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于2008年5月27日夜，汶川地震后第16天
   
      
   
   
   

     

      杨曦新著《寻访侗族大歌》出版了。我对这本书是充满期待的。两年前我读到她的《歌谣与记忆》时，就感觉意犹未尽。当然不是因为那本书页码较少，而是因为作者对于侗族大歌的挚爱之情在那本书里犹然未了。我知道，杨曦肯定还会继续她的大歌之旅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杨曦以她的故乡——榕江宰麻为起点，走遍了榕江、从江、黎平三县交界地区，走遍了侗族大歌流行的中心区域。《寻访侗族大歌》就是这二十年来杨曦在侗乡行走、在大歌中行走的见证。这个痴迷侗族大歌的侗族女作家和侗族学者，将自己饱满情感充满诗性的文字献给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故乡。

    我是将《寻访侗族大歌》当作一本散文集来读的。这些年因为文体偏执的个人喜好，我阅读了大量的散文，也看了形形色色的散文主张和散文理论。《寻访侗族大歌》里的篇章，给我带来的阅读感觉是震撼的。面对杨曦的文字，我不需要阅读的心理准备，我也没有任何的文本预期，我只需要跟随着她从那个叫宰麻的小村出发，走进一个又一个歌声飘荡的侗族村寨，感受着文字与生活的美好与忧伤。这是杨曦文字的质地，也是生活的质地。我不知道如何来准确解读杨曦的文字，我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来还原我的阅读感受，我只能依稀记起与这些文字相伴的灯下，所感觉到的在阅读中自己僵化的感官功能的复活。读杨曦的文字，我需要用眼去看，不仅仅是看这些印刷体的汉字，我还需要透过文字，注视那些歌者，那些木楼，那些侗乡的什物。我需要去听，在这些文字中谛听，夜深人静时，我能听得到天籁般的侗族大歌在心间回荡，听得到忧伤的牛腿琴在耳边奏响。我需要去闻，在这些文字里，我能嗅得到美酒的醇，菜肴的香，当然还有侗寨的炊烟和草木的气息。我需要去触摸，那节日盛装上的银饰，那牛腿琴上的弓弦，那流过村前的潺潺流水。当写作者越来越不待见事物、细节、常识、现场，当凌空虚蹈的想象与虚构越来越成为写作者的依赖，当文学越来越成为无根无土的“纸上话语运动”，当写作者的感官功能越来越被闭门造车所窒息，读杨曦这些来自于故乡、来自于大地、来自于足下的文字，使我的身体里流动着一种澄澈无比的感动。

    我也是将《寻访侗族大歌》作为学术著作来读的。事实上，这本书本来就是“原生态侗族大歌生存状况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只不过，杨曦选择的是一种最笨拙的做学问做研究的办法。我不想用田野考察这个时髦词汇来表述杨曦的研究。田野考察这样的词语一旦成为公共语境中的熟语，它本身该具有的民间、在野、现场的基本属性，其实早已经消解殆尽。在图书市场上，田野考察甚至成为一个噱头，因为它能满足猎奇式的快餐旅游欲求。大量充斥图书市场的所谓“田野考察”，无非是从书斋到书斋的资料堆砌，是异化了的“纸上田野考察”。而一些所谓的田野考察者，不过是浅尝辄止、苍白冷漠的田野旅游者，他们是端着架子的，是居高临下的，是以强势文化征服者的恣态出现的。太多打着田野考察旗号的文字里，弥漫着轻浮的学风、虚伪的文风和文化霸权的自鸣得意。杨曦将自己的研究现场放在了生长侗族大歌的泥土之中。因为她明白，“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虽然此曲只应天上有，但它却是从侗乡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孕育于三龙、朝平江、朝利、增盈、苗兰、归柳等等这样一些未进入公共视线的侗民族栖息地。《寻访侗族大歌》的学术价值，与其说是研究，倒不如说是发现。杨曦以对自身族群的深沉情感，以属于自己一个人的视角，以自己诗一样的文字，真切地还原了侗族大歌的生态现场。在杨曦的著述中，看不到习见的学术腔调，看不到概念与术语的装模作样。我看到的是带着侗家人呼吸与体温的文化与生活，还有他们的笑与泪、苦与乐、悲与喜。对于侗族大歌这样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研究，杨曦走的是自己的路子，也是最苦最累的路子。多年来，她披星戴月，她沐风栉雨，她流汗洒泪。杨曦的确是在研究与考察，但或许比研究考察更重要的是杨曦在融入在感悟。因此，杨曦研究视野里的侗族大歌，是完全独立于公共视角之外的侗族大歌，也是完全独立于公共语境之外的侗族大歌。作为杨曦研究成果呈现的侗族大歌，是日常的，是生活的，也是充满着乡村的野性与鲜活的。侗族大歌不是化石，当然更不是活化石，它是侗民族实实在在的生活，是侗民族深沉而忧郁的情感，甚至可以说是侗民族虔诚而执著的信仰和宗教。

    从那个叫宰麻的侗寨出发，杨曦的背影离故乡越来越远。贵阳，泉州，湘潭，无论身在何处，她都时常回望故乡，她总是选择将自己的心灵安放在故乡。无论多远的路途都挡不住她回乡的脚步，她的每一个假期基本上都是在侗乡跋涉行走，她的身影孤独、倔强而执著。在远方，故乡是模糊的。在远方，故乡亦是清晰的。作为一名作家，作为一名学者，回望与回归成为了杨曦解读故乡、解读侗族文化的一把钥匙。无论是回望还是回归，她的心灵都是有栖息地的。这块栖息地或许并不能让她“诗意地栖居”，但可以让她深情地读懂故乡读懂自己的民族。杨曦读出了饱满的幸福，也读出了深切的忧伤。读她的《歌谣与记忆》，我这样来解读，读她的《寻访侗族大歌》，我也这样来解读。因为对于每一个拥有故乡的游子来说，故乡终只是幸福而忧伤的远方。而远方有多远？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寻访侗族大歌》，杨曦  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于贵阳

