生中形成的。
    第一，从人类思维的特点来看，人类原始思维具极强的表象特征，在现在看来是同义的语言，在原始人类的心中却表达着极不相同的事物。按列维·布留尔 的看法，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以集体表象为基础，这种集体表象比真正的所谓概念要复杂得多，因此这种逻辑分类“没有任何与我们的逻辑分类相象的东西（除了表面的相象）”，我们的逻辑分类要求一系列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概念，这些分类构成了一个阶梯，阶梯的各级都是经过逻辑思维检验了的，而原逻辑思维则不像这样使自然界客观化，不如说它是借助自己与自然界的互渗的感觉。到处都有的互渗的感觉来感知自然界的；它是以社会的形式来表现这些错综复杂的互渗的。这样，在许多不发达民族中间，在澳大利亚，在西非，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在中国，等等，都发现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动物、植物、星辰、方位、颜色、一般的客体，都被划分成或者最初被划分成社会集体的成员那样的等；假如社会集体的成员被分成许多图腾，那么，树、河流、星辰等等也被分成许多等。某种树属于某一等，因此它应当专门用来制作那一等人的武器、棺材和其它物品。原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这些语言有个共同倾向：它们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些语言力求把它们想要表现的东西可画的和可塑的因素结合起来。布留尔在对克拉马特语研究后指出，原始思维并不只是要求表现物和人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如果不对有关客体的形状、大小、它们在可能置身的多种的环境中进行运动的方式等的详细情形另作专门的说明，它仍是不会感到满足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采用极其繁多的形式。克拉马特语的接词极其惊人，仅前缀就有：指出形状和大小的前缀，表与特定的对象发生关系的特殊方法的前缀，表按一定方向运动的前缀，表形状与运动的前缀，表特定环境中的运动的前缀，表一定运动或形状的复合前缀，另外还有与助动词、反身动词、使役动词等动词有关的前缀，与数有关的前缀，与行为的主体或对象的形状和轮廓有关的前缀，与姿势和位置有关的前缀，与运动有关的前缀，与由副词表示的关系有关的前缀……在这些社会集体的语言中几乎完全没有符合一般概念的属名；同时，表示人或物的专门用语又非常丰富，而且只要说话人一提到它们，则关于它们的清晰准确的心象就在他的意识中显现出来。概念的和抽象的思维的进步，使得早先用于表现具体的思维的描写材料减缩了。
    在这种思维特性下，不可能有同义的观念和同义词的产生。上古汉语也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认识事物表象性强，因此同一概念的事物因具体形象不同而有很多不同的词语。如“马”，西周到春秋中期，光按毛色区分的名称就有23种之多：驳（杂色马）、 （赤色马）、骊（纯黑色马）、駽（青黑色马）、驖（赤黑色马）、皇（毛色黄白马）、骓（毛色苍白马）、黄（黄色带赤马）、駓（毛色黄白相杂的马）、骃（毛色浅黑间白马）、鸨（通“駂”，毛色黑白相杂马）、騢（赤毛杂白马）、駵（通“骝”，赤身黑鬃马）、雒（白鬃马）、骆（黑鬃的白马）、騧（黑嘴的黄马）、騵（赤毛白腹马）、驈（白股黑马）、驒（有鳞斑的青黑色马）、骐（有青黑色纹理的马）、驔（脚胫有白长毫的马）、馵（左后足白色的马）、鱼（两眼眶边沿白色的马）。《鲁颂·駉》是一篇夸耀鲁僖公养马蕃盛的诗，其中列举了上述23种中的16种马名。有的词现在看来是同义词，但在上古时期却是不同义的，人们着眼的是词义的不同。如“小曰橐，大曰囊”、“兵作于内为乱，于外曰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之类。
    第二，从语音角度看，语言以声音为媒介，人们以一种声音所指一个意义或意念，音与义间形成固有的联系。当所表意义相同或相近时，采用的音也相同或相近。因此，在语言形成之初期，义近则音同。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 认为，同义词的特点之一是往往音同义也同，或者音近义亦近。而从古代的所谓同义词看，它们语音却大多不同，如“投、掷”，“排、挤”等等，这是为了突出其对比效果。可见，这些同义词在产生之初还不是同义词，只是在词义的演变过程中最终同义了。虽然上古也有一些同义词语音相近，但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是同一个词语读音分化的结果。第三，一些所谓的同义词中有不少的引申义却是反义关系。如“排”引申出“推开”之义，《礼记·少仪》：“排阖说（脱）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挤”则引申有“靠拢”之义。

    2 隐喻与同义词的类型  
    我们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同义词：隐喻性同义词和转喻性同义词。首先看隐喻性同义词。隐喻是同义词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隐喻方式产生的同义词，原本没有相同的意义，由于其中一个或两个因隐喻类推发生了意义的跨域重组才变成了同义词。例如：
    （1）a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 《论语·为政》     
         b 昧者不知也  《庄子·大宗师》
    （2）a 问君西游何时还   《蜀道难》       
         b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将进酒》
    （3）a.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小雅·常棣》
         b.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论语·学而》
    上述各例b句中加点词就是因跨域重组而最终与a句中加点词同义了。（1）句中“昧”本指光线昏暗不清，“愚”指人的智力低下，两个概念在本身属性上毫无相似之处，但“昧”在光线中之状态等于“愚”在智力中之状态，二者具有相同的意象图式中心-边缘图式。于是，二者产生隐喻投射，导致“昧”的意义发生了跨域重组。仍旧以义素分析法的方法来看，“昧”和“愚”的义素可以描述为：｛昧｝=[低][光线][清晰度]；｛愚｝=[低][智力][理解力]。二者有相同的抽象义素[低]，隐喻类推可以发生。当“昧”投射到“愚”的认知域后，抽象义素[低]就和“愚”的限定性义素[理解力]结合，这样“昧”和“愚”同义了。这是形容词的例子，同样，动词“回”与“还”、名词“朋”与“友”也属此种情况。同样，两个原本意义无关的词都产生隐喻义后，也有可能会变得同义。如：
    （4）a 敢以浅见陈写愚情   《晋书·王豹传》
         b 少见曰陋    《荀子·修身》
    浅，本指水不深，《诗·邶风·谷风》：“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浅”之于水等于肤浅之于知识，二者意象图式相同，“浅”便投射到知识域，有了“见识不深切”之义。陋，本指狭小，《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陋”之于空间等于短少之于见识，二者意象图式也相同。“陋”也可投射到知识域表“见识少”之义。这样，“浅”、“陋”同义了。
    由于意象图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所以一个概念就可能与多个范畴不同意义不同的概念有相同的意象图式，因此，一个词就可能与多个词发生隐喻投类推，从而构成同义关系。如“笨”也可与“愚”相类推而成为同义词。“笨”，《集韵·混韵》：“笨，不精也。”有粗大沉重之意。“笨”之于物正如“愚”之于心，都表一种不灵活状态，故可类推而同义。两个词之间的类推多是由较具体的向较抽象的进行，这符合人们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规律。
    由于词义演变具有系统性，同义词的产生也具系统性。例如，当“昧”有了“愚”义后，与“昧”意义相近的“昏”、“暗”也有了与“愚”相近的意义。如：
  （5）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  《尚书·多方》  昏聩，迷乱
  （6）暗其天君  《荀子·天论》  昏昧，不明白。杨倞注：昏乱其心 
    因隐喻类推的跨域重组而形成的同义词，其中不少构成了并列式复合词，如“恭敬”、“贫穷”等。但它们与区别性同义词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投掷”、“饥饿”等是完全不同源的。另外，类推式同义词的形成是由于两个已有词的概念之间的隐喻类推，而 2·1中的情况则是有词的概念向另一个无词概念的目标域投射，可见，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即使是不同认知域的概念，其间也会建立起联系来。
    再看转喻性同义词，有的是一个词经转喻后，变得与另一词同义。如：
  （7）西邻责言，不可偿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
  （8）公使让之    《左传·僖公五年》
   “责”本义读zhài，“债务”之义，《战国策·齐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文收责於薛者乎？”后转喻为动词，读音为zé，词义演变为“索求财物”→索求→“要求”→“责怪”（ “索求”、“要求”、“责怪”二义是从“索求财物”义转喻而来的）。这样，“责”与“让”同义了。
有的是两个词都经转喻后变得同义了。如：
  （9）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    《扬雄·解嘲》
  （10）吾子欲复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将之如何？ 《左传·定公四年》
   “策”本义为写字的竹简，《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策用于记写议论政事之内容，因此其意义中表用途的限定性义素突显出来，转喻为“谋略”。“略”，本义为疆界，《左传·僖公十五年》：“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后转喻为动词“强取土地”，《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再转喻为名词“谋略”。

]]>西风碧树2007-4-6 0:42:50<![CDATA[转喻]]>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796713    在转喻的基础上产生的意义就是转喻义。从义素的角度看，转喻义就是本义的限定性义素或中心义素经过某些变化而成的，分三种情况：
    一是义素脱落。突显会造成某个义素的脱落，一个义素的突显会使另一个义素弱化乃至最终脱落。限定性义素脱落的如“头”，表人体上部或动物前部时，限定性义素和中心义素分别为[方位上的或前的][躯体]，限定性义素脱落后只剩下[躯]体这个中心义素，即“头”有了表“躯体”之义。有的是限定性义素中的其中一部分脱落，如“臭”，表“气味”之义时限定性义素和中心义素分别为[好闻或恶闻的][气味]，当限定性义素中[好闻的]脱落，则“臭”表“臭味”，当[恶闻的]脱落，则“臭”又表“香味”，《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孔颖达疏：“言二人同齐其心，吐发言语，氤氲臭气，香馥如蘭也。”有时是中心义素脱落，如“横”表“横拦之木”时，两种义素分别为[横拦着的][木]，中心义素[木]脱落后只剩下限定性义素，于是“横”成为形容词，“横着的”之义。
    一是义素增加。有时人们因为接近联想由性状想到这种性状的物时，一种新的义素就会渗透到词义中，使词语发生转喻。如“流”，表性状时，其义素为[易动的][性状]，表“流水”之义时，其义素为[具易动性状的][液体]。
    一是义素改变。有时人们因为接近联想由一物联想到与该物具有同样特征的另一物，那么其中心义素就会改变，而限定性义素则不变。如“庖”，由“厨房”义到“厨师”义，限定性义素未变，而中心义素则由[房屋]变为[人]了。
    可见，转喻词义之间的关系与转喻的思维特征、转喻义素的变化可以比较如下表：
              表 转喻的特征
转喻词义关系 转喻思维特征 转喻义素变化
由部分到整体 种类突显 义   素脱   落
由整体到部分 属    性突    显
由事物到性状
由性状到事物 接    近联    想 义素增加
有共同的限定性义素 义素改变

    从转喻产生的机制看，词语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也促使人们对词义内部义素构成的认识发生变化，使词语发生转喻现象。以“糟粕”的“糟”和“弹丸”的“弹”为例（邓明《古汉语词义感染补证》，载《古汉语研究》，2001，第2期，第60页） 。  
    糟/粕  “糟”古指带滓的酒，《说文》：“糟，滓也。”段玉裁注：“今之酒但用 者，直谓已漉之粕为糟。古则未 带滓之酒为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古以带滓之酒为糟，今谓漉酒所弃之粕为糟。”《周礼·天官·酒正》：“共（供）后之致饮于宾客之礼医酏酒，皆使其士奉之。”郑玄注：“糟，医、酏不 者， 曰清，不 曰糟。”“粕”指酒滓，《说文·新附》：“粕，糟粕，酒滓也。”“糟粕”连用本为限制性偏正关系，本指糟中之粕，即带滓酒中的酒滓。尽管“糟粕”的本义不见于先秦典籍，但从比喻义的用例中仍可以看出“糟粕”结构关系的痕迹。《庄子·天道》：“轮扁曰：‘然则君子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王先谦集解：“司马云：‘本又作粕。’”《淮南子·道应训》同写轮扁议论桓公读书之语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高诱注：“粕，已滤之滓也。”可见古人视“糟粕”为偏正关系，以带滓酒当中的酒滓比喻粗劣无用之物。由于“糟粕”连用的缘故，战国以后“糟”受“粕”的感染而具有了酒滓义。《篇海类编·食货类》：“糟，滓也。”《尸子》卷下：“六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糟丘”指用酒滓堆成之丘。《墨子·非乐》：“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糟”指谷皮酒滓。
    弹/丸  “弹”和“丸”词义相关，《战国策·楚策》：“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弹”指弹弓，“丸”指弹丸。由于“弹”和“丸”密切相关，所以经常连用，当“弹”读dàn时，“弹丸”通常构成偏正结构，本指弹弓发射之丸。如《汉书·五行志》：“大如弹丸。”《水经·漓水注》：“溪中有石若丸，自然珠圆，状弹丸矣。”也比喻地方狭小，如《战国策·赵策》：“诚知秦力之不至，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地惟黑子，城犹弹丸。”受“丸”的感染，南北朝时“弹”也具有了弹丸之义。如南朝陈徐陵《紫骝马》诗：“角弓连两兔，珠弹落双鸿。”
    两组词词义相关或相近：｛糟｝＝[带渣的][酒]，｛粕｝＝[酒中的][渣]；｛弹｝＝[发射的][器械]，｛丸｝＝[发射的][珠子]。这样容易产生接近联想，又因为两组词是向心结构，以后词为中心，所以前者的义素中染上后者的义素，使中心义素改变，从而产生转喻义。

]]>西风碧树2007-4-6 0:35:41<![CDATA[比喻和隐喻]]>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7967061比喻  
  《辞海》（1989年缩印本）对比喻这样定义：
  亦作譬喻。修辞学上辞格之一。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就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思想的对象，叫比喻。比喻的成立，实际上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三个要素，因此形式上就有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个成分。凭着这三个成分的异同和隐现，比喻可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
这个定义涉及了比喻的本质（辞格之一）、产生的条件（类似点）、要素（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种类（明喻、隐喻、借喻）。不过，种类中的隐喻一般指我们常说的暗喻，与前面提到的隐喻是不同的。我们分别从比喻产生的条件、产生机制、比喻的本质几方面来谈。
    比喻产生的条件是比喻的两事物具有类似点，即不同范畴事物在其某一特征上的相似性。人类观察和感受事物是以事物的特性为着眼点的。不同认知域的事物可能有相同的特点，当人们不去关注双方所属范域而将注意力放在某个特性上时，或者某个特性突显出来时，会自然将二者视为同一，于是产生比喻。王希杰 给比喻的深层结构列过一个公式：
    如果X
    如果S—Y∧O—Y
    那么S←→O
    意思是：如果存在着类似点X，如果在本体中减去相异点，同时也在喻体中减去相异点，即不考虑Y的话，那么本体S和喻体O是等价的，可以互换的。如
    （18）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
    （19）苛政猛于虎也    《礼记·檀弓下》
    “不舍”和“猛”分别是“逝者（时光）”与“斯（流水）”、“苛政”与“虎”共同的特点，虽然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一旦只关注其共同特点时，二者可等量齐观。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比喻产生的条件。刘安《淮南子》：“假象取偶，以相譬喻。”“取偶”要求比喻运用者要善于寻找不同客观物象之间相同或相偶合的地方，即西方隐喻论中的“相似点”的理论。其次，“偶”必然意味着构成比喻的两个事物，“此物”和“彼物”，或西方隐喻论中的“本体”或“喻体”。不具备这两个事物，就谈不上“相譬喻”。其次，刘安的“假譬取象，异类殊形”（《淮南子》）说明了构成比喻的另一个条件，即所取之象必须是不同类别的，不同性质的。
    比喻的产生与人们感知特点有关。人的认知系统中存在着两种表征陈述性知识的方式，一是以事物抽象意义为基础的命题表征，它们不必保持外部对象的知觉信息；另一种是建立在对外部事物的知觉基础上的表象表征，它必须保留事物的某些知觉特征 。但以事物抽象意义为基础的命题表征也要依靠表象，表象又叫意象，是人脑对以前感知过的事物形象的反映，是过去感知事物痕迹的再现，是感知到思维过渡的重要环节和桥梁，是客观事物的抽象类似物在人脑中的再现形式。人类的感知是基于表象的，即使是心理感知，也脱离不了表象。当人们在感知抽象事物的特征时，是很难形成表象的，它必须寻找一个与它相似的具体物的表象来帮助加深理解，于是，“比”的形式出现了。从这个角度说，比喻是人类感知的必然结果。认知语言学家们把语言看作一种认知活动，一个语言结构的生成并非完全是任意的，而是通过感知功能形成的。比喻结构是典型的通过感官感知和心理感知形成的修辞手段，感官感知，特别是视觉感知和听觉感知，觉察到事物的特征，形成相应的是心理感知。心理感知是一个从具体感知到抽象感知的变化过程它影响语言结构的生成 。
    由此可见，比喻的本质只是修辞的一种，首先，它并不是为了填补语义的空白或者用一个语义场的词来指另一语义场，比喻的双方都有专门的词语来表达，因此不存在词语的创新动力；其次，比喻发生过程中，不是源域向目标域的特征投射而是目标域对源域的特征定位，例如对一个人的骄傲特征可定位于孔雀,而对一个人的坚定特征可定位于磐石等，二者从共同特征上视为同一，因此不能生成新义；第三，比喻的目的只是用目标域的具体特征来展示源域的抽象特征，使表达效果清楚明白。先秦和古希腊的比喻学说都是辩说艺术的产物，围绕着怎样在辩说中充分展示语言技巧，说明道理、表达思想内容，学者们注意到比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举也（他）物而以明之”（《墨子·小取》）。亚氏将隐喻看成一种修辞，认为它“可使诗风摆脱一般化和平庸” 。
    2比喻义   
    周荐 指出，比喻义是在词语已有的意义（通常是基本义或本义）的基础上通过打比方（比喻）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意义。比喻词语的意义是“与生俱来”的；比喻词语构成的同时就产生了该词语喻指的意义。词语的比喻义是后天才出现的，是在已有的基本义或本义作比方的情况下才产生的。我们常以“金”、“玉”比喻贵重，以“虎”、“豹”比喻凶猛，以“清”喻廉洁，以“浊”喻贪墨等等，则“金玉”就有了“贵重”之义，“虎豹”就有了“凶猛”之义，“清”有“廉洁”之义，“浊”有“贪墨”之义。这些意义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往往是一个词的隐含义素在起作用。所谓隐含义素，就是这个词所反映的事物含动作、性状等的非本质特性，包含事物的非自然的，而是社会心理所赋予的特征 。比喻义有的是临时产生的，有的因经常使用而固定了下来。如果已经成为固定的意义，也可以包括在引申义中。比喻义总是就甲乙两事物在某一方面的共同属性在词义中的反映。
    比喻分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其中，明喻不产生新义，只有暗喻、借喻才产生新义，即比喻义。
    3比喻与隐喻  
    比喻义是不是也由跨域重组产生的？从上面的例子来看，类推似乎蕴涵着一个比喻，也有不少人将之看成比喻的一种。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明喻也是一种隐喻，二者的区别在于明喻须加以说明（比较词），而明喻不加以说明就成了隐喻。这样看来，似乎比喻义也是由隐喻类推而来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主要用于文学作品中，并尤其强调隐喻在诗歌中的作用。他还认为，隐喻的两者是一种对比关系，其主要功能是修饰作用。隐喻类推是通过词义的跨域重组实现意义的更新和扩展的，而比喻义的产生不是因为语义的跨域重组，它只是喻体意义中某个表语义属性（但不一定是表主要的属性）的限定性义素在语境的影响下得以凸现出来。这里以明喻为例，明喻的表达式主要有两种：
    （20）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卫风·伯兮》
    （21）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   《韩非子·用人》
    （20）句是以比较词“如”来表示本体和喻体间的相同点的，我们称之为比较式。喻体“飞蓬”的意义是由比较词“如”激发出来的。因为从“如”的意义上看，它是表明两者有相似之处；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过程分类来看，“如”表修饰型的关系过程，句中“首”是载体（carrier），“飞蓬”是属性（attribute），属性负责对载体的特征进行修饰，这就要表明二者的共同之处。正是在“如”的语义动力的激发下，“首”与“飞蓬”两个词在比较中突出了语义共同点“凌乱”。（21）句是将喻体和本体组成偏正关系的结构，我们称之为组合式。组合式是将具有聚合关系的两个词转化为组合关系，这种搭配明显超出了人们常规期待的范围，因而人们不得不在大脑中对这种反常的并列信息做出调整，寻找二者之间可协调性和可兼容性的语义属性。根据语义场的理论，语义属性是意义的构成成分，而语言中某个词义的确定则在于该词同其它词之间所构成的某种相关关系：一是词汇之间存在着某种驱动交互作用的作用力，二是规定此词与彼词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的系统关系。在“金城”结构中，“金”在“城”的相互作用下，它与“城”的代表限定性义素的语义属性中不同的成分消失，而共同的成分“坚固”就凸现出来了。比喻中还有暗喻、借喻等类型，它们只是明喻的变体而已，其喻体的意义也只是某个限定性义素凸现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比喻义，与其说是在比喻句中表现出来的意义，毋宁说是在比喻句中凸现出来的反映本体和喻体二者相似属性的限定性义素。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将具有类推关系和比喻关系的词的各类义素进行比较（＋表相同，－表不同），见表3·2：
        3·2比喻关系与隐喻关系比较表
抽象义素    具  体  义  素
中心义素 限定性义素
比喻关系    ＋    － ＋
隐喻关系    ＋    －     －

    具有比喻关系的词只是中心义素不同，其它则相同；具有类推关系的词则只有抽象义素相同，其它则均不同。从概念所表示的事物或观念的角度说，具有比喻关系的事物或观念只是所属认知域不同，其具体属性则有相似之处；具有类推关系的事物或观念之间只有意象图式的相同，而具体属性和所属认知域则不同。可见，限定性义素或具体属性的相同与否是区分比喻关系和类推关系的标准。再举“节”为例说明：
｛竹节｝=[交接][竹子][部位]
｛关节｝=[交接][骨骼][部位]
｛时节｝=[交接][时令][阶段]
    ｛竹节｝与｛关节｝意可构成比喻关系，因为它们有具体属性上的相似，且所属范畴不同；｛竹节｝与｛时节｝构成类推关系，因为它们只是意象图式相似，而具体属性和认知域不同。可见，类推关系的抽象性更强。
多数比喻表现的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点，但有时也会表现关系上的相似点。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不是隐喻类推形式。如：
    （ 22）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
    （23）君子，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哀公》
    两者均是关系性比喻:君子/过=日月/食；君子/庶人=舟/水。但由于没有发生词语替换，也就没有隐喻类推的现象发生，仅仅是停留在关系的相似性之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相似，使“日月”与“食”、“舟”与“水”的意义相互依赖，不能改变。隐喻类推虽也是关系的相似，但这种关系的相似是为意义发生跨域重组提供基础，不是最终目的；而比喻句中的相似却是最终目的。有时，隐喻和比喻会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出现，隐喻成为了比喻相似的纽带。如：
    （24）天阶夜色凉如水  杜牧《秋夕》
    （25）君子之交淡若水  《庄子·山木》
    （24）句中“夜色”和“水”两个词有共同点“温度低”，且分属不同的认知域，可以构成比喻，而（25）句中“水”和“君子之交”没有共同点，也不具备关系上的相似性，不可能构成比喻关系，那二者是如何联系上的呢？原来这一句中的“淡”用了隐喻类推：淡/水=薄/交情。类推一方面使“淡”有了“感情不深”之意，另一方面也使“交情”具有了“浓淡”的语义属性，这就与“水”有了共同点，从而构成比喻关系。
    喻体在比喻句中的意义一般多是临时性的意义，如果这样的用法固定下来，则它们在比喻中被凸现的意义也会在它的词义系统中得到固定，成为一个义项，只是这种意义并不是通过跨域重组而生成的。从这个角度说，比喻义是词语本身就具有的意义，隐喻义是通过跨域重组而成的新义。

