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4日，由《武汉晚报》发起组织的“50城市创意符号评选”，经过2个月的征集和筛选，榜单终于出炉。由武汉地方志董玉梅主编《百姓看武汉》系列丛书，荣登榜单。这份沉甸甸的榜单共由6个部分组成，其中包括创意园经济、创意闲经济、创意节经济、创意文化腔，创意空间给予和创意民间秀。《百姓看武汉》与中国光谷、武汉天地、武汉国际渡江节、木兰文化、武汉长江大桥同时入榜，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看点。

《百姓看武汉》之所以能够入选，是因为编者把目光描向了城市底层百姓的普通生活，把视野放到了草根与城市文化的角度，因而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好评。7月16日，《武汉晚报》出炉了“武汉50创意符号榜样”的专栏，逐一对入榜符号进行了介绍，其中对《百姓看武汉》的介绍为：“50 多位普通的武汉老百姓将自己对城市遗存的寻访和追忆写成了这60万字的书，图文并茂地反映了普通武汉市民在行走武汉、寻访武汉的过程中发现的某些历史碎片。时代在大踏步前进，几十年前的生活状态早已不复存在，民风习俗也有了很大的改观。而随着武汉城市建设的加快，华清街、瓜堤、汉阳南岸嘴等街巷都已消失，越来越多的东西转化成了历史遗存。所幸的是，每一条老街在拆迁之前，每一座老宅倒下之前，甚至每一个街区改造之前，民间总会有这样一群人的身影活跃其中，他们为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和鲜活的记录。”

      创意符号分为六大类，我的《百姓看武汉》在第六大类【创意民间秀】中，这类只有两种入选，我排第二。不过，我也非常满意了。意外的惊喜总是让人特别容易满足。 仅仅只是〈百姓回忆〉〈百姓发现〉两本书，就让我的系列和黄鹤楼、中国光谷、武汉天地、国际渡江节、端午文化节、食博会，赛马节、知音文化、武汉江滩等等并列起来了，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请大家看看，第50个创意符号，然后再去买本我的《百姓看武汉》吧！

    武汉50个城市创意符号出炉

    (50个符号相关解读报道详见《武汉晚报》7月16日41—48版)

    【创意“园”经济】

    1.中国光谷   2.NVD红光高清光产品技术基地

    3.光谷创意产业基地    4.洪山创意大道

    5.中部设计之都    6.武汉大学珞珈创意产业园

    7.“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8.外滩里艺术设计中心

    【创意“闲”经济】

    9.武汉天地    10.户部巷汉味风情街

    11.花园道生活艺术区    12.昙华林艺术村

    13.吉庆街民俗饮食文化一条街    14.新民众乐园

    15.武汉探路者青年旅舍    16.“三厅”会员俱乐部

    【创意“节”经济】

    17.东湖端午文化节  18.武汉国际旅游节  19.武汉国际渡江节   

    20.武汉食博会    21.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   

    22.武汉国际赛马节  23.武博会  24.光博会  25.光谷动漫节

    【创意文化腔】

    26.首义文化区    27.知音文化    28.木兰文化

    29.中国文谷    30.《闯堂兔》等“武汉造”原创漫画

    31.《南下南下》  32.《五角星》  33.《大画历史名人荆楚篇》

    34.《武汉·印象》美术作品展  35.《生活秀》  36.《江城夏日》

    【创意空间绘】

    37.武汉火车站    38.武汉江滩    39.东湖楚城

    40.武汉长江大桥    41.黄鹤楼    42.琴台大剧院

    43.湖北省博物馆   44.江汉路步行街   45.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

    46.武汉体育中心    47.江汉关大楼   48.民生银行大厦

    【创意民间秀】

    49.桃成蹊城市旅行团    50.《百姓看武汉》

《百姓看武汉》简介：

   本书是武汉市第一部以百姓的眼光寻访、观察、发现武汉历史、保存普通百姓生活史的作品。有8 个分卷，已经出版有《百姓回忆》《百姓发现》和《百姓收藏》3卷。百姓摄影正在编纂过程中。该部书中的作者，都是普通的热爱武汉的市民群众。

《百姓回忆》的作者，几乎全部是中年以上的人群。他们根据个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用“回忆录”的形式，抒写过去岁月中的一段沧桑往事。这当中不乏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的记录，但其视野却是通过百姓生活的角度来展现的。因此，徐明庭先生说，这套书中收录的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但都是植根民间，源于生活，并且通过精心锤炼而成的佳构，可以说一部众手成书的“武汉野史”。

  《百姓发现》的作者们大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穿行于街巷与山水之间，寻访历史遗迹，通过散落在旮旯的历史遗存，寻绎武汉城市根脉，发现武汉历史的基因，再现武汉的文化元素，展示出武汉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百姓发现》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发现，像“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照片辩伪，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疑，并用确凿的证据否定了该照片中的主人翁是张之洞的说法，而且论证那人其实是当年汉阳铁厂的卢森堡工程师吕贝尔，让误传止于智者。

   《百姓发现》还展示了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碑刻，比如象武昌衡善堂内的碑刻，华清街的街碑等，都是研究武汉地方史可以借鉴的重要史料。作者们的发现还不止于此，长堤街的同德善堂、道教福寿观；蠡园旧貌的寻找与核实；汉阳七里庙的寻访；杨泗矶护坡之谜；瓜堤上的数栋见证历史的老宅；伏虎山上的国民党将军张森墓，朱绶光墓；螃蟹岬上的道教遗存；清代光绪年间的祢衡墓诗碑；东湖老牌坊的历史寻访以及武汉沦陷时外国洋人保护中国难民的历史挖掘；通过寻访青山古镇，发现抗战时期的空中英雄陈怀民烈士遗体曾经存放地在洞庭古庙中等等，都是非常难得的记录武汉历史与文化的遗存。

  《百姓发现》中的这些题目，都是对武汉地方历史的补充，都填补了武汉地方历史的空白。这些寻访中的精华部分，甚至可以在史学界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百姓收藏》也是通过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收藏品，或者说是生活用品，纪念性物品，来反射逝去的生活时光，找寻历史的线索，打开一些不太为人所知、或者已经忘却的历史大门。《百姓摄影》已经基本结束编辑工作。正在排版过程中。

经过一年多的坎坎坷坷，百姓系列第三部《百姓收藏》终于付梓出版了。今天，捧着新书，把我为该书写的后记重读一遍，套用一句老旧得庸俗的话：真是心潮起伏，万语千言想告诉所有人。于是，把电脑打开，调出《后记》，发到博客上来。这是一件我为之付出劳动与心血的成果，也是几十位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愿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与读者的喜爱！

后记

《百姓收藏》出版了。虽然是一部字数达到37万字的作品，却让我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话不知如何说起。

