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作为一个留学归国的科研人员，回国后屡屡得到组织上的青睐和“贵人”相助。据说，周济在美留学时，出任“纽约布法罗地区中国留学生会负责人”。在这个位置上，他接触到了一些“不简单的人”。周济后来曾说，他受益于这个职位。这就很让大家好奇，这些不简单的“贵人”，是如何让周济“受益”的？

     不论怎么说，从1984年起，周济历任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校长，省科技厅厅长，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部长，其升职速度，堪比直升机。尤其是从武汉市市长任上直升教育部部长，简直是匪夷所思。而且，他在武汉市市长任上，只干了118天。中央组织部是凭什么样的标准，将一个在副省级岗位上任职不到四个月的人升任中国最为重要的国务院部委一把手的？

      在历任的教育部长（以前叫教委主任）中，周济应该是口碑最差的一个。在其任职期间，全国人民对教育的意见最为集中；两会期间的代表投票，周济的赞成票经常是最低的。但这完全没有影响到周济连任一次教育部长。而且，周济还将继续升官。

      去年周济在教育部长任上被免，转赴中国工程院任党组书记。很多善良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以为周济被免，是组织上认为其工作不称职，因而免去其职务。却不知道我党管干部，是走一步，想三步，周济同志的干部之路，仍将继续高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周济去工程院，明显就是要接任徐匡迪的院长职务，因为徐匡迪年龄已经到期。真可谓，组织上“撅撅屁股”，深明“党管干部”奥秘的明眼人就知道组织上准备拉什么屎。

      在周济老师毫无疑问地“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我怀疑可能还是“高票”）以后，大家必须明白，周济老师的干部之路还没有走完。需要告诉大家，按组织上的惯例，中国工程院院长将自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样；中国科学院院长则自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因此，按照我党的“党管干部”惯例，周济老师将会又一次“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

     因此，以为周济老师将为人们对教育事业的不满埋单的普通群众将又一次失望了。周济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组织上的青睐，尽管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民意基础”。我们将不得不在播放国家大事的电视屏幕上更多地看到周济老师不那么顺眼的形象，他将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以更高的频率端坐在主席台的前两排，挑战对教育事业满腹怨气的全国人民的神经。

     岁月流转，今天的大学和社会，对于大学生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本科毕业已经快20年的人来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而今天的大学生则是受到了很多委屈的。学费、学分、工作，都压在整个家庭上，更压在学生稚嫩的肩膀和心灵上。从天之骄子到为求职而挣扎的一代，充分而沉重地体现了中国社会深刻剧变。而数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学生，则很不公平地要承受这剧变带来的沉重和痛苦。除了大学扩招、社会需要相对饱和等耳熟能详的原因之外，他们还将承受中国社会日益官僚化、利益集团化的深刻后果，不仅学校中自由的气氛挥发殆尽，日益趋向于呆板、机械的官僚式管理，就是社会的流动，也日益停滞，好的岗位和工作，都已经被上层阶层占据，来自中下层社会的平民学子，日益感到没有向上发展的希望。中国社会这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新一代大学生更是痛入骨髓。

      （博文未完，待续）。

      2009到2010年的大旱，对于云南人简直是匪夷所思。也许云南的人们偶尔会遭遇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之类的自然灾害，但大面积的、旷日持久的旱灾，却是人们所没有想到和经历过的。干裂的红土地，干渴的嘴唇，给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以刻骨铭心的记忆。哦，彩云之南，还远不是远离尘世苦难的人间乐土。

      深得造物主青睐的红土高原，从西北到东南，有达6000多米的高差，从南到北，有热带、亚热带、温带、高寒山地的植物分布。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早已为国内外熟知，理论上说，这是我国唯一一个不会饿死人的省份。再加上水资源大省的头衔，更是让百年不遇的旱灾成为特大新闻。在这样的天灾面前，云南人也不得不蹙眉沉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从这个角度上说，旱灾应该是件好事。上天的赏赐固然丰厚，人们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也同样重要。或许，当滇池水重新变清，阳宗海的砷污染不再出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水电站不再一级接一级，我们才会真正走进天人和谐的境界？

      云南又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对外门户。早在20多年前，瑞丽、畹町成为国家级口岸，云南的对外贸易跃跃欲试时，整个云南以国家西南地区对外开放门户的姿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发展势头非常良好。但20年过去，云南的对外开放似乎并没有大的起色，反而是邻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凭借着与东盟关系的全方位深入，发展日新月异。这一方面的原因，是云南的思想不够解放，工业基础薄弱；另外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云南可谓命途多舛：首先是毗邻金三角，大量的毒品都要从云南过境，导致云南全省毒品、艾滋病蔓延；二是与之相邻的几个国家国内外形势一日不如一日，严重的影响了云南的对外开放进程。最大的接壤国家缅甸，国内斗争年年加剧，从数年前的政治内乱到最近对几个特别行政区的军事行动，最近的一次是对果敢地区的武装打击，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云南；在不远的将来，缅甸政府必将对克钦邦、佤邦进行类似的行动，云南面临的边境形势更加微妙。又如泰国，近十年来其国内形势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云南的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酝酿的很多项目一拖再拖，如泛亚铁路、经缅甸入境的输油管道项目等，时至今日仍没有实现，这对于云南的发展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大理（此处专指大理市，下同）是全国首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可是多少城市梦寐以求的莫大荣誉。全国600多座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现在已经数量众多，但能入围全国首批二十四座名城的，非有超群的历史文化底蕴不可。大理的历史文化底蕴可谓深厚，其历史远较另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省会城市昆明来说要悠久得多。说起大理是“文献名邦”，整个云南省大概没有人反对。

      但这样的一座城市，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却屡屡爆出令人不堪、不齿的阴暗面。数年前强填洱海公园情人湖修建豪华别墅，已经让人义愤填膺；今天《中国青年报》又报道为修建公路而拆毁龙首关古城墙，更让人有暴殄天物之感。苍山洱海之间，现在已经满是别墅区、高尔夫球场，各种仿古建筑星罗棋布，而真正的历史古迹却门庭冷落鞍马稀，甚至被野蛮夷平，为新的开发项目让路。数年前下关茶马古道古商铺、客栈等建筑群被拆，现在早已盖成气派的商厦大楼。感通寺一带，早已是别墅成群了。而真正代表大理的历史文化遗迹，却淹没在经济开发的大潮中，或是无人问津，饱尝人间冷暖。大唐天宝战士冢，一个有着极重历史感的重点文化，蛰居在下关市区两三百平米的狭小空地中，四周全被楼房包围，每一个来到这里凭吊的人，都会有啼笑皆非之感。太和城遗址和南诏德化碑，可以说是大理最为重要的国家级文化，长期以来破败而荒凉，若不经专人指引，一个外地人要想来追寻历史的足迹，其难度将超出想象。好不容易找到这一国家首批重点文物，却发现遗址内杳无人迹，杂草丛生，门口的守门人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村民或是打工者，在门卫室里百无聊赖地做着饭，或是打着麻将，对他们所看守的这个国家级历史瑰宝一问三不知。呜呼，去南诏德化碑业已多次，每次都是让人无比伤怀。

      一座有着深厚博大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却不幸有着一群不合格的继承者。或者准确的说，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官员。这些官员，对于经济开发，他们是有干劲和“文化”的。对于真正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他们觉得无味、无趣、无聊，提不起劲。只有那些能刺激起GDP的伪文化，才能使他们像服用了伟哥似的兴奋起来。他们固然强装无知，而且能做到无畏，因为我们的官僚行政体制，虽然在拍板的时候号称集体决策，实际上是一言堂和一支笔，但在负责任的时候则毫无疑问都是绝对的集体负责，甚至不负责，个人一点关系没有；何况我任职一届、最多两届，就拍拍屁股走人异地升官去了，在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文献名邦”的大理，在这样的折腾之下，恐怕是越来越名不副实了。其实这何尝是大理，其他的历史文化名城，哪一个没有遭遇到这样的灭顶之灾？

      情人湖被填平，这是四五年来每一个有良知的大理人都会心疼和气愤的事件。上访、信访的已经不少，几乎伴随着这个工程的始终。但该项目的开发商似乎非常神秘，有着不为人知的强大背景；而大理州、市两级政府，硬是死扛到现在，数年的时间里强装不知道，也真够他们难为。要不是中央媒体出动，照样一副天高皇帝远，“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态度，完全可以继续扛下去。

      现在一些媒体把重点集中在政府、开发商对公共景观的掠夺上，我认为是打偏了方向。不论是公共资源和个人私产，只要没有经过集体或个人的同意，那就都是非法的。我的一个意见是，这么一个明显有悖于国家相关规定，而且已经被建设部勒令进行整改的项目，竟然还能毫无顾忌地不断推进，把国家部委的相关规定当做耳旁风，把群众的反映更当做蚊子放屁，开发商的胆子从何而来，地方政府的胆子从何而来？

      一个解释：或许这个开放商确实有着极其强大的背景，要不是强大的官商勾结的背景，要不就是黑社会的背景。

      因此，这一事件的解决，不在于对程序违规的道歉，不在于对这个项目的罚款；而在于揭开这个神秘公司的背景，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来头。如果是官商勾结，那要看揪出什么官。州级的官估计罩不住数年的纷纷扰扰，也许是省级，大理前几年出去到省上高就的官也有不少；甚至有可能是中央级，大理民间多有传说，一些中央大官的秘书等都在大理有项目。如果是黑社会，问题比较好办，正碰上中央严打；如果是大官，事情就很难说。但不管好办不好办，这个事情的解决，不能罚点款就轻轻了事。

