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在当时普遍反对人体解剖的社会风气中冒险对解剖学的研究与“四体液”学说的提出，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和古典文明复兴，以达芬奇为代表由于人体绘画艺术对人体解剖的探索，和维萨里建立在观察到的事实基础上讲究精确性的新解剖学，到被恩格斯称赞为“十九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的细胞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建立，再到标志着分子生物学阶段开端的DNA双螺旋结构发现，我们对疾病的治疗水平不断上升，对人体生命认识在不断深入。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在曲折中螺旋地向前发展。回顾历史，这些改变人体生命认识的医学发现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今，我们人类正享受着这些重大医学发现给当代生活带来的幸福与舒适，所以，就更有必要探讨这些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及启示，用以指示和引导今后的社会和科学实践。

2.       东方人和西方人所认知的自己

2.1．从《黄帝内经》中看到的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气”“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

《内经》吸收了《周易》《庄子》有关人的生成的思想，认为人是由于天地阴阳之气的相互感应而产生的，是自然界物质变化的结果。《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盛，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命悬于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已然涉及到生命起源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天人相似、天人相动和天人想通的观念。

《内经》用“气”说明人体生命的本原和生成，说明人体生命的功能结构，用阴阳模式说明人的生命活动，用气机失调说明人体病理变化，用气-阴阳说明疾病的诊断治疗，体现出以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的整体思维方式，将人自身和人与外界环境看成有机联系的整体^【1】。但是这种朴素的系统变易观是笼统模糊的，既有崇尚变易、穷则思变的积极一面，也有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消极一面。

2.2．从古希腊自然哲学谈起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被看成西方哲学的起步。古希腊人没有把自然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来思考,始终倾向于把人限定为自然的一部分，既没有机械地看待自然，也没有赋予人的理性以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时常强调“自制”，强调尊重自然、“照自然办事”[1]。希腊医学正是受此影响，在自由、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

在今天的西方，在注重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西欧，人们毫不避讳到处可见裸泳沙滩、天体沙滩，这同从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人—自然联系的观点并无二致。

3.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认识？

医学真正的大发展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医学发现相继得到应用，人类才真正开始了对自身生命的认知。而古代，医学的发展极为缓慢。在15世纪，死亡在人们的概念中是个自然事件，是个必然的过程。当时的医书规定医生的救治义务无非两条：或是减轻消除疾病，或是让临终者舒适宁静地死去。阿拉伯和犹太医生认为医药不具有延长寿命的力量，如果有也是亵渎神灵的行为，是干预自然秩序的行为[2]。数千年来，医学并不作为一个科学体系而存在，可以认为，在很长一个时期医学并没有大“作为”。

3.1．生产力的低下和世界的阻隔

古代的生产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死亡率高，生育率低，新生儿成活率低，对人类种族的延续造成了阻碍。医学为了解决防治疾病问题，在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中，就有了最初级的医疗技术。原始人品尝百草，摸索到一些植物的叶，皮，根能用来治疗疾病。利用某些植物来摧吐、泻下、出汗、解毒，从而形成了简单的药物治疗技术。这些医疗手段尽管是原始的，但毕竟是人类医学的萌芽与全部医学技术的开端。奴隶社会和中世纪时期，缺乏有效的仪器和科学的理论指导，临床诊断技术也仅有视诊、触诊、扣诊、听诊等技术方法，并注意了脉搏率、节律，还用嗅觉、味觉等方法，主要以观察为手段检查疾病^【2】。总而言之，古代医学认识取决于人的感官，取决于病人与医生间直接而有限的联系。

之后，以古中国、古阿拉伯、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中心，世界形成四大医学发展中心。由于科技的限制，古代人类的交通手段也极少，活动地域极为有限，各地区人类交流活动受到限制，各地医学发展处于独立状态，进而演化出不同医学体系。这一状况直到16世纪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才得到改善，世界各地医学交流伴随着交通的便利而日益紧密。

3.2．宗教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人的灵魂和肉体被上帝和神灵所有、人的身体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被罗马教皇们定为教义，被基督徒所信仰，任何质疑的声音都将被送上宗教审判所或者火刑柱。古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医学大师盖伦尽管不让这种信仰去扰乱对一种限定在自然范围内医学哲学的表述，但也不得不承认神进入医学领域。宗教领袖们把疾病和罪恶结合在一起，认为世俗医学是无治愈力的，流传甚广的是以祈祷、行接受礼、涂圣油和信仰疗法为代表的超自然治疗传统。至于人体解剖，则更是被教廷明令禁止，盖伦则不得不以动物作解剖对象。但动物的生理结构和人终究是有区别，由盖伦编纂含有大量谬误的教科书直到18世纪仍为读者常用的参考著作。直到14世纪中叶黑死病流行，教皇才批准验尸以寻找根源。

这样教条直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欧洲普遍为人所承认后才逐渐有所松动。上世纪70年代，罗马教皇在人的灵魂归上帝所有的基础上承认了人是进化和自然选择而来的。

3.3．哲学信仰与世界观

唐代药王孙思邈称：“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3】古代中国缺乏专业医学教育，这从甚早出现的上医医国论可见一斑。

