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和的研究综述（2001--2005）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特别是明朝中后期以及清朝，闭关锁国一直作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存在。而郑和以及他的船队七下西洋，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正是郑和和他的船队，开始了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正是这个原名马和的云南人，既是太监又是穆斯林的朱棣亲信，在历史上的真实反映。无怪乎梁启超曾感叹：“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正值郑和下西洋600年纪念之际，都有哪些对他以及与他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郑和本人的一些研究
关于郑和的研究，普遍认为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但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邹振环先生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的《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一文中，他提到：
为了唤起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热情，清末留学生和游学日本的学者纷纷介绍世界英雄人物的传记和史实，1904年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中指出：“表赞已往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这不但是“历史家之责任”，而且也是“国民之分应”。他在介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时特别提到了郑和：“我中国有开通西域，寻觅新地，陆地旅行之大冒险家（张骞、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国有巡历西洋，驶入红海，威服诸岛之大航海家（郑和），世界莫能及”。
以往郑和研究史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对于郑和的研究可以以清初张廷玉的《明史》“郑和传”为代表，但记述过于简略，且有错误。其他文人学士的笔记、资料，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虽有涉及，但一鳞半爪，较为零星。 故真正称得上对郑和及其史迹做出较完整研究之开其端者是梁启超。其实，首先揭开中国近世郑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发表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传记”栏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该文分六节，一、支那民族十五世纪之航海家；二、略传；三、当时之航海术；四、当时各国之形势；五、郑和所至各地；六、结论。该文认为，世界各国中，对文明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而古今豪杰中“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也是“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文章讲述到，“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明永乐帝既即位。疑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乃命和通使西洋。……先后七奉使，所历者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实物，不可胜计。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15世纪出现了伟大的航海家，如葡萄牙有大航海家二，“一曰大亚士（Bortholomew Diaz），即由下几内亚以达于好望角者也；一曰伐司哥达羯磨（Vasco do Gama），即出好望角，向印度以达于坎尔加搭者也。”但他们与郑和相比，伐司要晚73年，而大亚士要晚61年。郑和是作为“支那民族之代表以达于亚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惜乎！郑和不能于穆山辟克峡再折而南而卒，让大亚士、伐司哥达羯磨之成功也。”自意大利航海家大亚士、伐司“发见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势为之一变；自哥伦布发见新世界，而天下之大势又为之一变。”后来葡萄牙航海家马盖兰（今译麦哲伦）“发见太平洋”，英国航海家汲顿曲（今译詹姆斯•库克）“发见澳大利亚”，“浸假而澳门，而香港，而割其缅甸、越南之属国，而踞其广胶旅大之良港，于是欧人之海权，愈扩而愈大。”而中国之海权则“愈割而愈微”。作者期望通过对郑和航海探险世界航海探险史的比较来唤起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