     《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是立了功的。希望继续追击，深挖事件主谋和负主要责任者。当然，也不能太苛求大理本地的媒体，在中国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事实上不能对从属于当地党委政府的媒体作更高的要求，毕竟大家都活在人家屋檐下，要养老婆孩子，否则都不用跨省，直接给你点小鞋穿你就受不了。还是中央媒体好啊。最后，以毛泽东《七律》诗后四句寄语《中青报》等中央媒体：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就如气象专家解释的那样，很可能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今天的气象学家，似乎不怎么干预报的事，而更热衷于解释。好像气象学也像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变成了一门解释的学问。不管怎么说，我在去年的年底，没有看到气象学家没有对西南的大旱进行过什么预报之类的说法，而且他们所谓的判断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2010年1月，他们说这个大旱是五十年一遇。2月份，还是没下雨，他们说大旱六十年一遇。到了三月，依旧无雨，于是最新的说法就改成了“一百年一遇”。如果四月份还是没有雨，解释的口径是否将会改成“一百五十年一遇”呢？只能在无语中拭目以待。

     按照思维模式，既是天灾，必然也有人祸。虽然这次的旱灾确实十分惨烈，但西南各地的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事实。电视上屡屡看到西南各地群众临时到山上找水，在陡峭的悬崖上开凿引水渠，真是触目惊心。不久即有报道说，西南各地的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吃改革开放前水利建设的老本。这我就纳闷了，那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到哪儿去了？

    记得去年的3月16日，我写了一篇《唱赞歌的时候要敬畏历史》，是针对水利部号称“改革开放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金额是改革开放前的16倍”的无知无畏态度的批评。建国初期的人们，靠一点微薄的工分，以巨大的牺牲，建设了规模空前的水利设施。这些水利设施，如很多地方的水库等，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只是年代久远，早已不堪重负。此外，很多地方在改革开放以后，“让农民自己折腾”，原来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得以运行的水利设施，陆续被废弃。今日回乡，只见满地都是农民在自己田里打的小水井，原来的大型水利工程早已成了断壁颓垣、破铜烂铁。一到大旱年景，这些小水井个个见底，再想起到两公里外的云南第二大淡水湖中抽水，却发现水道、抽水站早已破败不堪，无法使用。不由得要质问水利部，那“十六倍的投入金额”到哪里去了？还有脸说“1980年至2007年完成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达8545亿元，是改革开放前28年的16倍，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获得迅猛发展”吗？

     再由此想到，邓小平先生“让农民自己折腾”，各干各的，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是解放了生产力的。但实践也证明，由于农民的小农属性，其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是有局限的。改革开放的时间业已证明，凡是农村发展比较快、农民生活比较好的地方，都是集体经济、集体组织、集体工业有较大发展的地方，而农民个体生产、分散经营的地方，农民上斗不过天，下斗不过市场和奸商，中间斗不过政府和贪官，只能是食物链的最低者。从农村破败的大型水利设施、遍地的自用水井，以及在大旱面前的无奈和困苦，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发挥集体的优势，才能自救。

      最后，要向远在家乡的父老乡亲表示慰问。作为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人，我知道水意味着什么。儿时给田里浇水的日日夜夜如在眼前，这是我对少年时期唯一痛苦的记忆。要是没有这种痛苦，我的少年时代将是无比快乐而逍遥的。

      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委员和代表，自然不同凡响，其委员和代表资格的获得，不是随随便便的。政协委员一般是上级委派，人大代表虽然有个选举程序，但选举过程中往往有着不同形式的“酝酿”过程，于是选出来的代表自然不能说是严格的“民意代表”。我常想，会场上十分抢眼的少数民族代表，是否真能代表自己的民族参政议政、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呢？多少年了，政协、人大的提案、议案被媒体报道了很多，房子、民生等等的讨论和口水，几乎已经要让人爆炸。而连着两年在民族问题出大事的今天，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听到少数民族委员、代表就民族工作提出什么看法。或者是出于保密，相关的讨论不能公开；抑或是觉得中国的民族工作还是一片大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这可就和学术界的判断有天壤之别。早在几年前，相关研究机构早已警告中国民族问题将会进入矛盾多发期。

       来自我家乡、本民族的一位女人大代表，能力很强，提的议案也很多，但主要涉及医疗改革问题，前年还曾经被两会特邀在记者会上答记者问。如果我是记者，当看见她身上艳丽的民族服饰，在一帮西装革履的嘉宾中如此醒目，我一定会问她民族方面的问题。既然你是代表本民族来的，那就不能只讨论医疗改革，还得为民族的发展尽一份力。

      嗟夫！在这样的代表、委员产生机制下，真正能出现“民意代表”的几率是太低了，至少比较敏感的民族等领域是如此。团结的大会，同时又是美丽的大会，展示的大会，是一场视觉的盛宴。灿烂多姿的民族服装，向全世界宣告，某某少数民族也来参加大会了，也来行使国家权力和参政议政了。不过，作为一个民族出身的人，我早就知道，那么绚丽华美的民族服饰，就是为了来北京开会而特制的。这身衣服，作为一个民族的符号和标记，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将会立刻妥善地收入衣柜，单等来年三月在人民大会堂专用。在民族服饰、民族语言等日益萧条的当代中国，是否可以斗胆向少数民族的委员、代表提个动议：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你们是否能在回家之后，也能穿着这身民族服装工作和生活呢，也让衣服提醒你，你一年四季是民族的代表，而不仅是在两会期间的人民大会堂？

      更不堪目睹的是到会的代表，个个器宇轩昂、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脑满肠肥、满面红光。其中不乏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好干部，但不能否认，在光彩的外表下，在“委员”的光环下，也有不少作奸犯科、阳奉阴违、借人民赋予的权力损公肥私者。更有不少还有黑社会的背景，借着“委员”的名片，堂而皇之地跻身于国家之庙堂，嘴里说着一些应景的宣传辞令，暗地下却背着一把庇护阴暗势力的大伞。君不见，去年落马的重庆黑势力如文强、陈光明等，不是堂堂的党的十七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我有一种阴暗的心理，在两会的会场上，看着摄像机扫过一张张正义凛然、满脸神圣的面孔，或是正襟危坐、高谈阔论、言必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总是不自禁地想：这个会不会是个变质的贪官？或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我也希望自己的阴暗想法是错误的，然而后来的事实却往往无情而残酷地印证了自己阴暗设想的正确。这不，“两会”之前，又有几个省部级的政协主席、人大主任落马了，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全国委员，好几个还是全国会议的常委之类。

      这两天又爆出广西某县烟草专卖局局长（已经升任自治区烟草专卖局处长了）的日记。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这样的局长，老百姓才觉得真实，因为在当代的中国，只要是大权在握的官员，其所作所为，大多和这位局长并无二致，差别仅在于是否公开而已。而这，就是在官本位文化和权力无监督畸形社会中必然产生的官员的形象。没有更坏，只有更坏。在这样的体制中，党已经无所谓形象，因为党的光辉形象早已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丑恶形象给玷污了。因此，当我看到以官员为主体的“两会”代表们（尤其是人大代表）又齐聚北京，冠冕堂皇地建言献策、决定国家大事时，我心里实在说不上高兴，甚至，还觉得有一点恶心。

                [ 作者：佚名 | 来源：香港商报 | 更新时间：2008-4-15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得以自信的态度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自信最突出的表现在中国人敢于主动以自己的意志科学地、强制性地否定外国的意志。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

      解放战争：不畏强敌

      194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解放军防区，解放军开枪还击，毙伤美军十多人，中共的强硬使美国放弃了干涉中国内战的念头。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几艘军舰朔长江而上，巨大的舰炮傲视北岸解放军阵地，结果解放军抢先开炮，毙伤英舰数艘，英军数百。

      遭受重创的英舰带著伤亡官兵摇摇晃晃地回到香港时，英国政府以及香港殖民地人民对未来的新中国有了震憾性的感性认识。这也是英国在西方国家中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吧。

      朝鲜战争：震撼全球

      1950年，朝鲜告急，美军战舰进入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已经开始对位于朝鲜的中国边境进行轰炸，联合国旗下16国联军已经逼近中国边境。

      此时毛泽东力排众议，在林彪等人怯战的情况下，令彭德怀这个从未到过东北的湖南人，带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13兵团进入朝鲜，与联合国军交战。联合国随即决议，中国是侵略者。但中国既然出兵，就是要与联合国军一战。

     志愿军入朝后，与联合国军短兵相接。13兵团首战告捷后，毛泽东又命宋时轮这个湖南人带领第9兵团迎战东加美军第10军。在西加，13兵团将联合国第8集团军打得抱头鼠窜，其中号称‘勇猛’的突厥旅被中国人简单消灭。美第二师在解放军两个团的伏击的下，也被打得溃不成军，一个下午就损失了4000人；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撤退中车祸丧生；南朝鲜的几个师被全歼；联合国军整个第8集团军土崩瓦解。

     在东加长津湖一带，连冬衣都没有的解放军第9兵团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包围了美军最精锐的陆战第一师，《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信地向世界宣布，该美军精锐部队就要被全歼了。

      最后，美军虽侥幸突围出去，美第10军11万多战斗人员坐船撤退到南朝鲜，2万人的陆战第一师损失了1.1万多人。美国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大批青壮年被征入伍。中国给美国乃至世界的心理震撼是难以磨灭的。