我国封建社会统治者自汉武帝刘彻始，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之序，相对于儒学来说，医学亦属于“小道”，“方技”之列。儒学独尊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人们羞于行医，甚至以之为可耻，这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有可能从事医学活动时鉴于社会压力及心理影响，而对行医望而却步，这样必然会使医学界在继承与发展方面失去许多优秀的人才。东汉名医华佗，即使在医术绝伦，名满天下时，仍为自己行医而后悔：“佗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4】

真正的解剖学进入近现代中国，要上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苏州以公开形式进行的解剖活动。尽管在宋代，我国曾有过对死囚的人体解剖，其目的在于惩治犯罪、教化百姓，但儒家思想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同西方一样，我国古代也极力避免解剖人体，以示对人体尊重，所以中国古代在人体解剖学的知识极为浅薄。

4.       几个重大的医学发现

4.1．动物界和植物界外的第三界

4.1.1．微生物界的发现

微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于1674年。当时，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荷兰布料商人列文虎克用一个经过他精心打磨的玻璃镜片去观察一滴湖水。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知道弯曲的镜片能放大物体，但只有当一双灵巧的工匠之手和一个业余科学家的探索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理解才从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透过这个简单的放大镜，他看到的无疑是当时人类所能看到的最惊奇的景象——人类对微生物世界的最初一瞥[3]。

另一个英国的微生物学家罗伯特·胡克成为第一个看到真菌的人。1665年，他发表了关于真菌的描述，他叫它们“小的蘑菇”[4]。

因为列文虎克和罗伯特·胡克几乎同时发现了微生物世界，他们因此在人类科学史上这个伟大的发现中享有同等的崇高荣誉。

4.1.2．自然发生说站不住脚

新鲜的食品在空气中放久了，会腐败变质，并发现其中有微生物。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微生物是来自食品和溶液中的无生命物质，是自然发生的。巴斯德通过自己精巧的鹅颈烧瓶实验给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以有力的反驳。

早期的外科手术并不是治愈人体伤病的有效手段。在巴斯德之前的无数例经过外科手术的病患，因为病菌感染而死，而人们并不清楚病患致死原因。外科手术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作“屠夫”，而不是现在的“白衣天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下。

巴斯德从研究蚕病开始，逐步解开了较高等动物疾病之迷，即由病菌引起的疾病，最后征服了长期威胁人类的狂犬病。巴斯的并不是提出疾病细菌学说的第一个人，但是巴斯德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论证有力地支持了细菌学说，这种支持是使科学界相信该学说正确的主要因素。如果疾病是由细菌引起的，那么通过防止有害细菌进入人体就可以避免疫病，这看来合乎逻辑。因此巴斯德强调防菌方法对内科临床的重要性，他对把防菌方法引入外科临床的约瑟夫·李斯特有着重大的影响[5]。

4.1.3．细菌学的发展

第一个发现传染病是由病原细菌感染造成的人就是罗伯特·科赫，他堪称是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科赫为研究病原微生物制订了严格准则，被称为“科赫法则”，包括：一种病原微生物必然存在于患病动物体内，但不应出现在健康动物内；此病原微生物可从患病动物分离得到纯培养物；将分离出的纯培养物人工接种敏感动物时，必定出现该疾病所特有的症状；从人工接种的动物可以再次分离出性状与原有病原微生物相同的纯培养物。此外他的贡献还包括：世界上第一次发明了细菌照相法、蒸汽杀菌法和预防炭疽病的接种方法；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炭疽热的病原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鼠蚤传播鼠疫的秘密睡眠症是由采采蝇传播的；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出伤寒杆菌和结核病细菌；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霍乱预防法；世界上第一次证明了一种特定的微生物引起一种特定疾病的原因。

俄国微生物学家麦契尼可夫后来证明了白细胞的吞噬作用，用细胞免疫理论批判了体液免疫论。他所进行的衰老研究理论——改善肠道环境，防止自体中毒，灌肠通便——沿用至今，为人类健康膳食、提升生活品质指引了方向。

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建立，促进了被称为外科学进步三大要素之一的外科消毒防腐技术。“母亲的救星”塞麦尔魏斯用石灰水消毒防产褥热，外科学之父约瑟夫·李斯特发明石炭酸消毒法，别格曼提倡热压蒸汽消毒灭菌，使得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外科手术逐步称为救死扶伤的主要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从列文虎克和罗伯特·胡克无意的发现，到巴斯德扭转自然发生说的错误，再到科赫和麦契尼可夫的辛勤努力，人类的生活在他们的发现中更加美好。

4.2．血型的发现与输血技术的突破

手术患者因术中失血过多而死亡是阻碍外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人们曾做过许多尝试。

    17世纪时有人开始将动物血输给人。1666年英国医生洛厄把羊血抽出，输给一个精神病患者，十分侥幸，这个病人没有死亡。1677年．法国医生坦尼斯也把羊血输入健康人的血管里，结果受血者因强烈的输血反应而死亡。17世纪，因输血造成病人连续不断死亡的情况，迫使法国政府明令禁止输血。输血在临床的应用受到限制。

    1875年，兰多伊斯发现异种血液输入产生溶血作用，但当时并不清楚该现象的机制。此后，奥地利学者兰德斯坦纳于1900年发现了红细胞凝集反应的本质，并在1901年宣布人类血液可以分为三型，以后又归纳为四型。他还推断血型可以遗传，并被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证实^【5】。