时下，收藏热正把江城的一些收藏市场蒸得云遮雾罩，让一些手中有些闲钱，又想附庸风雅的人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当我起了编辑《百姓收藏》一书的念头时，我多次在周末的清晨到香港路文物市场、徐东收藏品市场，在人声鼎沸、琳琅满目的收藏摊位上，看那些收藏品，曾经几度眼花，几度掏腰包购买了诸如帽筒、笔筒类的仿品。

看的次数多了，逐渐有了一些想法，百姓的收藏，是不能与专业收藏者相比的，亦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一样。关键是这个藏品一定要有话说。当我看见王炎生先生收藏的文革期间的《革命师生乘车证》，心中突然跳了一下。文革史，曾经是社科界不可触及的敏感领域。在文革之后编辑的很多史书和志书中,文革史都是一带而过的,虽然由于网络的盛行,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涉及文革的文章,但在国内真正印成纸品的还为数不多。这几年，呼吁收集文革资料的声音日渐增多，这一张乘车证，不正是文革时期红卫兵大串连最好的历史见证吗？就这一张乘车证，就让红卫兵串连的故事鲜活起来了。不久，我在清理婆婆遗物时，发现了婆婆的普仁护校的校徽。普仁护校，与协和医院和普爱医院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枚校徽不也在讲述武汉医学的一段历史吗？

如何编辑这本书，一下便清晰起来。所谓百姓收藏，无非有二点：第一，藏品应该是收藏者自己经历的，既记录着自己的一段历史、也记录社会的一段历史。第二，藏品是自己上辈人传下来的。既能记录上辈人的一段历史，也能记录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的历史。那些生活中曾经的、普通的藏品，拿到如今的收藏品市场上，可能不被人重视，有些甚至会被人不屑一顾，但是，如果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所记录的社会现象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故事都充分的展现出来，就不同一般了。

在组稿初期，汪丛勇先生找到我的办公室，带来了他的收藏文章。这就是全书第一篇涉及到吴佩孚长江舰队的文章，他的收藏品极具史料价值，他的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空间，不仅为武汉地方史，也为中国军事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汪先生的文章，让我觉得《百姓收藏》也应该拓展自己的藏品空间。这些爱好收藏的普通市民凭自己的眼力，收藏到了珍贵的藏品，依据藏品研究出了学术界可能都无法研究的课题，或者弥补了历史的空缺，他们值得我们钦佩。这样的藏品，不仅应该收入，还应该给予重视。确实如此，在以后的组稿过程中，《第六战区受降纪实》、《刘凯南自存稿札》、《正源学校的作业本和纪念册》以及《<长江日报>读报手册》等文章都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都可以供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做参考。

关于汪先生的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我不得不说。汪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吴佩孚的卫队营。卫队营中有3个连，其中有一个残疾连。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汪先生的笔误，因此，打电话向汪先生核实。但汪先生很肯定地告诉我，吴佩孚的卫队中确实有个残疾连。一个统辖一方、威风八面的大将军，其卫队中却有一个残疾连，这很让人不可思议。

于是，我请汪先生一定要把相关的资料拍成照片传给我。我知道，这样的照片必须要放在书籍中。如果没有照片，别说喜欢历史的非专业爱好者，就是专业的军事或者历史的研究者，也很难相信这个史实。我作为书籍主编的，也不可能向每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解释。

照片很快传过来了。果然是一份残疾连的薪饷名单。名单上，表明这个残疾连共有人员162人，其中包括连长、排长、正目、副目，士兵和伙夫。其中士兵有128人。

这份名单，让我想起了在撰写《汉口租界志》时得知的一份资料。吴佩孚曾经在汉口华界区修建了一个公馆。公馆修建之时，恰逢租界扩界，吴公馆的范围也被扩进了租界。结果公馆修建完成后，吴佩孚看都没看一眼，当然，也没踏进过这个公馆。当时，我曾想，这就是一种民族的气节，是一个职业军人、负有保家卫国的职业军人应该有的气节。

而现在，这份名单，再一次让吴佩孚的形象变得让人不能相认。对战斗中负伤的残疾士兵，并没有给几个小钱就遣返回家，而是继续把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组织起来归并到自己的卫队系列中。这可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能做到的。也许有人会说，吴佩孚此举是虚伪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为他卖命。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才会这样做呢？这个由162人组成的残疾连，在其他军人的心目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份量呢？而且，吴佩孚的这两种行为，其中包含的民族的意义、人性的关怀，绝不是用几个脸谱化的评价就可以界定的。

在组稿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田联申先生写的《印有烟票已发的结婚证》这篇文章。说起这篇文章，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是在《百姓收藏》组稿会上，听到田先生谈到自己的结婚证的，当时，田先生说自己的结婚证上印有“烟票已发”四字，说起自己想通过结婚证来反映物质匮乏时期的一段历史。当时我还与作者们开玩笑，说田先生把自己的结婚证都贡献出来了，《百姓收藏》这本书一定好看。但组稿已经快结束了，田先生的文章还没来。我便与田先生联系。联系后才知道，田先生的妻子不久前去世了。田先生不想写那篇文章了。我得知了实情，经过仔细考虑，然后给田先生写了一封信：

田老师：您好

  真是没想到，您家中出现了变故。请田老师节哀！

  想了好久，我觉得您还是应该把结婚证的文章写出来，夫人故去了，你写出文章就是对夫人的怀念。来年可以带本书到夫人的坟前告诉夫人。在文中也可以把夫人去世的实情写出来。这是我的建议，你觉得如何？

 没过几天，田先生的文章来了。读后，我的眼睛有些湿润。然后田先生把此文发到了汉网人文武汉。令人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被香港《大公报》湖北频道转载了。这真是很意外的收获。由此也可以说明这篇文章记录的历史与故事的价值。

这本书籍的最后一篇文章《闲话收藏》，让我感慨颇深。谈这篇文章，不仅仅因为文笔，更重要的是意韵。说是闲话，其实是闲话不闲。文章告诉了我们很多收藏之外的东西。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感悟，都是作者自己在长期从事收藏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属于作者思想中的精华。

比如，我用在封底上的这段文字：“收藏不仅是一种爱好，同时也是一种气质，一种修养和一种文化的陶冶”就是作者文章中的。这段文字，我用在了封底上，用在了题头上，目的都是为了说明收藏不仅仅只是收藏。从收藏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更多的内容。

曾经有人建议我拿掉这篇文章。原因是，这篇文章和整本书的风格不谐调。内容比较散，读下去比较困难。我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原因就在于，不管是百姓的普通收藏，还是专业收藏者的精品收藏，收藏之外的修养都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亦如作者文字中的很多内容，看似与收藏无关，其实都是从另一个角度谈修养，谈做事，谈做人。