在游学日本的学者中，梁启超是比较系统地最早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郑和的学者，他很早就注意研究和介绍西方航海探险史，但是他认为在世界航海探险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首先还是中国的郑和。（1904年第3期第21号）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的附言中，梁启超解说了西方航海探险的兴起原因的同时特别指出了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我永乐间，郑和七次航海，由满刺加（Malacca）海峡经滨角湾（Bay of Bengal）至锡兰；沿印度半岛之西岸，入波斯湾；更道阿刺伯海至阿丹湾（Aden）；（今通译亚丁或雅典，此从郑所译名）溯红抵昃达（Jiddah，今译吉达），复从非洲东岸，即今亚比西尼亚（Abyssinia）之沿海，航摩森比克（Mozambique）海峡，以至马达加斯加岛边（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郑君航海，在维哥达•嘉马发见新航路前七十余年，乃亏此一篑，致成维氏之名，惜哉！”
1905年5月18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丛报》第69号发表了郑和的传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的一生放在世界航海探险史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和分析，指出：“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时则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献身海事，既发大西洋附近钵仙图群岛Port Santo、挨莎士群岛Azores、加拿里群岛Canary。（1394—1463年）未几，哥仑布遂航大西洋，发见西印度群岛，前后四度，遂启亚美利加大陆。（1440—1506年）同时，葡人维歌•达•嘉马Vasco Da Gama沿亚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达印度，回航以归欧洲。（1486—1497年）越十余年，而葡人麦折伦Magellan，横渡太平洋，启菲律宾群岛，绕世界一周。（1519—1522年）自是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也。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郑和的身平，而且可以知道在中国，并非梁翁是最早研究郑和的。
二：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研究
郑和下西洋这次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被过多的记载。今人对于这个事件的详细研究，也是从船队随行人员以及后人的笔记中找到的资料。而郑和下西洋的原始资料，包括海图与日志，都被明代一名叫刘大夏的官员付之一炬。因此，对于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因也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谈谭的《郑和下西洋动因新探》中，他对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有了新的发现：
一般对于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和目的有三种分析。一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一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郑和，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还有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所谓经济的目的，这种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廷为了与西洋诸国开展贸易，输出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输入中国所需的西洋布、香料、珍宝。寻找建文帝的说法早在明代就有人提出怀疑，他们当时认为“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能何为，文皇岂见不及此，乃摇于声形，有此举动？”（注：（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九。）其实，历经几十年的下西洋是在明成祖的统治日益巩固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样的屡次下西洋不会只是为了一个羸弱的建文帝。此种说法与明成祖的下西洋敕谕也不合。“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用意或许有之，但亦有不合之处，我们认为这并非是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其实早在洪武初年，明太祖就立下“不征异国”的条令。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颁诏于安南：“昔古帝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朕肇基江左，……以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注：《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 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明太祖实录》更有详细记载：“（洪武四年九月辛未），上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注：《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永乐七年（1409）三月，明成祖朱棣在命令郑和再次下西洋的敕谕中说：“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等人：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命，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注：《郑和家谱•敕谕海外诸番条》转引自郑鹤声 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第851页，齐鲁书社1983年10月第1版。）