ABO血型的发现导致输血时血型配合原则的提出，使输血成为实际可行的重要治疗措施，从而解决了因手术失血过多而死亡的问题，外科学也因此搬掉了一块阻碍其发展的拦路石。输血技术的突破，同外科消毒防腐技术的提倡与麻醉药的应用，并称为外科学进步的三大要素。今天出现病患失血情况时，医生们能够从容应对，兰德斯坦纳功不可没。

血型在鉴别父母方面有应用，尤其是MN系统应用最多，这是兰德斯坦纳和美国的血清学家李维共同发现的。由于血型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所以如果父母亲的血型确定的话，就可以推测出其子女的可能血型；同时，也可以列出一些不可能发生在其子女身上的血型。这种方法在亲子鉴定尚可用来排除“不可能的父亲”。兰德斯坦纳这个“隐式贡献”则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才发展完全[6]。

4.3．进入分子生物学时代

4.3.1．漫长的探索

自从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以后，人们开始质疑遗传因子是不是一种物质实体。从核酸和蛋白质上人们开始了研究。

20世纪初，德国科赛尔和他的两个学生琼斯、列文弄清了核酸的基本化学结构，认为它是由许多核苷酸组成的大分子。核苷酸是由碱基（包括腺瞟吟、鸟嘌吟、胸腺嘧啶和胞嘧啶4种）、核糖和磷酸构成的。

列文急于发表他的研究成果，错误地认为4种碱基在核酸中的量是相等的，从而推导出核酸的基本结构是由4个含不同碱基的核苷酸连接成的四核苷酸，以此为基础聚合成核酸，提出了"四核苷酸假说"。这个错误的假说，对认识复杂的核酸结构起了相当大的阻碍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核酸功能的认识。

人们认为，虽然核酸存在于重要的结构--细胞核中，但它的结构太简单，很难设想它能在遗传过程中起什么作用[7]。蛋白质的发现比核酸早30年，发展迅速。进人20世纪时，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已有12种被发现，到1940年则全部被发现。

1902年，德国化学家费歇尔提出氨基酸之间以肽链相连接而形成蛋白质的理论。那时生物界普遍倾向于认为蛋白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即便核酸参与遗传作用，也必然是与蛋白质连在一起的核蛋白在起作用。

1928年，美国科学家格里菲斯用一种有荚膜、毒性强的和一种无荚膜、毒性弱的肺炎双球菌对老鼠做实验。他们的结论为加热杀死有荚菌中的“转化因子”将无荚菌转化成有荚菌，“转化因子”是遗传物质。进一步实验证明，DNA是“遗传因子”，蛋白质不是遗传物质。但这个发现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人们怀疑当时的技术不能除净蛋白质，残留的蛋白质起到转化的作用。

1952年，噬菌体小组主要成员赫尔希和他的学生蔡斯用先进的同位素标记技术，做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的实验，将DNA的作用和蛋白质的作用得以分开观察。实验证明DNA有传递遗传信息的功能，而蛋白质则是由DNA的指令合成的。这一结果立即为学术界所接受。

与此同时，奥地利生物化学家查加夫对核酸中的4种碱基的含量的重新测定取得了成果。他利用了比列文时代更精确的纸层析法分离4种碱基，用紫外线吸收光谱做定量分析，经过多次反复实验，终于得出了不同于列文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在DNA大分子中的碱基腺嘌吟A与胸腺嘧啶T、鸟嘌吟G与胞嘧啶C是配对存在的，从而否定了"四核苷酸假说"，并为探索DNA分子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4.3.2．沃森，克里克和DNA双螺旋结构

1951年春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举行的一次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英国著名生物物理学家莫利斯·维尔金斯向与会者介绍了他关于DNA结构的设想，台下的一位年轻博士詹姆斯·沃森被他的报告深深吸引，特别是那张关于DNA的幻灯片，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决心用自己的工作搞清DNA的结构，从此他致力于DNA结构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沃森在导师的支持下，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进入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在此，他认识了与自己志向相同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对DNA结构的痴迷使他们决心向这个课题发起冲击。

研究过程中，沃森和克里克充分运用当时科学界已经掌握的一些证据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否定了DNA是单链和四链结构的可能性。他们构想的磷酸—核糖骨架安置在螺旋内部和外部以同配方式配对的DNA结构模型和，先后被治学严谨的科学家维尔金斯等否认。就在他们的研究处于进退维谷时，沃森和克里克在奥地利生物化学家尔文·查格夫在1950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上得到启示，立即着手建立新的模型。终于，在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同拍摄到的X射线衍射图像惊人的相符，他们由此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研究^【6】。

4.3.3．新科学的诞生

1953年4月25日，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一个结构模型》论文，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这篇论文把生物科学研究的视野，从细胞水平推向了分子水平，这标志着崭新的学科分子生物学诞生了。

5．小结与展望

5.1．以上三个重大医学发现在今天

    这些医学发现之所以伟大，不仅仅由于它们解决了当时医学环境所面临的难题，更是由于它们在今天依旧发挥作用，并为后世科学家提供新的研究方向，触发新的灵感。

5.1.1．与传染病的斗争

2003年，经过全球10个国家的科学家的共同努力，终于确认了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最终判定这种冠状病毒是否真正的元凶，依靠的是100多年前德国伟大的细菌学家科赫提出的“科赫原则”[8]。