这篇文章有很多内容让我产生共鸣。有时一两句话，可以让我回味很长时间。比如，“爱收藏的人，多是喜欢怀旧的。”这句话也让我与很多朋友相联系起来。其实，在《百姓》这个系列的作者中，有几个不怀旧呢？怀旧是一种心绪，是一种情结。正是因为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在怀旧，我们这套系列从书才不断地有新的内容出现。因此，收藏是一个极大的概念，摆放在古玩市场上的收藏品只是收藏的一个方面。而从历史资料中钩沉，在历史街区中寻访，则是收藏的另一个方面。有些收藏者搞清楚了一份收藏品的年代、作者、价值及其他想得到的信息，自然是欣喜万分的；但一个历史文化爱好者，搞清楚一块碑的来历，搞清楚一个老屋的故事，甚至搞清楚一本线装书的印刷年代和写作人等信息，当然也是欣喜万分的。收藏的内容不同，但收藏的本质没有区别，都是在研究，在考证，在纪录。谁能说一个价值连成的收藏品，就一定比一个普通的生活收藏品，记录的内容多很多呢？

   又比如：“牵挂不等于爱，它比爱要宽泛的多。”《百姓》系列丛书中的作者，都是热爱武汉历史与文化的朋友们，他们哪一个不牵挂着被很多人不屑一顾的历史遗迹呢？他们的足迹又有几次不是踏在这些历史文化的遗存上面呢？作者说，我是中国人，湖北人，我爱我的国家，也如爱我的故乡。我想跟着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湖北人，我们爱我的国家，也深爱我们的故乡。正是因为深爱着故乡，我们才会一刻不停地寻找，才会一刻不停的记录，也才会写出与历史过程极其吻合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属于生养我们的故乡，这当然就是湖北，就是武汉了。

还是用作者的一段话点出百姓收藏的意义吧：“所以，凡珍藏之物终将不被你藏，是为必然。或者说，你所以收藏一件真正让你心动的宝贝，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它终究不被你独自拥有而流传于世。”

我们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书中也收录了一些类似的，与我的想法很吻合的文章，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看似平常，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和收藏者本人的生活经历。这些文章文风朴实、亲切，可以把很多同龄人带回到曾经生活的时代。比如：《下放五七干校的老照片》、《新工人录取通知单》、《两张还物单》等等。这些藏品，与其说是藏品，不如说是百姓生活的日常记录。藏品成为见证，把作者亲历的那段历史，表现的淋漓尽致。写到这里时，我不得不说一句，在组稿的过程中，我极想有一篇以1977至1979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为题材的收藏文章，因为这三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可是等到征稿结束，也没有入愿。

这些文章中，有些还有些许的遗憾。比如，《黑纸白字道“玄无”》这篇文章中的收藏品，如果不仅仅只有“玄无”，而是整个“玄无宫”就完美了。《邹协和银镯子》这篇文章，通过一只百余年的银镯子，讲述了民国著名的金号“邹协和”的发展史。可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也同时得知邹协和金号这栋优秀的历史建筑，为了让位于地铁的建设，即将拆除。这篇文章似乎是为邹协和作最后的造像，这不能不让人唏嘘。

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武汉的城市建设规划如果能更多地考虑与历史街区共存，武汉绵延3500年的历史，武汉近代城市建设的辉煌历史，都将会有更多的亮点来衬托，当我们说起武汉是可与大上海媲美的大武汉时，我们的底气就会足很多。

除了文章有些让人遗憾之外，还有一些稿件因为篇幅的原因没有入选。请作者给予谅解。

这本书的版式是武汉市委印刷厂的小朱设计的。他先后两次听从了我对版式设计的意见，把我对版式的设想、建议贯彻到了版式设计中。尤其在第二次修改时，他带着电脑来到我的办公室，牺牲了中午的休息时间。在此，我想说：谢谢了！

                                           董玉梅  2009年9月21日于惠济路

    李渔的生活艺术表现在很多方面。可我最青睐的还是饮食类，在这部书中属于饮馔部。

     李渔谈及饮食中的面食，如是说：南人饭米，北人饭面。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习惯吃面食。可是，专门吃一种对身体的营养及养身都有限制。因为据《本草纲目》言：米能养脾，麦能补心。因此，要想养脾胃，要想补心气，就得两样都吃。一日三餐，两餐米饭，一餐面食，最好。

    面食，对北方人的主食。南方人如何吃面食，却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渔认为，南方人吃面，通常都是注意面汤，即把油、盐、酱、醋都放在面汤中，这样做的结果是汤有味而面无味。南方人如此吃面，实在是不懂面食的美味，真正会吃面的人岂能只重面汤而轻面食本身呢？李渔的这个意见已经提了几百年了，可南方人至今仍然如此吃面。

    李渔生活在江苏如皋，如皋是文化味很浓的小城。在李渔之后的晚明清初，冒公子和董小宛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李渔在这个小城里，几乎每天都要吃一餐面食。他吃的面，须要把“调和之物，尽归于面”，使“面具五味而汤独清”。李渔吃的面有两种，一为五善面，二为八珍面。“五善膳己，八珍待客 ”，这五善面自己吃，八珍面用来招待客人。何谓五善？很简单，无外乎日常用五味佐料；八珍则不然，首先需要鸡、鱼、虾三物，这三物须晒至极干，再与鲜笋、香蕈、芝麻、花椒四物一道，研成细末，合于面中。然后又与笋、蕈、虾共煮之鲜汤汁一起和入面中。李渔对八珍面要求极高，对八珍原料之认定有点苛刻，“鸡鱼之肉，务取极精，稍带肥腻者弗用”。

    读罢此文，似品出其八珍之美味。想着如今的所谓食文化，为了勾人眼球，不惜增加各种添加剂，且把各种食物不断地精细再精细，其结果是表面看色香味俱全，而细查则害人不浅。

     与今人相比，古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与追求则更接近自然与完美！在饮馔部的开头，李渔就言：“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此言何意呢？大意为，制作精细的肉不如一般制作的肉，肉又不如蔬菜，原因就是蔬菜更接受自然。穿草衣吃蔬菜，是上古时代的生活习俗，人如果能疏离肉食，仅以素食蔬菜为主，便觉生活之甜美，那就犹如生活在伏羲、三皇的时代，享受着唐尧虞舜时代的美好生活，这与崇尚古玩有着相似的情趣啊！

     我虽然不是生活在可以用时间、用精力、用情致去享受生活乐趣的古代，但我可以效法李渔吃面，用明代古法做一次面食，权当给日常生活添点油加点醋。于是，系上围裙下厨房，如是三番，擀出一块五善面饼，依李渔之说，切成细细地面条，煮好送给先生吃。先生其言其行，表明功夫欠佳，五善不善。切第二块五善面饼时，女儿要求食宽面，允之，效果大大出乎意料。套用一句广告语：味道好极了。

    信心大增。这几日，没事琢磨，已试三番，终于可以做出色香味俱美的五善面。

    效法李渔做面，实为一种乐趣！且较之李渔所言，我稍有改动：先将炒熟之芝麻一勺放入搅拌机打成粉末，与盐、酱、醋、味精、胡椒同放入小碗中，打进一蛋清，调匀之后和入面中。面揉好后，醒面半小时，然后擀成面饼，切成宽面待用。

     之后，将泡发的香菇切成丝，木耳撕成片，放入除掉油腻的清鸡汤中煮十分钟，待香菇的香味全部溢入汤中时，下入面条、青菜，即将出锅时打入蛋花，撒下枸杞即成。

     自学习李渔做面，每次做面，女儿都乐在其中，跑前跑后，问长问短。下厨由负担、由任务而成为乐趣，每次看先生、女儿津津有味的食之，觉得这五善面便成了日常生活的调味品。

    请看我做出来的成品五善面，味儿一定溢满你的口眼了吧！    

擀成面饼 

切成面条

中火煮面

五善面

这碗面被我女儿吃的一根不剩。倒进北方人喝粥的大碗中，满满一大碗啊！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六天.进入敏思的家,今天,感觉家中有点变化,寻思良久,才发现红点成了黑点,黑点上标明是开国元帅了.