]]>西风碧树2007-4-6 0:31:56<![CDATA[二十、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731885    一、语言的社会性
    社会语言学认为，应该从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语言本身存在方式的角度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这里包含两层含义：
    1、从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看，语言的生命取决于人类社会对它的使用。语言不仅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法国社会心理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梅耶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要想了解语言的变化，就必须了解社会的变化。房德里耶斯指出，唯有研究语言的社会作用，才能懂得语言的本质。弗斯在继承了英国语言学历来重视语言应用研究传统的同时，深受英国功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坚持认为语言研究必须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有形式意义，还有情景意义，因此应当在社会环境中描写和分析语言。韩礼德进一步发展了弗斯的学说，建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功能、语篇、人际功能都与语言的社会环境以及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
     2、从语言本身的存在方式看，不同语言学派有不同的认识。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社会性。但这里的社会事实非指语言和社会间的关系，也非指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文化内涵，而是抽象的、同质的社会心理系统，即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意识”，即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真正对象是语言，而言语是无序的，“语言科学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其它要素，而且正是没有这些要素掺杂在其间，才能建立起来。”但是，特定语言系统中每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对每个社会成员是不是共同的，每个社会成员是不是同样掌握了语言系统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即语言是不是一个抽象同质的形式系统。社会语言学认为，同一个语言社会中的成员，常常分属不同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因此掌握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有差别的，即语言是一个由符号的各种变异形式构成的系统。因此，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不仅明显地表现在不同时代的语言使用者中，而且表现在同一代语言使用者甚至同一个语言使用者身上。可见，语言的历时变化不仅有语言结构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原因，而且与语言的共时变异有密切关系。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的变异研究不排除语言变异的共时描写，把语言事实（语音、词汇、语法等等）和社会事实（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职业等等）联系起来，从中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目的是更全面地揭示语言结构、语言变异的特点。这样一来，复杂的语言变异现象由于跟社会结构联系了起来，因而便进入了一个有序的结构系统。
    二、语言变异
    1、语言的异质有序性。萨丕尔认为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即语言的不规则性。布龙菲尔德指出，没有一个言语社团曾经是完全统一的。但他们把不一致的语言形式排除在语言描写和语言结构的分析之外。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言语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任何一种语言都只能以言语变异的形式存在，而言语中的各种变异又和语言系统以外的某些因素有着规律性的联系，因此，表面上看来无序的言语变异形式就进入了有序的规则系列。如果语言是杂乱无序的，就会失去最基本的交际功能，如果语言是纯一同质的，就会导致语言功能的缺失。社会语言学把异质和有序结合起来，并作为语言系统的特性，体现了一种新的语言结构观。
    2、语言的变化和变异。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了语言发展变化的观念，但语言的变化总是要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如语音演变只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内起作用。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结构内部和社会外部两方面的制约因素结合起来，将变化和变异结合起来，有效地解释了语言演变的局限性问题。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同质有序的，他们研究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时，主要侧重于语言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语言本身不是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比如研究语音系统时，一般都以语音成分之间的对立作为基本原则，至于语音变异，只要不构成意义上的对立，或者说只要不与其它语音形式构成对立，不影响同质的语音结构系统，都可忽略不计。总之，系统是重要的，变异不计。索绪尔进一步认为，语言的变化没有目的性，和语言共时状态的系统性无法调和，必须排除在语言分析之外。社会语言学不仅将语言的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化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建立了语言变化的解释机制。
    3、语言变异的类型和成因。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历时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共时的变异，共时的变异又体现了历时的变化。语言变异有语言结构系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①内部变异指由于语言结构中某个或某些成分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异现象，如汉语浊音清化使大量同音词的产生，导致复音词的增加和声调系统分化。而且内部变异与外部因素有密切联系。②外部变异指由于社会因素而导致的变异现象，主要有：个体之间的变异，指说话人因社会特征的不同如性别年龄、阶层职业、教育程度等导致的变异，如“女国音”现象发生在女孩中；个体内部的变异，指同一个说话人因交际场合、交际对象、谈论话题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纯自由变异，不论社会特征、不论语体形式而发生的变异，这类变异的形成既没有合乎音理的语音条件，也很难说它们与不同语体或说话人的社会特征有何直接联系，这类变异现象值得注意的一是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社团中是否有区别，二是它们是否具有扩散的倾向，是否反映或预示语言中可能出现的变化。
    从变异现象在语言社会中的功能看，变异或者可以是言语社团的象征，或者可以起到标记语体的作用，或者具有标记语言发展演变残迹的作用。
    4、语言变异的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热衷于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建立语法规则，把变异作为例外现象置之不理。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依靠语言共时描写的成果研究语言中已经发生或者说已经完成的变化。马丁内（功能语言学家）虽对语言的社会环境方面有浓厚兴趣，但也只是采用经济原则来解释。社会语言学家不仅看到语言内部异质性的特点，并且找到了观察语言变化的有效途径。区分了两种变化类型：①自觉的（conscious），指语言使用者不仅意识到了语言的某种变化，而且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推动这种变化。拉博夫称之为“自上而变”（change from above）。②不自觉的（unconscious），指语言使用者并没有意识到变化的发生，拉博夫称之为“自下而变”（change from below）。
    传统观念一般认为，语言创新形式的扩散大都是从上而下的，社会压力和羡慕心理使地位较低的说话人仿效地位较高的说话人；而地位高的说话人为了维护本集团的身份，则继续创新，甚至借用有权威的外国语。拉博夫认为，起变的集团未必都是精英阶层，大众未必都是追随高层。普通人的创新形式在当地人或同等人心目中也能显出威望，为众人所采纳。总之，不同的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语言的变异可能是由于标准体的权威价值与土话的同等价值之间的对立而导致的。由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因此标准变体的权威性和非标准变体的集团认同价值之间的对立是导致语言变异的重要因素。
    关于语言变化及扩散方式，社会语言学家主要得出了以下五点认识：①一般情况下，变化常常是从语言中已有的形式中产生出来的；②当一群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以另一群人为榜样并且模仿他们的说话特点时，变化就产生了；③为显示或维护自己的身份特征并与其它社团集团相区别，说话人会有意强化某些变异形式或变异特点，如英国诺里奇市的男性偏爱当地方音并加以强化；④变化可能是通过偶然性的接触，从一群人传播到另一群人，如在交际中有意无意地兼容对方话语，导致学到了对方的一些发音特点；⑤典型的变化是按照“从一群人到另一群人”的方式传播的。
    三、社会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1、索绪尔式的矛盾（Saussurian paradox）。索绪尔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在有助于明确语言学研究对象、强化语言共时研究的同时，使语言学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领域的言语现象的研究。要全面研究人们的言语活动，就必须同时考察语言和言语两个方面，这样，研究言语活动与社会相关的一面（语言）的时候，只要观察任何一个人包括语言学家本人的言语活动就可以做到，因为索绪尔认为语言是潜存于每个人脑子里的一套语法系统，是一个内部有序的同质系统，是言语活动的社会方面；而研究言语活动与个人相关的一面（言语）的时候，却要从社会环境中去观察，因为对于个人言语事实的获得，只能从许多个人运用语言的言语行为中寻找。这就是索绪尔式的矛盾。
有效地解决索绪尔式的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对语言学的性质和研究范围的界定，而且直接关系到搜集语料的方法。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应当在社会环境这获取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作为语言分析的材料，这涉及到：①怎样确定调查对象；②怎样与调查对象交谈；③怎样使谈话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三个方面不仅仅关系到研究者能否有效获得真实可靠的话语材料，而且关系到研究者的工作态度和操作方式。
    2、观察者的矛盾（observer’s paradox）。要想获得真实可靠的、正在被使用的语言材料，就需要进行系统有效的观察，而这种观察又常常导致说话人有意改变自己的话语风格或说话的注意力，使得观察者难以获取自然状态下的真实可靠的语言材料，即为“观察者的矛盾”。为了克服这种矛盾，社会语言学家在注意访谈方式和技巧的同时，创造性地采用了各种有效的访谈法、观察法、社会网络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等等。要获取非正式（自然）语体，一个简便可行的方法就是改变说话人的注意力。所谓注意力是指，当被调查者面对陌生的调查者时，当调查者在一方倾听、记录或录制他的话语时，他常常会自觉地使用比较正式的语体。对于怎样更有效地诱发被调查者说出自然的话语形式并无简单的定式。
    3、现代方言地理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二者同样关注语言的实际存在形式和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变异，并且也是以活的口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在于：①方言地理学主要关心不同方言在历史上的联系，古代语言在方言中保留的残迹以及方言形式本身和它们的历史来源。社会语言学则更多地关心特定时间内不同社会集团的实际话语状况，与这些话语状况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制约人们的语言使用的。②方言地理学在研究方言时，常寻找典型的发音合作人，很少考虑发音人在不同交际场合、针对不同交际对象、为不同交际目的而产生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言时，则总是在具有不同社会特征三人群中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广泛而客观地搜集有代表性的语料。③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定性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地域变体以及其它社会变体时一般都是以概率统计的定量方式来说明研究的结果。
    4、事实决定理论。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特有的，这种能力对每一个正常人而言都是共同的。语言能力是本族语言人的语法判断能力，是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说话人和听话人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因此要认识语言知识，就不能通过直接观察的途径，而是要借助于语言运用之外的另一种材料——语感，即语言的直觉。语感是指母语人的语言直觉或“语法判断”，即说话人对是否合乎语法、句子和句子关系的一种界定。由于语法结构具有同质性，语言使用者对自己的语言直觉是能说出来或可以观察的。因此建立语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语言直觉。“理论不为事实所决定”，生成语言学取舍分析方法的基本依据就是说话人的直觉或语感。拉博夫认为，直觉的问题在于：①是一种不可观察的心理过程，具有不可重复性；②不能提供用以发现我们研究模式是否正确的有效途径；③语言学家的直觉脱离了普通人的直觉，因而靠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方法和手段的取舍、理论的建立，有赖于在社会环境中对充满变异的语言事实的观察，即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事实决定了语言学家的分析手段和方法——事实决定理论。并确定了研究素材问题的三项应用性原则：①一致性原则。如果本族语言人之间对某个语法现象没有不同的判断，则这种判断可以作为语言描写的依据；②避嫌原则。如果本族语言人之间出现了差异，则不能作为描写依据。③表现原则。如果语言人的判断与其语言表现不一致，就以语言人的实际语言表现为依据。
    基于此，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其社会属性，而非个体属性，只有立足于言语社团才能系统全面地描写语言结构。个体不能作为语言数据的来源。在一个语言社会中，由于性别年龄、地位阶层、文化背景、价值观等等的不同，常常会导致语言表现和语言判断上的差异，这更能说明语言变异不是无规则的、任意性的变异，而是语言在社会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系统性分化。系统研究这些分化造成的语言变异现象，不仅对具体了解语言演变过程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且可以加深人们对语言结构系统本质的认识。
    5、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社会语言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大体有两个层次，一是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主要有定量和定性之分；一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程序，主要有访谈法、问卷法、快速隐匿观察法、社会网络调查法、变语配对法、语义鉴别法等等。
    社会语言学不仅重视田野调查以及真实话语材料的搜集，而且特别注重调查方式的科学性、材料搜集的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在定量研究方面，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方言学家的出发点大多不会超出具体语言或方言的描写，由于其立足于语言或方言结构本身的描写和分析，没能在语言变量和社会结构、社会变异之间建立联系，因此无法获得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更谈不上采用有效的量化方式解释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社会语言学以有代表性的小样本社区成员的日常话语作为语言研究的切入点，这种会话语料既可以是一种语言或方言内部的，也可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方言之间的，研究者注重发现和描述同一社区中语言变量与社会结构、社会变异之间存在的量化关系，因此可以发现和捕捉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而且可以有效地描写语言变化的规律。
    在定性研究方面，人类学的社会语言学家、主要从事会话分析的社会语言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是特定群体的成员，都必然要在具体的语境之中进行交流。在这些交流活动中，社会文化因素和语法词汇等因素共同制约着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互动社会语言学以差异性为立足点进行情境解释，认为言语交际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对各交际点上的说话人意图作出推理。由于说话人和听话人交往背景不同，因此除了其它方面的差异之外，进入会话推理的预设及其在会话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方式也不同，由此可看出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民族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把单纯地差异性看作是某些来源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别，或不同语言系统间语法语义的区别。这样，社会语言学家就需要采用一些能够应用于所有情境的、不必对语言和文化背景做同质性预设的分析方法。如果说社会语言学的经典范式“变异研究”更多的是探讨语言变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共变关系，具有微观研究的特点，那么，互动社会语言学则以言语交际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探讨言语交际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共变关系，更多地具有宏观研究的特点。
    四、社会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
    1、从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看，生成语言学的语言观是理性主义的，语言本身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系统，假定有一个纯净齐一的语言集团，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拟想中的人（an idealized man），即假设的理想说话人。理论的构建以演绎得出。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真实的社会不是均匀纯一的，要研究社会的、真实的、相互交谈的人的言语，因此，社会语言学特别重视各类语言变体的调查研究。
    2、从研究对象方面看，生成语言学重点研究语言能力，生成语法是对语言能力的形式化描写，即用一套公式把语言能力的内容表达出来，最终目的是弄清人类的认知系统、思维规律和人的本质属性。社会语言学重点研究语言运用，认为儿童的语言能力不仅具有先天的准备学会任何语言的“语言习得机制”，而且还应当包括语言运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说、跟谁说、说什么、用什么方式说等等。语言模式必须包括交际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内容，海姆斯将这种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称为交际能力，目的是把语言结构、语言运用和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总之，社会语言学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
    3、从从研究方法看，生成语言学重演绎法，数字化，社会语言学特别强调通过田野调查获得日常生活中自然使用的第一手语言材料，要求这些材料具有可验证性，并且注重对材料作出定量分析。两派的研究方法各有长短，均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
    五、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
    1、从语言观上，可将之归入功能学派。强调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语言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对应规律和共变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从方法论上，与形式语言学的共同点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而且有追求形式化的倾向（至少是城市方言学派或语言变异研究具有追求形式化的倾向）。与功能语言学的共同点是强调语言形式的解释，这种解释既有语言功能方面的，更有社会动因方面的。
    2、社会语言学的特殊性表现在：①具有广泛的学科包容性。一方面，具明显的功能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与比较典型的功能学派相比，又有新的立足点。如语用学立足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注重语用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立足于探讨形式和意义的关系，这种语境和语篇分析；认知语言学立足于人的心智，从人的基本认知能力出发，通过概念结构的分析，解释语言的结构。②理论的多元化。一面是社会性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一面是语言学理论。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手段的互异性，因此很难在学科内部产生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模式。

]]>西风碧树2007-2-3 17:16:19<![CDATA[十九、洪堡特的语言思想]]>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731848
    一、洪堡特的语言观
    1、语言是一种创造能力。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活动性，一是创造性。从活动性上看，“语言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是无数具体言语行为的综合投影，是连续进行、永无止境的言语活动的总和，它的真正意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即动态的、开放的。从创造性看，语言是一种不间断的创造活动，活动的目的是把声音转化为思想的表现物，使说话者能够无限地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人脑有着天生的创造语言的能力，语言是一种创造能力而非客观结果，更不是语法学家分析出来的一套一成不变的规则。语言就是大脑的一种能力，讲话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语言的创造性分两类：规律的创造性，指语言以有限的手段实现无限的运用；非规律的创造性，指突破现成规律的创新和变异。事实上，语言一方面具有创造性，同时又可以作为创造物。规律的创造性具有普遍性，非规律的创造性则体现了个别性。
    2、语言是一种世界观。从语言和思维角度看，一方面语言内在形式是人类所共有的，另一方面每种语言的不同形式又构成各自特点，每种语言的组织原则决定了该语言的音节结构、语法结构和词汇。发展了海德（又赫尔德）的观点，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受康德哲学思想影响，认为语言不同，内在形式也不同，语言的内在形式对相同的感觉经验整理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语言的不同引起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就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行为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语言是民族的最根本特征，民族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差异上。从语言和思维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语言和思维具有发生学的同源性。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语言的世界来认识自然的世界，语言不同，认识的世界也就不同，语言的差异就是世界观的差异。同时，人的精神活动也无时不在影响语言。在语言和精神的相互作用中，真正起主导和最终决定作用的是人类的精神，即一方面语言影响思维，另一方面语言又隶属于依赖于心灵。
    3、三种语言类型。根据词的结构区分三种语言类型：孤立、粘着、屈折。一个词表达一个意思，是孤立语；用简单词组成复合词而词形意义都不变的是粘着语；用词尾变化表语法关系的是屈折语。认为语言的发展有三个阶段，语言有先进落后之分。
    二、洪堡特语言研究中的辩证方法
    1、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语言是普遍的、一般的，又是特殊的、个别的。人类本性的同一性决定了语言的统一性，使不同语言互译成为事实。同时又具有个别性。
    2、语言依赖于自我又独立于自我。语言是一种主观的存在，每个人都产生着语言并把某种主观意识强加于语言；同时，语言也是客观存在，是一个先他而在，代代相传的客体。
    3、经验和思辩的结合。一方面，主张全面事实的、经验实证的语言研究才是可以信赖的；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归纳法取得的结论不可能永远成立，重视思辩推理的作用。
    三、洪堡特语言理论的特点
    1、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在他看来，通常所理解的语言是抽象的、一般的、完整的，而真实的语言只存在于实际发生的、个别的、不完整的言语之中。语言既是言语活动中词与规则的总和，是言语作品的总和，更是言语活动本身。
    2、语言的内在形式。指创造和构成语言精神活动的模式和规律，是与语言的外在形式——语音形式（lautform）相对而言的。①语言的内在形式属于语言“完全内在的、纯智力的方面”，即“语言创造力量对语音形式的运用”，而外在形式则属语言纯生理的方面。内在形式占主导地位，决定着语言的本质；②内在形式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更是人类精神创造力量驾驭外在语言形式过程的一种活动。语言的结构系统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它深藏在语言内部，是每种语言所特有的，是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因此，内在语言形式是动态的、自主的。可见，洪堡特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论述语言形式的。③深入到内部结构去研究，会发现，在语法平面，所有的语言显示出深刻的类似性。语言人类本性的同一性，语言的内在形式也来源于相同的模式。每种语言的内在形式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事物的表达方式，包含一定的主观理解，因此是产生语言结构的差异和语言多样性的根源。
    3、语言系统观。①每种语言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有机体（organismus），但与自然有机体有区别。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他总能本能地从整体出发去把握这个部分。②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系统决定了语言的一般发展方向，即使是语言最个别、最独特的表现也可以还原到该系统的基础上来。③从语言系统本身的角度看，“每个具体的音都是根据它与其它音的关系而构成的，这些音对于整个完善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词汇、语法各个部分紧密关联，研究者必须具有系统、整体的眼光。
    四、独特的语言比较研究范式
    洪堡特指出，整个语言研究可以分为三项：一般研究、专门研究、纯历史研究。一般研究即普通语言学，专门研究即具体语言学。主张开展“普遍比较语法”的研究，不仅重视理性的、逻辑的推理，而且立足于全面的、细腻的具体研究，是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的结合。
    五、洪堡特语言理论的缺陷和局限性
    1、缺陷。①“语言优劣论”的错误的语言价值观。虽提倡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但偏爱古希腊文化，在语言的价值方面，认为屈折语最优越。②以单一的形式衡量一切语言的结构。从共时角度看，虽然认为观察和分析一种陌生语言时应避免用研究者熟知的语言范畴和规则硬套，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又用单一的语法发展模式即阶梯式发展学说解释所有具体语法的成因，用单一的形式标准衡量一切语言的结构。用语法形式产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假设来解释所有语法结构的形成过程：四个阶段是初民语言、孤立型语言、黏着型语言、屈折型语言，初民语言已不存在，最不完善的就是孤立型语言了。③认为语法形式丰富的语言利于思维。
    2、局限性在于：①“普通历史语言学”很难落实到语言研究的实践中。②由于研究面宽，研究深度受到影响。
    六、洪堡特语言思想的影响
    1、语言心理学派
    ★施坦达尔：①研究个人言语应当分析个人心理现象，研究民族语言也应探究民族心理问题，目的是建立语言类型与民族思维、精神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②应该从语言活动入手分析个人的心理和民族精神。③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就是民族精神，语言不属于逻辑学而属于民族心理学。
    ★俄国波铁布尼亚：①语言是一种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不断产生着语言的更新。②语言具有民族性，民族的特点就是语言的共同性。在《语言与民族性》中指出，“语言的全人类性质是存在的：从声音来看，都是可分成段的；从内部看，都是为思想服务的信号体系。语言的其它性质则是部族的，而非全人类的。”③继承了语言内在形式理论，将之看作“呈现语言以外的内容的方法”，即个人呈现某一概念的方法。将语言中的词分为有内在形式的词和失去了内在形式的词，后者在具体语境中仍能获得新的内在形式。把词看作是个人精神创造的、无法再现的行为。④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思想和语言的相互作用，而非逻辑形式和语言形式的相互作用，语言是创造思想的手段，是组成这种世界观的活动。
    2、唯美主义语言学
    ★克罗齐：语言是“精神最原始的表现”，是心灵活动的创造。注意到了语言的内在形式。
    ★浮士勒：①语言的本质在于内在的活动——直觉，语言首先是个人的自我表现。②语言的变化是个人有意识的作用，一切语言变化都是从个人言语习惯的创新开始的；个人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个人的言语活动无意中改变了民族语言的基本特点。因此语言实质上就是精神的创造。
    3、新洪堡特学派：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特里尔
    ①以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为基础，创造性地论证了“语言是一种精神塑造力”的观点，明确提出语言中间世界的理论。②对内在形式作了新的阐释，认为“一种语言就其内在形式而言包藏着一种确定的世界观”。③把语言研究的程序概括为四个阶段，认为语言研究不能只以形态相关的方法，要采用内容相关的方法。形态的、内容的都是从静态的角度观察语言，真正的语言研究还必须包括语言的动态方面，即作用力方面，包括探讨语言的功效作用。
   4、美国人类语言学（见“博厄斯、萨丕尔”章）
    5、生成语言学：①语言研究的目的是为窥探人类心智。②“生成”指语言只提供有限的手段，但却造就了无限的表达可能。