5.1.2．血型与性格

既发现ABO血型之后，从1927年开始，人们又陆续发现了MN血型、Q血型、E血型、T血型、Rh血型等数十种血型系统，拓展了人类对血型系统的认识。

在国外，特别是日本，一些人类学家已经把血型的研究作为一项新兴学科来进行探索。日本著名的人类学专家能见正比古，以血型为研究主导，从人的性格、气质、恋爱、婚姻、子女关系、人际关系、心理条件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获得了许多成果[9]。血型的研究成果，正引起千千万万人的强烈关注：血型知识正帮助人们坦率地进行自我分析和互相评价。

5.1.3．改造生命，“创造”生命

DNA双螺旋结构被阐明，揭开了生命科学的新篇章。1972年，美国科学家保罗·伯格首次成功地重组了世界上第一批DNA分子，标志着DNA重组技术――基因工程作为现代生物工程的基础，成为现代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基础与核心。基因工程突破了多肽和蛋白质在组织细胞内产量极微，采用常规方法很难获得足量供临床应用的局限性，迄今已成功地生产出治疗糖尿病和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对血癌和某些实体肿瘤有疗效的抗病毒剂――干扰素，治疗侏儒症的人体生长激素，治疗肢端肥大症和急性胰腺炎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等100多种产品。

于1990年正式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由中美英法德日六国科学家共同参与。该计划旨在要揭开组成人体4万个基因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为人类解码生命、了解生命的起源、了解生命体生长发育的规律、认识种属之间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的起因、认识疾病产生的机制以及长寿与衰老等生命现象、为疾病的诊治提供科学依据^【7】。

今年六月初，首例“人造生命辛西娅”在美国的诞生。科学家表示，他们合成了全新的基因组，将其植入一个内部被掏空遗传物质的山羊支原体，使这个受体细菌“起死回生”，并开始在实验室的培养皿中繁殖[10]。“人造生命”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争论。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评估此研究在医学、环境、安全等领域的影响，不少科学界和伦理界的专家呼吁停止该技术的开发。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做出的一步重大尝试^【8】。

5.2．启示

5.2.1．敢于质疑固有理论和耐得住寂寞

巴斯德进行鹅颈烧瓶实验之前，科学界生命自然发生观念已然根深蒂固。巴斯德并不满足于既有结论，而是对固有理论进行大胆质疑，并通过实验，更新人们的观念，进而推动了科技和生产的发展。

科赫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乡村里度过的。乡村简单、朴素的生活使他远离了一般大学教授经历的喧哗和燥热，使他具有了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品格。他是一个靠自己成就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在开始探究微生物世界时，他手头上有的不过是在哥廷根大学两年里学到的普通而初步的医药知识，他现成有的实验仪器也只是一副陈旧的放大镜和未婚妻送给他的显微镜，别的器械则都要自己动脑筋，用些木头、弦线和火漆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东西来制作^【9】。他这种少有的“聪明之举”，曾使布雷斯劳的教授们瞠目结舌：在他们眼里，科赫仿佛是一个有着高超成就但又来自原始时代的人。

5.2.2．兴趣奠基事业

少年的兰德斯坦纳就酷爱医学。他家附近有一所公立医院的附属医学院，那里经常进行人体解剖实验。小兰德斯坦纳经常趴在实验室窗口偷看。他不仅不感到害怕，甚至想知道人在临死瞬间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弄来许多有插图的医学书籍，常常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探索人体奥秘，成为一名医生^【10】。医学的兴趣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5.2.3．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身上

两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从真正接触DNA结构研究，到取得成果，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除了他们具有不畏失败、锲而不舍、默契协作的科学精神之外，对科技成果的敏锐洞察力和集思广益，博取众长，善于用他人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能力，是他们发现研究目标、拜托困境并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机会总会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沃森和克里克自身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学养素质对他们的成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克里克擅长物理和数学，主要用数学方法解决DNA结构问题，他整天沉浸在数学计算之中，推算出了一种数学式子，可以用来描述一个螺旋分子与它的X衍刺图样之问的对应关系，这为下一步建立DNA结构模型奠定了基础。沃森善于思考和分析，也善于想象，他有遗传学方面的直觉，在确定DNA究竟是三链还是双链问题时起着关键性作用^【11】。

5.3．医学发现仍在继续

前人们的医学发现到今天依旧发挥作用，他们在医学探索的过程中展现出的诸如敢于创新和质疑，敢于追赶和超越的优秀科学精神与学术品质，激励着后辈科学家为人类福祉、世界和谐作出贡献。

伴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方法的进步，医学探索的工具变得越来越方便，但前面的路也将越发艰难。医学发现仍在继续，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仍在不断更新与改变。

世界离独裁与极权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时至今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覆灭不过六十余年，象征冷战恐怖记忆与东德西德血肉分离的柏林墙被推翻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刚刚落幕，丹尼斯·甘赛尔的作品依旧在提醒着我们，即便是在一片被独裁极权蹂躏后刚刚痊愈的土地上，极权主义依然能够死灰复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场景。

即便是号称世界民主最后堡垒的美国，这样的情况依旧不能避免。讽刺的是，电影《浪潮》根本就是基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