            
那个女子
她再也不能寂寞歌唱

那个女子
她再也不会受点点伤

那个女子
她忧郁的歌声怎遗忘

那个女子
她在音符中缓缓飞翔

今夜
有一片叶子飘向天堂

注：2009年4月7日夜。惊离歌手阿桑因癌离开人世。她的歌是我这些年的最爱，每每百听不厌，在线急就，以表哀悼。

    看完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本杰明·巴顿传奇》，仿佛是要回应内心的什么，我反复重放电影的最后镜头——1918年一战结束时启用的逆向而行的火车站旧钟，堆放在杂物充斥的旧仓库中。飓风来了，洪水奔涌，水流漫向它的钟盘，它顽强地滴答着……

    《本杰明·巴顿传奇》，亦译为《返老还童》，这样译自然没有错，但我还是很不喜欢这样的译名，总让人联想到长生不老之类的妖术。这个故事可不是说什么青春永驻，说的只是一个人的别样生命历程罢。如果我们通常理解的人的成长是顺流而下，那么电影中的主人公本杰明的成长或可谓逆流而上。大卫·芬奇讲这个故事讲得很慢，以至于我看到中间时有点害怕这个故事会突然断掉。但这个节奏似乎又拿捏得最到火候——卡罗琳在缓慢地打开一页页尘封的日记，即将灯枯油尽的黛西，幸福而艰难地在往事中穿行。

    ——黛西，那个有着湛蓝色天使般明澈双眸的小女孩？那个一双红舞鞋舞向纽约、伦敦、维也纳、布拉格、巴黎的少女？那个身段修长气质高雅的中年妇人？或是病榻上表情幸福身体痛苦的奄奄老妪？

     用镜头来记录美丽女子的一生是残忍的。年轻是最美丽的，时间似乎无法插足，只能默默地锦上添花。没有谁会傻到不知青春易逝，只是青春却又最易挥霍。不仅仅是燃烧的梦想，连爱情（也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爱）都可以随意支付。

    有舞台的女子最害怕老去。何况她的身体里曾经沸腾着芭蕾梦？在泳池边上，看到那个年轻的女孩纵身入水，她伏在池边伤心地哭泣。

    ——本杰明，那个在牧师鼓励下蹒珊学步的老男童？那个貌若朽枯却在妓馆春风初度的老头？那个在雪天旅馆里与间谍夫人陶醉寻欢的暮年男子？那个褪尽华发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或是在垂垂老矣的黛西怀里睡去就没有再醒来的婴儿？

    当生命逆向而行，呈现给我们的该是怎样的一种人生景象？本杰明的人生，与其说是传奇，还不如说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命运的捉弄。在春寒料峭的深夜里看这个电影，我总是无法将皮拉德·皮特与这个本杰明结合在一起，甚至都有一种担心与害怕，害怕这个角色将他多年来的英俊形象搞砸。这样的担心一直伴随着大卫·芬奇的镜头摇晃。看到二战后本杰明回到新奥尔良，渐显那个金发蓝眼的熟悉形象，我竟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是什么让我惴惴不安？这样的感觉如同看到晨炼的老人，他们总喜欢倒着走路，而我老是担心他们一跤下去再也起不来。生命的去向再明确不过，如片中的迈克船长说的——“你可以像疯狗那样对周围的一切愤愤不平，你可以诅咒命运，但是等到最后一刻，你还是得平静地放手而去。”只是这个过程又神秘莫测，“有些时候我们就活在即将发生冲撞的轨道上，却浑然不知，无论它是意外发生的还是蓄谋已久的，我们都对此无能为力（影片中本杰明日记）。”

    好在有爱，它在通往生命终点的路上缀满了灯，这些灯，总会为相爱的人次第点亮。《本杰明·巴顿传奇》中那个养老院，实在充斥了太多的凄凉与无奈——“死亡也是这里的常客，人们来到这里，又安静离去，你可以感觉到有人离开了，那时房子里总是寂静无声，这是个值得在此成长的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人们抛开了所有生命中的矛盾，而去讨论当天的天气，洗澡水的温度，一天行将结束时的阳光，对于一个去世了的人的房间，另外一个人便会重新填补上来（影片中本杰明日记）。”

    好在惯于惊悚的大卫·芬奇这回要给我们讲述爱，这个一看到名字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黑与冷，甚至有些邪气的男人，这回却有足够的耐性和温暖，尽管他还是习惯性地将爱这样的主题一端上来就随手搁在了生死边缘。他似乎有些漫不经心，还有些絮絮叼叼，不过这样的调子适合讲述爱情故事，尤其是那种纯粹纯净、刻骨铭心的爱情。

    你相信人生的偶遇会注定一生的爱情么？大卫·芬奇的答案是：YES！是啊，生命的过程我们会碰到许许多多的人。片末那些散乱的台词很棒—— “有些人就在河边出生长大，有些人被闪电击中过，有些人对音乐有着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而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这些短句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平常的，但放在《本杰明·巴顿传奇》这个电影中却是无与伦比的经典，因为它们共同陈述了不寻常的生命世界。

    那一年，本杰明12岁，黛西6岁。人生有许多的相遇，有些像风一样飘走了，有些像种子一样会生根萌芽。他们的相遇该是一枚种子的。本杰明在日记里说“我见到了改变我一生的那个人”，他将1930年的感恩节视为“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他们会相爱么？生命对向而行的本杰明与黛西，他们的人生会在何时交集？

    她的青春时代，有着太多的诱惑，或是金钱名气，或是俊美男子，但她脚下的红舞鞋，是她最深情的倾注，倾注了青春，倾注了时光，甚至还有自己青春的身体。她并没有这么深地意识到，那个曾经与自己在小床底下就着烛光互倾秘密的男人是爱着她的。她可以轻易地忽略他，哪怕他是匆匆地跑到纽约，来看她的青春舞步（其实他是来告诉她他的父亲去世的消息的），她也当着他的面与那些男性舞伴亲吻。

    他的成长注定是别样的，因为这是躲也躲不过去的无端命运。对于他来说，爱一个女人似乎也是需要几十年来学习的。他在妓馆里经历了男女之事，他在那个叫“冬日宫殿”的老式旅馆拥有初吻，他在漫长的冬夜里坠入爱河，然后那个叫伊丽莎白·艾伯特的女人一去无踪，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很享受与几个女子的同时偷欢。