宣德五年（1430）六月，明宣宗朱瞻基在派遣郑和、王景弘等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中说自己已经“天命祗嗣……大统，……体祖宗之至仁”，远在海外的诸番国可能未有闻知，特地遣使往谕，并且要求：“……其各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注：《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 宣德五年六月戊寅。）因此，早在明太祖时期就制定的“不征异国条”被明成祖和明宣宗所继承，明初对海外诸国的政策和帝王们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愿望，不大可能产生“耀兵异域”的动机。尽管史载郑和的船队带有随行的兵丁达二万多人，实际上这些兵丁是用来自卫和保持海上通道的顺畅，主要是用来对付突发事件和海盗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以武摄之”，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武装护航”。就郑和本人来说他认为自己奉使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注：（明）郑和等：《天妃灵应之记碑》载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53页。）从这方面来看“耀兵异域”只是后来史家的一种猜测，“示中国富强”倒是有可能的。
既然郑和宣称自己的奉使是“赍币往赉之”，那么明廷遣使下西洋的经济目的也就有值得推敲的必要。实际上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每到一国几乎都要“开读赏赐”。当然也有船队与当地人进行贸易的记载，（注：童书业先生在《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一文中认为“郑和下西洋事有‘贸易性质’”，但也“并未主张郑和下西洋之主要使命即为‘经营贸易’”。童先生的文章见《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但是总的说来这样贸易对于明王朝来说是“亏本的交易”。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当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船队离国不久，因北京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发生火灾，朱棣下诏要求大臣对时政直言相谏，翰林侍读李时勉等言“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注：《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侍讲邹缉也上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铸铜钱，遣内官赉往外蕃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获取曾不及其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注：《续文献通考》卷十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明英宗复辟仅几个月，“欲遣都指挥马云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谏。（张）昭闻之，上疏曰：‘安内救民，国家之急务；慕外勤远，朝廷之末策……今畿辅山东仍岁灾歉……望陛下用和番之费，益以府库之财，急遣使振恤，庶饥民可救。’”（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张昭传，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郑和下西洋过去四十多年后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有宫中太监为了迎合明宪宗朱见深欲仿永乐故事，再作下海远洋的壮举，下诏索取郑和出使的航行档案。兵部尚书项忠命官吏数次入库检索郑和下西洋的旧案，皆不能得。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刘大夏说：“三宝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注：（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古里，中华书局1993年2月第1版，又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六十四 张昭传。）由此可见，作为弊政的以“赏赐”“和番”为主的贸易应该不是为了经济上的营利目的，（注：学术界一般认为当时外国的奢侈品包括香料和宝物仅供皇室和官员享用，这些物品的价格波动对于下层民众的生活影响不大，而且明廷对于“朝贡贸易”的赏赐也都远远高于“贡物”的价值，所以明人用“疲中土以奉远人”来说明“朝贡贸易”的性质。因此，以经济上的获利作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很难成立。所以《明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四 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宦官一 郑和，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