《浪潮》的深刻性在于它冷酷而又令人不快地揭示了极权主义那一极富诱惑力的一面。正如同希特勒的通过合法选举上台执政和他的第三帝国建立的背景一样，当许多的人对生活感到失望、对社会不公感到愤怒，譬如贫富不均、特权阶级、腐败滋生、官商勾结，并因此过着一种道德堕落的生活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极权主义体制的确为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立竿见影的解救之道（《浪潮》那个校园，那个微缩的社会，享受全球化果实的90一代，从对生活失去信仰，回答老师“独裁可不可能重现”问题的时候那种立即否定的不屑思考和无视回答，一样可以发展到统一步伐，统一旗帜，统一口号，统一思想，这跟他们的父辈祖辈是多么的相似！），以至于即使它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不宽容、越来越充满暴力和攻击性的时候，涉足其中的人也会因为从中得到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而有意忽视这一体制那剥夺人的自由意志、践踏人性的黑暗面。特别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心代表“元首”或者“领袖”而言，如同电影中的文格尔先生，极权与独裁那一套给人带来巨大统治感、成就感的副作用，将使其越来越变本加厉，越来越无法自拔，越来越不切实际，越来越无法抑制。于中国人来说，建国前三十年来最恐怖的记忆莫过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虽不源于社会不公与道德堕落，但它进行的过程却充满着血腥肮脏的镇压、无情野蛮的械斗、冷漠秘密的揭发和没有人性的折磨，精神上和肉体上。作为那个时代极权体制下个人崇拜弊端的“总爆发”，它体现着卡耐基“人性的光辉”后面极端阴暗的一面。关于权威的隐喻还有很多。《圣经》中就有故事说，上帝要Abraham将匕首插入他儿子的心脏，Abraham就无条件地照做了，以此表现对上帝的权威的忠诚。从某种意义上，人类深层次意识形态中，对权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性”，正根源于此。

人类意识中的“绝对服从性”，是人类集体通向集体奴役道路上的催化剂。个人被集体所异化，而集体同时包融着每一个个体，个人的狂热可以向这个集体内的每一个个体蔓延，危险的火苗甚至能够扩大这个集体的外延，吸纳更多个人的加入，集体奴役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格尔的“纳粹速成班”就这么一个集体狂热的萎缩的纳粹德国。“浪潮”原本只是一个中性词，但在集体狂热和集体奴役的催化下，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压抑之后疯狂的暴力，成为了吞噬一切的罪恶。

最可怕的是，身处集体狂热中的个体，对自我的意识已经完全缺失，乃至认为自己做的任何一件恶事都是通向光明与美好的必由之路。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又如东京大审判上那些甲级战争罪犯，又有几个能够“心悦诚服”地认罪请罪呢？艾希曼和日本甲级战犯们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尽责”，而这种“尽职尽责”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集体狂热和集体奴役扭曲着集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灵魂，甚至能够重塑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本当珍惜生命，但在崇尚“一切为圣战开道”的裕仁天皇的召唤下，又有几个二战时代的日本人能够在扛起“必胜”、“皇国”和“大东亚共荣”的旗帜前仔细思考，能够在驾驶自杀式零式飞机撞向盟军军舰航母前重新审视，自己这么做到底对还是不对？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Experiment，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实验。这个最著名的实验表明美国完全可以成为纳粹德国式的国家，国民可以做到绝对服从。不禁可以感慨，点燃集体狂热奴役和自我无意识的火焰居然是如此容易。我只能祈祷，祈祷潘多拉的盒子永远不要再有人开启。

影片的背景设计在新世纪伊始一个彻底崩溃的国家，一千万失业者遍及全国各地。失去了生存自信的人们开始威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此时，学校内的教师又遭受到学生的暴力行为。于是，新的法案——BR法案出台了。BR法案是《新世纪教育改革法》的通称。

所谓BR法案，就是一部为了解消公民对学校的崩溃、对卑劣少年的恶性犯罪引起的愤恨；为了培养青少年们在逆境中排除各种困难，并由此获得坚韧不拔的生存能力；使青少年们从大人们手里夺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权利的法律。

在日本这样一个把青少年视作光明未来的国家里，如此设定的背景无疑是荒诞的。荒诞之处就在于人性的倒置。哪个父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去送死？且不说父母，就是任何一个政治家，进而到整个成年人群体，都不会允许这样一部法律出台。可偏偏，这样一部法律出现了。

在绝境面前，人类本能的反抗意识总会被自动地激发出来。死地面前，学生们开始联手，以令人眼花缭乱以至无法让人相信是中学生策划出来的求生活动，寻求自由。然而不幸的是，联手的反抗全是失败的。在现实社会秩序的安排下隐藏在人内心中的某种和动物性相通的兽性，被激发出来，众人开始自相残杀。人性的脆弱在这里得到完美的显现。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这就是《大逃杀》所表现的。

自然界中，存在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原本竞争意识已极为强烈的现代人类社会，在经济急剧崩溃、生活水平急剧降低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的哲学像死人的瞳孔那样，被无限地放大，放大，并终于衍生出企图借助强迫人力手段，实现对青少年变态式的“优胜劣汰、人为选择”。日本民族数千年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此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数千年生活在资源匮乏、没有邻居的海岛上的民族，其对生存发展的渴望，可见一斑。在这样一个因为忧患意识所困扰，率先向西方打开国门的东方国家，追求被欧美人戏称为托亚入欧的“香蕉资本主义”的梦想的国家的国民，对多年前一部拥有类似内涵的系列电影《日本沉没》引起强烈共鸣，看来也不是件令人稀奇的事。世界第一的日本国民自杀率连同每一个日本人受到的强大的压力，导致着日本人比美国人程度更深的紧张焦虑的心态。当一切反映在艺术上，便是《大逃杀》的雏形。