      敏思真不错,哎……。在国庆这个长假里送给我了敏思的最高头衔。

      哈哈，不知怎么混的，这么轻易就成了开国元帅了哈!

      真不简单.自己庆祝一下吧! 打开红酒,自酌一杯,慢慢品尝.让温厚的感觉从嗓子逐渐到心怀。

     谢谢敏思的国庆大礼。——“我是元帅了.” 

■情系家园留存“里份”真档案

■踏破铁鞋拍出“里份”不了情

■功德无量填补“里份”空白史

      记者管菁  实习生杜婷

他们背着摄影包，穿梭于江城各个角落；不计较稿酬，不在乎得失，只为释放那浓得化不开的情结

    ……

      民居，蕴涵着一座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市个性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武汉也有自己独特的居民建筑——里份。然而，随着旧城改造，这些里份正在一点点地从城市的版图上消失。

    眼下，在江城老城区的某些角落里，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背着摄影包，不计报酬、不怕劳苦，在隐于闹市的大大小小的武汉里份中穿行游走，用镜头记录下它们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只为给这座城市留下一份珍贵档案和永久记忆。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将结集为《百姓摄影 里份》，于今年出版，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专家董玉梅担任主编。

    她称，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每一个阶段的建筑，都是那个阶段历史状态的真实反映，武汉的老里份是武汉城市建筑艺术高度发展的见证，里面蕴涵着浓浓的汉味亲情、名人历史，为正在消失的老里份拍照，无疑是留下了其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城市记忆，其价值不言而喻。

    武汉市近代最早的里份，起源于汉口开埠后的19世纪末，至1949年全市共建有里份208个，房屋达3294栋，其建筑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据武汉图书馆的老馆员徐明庭先生介绍，里份在武汉三镇都有，由于汉口在近代发展最为迅速，里份的分布以汉口最为集中，建筑成就、价值也最高，主要分布在汉口的江岸区、江汉区。武昌区沿江地段也比较密集。

    汉口的里份大体可以分为几种：一部分为市民自发建设的，这种里份规划较差，房子狭小，多用木结构，生活设施不完善，但也最具市民味，如原汉正街的满春里；一部分为一些富商合力出资建设，有点早期房地产开发的意味。这些里份规划较好，建筑多为二层小楼，外观整齐，里份内的通道宽敞，生活设施齐备，如车站路友益街附近的平安里、新成里，里份内房屋为单元联排式，中间是堂屋，侧面是正房，后面有楼梯及厨房，有的还有后院；五口通商后，汉口成了洋人租界所在地，得现代西方文明风气之先，又形成了一些洋派的里份，如一元路上的坤厚里，由红、黑两色砖建成的两层小楼，楼层很高，有典型的欧式风格。

    武汉里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里份内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室内多铺设木板，楼梯也多是木质的，巷子多是石板铺成。里份中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因为里面的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等多为公用，而居民十分密集，这就产生了里份里的规则：互帮互助成为习惯，邻里关系融洽和睦，自然遵守某些不成文的生活资源分配规范。里份可以说是武汉早期的居民社区。据徐明庭老人回忆，过去的里份里有专人负责治安、防火防盗等事物，类似于现在的物业管理，而且工作非常负责。

    时至今日，由于建成年代久远，里份的居住条件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今人的要求，人口密度过大，水、电设施落后，还有不少里份建筑已成为危房。随着武汉市旧城改造大力度地推进，那些老武汉人耳熟能详的里份，如常青里、如寿里等，已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据有关部门统计，1949年武汉有里份208条，1996年只有140条，1998年110条。武汉里份正在逐年缩减。实际上，有关部门早已确定了里份的文化价值，1993年，大陆坊、同兴里、江汉村就被武汉市政府定为二级保护建筑项目。

    引来“里份”发烧友

    2009年至今年3月，长期研究武汉的地方历史文化的董玉梅老师，在编纂完《百姓摄影 老建筑》，着手编纂《百姓摄影 里份》这本书，她以实名在汉网上发帖，征集相关线索。发帖不久，她不断收到热心的老里份拍摄者发来的照片，至今已有800余张照片。

    翻看这些照片，老里份建筑的严谨、住户的优雅、生活的宁静都被一一呈现，它们共同述说着老武汉的市井风情。

    在武汉出生、现就读于新疆大学的研究生郭思瑜，其镜头下的泰安里的山花雕刻精美，高雅而不失富贵气派；从事水环境研究的汪沁拍摄的同兴里，里份宽阔走道上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成排的建筑，构成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而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自由摄影师陈思，从高楼俯拍老里份的许多照片，则让错落有致的这些老建筑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美感……

    这些照片，让董玉梅备感意外，又分外惊喜。因为，由于战乱等原因，目前武汉有关老里份的档案资料极难寻觅，这些来自民间摄影者走街串巷，探访的这些鲜活资料，比专业学者书本上来得更真实可贵，对于武汉地方史料是一种重要的补充。

    ■情系家园

    留存“里份”真档案

    在和这些“里份”发烧友的不断接触中，董玉梅渐渐走近、了解了这个群体。在她的记录本上，有30多位里份拍摄者的名字，他们中有工人、记者、设计师、学生、退休老者……

    武汉纺织机械公司退休干部、62岁的王炎生老人，自幼生活在汉口的老里份——兰陵路兰陵村。2005年，有感于部分武汉老房子越来越少，喜爱摄影的他购买了一部数码相机，走街串巷为老里份留影，至今已积累了数千张老里份的照片，其中东三里、丽华里和辅义里等老里份，如今都已不复存在。

    42岁的吴平涛是某电力公司职员，在武汉土生土长的他，一直留恋老里份邻里之间的那份深情厚意。自2004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用影像记录了江城的十多个老里份，积累了数百张照片。吴平涛说，留下这些照片，是为了给孩子留下历史，让高楼大厦中长大的他们知道以前的武汉是啥样貌，而老武汉的里份生活又是如何宁静。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自由摄影师陈思，同样对武汉里份情有独钟。他购买了昂贵的专业摄影器材，2006年至今，他先后拍摄了7万余张高质量的武汉里份照片，不仅拍出了老里份的整体，还拍出它的细部，如门楼、楼梯、扶手、雕花，颇具文献价值。