而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认为的动因是这样的：
永乐七年（1409），郑和船队第三次下西洋之前，明成祖朱棣在给南京守备等人的敕谕中说：“大明皇帝敕谕南京守备……，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合用……，尔等即便照数差拨，勿得稽延。故谕。永乐七年（1409）三月□日”（注：《郑和家谱•敕谕南京守备驸马宋彪襄城伯李隆条》转引自郑鹤声 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第851页。齐鲁书社，1983年10月第1版。）朱棣的敕谕直接指出郑和的船队是往“西域忽鲁谟斯等国公干”，也就是说郑和船队的航行目的地早已确定，那就是去西域“忽鲁谟斯”等国。
——这即是说，作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去西域诸国。
郑和本人出生于一个穆斯林家庭，这已是学术界目前公认的，最有力的证明是永乐三年（1405）礼部尚书大学士李至刚为郑和的父亲所撰写的墓志铭即《故马公墓志铭》，“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Bayan），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注：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2页。）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哈只”是人们对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的敬称，郑和的父亲、祖父都是朝觐过麦加圣地的“哈只”，可以想见郑和的家族是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注：据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的《郑和家世资料》记载，郑和是元咸阳王、云南王赛典赤•赡思丁六世孙。）明成祖选择郑和奉使西洋应当是有选择的，或许是郑和的父、祖都去过麦加，郑和在这样一个伊斯兰信仰浓厚的家庭里，他必然对西洋伊斯兰教国家的风俗、地理和语言文字有所了解。民国二十四年（1935）所立的云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称：“和之先世及同族盖曾朝天方，故和之冒险西行，亦非无因。”（注：参见余振贵 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作者同时认为，郑和作为一个穆斯林，在奉使下西洋的途中也不断传播伊斯兰教，“他的远征是为他自己对伊斯兰的忠诚所激励，在远航中，郑和还尝试着传播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阿•库斯提亚：《郑和将军：一位扮演多重角色的伟人》，载《郑和研究》2003年第1期第15页。）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七年（1409）三月，明成祖朱棣在派遣郑和再次下西洋的敕谕说自己是“一体上帝之心”才遣使西洋，他要求“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等人”要“祗顺天命”“循礼安分”以“共享太平之福”。同样，宣德五年（1430）六月，明宣宗朱瞻基在派遣郑和、王景弘等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中要求海外的诸番国“各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所谓“体上帝之心”、“祗顺天命”、“各顺天道”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伊斯兰色彩，他们认为只有各国“祗顺天命”“各顺天道”，这样大家才能“共享太平之福”。朱棣和朱瞻基都特别重视忽鲁谟斯这样遥远的西洋阿拉伯国家“祗顺天命”“各顺天道”以及和这些国家“共享太平之福”，这就是郑和七次奉使下西洋去忽鲁谟斯等国“公干”的重要内容。
——作者还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为了宣扬“天命”。
我们很难理解郑和庞大的船队是要去遥远的忽鲁谟斯“耀兵”，至于所谓“采宝”之说也不甚明了，因为郑和的船队每次出发都要装载大量的丝绸瓷器等物资，特别是在中国国内皇家御窑烧制的、主要运往西洋诸国的、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青花瓷器，每到一国又都要“开读赏赐”，船队所采回的宝物，一部分是“赏赐”过后当地首领头人的回赠，一部分是船队与当地人交易的结果。如果郑和的船队去忽鲁谟斯等阿拉伯波斯湾国家“公干”的目的是采获宝物，那么船队所采的宝物必定具有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特色，甚至具有强烈的伊斯兰风格和特征，明成祖和明宣宗嗜好这样的宝物作为自己宫中御用物品，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郑和奉使下西洋是担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既然郑和是出身穆斯林家庭的伊斯兰信徒，奉使的船队都是由内宫太监率领，船队中有郑和特地挑选的穆斯林学者和清真寺掌教阿訇，每次奉使都是在朱棣或朱瞻基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每次目的地都是去西洋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个特殊的使命就有因此，我们认为郑和奉使下西洋是担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既然郑和是出身穆斯林家庭的伊斯兰信徒，奉使的船队都是由内宫太监率领，船队中有郑和特地挑选的穆斯林学者和清真寺掌教阿訇，每次奉使都是在朱棣或朱瞻基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每次目的地都是去西洋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个特殊的使命就有从海路探寻去麦加的可能性。