      中印冲突：教训印度

      1962年，印度不断向中国发动侵略，中国万般忍耐，印度却把中国的忍让当成了软弱。一向鼓吹和平的尼赫鲁这个印度哲学家(时任印度总理)制订了所谓前进政策，决定武力清除中印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国际舆论当然是站在印度一边谴责中国侵略。一场迫不得已的惩罚性战争开始了。

      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与其让世界无休止地指责中国‘侵略’，还不如让大家看看中国真动起手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中国的目标是越过麦克马洪加，给印度人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印军当时有一支精锐部队，叫捷克连队，与英国人一起参加过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曾经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毛泽东知道这情况后，大手一挥说：百年奇耻！命令解放军务必将此连队全歼。结果这个连队的结局就是没有一个人活著回去。

      解放军对印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使整个印度民族陷入了恐慌和心理崩溃。对印度的一战，彻底粉碎了印度作为所谓不结盟运动领袖在道德上?驾于其他国家的美梦，印度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等大国对印度的轻视不必多说，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支援和拥护中国。中国再次向世界人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资讯，那就是新中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不好惹的，惹了是不好办的。

     对越战争：再赢尊重

      1979年，中国发动了一场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争，当时世界上支援中国出兵的只有柬埔寨一个国家。但是中国本著对人类与世界和平负责的态度，不惜流血牺牲，对越南这个东南亚小霸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中国再一次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大兵回忆到，他们本来以为中国人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苦力，谁知他们竟然如此富有‘侵略性’。在美国加州，朝鲜战争改变了华人非人的概念，并在1952年投票废除不准华人工作和其他歧视性的州宪法条文。

      就连李光耀这个南洋华侨都感到沾了光。据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后，西欧国家海关官员见到华人立刻肃然起敬，一改过去歧视的态度。这件事使李光耀大为感慨，开始认同中华文化，并认真学习汉语

     强大武力确保发展

      可见当中国强大的时候，世界人民就会心悦诚服；而一旦中国露出软弱的痕迹，哪怕只是片刻的软弱，都会立刻遭到世界人民的轻视。

     香港人有句话说第一毛泽东，第二李小龙。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这两个人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让世界人民从心里服气。毛泽东靠的是横扫千军的气魄和战略，李小龙靠的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拳脚功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人现在有的一切尊严都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目前的世界局势，美国在军事上似乎占尽了优势。但美国已经到顶了。美中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生产力的较量。不管世界如何炮火纷飞，SARS如何猖獗，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强有力的增长，这就是中国的胜利。

      但是要确保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和正确的战略，这种战略只可能来自中国对世界战略态势的正确判断。在美国强大的压力面前，盲目地、一厢情愿地寻找战略伙伴是重犯蒋介石依赖外力的错误。

      外压面前惟靠自己

      最近有一系列的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同欧洲建立军事同盟，甚至认为应该同日本结盟，以抗衡美国。这些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是经不起任何可行性分析的。是一种在外力面前丧失自信的软弱表现。

      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是二战的战败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驻有最精锐的而且为数众多的部队，这些国家实际上仍然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美国的大军就会出动镇压，更何况这些国家在技术与经济上对美国有极大的依赖性。

       俄国本身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足够的核打击力，并不畏惧美国的扩张。对于俄国来说，其最迫切的任务是把其军事力量转换为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同样不可能指望俄国真正与美国为敌。当中国的敌人或对手企图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时，中国惟有依靠自己。

      祖国强大华人扬眉

      中国必须强大，否则华人就要受欺负。今天，海外中国人还不时被人欺侮。1998年印尼华人被大规模强奸、强劫及杀害就是一例。当整体缺乏强大意志的时候，个人的勇气和财富无法改变其劣势的地位。不仅如此，被剥夺者往往对剥夺者产生依赖心理。民族尊严和自信的丧失使很多中国人在外国势力面前表现得低等和依赖。国家意志的强大能给整个民族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爱戴、敬畏或者恐惧。反之，整个民族就会被人看不起，被人欺辱。

     中国人为了尊严和独立经过了血雨腥风的洗礼，这也预示著中国将成就更大的伟业。只有那样，中国才可能洗去自己身上的耻辱，赢得世界人民的敬佩与尊重。

      弹指一挥间，接触《南方周末》眨眼已经近20个寒暑。而开始风雨无阻地购买《南方周末》，印象中是在1993年。当时自己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多少次，曾经为《南方周末》激动、兴奋、悲愤。多少令人不吐不快的文章，让我彻夜无眠；多少黑暗之中的罪恶，令我怒发冲冠。求学期间的我，处处窘迫，但有《南周》的精神支撑，使我时刻保持着乐观和理性，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和向往。而直面时弊的《南周》，多次遭遇封杀、抢购，命运多舛的主编，屡屡被换人。但凭借着一腔热血和直面阴暗的勇气、良心，《南方周末》获得了广大青年的支持。千百万人读《南周》，堪称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大盛事。

      俱往矣！改革开放30年，《南方周末》有了不小的变化。近几年的《南周》，我很难想起对那篇文章有稍微深刻的映象。买回来的报纸，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口气读完，因为里面确实没有太多吸引我阅读和思考的东西。我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去讨论它是否是“右”还是“左”，是“资产阶级”还是别的什么。当前的社会，可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矛盾、冲突、阴暗、不公，都屡屡现于世人眼前，但面对这一切，《南周》的成名绝技手术刀失去了光芒。一句话，我希望《南周》的文章还是要代表大多数人，代表中国人民的良心。但很遗憾，最近几年，我没怎么发现太多这方面的文章（除了近两年关于教育问题的分析外）。有变化的，是日益大版的广告，而且以豪华汽车居多。

       大概两年了，都在问自己，是否决定不再购买《南周》。在新世纪第十年的年终岁首，机缘巧合，给了我一个借口。停止吧，那就停止吧，既然已经没有让自己心动的东西。多读何益？也许这并不是《南周》的错，很可能不是因为《南周》变了，而是自己变了呢？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想《南周》表达我的敬意。它在我思想成长的重要十年，一直陪伴着我走过。而那十年，也正是它光芒四射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何其幸矣！可以说，没有南方周末，我的思想也许是很片面的。感谢它，在那十年，让我“读懂中国”。

     祝《南方周末》一路走好。也许，在某一天，当它继续拿起寒光闪闪的手术刀的时候，我还会关注它的。

最近关于驻京办的新闻是早已沸沸扬扬了。说来说去就是该不该撤，怎么撤，撤哪级别的驻京办等等。由于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与家乡驻京的联络处有些工作往来，对其工作有一些了解，就简单评论几句。

家乡虽然只是地市级，但当时的领导“高瞻远瞩”，在黄金宝地西单购得一处楼房作为驻京联络处。现在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当时领导的水平，且不说楼房的价值十余年来早已升了十倍不止，作为地处北京繁华地段的驻京办，不仅早成了联络京地的重要部门，还开设餐馆、宾馆，生意兴隆。尤其是宾馆，不仅家乡的领导来京愿意在此住宿，就是本省其他地州的领导来京，也愿意来此下榻。问起原因，则曰：“去各大部委都在附近，跑起来比较方便”者也。信夫，能不赞叹当时家乡领导的慧眼独具乎？

驻京办成立，自当上下而求索，为地方、领导的发展飞针织网。于公于私，都为必要。想当初没有驻京办之时，地方领导如何看重在京工作和生活的乡亲，每次来京，必要与在京乡亲见面小聚，或委托在京乡亲沟通关系，或请在京乡亲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但随着驻京办的成立，这一切便都成为了历史。这不怪别的，只是因为驻京办的活动能力确实太强。家乡驻京办通过临近的中直机关宾馆，成功地与时任中办主任王刚的儿媳建立了联系，通过她又联系上王刚。这样的联系，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来说，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上可通天的渠道，它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是不言而喻的。听着驻京办主任把王刚的家事娓娓道来，好像在说着自己家里的事情，我确确实实震惊于这样一个地市级驻京办的巨大能量，似乎也明白了驻京办这种怪胎为何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多年了，关于驻京办的撤与否，怎么撤，已经讨论得让人麻木。千呼万唤，中央政府的意见终于出台。不出所料，果然是地市级以上的驻京办保留，小鱼小虾级的驻京办取消，俨然一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壮丽图景，其中道理，究竟该如何说，呜呼，欲人之无惑亦难矣！

驻京办被妖魔化亦久矣。然而，我对于此，却向有不同的意见。姑以苍蝇与蛋之道理说明之。

众所周知，苍蝇的本能就是逐臭而生。哪里有死鱼烂肉，污水腐尸，哪里就有苍蝇的身影。君不见美国电视片《CSI：罪案现场调查》中，苍蝇还屡屡为确定埋尸地点等立下功绩。往高里说，叮食腐肉，是苍蝇的天赋蝇权。更有智慧的中华民族先民，早就创造了流传千年、妇孺皆知的汉语俗语，道是“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句话里，实际上蕴含着无比深刻的哲理，可以直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因与外因”的光辉思想。何况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说的，那么形象生动，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活灵活现，不能不让人佩服我们的先民确实伟大，这样的思想，实际上并不比所谓的“四大发明”差，只是中国老百姓更佩服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才天天吹捧四大发明，而冷落了我们文化中的真知灼见。