    看电影时老奇怪地想起《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里宝玉说与黛玉的那个话——“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少年时每每理解为痴男怨女的情爱誓言，现在却疑心曹雪芹或意非止此，“只取一瓢”亦恐非坚贞这么简单，而是人生就这般模样，更多的是擦肩而去，甚至是悄逝无迹，由不得你取或不取。

    错过的永远比拥有的多得多，只是有时候错过了什么，自己并不知道。好在本杰明与黛西没有错过。而让他们没有错过的，竟然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巴黎车祸。伤愈后的1962年春天，黛西回到了新奥尔良。看到镜头里出现养老院那个楼梯拐角处的白色房间时，心里竟然莫名地欢欣起来——她终于回来了！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每一个相爱的人都会羡慕他们的日子：沿佛罗里达海岸线的自在航行，客厅里的自助野餐，床垫上的慵懒时光，睡眼惺松的缠绵对话……

    而使这样的日子结束的竟然是看似理所当然的事件——黛西与本杰明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女孩并没有遗传父亲的衰老基因，她长得很可爱。但这个可爱的孩子却注定了本杰明的出走。他的离开，看起来很是决绝：天将破晓，他悄然起身，带上了房门，骑摩托车绝尘而去。他的出走不是因为爱的泯灭，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女儿健康成长。她没有挽留，他走的时候，她的眼晴明明是大大地睁着的。她走到窗前，透过百叶窗看着他渐行渐远。她默许这样的结局，亦非爱消情灭，她得为了孩子现实地面对生活。   

    他再度回到新奥尔良时，取名为卡罗琳（本杰明生母的名字，生本杰明时难产死去）的女儿已经亭亭玉立。他的外表年轻得让人吃惊，甚至有些怯生生的局促。已经成为老妇人的她，面对的是自己依然俊郎的爱人。在他暂居的PONTCHARTRAIN旅馆，他们平静的幽欢，如同简单而深情的决别。他们依然没有忘记互道晚安—— “晚安，本杰明” ，“晚安，黛西”。

    当她再次见到他时，她已经成为一个老妪，她依旧有着芭蕾舞演员的优雅气质。她的爱人，已经成了坐在黑白琴键旁胡乱弹奏的小小少年，他有着痴呆症的前兆。他的脸上真的有粉刺的，只是，他是否记得这个坐在自己身旁的女人，就是自己爱的人？她曾问他——“当我皮肤变得又老又松弛时，你还会爱我吗？”他也曾问过她——“当我满脸粉刺时，你还会爱我吗？”

    她最终也搬进了养老院。在那最甜蜜的时光里说的话，她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真的成了孩子，她守护在他的身边，读童年里他们共同听过的关于袋鼠的故事。秋天的院子里，叶子不经意地飘落，她牵着他小小的手。他仰起头来，她弯下她依然修长的身子，她亲吻那小小的孩子。这样的镜头真干净啊，安静得让人想流泪。我记得——他当年曾说：“我在想没有什么东西能持续到永远的，我们也不例外。”而她的回答是：“有些东西就是会持续到永远的。”

    那个在爱人的怀里安静地闭上眼晴的婴儿本杰明，他是否还有些许的意识，知道眼前这个满面皱纹的妇人就是那个曾有着湛蓝双眸的小女孩？不过她是确信的，她告诉他们的女儿卡罗琳：“我知道，那一刻，他一定认出了我。”在飓风来临时，她安祥地闭上了眼晴。那病房的窗玻璃外，有一只蜂鸟在使劲地扑楞着翅膀。她是幸福的，连护士也看出来了的，即使奄奄一息虚弱不堪，她的脸上依然让人感觉得到：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我想，《本杰明·巴顿传奇》适合推荐给相信爱的人看，哪怕世事再沧桑尘世多庸俗，总有纯净而纯粹的爱为你坚守着。当然尤其适合推荐给相爱的人们看，不要用传奇的剧情去说服他或她，如果他或她是爱你的，他或她会知道这样的剧情其实一点也不传奇，传奇的只是彼此内心里最柔软最纯净的爱。

    请记住她的名字——黛西·福勒。

    请记住他的名字——本杰明·巴顿。

    请记住这样一句话——“我们注定要失去我们所爱的人，不然又如何知道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呢？”

    无论生命是顺流而下，或是逆流而上，爱，没有时间差，“它在应该发生时发生”（影片中黛西语）。在本杰明·巴顿与黛西的故事里，那个美国南部最著名的钟表匠，已经给我们做了这个试验。

    《隐秘的乡村》已经拿到好几个月了，前些日子方才读完，读得实在是慢。正如我四年前第一次读到他的《怀念与审判》一样的心情，有些许的重，有些许的痛。《隐秘的乡村》这个书名很普通，“乡村”这样的美好词语，这些年也沦落为俗词了。记得当时他在博上说的是《隐秘的上游》，挺好的一个书名。只是这文字一旦进入市场，作者又何尝能自己做主？好在“隐秘”二字留着的，也不枉了作者的苦心。这书名的妥协，一半对一半，有点像唇齿相依的生活，无非是妥协，绝不是对抗。我从来就不相信文字有多么大的力量，足以去让我们去奢谈抵拒生活。

    一本《隐秘的乡村》，弥漫着无数从生活中抽离的诗意。我在这里所说的诗意，与所谓诗情画意毫无关联。这本散文集传达给我的诗意是重的，是滴答着岷山与涪江峡谷湿漉漉的水气的。诗意的生活，生活的诗意，前者着力于轻渺，后者着力于凝重，前者似乎是局外的欣羡，后者却是身心俱融的切入。合上这本不算薄的散文集，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这些名词——后山，对岸，山盖，河谷，坡梁，山峁，林子，磨坊……这是阿贝尔私秘的心灵地理。他的后山——“青杠林是后山的裙裾，菌子是青杠林的仙子，野蜂是青杠林的妖精”；他的对岸——“三岔子是两条巨大的沟谷搂抱着的一位美女，那美女就是肥沃的火地和火地里生长的药材”；他的磨坊——“在昔日的河岸沟谷，在已逝的雨季和黄昏，呈现出枯水期的唐诗宋词的意象”。阿贝尔的私人地理里，有许多这样个性的拟喻。凝重，洗炼。生活之重自然不是诗意之重。我喜欢的是阿贝尔从自己熟谙的生活中抽离的凝重诗意。这似乎像是剥一种秋笋，没有春天里雨水丰沛时那种轻而易举的快意，而是一层绕一层地剔去它的外壳，逐渐呈现它本也清新迷人的身子骨。要的是耐性，更要的是细腻，当然还要用浓重的情，拒绝轻佻。