也许我们的立论还不充分，但是郑和奉使至少是和某种“特殊的朝廷使命”有联系因此，我们认为郑和奉使下西洋是担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既然郑和是出身穆斯林家庭的伊斯兰信徒，奉使的船队都是由内宫太监率领，船队中有郑和特地挑选的穆斯林学者和清真寺掌教阿訇，每次奉使都是在朱棣或朱瞻基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每次目的地都是去西洋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个特殊的使命就有从海路探寻去麦加的可能性。也许我们的立论还不充分，但是郑和奉使至少是和某种“特殊的朝廷使命”有联系。
——作者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从海路探寻去麦加的可能性。
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猜想
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拉开了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自郑和之后，不断有西方的航海家对未知的海洋进行探索。虽然这些探索与郑和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正是郑和的壮举昭示着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原始资料的缺失，更使得一些人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大胆的猜想，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3月英国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的“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这一论断。他发表了《１４２１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的论文，对郑和下西洋的范围进行了大胆的猜想。
在他的《<１４２１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写作缘起及郑和环球航海新证据》一文中，他这样说：
怀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我转而寻找哥伦布到达前中国人曾经访问过南美洲的证据。我找到了大批的证据——具有中国人特征体貌的人群，中国骑兵图画，带有中国人特征的DNA，迄今无法理解的标有欧洲人抵达前的巴西的多幅地图，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时所发现的在巴西当地业已存在的中国马匹、中国水稻、中国的玉石和瓷器等。
抵达南美后郑和船队驶向了何处呢？这个问题极易解决。船队可以用船帆依靠风力航行，但船体的宽度与其长度相比较大，从实用的目的来看，这意味着在起海风之前，海船勉强能够航行。船队一旦离开火地岛，惊涛骇浪和咆哮的海风将吹着它们向东驶向澳洲。船队驶过克尔格伦群岛（注：克尔格伦群岛（the Islandsof Kerguelen）：系印度洋南部的岛群。在南纬48度30分－49度30分、东经68度42分－70度35分之间，由主岛克尔格伦和300 多个小岛组成，面积6129平方公里。1772年法国人克尔格伦氏到达此岛，故以名之。）（the Islands of Kerguelen），并在澳洲西南海岸登陆。克尔格伦群岛曾在毛昆（音）1422年所绘制的海图上，图上注明中国船队确实到过克尔格伦岛，但被大风阻在了南面。
我发现了大量中国船队确实抵达过澳洲的证据。首先是在中国皇帝的御花园里养有袋鼠，这种动物在公元前388年成书的中国《山海经》里有精确的描述。自兹而后，中国古书里一直有关于澳洲的记载，称澳洲富藏矿产，在欧洲人抵达之前数世纪，中国就曾派遣大船前往澳洲开采矿产。澳洲在库克氏抵达前数世纪的欧洲人绘制的如罗兹地图（Rotz）、弗拉德地图（Vollard）、迪斯里司地图（Desliens）和皮斯雷斯地图上，事实上被标注为南美洲。当汇集了所有有关中国人访问过澳洲的证据之后，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欧洲人染指澳洲大陆之前，在秘鲁，在布鲁姆（注：布鲁姆（Broome）：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海港小城。位于大陆西北部印度洋海岸，濒临罗布克湾（Roebuck），在达尔文市西南约1100公里。）（Broome）和达尔文（注：达尔文（Darvin）：澳大利亚北部地方首府和重要港口。在帝汶海达尔文港东北入口处。1870年始建，以英国生物进化论者达尔文氏名字命名。现为澳大利亚北部矿物输出港及贸易中心。）（Darvin），在吉姆帕（注：吉姆帕（Gympie）：澳大利亚的港口。）（Gympie）东海岸，以及悉尼与纳夫喀斯特（注：纳夫喀斯特（Navcastle）：澳大利亚的港口。）（Navcastle）之间，都有中国人的定居点。
那么中国船队离开北澳洲后驶向了何方呢？毫无疑问，他们会途经斯卑司群岛（注：斯卑司群岛（the Spice Islands）：即今摩鹿加群岛（Molucca Islands ）。东印度尼西亚的群岛。）（the Spice Islands）回国。中国人航海的大量证据，在麦哲伦之前也存在。在麦氏的航海日记里描述到了诸岛都有来自美洲的中国丝绸、瓷器和玉米。