因此，我是不赞成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驻京办的。驻京办也就是一只苍蝇。它在北京的生存乃至勃勃生机，乃是因为北京有着巨大的污血腐肉可吃。你不去清理这些污血腐肉，而一味地对苍蝇看不过眼，非要把人家赶走，一来是侵犯了苍蝇食腐的天赋权利，二来也确实是本末倒置。各部各委，犹如巨大而变质的蛋，浑身散发着令苍蝇陶醉的恶臭，引得各地苍蝇齐集而至，使尽浑身解数来京分一杯羹，问题显然在蛋而非苍蝇。不说驻京办，单是公历元旦到农历新年的一两个月间，北京街头爆堵，有熟知内情的北京市民见而叹曰：各地又来上贡喽，各部各委又要吃撑了！信哉，斯言！

我实际上是不相信领导看不出这一点的。蛋和苍蝇的问题，连千百年前的先民都能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非要说不知道，那我只能说你是瞎子，神经病，或是死装糊涂。集中在各部委的各种审批权、财权，就是那个坏掉的蛋，你非掩着耳朵，把苍蝇赶得到处跑，认为这些苍蝇污染了环境，带来传染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其实谁都知道，苍蝇带的传染病病菌也是从那烂掉的肉和蛋上来的。其实谁都明白，要赶走苍蝇，只能把坏掉的蛋清除掉。但政府的意见显然还是有点听不懂苍蝇和蛋的朴素道理，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认为苍蝇的存在对于自己还是很有好处？

      该词的妙处，首先当然是形象。撑着一把伞，可以不受日晒雨淋，有风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挡一下风，此外，伞底下在干着什么事，正好可以遮掩一下，不让人看见。更妙的是，这伞不是或艳丽或淡雅的太阳伞，很大的可能是一把密不透风的大黑伞。其次，既然是伞，就是被拿伞的人所操纵，底下的人干什么事，伞本身并不负什么责任，退一万步说，也只是挡风挡雨的责任。这第二点，更是妙不可言。

     在打黑除恶的伟大战斗中，中国人（或许只是政府和宣传机器）创造性地提出了打“黑社会的保护伞”的概念。初提出来，大概在十年前，当时黑社会还只是在街头打打杀杀，欺男霸女的混混恶势力，尽管已经有一些干部被收买，但我党的各级官员和干部显然还是耻于与之为伍，因此，提出这些干部被定义“保护伞”，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十年过去，黑社会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根据最新的报告，我国的黑社会已经向政治经济领域大举进军，重庆打黑揭露出来的现象，令人咋舌。全国各地，和重庆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奇怪的是，对这些涉及黑社会的党员干部的称呼和定性，仍然是“保护伞”，他们仍然只是扮演被拉下水和被操纵的角色。想不通的是，像文强这样的高级干部，谁拉他下水？谁能操纵他？他保护谁的利益？他们还只是伞吗？

      这就是本文的观点：他们不是保护伞，他们就是黑社会。不管他是在外面打打杀杀，还是在官府衙门中人模狗样，只要参与了黑社会的活动，他们就是黑社会组织的一员。

     我希望在以后的新闻和法律条文中，再也见不到“保护伞”之类恶心别人、也恶心自己的说法。同时还要说，不是要打掉党和政府中黑社会的保护伞，而是要打掉党和政府部门中的黑社会组织。这种说法，才是比较贴近当前中国现实的。

     今天看到上海市处理“钓鱼执法”的两个主要领导时，给予了行政警告处分，理由是误导了社会公众，损害了政府形象。这下可是笑都笑不出来了。

     老天，还提“形象”？！什么形象，土匪的形象，强盗的形象、诈骗犯的形象？难道没有看到上海律师准备要以诈骗罪起诉相关部门吗？照这样看来，这不能说是严重损害了“形象”，而只能是“极大地强化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长期搞社会科学研究，天天在搞社会调研，自己的感觉和社会上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正应了一句永远正确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官的什么形象，不由你自己照镜子说，而是老百姓说了算。

     总的来看，党的形象还是好的，尤其是党中央，群众是支持和拥护的。以胡温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亲民形象和民以人为本的纲领，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赞誉。但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已经发展成为无数与民争利的强力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大量资源，或官商勾结，或边当官边从商，凭借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像无数的寄生虫，将普通老百姓作为压榨和盘剥的宿主，侵害者人民群众的肌体。对这些，老百姓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人民群众眼中的形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真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像上海浦东这样改革开放的前沿，竟然坏到“诈骗犯”的地步，实在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形象，不需要“维护”、“损害”，只需要“深化”、“强化”，最终被人民所唾弃。

     写到这里，真要提醒一下各级宣传部门和喉舌，拜托，不要再闭着眼睛“维护政府的形象”了，这样的形象已经快到底了，不需要维护，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害的。要说挽救，也很难，30年了，一步一步坏下来，再想恢复可不容易。再说，人都坏了，形象还能好起来吗？悲观地想，只有等这些坏掉的人都下地狱去了，才会有点希望。

大门口照壁，题曰“苍洱毓秀，树人百年”，盖取人杰地灵之意也。

             白族门楼风格的大门。白族文化为一中安身立命之源，能明此理，不亦说乎？

一中前身为“西云书院”，清代以来即为滇西著名学堂。

“西云书院”碑文，文中述书院宗旨、管理诸事甚详，读之，今之教育界人士或可多有感悟。

校内湛园之“桂堂”。“海阔天空”、“鸢飞兔跃”，正合学校之精神，鼓舞学子踊跃求知。

                                  岁月沧桑，精神长青

  “採星揽月”、“天光云影”，为学之道也。一中校友人才辈出，杰出如王希季、马曜者，盖因于此乎？

湛园一角。园中有“湛园八咏”诗。

湛园一角，求学时背书之所。昔时塘中无水，学友在塘中追闹嬉戏，想来可愧。

湛园中所存清人宋湘《种松碑》。“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梦事如烟”一句，拨动多少苍洱游子的心弦？“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更深深道出了游子的桑梓之心。诗未毕，泪眼已朦胧。

百年老校沧桑史

黑白集体照，1987

毕业集体照，1989

     然而，纵观相关成就展以及国家民委相关领导答问以及新闻办的白皮书，却之见民族团结问题一片莺歌燕舞，处处太平。各民族之间和睦共处，繁荣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问题也是满怀信心，反响强烈。相关的，民族政策阐述，仍同以往一样，缺乏新意。看了以后，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民族政策方向正确，措施得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那为什么民族团结而还会出现问题呢？因此，个人认为，对民族问题的正面宣传是十分必要的，但严肃、深刻的反思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加以系统和彻底纠正，中国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造成严重威胁。

      以下是个人在研究过程中对民族政策方面存在一些严重问题的思考。其实这不是个人的发明，只要是民族地区以及搞民族研究的人，都对这些问题有同样的认识和体会。现在需要的只是要从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度上去正视和纠正而已。窃以为，国家相关部门需要“讲政治”，目前的一些做法和认识都只是技术上的手段，还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反思民族工作的问题。

      一、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看来，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将长期存在。中国境内的民族，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定义来说，都已经有一千多年以上的历史，如果加上民族之前的族群、部落等先民范畴，则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上。可以想象，尽管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的外在特征、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同一化趋势，但民族的心理素质（即一般所说的民族意识）则是长期存在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但改革开放以来，在重视经济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中有意无意地存在着一种意识，以为在经济高度发展、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民族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重要问题了。因此，就出现了工作中一系列问题，要不就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或者采取粗暴措施停止或减少民族方面的工作，如1997年以后各地采取强硬措施撤销、合并、弱化各民族地区民族语言文字事务委员会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这件事对民族地区语言文字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非常严重，但国家相关部门对其后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有自治权。但学术界已经有不少报告阐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民族区域自治权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和落实。相关的一些政策、措施，民族自治地方仍要上报国家相关部门请求批准，民族自治地方并没有决定权。在民族自治表现最为直接的民族自治地方最高行政领导由本民族担任这一条上，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陆续出现较大问题，国家相关部门的做法也令人费解。很多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首长确实是本民族，但却非本地人，而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尽管为同一民族，但不为当地的民族群众所认同，当地民族群众一般将其视为外地人，给当地群众的感觉就是故意要打压本地本民族政治权利，因此民族群众意见很大。这种组织人事做法在民族地区非常普遍。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出于何种考虑，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它没有起到民族团结的应有效果，是需要各级组织部门认真思考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则干脆将民族干部换为汉族干部，后果就更令人担忧。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云南。在中国各民族地区，云南少数人口全国第一，民族种类也是全国第一（世居民族达26个，云南独有民族15个），因此，尽管云南不是单一民族的自治区，但云南实际上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相关权利。建国以来，云南的行政首长都由少数民族担任，50年来已经成为云南政治生活的常态。但进入21世纪以来，云南的行政首长也开始由汉族担任。这一变化，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上层和知识阶层的心理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建国50年来，云南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实际上是民族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之一，但国家采取的措施，挫伤了对云南民族事业和边疆稳定作出长期贡献的各民族上层、知识分子以及各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和凝聚力。个人认为中央应该切实认识云南的民族实际，认真评估这一政策带来的深层次的后果，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