]]>西风碧树2007-2-3 16:47:41<![CDATA[十八、历史比较的方法及其语言观]]>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88224
      一、历史比较的方法
     1、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分期：初创期、建立期、成熟期、发展期
     2、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建或构拟工作的方法论基础：首先把大多数语言所采用的形式作为建立规则的依据，然后从语音角度及其它方面校验它们的可能性，如有反证或例外，就需修改已经建立的规则，如得出的不可能成立的结论，则需修改原来的假设。
     3、历史比较法的客观依据：
     ①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语言发展的规律性是历史比较法的客观依据
     ②从表面上看，任意性和规律性是矛盾的，由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同语言的音义结合应是完全不同的，至少是有区别的，因此很难从中发现不同语言语音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排除了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偶然同音或词语借用导致的语音近似，它们之间仍能表现出语音对立的规律性，那么这种语音对应关系就不是偶然的。即，从本质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语音发展的规律性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③如果在几种语言或方言之间，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一组词具有一定的语音对应关系，那么这些语言或方言是从同一个原始母语（parent language）或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中衍生出来的。
      ④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历史语音标准作为语系分类及时期分类依据不是偶然的：一是语言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语音变化即使在语言的发展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仍能保留一些语言学家易于观察的特点，而词汇的发展相当复杂，词语借用时常发生，语法虽较稳固，但不平衡也相当突出，语法结构上的相似除了语言影响的因素外，还可能是类型变化的结果。二是社会结构更不可能作为标准，因为语法和语音结构中的变化并不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更替。
      4、历史研究的方法：
      ①、从古到今的历史法。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语言中寻找线索和证据，串联线索，获得重建语音历史的可能性。即依据书面语材料，排列整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书面材料，并通过亲属语言之间差异的比较，寻找相关语言之间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和语法结构的发展线索和对应关系，重建亲属语言的原始形式，进而构拟母语。
      ②、以今推古的历史法。依据活的语言或方言材料，通过比较的方法，寻找语言结构发展演变的线索，从而建立语言发展史。
      5、历史比较法的典型程序
       ①广泛搜集大量现代语言和古代书面语言材料，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找出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源形式，在此基础上确定被比较语言中最古老的语言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逐层构拟不同阶段的原始形式，并进而构拟亲属语言的原始母语。其中确定同源成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基本原则是语义上相同、相近或者相关，语音上存在完整系统的对应关系和对应规律，对应的严整程度决定着亲属语言关系的远近。
      ②构拟原始形式的方法：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对应形式之间的差异，从差异中寻找音变的线索，推出音变的顺序，发现语音对应规律，从而构拟不同阶段的原始形式。
      ③原始母语构拟的方法论价值：可以体现相关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成果，可作为建立一个语系历史的基础。并且可以通过构拟，把相关的亲属语言纳入历史演变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不仅是解释相关语言音变的参照点，可解释语言演变的过程，还可以解释相关语言分化演变的规律，从而建立语言史。
      6、内部拟测法：
      传统的历史比较法总是在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之间进行，即主要从外部进行，因此称“外部比较法”。它忽略了语言或方言系统内部的不规则差异，对那些一时难以确定亲属关系或难以找到亲属关系的语言显得无能为力。
历史语言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法，分析语言或方言系统内部各方面的要素，从语言或方言共时结构的聚合分布特点出发，利用不符合语言或方言系统的结构差异（即不规则变化），构拟原始语言要素，探索语言发展规律，进而构拟原始母语，创立“内部拟测法”（internal reconsrtuction），其基本假设是，共时语言结构中存在的不规则现象是由于语言的变化造成的，语言学家只要设法层层剔除不规则现象，就可以重建比较早期的、比较规则的语言状态了。
      7、波浪理论和方言地理学
       ①波浪理论。认为原始印欧语在分化以前就曾经存在着方言分歧，各方言相互影响，各自的特点就像石子投入池塘后形成的波浪一样，向其它方向扩散，使后来的不同语族形成了许多交叉的特点。波浪理论以方言间的空间连续性传播为依据，加深了人们对音变规律的认识。
      ②方言地理学。法国方言地理学家齐列龙提出“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认为方言语音特征的扩散是以词为单位的，语音特征相同的一系列词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每个词都按自己的方式扩散，这样就可能使扩散所至的另一方言出现不规则——有的语音从A扩散而来，有的从B扩散而来。这样语音对应就被打乱了。
      ③两种理论模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通过词汇在地域上的扩散来说明语音变化的不规则性，并得出了方言之间的接触没有规则性的结论。与新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无例外”是观察和理解语音演变的两个不同角度，前者立足于地域传播，后者立足于发音习惯。从本质上说，波浪理论和方言地理学只是解释了连续空间传播的事实，其断定的“语言（方言）接触没有规则”也只是在相邻空间连续接触这一特定范围内才有意义，即只是解释了方言接触的一部分事实。
       8、词汇扩散理论
      基本观点是，词汇的扩散首先从少数特殊的词开始，然后逐渐扩及整个相关的词语。波浪理论和方言地理学指语言的外部扩散和地理扩散，而词汇扩散则指语言系统内部词的变化和传播。词汇扩散理论立足于语言共时系统中的变异，指出语音是突变的，词汇是渐变的。它建立在音变规律的基础上，不同的是，它是以词汇的逐渐扩散形式进行的。它对传统音变理论的贡献在于：增加了或者说考虑到了正在变化的阶段，即处于未变和已变阶段的过渡阶段；通过对处于正在变化阶段中的复杂语言现象的分析，增强了音变理论的解释力。总之，从语音共时系统中的微观变异入手，使人们看到了音变规律的微观演变（扩散）机制，而这正是以往的历史比较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
       9、语言变异理论
      异质有序论：语言是以各种变异形式存在的，纷繁的变异形式表面上是杂乱无序的，实际上是与各种社会因素有着规律性的联系。如果某种变异成分在言语社团中被社会的某一群人所接受并开始传播，这时无序状态便进入有序状态，这样语言的演变就开始了，即语言变异和不同言语社团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是导致音变的基本原因。语言学家通过对变异现象的系统观察，把变异和社会因素有机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许多能够解释语言演变规律及演变线索，“用现在说明过去”。总之，变异理论通过语言共时状态中的变异现象，观察并推测语言发展的过程，为观察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系统和变异、语言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有机途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自然主义观念
      1、史勒格尔：
      ①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提出“比较语法”的术语，认为梵语跟欧洲许多语言具有共同点不是偶然的；
      ②语言的有机性。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中指出，梵语是通过屈折变化表达各种不同的语法关系的，其结构是“有机形成”的，只有梵语、希腊语代表的印欧语言才是有机的，其它语言是机械的（词根本身不发生变化，借助于词缀或小词表达语法意义）。有机性表现在：词根就像生命的苞芽；词根的基本特征是能产性，屈折是词根内部生成的，是词根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如动物一样，也有发展阶段。
       ③把语言作等级类型的划分。
      2、葆朴：
      ①自然主义的观念。“语言应该看成自然有机体，那是因为一切语言都按照固定的法则形成，按生命内部原则的进程发展，逐渐死亡。”表示要用比较的方法描写语言的有机体，对它们的相关特征提出一个纲要，并考察其物理的、机械的规律。
      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日耳曼语比较》通过有关语言词的屈折形式的比较，证明它们之间语法结构上的相似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存在着完整系统的语音和语法形态上的对应关系，并认为，它们同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始母语，其中梵语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形式。如拉丁语的r是从更古老的s（梵语）变来的，希腊语两个元音之间的s脱落。这样，不仅建立了语音和语法形态上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为历史比较法开辟了新的领域。
拉丁语        generis
希腊语        geneos
梵语          genasas
      3、拉普（Rapp）的自然主义语言观
      在《语言生理学》中已经体现出了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在《比较语法是自然科学》中明确指出，“地质学根据地上一切有机生命都是逐渐个体化这一假说，即可确定其发展的必需时间及其本身存在的时间。同样，一旦语法取得了最终的结果和确定了一切语系的互相关系，它也大概能够算出一切语言由原始的统一体发展到今天这样多样所需的时间。”
      4、施莱赫尔语言学的自然主义观念
      把语言理解为一种自然有机体，集中研究描写语言不同发展阶段的“生命”过程方面，①受黑格尔影响，认为“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还认为，动物学和植物学中采用的分类原则同样适用于语言分类，分类的基础是形态学特征。②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中认为，应当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生长、死亡和演化成新形式的生物过程，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的类似表现在几个方面：a、演化；词根是语言的细胞；简单的表意词根大量生成相同于单细胞的生成；分类；“种”的变异；变体间无明确界限；环境因素；淘汰。③总之，其关于语言本质和语言学性质的看法总结为三点：一是，是自然有机体，并且和自然界中的所有有机体一样按相同的规律产生、发展和消亡；二是应采用研究动植物等自然有机体的自然主义方法研究语言；第三，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三、语言进化论
       1、认为语言的衰亡与语言本身有关，有些语言比较成功有些不成功，主要原因是有些语言比其它语言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理论是建立在语言与生物类比的基础上的，来源于早期的生物进化论。
      2 、威廉·琼斯：梵语具有发达的屈折形式和丰富的形态变化，断定“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都提炼得更高雅”。
      3、史勒格尔对语言作了等级类型的划分，孤立语是最低阶段，黏着语中间阶段，屈折语是高级阶段。并认为，语言类型固定不变，一种类型不可能转为另一种类型。
      4、格里木认为在现代日耳曼语中词尾变化消失，结论是语言不是在发展而是在退化。
      5、洪堡特。一方面，世界主义的情怀及“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观念要求他平等地看待所有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对梵语希腊语等屈折变化丰富的印欧语赞不绝口，称为“幸运的有机体”，甚至声称“语言中有效的生命原则主要有赖于语言的屈折性质”。他进一步认为，人类的三类语言赋予了价值判断，认为屈折语是发展最完美的语言，孤立语是最不发达的语言。语言由低向高的阶梯式发展体现了人类精神在追求完美语言观念道路上的一种进步。
      6、施莱赫尔。从意义要素和关系要素及二者关系看待不同类型的语言，认为孤立语只要意义要素，黏着语是关系要素加在意义要素之上，屈折语是二要素构成统一体的语言。把三种语言类型看作有机生长的三个阶段：孤立语是童年，黏着语是成年壮年，屈折语是衰老期。进一步把语言的分类与社会组织形态联系起来，孤立语是以家庭为社会组织形态的人群使用，黏着语是游牧民族的语言，屈折语是具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形态的民族使用的语言。因此，孤立语象征人类的诞生期，黏着语象征成长期，屈折语象征成熟期。他还把语言的生命力分作两个不同的时期：史前时期——语言的发展时期，有史时期——语言形式衰败时期。
      7、英国语言学家缪勒。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再到屈折语，语言的发展史连续不断的，没有一种语言能不经过黏着语和孤立语的地层而直接成为屈折语。指出屈折语是政治或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社会的产物。
      8、美国语言学家鲍威尔。一种语言的语法是社会进化的自然产物，野蛮时代是“句子词汇”的时代，原始时代是“词组词汇”的时代，文明时代是“思想词汇”的时代。印第安语中普遍存在的“多式综合”现象被看作“句子词汇”，是野蛮时代的象征。
      四、个人心理主义的语言观
      1、施坦达尔（柏林大学语言学家）的民族心理学。①对“语言有机体”的观念提出异议，认为“语言本质上属于精神，是一种精神产物”。因此语言研究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学的方法。语言发展的一切现象跟某一民族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并且是该民族的心理表现。词和语法形式的意义都是逻辑范畴在民族精神中经过主观加工的产物。这种民族心理规定了语言的内部形式，或者说民族心理实际就是语言的内部形式。②还认为，民族心理学的对象不应是个人，而应是民族，不应是个人心灵，而应是民族精神。语言学是心理学的造成部分，民族心理学作为历史哲学的基础，只有从语言研究入手才能有所成就。
      2、新语法学派的个人心理学。力图把语言看作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即个人精神中的一种观念结构。摒弃自然主义语言观，摒弃前代学者重语音及不同要素起源的研究的狭隘研究模式，提倡广泛搜集语言事实，仔细考察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把语言看作人类文化的历史产物，并对历史主义作出了心理主义的解释。
      3、德国语言学家保罗。①把语言学纳入文化科学，认为在语言以及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因是精神，因此需要从心理学中寻找答案。②音变现象可以用心理学中的类推原则加以解释，而且说话人产生句子的过程也体现了类推的作用。③把心理学的观点用于句法分析，在传统逻辑范畴外揭示句子成分的“心理关系”，区分“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④不同意施坦达尔的“民族心理学”看法，指出个人的精神世界是语言的基础，“民族心理学”即使成为一门学科也必须从属于“个体心理学”。⑤后来发展出这样的思想：语言是个人心灵中观念和思想的总和，个人可以不依赖于他人而形成观念和联想。人的语言活动区分为心理的和物理的，并强调心理的因素。研究语言需两个方面，首先研究作为语言基础的个人心理现象，其次才是研究声音的生理学，即语音学。语言发展的心理学形式就是类推的规律，以生理学为基础的物理学形式则是语音规律。


]]>西风碧树2006-12-31 23:23:04<![CDATA[十七、语言观与语言学方法论]]>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84259
    一、语言观
    指人们对语言本质特点的认识，主要包括语言结构观、语言功能观、语言哲学观和语言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内容。
    1、语言结构观、语言功能观与语言哲学观、语言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前者的不同是形成后者的基础。与此相应，特定的语言哲学观会导致人们对语言价值观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价值观；特定的语言哲学观和价值观又会制约人们对语言结构、语言功能的认识，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结构观和语言功能观。
    2、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语言观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语言观
    ①在语言学中，经验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研究特定环境中的真实语言材料，即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能够感觉到或观察到的语言材料，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观察基础上的归纳和分析，重视经验的实证。美国描写语言学、现代社会语言学是典型代表。
    ②理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心理因素和“天赋观念”的作用，重视语言材料的心理现实性，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演绎和综合，重视理性的作用和理论体系的建构。普遍唯理语法、生成语言学是典型代表。
    ③根据语言观的基本特点，也可把现代语言学的不同学说和学派归结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形式主义（formalism）两大阵营，其中功能主义学派主要持经验主义的语言观，形式主义学派主要持理性主义的语言观。
    ④必须认识到，一方面，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完全对立，即经验主义并不意味着只讲经验不要理性，理性主义也不意味着只讲理性不要经验；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深化，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有不同特点，甚至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二、语言学方法论
    1、方法论（methodology）指科学研究中遵循的指导思想，即哲学基础和一般原则。不同的方法论不仅影响人们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同时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研究方式的选择。
    2、语言学的方法论主要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体系和哲学基础，包括：①不同语言学流派、分支学科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认识；②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以及相关的学术背景；③不同语言研究范式的异同、内在联系及应用价值；④不同语言研究范式的价值、作用和局限性。
    3、科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分类：①从方法的抽象概括程度看：具体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哲学方法。②从方法体系内部看：具体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研究方式→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如音位学中的音位归纳方法，描写语言学中的替换和分布分析法，生成语言学中的转换分析法，社会语言学中的问卷调查法等等。研究方式指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如田野调查法，语料分析法，共时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等。
    三、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关系
    1、彼此之间无法分离。语言观的建立需要方法论的支持，语言观的变化常常带来研究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方法论的革新。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有什么样的语言理论和方法，以及语言学方法论。
    2、语言观和方法论的研究离不开学科历史的帮助，要正确认识某一语言学流派及其语言学说，考察时代的总体学术思潮是必要的。

]]>西风碧树2006-12-28 23:55:19<![CDATA[人际语法隐喻与古汉语语气词和谦敬词]]>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78627
    1语气隐喻与古汉语语气词  功能语言学是这样看待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的：形式是意义的体现，意义来自形式与功能的结合。形式和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一种形式可以表示一种以上的意义，一种意义也可由两种或更多的形式体现。人际功能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态度和推断，那么，态度能否视为一种意义?语言学家Bolinger和Batstone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湛朝虎2001，3），Bolinger说，“语言的意义不仅仅描述真实世界里的事件，有时它还表达诸如我们对听话人的态度，对信息可靠性的感觉，对事件的立场以及对客观事实诸多的评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Bolinger把态度、感觉和评论都当作话语意义的组成部分。Batstone曾经把意义划分为两个层次，即意念意义(notional meaning)和态度意义(attitudinal meadning)，他认为意念意义是“语义的理想化”(semanticidealization)，而态度意义旨在“用一种隐性的方式传达语篇作者的观点,更多地依赖语境来表达”。韩礼德所谓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s)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语言的选择来表达的某种态度。人际功能也是一种意义，那人际功能也可以通过其它更多的形式来体现，即人际功能也可以有隐喻形式。由于人际功能体现在语气和情态上，因此人际语法隐喻又可分为语气隐喻和情态隐喻。我们先看语气隐喻。
    黎锦熙把汉语的语气分为四类：决定句（语意完结、语意的限制、语态的精确）、商榷句（揣度事理的语气、自己裁量的语气、向人商请的语气）、疑问句（表然否的疑问、助决策或寻求的疑问）、惊叹句。以后，吕叔湘、王力等都对汉语语气系统作过分类。综合各家观点，本文采取以下的语气系统，图（三）：
                          设问
                 疑问     测问
                          反问
                         推测
                        肯定
汉语语气系统     直陈
                         否定
                         陈述
                         感叹
                祈使
     言语功能一般都有典型的语气体现，但事实上，言语功能与语气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古汉语中一致式的语法形式多以句尾语气词表达，特殊疑问句则用疑问代词表示。但在实际交际中，往往用非一致式的形式来表达各种语气，即用隐喻式，它以一种语气隐喻另一种语气。如：
（27）安陵君其许寡人？  《战国策·魏策》
（28）今民生长于齐不交界，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29）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七十四章》
（30）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难用也！ 《战国策·齐策四》
（31）帝曰：“俞，汝往哉！”  《尚书·舜典》
（32）式夷式己，无小人殆  《小雅·节南山》
    （27）是以疑问的语气表达祈使语气，表面是说：“安陵君会答应寡人吗？”其实秦王的意思是：“安陵君你一定要答应我的要求。”（28）是以推测语气表达反问语气，（29）的设问表反问，（30）是疑问表感叹语气。（31）句是以感叹语气表祈使语气，（32）是以陈述语气表祈使语气。
    我们把这种语气变异现象，即从一种语气域向另一种语气域的转移，称为语气隐喻。语气隐喻所体现的是言语功能的变异，语法范畴和语义特征已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一种语气体现了另一种或多种言语功能。如（27）原本表达疑问功能，而变成了表祈使功能。因此，语气隐喻在语义层面上扩展了言语功能。
    正如概念语法隐喻促使实词发生活用情况一样，语气隐喻也促使语气词的语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既然语气隐喻使得句子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其相应的语义也必然发生改变。如 “其” 原本在句首或句中主要表达疑问语气，通常表测问或反问：
（33）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  《左传·成公三年》
（34）且行千里，其谁不知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由于疑问语气常可隐喻为祈使语气，“其”也具有了表祈使语气的用法（一说表祈使语气的副词）。如：
（35）吾其还也   《左传·僖公三十年》
（36）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史记·晋世家》
    又如“何”，原本是表设问的语气词，通常问物、事、原因，“什么、哪里”之义：
（37）天之所欲者何也  《墨子·天志下》
（38）邑不言溃，此其言溃何  《公羊传·昭公二十九年》
（39）问左右曰：“师何及？”  《左传·隐公元年》
    当这种疑问句并不用来表设问而是隐喻为反问时，“何”就具有了反问意味，“为什么”之义：
（40）秦晋，匹也，何以卑我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41）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  《荀子·成相》
    有时以疑问形式隐喻为感叹句，则“何“又具有了感叹义，“多么”之义，成为了表程度的副词：
（42）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  《论衡·书虚》
    总之，语气隐喻对语气词意义的改变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情态隐喻与古汉语谦敬词  在情态意义的表达上，同样会出现隐喻体现形式。韩礼德指出，决定每一种情态意义如何体现的是情态的取向系统。情态取向可分为四种：明确主观、非明确主观、明确客观、非明确客观。情态取向不同，情态的各种类型就会出现不同的体现形式。以古汉语为例：
（43）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论语·季氏》
（44）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邶风·谷风》
（45）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  《孟子·滕文公上》※※
（46）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  《荀子·君子》
    （43）是明确主观式，所谓明确，是指它将推断以命题的形式（吾恐……）明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主观，是指它表明了讲话者（吾）对命题的主观态度（恐）；（44）是非明确主观式，所谓非明确，是指它直接以情态助动词“宜”表明情态而没有以命题的形式表现；（45）是明确客观式，它将可能性以命题形式客观地（而非主观推断形式）明确地表现出来（盖……）；（46）是非明确客观式，它将客观的可能性（伍子胥不用）以情态助动词（能）表现出来。
    一般说来，汉语中情态取向通过情态助动词“克、能宜、愿”或情态副词“盖、常、庶几”等表示，即直接体现情态，如（44）、（46），这就是一致式的情态表现；而（43）、（45）则是非一致式即隐喻式情态表现。韩礼德认为，隐喻化的情态取向则可以由命题形式表示，即将情态意义伪装成命题，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情态意义，在语法层上形成了一个隐喻结构。如（43）句，这个体现情态的小句常表达一个认知型心理过程（如“吾恐……”），其效果是使说话者明确对断言负责。而在（45）的明确客观形式中，体现情态的则是一个关系过程的小句（盖……），目的在于使说话者的断言似乎不再是一种个人观点，而是一个固有特征，从而隐藏了情态来源，使人难以提出质疑。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尽管情态意义都被装扮成命题以小句的形式来表达，在语法上处于主导地位，但它们显然不是命题本身，真正的命题应该是“恐”、“盖”后面的内容。所以韩认为，所有明确式（即以命题形式来表达情态）的都是情态隐喻。
    情态可分为情态化（可能性、经常性）和意态化（义务、意愿），（43）句是以隐喻式表达的情态化。古汉语中还有很多句子是以隐喻式来表达意态化的，并与谦敬词有很大关系。谦敬词分为两种，一种表说话人的自谦，另一种表敬重对方。自谦的有“幸”、“敢”、 “愚”、等；敬重的有“辱”、“惠”、 “谨”等。如：
（47）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  《史记·滑稽列传》
（48）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49）杜子曰：“臣愚患之。”  《韩非子·喻老》
（50）吴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贶寡人。”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51）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以上几句均是明确主观式，以谦敬词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意态，表面上谦敬词是全句的谓词，在语法上处于主导地位，以此构成命题形式，其后的内容（以小括号表示）是一个从句（补出的主语以中括号表示）：
[吾]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

[吾]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臣愚（患之）

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贶寡人）

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而实际上，在交流的过程中，谦敬词并非真正的命题内容，这种的命题是其后的内容（小括号的内容）。谦敬词“幸”、“敢”等在语法上实际上只相当于表情态的副词，因此称为谦敬副词。可见，它们是以命题形式来表达意态意义的情态隐喻。
    通过以上对人际语法隐喻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小句中人际意义的表达可以通过多个不同的成分或结构得以体现。人际语法隐喻在表达人际意义时所体现的语义多重性特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语言内在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
    3 人际语法隐喻的认知解释  伦敦语言学派从语言的环境中来理解意义，学派的开创者弗斯把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环境概念加以扩展，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外，除了在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之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加者的身份和历史，参加者的关系等等，都构成语言环境的一部分。他说（据刘润清2002，11），“进行语言交流的语言环境使下列范畴之间呈现一定的关系：
A：参加者的有关特征：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有关特征。
（1）参加者的语言行为。
（2）参加者的语言以外的行为。
B：有关的事物和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
C：语言行为的效果。”
    弗斯还说过，“这里概述的技术的中心概念是语言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融合在一起。”伯恩斯坦也设想（据祝畹瑾1992，8），语言可以分成结构（句法）和词汇两个层次，对每一个层次，说话者可以作出一切可能的选择。言语则表明结构层次和词汇层次的哪些选择被采用了。在语言和言语之间，说话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形式起着调节选择的作用。一个说话者在准备自己的讲话时，要经过言语计划步骤（verbal planning），由此生成言语体系或语言代码。计划步骤是受社会关系准则所控制的。
    另一方面，语言交流的重要目的在于建立并维持适宜的人际关系，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交际参与者根据自己的言语角色实施一定的言语功能,实现以信息或物品与服务为交流物的意义交换。这样，语言的情境意义和人际功能促使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发挥作用：语气系统使小句具有对话性，从而使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意义磋商成为可能；情态系统在表达发话者的态度和评价的同时,也影响或引发了受话者的态度和行为,确保了语言交流的合意性和有效性（苗兴伟2004，1）。语气的选择和情态的选择就成为了交流能否顺畅有效的重要方面。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选择就是意义”。说话者选择语气的隐喻形式而不是一致性体现形式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导致说话者作出不同选择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说话者的角色、态度、会话双方的权力关系、亲密或熟悉程度等等。语气隐喻使用是特殊场合的意义表达，如“安陵君其许寡人？”一句，既以不肯定的测问语气表现了外交礼仪，又以隐喻形式表达了祈使语气，让人明白其吞并对方的意图。一般说来，语气隐喻都是以缓和的语气来表达祈使、责问等语气，以照顾对方的面子，保持交际的顺利进行。态度是一种意义,同样也是一种权力。言语群体中会存在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由于各社会阶层之间具有某种冲突关系，他们彼此交流时就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言的这种社会差异性是说话人之间权力的对立与协和的表现与结果，它反映在对语言的不同选择上，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选择就决定了不同的态度。
    情态意义体现了说话者看待某命题或提议的角度。为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或效果，说话者有时会故意采用情态的明确主观隐喻形式，强调自己的看法或判断的不确定性。这种明确的主观取向一般反映出会话双方的权力关系或情感卷入程度。例如，人们在向陌生人或比自己身份高的人表达不同意见时，常使用隐喻性的明确主观情态形式，以表示客气或对对方的尊重。如“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一句，以命题形式表达，表明这是自己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从而营造了良好的交流氛围。又如“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明确表明自己的意态（荣幸），以示对对方的尊敬与感激，从而更好地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同时，说话者有时也会采用明确客观的情态取向，使自己的判断或断言客观化，以隐藏真正的情态来源。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是明确客观式，将自己的看法以客观形式表现出来，隐藏了个人主观的看法，这种形式的好处在于，它向听者表明，这并非我的看法或者意愿，而是客观存在的或者是大家的看法，使对方容易接受。


]]>西风碧树2006-12-25 0:31:38<![CDATA[古汉语的人际功能与语气系统]]>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238    1语言的人际功能  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参与者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此功能还表示与情景有关的角色关系，即讲话者或听话者在交际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如提问者与回答者，告知者与怀疑者等之间的关系。语言交际角色最基本的任务只有两个：给予与求取。交际中的交流物也可分为两类：物品和服务；信息。当语言用以交流物品和服务时，小句则以“提议”（proposal）的形式出现，当语言用以交流信息时，小句则以“命题”（proposition）的形式出现。交际角色和交流物这两个变项组成了最重要的四种言语功能：提供、陈述、命令、提问。如图：
角色 物品和服务 信息
给予 提供 陈述
求取 命令 提问
除“提供”功能没有典型的语气来体现以外，体现“陈述”功能的一般是陈述语气，体现“提问”功能的是疑问语气，体现“命令”功能的是祈使语气。
    2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  人际功能主要有三个语义系统：语气、情态、语调。在小句中，人际功能主要是通过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来体现的。先看看语气系统。从句子结构看，语气包括两部分：主语和限定成分。其中，主语是命题中的重要成分，是肯定或否定一个命题的基点，是对命题（或提议）的有效或成功负责的成分；限定成分的作用是限定命题，使其成为可议论的概念。如以下几个句子：
语气部分 剩余部分
主语 限定成分 谓语 补语
She is my secretary
He -ed work hard
The boy won’t write the report
    限定成分的功能是对命题提供参考点，将命题与交际中的语境联系起来。英语中，其参考点有两个：一个是说话的时间，一是讲话者的判断。因此，限定成分指的是表达时态（is，-ed）或情态（will，not）的助动词。汉语中多以语气助词来表达。如：
（1）制，严邑也，虢叔死焉。  《左传·隐公元年》
（2）子见夫子乎？  《论语·微子》
（3）孟尝君曰：“客何好？”  《战国策·齐策》
（4）不明于道者，悲夫！  《庄子·在宥》
（5）（阳货）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  《论语·阳货》
    （1）中“也”表判断，“焉”表肯定，体现的是陈述的功能，（2）（3）中“乎”“何”表疑问，体现的是提问功能，（4）中“夫”表感叹语气，体现的是陈述功能，（5）中“来”表祈使，体现命令功能。
    有时，也以限定性情态助动词“克”、“能”、“堪”等表语气。
（6）燕及皇天，克昌厥后  《诗经·周颂·雝》
（7）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  《左传·僖公十五年》
（8）惟尔多方罔堪顾之  《尚书·多方》
    这些词充当限定成分，和主语一起构成语气系统。同时也表一种可能性，具有情态系统的作用，见下节说明。
     3人际功能的情态系统  人际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讲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人际意义的这一部分便是由语法的情态系统来实现的。情态系统表达的是说话者所涉及的概率或频率，以及义务或意愿作出的判断或评价，由情态助动词表达，它也是人际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语义上说，它所体现的是介于归一性中肯定和否定两极之间的意义。广义的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化和意态化。前面说过，语言用以交流信息时，小句就是命题；语言用以交流物品和服务时，小句则为提议。在命题中，意义的归一度表现为断言和否定，即对交流的信息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这本来应该属于概念功能，但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往往还有其它两种情况：（1）不同量值的概率，或可能性；（2）不同量值的频率，或经常性。这种不同量值的概率或频率就是情态，图（一）：
        可能性
情态化
        经常性
    古汉语中常以限定性情态助动词（例6、7、8）表可能性，还常以表概率的情态副词“莫”、“盖”、“且”等表可能性：
（9）文，莫吾犹人也  《论语·述而》
（10）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  《孟子·滕文公上》
（11）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  《列子·汤问》
（12）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孟子·梁惠王下》
    而表经常性的情态则多用频度副词“常”、“时”等表示：
（13）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4）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5）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诗经·唐风·山有枢》
（16）君子屡盟，乱是用长  《诗经·小雅·巧言》
（17）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论语·子罕》
    在提议中，意义的归一度表现为规定和禁止，即对物品和服务的交流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但是也有两种可能性介乎两者之间：（1）命令句中，有不同程度的义务或责任，（2）提供句中，有不同量值的意愿或倾向。这些不同量值的义务和意愿称为意态。可见，狭义的情态指表达命题的情态，意态指表达提议的情态。情态和意态的分工不同:情态指的是以信息为交流物时发话者从概率或频率的角度对信息的可靠性或有效性所持的态度;意态指的是以物品与服务为交流物时发话者从义务或意愿的角度对交流的有效性所持的态度。图（二）：