船队一旦过了斯卑司群岛，就进入了太平洋。这里的黑潮即日本暖流（the Kuroshio Current）会将船队顺时针卷入一个椭圆形航道前往加拿大西北岸的温哥华岛（注：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加拿大西南部、太平洋海岸最大岛屿。面积3.4万平方公里。 岛上多深入内陆的海湾。）（Vancouver Island），然后沿着北美太平洋海岸抵达墨西哥。从纬度上来看，在巴拿马地峡（the Isthmus of Panama）一带，船队将被海风卷回海中，经过夏威夷群岛回到中国。在太平洋沿海岸的各处，我发现了大量中国人曾经到访过俄勒岗、旧金山、洛杉矶、巴伊阿－加利福尼亚（Bahia－California）、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巴拿马的证据。
到了这个阶段，我开始日益担心起来。如果我发现的这些证据如此容易收集得到，为什么此前竟无人问津呢？是否有其他著作已经提到中国人在麦哲伦氏之前曾经环球航行世界，在达•伽玛氏（Vasco da Gama）之前曾经进入过印度洋，在哥伦布氏之前曾经发现美洲新大陆，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之前曾经发现了澳洲呢？
我发现至少在6000本书籍和文章中提到中国人或亚洲人确实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访问过那里。有关的参考文献里，包含了琐伦森氏（J.L. Sorenson）和赖沙（M.H. Raish）编写的早于哥伦布氏横过大西洋登上美洲大陆之前的著作。这便是我探索后发现的最奇特的部分。那为什么这些知识未能为广大读者所注意到呢？
及至2002年3月， 我终于拥有足够的资料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向公众提出了这些证据。事情十分凑巧，当时一家中文卫星电视台——凤凰电视台的一个影片摄制组正好在伦敦，他们决定转播我的演讲专题节目，消息就这样传遍了中国和整个东南亚，我演讲的观点由此传遍了全世界。从那天起到现在，我从世界各地不断收到新的证据。
——作者认为，他发现郑和船队曾经到达过美洲，并不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然而对此问题，中国学者有自己的说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范金民先生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发现美洲了吗?》一文中，他指出：
他的一切结论不是从材料、证据或事实出发，而是先有结论，先入为主，先认定郑和船队肯定到达了美洲等世界各地，然后依照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几张海图，将那些海图所绘视为郑和船队的实际航线，差不多将沿途出现的一切遗迹遗物、动物植物和不明真相不知年代的沉船等均作为郑和船队活动的证据，并且展开想象的翅膀，随心所欲地给郑和船队分配舰队，分配指挥官，乱定身份，乱定船队规模和人数，乱定受损船数人数，乱定航行日期，乱定船队回国时间和船数人数。在孟席斯那里，没有时代概念，没有地理概念，没有史学规范这一说。只要他的设计需要，郑和船队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驰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孟氏采用倒因为果、无视历史时代的做法，任意想像的描述和凭空推论，曲解或根本没有理解中国古籍，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孟氏关于中国式帆船“不使用指南针”的说法与郑和宝船的实际情况不符，孟氏提供的所谓郑和宝船横剖面图没有中国帆船的特征，孟氏作为证据的加勒比海沉船不能证明是郑和宝船，孟氏所举证的美洲动物、植物的事例根本不能说明与郑和船队有任何联系。
孟席斯在论证郑和船队航线时，虽然言之凿凿口气毋庸置疑，但通常是用应该、理应、会、合理的推测、论定、确信、确实、深信等推测或自我肯定的语句。他通常先是假设，推论，然后笔锋一转即以十分肯定的口气下结论。如说“第三支分＠①的指挥官并不完全确定，但是在与慕尼黑大学的Roderich Ptak教授通讯讨论后，我认为最可能的人选是周闻”，他“认为”以后，配以后来毫无关系的海图，一条周闻船队的具体航线就被他绘制出来了。全书充斥着这样经不起任何检验的荒诞做法和离奇结论。
郑和船队是从南京出发的，《郑和航海图》全称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然后又从太仓刘河出海，可到了孟席斯那里，他一再声称船队从北京出发，并绘制了从北京出发经渤海湾、黄海的航线。北京没有通海的水道，此乃常识，孟席斯根本不知道。
郑和七下西洋，次数上学界已无异议，可孟席斯弄不清楚，他说：“大部分权威人士则把他的第四次与第五次算为同一次。笔者也遵循这种见解。因此永乐十九年开始的旅程便算是第六次。”如果第四和第五两次合为一次，永乐十九年那次就是第五次，不是孟席斯说的第六次。实际上学界无人将第四第五两次合为一次。孟席斯在总结郑和第六次远航后说，“从此再也没有远人朝贡，没有伟大的科学实验，更不会有贸易与发现的远航壮举。中国进入了闭关自守的漫漫长夜”。他绝口不提郑和还有始于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他不但弄不清楚郑和七次远航的具体次数，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在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后还有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一个连郑和几次下西洋都吃不准的人，却能详尽勾勒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具体航线，实在匪夷所思。
孟席斯并不清楚江苏太仓与福建长乐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地位，他只是从他人的书中看到郑和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和《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两块碑文，因而一再将两处碑文搞反，“竟然连它们在何处都张冠李戴”。诚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业余也不能业余到如此地步吧”。