      三、经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西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滞后，但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必须要承认，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滞后，与国家对西部地区长期的资源开发政策有密切关系。从建国以来，国家长期采取粗放方式，大规模开采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但西部地区却没有加工权，东部地区在进行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以后，又输回西部，实际上是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的双倍掠夺。在这样的资源开发模式下，西部地区得到的利益非常之少，大头的经济利益都被中央和东部地区占有，这是极其不公平的。上个世纪国家在云南大理建设西洱河电站，用洱海水发电，但发电所得多为国家所得，大理白族自治州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这一事件已经作为中国在开发资源过程中损害民族自治地方利益的代表案例，在国家民族工作的研究中被反复讨论。三峡电站所在地的各民族、新疆天然气产地的各民族，他们所用的电力、天然气价格都高于北京、上海等电力、天然气输入地的价格，几乎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这些，都是民族地区经济开发过程中的不合理现象，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群众在国家的经济开发中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四、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并因此诞生了一批文化艺术精品。脍炙人口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至今仍是宣传民族团结、展示各民族风采的文化经典。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民族文化建设重视不够，迄今没有产生新的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能够取代50年前的经典，这实在是新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巨大悲哀。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但党中央、毛主席仍以高度的战略眼光，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大调查，并拿出大量经费，为没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创造和推广文字。每思及此，不能不感佩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对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卓越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认识出现了消极态度，多数民族地方的民族语言文字事务委员会或被撤销，或被并入当地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致使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滑坡，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就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国家停止或减少了对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工作的扶持，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出版萎缩严重，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而相比之下，国外的一些机构和组织却大力发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加紧占领民族文化阵地，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因此，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工作的不作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必须尽快加以纠正，否则在国外势力的文化攻势下，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文化安全局势将更加严重。

       以上是对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初步思考，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关部门对存在的问题必须要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尽快修改和制定符合新时期民族发展情况的相关举措。

      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进社科会堂，满墙就是社科院的前辈学术大师的画像：从郭沫若到翦伯赞，从钱钟书到何其芳，从冯友兰到金岳霖，从费孝通到任继愈，从罗常培到季羡林，如众星璀璨，光芒耀眼，使人目不暇接。这么多的大师，都随风而去了，只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在传统中国，为什么会用涌现如此众多的名家大师，而今天的新中国，为什么大师却如此寥若晨星，虽然各级、各部、各大学投入重金“打造”，却仍然千呼万唤不见出来呢？

      以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看，我总觉得，在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没有办法出大师。天才有很多，但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都已经被扼杀了。作为一个搞科学研究的人，我深深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这种教育体制所限制了的人。也许我会在科研上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我必须深知，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师。

     不用和建国前就已成名的大学者相比，即使和我的导师辈——他们有幸在建国前度过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阶段——相比，我也自愧弗如。有幸听过他们课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我曾有幸听过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中国宗教哲学研究学者牟钟鉴先生的课，只见他上课不带课本，但诸子百家、名言警句，随手拈来，字字珠玑，课后一看笔记，就是一篇语言优美、材料翔实的论文。那样的功力，岂是以后能够弥补的？更不用说如陈寅恪，在眼睛失明之后仍能继续做研究了。这几辈学者，他们自小接受过严格的古代语言文化训练，经史子集，都已打下深厚基础，可以说融汇古今；后来由接受完整的西学锻炼，贯通了中西。而包括自己在内的当代学者，内不能知中国上下5000年文化，外不能掌握西方治学的思想，古今中外，难以贯通，试问如何能出大师？

     重温中国古代对于学习和教育的思想，更知当代中国难出大师的症结所在：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再看古人的教育工作：

    《学记》：比年入学（每年新生入学），中年考校（每一年考核一次）。一年视（考查）离经辨志（断句与文句理解），三年视敬业乐群（严肃对待学业及与同学友好相处），五年视博习亲师（知识的广博和敬爱师长），七年视论学取友（学问的见解和选择朋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分类与类推，掌握规律法则，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强立而不反（树立坚定的道德信仰，不再反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嗟夫，当今之世，中国传统文化早已被阉割，而官僚体制管理下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又把人当成了无血无肉的学习机器，把教育和学习异化成赤裸裸的职业培训，在这样的三重打击和限制下，可知大师之出亦难矣。

      但仍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员和领导干部，与中央的精神差距巨大。长期的基层调查和研究，使自己对地方的一些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行为深恶通绝。他们与中央的要求、群众的期望是格格不入的。每到建党多少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会适时地统计出全党已经有多少党员，现在已经是7000多万，接近8000万了，包括大学以上党员多少比例等等，总之是党的组织在蓬勃发展。但且住，如果一些不符合党章要求的党员大批进入党内，那党员人数的大量增加，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决定》中也提到，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等。

      尽管摆出了很多，但我总觉得，党中央对党员队伍的评价，总体上仍基于一个判断：即党员总体上是好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因学习未跟上，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堕落、丧失信仰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一点问题的。

      我的感受，是很多人并非后来堕落，而是入党时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党员。这可以分为不同情况：有的是对党的性质认识不深，随大流，看见大家入党，自己也要入，现在的大学生中有很大比例属于次类；有的是看到入党对自己的发展很有用处，有助于自己各方面的发展，大学生中一些功利性很强的学生党员也属于此类；比较可怕的是社会上一些有险恶用心的人，就是抱着入党以后可以升官发财，攫取权力和财富，一旦目的得逞，他们就会露出本来面目，走上与党和人民决裂的对立面，祸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将，他们是打进共产党的反动分子，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败类，人民利益的破坏者和剥削阶级。他们怀他们着对人民群众刻骨的仇恨，疯狂地报复人民群众！右手刚刚宣誓，左手就伸进了人民群众的兜里，追求封建社会帝王将相般腐败糜烂的生活态度，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准确地说，他们自己就是黑社会）。重庆打黑揭露出的文强之类，在中国绝对不是少数。这些人，已经成为共产党内的毒瘤，严重地腐蚀着共产党的肌体。

　　《决定》对全党发出了警告：“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但我总觉得，这样的警告对于有党性的党员来说，是有巨大作用的，但对于那些混入党内并手握重权的坏分子，则只是一句空话，对这些非党分子来说，他才不管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他只关心他自己的权利和财富，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人民利益，都不会在他的心上。

     因此，在建国60年的大庆日子中，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党和国家仍然还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事业，关键在党。要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的气概，以建国六十年的“赶考”反思和回顾为契机，对全党进行组织上、思想上的清理和整顿，深挖非党分子、剥削阶级代言人、黑社会保护伞，彻底清除各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各种毒瘤，保护党的伟大事业，保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样，党才能真正保持和贯彻先进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长治久安。

     于是，就在20年前的今天，我来到北京。风波后的北京，到处一片肃杀。回想紫竹院公园中成群的士兵，军事博物馆前烧毁的坦克，仍在戒严中的天安门广场，学校高年级学生政治学习的“认真交代”，都让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白族农家子弟感到深深不安。好在自己并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虽然在当时上的是一个冷门而又冷门的专业，也因此在三年级前没有在专业上下太多的功夫，但相比其他人的无所事事，谈恋爱，玩扑克，自己起码是看了很多书，培养了自己自学的能力和兴趣。在开始专业学习后，这一能力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自己性格中的踏实、认真，也为自己的前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总体上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学习型的人。在不同的学习和工作阶段，都能继续进步。就这样，在北京先是本科，接着硕士、博士，再到研究所，再读博士后，一切的一切，就变得简单而又顺利。

     20年了，不管如何，我爱北京，因为北京给了我这一切。而我，也不愧于这座城市。

     20年间，那些人和事，对我这样一个履历简单的人来说，同样是很简单的。有时自己也问自己，就喜欢这样简单的生活吗？也许是，起码，在读博士还是到省政府办公厅之间，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不管如何，还是要感谢我求学十年的大学。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使我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这条路还是有很多不如意之处，但它使我感到满足，让我有了追求的方向。在现在越来越多以工作为职业的社会中，能有一个自己愿意为之而奋斗并有成就感和责任感的工作，是很难得的。

     但也因为这个工作，使我比较清贫，不能帮家里太多。想起父母辛辛苦苦，将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民族农村娃，送到北京攻读博士、博士后，但年近中年的我，却没有太多的回报。两年来，父母身体日衰，先后住院治疗，让我更加愧疚。在我远处西南边疆的家乡，我的名字十里八乡都有人知道，但我能给父母的，也只能是如此而已，这是二十年来心中永久的痛。

    二十年，还有我的那些同窗和好友，如今已四散各地。感念他们。

    自撰歪诗，聊以感怀：

     欣逢建国一甲子，窃感八九入京时。

     怅别云岭多愁绪，京华旧梦亦如诗。

    负笈千里诚年少，川流廿载有相知。

    书生意气堪追忆，再诵中流击水词。

    借网络上的一首诗，向离去33周年的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

 尽管从未见过你的身影，

我的大脑里却铭刻着你的笑容。

尽管从未听过你的声音，

我的热血中却澎湃着你的激情。

在你离开的日子，

我不理解父母为什么流了那么多的眼泪；

当唱你的“红歌”再次响遍神州，

我弄懂了什么叫做英明。

在淡化中，你的思想走向永恒；

在污水下，你的人格越发晶莹。

我不愿重叙你的伟大，

这些连你的对手都不敢否认；

我只想找出你的一些过错，

只为爱你的人把思念稍稍减轻。

可是我实在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知我应该失望，还是应该高兴？

你做的许多“错事”今天看来似乎都是对的，

是责怪你的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你证明！

你的担忧，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你的警言，将迷醉的人们唤醒。

你粉碎了自己一世的英名，

将不灭的物质化成不朽的思想，溶进了追随者的心灵。

三十二年了，你一天也没有走远，

始终是恨你的人的恶梦；

他们千遍万遍地诅咒你，

却永远没有勇气直对着你的眼睛！

三十二年了，你一直活在人民中间，

始终是爱你的人的福星；

他们不用每天念叨着你，

却每一分钟都能感受到你的柔情。

当我用“你”来称呼你的时候，

我从来不觉得那是一种不敬----

你是咱老百姓的领袖，

也实实在在和我一样，是个普通百姓。

于是，你成了一道障碍，

是颠覆者面前绕不过去的长城；

于是，你成了一把利剑，

是信仰者手中克敌制胜的保证。

有人在偷偷地称量着自己的“成果”，

却总是无奈地看着不偏向自己的天平；

有人在暗暗地担忧着民族的前途，

却总能在黑夜中看到光明。

有人叹息，成为第二个苏联为何如此费力？

有人骄傲，保卫社会主义这仗我们能赢！

无奈和信心竟然如此对立统一，

憎恨和敬仰竟然如此泾渭分明！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你——

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一个东方民族的英雄！

我无缘与你相识，却可与你彻夜长谈；

我与你两界相隔，却总与你心灵相通。

我愿意轻轻地告诉你：

毛泽东，我的导师，你的思想将伴随我的一生

走了哪么久，您苍老了没有?