    陈思说，他不是武汉人，但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后，他对这座城市有了难以割舍的牵挂与情意，在他看来，清末至上世纪30年代修建的武汉老里份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是城市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值得永久珍藏。

    ■踏破铁鞋

    拍出“里份”不了情

    不计较稿酬，不在乎付出；留心观察和记录，像“特工”一样搜集有关“里份”的线索与情报，一旦有所发现就不惜一切代价去探求、拍摄，这正是武汉里份摄影者的“工作”状态。

    热爱收藏的王炎生则很会利用旧书旧报刊找线索——有一次他从朋友处借到一本1938年版《新华日报》合订本，上面登有“战时书报供应所旧址——汉口铭新街福新里8号”，依据这排字，王炎生在铭新街找到目前仅有12个门牌号码的不起眼里份——福新里。吴平涛则多借助于网络，一看到有网友爆料有里份要拆，就会立即提前赶到当地，抢先拍下图片。

    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寻找到最多老里份线索的，无疑是陈思。陈思说，据解放初期的统计，武汉原有里份208条，但究竟有多少里份“在世”，具体地址在哪，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查阅。好在30年军旅生活助他训练有素，他运用层层过滤法进行筛选，先查邮政编码簿，从武汉大街小巷筛出400多个里份“可疑地”，然后通过街道办事处打听、查阅GOOGLE航拍图等方法进一步搜索，逐步找到93个现存的武汉老里份。

    尽管寻找的过程充满艰辛与不易，但拍摄时留下的那些感动与美丽的瞬间，让他们备感欣慰——在里份中拍照，遇到的多是当地居民的热情好客，而非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反复盘问或横加阻拦。比如首善里11号是保存完好的一座西式建筑，户主退休老干部韦培成敞开门允许他们拍了3个多小时；而咸安坊15号的范良勇，不仅笑迎他们进门拍摄，还热情地请他们留下一起吃饭聊天。

    ■功德无量

    填补“里份”空白史

    谈起这些来自民间的拍摄者，董玉梅感叹他们对保留城市文化档案可谓是“功德无量”，他们发掘了许多正史没有的珍贵史料。她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几位拍摄者无意间拍到了福忠里对面一座老宅墙上的几个文字，经电脑处理清晰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墙上的文字原来是“汉口棉花出口同业工会”。

    董玉梅得知这一消息后，和他们一起实地走访、查阅相关资料，终于发现——原来福忠里、月德里等老里份，都与抗战前的纱厂所在地有关，再往下探询，最终确认里份所在的铭新街，在上世纪30年代前曾是汉口棉花交易一条街，当时极为繁华，而这鲜活的资料无疑填补了武汉地方历史的空白。

    她说，目前关于老里份的具体数据无从考证，另外一些小里份，比如公安路附近已被拆毁的小里份，尚无照片可寻，她期待有更多民间拍摄者参与到这份“伟大的事业”中来。

 每本书都要有后记，但《百姓摄影·老建筑》这本书的后记，酝酿了很长时间，我仍然不知从何处下笔。准确的说，是想不清楚究竟写到哪个层面上合适。因为这本书收集的老建筑大多都已经从武汉的地面上消失了。而我认为这些老建筑是不应该从我们的城市中抹去的。因为抹去了老建筑，也抹去了老建筑所承载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还有一代又一代人积淀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我最痴迷的。我对逝去的老建筑有着别样的偏爱，这个偏爱与当今城市建设的大潮流相背离。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个提法很流行，尤其是我们听着音乐，欣赏西方建筑的时候，总能听到解说员如是说。但我觉得，建筑在更大的层面上应该是凝固的历史。很早的时候，我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的有关里份的文章中就把这种想法明确的提了出来。建筑为什么是凝固的历史，就是因为建筑凝固了前人的气息，留下了前人的记忆。我们只有身处这样的建筑中，才能与前人进行精神层面上的对话，才能从建筑的每一个角落里了解城市的历史，如果城市没有老建筑，没有老街道这类城市的印记，失去的将不仅是品味，还有市民对城市的热爱，城市的过去也会一片苍白。没有历史记忆的城市，缺少的元素是无法弥补的。

2010年5月，我去上海参观世博会，虽然进的馆不多，但却发现我参观的所有的馆，所有的国家，都竭尽全力展示自己国家的历史和风情。这当然是可以看成广告宣传的，但我却从这些历史风情的跳跃转换中，读到了另一种撞击心灵的元素，这就是斑驳沧桑的如油画般的、如童话般的古镇老街。很明显，这种饱含历史信息与人文气息的古镇老街，在这些国家里都被视为国家的财富、成为民族历史的展示。他们把这些内容制作成为超大的屏幕，不间断地向中国人，不，应该向世界各国的人们展示着。

看的出来，比我们发达、比我们富裕的国家的人民，宁静而自足地生活在祖先创造的物质环境中，久远而人性十足的古街老巷、古镇老屋中，如陈年老酒散发着历史的浓烈的酒香，却又因现代人的欢声笑语，而从某一个墙角，某一块石板，甚至某一盏古老的灯具折射出了新时代的光泽。历史与现实在生活中交融，人们在古老的土壤上，不断地栽种着记忆之花。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在这种地域环境的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受着文化的熏陶，不经意间记住了自己家族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他们延续着自己的记忆，也延续着不可断裂的血脉之河。他们享有着精神上的财富，并同时也享有着与精神财富同等的物质财富，好生让人羡慕。他们不可能失忆！

于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在世博会的场馆里，常常像蹦极般的弹跳出来。30年前的汉正街，30年前的交通路、江汉路、六渡桥、铜人像、民生路、武汉展览馆、体育馆、体育场等等，街巷、广场、大型建筑，如电影特技般地头脑里叠加，那才是大汉口的原有的风貌，汉正街、交通路、江汉路，都是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片区，都是可以吸引无数游人而为大武汉赚得盆满钵满的黄金之地。

我想通过后记告诉我的读者们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努力通过照片这种方式保留下城市过去的历史影像呢？其实就是一条，保留已然逝去的城市的历史记忆，保留城市曾经有过的韵致和风采，留给后人一部可回忆、可品味、可探讨、可反思的真实记录。

曾经有一句极其鼓动人心的话语：在某个地方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今想来，本来已经极美的地方，想要超越，其实很难。尤其是近代的汉口，无论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还是建筑质量，都是近百年来无法企及的。那曾经是一个精致的时代，一个追求完美的时代，一个要与洋人比肩较量的时代。那个时代就是出精品的时代。

也许有人会说，那个时代是一个羞辱的时代。五国租界里的建筑，也是殖民的，屈辱的见证。对此，我想说，真正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不会被这种表象所迷惑，不会被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口号所左右。要知道，这些精美建筑的施工者，并非从外国输入。当时的营造厂就是今天的建筑公司，当时的营造厂的工人都是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那个时代对待建筑的认识，毫无疑问就是百年大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大批那个时代的建筑，虽然已有百年左右，但只要它们还站立在城市之中，就依然可圈可点。如果把后人强加给它们的附属物拆除，还原他们的本色，他们就依然美伦美奂。