孟席斯得意地宣布：“我发现一些逃过劫难的中国文献与航海针位记录，还有几份第一手报告：两份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另一份的作者是个欧洲商人。其余资料的作者则是跟随中国的航程前进，并且发现前人的蛛丝马迹与遗留文物的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这些所谓“发现”，凡是从事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人其实都耳熟能详。他还声称“至少有一千多本书提供前哥伦布时代的中国人就旅行到美洲的铁证”，却不以证据论证，惟一提出的证据却是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了冒称该书的重要价值，他竟然说该书是逃过官员销毁的“一份中国的文件”，甚至在道听途说后说该书“但是现在已经很罕见了，亚洲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版本是全世界仅剩的孤本”。这本与郑和航海文件毫无关系的小说仅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就一次性印刷了215000册，其它版本印数更不知凡几，如此离奇的说法，只能说明孟席斯实际上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籍依据。
孟席斯不懂中文，将《隋书》中的“婆利”理解为了澳洲。他描写郑和：“他这个人身高体壮，比朱棣高出不少。有些记载说他身高超过两公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他又转引中文文献称，“我很确定中国人航行过北大西洋，因为在完成第六次航海后，郑和在中国南方的长乐县（孟席斯原文误作浏家港——译者注）的石碑就说过：‘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西域之西’和‘迤北之国’就是最北边的北国和最西边的西国，就只能解释成北美洲的大西洋岸”。一看原文可知，“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只是泛指遥远之国，并非具体指称哪些国，而明朝“臣妾”的国家也断无“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国。孟席斯说，“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孟席斯大概根本不懂中国人常用虚数，《西洋朝贡典录》描写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是不能理解为“身高超过两公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郑和所说“涉沧溟十万余里”更是不能理解成“六万公里”的。
孟席斯大概听说明初有刘基其人，所以称：“于是在永乐二年十一月（西元一四0四年十二月），朱棣命令他的两位亲信——姚广孝与刘基，率领两千一百八十位大学士共同编纂《永乐大典》，以收纳可以查考的所有文学作品与知识。这是历来最庞大的学术计划。最后产生的是四千余卷，超过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孟席斯不知道刘基已于洪武八年（1375年）去世，是不可能在永乐年间参与编纂《永乐大典》的。他这段描写更触处皆错。《永乐大典》开始编纂于永乐元年；参与其事者147人，后来重修时参与者为三千余人，不可能是“两千一百八十位大学士”，其时哪来那么多大学士；《永乐大典》最后成书是22877卷，3亿7000万字，而不是4000余卷5000万字。
孟席斯说：“永乐五年（西元一四0七年），郑和在南京设立语言学校‘四夷馆’”，“毕竟南京城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设立的”。四夷馆是明代翻译边疆民族和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是由朝廷设立的，根本不是由郑和设立的。史籍中记载的汗血马，孟席斯说，“明成祖在位期间进口了几百万匹这种马，花了不知多少银子，以至于朝廷里还专门设了一个单位‘以茶易马’，藉以节省白银的开支”。明廷以茶换易的马匹，根本不是什么汗血马，而是战马。孟席斯说：“郑和的宝船舰队在世界各地建造类似的天文台。”这是孟席斯的想像。孟席斯说，在郑和的“白色丝质外套里，总放着一个珠宝装饰的小匣子，里面装着他的阴茎和两颗睾丸。因此人们叫他‘三宝太监’。小匣子里的东西就是他的‘宝’。只要还跟着他，将来他到了阴间，便可成为完整的男人”。这样的描写，真乃野叟曝言，违背常识。书中用的插图“豪华的丝织品”，实际是清代的“童子串枝莲”妆花缎，孟席斯移花接木，遮人耳目。
——而作者从郑和船队随行人员以及后人的记录还有出土文物中找到证据，则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上述各种有关史料，可知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十月领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或十六国中之部分国家，周满曾经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很简单，根本没有抵达何处、何时抵达，何时返回以及船队损耗的确切记录。而至于周闻，根据其墓志铭，可知其为合肥人，从军太仓，曾参加了后五次的郑和下西洋远航以及永乐二十二年的航海活动，其间于永乐十三年“以劳升本卫右所副千户，世袭阶武略将军”。关于周闻所历“西洋诸国”，其墓志铭称“侯凡六往，四抵厥境”，关于他参加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墓志铭更明载，“辛丑继往，而中道取回”（注：《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铭文拓片承原太仓市博物馆沈鲁民先生提供，顺致谢忱。）