泪光中让我们再看看您慈祥的面容。

走了哪么久，您想我们了没有?

睡梦里您是否依然把我们百姓牵挂了许久?

漫长的三十二年呀，我们仍天天默唱着《东方红》

至今仍不相信您离开我们已有哪么久。

今天，迎着秋风、踏入殿堂，我们扶老携幼，

那一声声缅怀里包裹着亿万人民对您最真挚的思念与问候！

走了哪么久，你仍然是我们的旗帜与舵手，

爱您、想您，跟随您，已是人民永恒的追求。

新长征途中纵有险滩无数、暗流涌动，

仍挡不住我中华民族崛起的脚步从容。

消除贫困、消灭剥削是您毕生的奋斗与索求。

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九州共同富强，中华风雨同舟。

高举旗帜，完成遗愿，征途中毛泽东思想依然不朽，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今朝奔小康，亿万工农兵仍然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主流!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再来告慰英灵 ！

                     三塔沧桑（民国）

三塔位于大理古城北约 1.5公里处。东对波涛万顷、横练蓄黛的洱海，西靠雪峦万仞、镂银洒翠的苍山。它原为南诏、大理国时期规模宏大的崇圣寺的一部分，清代咸同年间，崇圣寺庙宇被毁，唯三塔得以保存。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天龙寺，即以崇圣寺为原型。大理历史上有“佛都”之誉，并有“南中梵刹之胜在苍山洱水，苍山洱水之胜在崇圣一寺”之说。寺中有五大镇寺之宝：三塔、巨钟、雨铜观音、证道歌碑与佛都匾。因三塔为寺之标志，大理人一般习惯地称崇圣寺为三塔寺。

                              三塔倒影

三塔的主塔名叫千寻塔，又叫大塔，高69.13米，为方形16层密檐式塔，与西安大、小雁塔同是唐代的典型建筑，大致建于晚唐时期。它是现存国内最高的偶数级佛塔。从塔下往上仰望，只见塔矗云端，云移塔驻，似有倾倒之势。塔身的第一层高13.45米，是整个塔身中最高的一级。第2至第15层结构基本相同，大小相近。第16层为塔顶。以第二层为例，高约2米，宽约10米，上部砌出叠涩檐，凡17层砖，每层挑出0.05～0.07米不等，檐的四角上翘。塔身东西两面正中各有佛龛，内放佛像一尊，龛两侧另有亭阁式小龛各一个，莲花座，庑殿式顶，中嵌梵文刻经一片。南北两面中间有一券形窗洞，直通塔心。第三层则南北为佛龛，东西为窗洞，以上各层依次交替。塔顶高8米，约为塔身的七分之一。挺拔高耸的塔刹使人有超出尘寰、划破云天之感。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瓶下为八角形宝盖，四角展翅，安有击风锋；其下为钢骨铜皮的相轮；最下为覆钵，外加莲花座托。塔顶四角原有白族人称为“金鸡”的大鹏金翅鸟，相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现金鹏已无存。千寻塔中空，置有简易木梯，可达塔顶。整个千寻塔的建筑风格在我国佛塔中极具代表性，塔身不是从下往上逐级收缩，而是在塔的三分之二高处达到最大值，这样它就显得生动饱满，挺拔秀丽，有着让人过眼难忘的美感。虽然立在高耸的苍山脚下，但一点都不会觉得压抑矮小。另外，塔身分十六层，为双数，而国内外的佛塔大多为单数，据说这是受白族原始宗教影响的结果。

                                 三塔鸟瞰

千寻塔西，等距约70米远的地方，南北两边各有一座式样完全相同的十级小塔，为平面八角形密檐式空心砖塔，高都为42.19米，建于五代到南宋的大理国时期。塔身有佛像、莲花、花瓶等浮雕层层各异。一至八层为空心直壁，内撑十字架，基座亦为八角形。两小塔相距97米。两小塔略有倾斜，但400年来一直保持现状，没有进一步倾斜。三座塔形成鼎足之势，布局统一，造型和谐，浑然一体。三塔东面正中有石照壁，上有明代黔国公沐英后裔沐世阶题的“永镇山川”四个大字，庄重雄奇，气魄雄伟，与壮丽的三塔相得益彰。照壁后有云南省人民政府立的《重修三塔记》。

近年在对三塔的加固维修过程中，清理出 680余件文物，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文物。

 

                              三塔英姿

崇圣寺三塔，从建成至今，已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霜雨雪。其间，大理地区还发生了30余次强烈地震。明代正德年间的大地震，大理古城房屋绝大部分倒塌，千寻塔也从塔顶处裂开，形如破竹，但十天后却奇迹般自行复合如初。1925年，大理又发生大地震，大理城乡建筑99%都已倒塌，可三塔却完好无损，只有千寻塔震落了塔刹。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奇迹，充分反映了古代白族人民的杰出技艺和智慧。

在大理坝子里，无论从哪一个方向，都能看到三塔的秀丽身影。前面是碧波万顷的洱海，后面是莽莽的百里点苍，巍巍三塔以孤高不群的气质，挺拔雄奇的身姿，永镇苍洱山川，永镇邪龙恶蟒，永远是大理白族人民的骄傲。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二十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大调查，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加上规模空前的大调查，从思想上、政治上、学术上为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问题应该说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当时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核心，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此后的进半个世纪，中华各民族保持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淡出了高层的核心思考范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一些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让位于经济建设。全国上下，都以为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在西藏、新疆等问题中，相关国家部门都以为只要新疆、西藏的经济发展了，当地民族群众得到经济实惠了，民族问题自然也会消亡。在西藏3.14事件后，还有人想不通，拉萨的经济增长达到了两位数，为什么藏族人放着好日子不过，老是纠缠于民族独立问题。这些都是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早就告诉我们，民族将会长期存在，不会在短时期内消亡。中国各少数民族，大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都有着自己独立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些情感和文化传统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淡漠，相反还会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强化。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人们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会产生对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因此，经济的发展，对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强化作用。这是必须具备的基本认识。

      除了上述的错误认识外，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是不够的。在市场化、改革开放的旗号下，一些毛泽东时代行之有效的做法被漠视甚至摒弃，造成后来民族问题的混乱和薄弱局面。大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淡漠了国家相关民族政策背后的战略思考，将这些民族政策等同于普通的政策措施。以最常见、最牵动群众利益的高考民族加分为例。这一政策，是当时从民族地区教育普遍落后的状况出发，为体现民族平等、保障教育公平而出台的重要措施。但执行到后来，相关宣传教育没有到位，政策背景不为人所知，使现在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是优惠少数民族的一项政策，大家都觉得少数民族学生占了便宜，从而导致内地社会对少数民族的一种反感和不满。一些机构和个人，更不了解这一政策的严肃性和政治性，通过改民族成分牟取利益，更激化了社会对这一政策的不满。

    2、在很多情况下，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依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最直接地体现在语言文字政策上。中国一百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五六十种民族文字（含传统文字和新创文字），只有少数几种得到了象征性的使用。这几种还只是用于中央文件（如十七大报告，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等）的翻译上。绝大多数民族文字处于自生自灭、濒临消亡的状况。相关部门往往将语言文字视同为交际工具，以为民族文字消亡了，全国各民族一起使用汉语文，既方便，又实惠，何乐不为？殊不知语言文字是民族问题的核心要素，民族文化的独立和发展，没有民族语言文字就是空谈。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充满感情，将其视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不会轻易让它消亡的。因此，民族语言文字的不平等，是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相对于国家的不作为，一些外国机构和境外势力近年来反而加大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力度，在民族地区培训文字，免费发放各种民族语言文字材料，给国家文化安全带来隐忧。在边疆地区，国外势力通过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大肆宣传，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而我国自己由于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宣传的进退失据，在文化宣传上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境地。这一点，亟需国家相关部门警醒，并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认识，认真对待和处理。