可能性
情态化（交流信息）
经常性
情态种类
义务或责任
意态化（交流物品和服务）
意愿或倾向
    古汉语中，表意态中的义务或职责意义的多是表示意志的情态助动词“宜”、“当”、“任”、“应”等：
（18）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诗经·邶风·谷风》
（19）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  《论语·子张》
（20）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  《左传·成公三年》
（21）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蜺，皆妖气所生，不正之象  《后汉书·杨赐传》
    而表意愿或倾向意义的多用能愿助动词“愿”、“欲”、“憗”等表达：
（22）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论语·公冶长》
（23）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经·小雅·蓼莪》
（24）憗使吾君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25）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孟子·梁惠王上》
（26）宴尔新婚，不我屑以  《诗经·邶风·谷风》
    人际意义中的情态系统进一步体现了交际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发话者通过情态系统表达自己的态度,并影响受话者的态度和行为。是表达语言人际功能的重要部分。
]]>西风碧树2006-12-4 21:20:12<![CDATA[十四、语文规划]]>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224    一、语文规划的含义和特点
    1、语文规划的含义。语出英语有关文献，泛指有计划地管理与改进现有语言和文字的活动，包括语言选择、语言协调、语言规范化、文字改革、文字创制等方面的内容。语文规划的目的是解决信息交流与人际沟通问题。美国语言学家豪根指出，原则上讲，哪里传递信息失败，哪里就需要语文规划。通过语言传递信息的情况有三种，一是说话人彼此能完全通话，在这种言语共同体里，语文规划似属多余；二是说话人可以部分通话，这种言语共同体具备确立民族共同语的条件，语文规划就需要进行；三是说话人不能通话，需要确立国际共同语来解决信息传递问题。
    2、语文规划可能性。①语言是用于交流的一种工具，正如使用工具的人可以评价、改进、替换他们的工具一样，使用语言的人也可以评价、改进、替换乃至创制他们的语言文字。现今语言学家都已经放弃了描写语言学家“每个词都同别的词一样好”的观点，认识到语言及其成分可以从结构方面、即从学习与交流的效率方面去进行评价。②语言是一种社会代码，而社会代码一般都是规范化的，语言规范是进行经济有效的语言交流的前提，而规范就意味着选择与规定，意味着人为的规划活动。
    3、语文规划的特点。
    ①是对语言的一种人为的干预。语文规划者（language planner）导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学院和秕糠学会促使Toscana成为意大利的标志方言，法国、西班牙、瑞典都以这两个学院为模式建立了类似的学院来制定各自语文的规划，其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学院；还有土耳其政府干预语言的例子，土耳其语言学会担负起土耳其语文改造的使命。二是文化名人，尤其是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如挪威两位语言学家克努森创造的国语，是丹麦标准语的一种变体，奥森创造的乡村语以挪威乡村方言为基础，现称新挪威语，两种语言都是挪威的官方语言，这样创造了挪威的民族共同语。又如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编年史》是用中部方言编写的，后来威克利夫也以中部方言翻译《圣经》以及一些出版家和作家的作品也以中部方言，最终使伦敦方言成为现代英语的基础。美国英语的地位也主要是韦伯斯的《美国拼音课本》、《英语语法原理》、《英语大词典》的巨大作用。
    ②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工作。要考虑规划的结果是否有益于本国人民或国内某民族的长远利益。如土耳其废弃波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清除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借词而保留法语借词借用现代国家的语言，我国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时考虑到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交流的便利而规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
    ③语文规划活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规划活动会直接影响到某些言语共同体的利益，是促进或者限制某个言语共同体利益的手段，因而需要慎重对待。当国家从两种语言或方言中选择一种作为标准语时，说该语言或方言的人显然就会因为不必再花时间学习标准语而得到好处，多民族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是扶植还是不闻不问、压制，对于少数民族利益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其次，规划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进行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或者遏制规划工作的开展。土耳其的文字改革因识字人口不多而顺利开展；美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支持人们自由使用各种语言，在语文规划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种族主义、经济竞争、外来威胁的恐惧等，外国语言也被视为同过激行为有着特别的联系，语言上的统一和规划也就顺理成章了；挪威语文规划的目的是把两种变体融合成“统一挪威语”，将新挪威语（乡村语）和书面语融合，但二战后挪威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书面语的地位加强，使挪威语的语文规划工作陷入了困境。
     二、语文规划的意义
    1、提高社会交流效率，适应社会生活需要。一方面，新兴国家的成立使语言种类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际交往又迫切需要消除语言障碍，因此，创造一种人造语言作为国际交流的辅助语容易被接受，如波兰医生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同时，一种语言内部结构往往也需要有一些改善，如汉字的简化大大减轻了汉语学习者的记忆负担。
    世界语可以说是一种人造的洋泾浜或混合语，语汇材料主要取自罗曼语，也有一部分取自日耳曼族语言和希腊语。语法规则16条，没有例外，采用拉丁文字母书写，一母一音，多音节词的重音一律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词根可以自由地复合成词，派生词的构成可利用一套丰富的前后缀，实词有划一的形态：名词词尾收－o，动词收－I，形容词收－a，副词收－e。名词有单、复数和主、宾格的变化，复数的标志是－j，宾格的标志是－n，形容词必须和所修饰的名词同数同格，保持一致。动词有时的变化和主、被动的变化，整个方案有词典、语法和范文。世界语兼采欧洲各种语言的语汇材料和语法格局，加以简化合一，它模拟自然语言，简单易学。
    2、表达民族情感，强化统一国家的意识。语言是表达民族感情的一种基本手段，民族矛盾往往都有语言上的原因或借口，因此现代国家都把语文规划当成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如罗马尼亚清除自己语言中的非拉丁语成分，同时多方效法法语。
    3、影响语言本身的变化。所有的语言都随时间而变化，语文规划可以对语言的历时变化施加有益的影响，使其向适合使用者利益的方向发展。如以色列复国后选择希伯来语（其口语形式已经湮没了2000年）作为官方语言，使这种古老的语言死而复活。语言本体规划还可以对语言内部变化产生影响，在美国，民权运动强烈要求用中性词black取代贬义的negro和colored，已经得到了广泛支持。
    三、语文规划的类别和步骤
    1、语言地位规划。是针对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使其社会功能发生变化的规划，随之产生的是使用这种语言和方言的人的权利发生变化。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被剥夺使用权则失去了地位，一种语言或方言得到国家承认则其地位得以提高。地位规划的内容包括：语言政策的制订，语言政策反映了国家或社会团体对于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可以是同化（敦促社会成员学习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多样化（使用多种官方语言）、本族语化（恢复或改进本族语使其成为官方语言）、国际化（使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等；官方语言的选择，有的沿用原宗主国的语言如加纳用英语，更多的选择当地某种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采取语言协调措施，如荷兰与比利时共同使用的荷兰语正词法和成立“荷兰语联盟”，马来西亚和印尼一致的正词法等等。
    2、语言本体规划。针对语言或方言的自身结构，目的在于使一种语言或方言标准化，即为它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使它能够充分履行它的各种社会职能。本体规划一般都涉及编纂标准词典和语法，扩展词汇和用法，扶植用被规划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确立各种文体等。内容有：推广共同语，书面语的口语化，字母和拼写法改革，词符改变，术语的现代化和标准化，为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
    3、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地位规划是本体规划的先决条件，语言内部结构（本体）的调整或改变是由语言外的因素（社会的要求）引起的，而对语言外的因素作出反映的正是地位规划活动。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典型的例子，魁北克省政府为在本省内恢复法语单语制而努力，加拿大政府成立的“法语署”监察该省的法语质量，提供标准法语词，敦促法语的使用，制定科技术语和法语地名等，这些本体规划为地位规划铺平了道路。
    4、语文规划的步骤
    ①选择规范，选择某种语言或方言作为官方语言。②规范法典化，主要包括编写具有权威性的发音手册、语法书和词典、课本等。③推广使用。④完善功能。
    四、我国的语文规划
    1、建国以前语文规划工作的回顾。①文字方面，1892年卢戆章提出“切音字”（拼音文字）方案；王照日1901年创制“官话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偏旁或独体字来标示汉语声母、韵母、声介结合体和声母－单韵母结合体；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在台湾沿用至今；国民政府公布的国语罗马字，但未得到广泛传习；由瞿秋白、吴玉章等拟订的拉丁化新文字。②书面语方面，辛亥革命后的白话文运动。③口语规划方面，1911年清政府的《统一国语办法案》；1913北洋政府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老国音）；1919出版《国音字典》；1923年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新国音）。
    2、建国以来的语文规划工作。
     三个阶段。①文革前，是一个高峰，表现在高度重视，制定颁布了许多的语言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得了显著效果。②文革期间，规划工作陷入停顿。③文革后，注重新理论新方法，加强了语言文字标准化的建设，把语文规划工作推向了更高水平。
    三个方面。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提出当时和今后语文规划工作的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①汉字的规范和改革。规范上，一是整理异体字，二是制定有关汉字的各种标准；1955年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异体字1055个，各部门先后颁布了《常用字表》（1952）、《印刷通用字字形表》（1965）、《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等。改革上，1955年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64出版《简化字总表》，1975拟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86年废止。②普通话的规范和推广。1955年和1956年提出普通话的正式标准，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年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先后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和《第三编》，《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共对1800多条异读词和190多个地名的读音作了审订。成立了中央和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指导开展推广普通话运动。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进了《宪法》。③《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1958年批准《汉语拼音方案》。
    语文规范化问题。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提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系统阐述了语言规范工作的意义，并就汉语规范化的一系列理论、原则诸如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规范化和个人风格等等作了开创性的深刻阐述，成为汉语规范工作的理论基础。1984年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主要任务是研究整理汉字，提出现代汉语用字的各种标准，研究解决《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运用中的问题如正词法、同音词、拼音电报等。最近几年，在社会语言学的影响下，认识到变异和规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普通话不再是一个简单同一的标准系统，而是一个有层次、分等级的复杂系统。有人将普通话分为三级，每级又分甲、乙二等。此外，还加强了对语言文字标准化的研究，制定颁布了有关语言文字使用的标准。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明确提出普通话和方言将长期共存分用。
    3、少数民族的语文规划和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主要表现在：
    ①语言标准化。帮助具备一定条件的民族选择确定标准音，建立语言规范，使之健康发展，同时也利于其文字的规范化。
    ②改革文字。指对原来有文字的民族的文字进行小部分的改进或大整体的改变。有的是改动、补充、完善，如傣族文字增删了若干字母，改变或增添了声调符号某些使用和书写作了规范等。有的完全放弃或大幅度改革，如为纳西族制定了新的拉丁字母佤文方案，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四川凉山彝族等等。
    ③创制文字。为尚无文字民族创造、拟定文字，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1956－1958年相继为布依语、哈尼语、载瓦语、黎语、侗语等创制了文字。
    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帮助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宪法》明文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还规定了在民族自治地区，自治机关应采用民族语言文字作为行使职权的主要工具等政策。
]]>西风碧树2006-12-4 21:12:07<![CDATA[十三、双语和多语现象]]>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218    一、双语和多语
    1、双语现象（bilingualism）和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指一个人经常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交际，双语现象的研究涉及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
    第一语言，孩童时习惯的语言。第二语言，第一语言之后习得的语言。本地语（indigenous language），指某个地区最早的居民所说的语言。交际语，不具备共同第一语言的人用作交际工具的语言。国语（民族语言national language），某个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实体语言。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政府用于公务的语言。皮钦语（pidgin），不同语言背景的人所用的混合语。土语（vernacular），社会上或政治上受控于另一语言集团的民族的第一语言。地区性语言（regional language），某个地区内不同语言背景的人所用的共同语。全球性语言（world language），世界各地广泛使用的语言。
    2、双语和多语现象的由来。大致分为三类：
    ①由社会、政治、经济等原因而引起的人口迁移与当地人接触后产生双语现象。要么新迁来的居民与原来居民彼此学习对方语言，如巴拉圭的西班牙移民和瓜拉尼印第安人那样；要么新迁来的居民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如迁入美国的居民学习当地的英语；要么原来的居民学习新迁来居民的语言，如罗马帝国时期法国高卢人和英国的凯尔特人学习入侵的罗马人的拉丁语。由军事入侵殖民化引起的人口迁移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如西班牙征服新大陆、罗马帝国入侵等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入侵后有较长的一段稳定时期，二是入侵地区存在多语现象，三是入侵者的语言能够给被征服者带来多方面的益处。
    ②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联合。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于扩散民族语言、加深双语程度有很大影响，而不同民族在政治上的联合又对维护民族语言起着有效作用。
    ③教育和文化、宗教的传播、边界上的交往等。
    二、双语和多语现象的分布
    按国家可以分为三类：
    ①单语国家，即官方语言只有一个。又分为两类：一是基本上是单语的国家，即该国家的官方语言为绝大多数居民的母语，如日本；二是所谓的单语国家实际上是多语国家，即该国除去一官方语言外，还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或部落的语言同时存在，这类国家以非洲和亚洲为最。他们的做法主要有两种，有的选择一门本国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如菲律宾选择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选择巴哈萨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选择马来语，有的选择一门非本国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如赞比亚、加纳选择英语，乍得、加蓬等选择法语等。这类国家虽然官方语言只有一个，但许多国家的双语程度相当高。
    ②双语国家，同时拥有两种官方语言，如加拿大、塞浦路斯、以色列、芬兰等等。这类国家的双语程度不一定比单语国家高。双语制有两个原则：个人原则和地域原则。个人原则指官方宣布全国实行双语制政策，操其中一语言的人可以在该国范围内用该语言与官方打交道，并让其子女以该语言接受教育。加拿大是个人原则的代表，60年代初，根据个人选择原则通过法案宣布英语和法语同时成为该国的官方语言。地域原则指国家被划分为不同的单语地区，每一地区有其官方语言，在某一地区内每个人必须用该地区的官方语言与官方打交道。比利时的语言政策代表了地域原则。1970年，比利时分成四个语言区：东部、南部的法语区，北部和西部的佛兰芒语区，德语区，法语和佛兰芒双语区。由于地域原则的推行及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排斥，双语程度只有15％。
    ③多语国家。一种是主要的民族语言都被承认为官方语言，如瑞士官方语言有瑞士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另一种是拥有大量的民族语言，但只有几个被承认为官方语言，如印度全国约有800多种土语，印度宪法列有14种民族语言，但只有印地语及英语是官方语言。最典型的代表是前苏联。
    三、我国的双语和多语现象
    既有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又有少数民族语言相互之间的关系。孙宏开分为四种情况：①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兼通。②本民族语、另一种少数民族语兼通。③本民族语、汉语、另一种或几种少数民族语兼通。这种情况出现在多民族杂居区。④外族学习掌握当地民族语。
    从双语使用的熟练程度看，有三种情况：①母语和第二语言同样熟练。②母语比较熟练，第二语言省略程度较差。这种情况比较普遍。③第二语言非常熟练，母语已不能熟练使用。一种是因为离开母语环境时间较长，另一种是有些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或公路沿线、城镇附近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对汉语或另一种少数民族语的掌握程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母语。
    四、双语和多语现象的发展
    格鲁斯让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双语现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地存在，另一类为由双语回到原来的单语。第二种情况较为普遍。
    ①双语现象持续。主要国家有比利时、加拿大、瑞士等。起先，各单语共同体的成员操一种语言，后来，每个单语共同体内都有一些成员学习对方的语言，形成双语现象。各共同体成员之间接触所用的语言通常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威望语言。持续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自身的需要，如在巴拉圭，西班牙语是政府、学校等的用语，而瓜拉尼语通常用于农村、非正式场合和民间文学之中，这种情况在瑞士（高地德语对瑞士德语）及许多阿拉伯国家（古典阿拉伯语对阿拉伯方言）也存在。
    ②由双语回到单语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维护母语，第二语言消失；二是更换语言（language shift），即原来的语言逐渐转换为第二语言直至消失；三是皮钦化或克里奥耳化，即产生既不是原来的语言也不是第二语言的皮钦语或克里奥耳语。
    五、语言的维护和更换
    1、语言维护和更换的概念最早由费希曼提出，他指出，语言维护和更换的研究所关心的并不是操不同语言的人接触时会产生什么语言干扰，而是对习惯使用的语言的维护或更换程度与进行中的心理、社会或文化过程之间有什么关联。
    2、影响语言维护和更换的因素。贾尔斯等人曾提出影响民族集团语言生命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诸因素，阿配尔将这些因素总结为：地位因素、人口因素、公共机构的支持和控制因素。
    ①地位因素。首先指说话人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较低的语言集团总是向经济地位较高的语言集团语言转变。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对语言维护或更换有很大影响。地位因素还包括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地位。地位因素还包括社会历史地位，如14世纪佛兰芒军队与说法语的贵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比利时的佛兰芒人仍以此为鼓舞，为反对操法语的人的1控制而努力。地位因素还包括语言地位因素，因而在魁北克维护法语比维护乌克兰语、越南语容易得多。当然要区别语言在某共同体内部的地位与在外部的地位。
    ②人口因素。包括使用某一语言的人数及其地理分布。首先是人口的密度，人口密集更容易维护语言，如魁北克维护法语。其次是人口的城乡分布情况，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比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更容易维护自己的语言。操不同语言的人相互通婚也会影响少数人语言的维护。当一种语言逐渐消失时，操该语言的人口的绝对数目尤为重要。
    ③公共机构的支持和控制因素。首先是大众传播机构；其次是宗教，某一语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时便获得了被维护和传播的动力；再次是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提倡运用的交际语会降低少数人语言的运用程度；最后是教育机构和政府的语言规划，学校强迫学生使用少数人的语言，政府有意识地提高少数人有一点地位，都有利于少数人语言的维护。
    ④说话人对语言的态度。某一集团对该集团语言持积极态度有利于该语言的维护，反之就会导致语言更换。不仅语言集团的成员，整个社会对某一语言集团及其语言的态度也是影响语言维护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整个社会对某一种语言的消极态度会影响人们不积极学习该语言甚至不去使用该语言，但是，有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即增强该语言集团成员对自己语言的忠诚。近年来，加拿大操法语的人对自己的语言及其文化越来越感到骄傲而有热情。