    我一直记得他在《美文》发表的那篇《一个务虚者的春天》。他在那里头说“快乐加剧了痛。加剧缘于人性隐秘处的审视。”对于人性冷静的审视，在阿贝尔的散文里无处不在，使他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凝重。浮躁的年代，轻佻似乎不再视为贬词，还很容易成为时尚。人如是，文亦然。这个务虚者本能地拒斥着轻，他拒绝在散文上加流盟派,也并非特立独行标榜树帜。代表作《怀念与审判》是一篇怀念亡父的散文，只是它远非表达伤逝哀痛这么简单。冲突，对立，依存，暴戾，恻隐，绝望，叛逆……它将人性中的种种不堪淋漓呈现，有怨，有憾，有怒，但更有爱，有情，有大悲，有大痛，“审判父亲是耐人寻味的”，这也是我的阅读经验里最令我震撼的以亲情为题材的散文。阿贝尔长于短句，长于简洁的散文句法，他的文字也很用力，但是绵里藏针的用力。他写生活的痛，让我想起冷峻而手法高超的外科医生。《一个村庄的疼痛》是父亲逝世前后分两截写成的，我沉溺于他简练内敛饱满情感的文字——“霜融化后的水露浸润了麦苗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叶片，其滋润极富感染力。麦田各具形态，一绺绺，一条条，白净纤弱的田埂像是组成葬礼进行曲的那些音符，为我预支出大笔的悲痛。在冬日阳光里，在青青的麦苗间，光秃秃的桑树是神秘的灰色，枝条体现出的骨感与田埂的那份纤弱达成了一种伤心的和谐。”

    散文通常会被认为是轻的，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当然也有致力于黄钟大吕者，不过通常会异化为混浊史料和伪劣慷慨的苟合。如果我们还相信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史籍里，而且还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过往者的内心里，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心灵轨迹大可作为参照。这也是散文的意义之一，它并不限于仅仅把玩轻灵。在《隐秘的乡村》中，《1976·青苔，或者水葵》、《生产队》等都有“个人史”的意义。无数已经呆板于史料中的词或短语——知青，生产队，社员，《东方红》，学大寨，三项指示……不过，阿贝尔用自己的文字将它们一一唤醒。它们复活于那些具体可感的人——胡山林，哑巴，胡玉华家的“抱儿子”，大爸王生厚，张连国，男知青张明向，女知青李正秀，年轻的邓老师，风流的筏子客……它们复活于那些细碎甚至是隐私的事——看电影，割麦，烧石灰，放筏子，批斗会，还有男欢女欲。看到这本书已经是汶川地震之后差不多一个月了，在阿贝尔的《1976·青苔，或者水葵》里，我惊诧地读到了他对1976年岷山地震的个人记忆。这样的偶合让人心下惊骇，只叹万物自有轮回。来来往往，生生死死，纷纷扰扰，岑岑寂寂，历史是一个平面，但更是一个立体的几何变体。阿贝尔散文的年代记忆自然不是出于记录什么历史，不过我们看得到那个年代给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心里留下的深深印痕，而当它以文本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浓重的个人气息使它显得如此厚重，因为每一个场景都源于他内心的萃取。如他所说——“不是以挽歌的体例，但用心是挽歌的。”我想，这就是个人的心灵史之于泥沙俱下的宏大历史叙事的意义。

     阿贝尔的写作是寂静的（对于他，对于他的文字，我觉得不该使用“寂寞”一词。说寂寞总是有点怨天尤人，寂静更能贴合他写作的自在状态）。他的敏感，他的细腻，他的深沉，他的痛苦，他的简单快乐，似乎一切都来自于文字的脆弱包裹。这个时代，谈点写作，说点文学，总是让人难为情的，更遑论散文的话题了。不过好在在文字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拥有片刻自在的。当我在匆匆忙忙的夜班间歇，拿起《隐秘的乡村》，随便地翻开某一页，在阿贝尔自在呼吸的文字里，总能感觉到那拥有精神自由的美好与可贵。散文就应是这样自由的文体吧。哪怕生活“像一棵青稞，别无选择”（引自《隐秘的乡村》简介中的句子）。于自己的人生，于自己的文字，只要心怀虔诚就够了。就如阿贝尔这些“隐秘”吧，当它进入到公共阅读的语境之中，已经远离隐秘本身。阅读作品一旦要扯到意义，其实亦早已脱离作品本身。只是缓慢而宁静地读完阿贝尔这本《隐秘的乡村》，我还是忍不住想写下点什么。且当是对在寂静中阅读着、写作着、生活着的阿贝尔的祝福吧。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暮色中于贵阳

《隐秘的乡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飞行员方面显得极为“委屈”，不断向媒体诉苦。诉待遇低的苦，诉超时执飞的苦，诉无法照顾家人的苦，诉无法自由跳槽的苦。每一个接受采访的飞行员都有倒不完的苦水。亦有专家为飞行员说话，称飞行员也是常人，如此维权实属无奈。不过，只要细看飞行员方的苦衷，就不难发现，飞行员作为航空公司雇员，利用集体返航对公司施压，谋求更大利益，才是此次事件的最终目的。

　　集体返航事件发生后，东航的前后表现大相径庭。最先抛出的是“天气原因”，但这个睁眼说瞎话的理由，很快就被驳得体无完肤，气象专家称，当天云南天气根本不会对航班造成影响。

　　其实，这哪里需要什么专家分析？只要稍具正常思维能力，都不难对东航的“天气论”作出判断。当天除了东航的航班，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可是正常得很，偏偏东航的航班需要返航，而且是集体返航，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最终承认系“人为因素”，只是迟早的事，关键在于“皇帝的新装”何时有人说出真相。按航空公司方面的解释，在飞行员问题上他们亦是一肚子苦水，培养飞行员成本高，飞行员紧缺，亦有观点认为，飞行员罢飞事件只是中国民用航空业的体制使然。