2010年7月24日《武汉新闻》报道的璇宫饭店4楼的房屋倒塌事件，其实并非原璇宫饭店，这栋建筑是原海陆饭店。倒塌的也并非海陆饭店的原建筑，而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楼顶建立起来的附属建筑，或者说是违章建筑。可是报道上却用了这样的标题“武汉璇宫饭店顶层垮塌砸坏楼下4辆车”。看了这样的报道，我觉得现在的记者们确实应该加强职业道德，并应该回到课堂去补补新闻报道真实性和科学性的课程。

若论建筑，我们很应该为那个出精品的时代骄傲，我们应该为百年前后武汉的城市建设者的质量意识和设计者的精益求精而骄傲。正是他们携手并肩，才有了堪与租界相媲美的一栋栋精美的、中西合璧的洋楼。

另一个建设高潮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友好时期，那个时期的建设者，抱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忱，大量进行义务劳动，那一批以中苏友好宫、武汉剧院、新华路体育场为代表的苏式建筑，造就了一大批新的标志性的建筑，也在汉口城市的边缘地带开辟了一个繁华的新区。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不是虚言。建筑非常明确的反映着城市发展的轨迹。在1980年以前，我们的城市始终是有序的一片一片的扩大着。以汉口为例，首先是长堤街、汉正街， 然后是租界区，而后是模范区，然后在京汉铁路线沿线扩展，1949年以后，又有了苏式建筑区，真正在老城区内挥笔画出最新图画的时代，还是在1990年之后的20年间。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旧城改造的加速，老城区在迅速消失。城市的历史元素大量湮没。这种湮没的速度之快，让呐喊者的声音都被机械化的轰鸣所覆盖。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抢救、去挖掘、去记录，更不用奢谈保护了。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社会的现实对文化的理解越来越不如人意。城市建筑的一体化、雷同化、一元化，与文化的内涵渐行渐远。殊不知，文化的多元是历史形成的现实，如果我们硬要把文化一体化，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文化。

正是这个原因，我决定编辑《百姓摄影》这本书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老建筑、老里份。但什么样的老建筑应该是我们收录的范围呢？如果论建筑的精美与厚重，江汉关、汇丰银行、台湾银行、盐业银行等等建筑，无疑应该是排列在最前面的，但是，这些建筑已经被太多的书籍收录了。如果我们继续做，只能是重复劳动。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没有引起世人太多注意便烟消云散的建筑。

经过仔细梳理，我觉得有三类建筑应该收进书中来。第一种建筑，便是已经拆除的老建筑。拆除的老建筑中，有很多的历史价值与建筑价值并不亚于一些优秀建筑，它们的消失实在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大损失；第二种建筑，虽然还存在于城市中，但保存状态不佳。这中间有一部分甚至是文物保护单位，如巴公房子、日本士官生宿舍等精美的老建筑，它们的现状不容乐观。第三种，就是已经被改造，与原貌相距甚远的建筑。这当中，也有一小部分老建筑，因为其地域环境的限制，公众的视野无法企及。也有一部分是已经保护下来的建筑，由于摄影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我们也从审美的角度收录了这些作品，比如大智门火车站、杨森公馆等。

内封

组稿的过程，也是一个被感动的过程。这本书中的很多照片，都来之不易。比如，武汉著名的摄影家童汉芳先生，应我的要求，去现场拍摄湖北模范监狱时，差点出现生命危险。当我读到童先生写的纪实文章时，出了一身冷汗。又比如，江岸车辆厂的转车楼这张照片，也来之不易。京汉铁路线上的这个转车楼很大，在平面上无法拍摄完整的转车楼。转车楼旁边有栋4层楼的楼房，楼外有个铁梯通向楼顶。铁梯的下部已经腐朽了。为拍摄转车楼的全景，吴平涛先生一把抓住了这个铁梯，向上爬去。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为吴先生捏着一把汗。当吴先生从楼顶下来后，只说了一句话：“为了这个难得的工业遗产，爬再高也值。”这个京汉铁路线上独有的风景线，已经不存在了，这张照片也成了独一无二的绝版。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感慨不已。

又比如，晚清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刘园，曾经是汉口的风景名胜之地。这片风景之地，今天已经没有丝毫遗迹可寻，本书仅仅只收录了李浒先生拍摄的两张照片。李浒进入位于循礼门处的刘家花园旧址时，被所在单位蛮横的驱赶，那两张弥足珍贵的绝版照片，就是在这种推搡和驱赶的情况下拍摄的。李浒的摄影水平很高，他把照片交给我时，抱歉地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不理想，因为当时的条件无法拍出理想的照片。我想，即使只有这两张照片，也应该感谢李浒先生，为武汉的历史留下了一个足印。还有更多的正处在拆除中的老房子的照片，都是在拆迁方的驱赶下拍摄下来的。

还有很多照片，都是拍摄者不断观察天气，选择合适的天气前往拍摄的。比如陈思先生拍摄的岱家山蓬字守望台和普爱医院的两张照片，都是在大雨之前赶赴现场。这两张照片，给人的震憾和感叹，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而且，无论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陈思先生，他都能迅速地把我需要的照片传到我的邮箱中来。

黎德利、宗晓斌、王炎生、韩如晖、郭思瑜、程明晖等摄影者，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照片。甚至把自己拍摄的相关照片全部给了我。就是为了让我能够进行更好的挑选。正是因为有了上述一大批热爱的朋友们的鼎力支持，我才得以把这些客观、真实地反映武汉历史状况和建筑状况的照片收集并整理出来，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保存武汉历史状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都是武汉文史研究和历史研究者应该感谢的人群，也是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最应该敬佩和学习的人。

84岁高龄的倪凌云老先生，得知我在编辑与老建筑相关的照片时，非常兴奋，两次来到我的单位，告诉我在几年前拍摄的一批老建筑的照片出处。可惜的是，虽然经过我的多次努力，这批照片也没见踪影。在遗憾之余，我也借后记一角向倪老先生道歉：您嘱咐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请您老谅解。

这本书虽然命名为《百姓摄影》，但其中的文字内容占了相当重要的份量。单独收录照片，编辑的难度会小很多。但是，正如我在后记开头所言，每一栋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都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所以，为每一栋老建筑配上文字解读，就成为很重要的任务。为此，我约请了徐志刚、王钢、周启志、彭翔华、艾杰、王晓何、李森林、康幼芝、何枚等一大批作者和一批摄影者，挖掘照片中具体而生动的人文信息，撰写成文字稿，从而让人文信息在这里储存起来。宋代史学家郑樵说的一段话，便成为我编辑《百姓摄影》的一个准则：“图与书必须兼而有之，相辅相成，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观其人不闻其语，因缺一不可。”确实如此，对这本摄影集而言，增加文字内容本身就是强化照片的记忆功能，文字是对照片的补充、诠释和延伸。