      3、在民族宣传上的缺位和不作为。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除了相关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外，宣传方面的积极努力，也是民族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之一就是宣传教育方面抓的不够。民族问题方面同样也是如此。近二十年来，汉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只限于“能歌善舞”，除此之外，汉族人还能了解少数民族别的什么？少数民族出现最多的，就是中央台的文艺频道、青歌会以及其他一些音乐舞蹈节目中。难道少数民族就只是能歌善舞吗？和汉族一样，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新的时代，各民族的杰出分子同样为新中国的各行各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又如教育部李宇明司长所说，即使少数民族别的事什么也不干，汉族群众也要感谢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守卫了60%以上的国土，以及100%的陆上边境线。这些东西，国家的宣传机器做了宣传吗？贺龙元帅有白族血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国家相关部门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呢？新疆7.5事件以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一干机构又赶紧播出新疆民族团结的事例和典型，难道这样的宣传不显得太晚了吗？以前干嘛去了？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荣的宣传和教育，这二十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这二十年，无论在民族地区还是内地，都是一整代青年人。他们的头脑中这些东西都淡漠了，因此，一旦有外来的思想力量介入，造成的危险就是显而易见的。

      4、对民族问题缺乏政治敏感性。由于二十多年来在民族问题上不作为和淡化处理，造成现在很多干部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缺乏政治敏感性。以此次广东韶关的斗殴事件为例，斗殴事件已经涉及到维吾尔族员工和当地员工的集体斗殴，性质很显然已经比较恶劣。我个人当时觉得已经是大事，事过两三天，和国家民委的一个处长闲聊谈起此事，问他们对此事怎么看，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他们竟然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作为国家处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国家民委简直就是麻木不仁。后面相关机构都把斗殴事件定性为“典型治安事件”。老天，这还是治安事件吗？！就算你认为是治安事件，那你也得考虑别人是不是也把它当治安事件看。有多少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正在梦寐以求地盼望着这样的事件发生？新疆的相关部门，在广东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后，竟然不做相关准备，提高警惕，可见上上下下对民族问题的麻木冷漠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就像那只故作聪明的鸵鸟，以为把自己的脑袋埋进沙子就可以万事大吉，真是令人可恼。

    给朋友们回了一条短信：“端午佳节庆安康，共缅屈子赴汨罗。寄望中华存正气，玉宇澄清祛邪魔。撰歪诗以感时世，并贺佳节。”诗很差，但表达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不久，即有短信回复说：“太酸了，粽子都蘸醋了”。我回说：“端午本来就是一个恐惧与感伤之节日，若一味强调欢快，即失去其节日的意义”。

     在我的理解中，端午真是一个恐惧与感伤的节日。若追溯其最早的来源，则是跟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世界的最深沉的恐惧相关联的。农历五月，江南地区暑热交加，蛇虫滋生，疫病流行，在缺医少药的古代社会，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季节。千百年来，每到此时，人们都要喝各种药酒，挂艾叶等，祈盼四时清吉。小时候，在这一天还要给小孩挂上各种辟邪的丝带等物，一直挂到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才取下烧掉。因此，从五月端午一直到鬼节的两个多月，以前是江南地区死人最多的时候。鬼节过后，秋天到来，秋高气爽，才进入一个比较安康的季节。不久前看到乌丙安的文章，他的意见和我的基本相同，他指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端午节的本源是在酷暑前的一次全民性避瘟驱毒、防疫祛病活动。汉族过端午节的习俗其实没离开避瘟驱毒。像手足腕部缠五彩线，因为中国的五色观念中本身就有避邪成分，病为厉鬼，五色可退之；喝或往脸上涂雄黄酒，其实雄黄本身有毒性，但中国人信奉“以毒攻毒”。

      说到感伤，当然是与屈原有关。虽然说龙舟、粽子等都有跟屈原相关的神话，但时至今日，人们在划龙舟、吃粽子时，又有几个人想着要纪念屈原？无非一些读了点书，臭毛病多的老九又在发思古之幽情，无病之呻吟了。也正因大家都如此，才值得感伤。当今之中国，唯利是图，金钱至上，见利忘义，延续数千年的民族正气日渐式微，士大夫传统有遭腰斩之势。悬壶济世的医生、为人师表的教师，千年来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中坚，而今已日渐成为金钱的裙下之臣。更可怕者，是历来作为“礼失求诸野”而稳守传统道德底线的农村，传统道德力量也日渐涣散。传统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已经走向解体。我们该从哪里寻找新的民族精神来战胜正在蓬勃滋长的邪恶力量？药物可以“以毒攻毒”，精神上也能以毒攻毒吗？我们精神上的雄黄酒，又该去哪里寻找？

     刚读了郑永年《中国社会基层无政府状态令人担忧》和《中国解决权、钱、民冲突刻不容缓》两篇文章，更增感受。作为来自农村的人，同时又经常在农村地区调研，对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也有不少了解，深深感到郑永年所言不虚。至于目前中国权、钱、民的严重冲突，也是事实。其来源，当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使得官僚机构和先富起来的阶层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将捍卫其利益，从而走上与民众对立的立场，冲突必不可免。而这种冲突的严重性，都可以通过近两年来的群体性事件以及近一个月来的邓玉娇案等得到充分的体现。

     郑永年看到了中国的权、钱、民冲突问题，并呼吁要尽快解决。我觉得这将是无比困难的事。难道郑永年没有看到其深层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吗？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谈何容易。这种体制，不是一天形成，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加以改变的，就是胡锦涛想解决，恐怕也只能束手无策。这个无比庞大、盘根错节的利益体制，哪里才是切入点？在这个体制中的人或物，都在力量无比强大的潜规则下被异化成唯利是图的怪物。它必将吸干民众的最后一点血，以满足自己无尽的私欲。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庞大体制，胡温即便想有所作为，但又如之奈何？

    最近对官僚和富豪的攻击已经屡见不鲜了。今天见到一个消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郑玉娇案发展到后来，连中南大学湖北籍教授也忍不住了，他对湖北地方的父母官发出忠告：“人无百世官，人无百世民，好自为之。”毕竟是教授，话很文雅，但里面的意思却让人脊背冷飕飕的，感到民怨似乎已经到临界点上。莫非，我们真将会迎来一个水浒般的乱世？    

     去年适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所以各种总结三十年成就的电视、文章可谓满天飞，要不是临近年底，经济危机已经席卷中国，国家对歌功颂德的疯狂举止有所压制，否则整个下半年必将成为阿谀奉承者狂欢的盛大节日。早有学界人士指出，三十年改革，成绩巨大，但经验教训也为数不少。纪念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到成绩，更要总结经验教训。然而在一些人看来，只能谈成功，而且要大谈特谈；经验教训不是少谈，而是坚决不能谈。退三万步说，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拜托也把瞎话说得好听一点，让人听起来觉得顺耳一些。成千上万篇文章、专题，看起来如出一辙：把三十年前的数据一摆，再把三十年后的数据拎出来，加减乘除一算，于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自然一目了然了：好的东西比改革开放前增长百分之几百；不好的东西比改革开放前减少百分之几百。这样的文章，看了两篇觉得改革开放真是不错，看到五十篇时，已经有点恶心；当被狂轰滥炸到一百篇时，几乎就要吐了。

      最为恼火的是昨天说起农田水利建设，也是这样横着脖子一算，就得意洋洋地大声宣告：改革开放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金额是改革开放前的16倍！啧啧，16倍，多么巨大的增幅，简直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改革开放确实对农业投入太巨大了，成绩也很巨大了。这样的投入下去，农村的水利建设应该是大有改观，或者是面貌一新了吧。

     然而，这样的赞歌只能骗书斋里足不出户的呆子，或是对农村一无所知的城里人。真正对农村有个一知半解的人，就知道农村的水利建设简直难以说出口。前久的大旱，完全戳穿了这样的谎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小麦的主产区，还是靠天吃饭。要不是后来老天帮忙，下了几场小雨缓解旱情，否则今年的小麦很多地方可能就要面临绝收的前景。

     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农村，有一点年龄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前，农村的水利建设并不是一事无成的。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型农田水利建设，都是改革开放前兴建的，有的甚至还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我们的父母一辈，都曾经为兴建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他们记忆中最为辛苦的一段劳动生涯而被牢记着。只是有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指出：他们当时的巨大贡献，都基本来自于是无偿的义务劳动，最多就是记点工分，他们没有要求国家给予太多的经济补偿，因此国家在财政上投入是非常少的。如果只是通过财政投入计算当时的建设成就，那是不科学的，不人道的，也是非常可耻的。那几辈人做出的成就现在还摆在那里（或许其中一些工程现在已经因为管理不善而荒废），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只把无神的双眼紧盯着财政部和农业部那些干枯无味的数据。

      每次回家，看着60年代父母亲那辈人修建的巨大引水渠因年久失修已基本被废弃，无助的农民们在自家的每一块地里都打上了水井，心里不由得一阵悲怆。改革开放的农村，将集体主义下的一些成绩统统抛弃，代之以农民们各家各户的自己折腾，现在的农村，组织涣散，一盘散沙。再多的金钱投入，到了中国广袤的农村，面对庞大无比的人口，也只能是细细的雨点，在未落地时就已化作气体随风而散。

      让我们记住改革开放前那辈人的贡献。不要用金钱去衡量他们。虽然那个时期的中国在政治上走了弯路，但普通的人们依旧在创造着他们的生活和国家的历史。他们的贡献需要我们记取。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年代，他们那时候为国家无偿、义务的劳动和牺牲，需要我们公平的致敬。