　　飞行员的利益，航空公司的利益，飞行员的待遇，航空公司的形象，返航事件发生后，争执胶着于劳资利益，此次事件中受到伤害最大的乘客的权益却被束之高阁，连一声道歉也姗姗来迟，而且还是遮遮掩掩云山雾罩。直至一周之后，“天气论”才变成了“人为论”，慢慢地逼近了真相。

　　东航航班集体返航事件，给市场监管敲响了警钟。市场经济就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经济，类似于飞行员与航空公司的利益纠纷在所难免。监管者要做的是，居中调和各方利益，使市场经济参与各方行为走向规范与理性。而在利益的调和中，公共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倘某一利益体为一己私利，均可挟公共利益以自重，这该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希望对东航航班集体返航事件的处理，能够为防范类似挟持公共利益事件的发生，提供一道制度性的隔离带与防火墙。

http://www.gog.com.cn　 08-04-09 10:09 　 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

　　市场至上的观点，使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在增加供应上都不遗余力，每座城市的开发量都在猛增。某些有影响的开发商更是不断推销自己的观点：要降低房价，必须大量增加土地供应，并以此要挟政府增加土地投放。在这种“主流理念”的推动下，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税费上去了，政府获益了。房地产市场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富翁，他们的腰包鼓了。但房价离百姓的心理价位越来越远。而更为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局面竟然屡治无果，“一调控就涨价”的荒唐事屡见不鲜。追根究底，楼市顽症来自于一种多元复合的市场心理预期——城市政府对于房地产业改变城市面貌增加政府收入的期待；在房价节节高推动下的民众“过了这个村、再无这个房”的住房焦虑；房地产开发商“一楼暴富”的投资热情。

　　履新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姜伟新，此番表态有许多值得民众期待的亮点。比如他认为“前两年商品住房价格高速上涨不正常”，比如他谈到了农村进城定居人口享受城市住房政策和农村住房及宅基地政策的衔接问题，但笔者以为，这位新任部长在为房价问题把脉时提到的心理预期因素，是政府主管部门对房价问题的全新认识，也可以说是把准了住房问题的脉。

　　我们也想给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提点建议：“市场的归市场”，并不意味着让开发商为所欲为，让政府在房价问题上丧失主动权；“保障的归保障”，也同样不是让政府仅仅凭补贴就将百姓住房一揽子包下来，保障百姓住有所居更多地得倚仗理性而良性的市场。改善民生，住是基础，不能安居，何来乐业？我们期待姜伟新的“住房新政”不仅带给公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带给普罗大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住房梦想。

刊《贵州都市报》2008年3月26日新闻时评

     3月17日，新组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接受集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购房有困难的一批中等、中低收入家庭，包括新就业者(每年新增就业人口1100万)和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将借鉴国外做法和国内经验，提供低价位的公有住房(据《贵州都市报》3月18日报道)。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9%。向中等收入者提供“低价公房”，是高房价残酷现实下的务实之举。中等收入者和新就业人员进入到住房保障视野之中，是中央政府层面对于民生呼吁的迅速回应。去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后，既买不起商品房又享受不了现有保障性住房的“夹心层”人员的住房难如何解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人群并非少数，仅以收入较为稳定的公务员群体来说，大多均可划入“夹心层”之中。如果说面向市场的商品房是政府向“上”的视角，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向“下”的视角，那么面向中等收入群体提供的低价公房就是向“中”的视角。我们相信，政府的多重视角必将有助于解决住房保障的无缝覆盖。

　　目前的现实问题是：“低价公房”在哪里？无房可供是这一惠民政策落地的难点所在。首先是如何实现低价。除继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使房价回归理性轨道之外，政府必须运用市场与行政的手段，让“限价房”着陆。同时，还必须为住房支付能力不强的家庭提供必要的补贴，比如政府贴息、首房低息、让公积金政策覆盖更多的人群等；其次是如何实现有房。政府大量投入建设低价公房肯定不现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调动政府、开发商和各种所有制经济体建设低价房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体制的保障。低价公房的“公”如何理解，笔者以为，只要体现政府住房保障思路、享受公共政策优惠的住房都可归入此列，比如针对新就业者，其就业单位就可以参加到职工住房保障中来，但前提是要有激励其参与的政策与制度。

　　正如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所言，“解决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住房保障面的扩大，住房保障人群的增加，艰巨的住房保障任务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我们期待，新组建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今年能拿出解决中等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具体政策，不要让“低价公房”仅仅停留在“研究”当中。