除非日本人能够找到令他们高枕无忧的广阔天地，紧张焦虑的心态，和反映这样心态的艺术作品，还会继续推出。于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许会欣赏到更多类似的电影。

影片在公映当年，获得了日本电影蓝丝带奖的最佳影片大奖。出演男主角的藤原竜也原是活跃在话剧界的少年明星，他凭借此片获得了日本电影界众多大奖中的最佳年度新人奖项。一部在外界看来，如此充满消极意义的作品，却获得如此荣誉，的确是出人意料。在日本社会严格的电影审计制度下，任何一部仅由暴力镜头构筑的电影，不仅无法获得如此殊荣，反而会被严格禁映。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又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电影的内涵。

在电影胶片行进的轨迹上，我们从暴力的镜头中，隐隐约约可以发掘出一些另类的东西。这部充斥着暴力血腥的影片的主题却是反暴力的，它刻画人心中温暖的部分，讴歌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并对社会的丑恶进行辛辣地讽刺，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游戏中的三位幸存者，川田、秋也和典子，正是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联结在一起，最终走出绝境。虽然川田因身受重伤死在返家的船上。

有人说《大逃杀》是人性的讽刺画，似乎所有的一切是由所谓人性的恶所造成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如果《大逃杀》的主旨是揭露所谓人性的恶，那么电影的主角将完全是另一些人，而结局也将完全是另一个。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推理电影的企图，肯定会是失败的，就像用“性善论”来推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意图一样可笑。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在电影配乐的歌词中发现这样的语段：

我要向我的梦想突击

我要向你的内心突击

终有一天我会握住我的梦想和你的手

我的笑容告诉你我们再也不会分开

那里还是如此繁盛

巍巍峨峨的青城山,一路上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滚滚奔腾的大岷江,猪八戒和洗澡的蜘蛛精打闹的黄龙九寨

还有李冰父子脚下踏着的都江堰

地球,你造的什么孽?

大地,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为什么让我们曾经踏足过的地方如此残破不堪?

你得意什么?你得意自己的创造力么?得意自己的巨大的威力么?

你想让巍巍青城永远断了香火么?

你想让大熊猫繁衍到这一代就死绝么?

你想让伴我们同行的大岷江断流么?

你想让我们再也无法接近童话世界般的九寨黄龙么?

你想让千年古堰彻底失效么?

你想在天府之国再造个新无人区可可西里么?

其实

在自然面前,我们有过恐惧

但人性总会比无情的大自然道貌岸然的构造运动更伟岸

生命因为坚持而可敬,生命因为奇迹而光彩

我看到一百多个小时废墟掩埋下乐观的声音和笑脸

我看到被救出的孩子向解放军敬礼

我看到陌生人手扶着手蹒跚地向前走

我看到老师可以舍命用双臂护住惊恐的孩子

我看到写好遗书的空降伞兵临行前坚定的面庞

我相信,多难兴邦

我们的民族是唯一能够在那么长的历史中把自己的命脉传统延续下来的民族

死亡,何足畏?

困顿,何足惧?

天/自/会/佑/中/华/天/自/会/佑/吾/民！

请原谅我的词穷

逝者长已矣

请活着的诸君勿要放弃生的希望,活在当下!

任凭星夜里如何斗转星移、风声水起，星宿与星宿之间总能各行其是，各自运行，互不干扰。这是天文学家们惊叹的宇宙规律：和谐。

任凭几何体如何加长缩短、增高变矮，各种图形与图形，总能匀称平滑、精准接合。这是数学家们夸耀的数学世界里的共同点：和谐。

无论在生物界还是非生物界，有机界还是无机界，和谐是万物井井有条的保证和前提。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是万灵之长，自然也更应该懂得和谐之于人类的意义。

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并成功完成以来，人类一直以“大自然征服者”自居，企图对大自然发号施令。可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却是人类始料未及的：环境、人口、疾病、粮食、气候众多问题蜂拥而至，我们没有丝毫喘息之机。如果我们无法做到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那么，人类的结局只有灭亡。于是我们有了“可持续发展”策略，指导我们的发展。

同大自然的关系如此，人类对社会的认知过程更是如此。从古到今，构建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2000多年前，我国的老子、孔子和庄子都曾提出过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西方学者柏拉图也曾提出过建立理想国的主张。中国宋朝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那些先哲们已经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和谐，因为只有和谐，方能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形势，方能形成和睦共处、相互扶持的局面，方能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情景，进而方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奋斗、前赴后继地实现既定目标，保证事业成功。今年是奥运年，全国上下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奥运加油、为奥运助威。和谐，在奥运给我们中国人“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的要求中，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可见，社会主义同和谐的根本要求是统一的、一致的、密不可分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顺应民心、顺应时代要求、顺应社会潮流，提出“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提出了相关要求。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第一次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关内容，成为新一届党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起点，是又一次人类追求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在国际道德经论坛说，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时至今天，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伟大的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的确，“和谐世界”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关键词和外交理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受到阻碍势力或多或少的冲击。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谋求和平崛起的大国，在今年奥运火炬世界传递路线上的遭遇，或许能够说明这一点。在伦敦、巴黎、旧金山，奥运火炬的传递不仅受到国内不法分裂势力分子的干扰，还受到某些对中国抱有偏见西方政客的横加阻挠，给奥运火炬传递这样一个全人类本该欢欣鼓舞的盛事，蒙上了些许阴影。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诸如气候变暖、禁毒、反恐、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而这些问题已向各国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要求。中国倡导构建和谐世界，表明中国不仅是融入国际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已是“负责任的建设者”。可以预见，和谐世界理念的声音将在未来国际交往中更为响亮。