]]>西风碧树2006-12-4 21:09:09<![CDATA[十二、语言的分化与统一]]>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205    一、语言的分化
    1、社会的发展，新事物、新概念的层出不穷要求语言丰富语汇、改进语法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交际需要。
    2、不同的社会联系、交往也会对语言发展产生影响，如汉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时发生了大变化，“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3、区域性的社会导致地域方言的产生。一个地区中出现的语言新成分一般不大容易传播到其他地区，语言中某些固有成分的改变或消失也不大容易波及其他地区。这样，原本各地区相同的语言共同点不断减少，不同点逐渐增多，逐渐形成各个地区语言的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地域方言，简称方言。如果原来处于不完全分化的地区性社会群体完全分裂为几个各自独立的社会，那么各方言就会进一步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4、社会性分工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产生社会方言。
    二、地域方言
    1、地域方言指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俗称“话”。汉语地域方言的差别主要在语音上，语汇上也有不少差别，语法上的差别则比较小。
    2、方言划分不是光凭借语言本身的差异，还要看使用方言的人是否属于同一个民族和各方言之上是否有一个共同语。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的人分属不同民族，各自组成独立的社会，在这些语言上不存在一个共同语，因而都是独立语言。汉族是统一民族，各方言区的人虽不一定能相互通话，但有普通话作共同语，而且还有共同的书面语，因此，各方言区尽管分歧大，但仍是方言。总之，方言是同一民族语言的地域分支，在确定方言身份的时候，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统一的社会和语言本身的差异。
    3、汉语方言的分类。一般只考虑语言上的若干重要特点而暂不管其他差别，可分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官话）、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每个大方言内部又可根据各地方言的一些特点再逐渐细分为次方言、土语。有些方言在语音类别上可能相同，但实际语音状态还是千差万别。
    4、方言的语汇差别主要表现在名异实同，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相同的事物。
    三、亲属语言
    1、亲属语言。从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几种独立的语言，彼此有同源关系，称亲属语言。如汉语和藏语来自史前的原始汉藏语，一般称类似原始汉藏语的语言为母语、祖语或原始基础语、基础语，而把类似汉语、藏语的语言称为子语。
    2、谱系分类。根据语言的亲属关系而对语言所作的分类叫语言的谱系分类。凡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一个语系，同一语系中的语言还可以根据他们的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依次分为语族、语支、语群等。语系的形成是一种语言长期地、不断地分化发展的结果：原始基础语分化为不同的语族，一个语族又分化为不同的语支乃至语群，一个语支或语群再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同一个语群或语支中的语言的亲属关系最为接近，不同语支乃至不同语族之间的语言其亲属关系就比较疏远。亲属语言的语音、语法、语汇的同源成分必定具有明显的、成系列的对应的特点。
    3、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按亲属关系大致分汉藏、印欧、乌拉尔、闪－含、高加索、达罗毗荼、南岛（马来－玻利尼西亚）、南亚语系及其他一些语群和语言，有些语言如朝鲜语、日语等至今未弄清它们的亲属关系。汉藏和印欧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系，印欧是研究最充分的语系，“语系”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和发展起来的。
    4、汉藏语系的划分。我国学者认为包括汉语族、藏缅族、侗台族、苗瑶族，国外学者认为侗台和苗瑶应属于南岛语系。我国学者确认的汉藏语系诸语言在结构类型上的共同特点是：有声调而无重音，多以语序和虚字表语法关系而不用词的内部形态变化，虚字中有量字。
    5、我国境内的语言种类。境内各民族的语言分属于汉藏、阿尔泰（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南亚（佤语、布朗语和崩龙语）、南岛（除有争议的侗台等以外，主要是台湾的高山语）、印欧（塔吉克语、俄语），此外还有一些系属不明的朝鲜语、京语等。
    四、社会方言
    1、社会方言。因性别、年龄和社会分工的差异而形成的语言变异称社会方言。社会方言原来只限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一些特殊用语，现在主要研究的是与社会人群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变异，是具体地考察某种结构成分如何为适应社会的分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异，并通过变异来观察语言演变的过程和方向。
    2、语言的风格变异。因交际环境的不同、交际对象的差异而在语言的使用上变换不同的方式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称语言风格的变异。语言风格的变异进一步增加了社会方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3、个人方言。指“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语言与另一说话人在一次交谈时可能说出的全部话语”（布洛克）。它与社会无关，纯粹是个人在某一状态下的一次谈话，并据此整理出各种语言规则。美国结构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就是这种个人方言，转换生成语言学也是典型代表。社会方言研究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应是个人方言，而应是社会方言，应在社会中调查研究人们所说的语言，并且比较多个人方言的异同，清理出语言变异的线索，找出这种变异与社会人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北京大学师生对零声母合口呼音值的调查发现，文化高的青年人发/v/音的比例最高，这体现了变异的方向。说明了语言变异与不同的社会人群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的联系，因而要联系社会因素去研究语言而不能满足于个人方言的研究。
    4、语言变异与语言演变。可以通过变异的研究考察语言演变的具体过程，预测语言的演变方向，如北京口语零声母合口呼的音值变异可以知道其演变过程大体是u>w>β>υ>v。
    五、语言的统一
    1、语言随社会的统一而统一
    ①在社会统一的时候，统一是语言发展的总趋向。但政治上的统一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书面语而不可能有统一的口语。要使口语走向统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力量。世界各地方言差别的消失和语言的统一，无不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相联系。汉语普通话的推广也决定于经济的发展。
    ②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非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不能用人为的力量消灭的，它只能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逐步缩小自己的作用最后消亡。
    ③地域方言差异的缩小和消失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2、语言的融合
    ①语言的融合是指随着不同民族的接触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指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另一种或几种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这是语言相互竞争而产生的一种结果。从历史上看，语言的融合在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促进人民的往来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②融合的原因。一是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经济文化的作用较大，因为当两个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步发生融合的时候，生产力水平较低、文化较落后的民族学习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文化较发达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显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二是客观条件。各族人民生活在同一地区形成杂居的局面。
    ③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自愿融合指有些民族在不同民族语言的融合过程中顺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放弃使用自己的语言，选择汉语作为共同的交际语，如魏孝文帝时期。有些民族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语言实现语言的融合，如金世宗（女真族）、满族等。
    ④融合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重语言现象，最后导致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另一种语言而完成语言的统一。双重现象是融合过程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性的现象，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必经过渡阶段。双语现象形成后是否导致语言的融合决定于社会历史条件：如果两个民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中某个民族就会放弃自己的语言，完成语言的融合，如鲜卑与汉；如果两个民族向分离的方向发展，则它们继续各自说自己的语言，如元蒙和汉即如此。在双语现象阶段，必然会产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使是被替代的语言，也会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如一些地名“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就是满语的残留。
    3、共同语
    ①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统一的社会一定要求有一个全社会统一的语言作为各地区人民之间的共同的交际语，这种统一的语言就是民族共同语，简称共同语。我国古代的雅言、通语、四方之通语以及后来的官话，都是当时的人给这种通用语起的名称。
    ②一种语言的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究竟哪一种方言能够成为基础方言，这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汉语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加之以北方方言写的文学作品（宋元话本、元曲、明清白话小说）的很大影响，因而北方方言就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语音就成了共同语的标准音；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用这种方言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③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都可以使一个方言取得一种特殊的地位而成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但是要使之取代其他方言而实现语言的统一必须有经济的基础。
    4、书面语
    ①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是口语的加工形式。口语容易变化而书面语比较保守，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书面语会落后于口语的发展，产生文与言的脱节。
    ②书面语保守的原因：书面语流传时间长，还能模仿；宗教经典、法律条文、文学作品等的权威性让人们不敢轻易改动；掌握书面语的是少数人。所有这些使书面语趋向保守，因而也容易与口语脱节。另外，就汉语而言，汉字非拼音文字，突出的是语义而对口语的演变去向缺乏制约的力量，读音变化了而字形可以保持不变，而拼音文字是按人们的拼写读音，所写与读距离不会太远，语音变了，拼写法也变。
    ③民族共同语产生以后，书面语碰到的一个新问题就是要求它与共同语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会根据社会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改革书面语，使之与口语一致。欧洲文艺复兴使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出现了各自的书面语代替了原来共同使用的拉丁文，五四运动从白话代替文言，成为汉民族的书面语。
    六、规范化
    1、规范标准。从原则上说，就是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把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新成分、新用法、新规则确定下来加以推广，使之广泛地为人们的交际服务，而对于那些不符合发展规律的成分和用法，说明不适合使用的理由，使人们逐步放弃。
    2、规范化的原则还要求从俗，根据社会约定俗成原则加以肯定，如“打扫卫生”、“恢复疲劳”等群众普遍接受的用法也应承认其规范性。
    3、规范化的标准也应随语言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调整。
]]>西风碧树2006-12-4 21:06:51<![CDATA[十一、皮钦语、克里奥耳语和语言的扩散]]>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196
    一、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
    皮钦化（pidginization）和克里奥耳化（creolization）是语言发展历程中两个不容忽视的阶段。
    1、产生。皮钦语产生于殖民时期，由于彼此语言不通，就把两种语言的成分混合在一起，以达到沟通的目的。皮钦语大多以英语、法语、葡语某一欧洲语言为基础，把语法规则大大地简化，没有性、数、格等变化和屈折、派生等词形。说话人借助于有限的词语和简单的词序来指称事物或传递指令。有些皮钦语如17世纪至19世纪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流行的“洋泾浜”英语逐渐消失了，有些皮钦语则稳定了下来，词汇和语法手段丰富了起来，扩大了使用范围和表达功能。皮钦语可以成为人们的第二语言，也可以发展成为克里奥耳语，当某一地区的人们把皮钦语传授给后代，变为他们的母语时，皮钦语就实现了克里奥耳化。
    洋泾浜：原是上海外滩的一段，外国商人聚集和未受外语训练的平民接触，相互迁就对方的语言而产生的一种支离破碎的外语，是语言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根据中国人发英语business的讹音取一个名，称pidgin。徐通锵认为，这首先起源于外来者在语言上的让步，在自己的语言中夹杂着一些当地语言的结构成分，另一方面，当地人掌握这种语言的时候自然会受到自己语言的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又对它进行相应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被外来者接受，最后产生一种都能接受的交际工具。洋泾浜的共同特点是，语音经过当地语音系统的适当改造，语法规则减少到最低限度，词汇的项目比较少，往往要借助于迂回曲折的说法来指称事物。具体如：语音上往往以l代替r，以辅音收尾的词往往加上一个元音如much成为muchee，这反映了汉语音系的影响，因为汉语的音节很少是以辅音收尾的；语法上以词干造句，英语中的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变化都消失了，受汉语影响有量词，多用piece充当，side和time表空间和时间，belong代替系词；词汇上基本来自英语，由于词汇成分少，不少事物要用比喻或拐弯抹角的办法来指称。洋泾浜一旦升格为克里奥耳语，在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口头中扎下根来，就会扩大词汇，严密语法，迅速发展起来。
    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的Tok Pisin（美拉尼西亚皮钦语）的发展：①出现了复合词；②用一个复合词替代了复合谓语；③出现了用后缀－im表示及物动词；④经常性行为动词用前置小品词se替代了助动词save“know”，se是save的缩约。⑤以往的皮钦语每个词都有重音，如今说得流利了，实词可以无重音，因而出现了缩约、附着和粘着形式。此外，还出现了用bin表示过去时，用bai表示将来时等变化。⑥由把子句简单地并列发展到运用关系从句。
    城市克里奥耳化和乡村克里奥耳化。福利指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城市里的克里奥耳化是由于孩子们周围的人讲不同的语言，只有tok pisin才是共同的语言，因此，交际语就成了他们的第一语言。而乡村里的克里奥耳化是由于Tokpisin在当地人心中有较高的威望，父母有意让孩子们学说皮钦语，加之土语比皮钦语复杂，这也促成了乡村克里奥耳化。
    克里奥耳语的发展。有些克里奥耳语会经历非克里奥耳化向标准语过渡。如牙买加的克里奥耳语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一端与皮钦语相接，另一端与英语相接，中间存在着该语的多种变体。深刻的社会变革打破了早先严格的社会分层，操克里奥耳语的人得以向上流动，结果是牙买加克里奥耳语被牙买加英语同化。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那么发育成熟的克里奥耳语就会与标准语并存，如海地的克里奥耳语和法语形成了双语制。
    2、分布。主要分布于赤道附近的沿海地带，如加勒比海地区及南美洲的东部和北部海岸、非洲沿海尤其是西非沿海、沿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岸等，而在更北或更南以及内陆地带则分布极少。
    加勒比海地区的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分布最复杂。有的只说西班牙语而没有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如多米尼加、古巴和波多黎各；有的只说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如牙买加、圭亚那等等；有的只说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如海地、瓜德罗普等；而特立尼达既说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又说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库拉索说以葡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而维尔京群岛说以荷兰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另外，这些地区的官方语言也不尽相同。
保守的克里奥耳语。指苏里南的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斯拉南语，在沿海地区使用，特点与英语极少有相似之处，被称为“保守的”克里奥耳语。苏里南还有一种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朱卡语，在内地使用，是由逃亡奴隶使用的一种皮钦化英语演变而来，该语还是内陆土著印第安人的交际语。此外还有一种以葡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耳语，称萨拉马卡语。苏里南的官方语言却是荷兰语。
    3、起源。
    ①多元生成理论。认为每一种皮钦语或克里奥耳语都有各自不同的的起源，每一种皮钦语或克里奥耳语开始形成时总是以一种“幼儿谈话”的形式出现，为了交流的顺利进行，农场主或庄园主尽量将标准语简化，删掉语法屈折变化，减少词汇、语音及句法模式等等。反对者认为，是农场主或庄园主向他们的黑人仆人及奴隶学习克里奥耳语而不是相反，这些黑人及奴隶学说的白人语言如英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非洲语言的影响，许多克里奥耳语如克里奥耳法语、克里奥耳西班牙语、克里奥耳英语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数量之大决非巧合，这是多元生成理论无法解释的。
    ②一元生成理论。认为所有的克里奥耳语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这个共同的祖先便是建立在萨比尔话（Sabir）基础上的一种葡萄牙皮钦语。萨比尔话本是地中海地区的交际语，16世纪时换了葡语词汇的该语言传到了远东地区和非洲西海岸，又传到美洲，成为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克里奥耳语的基础。一元生成理论认为，绝大多数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如亚洲的西班牙克里奥耳语以及英语克里奥耳语决不是重新构成的西班牙克里奥耳语或英语克里奥耳语，而是换了词汇的葡萄牙皮钦语。反对者认为当今的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中留下的葡萄牙语的痕迹很少，另外许多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的语法结构与葡萄牙语的近似程度并不比其他欧洲语言的近似程度高。
    ③混杂理论。认为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的形成与两个或以上操“底层语言”（substrate language）的群体有关，这些群体互不懂对方的语言。公式表示为：
                       目的语            
               底层语言A×B×C 
    皮钦语是从那些处于被统治地位间相互言语不通的人群中慢慢形成的，这些人受说英语或法语人的支配，因而他们的皮钦语中含有大量的英语或法语成分，因此，几乎所有的奴隶都学会了一种英语或法语的变体，这些奴隶间有一种共同的底层非洲或其他语言。由于奴隶们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第二语言教育，他们所学的英语与其主人的不同，各自带有自己语言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皮钦语的区别逐渐消失，最后形成一种共同的克里奥耳语。
    ④比较评价。混杂理论更为合理一些，由于克里奥耳语通常是第一语言，因而必须在一个人的幼儿时期学会，而成年的奴隶们被送进农场后，他们用各自的母语或刚学会的皮钦语相互交流，只有当他们的子女被放在一个共同看管的地方，需要一种相互交流的语言时，克里奥耳语才会产生。用一元生成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儿童都选择同一个“祖先语言”以及从同一语言借用同样的句法特征等，因为这些儿童没有一个通常的语言学习环境：没有人纠正他们的克里奥耳语，他们的父母只会母语和皮钦语。
    二、语言的扩散和海外体英语
    1、语言扩散的模式。夸克认为，语言的扩散有三种模式：人口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和帝国模式。
    人口模式。指的是语言扩散是由人口扩散而引起的，如操英语的居民迁移到新西兰使英语扩散到新西兰。又分三种：①单语国家，主要有日本。②多语国家。属于该模式的国家较多，如瑞士、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等。③不同国家共同拥有一种语言，如摩洛哥、埃及、伊拉克共同拥有阿拉伯语，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共同拥有英语，西班牙、厄瓜多尔、智利共同拥有西班牙语等等。虽然几个国家同时拥有一种语言，但每个国家所使用的是该语言的不同变体。与此相反，不仅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台湾和新加坡也推广普通话。
    经济文化模式。指语言扩散是由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引起的，如阿拉伯语因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不断扩散，当今社会因科学技术、流行歌曲、多国贸易等使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
    帝国模式的语言扩散是由政治上的统治造成的，也伴随着相应的人口迁移以支持该权力结构。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强盛使希腊语、拉丁语广泛传播，奥匈帝国使德语在今日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利亚和南斯拉夫流行开来。
    2、英语的分布。
    ①英语的传播。17世纪，同法语、西班牙语甚至德语相比，英语的传播相当有限，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也很低。后来，弥尔顿大胆用英语写史诗，同时一些操英语的人使英语成为宣传宗教、教育和文化的工具。另外，由于英语的同化力量、适应性和灵活性，形成了一系列变体，能适应许多地区的非殖民化，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灵活的工具。
    ②英语的分布。英语成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纳、利比里亚、乌干达、津巴布韦、波多黎各、巴哈马、多米尼加、巴巴多斯、斐济、所罗门群岛、瓦鲁阿图等，与其他语言一起使用的有坦桑尼亚、喀麦隆、南非、尼日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牙买加等，英语成为第二语言的国家主要有印度、菲律宾、尼日利亚、孟加拉、马来西亚等等。英语还是许多国家学校教育中最普及的一门外语。
    3、海外体英语。凯奇拉对南亚英语作了专门研究，其特征主要体现在语音、语法、搭配、词汇几个方面。
    ①语音方面。卷舌辅音被齿龈音代替；/f/、/ө/等一般被读成/ph/、/th/；sk、sl、sp在某些语言读成/isk/、/isl/、/isp/；韵律根据音节而定而不根据重音来定，因此，南亚英语中没有较强的重音。
    ②语法方面。疑问句不颠倒主语与谓语（或助动词、情态动词）的位置；某些语言的反义疑问句由一分句加一后置小词构成，这一后置小词总是na，因此南亚英语反义疑问句中无论前半部分的分句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后半部分总是否定的；南亚英语中常把某些不能用于进行体的动词用于进行体；喜欢用有许多嵌入成分的复杂的句子；喜欢重复一个或几个成分来达到强调的目的或突出一过程的持续性。
    ③搭配方面。喜欢用修饰成分＋中心词的结构如welcome address,England－returned等；有些词和词组是通过翻译原南亚语而进入英语的。
    ④词汇方面。创造了许多新单词，只有在南亚语境中才能理解；还创造了许多部分来自南亚语言、部分来自英语的词组。
    4、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有三个层次：高层－中层－低层，他们之间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如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动词高层几乎都有标记，低层几乎都无标记，中层情况不一，又如，系动词或助动词be的省略高层在形容词前有省略，中层体在形容词前省略较多，在名词或元音＋ing前也有省略，低层体则几乎都省略。
]]>西风碧树2006-12-4 21:03:37<![CDATA[十、语言接触]]>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191    一、语码转换
    1、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发生在操不同语言者的交往之中，也发生在操双语者自己身上。语码转换是指在同一次对话或交谈中使用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变体。甘柏兹最早区分语码转换的两种类型：一是情景型转换（situational code switching），指由于改变话题、参与者等情景而引起的语码转换，另一种是喻意型转换（metaphorical switching），这是为了改变说话的语气与重点或角色关系而采取的语码转换。
    2、语码转换的主要起因包括：①在谈到某个主题时，由于想不起或缺少适当的表达方式而转用另一种语言，如讨论专业问题时出现这种现象。②当不想让在场的某个或某些人知道所讲的内容时，转用他们所听不懂的语言，典型的例子如父母用外语在孩子面前谈论他们不宜知道的事情。③用转换语码来突出某些话语。如表示说话时的严肃性。④炫耀自己能说几种语言，或者为了迎合对方而转换语码，等等。
     3、标记原理（a model of markedness）。司珂腾以此来概括双语或多语社会里经常出现的语码转换现象。她强调，会话是一个双方商议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语码选择既是手段又是标志。无标记的语码选择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惯例语境下，交谈双方按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使用无标记的语码，即使语境有所改变（如出现了一个新的参与者、一个新的话题），说话人仍能通过另一个无标记的选择而维持现有状态；另一种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下操双语的朋友或熟人之间，从某一无标记的选择转换到另一无标记的选择，这里并没有外界力量促使语码转换，只是交谈双方希望表明自己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拥有两种身份，而两种语码相对两种身份来说都是无标记的。以有标记的选择转换语码，意味着说话人试图偏离无标记的选择，即偏离和改变所预期的、现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当说话人向代表同属于某集团的有标记的语码转换时，能表明谈话人之间的同等关系，当向代表权势和地位的语码转换时，能拉大说话人和对方的距离，这样的选择往往出于愤怒，或借以贬低对方的地位，或企图抬高自己的地位。
    4、试探性的语码转换。在非惯例场合和某人第一次交谈时，变换语码可以显示多种身份，双方只有通过试探才能确定共同接受的无标记的选择，这个无标记的选择代表着双方确认在这次交谈中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因此，双方可在各种语码之间转换，评估对方的反应，最后达成一致。
    5、区别句内的转换和借用。司珂腾的观点是，在双语和多语社会，这两种现象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有些借词有可能是通过反复的语码转换而被吸收入母语的，因此可以把这两种现象视为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但是，借词是在母语中已经凝固了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反复使用，而语码转换则是一种运用语言的型式，语码转换拥有社会标记的意义。
     6、言语顺应理论。贾尔斯以此来解释语言靠拢（convergence）和语言偏离（divergence）现象。靠拢是指说话人调整自己的语言或语体，以更接近谈话对象的语言或语体。偏离指的是使自己的语言或语体变得与谈话对象的语言或语体不同。一般说来，当两个人相遇交谈时，双方都希望自己的语言与对方更相似，这样能增强双方之间的吸引力和理解程度，使谈话顺利进行下去。因此，靠拢反映的是赞同或讨好谈话对方的心理，这种心理越强烈，语言向对方靠拢的倾向性越强。
    贾尔斯的许多实验是针对语体变化的即语言的多层次，萨哈德夫和布利斯运用言语顺应理论，从语言转换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靠拢大多是为了博得对方的好感和赞同，但也有特殊的，它牵涉到对说话人的靠拢动机的判断问题。如果操法语的人认为操英语的人说法语纯粹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那就不能产生好感。语言偏离也不一定是消极的，偏离有时会成为突出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强有力的工具。
    二、语码混合
    1、语码混合（code-mixing）。吉本斯认为，在语码混合中，语码A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并入了语码B中，B语码一般来说占主导地位，而A语码则处于补充、从属地位，不像B语码那样被人们有意识地使用。与语码转换不同，语码混合给人的感觉只有一种语码，吉本斯称为MIX。
    2、语码混合与借用、皮钦语。①借用通常是操单语者的语言行为，而语码混合则通常是操双语者集团内部的语言行为；另外，所借用的语言成分通常被借用该成分的语言同化，而混合入另一语言的成分则通常能系统地保留其原来的特征。②吉本斯认为，皮钦语是两个语言集团成员接触时，由于缺少共同的交际语而使用的一种辅助语言，MIX则起源于某一集团、运用于该一集团，MIX可以说是两种文化接触和结合的产物。
    3、语码混合的制约规则。吉本斯对香港操双语的大学生考察，发现语码混合有如下制约规则：①语码的变换不会违背任一语言的句法结构；②被混合的英语成分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在语音层次上，MIX的特征是用广东话的发音说英语词，在词汇层次上，MIX中出现的许多专业用语，如学医的学生夹杂kindney、enzyme等，学社会学的学生夹杂revolution、equality等词，夹杂的英语词组大多保留英语的构成。
    三、语言联盟
    1、语言联盟指的是不同的语言，不管它们原来有无亲属关系，也不管它们原来的结构类型是否相同，由于相互影响的深化，各自吸收对方的结构成分和结构规则，或者是一种语言在坚持自己的核心规则的前提下系统地吸收另一语言的结构规则，使之相互接近，形成一种难解难分浑然一体的语言结构。这是语言相互影响中一种深层的表现形式，如果说洋泾浜式的混合语仍是以某一种语言为基础，表现出混合的特点，那么这种语言联盟就显不出混合的痕迹，使人弄不清它们的语言亲属关系和结构类型。它可能是混合语的发展，或者是一种高级的混合语，已经消失了混合的痕迹。
    2、语言联盟首先由特鲁别茨科依提出，认为语言的亲属关系不一定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语言的接触和汇合也完全有可能形成亲属语言。但是由于提供的例证不足以证明语言联盟与语言系属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后的研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语（斯拉夫语族）、罗马尼亚语（罗曼语族）、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的语言联盟。这涉及的对象都是同系属的印欧系语言，因而说服力不是很大。
    3、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首先表现为结构单位的借用，一般语汇中的词容易借，因而借的速度快、数量多，而基本语汇中的词不容易借，因而语言中保留本族语的比重比较大，借词的数量比较少，借用的时间也比较晚，因而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在借用上就会呈现出快慢、多少、早晚的“阶”。语言接触的深度就是按照这种“阶”展开的，这种无“界”而有“阶”的的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论述对判断语言关系的性质有重要价值，因为亲属语言之间的深度接触和非亲属语言之间的深度接触在“阶”上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越是基本核心的语汇，相互之间的关系词就越多，而非亲属语言因深度接触而产生的“阶”正好相反，呈现出越是基本核心的语汇，关系词越少。根据这一标准来考察侗台语和汉语、南岛系语言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与南岛语的基本核心语汇的关系词远远多于汉语，因而它与南岛语有亲属关系，而与汉语的“像”则是因语言的深度接触而形成的语言联盟。
    四、语言干扰
    1、语言干扰。不同的语言接触后对语言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产生干扰（interference），乐希斯特将干扰定义为“由于双语者熟悉一种以上的语言而造成的在他们的言语中偏离任何一种语言规范的现象”。干扰可以发生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
    2、语音干扰。指双语者根据第一语言的规则来识别，并再现第二语言的语音。语音干扰共有七类：
    ①语音替换。一是混淆同一音位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实现方式，如/t/在英语中是齿龈音，而在斯拉夫语中是齿背音。汉语中的/i/是舌面前高，而英语中的则是舌面前高低。说汉语的人往往用自己语言的发音方式发英语的/i/。二是A语言中没有B语言的音素，或A语言的一个音素对应B语言中两个与之相似的音素，说话者会选择他们认为最接近的一个音来代替。如汉语中没有/ө/，便多用/s/代替。
    ②规则转换。即把A语言的读音规则用到B语言中去。一是A语言有某规则而B语言无此规则，如说德语者将have念成/hæf/，因为德语中有词尾浊辅音清化的规则。二是A语言中没有某规则而B语言中有此规则，如英语元音加长时，音节尾辅音变浊，house/haus/→/hauz/v.同时/au/念长音，而德语无此规则。
    ③不区分。当A语言中缺乏B语言中的音位变体时，说A语言的人对B语言中的音位变体不加区分。
    ④过分区分，即A语言中区分的音位在B语言中为同一音位的两个变体，说A语言的人在说B语言时采用了A语言中的区分念法。
    ⑤误释区分，即双语者根据在A语中是区别性的，而在B语中是非区别性的特征来区别B语中的音位。
    ⑥音位配列干扰（phonotactic interference）。即误将一语言的语音分布规则用于另一语言中。
    ⑦超音段干扰，A语言没有声调，而B语言有声调，那么说B语言时可能会有不区分声调的现象。又如一个高音调的音节可能会被认作是重音。
    3、语法干扰。包括词形的干扰和句法的干扰。词形干扰有三类：①两种语言的语法范畴不同时，从B语借入A语的词加上符合A语的语法范畴。②不区分现象。说A语的人对B语的词形很难区分。③在吸收借词时，新词依据分配给它的屈折性质加上相应的词尾。句法干扰包括把A语言中的句型移入B语言和以A语言的句型来解释B语。
    4、词汇干扰。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借用上。豪根将借用定义为“试图在一语言中再创造另一语言中已有的模式”。他对借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形即输入（importation）和替代（substitution）作了区分。如果借词与原词十分接近，那么可以认为原词被输入了某语言；如果借词与原词并不十分接近，那么则认为原词被另一语言中一相似的词所替代。他从词素替代和音位替代两方面将词汇的借用分为三类：①借词或外来词（loanword），即直接从外语引进的词，这类词是输入的，音位或无替代或部分替代或全部替代。如英语的coolie借自印地语。②混合词（loanblend），即把本族语的形式跟从外语借来的成分组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复合词或短语，混合词有部分的词素输入和部分的词素替代，如NewYork的德语词是Neuyork。③借意词（loanshift），包括借译词（loan translation）或仿造词（calque），即把外语里一词的意义移植过来，用本族语的语素来构词，这类词具有完全的词素替代。徐通锵：意译字与借词不同，它是用本族语言的建筑材料和结构规则造出来的一个新词，目的是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过来。
    汉语的词汇借用。①外来词：雷达、苏打、咖啡、沙发、拷贝、台风等等；②混合词：迷你裙、卡车、霓虹灯、贝雷帽等等；③借意词：篮球、黑板、蜜月、蓝领工人等等。（徐通锵：汉语重意译，这与汉语的特点有关：汉语的结构突出语义，语言社团的潜意识里反对把字作为一种纯粹表音的符号来使用，因而即使已有音译的字也改为意译。意译词里还有一种仿译词，特点是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内部结构规则也移植过来，如黑板、足球、鸡尾酒（cocktail）等。还有音译加意译的办法，如啤酒、卡车等等。借词如果适合使用的需要，有时甚至能在长期的竞争中战胜本族词，取而代之，如“站”。民族之间接触的密切程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借词的深度和广度。如果联系密切而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又有很大差距则发展水平低的民族的语言就会广泛借用另一民族语言的结构成分。系统的借用现象在语言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日语中借回的词语：一是用汉语原有的词语表达新的概念的词，如劳动、思想、具体、节约、自由、卫生等等；二是用汉字组合构成的新词，如哲学、观念、方针、领土、反动等等。
    英语从汉语借用的词汇。外来词有silk、litchi（荔枝）、tea、oolong（乌龙茶）等，混合词有silkworm（蚕）、atinwood（椴木）等，借意词有beancurd（豆腐）、teahouse（茶馆）、readbean（红豆）等。
    5、汉语中语音、词汇、语法干扰的现象。如：①新南京话保留了旧南京话声韵调的主要部分，如尖音并于团音、从i韵分出y韵等，但其他区别于普通话的一些特点如n、l不分、an和ang、等的区别仍然存在。②青海方言受藏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呈现出某些不同于西北方言和普通话的特点，有很多“宾－动”句；把字句产量很高，因为这种句式的功能在于提前宾语；否定句以“程度副词＋否定副词”对应于普通话的“否定副词＋程度副词”；有一类句子以“说”结尾，“说”在词义和词序上几乎与藏语的zer（说）完全一致，这实际上是按方言读音习惯、接受藏语词序影响的一种句式。③壮语中的汉语老借词都是日常生活用语，其中借入的名词都是具体事物的名词，新借词中的名词以政治经济、工农业生产等术语为多，而生活上的一般词语仅占少数。老年人、不大出门和不多参加社会活动的人，使用的借词较少，青壮年、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干部知识分子的借词很多。民间故事、民歌的借词约30％，群众口语涉及现代生活方面的借词40％，书面语达50％，如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则往往达60％。
]]>西风碧树2006-12-4 21:00:37<![CDATA[九、语言系统的演变]]>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49184   一、演变的原因和特点
    1、结构的不平衡性。①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中与社会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语汇和语义，因此反映最灵敏、变化最快。不过，其基础部分仍然非常稳固，一是语汇中的基本语汇反映交际中最常用的基本概念，这不易起变化；二是构造新词所用的材料除了从外语借入的那部分外，几乎都是语言中已有的成分，构成新词语的格式也是语言中原有的、语汇发展的这些既灵敏又稳固的特点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一种表现。②语言中成千上万的词语都是通过有限的语音形式表达出来的，在一种语言里，几十个音位的排列组合完全能满足语言表达的需要，即使语汇发生急剧的变化，也不一定会对语音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因此语音不一定会随着语汇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系统的变化。③语法是组织语言材料的结构规则，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新旧词语的结构中，因而少量旧词语的消失和新词的产生都不会对语法规则产生影响。④不平衡性的表现。有些地区变得快一些，有些地区变得慢一些，呈现出方言之间的演变的不平衡性。如广东方言词汇比内地变化快，I、y前的k、ts在北方变成tç，广州不变，苏州是k变成tç，而ts未变。社会的分化是产生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社会原因，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产生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内部原因，一般说来，语言系统中的所谓不规则现象、种种例外以及某些惯用法等，大都是古代语言保留在今天语言系统中的历史沉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的见证。
     2、语言的演变始于异常。由于结构的不平衡性，处于单向对立中的音位容易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异，如北京合口呼零声母产生w/v变异是由于浊音z（r的国际音标）声母的结构要求，使系统中出现一个新的浊擦音，形成清与浊的对立，从而使处于单向对立的音位进入双向对立的系统。
    3、演变的特点。①系统性。语言的变异和由此引起的演变都始自某一种结构成分，但这种结构成分的变化不仅需要受系统的制约，只能在系统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化，而且其演变的目标也是为了追求系统的结构平衡，以便使那些处于结构不平衡处的结构成分早日进入系统的行列，改进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因而一个部分的变化也往往会波及另一部分的变化，呈现出变化的系统性。②渐变性。一方面交际要求语言保持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交际需要又不断地要求语言改进自己的结构，发生某种变化，两种对立的要求决定了语言只能渐变。其实语言的演变是渐变和突变的对立统一，如汉语ki、ky是渐变过程：ki>kji>ci>tçi，但它在语汇中的反映却是突变的，即所有读ki或ki-音节的字都统改读为tç－。相反，如果音变是突变的，那在语汇中的反映就一定是渐变的，如天津话卷舌音的字念成ts是突变，但这种变化在语汇中的反映却呈现出一种渐变的状态，即原声母为卷舌音的字不是一下子都变为ts，而是有先有后。③持续性。首先，通过变异使不平衡的结构转化为平衡的结构，使之进入系统的行列，这样的过程往往是顾此失彼，可能给语言系统带来新的不平衡。其次，语言是气流通过口腔时由各发音器官的协同配合说出来的，而这种协同配合的发音能力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是永恒的，因此就永远有可能给语言的结构带来新的不平衡。
    二、语音的演变
    1、探求。①从地域差异中去探索语音的演变过程。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同一语言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差异，这差异往往代表某一语言现象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尖团音的方言差异，说明一种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异可以反映它在时间上的发展序列。②利用文字的保守性去探索过去的语言面貌和它的演变线索，这在一些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从fight、light、height的拼写法和现代方言的读音才知gh过去念[x]。③从诗人的用韵中去察寻古音的痕迹。④从形声字声符去判断。⑤从古代的借字中去探索，一是对译字可推测字在译时的读法，二是外语的汉语借字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当时的语音特点。
    2、语音演变的规律性。
    3、语音的对应关系。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从基本语汇的词语中找出语音对应关系，并据此推测原始母语的结构和语言发展的过程、规律的方法称为历史比较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去探索在时间上的发展序列。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隐含有语言历史发展的线索，相互有对应关系的每一种语音形式代表一个发展阶段，因而排比和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弄清各种形式所代表的先后顺序就能推知语言演变的过程和规律。
    三、语汇和语义的演变
    1、词语的替换和语汇的演变。语汇的演变大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旧词语的消亡和新词语的产生，二是词语的替换。引起词语的替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的因素。如唐初因避李世民的讳用“代”换“世”，解放后车夫改为司机等等。最有特点的词语替换是一组意义有联系的词语因语用上的竞争而产生的替换，用来替换的字大多是原先意义相近的字，如脚－足，脸－面等等，或者是语音上有联系的字，如顶－巅，晚－暮等等。被替换下来的字大部分存在于一些固定性很强的词组里。词语的替换不少相互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2、字义的演变。①现实现象的变化会自然引起字义的演变。如“坐”、“钟”意义的变化。②人们主观认识的发展引起字义变化，如“心”。③通过引申的途径产生新的意义是字义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汉语中，字义的引申还伴随着字音的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分化，涉及义域、语汇层级体系的一些变动。字调的改变巩固了字义引申分化的结果。④旧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是字义演变的三种结果。⑤义场内部字数的消长和字义关系的调整是字义演变系统性的一种表现，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义场间的平行演变。义场内部字义关系的调整和义场之间的平行变化都是通过具体的字的字义变化表现出来的，说明每一个字的字义变化都是在和其他字的联系、竞争中发生的，如“慢”有“刀慢”的说法，是因为与之对立的“快”字有“锋利”的意思。
    3、语义特征的调整与语汇系统的演变。汉语形声字的声符负荷过重迫使语言系统为适应交际需要进行必要的自我调整，办法就是从不同的字族中抽象出共同的语义，使其尽可能的一般化、概括化，摆脱与特定现象的联系，并选择一个常用字来表示。这样的影响是，一是字族的观念日渐淡漠，“形”在字组中就没有任何地位，不再与语义特征挂钩，而从不同的“声”中抽象出来的意义却成为一类语义的标志，多表性状，可以广泛地参与字组的结构。二是字组逐渐取代了单音字，语义指称较窄的字大量消亡。
    四、语法的演变
    1、形态的简化和语序的调整。形态复杂，语序就会比较灵活自由，反之语序就会成为语法的一种主要表达手段。拉丁语原是一种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词与词的关系可以通过形态来表现，语序不占重要的地位。印欧系语言中，英语的形态简化最快，语序也比较稳定。现代汉语没有形态，至少是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形态，因此它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表达语法关系。
    2、语法演变中的类推作用。类推指用一种规则的形式去铲平那些不规则的例外，使它们进入规则的系统；或者是推广新规则的适用范围，使人们按照这种规则去创造新的结构单位。前者称类推拉平，后者称类推创新。类推作用可使一些不规则的形式规则化，每一种语言的语法都会有自己的类推，如古汉语“孰”可以出现于两个不同的位置：“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吾与徐公孰美？”后一种结构形式在演变中铲平了前一种形式，使结构趋于单一和整齐。有时类推作用和抗拒类推的力量势均力敌，如who和whom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whom作为宾格与me、her、us等组成一个系列，另一方面，whom作为疑问代词与where、when等有相似之处，后者没有主宾格对立的特点使whom向它们看齐，但是在大多数的书面语里和一部分知识界的口语里who和whom的区别还继续保持着。
    3、实词虚化。①虚词的来源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同音或近音的借用，一是实词虚化。虚化需要有字义的基础，即某一个字的意义适合用于某一种句法位置，借以表示一种抽象化的意义，经久使用就逐渐虚化转化为虚词了。虚词的产生大体上是围绕着名词和动词展开的，即介词围绕着动词转，数量词围绕着名词转。②在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里，由于行为动作的施事、受事、时间空间等都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因而介词的数量相对少一些，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动词所表示的诸多因素就需要介词的引界，因而介词就特别丰富。③汉语的量词和印欧语的性范畴一样，都是名词的分类的一种标志，但有区别：性是形态的分类，只要符合特定的形态标准，就可以将名词归入一种性，相互间很少有交叉的情况；量词是语义的分类，相互间有交叉的现象。
    4、基本句式和语法结构规则的演变。