<贵州都市报>2008年3月19日新闻时评

         心悦

    去年深秋某夜，网遇老湖，他告诉我他原来一篇一篇贴在网上的“老家植物志”系列散文结集出版了，问我要地址寄赠。把地址发过去，内心欣喜不已：一则是为老湖，这些年的辛勤笔耕终于飘出了墨香；二则为自己——居然还被老湖记得。
　　认识老湖在若干年前的新散文论坛。那时有事没事爱混在一群散文写得倍儿棒的文人堆里看热闹（我自己不会写，所以用一个“混”字），于是认识老湖。印象最深的是不老的老湖（甚至可以说很年轻哈）不写风月，只写花花草草，树树木木，不管坛子上风波起落，他只管写他的，贴他的。后来，我鲜于上网，新散文没怎么去，曾经认识的好些朋友也“渐行渐远渐无书”了。只有老湖也不记得何时连的Q，极偶然地遇上了，打个招呼，浅浅地聊上三两句。几年了，就这么散散淡淡地交往着，老湖成了我在新散文那段热热闹闹的日子里留下的唯一的朋友。
　　老湖的行动异常迅速，没两天就在Q上给我留言说书已寄出。不过，当老湖的集子真正到达我手上，已经了次年的春天了，叫人不但望穿了“秋”水也望穿“春”水。我原想说，这不是老湖的错，老湖确确实实老早就把书寄出了，但转念一想，或许还是老湖的“错”，书太好，让人眼见心谋的几率总大很多。最终确定他最初寄出的那本书不明下落了，他又重新用挂号寄了来。
　　之前，老湖没有告诉我这本集子的名字，所以，当我看到白底暗纹的封面上《草木书》三个字时，有说不出的惊喜：再没有比这更相配更贴切的书名了，简洁纯净，一如里面的文字，也恰是本人最喜欢的风格。在初春乍暖还寒的夜里，灯下，一页一页翻阅着那些似曾相识的文字，心底不期然涌起一丝丝一偿夙愿的喜悦。反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细想，依稀记得某年某夜，在网络上一篇一篇地看这些文字，一向不习惯长时间网络阅读的我未免生累，一半抱怨一半希翼地和老湖说：啥时把它们结集出版吧，我喜欢捧在手里慢慢儿看。当初一个不经意的愿望，如今不经意地被老湖达成了，微笑是发自内心的。
　　一个14岁就离开乡土外出求学的人，老家的人事风物能记得多少多深？我想当初少年老湖把家乡一草一木，应有尽有的植物的种子，揣满了一怀离家的吧？以至在十多二十年之后，在异乡贵阳的灯下，他能让它们一一地重生：一株“有着相当智慧”的稗子、一棵老宅边上的龙枣、一颗野地里酸甜的乌泡、“阴暗。鬼魅。”的三角风。。。一草一木以及草木之间承载老人孩子乡土人事，在老湖的笔下重新生根发芽，栩栩如生。在城市出生，石米森林里长大的我对乡村生活一直充满了好奇和神往，老湖的这本《草木书》给了我很好的满足：说来惭愧，小学时就学过“刀耕火种”这个词，可是读了老湖写的《小米》才知道所谓的刀耕火种是怎么一回事；曾附庸风雅用诗经的句子“采采卷耳”做网名，弄了半天原来我浪漫的“卷耳”居然“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植物”，名叫“苍耳子”，老湖写：“苍耳子对于老家一代又一代的顽童来说，它的果实是捉弄人的好工具。那些顽皮的孩子书包里放着这种东西，经常是悄悄地放到女生的头上。。。”学医的人没有不认识半夏的，老湖写半夏，优美而可喜：“《礼记·月令》有载：‘五月半夏生，盖当夏之半也，故名。’一株小小的植物与一个季节相关，我喜欢这种物语暗示，隐秘而自然。”老湖写他老家的“龙枣”树型俊美而果实味美，闻所未闻，恨不能一看一尝，还有“梅弄”“梦花”等光是名字就好听得让人着迷。。。
　　小小草木，短小的文字，一篇篇，人和植物真诚、平等、自然地相处、交融。读着这些平和的文字，时不时有小小的感动。可以感受到文字背后，一份纯净的感情，一种对物的慈悲与尊重。就像他写的《稗子》，从来被人认为“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恶草”，可是，在老湖笔下，稗子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其实作为禾本科的一员，稗子的食用价值只是水稻而被忽略而已。”它还“是一种有着相当智慧的植物”，因为“它们真是不易，在与水稻的生存空间抢夺中，它们从来就没有屈服，哪怕添上人类的力量，依然无法阻止稗家族的兴旺。”
　　在《自序》中，老湖写：“我们怎知那些被造物主禁锢在土壤里的植物，不是充满着智慧和情感的？我相信，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植物世界里，肯定有着我们永远也触摸不到的神秘内在。”读着这些文字，心有戚戚焉。也明白了和老湖能一直交往着，不是没有因由的。
　　很久，很久不曾安安静静坐下来写过字了，读完了老湖的《草木书》，突然很有写一些什么的冲动，奈何笔不从心，只好把这些粗浅的感受凌乱地记录下来，算是一次愉快阅读的印记吧。
　　
　　
　　 2008-3-18

                                               谢念

   《草木书》置于床头已有些日子，因难得整块阅读时间，只能在睡前或难眠时读上数页。书的封面素极，白底上一抹草绿，风格简约，正是我之所爱。
      打开《草木书》，似有草木芬芳扑鼻至。著者陈守湖自幼生长在湘黔边境侗乡农村，虽去乡多年，对乡土的记忆却未曾失落。于是，他选择为家乡植物作“传”的方式来加以保藏。书中，共计100种植物的逐一描述，极大丰富了鲜有乡野生活经历的我的植物知识。
     但真正促使我每日拿起《草木书》的原因，却不在此。守湖笔下草木，均非死气沉沉的自然物，而是人的生活的积极参与者、甚或就是主角，因而在纸墨间，这些草木充满着生命鲜活的呼吸吐纳、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文气息，从而使整本书在传递知识的同时蓬勃出一种物与人的强烈共鸣和互动。
      由《草木书》，不由想起同在床头读毕的戴明贤先生所著的《一个人的安顺》。明贤先生为黔中文界前辈，学问书法皆有大成，惜一直无缘当面请教，前搬新居，方托友人高嵩、燕达夫妇求得先生所书李清照词一幅，得以聊慰仰慕。《一个人的安顺》2004年出版，当年圣诞，我偶然在京闻听为该书作序的钱理群先生赞之“完全可以改编为电影”，究因终日忙碌，于购得两三载后才始启阅。
     与《草木书》聚焦植物世界迥异，《一个人的安顺》记录的几乎完全是“人事”。以中国传统的笔记体结合现代散文的行文方式，明贤先生将故乡安顺这座黔中旧时石头小城的市井生活描摹得活灵活现，文字厚重炼达，确有极强电影画面感。于中，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及贵州地域文化修养清晰可见。据言书原名《石城浮世绘》，与内容甚相宜，较之现名并不稍逊。
    如果说《草木书》可视为一部湘黔边地区的“人文植物志”，《一个人的安顺》则堪称黔版《边城》。
    再有5年，贵州作为中国一行省，即将走过600载。
    贵州的建省，不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因子的自然聚集，而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考量；贵州的版图，由原属几个地域文化板块的“边角地带”全程合组而成。一直以来，在外界的偏见中，贵州总与蛮荒相伴，而与文化无干；贵州人也常为故土人文积淀难比周边而抱憾。文化自信的缺失，是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重要精神表征。
      从这个意义审视，无论守湖与明贤先生写书的动因及描述的对象何其不同，客观上，他们都在为矫正“贵州偏见”做着一件共同的事情节严重，那就是，以手中之笔，将原本不输他人的贵州精彩、原来不落他乡的贵州“人气”捧将出来。由是，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只人心中有人文，就会处处有人文；只要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就会有丰富的生活世界。
     钱理群先生为其与戴明贤、封教伦二先生合编的《贵州读本》作前言云《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信哉！设若贵州人对自己脚下的精彩都视若无睹，又何谈矫正外界偏见？《贵州读本》将历史以来省内外典籍中涉及贵州的名篇汇于一册，洋洋大观，可谓功德之举。
     近年，贵州人写贵州颇涌现出一批好书。《一个人的安顺》、《草木书》之外，刘学洙先先生的《贵州开发史话》，由高冰策划推出的“行走贵州”系列，包括燕达、高嵩的《六百年屯堡——明王朝遗民纪事》，杨俊江的《逸世之河都柳江》、〈榕江——流动的和谐〉，吉江虹的〈古城镇远的似水年华〉等，以及任和昕主编的《隆里古城》图册、魏荣利的《走进神秘河》，皆可圈点。
    学洙先生为新闻界前辈，学养高而为人谦，素享重才之名，广为业内敬重。先生并非专业史家，退休后转而治史，成就卓然。《贵州开发史话》“试从旧史悟新闻”，精选视角，将一部枯燥的贵州史写得意味深长。我批购50册，凡省外友人到访，便以相赠，今已所剩无多。
    明清两代，贵州科举有“三鼎甲，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佳绩，大背景是随着移民不断西进带来的贵州文化的渐趋昌明。今天，“贵州好书”的接踵出现，大背景亦是当下贵州民间群体文化意识的自觉。为政者倘心中装着人文，敏锐洞查、缔造宽松，则贵州文化的崛起完全有望不再停留于期许。
 