礼拜一中午，我打破传统回了趟家，就是为了确认那个高一时候的证书还在否。我犹豫了很久，把放不到一个月的鞋拿出来穿了。

于是，我一失足成千古恨。被我妈发现之后，又迅速传到了我爸耳里。从某爸口中说的词不是一般的脏。又一次，我冒着枪林弹雨。

终于，他们的声讨结束了。就因为，那是早上我爸送我上学途中，我不经意地睡着了。我依稀只记得，最后一个词是：败家子。

多么醒目的一个词，以至于那么多句里面，我就记住了这三个字。

然后，我也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多么缺乏所谓的财商。也许，按照我这样的理财方式，我很难不成为“月光族”。

想让我节制其实很简单，只要我身无分文。但大多数情况，这样的情况近乎不可能。我能否把错误归结到，市场经济极大地丰富了物质商品，琳琅满目，让能自拔？

我对两个人说起过，我最近开始萌发的对领带的极大的兴趣。而且还是窄式领带，和正装不同。再加上从初中到高中过渡的那个暑假形成的对白色鞋子的锲而不舍的追求，让我恐惧见到最新款的最时尚的装扮。犹记得，我曾在拍拍网某个栏目流连甚久，耗去了我每次自我约束的上网时间的一半。

就这种奇妙的情感，让我今天把那双大白鞋又穿出去了。

我是该节制了。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习惯于坚持每天睡前俯卧撑，我昨晚睡前完成必做功课后，主动向我爸提出，高考以后，我要学会修水管，学会换保险丝，把胸肌练出来。

我爸检验了我近半年来俯卧撑的练习成果，少有地肯定了我。针对我的设想，没少了夸耀自己的经历多么曲折，自己的技艺多么精湛。

我其实还有好多没说，比方，去健身房，学会买基金保险，去染头发做头发，去学西班牙语，除了已经学会的煮面条还多去学几个菜式。

自夸要过小资生活的自己，想到某些电影镜头里面，外表光鲜靓丽的主人翁，在商店橱窗外看到自己心仪的物品却不敢买，全因为囊中羞涩。突然想到《金刚》中的某位大美女，和我所描述的状况多么相似。这和现实生活中的乞丐有什么区别？

还和申凌轩同桌的时候，我和他谈起了某次银行屈辱之行（可以给点提示，那次我的帐户差点面临销户的灭顶之灾），我还记得，他很自豪地说，他的钱是他自己管，他实现了经济独立，经济方面，他的父母不干涉他。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至少现阶段，他比我做得好得多，可我想，他也是少有的这样几个高中生。

等到我也有自己的后代，我是不是也可以像今天我爸对我这样，炫耀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的丰功伟绩？想得有些遥远，但好象也不远。

名不见经传的老农陈奂生,历经那次住进高级招待所、坐过吴书记的车的事后，俨然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人物。这也成了他引以为豪的谈资。毕竟时间是向前的，这事最终也就和从前的陈奂生一样，名不见经传了。但陈奂生却因此训练出了好口才，大伙儿在一起唠嗑的时候，他还可以引领一下话题。

至于县领导、市领导，在吴书记调走以后，换了一播又一播。但这新来的，旧走的官们，倒还真不如吴书记这般关心陈奂生似的基层大众。只一年，98年洪水，乡长下来视察了一次，好言相劝，抚慰一番，又回去了。

凭借承包二十年的那块地种出的粮食，陈奂生终于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有了“原始积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浪潮中，他打算一展抱负，开办一个养猪场。

陈奂生仔仔细细地算过，饲料钱，种猪幼崽钱，建筑材料费……一笔一笔地算得清清楚楚。如果顺利的话，三四年收回成本，五年开始盈利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就在那块承包地上，一个崭新的厂房拔地而起。半个月后，厂房里一片嗷嗷待哺的猪幼崽叫声。陈奂生和他的一家，好象正在大踏步地迈向“高水平的小康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奥运会快来的那一年初，来了多年不遇的冰灾。崭新的厂房，才刚死撑了一个礼拜，毫无预兆地，在某日清晨，倒了。猪崽们没有被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带，全被压死了。二十年的积蓄，就这样没了。陈奂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气。

上面的效率实在也够快，才没两天，市里就来了调查组。这之前，陈奂生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里，茶不思，饭不想。听到调查组要来的消息，他赶忙跑了出来，准备向领导们诉说自己的血泪史。