]]>西风碧树2006-12-4 20:58:02<![CDATA[八、会话分析]]>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06200
   会话是一种社会交往，它是由发话者和受话者积极参与并相互协作而产生的。会话分析的基本目标是要弄明白发话者想要表达什么，而受话者又是怎样理解他的意思并作出反应的。
   一、会话结构
   1、民族会话方法学。美国社会学家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斐逊创立，提出要用会话者本人的方法来分析会话。他们从大量的自然会话语料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结构。即：会话通常有开头语或开头序列（openning sequence）和结束语或结束序列（closing sequence）；会话时，发话者与受话者不断交换角色、交替说话，话轮替换（turn-taking）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则，双方自然遵守；一次会话至少包括双方的一轮发话，最典型的结构单位是邻接应对（adjancency pair），即始发话和应答话；在应对中，有时会出现插入序列（insertion sequence）；有时受话者会打断发话者的话段，出现分岔序列（side sequence）；发话者拥有自己的补救办法（repair system），等等。民族会话方法学揭示出许多话语的意义可从所处的序列环境中去发掘，其采用的分析方法十分严谨，对会话程序一步步地加以筛选，找出其中反复出现的结构，予以规则化。
   2、话步（move）分析。甘柏兹认为，会话分析应当弄清说话人的话步序列结构，要想知道言语交际是如何进行的，不能只看其结构，还必须研究双方是怎样从对方的话步上推断会话意义的。仅从形式上看，似乎有的话轮没有实质意义，而从内容上推敲，它们是有含意的。就是说，会话分析不能脱离上下文，每一话步都是对上一话步或更早的话步所作出的反应，同时又被估量意思而引发出下一话步，如此一步步地使得会话进行下去。因此，不能静止地看待会话结构，而要随着会话者的言语交往考察其发展过程。
   二、会话策略
   1、语境化暗示（contextualization cue）。又称会话策略（conversational strategy），甘柏兹认为，语境化暗示就是说话人示意而听话人解释该活动是什么、如何理解语义内容以及每个句子如何和前后句相联系的种种手段和特征。语码的转换、韵律的变化、词项与句型的选择、礼貌惯用语的使用以及会话如何开头、结尾、连贯等都能起到语境化暗示的作用。一次成功的言语交往总有一个过程，谈话双方各自以某种方式说话为开端，双方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某些情景化暗示；然后，双方根据对方所给的情景化暗示来调整自己，以适应对方的说话方式，这样便建立了谈话的和谐；双方就所进行的活动是什么及如何继续该活动达成了一致，双方就能维持并控制谈话的进行。语境化暗示与人际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谈话双方所了解的社会文化规约越多，即双方所拥有的情景化暗示越多，则双方越能理解并适应对方，从而达到交谈的和谐；反之，双方由于缺乏相互的理解而使谈话受阻。
   2、会话策略差异。
   ①马尔茨和博克对美国男性和女性之间言语交往的失败研究发现，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男性更喜欢争执、突出自己，强调的是挑战性。女性突出各方的平等，强调谈话的和谐：点头；插入话语表明自己的注意和兴趣；响应词“嗯、是的”等等。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异造成了男女在面对面交往中的冲突。
   ②扬对说汉语的面子和说英语的民族之间言语交往中的冲突进行研究，她发现，汉语的复合句中一般是主句在后，而表示原因、条件等的从句在前，英语的正好相反。因果推论也是如此。）这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强调和睦，尽量避免相互间的摩擦，这种避免强加或表示尊敬的策略正是布朗和莱文森所指的消极礼貌。二是面子观念，由于怕对方不同意，所以先列出理由，给对方考虑的余地。三是说话的策略，先提出要求，后面的理由就可能被忽略。
    ③甘柏兹认为，以往社会语言学根据事先划分好的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范畴去研究语言变异，是不够的。语言表达上的多样化需要说话人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以及对各种语言变体所形成的看法去判断已进行的谈话，并对将要发生的谈话进行预测、估计。因此，社会语言学应着眼于谈话各方相互协商谈话内容的交往过程。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称为“交往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代表人物还有坦嫩。
   三、会话风格
   1、会话风格（conversational style）即说话方式上的特点。包括：话题的引入和延续，对话题的兴趣，参与的程度，话语结构和韵律上的特色，会话中的重叠、中断、停顿等等。
   2、坦嫩在细致研究了会话风格之后指出，成功的言语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谈话各方的卷入（involvement），卷入指人们所感到的一种内在的，甚至是情感的联系，这种联系将他们与其他人以及其他地点、事情、活动、思想、记忆以及话语维系起来，它不是给定的，而是在言语交往中获得的。谈话双方在谈话中卷入程度取决于情感的产生，而情感的产生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声音，一是通过意义。与声音相连的策略主要有：节奏，在音位、词素、词汇搭配及语段的重复和变化基础上的模式，修辞手法。与意义相连的策略主要有：迂回，省略，转义，对话，形象或细节，叙述。其中重复、对话、形象最重要。重复通过声音的反复来作用于听觉，唤起人的情感，从而产生对言语交往的投入。形象通过显示一定的情景或细节，使人在头脑中产生联想并赋予一定的意义，从而产生情感并投入所进行的言语交往之中。会话中运用对话，一方面具有重复的特点，即重复其他人在其他时刻说过的话，或即使没有人说过，也重复了其他人表达过的思想；一方面，对话又具有形象的特征，因为对话是具体的，它创造一定的情景提供人们想象。
   纽约人具有高度卷入的风格，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重叠，方式有合作造句，请求核实和给予核实，同声重复，另一个特点是在转换话轮时不留间隙。坦嫩的研究把会话风格与会话者的地区、说话背景乃至个人的性格联系在一起，并且表明脱离会话的内容和情景而孤立地分析会话所得出的规则（如话轮替换规则）并不是理想的结论。
   四、交际事例
   交际事例（communicative event）或称言语事例（speech event），是交际民俗学者所采用的基本描写单位。交际事例所体现的交往活动都遵循着特定的规范，并且发生在特定的环境里即交际场景（communicative situation）。同一个交际场景里可以同时或连续发生几起交际事例，一起交际事例通常包含着若干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act）。海姆斯提出了一个描写交际事例的框架，包括：
   1、场所（setting）和场面（scene）。场所指时间和地点，即交际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的、物质的环境；场面是指抽象的。心理的环境，或对该活动所下的文化定义。在某一特定的场所里，谈话人可自由变换场面。
   2、参与者（participants）。包括四种角色：说话人（addressor）、发言人（speaker）、受话人（addressee）、听话人或听众。参与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
   3、目的（ends）。指谈话活动按惯例所期待的结果，以及各参与者的个人目的。
   4、行为顺序（act sequence）。指谈话的形式和内容：用了什么词、如何用法、话语与话题间的关系等等。
   5、基调（key）。指谈话时的语调、方式或精神状态。基调既可以用语言表示，也可以用语言外的行为如姿势表示。
   6、媒介（instrumentalities）。指交流的渠道：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运用何种方言等。
   7、交往规范和解释规范（norm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交往规范指的是伴随谈话的行为如声音大小等，解释规范指其他持不同规范的人对此的评价。
   8、类型（genre）。指话语的类别，包括诗歌、谚语、祷告等等。不同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每一起交际事例的描写不一定都包括所有的项目，要分清主从及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
]]>西风碧树2006-11-9 14:18:50<![CDATA[七、礼貌语研究]]>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06196
    一、礼貌的理论研究
    1、格赖斯的配合原则。会话中说话人和受话人都应遵守四个原则：①质量准则，即不说相信是错误的事前，不谈缺乏足够证据的事前；②数量准则，即所提供的信息满足并不多于会话的要求；③相关准则，即所说的话必须是有关的；④方式准则，即说话应简洁，有条理，避免模糊、歧义。
    2、莱可夫的礼貌原则。①不要强加，即不要干预别人的事情，因此上述质量、数量、相关和方式等准则都可视为该原则的一部分；②提供选择，即让听话人自己作决定；③友好相待，即双方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同志般的关系。莱可夫还认为礼貌原则虽然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体现的方式有所差别，但其基本形式一致。
    3、利奇的补充和发展。认为言语行为受“语篇修饰”和“人际修饰”的支配，人际修饰由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和同情构成。人际修饰不仅包含了格赖斯的配合原则，还包含了礼貌原则。
    4、戈夫曼的面子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facework）。戈夫曼认为，面子是社会交际中人们有效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它是个人的自我体现。社会交往应该遵守“考虑周到”这一交往社会规范，照顾别人的面子，以免带来难堪或关系的恶化。布朗和莱文森区分了两种面子：积极的面子和消极的面子。积极的面子指的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消极的面子指的是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即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阻碍。许多交际行为在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如不同意或批评是威胁积极面子，命令、请求则威胁消极面子。威胁面子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的大小取决于谈话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的情景，包括权势、社会距离、言语行为本身所固有的绝对意义上的强加。公式为：Wx=D[S,H]+P[H,S]+Rx。Wx指威胁面子行为的大小，D[S,H]指说话人和听话人间的社会距离，P[H,S]指说话人对听话人所拥有的权势，Rx指的是言语行为本身所固有的绝对意义上的强加。该公式既用于威胁积极面子的行为，也用于威胁消极面子的行为。
   5、礼貌策略。布朗和莱文森认为，礼貌是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威胁的意图的表达，即为听话人和自己的面子需要所作的努力，因此称礼貌为“策略”。这种礼貌策略（或纠正策略）就是表明没有威胁面子的意图的策略。根据纠正的程度从强至弱依次为：①不做威胁面子的行为；②威胁面子的行为是非公开的；③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④积极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⑤威胁面子的行为是赤裸裸的公开的。
    其中，积极礼貌满足听话人的积极面子，以接近基础为策略，说话人通过表明自己与听话人之间某些方面的共同点来满足对方的积极面子。布朗和莱文森提出积极礼貌的十几个策略，如：①注意到听话人的兴趣、需要等：You must be hungry,It’sa long time since breakfast .How about some lunch? ②夸赞对听话人的兴趣，表示赞同、同情等等：What a fantastic garden you have!还有使用属于同一集团身份的标记，寻求一致避免不一致，假设有共同点，提供帮助等等。
    消极礼貌以回避为基础策略，说话人通过承认并尊敬对方的的消极面子需要，不干预对方的行动自由来满足对方的消极面子。如说话迂回模棱两可：I suppose that Harry is coming.表示道歉：I don’t want to bother you, but……避免突出个人：It would be appreciated if……当威胁面子行为相对较小时，选择积极礼貌策略，反之选择消极礼貌策略。
   6、对布朗和莱文森礼貌模式的评价。①伍德和克罗格指出，威胁面子行为的大小并非D、H、Rx三者之间的简单之和，实际上，权势比社会距离占有更大份量。他们的调查结果表明，权势低的人和权势高的人说话比和权势相等的人说话礼貌程度要高，而和权势相等的人说话比和权势低的人说话的礼貌程度要高；和社会距离较大的人说话比和社会距离较小的人说话礼貌程度要高，除非说话人的权势较高。②特蕾西认为，首先，面子的类型不止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两种，有些人际关系如夫妻之间还可以有其他划分。其次，对面子的需要随不同的文化、不同情景及个性而异。第三，不同人的面子需求以及一个人的不同的面子需求往往会发生冲突。第四，威胁面子的程度取决于人们的行为类型，而不取决于某种行为类型内话语的差异。最后，任何言语交际包括寒暄都隐含着威胁面子的可能性，因而即便说客套话也要考虑对象。③索普•利姆指出，首先，许多言语行为会同时威胁两种面子。其次，礼貌和礼貌策略也适用于在本质上并不威胁面子的言语行为。正如戈夫曼认为的那样，留面子或礼貌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应尽的义务，而在威胁面子的行为中应尽的礼貌义务应包括纠正威胁面子行为的礼貌义务与该交往中本来应尽的礼貌义务两者。第三，就积极礼貌而言，接近策略或表示亲切的话语行为并不一定表明赞同或同意。再者，积极礼貌可以通过其他行为方式加以实现。就消极礼貌而言，消极礼貌并不仅仅通过雄赳赳大回避策略让说话人可以积极地维护对方的消极面子。如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以显示对方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满足对方消极面子的一种方式。最后，当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同时受威胁时，纠正对积极面子礼貌策略能同时纠正对消极面子的威胁，然而积极礼貌策略既包括非正式或较亲切语言表达的赞同，也包括用正式语言表达的赞同，因而积极礼貌策略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距离缩小，从而不一定缩小或纠正对消极面子的威胁。
    二、礼貌惯用语的研究
    日常交往中，在某些场合作出的有礼貌的反应如问候、告别、道谢、致歉、恭维、婉拒等都是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称为礼貌的惯用用法。
    1、美语表达“请求”的类型。欧文－特立普将美语“请求”列为六类，并对每一类的使用场合、交谈双方的社会特征与空间距离以及满足请求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加以分析。①陈述型。I need a spoon ,mummy.②命令型。③包孕命令型，用于下级对上级、年轻对年长，或欲说明给对方增添了麻烦。Do you think you can have the manuscript by tonight?④请示型。⑤提问型，此类结构易被误解为疑问句。You ready?⑥暗示型，常用于彼此熟识的人或请求之事麻烦不便说明。总之，交谈双方在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相距越远，或所求之事越困难，则话语结构类型越复杂。
    2、汉语“请求”表达法。①含“好（行、能、可以）吗”、“好不好/行不行/可不可以”、“怎么样”等询问句。②含“请、劳驾、对不起”等祈使句。③一般疑问句。④暗示。如“哟，我没带肥皂！”⑤一般祈使句。⑥陈述句。⑦命令句。此外，说汉语的人还附加一些说明，有：①陈述理由。②解除顾虑。③奉承使对方高兴。④试探，先让对方表态，再提要求。
    3、美语恭维话模式。曼斯和沃尔夫森揭示美国人日常恭维话有相当固定的格式，85﹪的话语是三个句型：①NP is/looks （really） Adj,如：Your blouse is beautiful.②I（really）like /love NP,如：I like your car.③PRO is (really) (a)Adj NP,如：This was really a great meal.其他句型有：V(Adj) NP(Adv)，如:You did a great job ./You really handled that situation well.还有have/what +adj NP，如：You have such beautiful hair/What a lovely baby you have.使用的形容词中有5个常用：nice ,good, preety,beautiful,great。
    4、汉语恭维话格式。恭维话大多含有“真、太、这么、很、挺”等强调副词，但与英语说法相比，不常用“我喜欢你的……”来恭维对方。汉族常对夸奖直接否定，或以“过奖、一般、不好”等以示谦虚。而说英语的人接受恭维时同时向对方道谢，很少加以否定。汉语者对别人提供帮助的负欠心理更强，因而在表达感谢时常伴有相应的报答。不同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的构成，礼貌程度应在各自的文化系统中加以衡量。