。周闻参加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但中途提前返回。按照明朝出使情形，郑和下西洋的带队使者都是太监，而不是武官，周闻作为千户所副千户的下级军官，更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将周闻误成为太监，连周闻的身份都未搞清楚，更不知周闻有墓志铭存世。因此，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个人，虽都曾参加了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郑和下西洋，但都未曾到达澳洲，都未曾绕过非洲南端，更不可能抵达美洲，而且或先或后都回到了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似乎与他们的这一次航行无关。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看来只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而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它有用记载，孟席斯的“惊世之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孟席斯的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四：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局限性的研究
对于郑和下西洋，也有学者提出其局限性。在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庄国土的《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一文中，他说道：
宋代政府鼓励海外贸易。朝廷奖掖海外贸易的措施有二：一是招诱蕃商来华贸易，二是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代的海贸政策虽然时紧时松，但整体上还是鼓励海外私商贸易。宋元时期，中国海外拓殖事业至少已经达到以下程度： 1.发展大规模海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已经形成。2.宋元时期朝廷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外华商网络初步形成。3.华人聚居地出现。而明成祖一方面大规模进行朝贡贸易，一方面尽全力打击海上私商贸易和中国海上游民。并且明成祖对中国海商的打击不只限于国内。镇抚海外中国流民，也是明成祖海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明初朝廷厉行海禁，导致东南沿海人民无以为生，很多人只好犯禁出洋。明成祖的海禁政策比朱元璋更严厉，不但禁止国人出海，而且毫不掩饰武力打击中国海商和海外游民的决心。这个决心最终由郑和来实行。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除了招谕各国前来中国朝贡和开展朝贡贸易外，仍负有镇抚海外流民的职责。明成祖招诱海外游民的诏令，当由郑和舰队四出宣谕。次年回国的八百多流民，相信是应郑和宣谕而回。然而，海外万千流寓华侨谋生于斯土，其根基已相当牢固。尤其是三佛齐和东爪哇的华商集团，各有数千家部众，雄视一方，即使郑和率强大的舰队前往招谕，也不会轻易弃其基业，应诏回国。三佛齐以梁道明为首的华商集团虽然向明朝入贡，但以陈祖义为首的另一方华商集团并不轻易屈服。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遣人招谕陈祖义被拒，郑和遂整兵大破陈祖义部众，杀戮无算，并将陈祖义擒回中国处斩。郑和下西洋大规模进行的朝贡贸易也使中国海外私商贸易无利可图，明初海禁和郑和下西洋也压缩了中国海商的活动空间。最严重的是，笔者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传统关系时，对朝贡制度的实施范围和有效性一直存疑。至少在古代中国与海外各国关系中，所谓“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朝贡与册封），更多时候是中国朝廷的一厢情愿。双边贸易被中国典籍冠以“朝贡”名目，一方面是中国统治者好大喜功的虚骄心理和外国人为达通商目的而不计形式名分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彼此对双方关系形式的有意无意的误解，从而使这种形式能被接受。
——综上，作者认为：
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大航海探险，代表方兴未艾的欧洲重商主义的海外扩张，是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哥伦布航海探险成功，激起欧洲各国的航海热潮，引发了欧洲人征服异域的殖民扩张。因此，哥伦布之后有无数的哥伦布。郑和是明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下西洋的使命是发动万国来朝和推行海禁政策，其代价是耗尽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数十年积累的国力，并铲除宋元以来国人数百年建立的海外基业。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在世界航海史上堪称壮举，但其造船和航海技术也未太多超越前朝时代，所及地域也在宋元中国海商活动范围之内。而不计成本大规模役使和滥用人力财力以求宣威异域，是最愚昧和专制的朝代与君主才会为之的。明成祖的海外政策，断送了宋元以来朝野对外开放的大好趋势，因此，郑和之后，不会也不应该有第二个郑和。
关于郑和这个人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以上是对近期一些研究的总结。