             （刊《当代贵州》2008年第5期，作者系《当代贵州》副总编、执行主编）

　　发展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的优选，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必须。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公交优先”的原则为政府与公众广泛接受。但“公交优先”不能成为“公交特权”，“公交优先”更应当是服务的高质量供给。毕竟，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关系到千万百姓生活质量中的重要一环——“行”，“行”得快捷，“行”得便利，“行”得舒适，是百姓生活幸福指数的要素之一。遗憾的是，在国内众多城市，公共交通仅处于让市民有车可乘的阶段，舒适度无从谈起。高峰期挤公交车，成为无数城市百姓的一大烦心事。

　　如何破解公交车高峰期乘车难问题？最终得依靠公共交通资源的增加与合理配置：一是在总量上丰富公共交通资源；二是有一个科学的公共交通资源组织分配方案。当然更有赖于公共交通提供者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的提升。这些年，贵阳公交在解决市民出行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诸如开行高峰期专线车，及时新增小区公交线路，解决小区之间的公共交通联系等等。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堵公交”事件发生后，贵阳公交公司方面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市民，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通过媒体向广大市民表达了真诚歉意，表示将增开58路高峰期专线车，并考虑在学校聚集区增设高峰专线。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解决高峰期公交出行难并非易事，但只要本着为市民着想的原则解决问题，就能得到市民的理解与支持。

　　公共交通是公共事业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其基本属性。市民有权利要求改善公共交通状况，让市民不仅有车可乘，而且要乘得更顺当一些，乘得更舒心一些。不要再让本就生活在城市生活压力之下的焦灼人群，每天周而复始地面对挤车的烦恼，亦应当成为城市管理者必须考虑的民生大事。

刊《贵州都市报》3月12日新闻时评

　　现行印花税政策饱受诟病，原因很明了：严重挫伤资本市场信心，有违依法行政的基本程序正义，维护股市健康的效果不明显，“与民争利”嫌疑难以免除。印花税这种税收的确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于高度敏感的资本市场来说，能立竿见影。但对于并不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资本市场税收政策似乎更应当在保护投资者信心、完善资本市场运行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资本市场全面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纳斯达克感冒，沪深同样咳嗽。而在不少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中，印花税要么已经取消，要么在执行低税率。中国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无论如何设计，都必须符合国际资本市场的大走势，使中国股市走出“政策市”的质疑。

　　有恒产者有恒心，民富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国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导向，更是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要让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公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就必须从“小众时代”过渡到“大众时代”，让财产性收入覆盖更多的老百姓。税收政策承担着调节分配、谋求公平的责任。对于现阶段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税收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更应在于保护他们微薄的投资收益，稳定他们脆弱的投资信心，为公民增加财富、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普通投资者广泛关注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成为全国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提案中直指现行印花税弊端，无疑是对民生民意最为及时有效的回应。这个提案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印花税最终存废与否，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公民的财产权利可能因为公共政策受损的情况下，民意表达能够找到最为适当最为权威的渠道。而与民意及时广泛的互动，也必将大大提高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质量。

刊《贵州都市报》2008年3月10日新闻时评）

文学幻想与虚构现实
                           ——2007年读不知名作家小品文集的感触
                            文/巴陵