]]>西风碧树2006-11-9 14:15:40<![CDATA[概念隐喻与古汉语词类活用现象]]>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606193 
    1语言的概念功能  韩礼德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出发，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语法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s）和人际语法隐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s)，并认为，同词汇隐喻一样，语法隐喻也是一种语义现象。 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韩礼德最早提出语法隐喻这一概念，他在认知功能学派的语言象似理论基础上研究语法结构对语义的体现关系。他区分了语法结构对语义的两种体现关系，一种是一致式体现（congruent realization），即语言结构直接反映现实世界的结构，这表现为语法与现实的一致性，即语言的象似性。另一种是非一致式体现（incongruent realization），即语言结构不是直接反映现实，而是表现一种扭曲关系，这种不一致的关系是语言形式之间的隐喻过程，即不同的语言域中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过程，这种不一致的隐喻称为语法隐喻。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语言功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若干个有限的抽象功能，这就是“纯理功能”或“元功能”，这是种种语言用途所固有的。语言具有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三大纯理功能，是构成语义层的三大部分。概念功能是指语言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是“经验”（experiential）功能，或者说关于所说“内容”的功能，另外还包括“逻辑”（logical）功能，即以表现为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的线性的循环结构的形式出现。人际功能是指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要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是对话轮（turn-talking，指讲话的轮次）的选择作出规定，或是对事物的可能性和出现的频率表示自己的判断和估测，或是反映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亲疏关系。语篇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只能生成与情景相一致和相称的语篇。三大纯理功能中，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实现与语法系统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语法隐喻主要见于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分别称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 概念语法隐喻是从语言的概念功能角度来研究语法隐喻的。语言的概念功能是表达思想和经验的功能，是语言使用者用来表现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概念功能可以系统网络图示如（1）：
                                                 物质          感觉
                                       过程      思维          感情
                                                 言语          认知
                                                 ……
                                                 动作者
                       及物性        参与者      目标
                                                 范围
                                                 ……
      概念功能                                   时间          延伸
      （经验）                       环境        空间        
                                                 方式          方位
归一度
语态
            图（1） 概念功能的系统网络（转自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1989，10）
     可见，概念功能包括“及物性”（transitivity）、“语态”（voice）、“归一度”（polarity）。及物性是英语中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归一度指表示肯定与否定的归一性。语态指以交代某一过程首先与哪一个参加者建立联系。三者中及物性与语态同语义的关系最为密切。
    2古汉语的及物性分析  韩礼德认为，及物性分析含三个成分，参与者、过程、环境成分。过程是及物性系统中的核心成分，它与参与者和环境呈卫星状的辐射关系，每个过程都有相应的参与者、环境。一个过程可以关系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与者和环境。参与者又分为动作者（Actor）和目标（Goal），动作者即逻辑上的主语，目标即逻辑上的直接宾语；环境成分指过程发生涉及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成分。参与者、过程、环境分别为词汇语法中的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和副词词组/介词词组体现。韩礼德的及物性理论认为人类主客观世界的活动可描写为六个过程（在词汇层面上体现为动词）（Geoff Thompson，2000，8）：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涉及的是“动作”，一般由动态动词来表示，其中一个参与者称之为动作者,另一个参与者是受动作影响的人或物称为目标，如（1）中“让”表物质过程，“尧”是动作者，“天下”是目标，二者都属于参与者。表述动作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成分是环境成分，如（1）-（4）中的“於许由”，“深林”、“江湖”，“率尔”，“晨”等都是环境成分，分别表对象、地点、状态、时间。
（1）尧让天下於许由  （庄子•逍遥游）
（2）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  （庄子•达生）
（3）子路率尔而对 （论语•先进）
（4）郑子产晨出  （韩非子•难三）
    心理过程表感觉（Perception）、认知（Cognition）和情感（Affection）这类非动作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参与者：感觉者（Senser）和现象（Phenomenon）。感觉者通常指发生心理变化的人或动物，而现象指存在的人、物、事件、情境(Situation)。如（5）中“闻”表感觉，（6）中“思”表认知，（7）中“怨”表情感，后面的宾语部分均表现象。
（5）项羽卒闻汉军楚歌  （史记•高祖本记）
（6）（逢蒙）思天下惟羿为愈己  （孟子•离娄下）
（7）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於晋也  （左传•文公六年）
    关系过程指的是一个物体的性质特征、情境，或是指一个物体（如人、物、情境、事件）与另一个物体或情境的关系等，它相当于传统动词中的系动词。可以是修饰性的，如（8）句，其中“河水”是载体（Carrier），“清且直”是属性（Attribute）；也可以是认同性的，如（9）句，其中“君子”、“小人”和“风”、“草”分别是被认同者（Identified）和认同者（Identifier）。
（8）河水清且直猗  （魏风•伐檀）
（9）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论语•颜渊）
    言语过程指任何一种形式的信息交流过程，其参与者有说话人（Sayer），受话人（Receiver），另有说话的内容（Verbiage）。如（10）-（12）句中“告”、“诲”、“教”表言语过程，“后稷”是说话人，“余”、“尔”、“民”是受话人，“先王若德”、“序爵”、“稼穑”则为说话的内容。
（10）告余先王若德 （毛公鼎）
（11）诲尔序爵  （大雅•桑柔）
（12）后稷教民稼穑  （孟子•滕文公上）
    行为过程具有物质过程与心理过程的特征，它既包括身体行为又含有心理行为，如“梦想”、“微笑”、“盯”、“哭”等等。如（13）句中的“视”、“望”既可以表动作行为，又可以表心理行为。它通常只有一个由人充当的行为者（Behaver）。
（13）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  （左传•庄公十年）
    存在过程表存在或发生、出现，也只有一个参与者即存在物（Existent）。如（14）-（16）中“有”、“多”、“在”表存在过程，“四民”、“饿人”、“敖、 之间”表存在物：
（14）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榖梁传•成公元年）
（15）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韩非子•二柄）
（16）晋师在敖、 之间  （左传•宣公十二年）
    这些都是贴近现实生活的形式，即语义范畴和语法范畴处于自然的那种关系：人、地点和事物由名词体现，动作由动词体现，时间和因果的逻辑关系由连词体现（胡壮麟，2004，2）。这种形式称为一致式，它是人类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表达主观经验和思想的基本形式。
    3古汉语的语态分析  和许多语言学家从参加者和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主动关系和被动关系出发把语态分为主动（active）和被动（passive）两类不同，韩礼德先把语态分为“中动”（middle）和“非中动”（non-middle）两类，非中动语态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类型。如果某个过程本身只与一个参加者有关，不涉及其它参加者，表示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中动语态。如：
（17）冬，晋文公卒。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18）初，郑武公娶于申。   （左传•隐公元年）
    上述两句都只有一个参加者：晋文公、郑武公。如果某个过程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参加者有关，表现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非中动语态。其中主动语态指的是小句中的过程首先与动作者联系的情况。如：
（19）公赐之食。    （左传•隐公元年）
（20）公语之故，且告之悔。    （左传•隐公元年）
    上两句的过程“赐”、“语、告”首先是与动作者“公”、“公”发生联系的，即动作是由动作者发出的，因而是主动语态。
所谓被动语态，指的是小句中首先介绍过程与目标的关系。在被动语态中，主语体现的是目标（在逻辑上，目标应该作直接宾语），目标有时不出现在句子中。如：
（21）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庄子•秋水）
（22）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左传•隐公元年）
（23）东败于齐，长子死焉。    （孟子•梁惠王上）
（24）不为酒困。    （论语•子罕）
    （21）、（22）中，过程首先是与在语法上作主语的目标发生联系，（23）、（24）中，表目标的语法主语虽然省略了，但在语义上是存在的、隐含的。在古汉语的被动语态中，动作者一般由介词“于”“为”等引入，如（21）、（23）、（24）句，有的句子中动作者并不出现，如（22）句。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认为（1989，10），由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涉及的都是某过程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所以传统语法中将动词区分为及物与不及物已无多大意义，因为同一个动词既可以是及物的，又可以是不及物的，关键在于该动词所体现的过程在语义上要求多少参与者，哪一个参与者与过程在小句中首先发生联系，哪一个参与者有时被隐含而在句中不必出现。
    4概念语法隐喻与古汉语词类活用  韩礼德和马丁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一致式的，随后，语义和语法出现了不自然的关系，称为隐喻式，概念语法隐喻就是与概念功能相应的隐喻式。概念语法隐喻源于语义在表达上的变异。韩礼德认为，传统语义学一般注重的是语义的内部关系，如同义、反义、蕴涵或上下义关系等，而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关注的是语义的外部关系，即语言、客观世界和语言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韩礼德通过社会文化角度的研究表明，“能指”的选择本身实际上并非任意性的，而是与说话人所要实施的用途相关，意义不是僵化的成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相关，即语法隐喻也是一种语义现象，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语法形式上的选择也是有意义的选择（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所以我们说，概念语法隐喻同词汇隐喻一样，也是一种语义变化现象，只不过它是与语法形式的转换相联系的，是一种语法意义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古代汉语中也存在概念语法隐喻。下面以汉语为例作说明。
    从一致式到隐喻式的转变是靠隐喻思维完成的，韩礼德认为，概念隐喻来自讲话者所做的以下选择过程。其一，过程的选择。在过程选择中，如果选择的是非自然形式则为隐喻式：
（17）a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b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   （左传•庄公十年）
（18）a 野有饿莩   （孟子•梁惠王上）
b （魏献子）使伯音对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19）a范宣子言于晋侯  （左传•襄公十九年）
      b晋侯言卫侯之罪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17）a句中，引号内的小句为心理过程，“见”表感知，意为“看见”；b句中，“见”所在的小句则是一个物质过程，“见”表一个动作，意为“拜见”，以心理过程隐喻为物质过程。（18）a是存在过程，“有”表存在；b是物质过程，“有”表动作，“发出，发布”之意，以存在过程隐喻为物质过程。（19）a是言语过程，“说话，述说”之意；b是物质过程，“言”意为“数落”之意，将言语过程隐喻为物质过程，表动作。
    其二，说话者要选择相关过程的功能成分。功能成分指每种过程中的参与者、环境等成分，相当于句法中除谓语以外的成分。功能成分的位置变化也也会导致词义的变化。如：
（20）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 （左传•昭公元年）
（21）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  （庄子•骈拇）
    （20）句中“服齐狄”分句是一个物质过程，在一致式的句子中，作为参与者之一的动作者应是“齐狄”，另一个参与者目标应是全句的主语“子”，而在此句中，“齐狄”成了目标，而“子”则成了参与者。这两个功能成分发生互换后，“服”的语法意义也随之变化，意义为“使……服”即为使动用法。（21）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名”、“利”本是环境成分，表目的，现在转化为参与者之一的目标，这就使过程“死”的意义带上了目的性，“为……死”，即为为动用法。
    有的原本属功能成分，经隐喻转化后直接变为了过程。如：
（22）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  （左传•定公十年）
（23）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  （战国策•秦策五）
（24）拥大盖，策驷马   （史记•晏婴传）
（25）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22）是名词使动句，“吴王”本该是关系过程中“我”的认同者，现在却隐喻成为了物质过程，成为使动词，“我”也由被认同者变为参与者的目标。（23）是意动用法，“难”本是关系过程中表属性的功能成分，现在转换为心理过程。（24）句如果以一致式的表达则是“[以]策[御]驷马”，原本是环境成分的“策”（表工具）现在表物质过程（表动作）。（25）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原本是四个关系过程，第二个“君‘臣、父、子”均表认同者，但在例句中却隐喻为物质过程，活用为动词。
    其三，没有发生过程、功能的转换，但在选择体现这些功能的词类时运用了隐喻式。如：
（26）豕人立而啼  （左传•庄公八年）
（27）晋师军于庐柳  （左传•僖公六年）
    （26）是物质过程，其中表方式的环境成分选用了名词“人”，这样，“人”就表方式“像人一样”了，名词活用为状语。（27）句是物质过程，体现这一过程的词是“军”，“军”就隐喻为一种过程，“驻军、驻扎”的意思，这是名词活用为了动词。
    有时还可以将过程隐喻为实物即名词化（nominalizing）。如汉语中的“之”就具有这种功能：
（28）鲍子曰：“女忘君之为孺子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  （左传•哀公六年）
    （28）中，“忘”的宾语部分“君之为孺子而折其齿”原本是一个物质过程，其中“折”表动作，“君”是动作者，“其齿”是目标，“为孺子”是环境成分。但由于有了“之”，使得这一过程丧失了句子的独立性而成为一件事情（thingness）。
    词类活用不等于词语的转喻。活用是一个词临时用作另一词类，从而也临时产生新的意义。临时产生的新意义，如果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没有形成固定的词义，就是活用；反之，如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个词义已经进入了固定的意义系统中，成为一个词固有的义位，甚至分化出一个新的词，这种情况就不是活用，而是由于发生转喻而成的转喻义。
韩礼德指出，语言具有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
    5概念语法隐喻的认知解释  本节中除（17）－（19）的几个词义进入了词典义以外，其它都是一种活用现象。（韩泽亭《论语法隐喻与词汇隐喻》，《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P20）：语法隐喻的观点是指语言的隐喻化过程中词（组）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它们的语法性状，如动词化为名词，连词化为动词等等。可见，古汉语活用现象就是一种概念语法隐喻现象。概念语法隐喻的产生有其认知动因，虽然韩礼德没有进一步阐释，但我们可用认知语言学的某些观点进行解释。认知语言学虽与功能语言学属不同的流派，但它们也注意到不同语言形式的变化，认为所有语言单位都是象征单位，象征单位为表达思想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如果所要表达的思想正好与大脑中的语言单位一致，发话者就不需付出更多努力。如果没有合适的语言单位来表达所要表达的思想，组织新的语言单位就需要一种语言创造力，即从已存在的简单的、具体的象征单位构成复杂的、抽象的语言结构。新组成的语言结构经过多次反复使用在人的大脑中固化为象征单位。语义是语言的基础，而语义存在于人的概念化过程中，语义结构即概念结构。同样的一件事、一种情景，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构造其内容。这一不同的构造反映在语法上就表现出不同的句法结构。这种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和处理过程受到人的认知概念系统、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目的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句法不是自主的，而是受语义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同的句法结构、不同的词性等的运用最终反映了人们对同一事物认知方式的不同。首先，从语义结构的角度看，认知语法认为，句子结构决定于语义结构，语义结构是以意象为基础的，在认知语法中，兰盖克的意象指人们以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注意点和辖域、突显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某一情景，形成不同的意象，以便去理解和把握某一感知到的事物和情景的能力。不同意象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情景的内容，也取决于这一内容是如何被观察、感知和理解的。意象的形成取决于四个参数：选择，是指确定观察和表达事物的哪些方面，一个事物有很多属性，而语言使用者只能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他关注的侧面；视角，是指观察角度，采取不同的视角，对语义结构有重要影响；突显，就是注意的焦点不同，因而可以突显不同的侧面；详细程度，用不同详细程度的词或句子描述，形成描述同一情形的不同详细程度的语言连续体，以此构成语言的不同范畴等级和不同的纵向层次。如（26）中的“豕”的属性是多方面的，但此时，说话者选择的是状态方面的属性，“像人一样”，“人”一词就活用了；（20）中的“服齐狄”，说话者是承前面的主语来表述的，即视角是“子”，因此动作者和目标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导致“服”的意义也临时改变；又如（24）中“策驷马”，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驾马而行之义，但其突显的是“策”——扬起的鞭子，以显示出驾马的气势；等等。其次，从词性的角度看，传统语法中，名词被定义为表事物，动词被定义为表动作，形容词被定义为表性状等，但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在语言形式层面上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而在语义与认知层面上，名词还可以表动作或过程，因为在认知上，我们可以将过程和动作看作事物。从其功能上讲，不是名词本身具有指称事物的功能，而是使用者从概念上把它的指称当作名词来对待，从而使它在句法功能上充当了名词的作用。认知语法把语义定义为主观意象，每一个语义都对应一种意象，名词的意象可以是静态的、具体和抽象的事物，也可以是不同抽象程度上的动态意象。那么，动词就是勾画或突显事物的状态、关系、动作或过程的一面，介词就是勾画状态或关系的一面。如（28）中，“君为孺子而折其齿”本是一个事件，现在把这一动作过程当作事物来看，因此它就成为名词性的了。所以，从认知的角度看，概念语法隐喻是人类认知的自然结果。
]]>西风碧树2006-11-9 14:11:39<![CDATA[六、称呼语研究]]>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99027
    一、言语交际
    1、言语交际的两个方面：言语行为研究和会话分析
    2、言语行为研究对交谈施以静态的分析，并且假定交谈双方已知与谈话进程有关的各种前提，如交谈者的社会特征、谈话的场合、情景等等。
    3、会话分析强调会话是一个言语活动过程，其中每一步都是双方相互协商的结果，都构成正确理解下一步的前提。会话者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以及非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来表达自己、理解对方。会话不仅显示出会话者的交际能力，而且还反映出社会交往的一般原则，双方由此而协调各自的目的、形象和人际关系。因此，会话既是语言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会话所具备的这种语言和社会的双重性使之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二、称呼研究
    1、布朗和吉尔曼的T/V研究。
    ①权势和同等关系。权势指的是如果一个人能控制另一个人的行动，他对后者就具有权势。权势指的是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相互的关系。因为两个人不能在某种行为范围内同时对对方拥有权势。
    ②T/V代词。第二人称代词T（单数）和V（复数，用于单数）进行了研究，V原来指称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后来欧洲各语言中都形成了一套非相互性的权势语义规范：权势者对别人用T，而别人对他则用V。在权势大致相等的人中间，称呼代词最初没有区别，但后者分化，T成为亲近标志，V成为礼节标志，这个因素就是同等关系。后来又将有共同点的称T，没有共同点的称V；再后来，同等因素扩大到权势不等的人之间，只要有共同点就称T，没有共同点称V。同等语义近百年来取代权势语义而占上风。见下表：
        T         V
权  势语  义 不等     称弱者     称强者
相等     表亲近     表礼节
同  等语  义 相同     有共同点     无共同点
不同     有共同点     无共同点
    ③布朗和吉尔曼发现，对德国人来说，天生的家庭成员是一项重要条件，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则更重视后天获得的共同之处。认为，T/V使用与社会结构和集团意识有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里或保守的思想意识强烈的群体中，使用非相互的权势语义比较普遍，而在流动性较大、平等意识较强的社会里或激进思想强烈的群体中，使用相互的同等语义比较普遍。另外，T/V的变换使用可以表达个人短暂的情绪态度。
    ④布朗和吉尔曼的这一经典研究深刻揭示出称呼的用法既受民族传统、社会结构和集团意识的制约，又与交谈者之间的身份差距及亲疏程度相呼应。
    2、弗里德里克关于俄语中第二人称代词T/V的研究。①俄语中第二人称代词有三种使用模式：相互称VY；一方称VY，一方称TY；相互称TY。相互称VY一般出现在较正式的场合，即使地位悬殊也可如此。由于年龄、辈分、权势、教育程度不同则出现非相互的VY。而相互用TY一般在任何阶层的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之间，同一团体中即使年龄存在差别的人也相互称TY，另外，同学、校友之间相互称TY以表示友好或集体精神。
    3、科彻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第二人称代词的研究。指出，一个人一生中在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上有三次主要变化：幼儿时，相互称TY；入学后，称非相互的VY；十五六岁后，相互称VY。
    4、贝茨和贝尼格尼的意大利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发现，当今的意大利语中，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年龄和阶层相互作用的影响。上层社会的年轻人最爱用T，是为了使自己和广大劳动群众等同起来，便倾向于使用表示民主的T，下层社会青年羡慕上层社会的生活，因而倾向于使用过去上层社会喜欢的表示正式的Lei。二人指出，称呼的使用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5、保尔斯通在瑞典语第二人称代词的研究中发现，不同阶层对Du（T）和Ni（V）的语义有不同的理解。Du包含两个不同的语义：亲密熟悉和同等关系。在瑞典，上层社会使用Du＋名表示亲密，下层使用单独的Du表同等关系。用单独的Ni在上层被认为是礼貌的，而下层社会则认为Ni＋职业、姓名是礼貌的。
    6、布朗和福特把美国英语中的称呼语形式分为三类：相互称名；相互称职、姓；一方称名，另一方称职、姓。其中最后的情况在双方年龄、职业、地位差异上引起，而职业地位又占上风。布朗和福特还提出一个称呼语的渐进模式：双方从初次见面的称呼职衔到称职衔、姓，再依次称姓、称名，逆行表愤怒或谴责。非常要好的是多种称呼，逆行则不属愤怒或谴责。
    7、汉语称呼语研究。①赵元任先生50年代的称谓系统描述；②祝畹瑾与司珂腾认为“同志”的词义演变有双重性：既是表同等关系的标志，又是替代“先生、太太”的社交称呼。出现形式有：（ø、形容词、姓、形＋姓、形＋名、名、ø＋头衔）＋同志。无标记的用以称陌生人，有标记的意义则表现在：权势不等，下位的一方称对方头衔，上位的一方称对方为同志，有拉大双方距离；权势不等但有等同关系，下位的称对方同志或同志＋头衔来缩小距离；如果双方非常熟悉，则称同志以提醒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③祝畹瑾对“师傅”的考察。师傅有三种用法：一是称有技艺的老工人，二是部分替代了同志即对一般的工人服务员也称师傅，三是完全替代师傅。其中第三种用法占多数。师傅之所以替代同志，是由于师傅带感情色彩而同志带政治色彩，前者比后者更亲切些，更能体现个人关系。换言之，同志这一称呼的词义有从宽泛向核心意义逆转的趋向，而师傅词义正由窄到宽，由具体到一般。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三者结合的角度来研究称呼语，对于分析言语交际行为、理解社会发展和语义演变之间的微妙关系，具有深切的意义。
    三、亲属称呼语
    1、一方面，青年人使用的亲属词正在逐渐减少，其亲属称呼的性质趋向非亲属化，中老年人使用名目较多的亲属称呼逐渐减化为青年人中通用的“叔叔、阿姨”这类。这和当今人们家族观念的淡薄有关。
    2、另一方面，亲属称呼语在非亲属间的使用表明家庭里的同等关系是可以扩大的，陌生人之间可以相互称（老、大、小）＋亲属称呼。
    3、欧文－特立普将美语中的称呼系统归纳为一张计算机流程图，指出，地位和年龄在称呼语中占重要地位，且地位优先于年龄。并认为只有在对方未成年的情况下，说话人才有可能什么也不称呼，一个成年人对怎样称呼对方把握不定或根本不知对方姓名时，也会对其不作任何称呼。
    4、祝畹瑾也参照其模式将汉语称呼系统归纳成一张计算机流程图，她根据一个普通成年人的交往关系将称呼语分为六类：①亲属称呼语；②特殊亲属称呼语，指可以用于非亲属关系的亲属称呼语；③姓名，包括全名、学名、小名、别名、老/小/大＋姓等等；④通用称呼语，指可以广泛应用于同一社会范畴内各成员的称呼语；如同志、师傅等；⑤职衔，指职位和头衔；⑥ø，零称呼语，指用受话人所从事的职业名称或描述正在进行的活动来呼唤对方，如“民警”、“骑车的”等等。其流程图表明，辈分和年龄或年辈在汉语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级别、身份、谈话的正式性对选用称呼语也颇有影响。
]]>西风碧树2006-11-5 14:37:37<![CDATA[五、语言变异研究（二）]]>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99025    一、社会网络与语言变异
    1、米尔罗伊的网络研究。社会网络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它以个人为中心可以划分为一层区、二层区、三层区等等，所有与中心人物有直接联系的属一层区，与一层区人员有直接联系而与中心人物有间接联系的属二层区，依此类推。社会网络的密度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实际联系数与全部可能联系数的比例，如果跟中心人物有联系的许多人彼此间也有联系，这一网络的密度就较高。网络成员之间可以通过一种关系发生联系，也可以通过多种关系发生联系，后一种是复合的。复合度是指社会网络中复合联系数与实际联系数的比率，它反映社会网络的内容特点。聚合圈指的是网络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它的密度较其外部的组成部分的密度要高，一个高密度、高复合度的聚合圈对其成员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使它们在行为上保持一致，从而形成该聚合圈所特有的行为标准，包括言语标准。聚合圈与整个社会网络相比，对于规范的形成影响更大。
    2、网络强度尺度的条件：①属于一个高密度、以一定地域为界的聚合圈。②与邻里互为亲戚。③与同一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单位工作。④与同一地区同一性别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单位工作。⑤业余与工友保持自发联系。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的建立以“交换原理”（exchange theory）为基础，成员之间彼此照应，互助互利。
斯庇尔曼等级相关法。
    3、米尔罗伊研究的总的趋势是，个人的语言运用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等级相关，即社会网络强度越高，土音的比重越大，但在细节上还存在差别。
    4、网络研究的意义。米尔罗伊的贝尔法斯特市研究综合了以拉博夫为代表的社会方言学及以甘伯兹为代表的人类语言学的研究特点，在研究程序、调查方法、统计检验上都有所发展。拉博夫确定团伙范围、人物地位，然后考察分析每一类人的言语特征，而米尔罗伊则主要考察分析每个说话人的言语特征与其社会网络间的关系，弥补了忽略个人言语差异的不足。甘伯兹多次用网络分析指出人的网络结构受其职业、文化程度、志趣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使家庭和社会背景相似的说话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言语模式，封闭型网络结构中的人员偏爱非标准变体，原网络结构发生变化后，个人的言语特征也随之变化。甘伯兹的论证缺乏定量研究，米尔罗伊则用相关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检验了各种数据的可信度，详尽地显示出网络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使用土话的作用。在搜集语料方面，拉博夫和甘伯兹都利用“内部人”，米尔罗伊则只身进入三个不安定地区，具有双重身份，使她有可能把大量话语录下来，观察到不同言语事件（如问答、叙述）中出现的多种语体。
     从理论意义上来看，社会网络研究适用于各种社会，它比阶级、阶层等概念更易界定，更具普遍性。社会网络对于不同阶级包括社会地位高的人都能起到维护某种规范的机制作用，不论是保存土话土音还是高度规范的语言，网络研究都可以为我们提供语言稳定性的依据。用社会心理学观点加以透视，人们言语行为受两种观念支配：一是地位意识，典型的表现就是中上层和女性有意识向上看齐，因而在标准语的扩散中通常起到领先作用；另一种是同等意识，就是人们无视外界（社会上的和语言上的）压力，尽量保持本地域、本集团、本网络的言语特色，以显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认同感，因而使特定的语言变体能保持相对的稳定。这两种意识对所有说话人（除地位最高的集团外）都可能产生影响，由此而导致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不同语言标准之间的竞争，说话人很有可能加以调和。米尔罗伊的社会网络研究至少在研究方法上（模式和理论阐述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语言演变的规律
    1、语言演变的五个方面：①限制。某种语言结构发生变化和变化的条件。②过渡。如何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中介阶段怎样。③包孕。变化是如何包孕在该形式1所在的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内的。④评价。如何评价所见变化，对结构的影响、对交际的影响。⑤起变。演变的起动，为何这一形式在这一时期变化。
     2、语言演变的限制条件。语言变化受语言环境（linguistic environment）的限制。如拉博夫考察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马萨斯葡萄园岛上的一个语音变化时，发现（ay）和（aw）变化的声韵条件是：位于辅音/t、s、p、f、d、v、z/前，位于辅音/h、l、r、w、m、n/后易央化，所以right、wift、nice house、out等词中双元音央化程度最高。
    ①限制语言变化的规则分两类：一是强制规则（obligatory rule），适用于具备限制条件的一切语言环境；另一类是可选择规则（optional rule），可以适用于具备限制条件的语境。变异研究旨在探寻后一类规则，就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可能出现异体，出现率怎样。如沃尔弗雷姆和法索尔特总结美国黑人英语的可择规则，如词尾复辅音塞音脱落规则是，塞音前相连的辅音是否是响音（sonorant），塞音后紧跟的词词首是否元音。这个规则也适用于以－ed结尾的动词过去式。在各阶层中，这一黑人英语特征的分布状况也呈现规律性，社会地位高的出现率小于社会地位低者的出现率。
    ②语言可变规则（variable rule）包含：使用该规则的限制条件；限制条件的级次；限制条件下控制异体的出现率。
    ③拉博夫和沃尔弗雷姆、法索尔特等人采用生成语法的表达方式将可变规则形式化，但矛盾在于：生成语法规则描写的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它试图解释人们头脑中内在的语言能力，而可变规则描写的是语言的表面结构，它试图表明语言使用中的差异。前者讲的是绝对性，后者讲的是可能性，因此，当一个言语集团的一些成员在话语中出现不规则的变异时，起支配作用的究竟是一套规则还是两套规则呢。其次，许多语言学家在肯定拉博夫的发现时，批评只是在形式上确立了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没有提出自成一体的社会语言学规则。
    3、语言变化的社会起因。探讨社会方言的起变问题，即一个言语共同体的语言标记是如何形成的。
    ①例如：葡岛（aw）、（ay）央化音的逆转是“葡岛意识”（vineyard）的表现，对家乡有感情的人央化程度最高，（ay）本是央元音，发[əI]，由英格兰移民带入；诺里奇市的男子偏爱土音，因为土音代表男性工人阶级说话的特征，具男子气概，他们把使用土音看成是一种可取的集团标志，因而导致非标准体的增加和夸大，促使语言向非标准体方向变化；纽约市（r）音变异的方向也同样显示出社会动机或地位意识在音变中的作用，（r）卷舌音是美语标准音，二战后这一创新形式在纽约市占了上风，想要改善自己地位的中下层语言使用者仿效中上层人的说话特征，努力向标准音靠拢，甚至出现了超越现象；奥地利东部的奥布瓦特镇双语的情况表明，语言的变迁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说话人的追求有密切关系，奥镇在二战前通行德语和匈语，70年代初匈语丧失了威望，现今的年轻人以能说不带匈音的德语为荣。
    ②促使语言变化的社会动机不外乎是，想要跻身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集团，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有别于其他集团；想要获得交往者的认同感。拉博夫把音变过程概括成两类：自下而变（change from below），指的是变化尚处在社会意识水平之下；自上而变（change from above），指有意识进行的变化。传统观点认为语言创新形式的扩散通常是从上往下的，社会压力和羡慕心理使地位较低的说话人仿效地位较高的说话人；而地位高的说话人为了维护本集团的身份，则继续创新，甚至借用有权威的外国语。拉博夫认为，起变的集团未必都是精英阶层，大众未必都是追随高层。普通人的创新形式在当地人或同等人心目中也能显出威望，为众人所采纳。总之，不同的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语言的变异可能是由于标准体的权威价值与土话的同等价值之间的对立而导致的。
    4、语言变化的历时和共时轨迹
    ①瓦恩里希指出，语言的变化相继见于邻接的各年龄人身上，在两个可察阶段之间，可发现一个中介阶段，显示甲形式向乙形式演变的轨迹。语言特征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或从一个说话人转移到另一个说话人，是通过双方言者或者说是通过具备有序异质语言系统者来实现的。语言的变化发生在：说话者学到一种交替形式时；两种形式在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内并存接触时；一种形式被放弃时。这就是说，语言的历时变化可从共时变化上窥见。根据异体在同一时期的几代人、几个言语集团身上的分布状况，可以设想语言在相隔若干年间的变化历程。
    ②拉博夫的葡岛语分析。
    ③比克顿的蕴含阶梯（implicational hierarchy）模型。波浪说认为，语言变化是从个人逐渐向整个群体扩展的，一个创新形式或古老形式的传播也是从一个中心向毗邻地区扩展的。词汇扩散理论认为，历时音变可以逐渐扩散，而不是同时和在相同程度上影响所有有关词汇的。可以假设，变化是以渐增的方式从个别词项向整个词汇扩散的同时也在向整个群体扩散。这样，首先受到音变影响的那些词将是首先被其他人采用新读音的词。盖尔把奥镇人在社会网络中使用语言的状况排列成蕴含阶梯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任何相隔出现的语言类别都蕴含在某一种情景下所用的语言特征，以此可以测出同一说话人在其他情景下可能使用的语言以及其他说话人在同一情景下可能使用的语言特征。蕴含阶梯模型注重对每个说话人的言语特征加以分析比较，它充分表现出个人与特征之间的关系，同拉博夫以社会集团为单位分析其语言特征的模式相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现实情况，但是，对于说话人与语项量较大的数据，使用这一模型会遇到麻烦，必须把特殊情况排除在外，其结果只能反映最可能存在的变化趋势。
    霍伐斯：对澳大利亚悉尼市正在变化中的疑问句音调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他们使用计算机对各个人的语料进行重要成分分析，根据语言特征去区分说话人，进而确定说话人的社会特征。