当然，要想把建筑的历史弄清楚，并非易事。曾几何时，我们的档案资料大量缺失，查证老建筑的难度便成几何机率的增加。有时为了查证一个老建筑，撰稿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几度感叹：编书难，查证更难。比如，为了查清北京路口一栋被拆除的老建筑，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当我弄清这栋建筑曾经属于圣教公会时，我又开始查阅圣教公会的资料。不曾想，翻阅了一批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都一无所获。又几次拜访黄石路荣光堂，也与基督教协会的人员多次联系，却始终没有弄清圣教公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组织。历史，即使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显得迷雾重重。

又比如，宗晓斌先生拍摄了宝丰路一个老房子的照片。为了查证这个老房子的来历，也是先从书本寻找，再寻访相关人员。当我几经周折，找到王育东老先生时，迷团才最终解开。 是王老先生让我了解了许多天主教在武汉的历史，如果不是王老先生，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晓宝丰路的那栋先被烧后被毁的老建筑，就是天主教圣母院的教学楼，也是武汉唯一的仿法国宫殿式的建筑。这栋建筑曾经是那么漂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两个尖项成为人们寻找宝丰路的路标。

虽然辛苦，但到了这一步，以摄影这种方式切入，通过编辑摄影作品去寻找历史、发现历史的任务，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完成的了。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些老建筑的风采，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又配上了一些老照片，以便让读者进行新旧的对比。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书稿虽然已经成形，但留下遗憾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一些非常优秀的、具有时代感的老建筑，比如，武汉饭店、中山公园的门楼等，因为没有稿源而未能入选。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万松园路口的那栋绿顶飞檐琉璃瓦的老建筑，也因没有稿源未能入选。这栋老建筑的拆除，应该看作武汉城市建设的一件大事。这大概就是武汉拆除优秀老建筑的开始。因此，我们只能从老照片中去领略它们的风采了。

还有另一个不是遗憾的遗憾，这本书是百姓的摄影作品，故而部分摄影作品水平不高，角度也不完美。但这些作品依然在告诉我们，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拍摄，人们都可以品读这些建筑中美的元素，都可以从中找到大汉口的过去，也可以认定这就是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想，那些曾经在这些老房子中生活过的人们，当他们看到这本书时，能通过照片，回忆自己的过去，通过照片，去告诉其他人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本书也就有了它的另一种存在的价值。

后记写到这里，已经不像后记了。曾经有人对我说，你的后记写的太长了，内容太多了。是啊，因为要说的事情太多，要记录的内容太多，要感谢的作者太多，我提起笔来就无法约束自己。还是强迫自己，结束了吧！

董玉梅  2010年9月24于惠济路

这是我主编的《百姓》系列的第四种类型，说是百姓摄影，其实是以摄影的方式来保住武汉市一些被拆除的优秀老建筑的影像。全书分为上下册，上册有8大类型，收集了铁路、工业、商业、金融、教育文化、卫生、宗教和军事方面的老建筑的影像，涉及的老建筑有71栋。下册收集了娱乐场所、住宅、其他三大类的内容，但住宅又分为公馆、故居、公寓、民居，其他类又包括了一些无法分类的老建筑，包括了残墙、古井、界碑的内容。有47个老建筑的影像，有41块界碑。内容相当丰富多彩。

编辑这两本书，是我编辑书稿以来最辛苦，心情最沉重的一次。虽然名为摄影，但我基本上为每一栋老建筑都配了文字。为了搞清楚一些老建筑的历史源流，查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好在书稿终于付梓并摆在了桌面上。

这次会议，准备的时间很短，请来了武汉市顶尖级的历史学大家冯天瑜、严昌洪、皮明庥，中国著名的摄影大师黄克勤，也请了一批对武汉历史文化非常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徐明庭、程涛平、张笃勤、肖志华、陈芳国，同时，也向汉网所有作者发了网络邀请，出向人文热心网友发出网络邀请。因此，会议气氛相当热烈。

会议的议程其实很少，首先是我向各位来宾汇报了百姓系列成书的经过，然后便请专家学者发言，令我没想到的是，当部分专家学者发了言后，举行了向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省、市图书馆赠书的仪式，之后，由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舒炼作总结，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当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之后，仍然有很多的作者和来宾举手要求发言，并把会议的气氛推向了一个高潮，会议因而推迟了半个小时才结束。

这次会议，让我对编纂《百姓》系列更加充满信心。

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从右至左依次为张笃勤、肖志华、徐明庭、冯天瑜、皮明庥、程涛平

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也是本书的序作者之一

黄克勤，武汉摄影家协会主席，也是本书的序作者

皮明庥，武汉著名历史学家，原武汉社科院院长。

徐明庭，武汉民俗学家，武汉文史馆馆员。

陈芳国，武汉党史专家，武汉党史办副主任。

作者们在会场上交流。

武汉著名摄影师胡伟鸣在摄影

我在汇报成书经过

我在会后为读者签名

    在武汉图书馆举行的《百姓看武汉丛书·百姓摄影》首发式上，很高兴得到此书。书封是网友里由设计的，装祯得十分精美。特别是腰封上醒目地印有“每一栋建筑承载的信息，都是一段精彩的历史”的字样。而我最大的收获是，书扉页上签满名字。

      第一位在扉页上签名的是本书的主编董玉梅老师，这位汉网人文武汉版的版主、武汉市方志研究专家，《百姓摄影》是她负责主编《百姓看武汉》丛书的第四部。她为编写《百姓看武汉》丛书呕心沥血。从《汉网·人文武汉》版找到一大批网友，为这部丛书提供大量的稿件，使得这部丛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装祯越来越精美，越来越受广大读者的青睐。董玉梅老师也自然成为这群网友的头目、版主。

     扉页上除有为《百姓摄影》作序的武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黄克勤、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严昌洪的签名外，还有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天瑜、武汉城市史研究专家皮明庥、武汉文史专家徐明庭、原《武汉文史资料》主编肖志华、历史学博士程涛平等专家、学者。大家对《百姓摄影》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群来自民间的普通百姓，用手中并不高档的相机记录城市影像，用平实简练的话语讲述过去的故事。这些透过镜头反映心灵震荡的作品，力透纸背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百姓对武汉这片沃土的深情眷恋。