    读书多了，总在总结一些读书方法和对书的看法。像我一个职业阅读者，无论是对读者还是作者乃至出版者，我都在关心他们为阅读做些什么。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读者、作者、出版者都可能开始关注阅读、关注阅读人群。而很多评论家却把阅读当作他自己的私事，大肆增添个人情感和偏好色彩。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职业阅读，越来越感觉阅读不是一个人的事，还是读者、作者、出版者三者的利益共同点和最终目的。阅读，其实是读者、作者、出版者三者的交流平台，通过阅读，读者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和感谢出版者提供的阅读便利；作者实现著书立说传承文化和进一步了解出版市场需求，追求自己的名利；出版者美化作者文字和实现作品价值，成为市场有价商品。就这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可以通过阅读，让文字行走在读者的心灵，了解作者的某些心得和获取知识的快意，传递宝贵经验和承传文化。
    现在，阅读人群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受人重视，阅读成了毒药。不读书一样做事，让90后夸大了无知的本事，我真的为他们心酸。
    作者、出版者、读者对阅读的理解不同，把整块阅读蛋糕瓜分成零碎糕点，再加上各自喜欢的调料，满足自己的爱好，三者之间没有很好的连通，成为三个孤点。新的阅读工具产生，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空前的攻击，多种阅读模式产生严重的分歧，纸媒阅读陷入混乱。读者看不清出版市场的走向和寻找自己需要的图书，作者沉浸在狭小的圈子里只顾写作自己的梦想，完成的作品和自己想写的作品带着极大个人色彩，出版者无法辨别读者的需求和书稿的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纯靠猜测估计来维持。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久久思考，认为作者、读者、出版者都存在着一种文学幻想症，他们心灵深处还有一种虚构现实的愿望，按医学说法：应该叫做中国病（狂妄自大，幻想连篇）。
    2007年，从阅读的数量来说，小品文集是我读得最多的，不下百册，一般都读不完全书。这里有我的原因，我喜欢读有新意有真情实感的书，胡编乱造的书很难读下去。这些书里，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文学幻想，把生活写得太美好、把自己虚构得太优秀、与现实生活很离谱。其实，小品文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所在，这样一写就变了味，典型的伪造生活。我也读过一些中长篇小说，文章的幻想成分更加多。倒是一些不知名的作家，写的作品真实得多，如周海亮的《只要七日暖》、《送你一度温暖》、《马刀旦》，刘克邦的《金秋的礼物》，枚庸的《又是一季花开时》，姜钦峰《像烟花那样绽放》，英涛的《奥运会故事》，马国福的《给心灵取暖》，宋晓杰的《流年》，陈守湖的《草木书》，冬子李的《自己的风景》，刘会然的《堕落的天使》，朱文科的《煤油灯》，曹志辉的《蕙叶集》，雷谏声的《清白》，贺文键的《温柔的枪手》等，写得真实，态度真诚，读了有一种亲近、舒服感。
    我认真思考后，只能从人的欲望上来解释文学幻想。每个人都有一种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产生对某种东西占有的幻想，一但幻想升级，想占有的欲望就越急迫，就会想出无数的方法抢夺。作为精神生活丰富者，物质都比较贫泛，能有机会占有物质，那愿望是非常强大的。对那些已经拥有名声的作者，一生中的名利已经只差利了，幻想过上富人的生活就开始了琢磨，想尽办法去赢利，在还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就只好先在文学作品里表现一下，捏造故事，大胆发挥想象空间，设计未来和美梦，把富人生活描叙得丰富多彩。那也是一种羡慕的表现，有可能会成为嫉妒。
    读者愿意读财富幻想作品，也是他们的生存压力大，竞争激烈的工作、生活、学习没有丝毫可以放松的空间，很想找个地方避避风雨，找个世外桃源逍遥，读书好逃避现实，那里的黄金屋华丽堂皇，可以容下自己幻想的身躯。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希望读些轻松的文学作品，让自己轻松愉悦，一时达到忘我境界，阅读成了读者生活里的麻醉剂。编辑是作者的第一读者，一样受文学作品的麻醉，爱上了虚假的文学作品，把虚假当真实使，满足某种心理需求。
    作者、读者、出版者三者的利益共达到一个同点，大家各取所需，文学幻想症就这样被集合而成，成为一种中国式文人病。
    读者不敢面对现实、作者不敢面对现实、出版者同样不敢面对现实，真正的生活无法受幻想改变，文学幻想成为大家共同认同的现实虚构。这个现实虚构，只在短暂时间内麻醉，读者麻醉久了会失去战斗意志，没有往前冲的勇气和精神，那是文化人最可怕的，也是文化人转化懦夫的原动力，比南宋后庭花院的靡靡之音更腐蚀人。
    文学幻想和虚构现实必须离开读者，也必须离开作者和出版者，让大家都清醒的面对现实和生活。

   作者：方八另（笔名：巴陵，出版社文学图书编辑，职业书评人，搜狐网特邀评论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

  　我们惯常思维中的家，似乎总与血缘、骨肉息息相关，而在雷芳与她的丈夫魏晓东对于家的理解中，血缘成为了次要。飘零之苦，丧夫之痛，没有击垮坚强的雷芳。前夫逝去后，祖孙三代，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她本可以离开，但她选择了留下。没有更多的理由，只为了前夫临终的一句托付，只因为“做人不能没有良心”。而善良与义举，也让她获得了爱情与支持。魏晓东在对记者阐释两个人走到一起的理由时说得朴素而动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我渴望给她一个法律上的合法名分，与她共度余生。”

　　雷芳的故事是一个平凡人的故事，但这个平凡故事里饱含着不平凡的美好情感。比如超越血缘的孝道，对于赡养老人的责任的果敢承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比如超越儿女情长的爱，雷芳的爱情里，不仅仅有着两个人的情感托付，更饱含着养老育小的责任担当。这一家人之间的相依相携，他们之间的情感依存，超越了血缘承递，超越了骨肉亲情。

　　雷芳是贫穷的，但她的精神世界是最为富有的。留下来照顾一家老少，她选择了苦与累，也同样选择爱与善。对于这个厄运连连的家，雷芳在付出，但她同样也在收获。正如雷芳所说：“这个家虽然给了我很多磨难，但也让我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让我有了归宿感，对于这些，我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再苦再累，我也觉得是值得的。”超越血缘的责任与亲情，同样在净化着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她从小就是孤儿，她更深地懂得了家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物质的多寡，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物质的丰富却并不一定能带来情感世界的丰裕。雷芳与她的前夫与现任的丈夫，他们的选择与物质无关，他们的义举，来源于人类最本原的善与爱。当物质的喧嚣不断遮蔽我们本来的善与爱，他们的选择有着一种朴素而巨大的力量，足以剥开我们被世俗情怀层层包裹的内心。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人类的朴素情感，竟有着如此催人泪下的力量。

　　雷芳值得我们感动。但我们不能仅仅止于感动，对于众多遭遇厄运袭击的家庭来说，政府与社会的救济必须有所作为。我们当然相信置身厄运之中的人们自身抗击不堪命运的力量，但我们更应当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本应拥有的正义与关怀。雷芳们的命运，值得我们检讨与反思，需要我们关注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