]]>西风碧树2006-11-5 14:34:34<![CDATA[四、语言变异研究(一)]]>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99020
    一、伯恩斯坦的研究
    1、观点：讨论了劳工阶级青少年与中层阶级青少年的言语能力之间的差别，伯恩斯坦认为，一般来说，在中层阶级尽其附属阶层中生活的儿童会用复杂的和局限的两种语码，而劳工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在下层劳工阶级中生活的儿童则囿于局限语码。对两种语码的倾向性 可能完全是由社会关系的形式决定的。一个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怎样把自己和环境联系起来，可能主要取决于其家庭的言语模式及该模式所采用的语码。
    伯恩斯坦设想，语言可以分成结构（句法）和词汇两个层次，对每个层次，说话者可以作出一切可能的选择，言语则表明结构层次和词汇层次的哪些选择被采用了。在语言和言语之间，说话者所处的社会关系形式起着调节选择的作用。一个说话者在准备自己的讲话时，要经过言语计划步骤（verbal planning），由此生成言语体系或语言代码。计划步骤是受社会关系准则所控制的。劳工阶级家庭处于封闭性角色体系，重视既定的地位，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传递个人意图的自由受到限制。中层阶级家庭处于开放型角色体系，重视个性，允许说话者详细阐述个人的意图。两种不同的规范系统形成儿童对两种语码的倾向性。
    2、有限语码的特点是句子结构简单，词语范围狭小，表达的内容多半是具体的、叙述性的、描写性的，复杂语码的特点是句子结构冗长、措词严谨，适用于分析、归纳、推理。
    3、对伯恩斯坦观点的看法：美国一些学者在伯恩斯坦研究的影响下，用测验、面试等方法去搜集下层劳工子弟和贫民区黑人儿童的言语资料，求证出身贫贱的人缺乏语言能力，把教育危机归罪于孩子们天生智力差，其实“缺陷论”的始作俑者并非伯恩斯坦。他在评述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的阶级根源时，指出对这两种语码的倾向性并不是说话者天资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制约所决定的，而制约的方式则受阶级亚文化（subculture）的影响，有些用局限语码的孩子就是在入学以后，对正规教育所规定的语言学习任务不能适应，跟老师之间的交流发生了隔阂。批评的重点在于：①忽略了语境对运用语言的影响，指出他们搜集言语资料的方法对下层儿童不利。②忽略了语体之间的差异，伯恩斯坦等人把使用复杂句子的多少作为测量言语能力强弱的一项标准。就一种语言的不同语体来看，复杂句或简单句所载的信息量是相等的，并没有质的差别，人们掌握的语言存在多少和深浅的不同，这跟一个人的家庭环境、社会地位、文化修养、职业性质、生活经历、语言习惯等都有关联。言语差别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后天习得的，我们没有根据可以把语言差异与说话人的阶级出身或种族背景直接挂钩。
    二、拉博夫的变异研究模式
    1、拉博夫变异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变异（social variation）和语体变异（stylistic variation）两方面。社会变异指语言随使用者的社会属性而变，语体变异意指语言随语境而变。说话人使用某一种说法而不用另一些说法，这跟说话人的社会背景和说话时的语境有关。某个社会集团或阶层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某些语项时，呈现出相当整齐的模式，这种客观表现又同该集团或阶层对特定语项所持的主观评价密切相关。
    2、纽约市下东区各阶层语音分化情况：阶层越低，发非标准音的频率越大，阶层越高，发非标准音的频率越小；语体越随意，非标准音出现的频率越大，语体越正式，非标准音出现的频率越小。阶层的差别在于，下层和劳工阶层中，使用非标准变体的频率比下中阶层和上中阶层中使用非标准变体的频率要大得多，而且下层和劳工阶层的语体变异坡度比下中阶层和上中阶层的语体变异坡度要陡峭得多，在前两个阶层与后两个阶层之间存在显著分化（sharp stratification）。
    3、超越模式。在随便说话语体中，上中阶层使用较多的标准音，正式语体中，其他阶层使用标准音的频率较大，下中阶层的增长幅度尤其显著，等到最正式语体中，下中阶层发标准音的频率超过了上中阶层发标准音的频率，称为超越模式（crossover pattern）。
    语言不安全感（linguistic insecurity）。在这个标准体转换过程中，中上层社会里的年轻人对新的高雅形式最敏感，学得也最快，地位略低的下中阶层里的中年人往上爬的渴望最强烈，上升的可能性也最大，他们对自己不会发新的标准音有一种语言不安全感，使劲地要追赶时尚，纠正自己的粗俗发音，结果出现矫枉过正（hypercorrection）的现象。
    三、女性语体
    1、语体的性别差异。①用词上不同，如布龙菲尔德列举加利福利亚州北部雅那印第安人语言中“鹿”男子称bana，女子称ba。②音位方面，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研究》中指苏州方言au韵字，女子多用ä，男子则用a略偏后的音。③语法方面，哈斯发现，美路易斯安娜州的夸萨蒂语里女子和男子在陈述句和祈使句所用的动词词尾形态是不一样的（男子所用的形态多－s），印度库鲁科语里主语若是第一人称或复数，女子跟女子说话时，女子跟男子说话时与男子说话、男子跟男子（或女子）说话时，所用的动词形态都不同。④我国湖南江永县还有女子专用的文字“女书”。
    2、英语中的性别歧视。习惯上的职业名称多指男性，若指女性，往往加woman一词；一些含男性语素－man的名称也往往用来指女性；统称的he也可包括she，语法书规定统称的he也可代表女性，这是强加在人们头脑里的陋见，使用所谓统称的he会诱导听话人对其所指名词性别作出偏向男性的理解；另外，有些字面上相对应的一对词其含义往往褒男贬女；对妇女的言行也有不同于男子的社会标准。
    3、女性语体。女性说话所用的语体要比男性的语体委婉犹豫含混。女性语体的特征有：①更多地使用附加问句；②常用闪避词（hedge）如sort of、I guess等；③常用强化词（intensifier）如so、very、really、absolutely；④更多地使用礼貌用语；⑤颜色名称词汇比男性要多，如会用lavender（藕荷色）来形容男子所说的淡紫色（a light shade of purple）；⑥英语中表示“好极了”女性爱用charming、sweet、lovely、divine这类修饰词。
    女性语体的使用者不限女性，关键在于说话者是“无权”的人，因而他们的言语里也显得“无力”，因此称“无力语体”（powerless style）。考察语言中的性别差异不能脱离语境，在人际交往中，大至社会环境，小至场合情景，以及语言使用者的职业、文化程度、年龄性格、目的等等，都可能影响说话人的风格，不能简单地、笼统地把一些女性言语特征归结为性别差异。莱可夫提出的标准，参照的是西方中层阶级白人女性的言语表现，对于其他社会、其他种族、其他阶层的女性不一定适用，有的地方女性说话比男性直率、随便。霍姆斯强调，分析语体不能脱离上下文，同样的措词因声调不同，其功能也不同。
    4、研究性别与语言差异要注意：第一，男女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分歧。所谓语言中的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发音、用词、句型、声调、交谈方式等方面存在特殊的倾向；第二，两性之间除了受发音器官的限制而产生音色、音量等差别以外，其他方面的言语差异很可能是别的因素作用的结果，需要探究语言中性别差异的由来，才能对这种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5、差异的缘由。①从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来看，女性一直处于附属地位，弱者的心态表现在言语上自然是比较踌躇委婉。另一方面，社会对女性歧视使妇女无从发挥才能，仅需靠她们的仪表谈吐博得人们的灰心，这种处境使她们对言语这一标志的重要性更加敏感。调查中女性喜欢把自己的发音说得比实际情况要好，乐意向威望高的标准体靠拢，就是证明。②就众多的个别情况来看，男女的社会角色和活动天地对说话者的言语往往会起更大的牵制作用，妇女的职业使她们更加意识到使用礼貌语言、规范语言的必要性。


]]>西风碧树2006-11-5 14:31:44<![CDATA[三、语言的定量研究]]>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76551     一、课题选择
    1、从亲身感受中去考虑有哪些言语现象值得研究。拉博夫认为三种语言差异应加以区分：
    ①不带社会意义的差异，这类差异只起指示作用（indicator），不随语境而变；②具有社会意义的差异，如纽约市r音，不发卷舌音能体现说话人的社会身份。这类差异起到标记作用（marker），且随语境而变；③定型的差异，具有一成不变的评估标准（stereotype），如纽约Brooklyn区居民将thirty-third读成toity-toid被视为粗俗形式（stigmatized）。第二类是随着说话人的社会属性及说话时的语境而变化的，人们对其不同的变异形式持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因而可以从中发现某些普遍性的语言演变规律。
    ★拉博夫的方法。拉博夫运用定量分析法研究语言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方法有两大突破：
    ①在确定调查单位方面，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已有的普查基础上，采取随机抽样法，抽取调查单位，并用社会变量值作为划分调查对象层次的尺度；②在搜集言语资料方面，拉博夫设法诱导和分离出四种随情景而异的语体，并且用录音机记录素材。拉博夫方法的意义在于，能够对调查对象的社会特征作出周密的分析，掌握大量的言语资料和幅度较宽的语体，从而有条件对社会方言进行大规模的定量分析研究。但这种方法只是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结构和语言学关于语言结构的分析连接在一起，并未形成一套独立的方法体系。
    2、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养料寻求合适的课题。
    二、建立假设
    1、假设由两类变量构成：自变量（起影响因素的作用，用X表示）、因变量（被影响的因素，用Y表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确立取决于研究的目标。两种变量间有相关关系，如果X的增长或减少时，Y也相应增长或减少，这种关系叫正相关。反之，叫负相关。
    2、假设建立要注意：①力求具体可测；②对自变量应加以限定。
    三、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从研究对象的全及总体中根据随机原则抽取部分单位作为研究的样本（又叫抽样总体）。通过抽样体中的个案，并以此部分单位的指标去推断相关总体的指标数值。这种方法既能避免无法全面调查的困难，又能节省人力物力，达到认识总体的目的。
    1、简单随机抽样。又称纯随机抽样。首先个体编号，再任意抽取。抽出的单位组成的抽样总体即为样本。分重复抽样（将已抽的放回再参与选抽）和不重复抽样。随机抽样不等于随意调查对象。
    2、系统抽样。又称等距抽样。先根据抽取数确定抽样间距K，再决定起抽号X，接着依次抽取nK＋X得出抽样总体。
    3、分层抽样。又称类型抽样。将总体单位按属性分若干类，从各类中抽一定单位构成样本。层组内的单位保持同质，层组间保持异质。更为合理的是按比例分层抽样，即按层组或类型的总体单位数在全及总体单位数中所占比例大小分配样本数量。这种方法适合于在总体各单位标志值大小悬殊的情况下采用。
    4、整群抽样。将总体各单位划分成若干群，然后以群为单位从中随机抽取一些群，对中选群的所有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因此，整群抽样实质上是以群代替总体单位。优点是组织工作比较方便，但代表性较低。
    5、阶段抽样。分阶段进行抽样调查。
    四、非随机抽样
    1、偶遇抽样。调查人员在特定的场合下，以偶然遇到的研究对象为样本。
    2、雪球抽样。首先选择一批调查单位，再从第一批调查单位的关系网中抽取第二批调查单位，依次类推逐步扩大调查范围。
    3、判断抽样。先鉴定调查单位的代表性，再从有代表性的典型调查单位中抽出样本。
    五、搜集资料
    资料的三个方面：语言使用者的资料，使用语言的资料，有关语言态度的资料。
    四条途径：
    1、访谈法。由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进行面对面谈话，分个别交谈和集体交谈两种。访谈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诱导受访人说出所需的话语，提供有关语言变体的原始材料。技巧有：①念词表、句子或语段；②提问，可以直接也可间接；③测验，有重述测验（repetition test）或记忆测验。弊端在于受访人如果意识到调查人的目的会小心朗读和说话以致影响调查效果。拉博夫认为，访谈时的语境会引发四五种不同的语体：念词表体、念语段体、留意说话体、随便说话体，正规程度逐渐降低。
    集体交谈、自由交谈比正式访谈效果好，但耗时量大。
    2、观察法。通过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言语行为以获得资料的方法。有以下几类：
    ①隐蔽观察法；②快速隐匿观察法。观察者的矛盾（the observer’s paradox）指正式访谈中受访人因警觉到采访人的意图而调整自己的语体，说出的话语往往要比平常来得正规，即观察者搜集言语资料所采用的手段影响到搜集到的资料的质量，快速隐匿法可避免这一矛盾。③参与观察法。深入到被研究的人中去，与他们一起参与言语活动。
    3 、问卷法。以书面形式进行社会调查，适用于大规模的摸底调查。问题按回答方式分封闭式和开放式。编制封闭式问题的答案要注意选择可测标志，便于定量分析；开放式问题要注意提法的中立性，语言的运用不能脱离具体情景。问卷法得到的往往是填表人自以为是的言语状况，而非确确实实的言语表现。为弥补不足，可采用其他方法与问卷法结合，如录音（即隐蔽观察）等等。语言日记（language diary）是用以搜集有关语码转换和语码混杂（code-mixing）的资料，日记内容包括讲话的环境、角色情况、所用语言和必要说明等。
    4、实验法。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去干预、控制或模拟语言现象，以取得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用于测量人们对语言的态度和反应，是研究社会心理的重要途径。注意要点：
    ①控制自变量，排除他因干扰。主观反应测验（subjective reaction test）：被测人在不知道测验目的的情况下做的语言变体态度的实验。做法：将不同语言变体材料放给被测人听，请他们听完后在有关问卷上就说话人的特征作出评判，问及的特征应当是能体现社会上一般人的价值观念的。评判可采用语义鉴别法度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s），即把表示一种特征正反两面的一对形容词分别写在一个度量表两端，在两端间分出5或7个空格以代表特征的强弱程度，要求被测人在认为适合该说话人特征程度的空格上标记号，以此显示出使用特定语言变体的说话人在被测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对说话人的印象是从其所说的话语中产生的，因此这一评价实际上反映了被测人对特定语言变体所持的态度。
    主观反应测验法可搜集到有关语言态度的数据，但录音人的性别、音色本身特点可能影响被测人对其作出的反应，因此要排除非主要研究成分的干扰。配对变语法：兰伯特及助手在加拿双语的大蒙特利尔所做的实验。由擅长双语的说话人分别用两种语言读一篇材料，将录音放给学生听，分别进行主观反应测验法。在实验中除了语言是唯一的自变量外，其他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因素都被保持恒常。被测人之所以对同一人的两段双语材料作出不同的评价，完全是由两种语言引起的。问题是双语者的演技和材料与自然话语的不同会产生作用。
    ②进行事前测验和事后测验。指对被测人在接受实验之前和完成实验之后进行的测验，作用是通过对比事前测验和事后测验的结果，了解实验本身是否改变了研究对象的态度。
    ③设置控制组。控制组成员不参与实验，最后对两个组同时进行事后测验，对比测验结果，以此看实验本身对研究对象产生了什么影响。
    六、整理资料
    1、资料的数量化
    ①定类性。适用于度量层次分明的研究对象——社会变量或语言变量。两个相邻的变量值之间没有中间数值的叫离散型变量。②定序性。有些变量不是以有/无某种特征就能区分的，它的变异形式是连续不断的，相邻的两值之间可作无限的分割。这类变量叫连续型变量。对连续型变量的资料，须采用定序性方法，将邻近的变体归入一类，定序就转换成定类。
社会变量的划分。
    2、资料的统计。
]]>西风碧树2006-10-22 22:17:08<![CDATA[二、语言变体]]>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572589    一、语言变体
    赫德森将变体定义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项目”，意指是由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既可指称语言、方言或语体（style），也可指称单个的语音、语法或词汇项目。它们之间可以重叠，即一种语言变体内可以含有其它的变体。变体可能被误解为某种标准语言的变种，因此又采用语言代码（简称语码）来指变体。
    1、语言与方言
    定名为语言还是方言的关键是社会政治原因，语言具有独立地位，方言依附于语言，二者社会地位不同。二者的区别性特征：标准性、独立性、历史性、持久性。方言不具有标准性、独立性。
    2、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
    方言通常指地域方言，是语言在地域上的差异。地域方言一旦被附加上了价值标准，就可称社会方言。地域方言被染上社会色彩，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就是一种社会方言。如美国纽约、芝加哥等黑人说的南部方言成为了缺乏教养的社会标记。社会方言的形成和说话人的社会属性有关。
    3、标准变体和非标准变体
    都属于社会方言，是社会施加的区分。标准变体一般是以某种地域方言为基础，经过不断规范而形成的。它所立足的方言区通常是全社会最有影响的地区，又称上加变体(superposed variety)或超方言变体，因为它通常是由掌握政权的人来确立的，而且已经超越了地区限制成为全社会通用的交际手段。非标准变体的社会和社会功能要比前者低，但就某个地区或更小范围看，有时非标准变体威望更高，即标准变体有公开声望（overt prestige），非标准变体有潜在声望（covert prestige）。
    4、语体与语域
    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一个人说话时的情景，包括内容、对象、场合以及说话的目的和动机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语体的使用。语体差别主要表现在句子结构、用词和语音语调上。英语有礼仪语体（非常正式、语固定格式、多用于各种典礼，称为具有执行力的句子）、正式语体（书面体，书面讲稿，句子较长，文法规范）、商议语体（半正式语体）、随便语体（非正式场合，熟人之间，简略）、亲切语体（亲密人之间，高度简略，夹杂俚语）。
    语库（verbal repertoire）：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所掌握的语言变体总和，由甘伯兹提出，用以解释为什么说话人经常从若干变体中选择一种恰当的变体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
    语域：韩礼德认为语域是一种预测形式，语言的三种情境话语范围、话语方式、谈话人关系的变化都可以引起语域的变异。另一些语言学家用来指行业用语或某个社会集团惯用的语体。
    5、双言制
    是指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地同时使用两种功能被全社会所公认的语言变体，弗格森最早研究。其特征是：
    ①两种变体各有独立的结构和名称。有的是一种语言的两种结构各异的语言变体，如汉语的白话与文言文），有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②各有固定的用途。文言的、标准的用于政治性、文学性、学术性等场合。弗格森称高级变体，白话的。非标准变体用于非严肃性、非正式性场合，弗格森称低级变体。
    ③各自享有不同的声誉。H体受推崇，L体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其实得到不同待遇是权力分配不公的结果。
    二、言语共同体
    1、社会语言学家所考察的对象是使用着的语言（language in use）和语言的使用者（language user），而且关注的是反复发生的而不是偶然出现的言语模式；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人的言语行为。语言变体是分析语言现象所采用的基本单位，而对群体的语言使用者进行分析采用的基本单位就是言语共同体。
    2、对言语共同体的界定
    ①传统语言学家，为研究语言的谱系关系、寻求语言的同质性，将之界定为共同使用的某种语言。这个界定忽略了使用者的地域差别和社会背景，如美语和英语。
    ②甘伯兹：通过人们频繁交往而形成的，并且在运用语言方面自成体系，具备与其它类似共同体明显差别的标记，突出了地域集团间的分隔。不足在于没有把言语共同体成员的心理感受反映出来。
    ③拉博夫：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即对语言变体具有一致的态度或相同的评价标准。这样把语言运用的客观情况和主观评价都包括在内。如纽约市人认为r音卷舌有声望，而英国南部人则认为不卷舌才标准。
    总之，言语共同体是指在某种语言运用上特有的某些共同社会准则的人员的集合体，其大小要按研究的需要和抽象的程度来划分。一个人可同时属于若干个言语共同体。
    三、交际能力
    1、针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海姆斯创造这一术语。海姆斯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应称为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而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为交际能力。这一观念试图把语言结构、语言运用和社会生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交际能力是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获得的，交际能力的高低与个人的家庭环境、社会经历和实际需要密切相关。
    2、交际能力的表现
    ①能针对具体的情景使用恰当的语言变体。情景包括场合（setting）、话题（topic）、参与者（participant），如果能在恰当的场合谈论同他们的身份与角色关系相称的话题，叫协调的情景（congruent situation），否则就不协调情景（incongruent situation）。
     语言行为领域（domain），从无数协调的情景中抽象出的构想，如家庭、就业等等。领域可理解为惯例语境，它与特定的言语共同体的活动范围及按照社会文化准则运用语言的惯例是一致的，大领域可分成若干小领域。
    ②能运用语言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包括对某个特定社会所固有地位和角色体系的了解。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的一个角色，交谈时选用的语码如果与角色承担的权利义务相称，就是正常的（无标记）选择（unmarked choice），如相悖，则是异常（有标记）选择（marked choice）。异常选择意味着说话人出于某种动机想要调整和改变双方的角色关系，同一言语共同体的成员都懂得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的意义。
    ③懂得谈话的规则和策略。

]]>西风碧树2006-10-20 21: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