     敬畏历史，尤其是在为眼前大唱赞歌的时候。

      在这一年，中国是成功的。奥运的成功举办，神七的太空漫步，巨大自然灾害后的沉着应对，都从各个层面证明了中央政府的能力，更证明了中国人民是无比勤劳、勇敢、智慧和伟大的，他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这是中华民族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条件。经过这一年，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巨大成就充满了自豪，也对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念。

     在这一年，中国是不幸的。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都是近百年来罕见的巨大自然灾害。数万活生生的群众，在灾害中失去了无辜的生命，数十万的群众伤残，数百万的群众失去了家园。除了天灾，人祸依然不断，车祸、矿难、污染、火灾、爆炸，每天都在制造着不幸。活生生的生命瞬间消失，一个个家庭瞬间瓦解，孤儿残老，妻离子散，人间悲剧层出不穷。这还是一个不幸的中国，国家还没有能力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安全、温暖、平等、自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空间。很多政策和措施都还只是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被动应付状态，国家需要继续努力，为全体中国人的小康生活提供基础而必要的制度保障。

     在这一年，中国是困难的。随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和奥运会的召开，我们了解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隔阂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经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仍然处于极大的劣势。藏独、疆独等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内外活动不断，暴力恐怖主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而在国内，农民问题、腐败问题、利益集团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学术界十年前的警告业已成为现实，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稳定时期，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将更加困难。2008年，是这些国内国际问题集中爆发的一年，它预示着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将充满矛盾和隐患，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使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毁于一旦。它不仅将影响到中国的未来走向，也将深刻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正因2008年负担了如此多的意义，我们在这一年里除了悲伤、愤怒、骄傲、喜悦，更需要冷静的反思和总结。2008年又适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与总结自然也是必须的。30年的成就当然要说，但更重要的是，30年的总结，需要找到哪些问题是阻碍发展的，哪些问题是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然后以无畏的勇气解决这些问题，把改革推向前进，为全体中国人创造一个尽可能安全、温暖、平等、自由、创新的制度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空间。的只有这样，2008年才是更有意义的。

      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巨大，世界瞩目。从平民百姓对各种事例的罗列，到理论界的哲学思考，可谓汗牛充栋，洋洋大观。但纵观各种回顾与总结，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一塌糊涂，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仍然一穷二白。凡是谈到改革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无一不以前三十年的缺吃少穿、无房无车、文化物质生活单一等等为参照。正常的对比倒没有什么，但说多了，就好像将前三十年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就跟新中国与旧中国对比一般。国内外也有一拨人士，借着这一潮流，适时抛出了“邓小平比毛泽东伟大”的论调。我想，正确的态度是，改革三十年的成绩固然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但前三十年的成绩也不容抹杀。成绩和不足，必须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审视。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三十年，尽管有后期的一系列政治错误的干扰，但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仍是巨大的，尤为重要的是建立了非常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已经有学者作过客观的评述，这里不再详细列举。只是说明两点，一是建立了系统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这个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二是农民与农村问题，前三十年，农业无条件支援工业，农民客观上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但这是由当时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并非毛泽东时代完全把农业问题引向歧途。不论是个人承包也好，公社集体生产也好，在当时的条件下，都得将农业所得的绝大部分上缴国家，支持工业。这是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缓和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重要性降低，农业的改革有了历史的条件。因此，完全将当时农业和农民问题归咎于毛泽东的农业政策，是不客观的。

     其次，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的探索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方向和对象。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在这个有数亿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前无古人，国情特殊，只有通过摸索和试验，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及其战友，就是一群伟大的探索者。我们不会否认有些探索是错误的，而且错误的程度还非常严重。必须允许毛泽东在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过程中试错。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走不通的，那就是需要改革的。没有走过那么多弯路，怎么能有后面的改革？没有探索和试验，你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要给试错者以应有的地位。在新中国的伟大进程中，毛泽东除了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试错者。

     第三，毛泽东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中国处在四面的包围中，通过自力更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没有可能对外开放，而且还得随时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威胁。随着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国防力量的增强（尤其是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入70年代，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开拓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一系列事件令人眼花缭乱，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的恢复，中美关系缓和，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大国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国内，毛泽东力荐邓小平复出，虽然由于四人帮阻挠，后来邓小平又被打倒，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邓小平后来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在国际、国内两方面来说，毛泽东都在其生命晚期为中国奠定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根本环境。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们仍将面临无法开放，向哪里开放的难解困境。正因如此，有人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肇始于1972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更由衷地体会到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他没有离我们远去，他的思想、他的眼光、他的功绩超越了岁月，将继续伴随着中国人民向下一个伟大目标前进。

毛泽东已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官方和主流新闻媒介非毛者多，颂毛者少。尽管如此丝毫也不影响毛泽东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底层社会仍在深深怀念他。这种怀念，随着社会财富不公和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随着人们对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越来越不满，而越来越深。精英分子、某些高官和某些媒体，对毛泽东的咒骂不可谓不可恶毒，对毛泽东的攻击不可谓不极尽手段，但奇怪的是，这种咒骂和攻击除了在某些上层和媒体上还有些市场，老百姓没有任何人买他们的账。你说你的，我信我的。毛泽东的画像仍旧端端正正挂在正屋墙中间，言谈话语中间说起毛主席，仍旧是非常亲切和尊敬。有些地方，甚至为他立庙，当作神来祭祠。你说老百姓愚昧也罢，封建也罢，但他们就是这么作的。这应该认为是民心和民意的反映──你想让老百姓山呼万岁他们还不喊呢，你想让老百姓立庙祭祠他们还不立呢，你想让老百姓崇拜他们还不干呢。人心是杆秤啊。看来，某些高官和媒体的努力是白费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毛泽东是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代表，他属于人民，属于底层社会，属于弱势群体，而不属于官僚和精英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官僚和精英阶层的敌人。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为人民为底层社会服务，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夺取政权时的战争年代是如此，建国后的和平年代也是如此。特别是建国后，他搞政治运动，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权势阶层，甚至不惜打破由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权机构。就是为了防止过去的人民解放者变成压迫人民者，就是鼓励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去造反、去夺权，从而使政权永远掌握在大多数人民手里，让权力机构永远为弱势阶层服务。“一切相信群众，一切发动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掌权者有如此胸怀和胆略？如果不是真正地、始终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会这样干吗？

    社会由少部分精英、官僚和大多数人民群众构成。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现象，那就注定毛泽东还会被少数人咒骂，同时还会被大多数人民怀念。也注定少数人的咒骂在大多数人民那里找不到丝毫市场。

                         （本文转引自网络，非原创）

     在滔天的金融海啸中,关心点别的事,似乎有点异类.

     有道是现在中国各类评比满天飞,不仅各级政府热衷于各项评比活动,不把底下的各级政府\群众折腾得鸡飞狗跳决不收兵.教育部也开始评比了,把各所大学搞个底朝天.现在,终于连学术机构也参加进来了,各种排行榜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单是一个"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国社科院城市中心发布的,就把全国几百个城市的市长弄得食不甘味,睡不安枕.更不用说胡润的中国富豪榜,民间称为"杀富榜",上得榜者,不过一年半载,不是麻烦缠身,就是身陷囫囵,让人知道排行榜的威力.

      近期又有两榜出笼,可供品味.先说一榜,称为"世界政府责任心排行榜",中国政府当选最有责任心政府.此榜一出,舆论哗然.再看推出者,乃中国科学院也.于是也就释然.中国人研究出的排行榜,不知道老外认不认.责任心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虚,我们没有研究过,不好插嘴,但中国政府责任大,那倒是很清楚的事实.社会主义国家,党管一切,上至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小至百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要由我党一肩承担,责任能不大?不像西方国家,这个党不管,还可以推给另一个党,政府事情做得不好,可以抱怨国会在拖后腿.在中国,不管好事坏事,都是党和政府的事,你不管,谁管?

      另一个榜来头很大,是联合国推出的,所谓的"平等城市"榜是也.北京荣登榜首,成为"全世界最平等的城市".既然是联合国做的,应该是很权威的了,我辈就更不能说三道四了.不过想来想去,就是觉得有点怪味,好像从中能咀嚼出什么似的.不禁跃跃欲试,想对此做个自己的解读,真有点对不起联合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

     窃以为北京所谓的"平等" ,并非西方人心目中的那个平等\和谐.北京人之间的相安无事,并非大家权力\权利\义务\地位都平等了,因此大家一团和气,有和谐社会的样子了.而是大家在这座权力高度集中的城市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老外看来,就有了所谓平等的表象.所谓不到上海不知道社会主义好,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儿小,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儿小,说的就是北京的官多.随便一个单位,厅局级干部就几十上百,处级干部更就是多如牛毛了.但你也不能因此就看不起北京的处级干部,人家在要害单位呆着,你敢怎样?没听说地方上省长来了,照样要给人家小处长端茶倒水?

      所以说,北京的官太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随便惹了个什么人,就是个下岗工人,没准人家有个远房表哥在哪个要害单位,就够你喝一壶的.因此,不是说平等,而是大家在北京都不敢轻举妄动.偶尔想横一下,霸道一下,以强凌弱一下,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你要是个小处长,就敢嚣张一下.在北京你试试?就算你是个厅长,你知道你准备欺负的那个人有什么背景,有什么三姑六姨?

      看到一个比喻,一大堆螃蟹张牙舞爪,准备横行.没想到大家的脚啊\夹子啊什么的,都缠卡在一起,谁都没法动,更谈不上横行了.在北京,大家都是那些螃蟹,挥舞着夹子,但却互相牵扯,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个权力羁绊下的平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