调查组的领导耐心地听完他的汇报，缓缓地在本子上记下“损失厂房一座，幼猪XX头”。

临走之时，调查组叫陈奂生安心下来，积极从事生产自救，好言相劝一番。又说，因为受灾不只他一户，市里一定会好好研究救援方案的。

听到这话，陈奂生算是安下心来。一方面是因为市里的领导给了个救援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人的损失和自己差不了多少。

听领导的话，陈奂生一家自救了，一家子的日常生活总算还不至于立即停滞下来。养猪场那边，陈奂生处理着废墟，巴望着那比救援的款子快到，这样他就能东山再起。

陈奂生这天起得特别早，蹲在门口抽旱烟。许久，便听到巷口一阵喧哗，村里好多人都往巷口跑去。

陈奂生，这村里新兴的话题弄潮儿，哪能错过这呢？他也随人流跑去。

啊！他大惊。陈奂生虽不才，但眼前的大人物在电视上他还是看过的。那不是中央下来调研的XX领导吗？他把手在裤子上仔细抹了抹，赶忙向前凑，伸出手，想和大领导握握手。不知是够不着，还是领导没注意，领导握过的那么多手里，居然没有他的。

傍晚，电视上把XX领导来陈奂生他们村视察的事，报道了出来。

“据本台消息，今日晨，中央部委XX委员亲临受灾现场，慰问群众，鼓励他们积极地坚强地进行抗灾自救。”

接下来，电视播出了一组画面，看上去，大领导可跟好多人握了手，可居然没握他陈奂生的手。陈奂生不觉扫兴了。

陈奂生的大儿子突然叫到：“爹！看！大领导周围那些人，哪里是我们村的农民？是镇长，是纪委主任，是财政科科长……全是这些小领导扮的！”

陈奂生定睛一看，却是那么回事。他也没说啥，讷讷地挪进里屋去了。

正因为如此贫乏的交流，中国与印度两国人民之间不免心存芥蒂。

新年伊始，印度总理辛格，作为印度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中国领土。或许出于意想，或许出于偏见或种种原因，中国网络上涌现出类似文字：

“记得1月14日温总理和辛格检阅三军仪仗队时，我们的总理尽显大国风范，可是辛格在我们总理的对比之下，显得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失态。辛格走路的仪态很是有意思，步子迈的很小，并且扭来扭去，颇似走猫步！关键是当面对我们威武雄壮的仪仗队的时候，辛格摔了一跤，并险些跌倒，我们的总理赶紧在他旁边扶了一把，辛格勉强站住，才开始检阅三军仪仗队。”

我们着实可以把这一幕与1984年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那一跤相对比。于是网友得出结论：这堪称在中印两国心理较量中，印度占据心理弱势的标志。

着实，随着中印两国交往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到印度。遗憾的是，印度给大多数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居然是印度基础设施的建设之落后，完全不曾预料。单就此方面而言，实际情况无疑激发了中国人的大中华意识。以上引述的文字，就是这种大中华意识的反映。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与留存至今的棘手的边境划分问题，仍然在中印两国国内影响着各自的知识精英阶级。1962年边境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在印度国内，知识分子仍然在不遗余力地研究这场四十多年前的战争，并对战争的结果耿耿于怀。中国的知识分子，注重印度坚持按照“麦克马洪线”划分边境，这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遗毒，这对中国是不公的。

印度人引以为豪的“烈火”系列导弹一试射成功，立即发布新闻，声称该导弹可以打击多少公里范围内的中国领土。看到印度人心目中的“上海”孟买的“贫民窟”，中国人对印度更多的是心存鄙夷。

因此，西方反华势力将印度看作是南亚“反抗中国渗透”的活动基地，妄图将印度绑上反华战车。美国甚至将印度看作“盟友圈之外的盟友”，对印度，出售大量中国无法获得的先进武器，武装印度。

尽管印度富人不愿相信中国实力的增长是事实，但不能，也不敢将中国视作敌人。作为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两国国民均具有无可比拟的民族自豪感。两国一旦成为敌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无疑是个深重的灾难。出于自己的利益，印度也不愿将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与其共进退。

05年九月，在印度西海岸果阿邦附近海域，代号为“马拉巴尔05”的印美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开始。这是印美海军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动用了“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鹰眼”预警机等参加演习。外界普遍将此次演习视作印度挑战中国的标志。但演习之前，印方就演习提前向中方作了解释：此次演习不针对中国。虽然中国国内大多数媒体对该种说法并不领情，但也折射出一种趋势：印度不会和中国对抗。

中印关系如今正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与印度已经达成公识，重新开放封闭了50年的亚东口岸；辛格访问中国，希望中国能将青藏铁路延伸到印度境内，与印度铁路网连通，此前，青藏铁路被印度人看作中国“运兵线”；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外界普遍推测，中印关系下一步关键性发展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广泛流传“中印俄三国联盟”的设想。去年四月，印度、巴西、德国、日本就希望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提案，中国仅就印度的要求表达了理解与支持。

作为两个大国，尤其是两个相邻的大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合作应该是主流，同时允许存在竞争。面对国际上普遍的“印度即将赶超中国”的论调与印度实际上越来越高的年经济增长率，我们的国人应该抱着理性、和平的态度。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中印两国国民在国民性上有着足够广阔的互补空间。

正如某位印度人所言：“如果中国与印度能联起手来，那么21世纪就将是亚洲的世纪！”

                                                                      (作于2月,补发于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