     更值得称道的是书扉页上普通作者的签名。网友一人行用他的相机拍遍武汉的老房子。你打开《汉网·人文武汉》版，可以看到置顶帖中有《武汉老房子》，现已达195页。195页，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每页10个帖子，195页则为1950个帖子。而在这1950个帖子中，大部分都是他所拍摄的武汉三镇老房子，其中许多老房子已荡然无迹。可以说，在这两江交汇之处的每条街、每个里弄，都有一人行的足迹。老版主甄荣通过东湖卫生疗养院的老房子，为寻找武汉的辛德勒鲍洋人费尽周折，终于联系上鲍洋人的儿子艾伦·罗伯·波音屯。《人民日报》就此曾大篇幅登载，海外多家报纸刊登，使一段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保护难民的历史重见天日。深度潜水员李遵厚老师是通过远在海外的女儿与人文版结下缘份的。他所介绍的依龟山而建的社稷坛，使在龟山脚下长大的我深感愧疚。以实名上网的李森林，其工作职业与人文历史不搭界，但他却十分热衷于研究新洲人文历史。新洲准确的说应称“旧州”为什么这样说呢？“新洲在历史上被称为‘邾’。战国末期，楚宣王灭邾，其地并入楚，名邾城。秦置邾邑，汉设邾县，几经易名、隋开皇初，定名为黄州，于此首建黄冈县，至唐中和末一直为州、县治地，历经304年。公元885年，州、县治东移，乃为黄冈县之西半部，称黄冈西乡。因黄州易址，隶黄州（府）近千年。就因此，造成现行黄冈与新洲的很多纷争。”新洲还是一个出湖北省长和将军之地。萧耀南、夏寿康、朱怀冰、朱鼎卿、万耀煌都曾任过湖北省省长（或省主席）。李森林对保护、开发徐源泉公馆、问津书院等古迹、老建筑情有独钟。75岁的作者雷宜勤在签名时，兴奋地翻开书页中关于四野印刷厂里的红楼给我看，这就是他所提供的。既是作者又是徐明庭工作室成员、首发式工作人员的网友hying，给我在武汉图书馆查找资料提供了不少支持和方便，在扉页上当然少不了他的签名。

     扉页上签名的还有，大家十分遵重的网友、谱牒专家村学究，武汉社科院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网友江南三月，市志办主任、诗人气质的舒炼，人文版版主士心，老同事、老朋友老调重弹，摄影家兼网友的童汉芳、里由、豆米、D哥等，用身体挡住推土机的护湖卫士，网管兵哥哥，《百姓摄影》最年轻的作者、武汉大学在校生、网友明诚弘毅，敬业的摄影师陈思……

    《百姓摄影》扉页上的这些签名，绝大多数人是通过《汉网·人文武汉》结识的。他们在无形中将影响我的后半生，为武汉的人文历史寻觅、探索、钻研、写作，活出滋味、活出幸福。

     详情请看：http://bbs.cnhan.com/thread-16450982-15-1.html

     武汉究竟是否文化土俗？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从2008年百姓系列出版《百姓发现》到现在的《百姓摄影》，给人感觉除了书籍组稿、版式、装帧等愈发完善精美，读者从这2010年的收官之作中应该嗅到对武汉文化土俗的反驳，如果这种反驳不是编者和作者的有意而为，那就是汉派文化本色的破茧效应。

    《百姓摄影》（上）（下）集收录约170处武汉城区现存地面建筑或遗迹，其中，与西方及外来文化有关的记录占了绝大多数，这里，既有与文化传播有直接和最近联系的宗教、学校、医疗机构，也有殖民时期在武汉的外国商业、金融娱乐业等，即使是由众多华商开办的工商业机构、会馆，建在华界的住宅、公馆等，也莫不留有西风东渐的影子。《百姓摄影》准确详实的文字记录则不由人不产生遐想，这些曾经的西风东渐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武汉人和他们的文化理念？

     1998年，武汉外滩环境整治改造时，我得知现为武汉长江航道局办公楼的那栋红色洋房，是19世纪初原江汉关英国官员及雇员公寓，为比利时人于19世纪初设计。当时，航道局工作人员告诉我，就在1998年，他们收到一封由比利时设计方寄来的信函，详细告知这栋楼当年的设计原案，其中，特别告知了这栋楼的设计使用年限到1998年为止。

     也是1998年，江汉路环境改造时，当时的一位市主要领导人在一次工程工作会上特别提到：“我们现在改造江汉路，把这一带的地下排水管道打开一看，7/80年过去了，别人的地下管道还是那么好，竟然没有腐烂。而且，排水专家告诉我们，汉口租界的地下排水网络设计非常合理，到现在，一遇大雨，我们城区到处积水，但惟独老租界不堵，我们搞城市建设改造，就是要向人家学习。”

     十多年过去，这两件事一直深刻印在我的脑海，我常想，在我这一凡人与一重要的公众人物之间，还有多少武汉人受过类似外来文化或者做法、理念的影响？这些影响将怎样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中流露？这些影响将会形成何种武汉本土文化的积淀？

     方方说：武汉人的宽阔与武汉大江大湖的自然环境有关，是武汉的大江大湖注入了武汉人一种宽阔，这是很有道理的一种说法。但是，如果我们审视外来文化在近百年中对武汉人产生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除了宽阔，在武汉人的文化积淀中，还有着多少盖过所谓土俗文化的，由外来文化催生的果实呢？别的和远的不说，就拿这个坛子里说事：没有执着，认真，类似《百姓摄影》这样的出版物就不会在武汉破土而出，发现者在作者一人行、甄嵘、刘俊、刘桥顺、童汉芳等人身上，在编者董玉梅女士身上可以发现如此特质，这种特质源头是否受影响于德国人对待目标的态度？读者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观察，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谨以此读后感感谢各位作者，感谢尊敬的董玉梅老师，感谢对风雨飘摇的武汉老城的记录！

     详情请看：http://bbs.cnhan.com/thread-16451346-1-1.html

     清末，蓝天蔚在东北第二混成协任协统时，驻防奉天郊外。一日，协中一名中士进城采购货物，遇日本警察无理干涉，双方遂发生口角，由口角而至肢体冲突，结果这名中士以一人打伤日本警察十余人，并安全回到部队。

      日本驻奉天领事找到蓝天尉进行交涉，要蓝天蔚惩办这名中士。蓝天蔚得知详情后，如是回答日本领事：“此种士兵间的小冲突，谈不到交涉。否则，就约定地点，我们来干一下子亦可。” 

      日本领事看到蓝天蔚的态度如此强硬，只能无可奈何。蓝天蔚不但不处理这名士兵，反而立即将这名士兵提升为司务长。全军士气为之一振，对蓝天蔚愈加敬仰。  

　   无独有偶，张作霖是东北王，脾气大魄力也大。

      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有个新民府，有日本人在那开有妓院，院内是日本娼妓。张作霖的兵曾经去玩，结果和日本兵打架，张作霖的兵被日本人打死了两个。张作霖火了，自己的兵被日本人打死了，这不行，得叫日本人偿命，要日本人把凶手交出来……。但交涉办完了，结果是死一个兵赔偿五百两银子。一个士兵死了，日本只赔偿五百两银子，却不偿命……。张作霖不服，一定要偿命。……两三天后，张作霖派出一群士兵，再到新民府，把日本兵打死了三个。张作霖是这样想的：打死他三个人，没关系！一个人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了。他对日本人说：”你打死我两个，我打死你三个，给你一千五百两。”　　

      大帅悍气，于斯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